作者：英國華威大學榮譽教授羅伯特•斯吉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歷史上充斥著著名的學術論戰。在自然科學領域，結果通常是一方取得決定性勝利，優秀的科學取代愚昧的科學。如今，沒有幾個天文學家信奉托勒密的地心說，也不會有人相信燃素說。但在社會科學領域，情況就不同了：著名的論戰比比皆是，但不存在決定性的勝利。實際上，這是社會科學的特徵之一：這一領域的論戰往往曠日持久，暫時失敗的一方會重新集結力量，發起新的攻勢。
經濟學不是一門自然科學，一個明顯的例證是，經濟學史上不時發生毫無結果的論戰。一百年前，古典理論佔據統治地位。它“證明”，自由市場會自動自我調整到充分就業狀態。市場會持續地處於充分就業狀態，即使一時受到外部衝擊而發生偏離，也會迅速恢復到充分就業狀態。唯一能夠破壞市場“無形之手”運轉的，只有政府干預這只“有形之手”。
後來，隨著1929-32年“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到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登上了歷史舞臺。凱恩斯“證明”，市場不具備自動實現充分就業的傾向。“無形之手”的失敗，為政府實施旨在維持充分就業的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大約30年的時間裏，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及經濟政策中佔據著主導地位。哈佛稱王，芝加哥毫無地位。但芝加哥只不過是在臥薪嚐膽。上世紀60年代，它發起了反攻。擔任統帥的是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一批聰明傑出的年輕門徒追隨著他。他們所要做的，是恢復古典理論的地位。他們“證明”，市場會瞬間（或近乎瞬間）地自我調整到充分就業狀態。由於採用數學形式來表述，他們的證明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適應性預期、理性預期、實際商業週期理論、有效金融市場理論，它們全都出自芝加哥學派，提出這些理論的人則摘取了諾貝爾獎。
政策制定者並不懂數學，但他們抓住了要領：市場是好的，政府是不好的。凱恩斯主義者敗退了。在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和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之後，凱恩斯主義者的充分就業政策遭到摒棄，市場監管逐步放寬。隨後到來的，就是當前這場可與“大蕭條”相提並論的經濟危機，學術論戰也再次打響。
博客圈的常客們肯定知道，當前這場論戰主要圍繞“刺激措施”的效果展開。英國《金融時報》的讀者們，會隱隱在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5月30日撰寫的專欄文章——《給執著于凱恩斯的經濟學家上歷史課》——裏聞到一絲硝煙味*。早在4月30日於紐約舉行的一次公開研討會上，弗格森就與經濟學家、《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展開了爭論。
歷史學家弗格森斷言，巨額財政赤字會推高長期利率。這意味著，巨額赤字不會帶來任何刺激效果：公共支出只會“擠出”私人支出。被激怒的克魯格曼在博客上回應道，凱恩斯早已證明，這種擠出效應只有在充分就業狀態下才會發生：如果存在閒置資源，財政赤字就不會在不推動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推高利率。弗格森教授的無知言論只能證明，“我們生活在宏觀經濟學的‘黑暗時代'，得來不易的知識已被徹底拋在腦後”。
然而，這不是一場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之間的戰爭，而是經濟學專業領域內的戰爭——交戰雙方是新古典經濟學家與新凱恩斯主義者。有意思的是，它幾乎就是1929-30年凱恩斯與英國財政部那場爭論的重演。英國財政部當時的觀點是，依靠發債融資的公共支出，勢必擠出等量的私人支出。凱恩斯回應道，如果是這樣的話，任何加大私人支出的舉措也會具有同樣的效果。“簡而言之，認為絕對無法增加就業的宿命論觀點是毫無依據的。”
後來，英國財政部退而採取了一種更具防守性的立場。它辯稱，增加政府支出的危險，不在於“實際”擠出資源，而在於“從心理上”擠出。如果人們對政府的償付能力產生懷疑——克魯格曼承認存在這種隱憂——就可能導致資本外逃，從而推高政府的舉債成本。
我們一定要將同樣的論據反復列舉嗎？在這場特定的爭論中，我站在克魯格曼一邊，但我不認為弗格森的立場是倒退到了經濟學的燃素說。這等於是將經濟學當作自然科學看待。凱恩斯從不這樣認為，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學探討的物件總是在不斷變化。
凱恩斯的觀點是，在不同時期，我們需要不同的經濟學模型。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之所以精妙，就是因為包羅了種種適用於不同條件的模型。市場可能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理論所描述的方式運轉的，但並非必須如此。因此，重要的是採取措施預防不良行為。最後要說的是，凱恩斯革命並不是優秀的科學戰勝了愚昧的科學，而是良好的判斷戰勝了糟糕的判斷。
本文作者斯吉德爾斯基勳爵的新書《凱恩斯：大師歸來》（John Maynard 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將於9月份由Allen Lane出版
* 見FT中文網《給克魯格曼上歷史課》一文
譯者/岱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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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une 2009
2 June 2009
從通用汽車破產看美國命運
作者：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1953年，當艾森豪(Eisenhower)提名通用汽車(GM)總裁查理•威爾遜(Charlie Wilson)擔任美國國防部長時，威爾遜在確認這一任命的參議院聽證會上，提出了當時的一個傳統觀點。當被問及他是否會做出對美國有利、但對通用汽車不利的決定時，他給出了肯定答復。
接著，他向他們保證，這種衝突永遠不會出現。“我想不出來會出現這種衝突，因為多年來，我一直認為，對我們國家有利的事情，就對通用汽車有利，反之亦然。我們的公司規模過於龐大。它與國家的福祉是連在一起的。”
威爾遜只是稍微有些誇張。當時，通用汽車的命運與美國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1953年，通用汽車是全球最大製造商，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徵。它創造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通用汽車在50年代的擴張，被譽為阻止了商業滑坡。它也是美國最大的雇主，向員工支付絕對達到中產階級水準的薪資，外帶慷慨福利。
如今，沃爾瑪(Walmart)是美國最大雇主，豐田汽車(Toyota)是全球最大汽車製造商，而通用汽車申請了破產保護。威爾遜1953年所說的那些讓人放心的話，現在聽來有些諷刺意味。對美國還是對通用汽車有利的事情幾乎沒有差別，因為通用汽車很快將被美國納稅人所有，他們已付出逾600億美元收購該公司。
然而，美國納稅人為何希望收購當今的通用汽車呢？原因肯定不是當經濟復蘇時，該公司的股票將帶來高回報。多年來，通用汽車一直在走下坡路。上世紀60年代，消費者利益的維護者拉爾夫•內德(Ralph Nader)揭露，通用生產的汽車不安全。70年代，中東產油國的行動顯示，通用生產的汽車不經濟。80年代，日本汽車製造商的成就，則暴露出通用生產的汽車不可靠而且昂貴。許多較年輕的美國人從來沒有買過通用汽車，也不會想買。鑒於這種記錄，納稅人連自己的600億美元會否得到償還都有疑問。但得到償還本身不會是紓困的主要目標。想必，紓困的理由是服務於某種更大的公共目的。但這個目標不明顯。
它不可能是保護該公司的就業，因為美國財政部已表明，通用汽車必須瘦身，才能得到資金。該公司計畫關閉6家工廠，進一步裁員至少2萬。該公司已裁減了經銷商網路。
目的也不可能是締造一家精簡的、沒有債務負擔的新公司，未來可能會盈利。這是私營部門應該靠自己實現的目標，也是破產重組要做的事情。
紓困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製造新一代節能汽車。美國國會已向汽車製造商提供了這方面的資金。另外，美國財政部已表示，它無意成為積極投資者，也無意告訴汽車業要製造什麼樣的汽車。
我能想到的唯一現實的紓困目的，是減緩通用汽車的衰落速度，爭取足夠多的時間，讓其員工、供應商、經銷商以及社區適應其最終的滅亡。然而，如果這是目的，那麼除了收購通用汽車之外，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分配600億美元？這筆資金還不如用於幫助美國中西部經濟從汽車轉向其他領域。資金可用來對汽車業工人進行再培訓，並在他們接受再培訓期間持續發放失業保險金。
但美國政界人士不敢公開討論產業調整，因為公眾不希望聽到這個。一個強大的選民群體希望保留就業和社區，而不惜任何公共成本。另一個同樣強大的群體則希望，讓市場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而不管短期社會成本如何。民意調查顯示，多數美國人反對挽救通用汽車，但如果他們自己的工作面臨風險，我肯定他們的看法將會不同。
因此，奧巴馬政府實際上正出資600億美元，收買這兩大群體。政府正告訴第一個群體，依賴通用汽車的就業和社區，將因為紓困而得到更好的保留，同時告訴第二個群體，納稅人和債權人將因此得到報酬。但它沒有把全部真相告訴任何人：通用汽車終將消失。紓困旨在讓美國經濟贏得時間，以降低這一打擊的社會成本。
在這一切的背後，是公眾越來越嚴重的擔憂，通用汽車的滅亡是其中很小、但很說明問題的一部分。半個世紀以前，美國中產階級的富足，是民主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大勝利之一。到威爾遜離開通用汽車的時候，美國幾乎一半的家庭都達到了中等收入水準，而多數一家之主並非專業人士或高管，而是技能嫺熟和半熟練的工廠工人。就業穩定，醫療福利有保障。美國人當時在經濟上正變得更為平等。
但從30年前開始，上述趨勢發生了逆轉。不需要大學學歷的中產階級職位在消失。就業保障幾乎已不存在。國家正變得更不平等。繁盛時期的通用汽車，曾是經濟保障和富裕擴散的模版。其衰落映襯了兩者的消失。
中產階級納稅人擔心，他們負擔不起拯救通用汽車等公司的成本。然而，他們還擔心，他們經受不起失去自己工作的後果。威爾遜的格言也完全顛倒：在許多方面，對通用汽車不利的事情，對美國很多人也不利。
本文作者是美國前勞工部長、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其最新著作名為《超級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
譯者/梁豔裳
1953年，當艾森豪(Eisenhower)提名通用汽車(GM)總裁查理•威爾遜(Charlie Wilson)擔任美國國防部長時，威爾遜在確認這一任命的參議院聽證會上，提出了當時的一個傳統觀點。當被問及他是否會做出對美國有利、但對通用汽車不利的決定時，他給出了肯定答復。
接著，他向他們保證，這種衝突永遠不會出現。“我想不出來會出現這種衝突，因為多年來，我一直認為，對我們國家有利的事情，就對通用汽車有利，反之亦然。我們的公司規模過於龐大。它與國家的福祉是連在一起的。”
威爾遜只是稍微有些誇張。當時，通用汽車的命運與美國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1953年，通用汽車是全球最大製造商，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徵。它創造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通用汽車在50年代的擴張，被譽為阻止了商業滑坡。它也是美國最大的雇主，向員工支付絕對達到中產階級水準的薪資，外帶慷慨福利。
如今，沃爾瑪(Walmart)是美國最大雇主，豐田汽車(Toyota)是全球最大汽車製造商，而通用汽車申請了破產保護。威爾遜1953年所說的那些讓人放心的話，現在聽來有些諷刺意味。對美國還是對通用汽車有利的事情幾乎沒有差別，因為通用汽車很快將被美國納稅人所有，他們已付出逾600億美元收購該公司。
然而，美國納稅人為何希望收購當今的通用汽車呢？原因肯定不是當經濟復蘇時，該公司的股票將帶來高回報。多年來，通用汽車一直在走下坡路。上世紀60年代，消費者利益的維護者拉爾夫•內德(Ralph Nader)揭露，通用生產的汽車不安全。70年代，中東產油國的行動顯示，通用生產的汽車不經濟。80年代，日本汽車製造商的成就，則暴露出通用生產的汽車不可靠而且昂貴。許多較年輕的美國人從來沒有買過通用汽車，也不會想買。鑒於這種記錄，納稅人連自己的600億美元會否得到償還都有疑問。但得到償還本身不會是紓困的主要目標。想必，紓困的理由是服務於某種更大的公共目的。但這個目標不明顯。
它不可能是保護該公司的就業，因為美國財政部已表明，通用汽車必須瘦身，才能得到資金。該公司計畫關閉6家工廠，進一步裁員至少2萬。該公司已裁減了經銷商網路。
目的也不可能是締造一家精簡的、沒有債務負擔的新公司，未來可能會盈利。這是私營部門應該靠自己實現的目標，也是破產重組要做的事情。
紓困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製造新一代節能汽車。美國國會已向汽車製造商提供了這方面的資金。另外，美國財政部已表示，它無意成為積極投資者，也無意告訴汽車業要製造什麼樣的汽車。
我能想到的唯一現實的紓困目的，是減緩通用汽車的衰落速度，爭取足夠多的時間，讓其員工、供應商、經銷商以及社區適應其最終的滅亡。然而，如果這是目的，那麼除了收購通用汽車之外，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分配600億美元？這筆資金還不如用於幫助美國中西部經濟從汽車轉向其他領域。資金可用來對汽車業工人進行再培訓，並在他們接受再培訓期間持續發放失業保險金。
但美國政界人士不敢公開討論產業調整，因為公眾不希望聽到這個。一個強大的選民群體希望保留就業和社區，而不惜任何公共成本。另一個同樣強大的群體則希望，讓市場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而不管短期社會成本如何。民意調查顯示，多數美國人反對挽救通用汽車，但如果他們自己的工作面臨風險，我肯定他們的看法將會不同。
因此，奧巴馬政府實際上正出資600億美元，收買這兩大群體。政府正告訴第一個群體，依賴通用汽車的就業和社區，將因為紓困而得到更好的保留，同時告訴第二個群體，納稅人和債權人將因此得到報酬。但它沒有把全部真相告訴任何人：通用汽車終將消失。紓困旨在讓美國經濟贏得時間，以降低這一打擊的社會成本。
在這一切的背後，是公眾越來越嚴重的擔憂，通用汽車的滅亡是其中很小、但很說明問題的一部分。半個世紀以前，美國中產階級的富足，是民主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大勝利之一。到威爾遜離開通用汽車的時候，美國幾乎一半的家庭都達到了中等收入水準，而多數一家之主並非專業人士或高管，而是技能嫺熟和半熟練的工廠工人。就業穩定，醫療福利有保障。美國人當時在經濟上正變得更為平等。
但從30年前開始，上述趨勢發生了逆轉。不需要大學學歷的中產階級職位在消失。就業保障幾乎已不存在。國家正變得更不平等。繁盛時期的通用汽車，曾是經濟保障和富裕擴散的模版。其衰落映襯了兩者的消失。
中產階級納稅人擔心，他們負擔不起拯救通用汽車等公司的成本。然而，他們還擔心，他們經受不起失去自己工作的後果。威爾遜的格言也完全顛倒：在許多方面，對通用汽車不利的事情，對美國很多人也不利。
本文作者是美國前勞工部長、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其最新著作名為《超級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
譯者/梁豔裳
20 May 2009
謊報學歷的億萬富翁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馬修•加拉漢(Matthew Garrahan)
好萊塢(Hollywood)盛傳，當大衛•格芬(David Geffen)得到其在紐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人才仲介公司郵件室的第一份工作時，他曾謊稱自己擁有大學學位。
攔截學校證明信函
當時是1964年，有學位是其被雇傭的條件之一，於是，格芬就跟他的老闆說，他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簡稱UCLA）就讀。當一封來自該學校的信對他的說法提出質疑時，他在郵件室內截住了這封信，用蒸汽將其拆開，然後用一封假信掉了包。此舉十分大膽，如果他被抓住，他將會被解雇。不過，他後來的成就表明，即使威廉•莫里斯拒絕了他，也不會阻止他走向成功。
最近，這位66歲的億萬富翁被傳有意收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這將使他的事業範圍擴展至報業。在其事業生涯裏，他已經主宰了音樂界，製作了一系列百老匯歌舞劇，創建了夢工廠(Dreamworks SKG)——數十年來第一家真正獨立的電影製片廠——還收集了世界上最令人驚歎的一部分現代藝術品。
他的童年與現在億萬富翁的生活方式大相徑庭。格芬出生於紐約的布魯克林，父母分別來自波蘭和俄羅斯。母親巴蒂亞(Batya)擁有一家胸衣商店，而父親亞伯拉罕(Abraham)是服裝業的一名製版師。他的家庭並不富裕，但母親向他灌輸了工作觀念，並總喜歡引用諺語，例如：“如果什麼事看上去好的令人難以置信，那麼你最好別信。”格芬也喜歡說格言，他35年的老友兼合夥人傑佛瑞•卡岑貝格(Jeffrey Katzenberg)如是說。他們二人連同斯蒂芬•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一起創建了夢工廠。“他受媽媽的影響極深，常常引用她的話，”卡岑貝格說道。
格芬勉強讀完了高中，在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嘗試念了一個學期，就投奔了好萊塢。19歲時，他成為哥倫比亞電視城的一名引座員，第一天上班，他就被派到《茱蒂•嘉蘭秀》(The Judy Garland Show)。他從電影城回到紐約，進入威廉•莫里斯，他的同齡人包括知名藝術經紀商拉裏•加高西安(Larry Gagosian)，以及後來成為朋友的巴里•迪勒(Barry Diller)，迪勒後來執掌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Fox)。
學會“讀懂辦公室”
郵件室的工作非常艱苦，格芬後來回憶道，他還要添加液體肥皂，更換廁所手紙。但這家公司教給了他一些至關重要的經驗，例如如何建立人際關係並贏得信任。在大衛•蘭森(David Rensin) 2003年出版的有關這家公司的書《郵件室》(The Mailroom)中，格芬回憶自己學著如何去“讀懂辦公室……我在心中對每件事都做了筆記”。
卡岑貝格與格芬初次相遇時是迪勒的助手，他稱他的朋友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吸收大量資訊，並迅速保留那些重要資訊。但他取得成功並非靠墨守成規。“他的一個奇妙特點是，他並非那種A型性格——每天早早起床，日程排得滿滿的，”卡岑貝格說道。“這不是從他身上挖掘最大價值的方式，他也知道這一點。
到25歲左右時，通過出售擁有一半所有權的音樂出版公司，格芬已成為了一名百萬富翁。1970年，他創建了孕育出老鷹樂隊(The Eagles)和約尼•米切爾(Joni Mitchell)等藝人的Asylum Records唱片公司，進一步增強了影響力。70年代末對他要艱難一些：他被誤診為癌症，停止工作數年之久。但1980年他又東山再起，創建了Geffen Records唱片公司，開創了“槍與玫瑰”(Guns N'Roses)和“涅磐”(Nirvana)樂隊的事業。
Geffen Records唱片公司將格芬推入了超級富豪行列。該公司創建10年後，他將商標權出售給了盧•沃瑟曼(Lew Wasserman)旗下的MCA好萊塢唱片公司，當日本松下集團(Matsushita)收購MCA時，格芬所持股份為其最終賺得了7億美元的利潤。
公開同性戀
70年代，格芬與唱作人雪兒(Cher)保持了很長一段關係。但MCA出售2年後，他公開澄清自己是名同性戀。這令人寬慰，他的朋友、設計師喀爾文•克萊恩(Calvin Klein) 1993年這樣對一名採訪者說。“男同性戀未必被視為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他感到自己應公開這件事，這也是為自己好。”
然而，作為一名商人，很少有誰能與格芬相媲美。出售MCA給他帶來的所得，大大擴充了他從藝術、股票和房地產投資中獲得的財富。格芬的藝術收藏價值估計高達20億美元，其中包括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賈斯珀•鐘斯(Jasper Johns)和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的作品。3年前，他以1.4億美元的創紀錄高價，出售了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一幅作品。
他喜愛豪華地產，斥資4750萬美元在比佛利山購買了一幢傑克•華納(Jack Warner)建造的豪宅。後者是好萊塢的顯赫人物，也是華納兄弟(Warner Brothers)的聯合創始人。但格芬還成為了一名慷慨的慈善家，向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UCLA)醫學院捐贈了2億美元，此外還為愛滋病相關研究捐贈了數百萬美元。在他創建夢工廠時，就承諾將從中所獲收益捐獻給慈善事業。
與克林頓鬧翻
多年的捐款，以及為民主黨候選人招待募款人，賦予了他相當的政治影響力。格芬曾為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總統大選募集了數百萬美元，並兩次下榻白宮做客。但由於克林頓特赦了流亡的金融家馬克•裏奇(Marc Rich)，二人從此鬧翻。去年的大選中，格芬轉而為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效忠。在《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他對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進行了極具破壞性的打擊。“政界無人不撒謊，”他對採訪者說道，“但（克林頓夫婦）做得如此從容不迫，這令人不安。”
從政見上講，格芬是一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但他的朋友中包括魯珀特•默多克。他練習瑜伽，極度忠誠，但也殘酷無情：他不怕挑戰他認為對自己或朋友不公的人。就在最近，他與收購了夢工廠的派拉蒙(Paramount)董事長布拉德•格雷(Brad Grey)就夢工廠從其影片所獲榮譽（或者說榮譽太少）發生了衝突。他還與邁克爾•奧維茨(Michael Ovitz)長期不和。奧維茨從前是頂級經紀人，曾短暫地擔任過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二把手。
鑒於報業的低迷現狀，格芬的自信和活力可能會吸引掌控《紐約時報》的奧克斯-蘇茲伯格(Ochs-Sulzberger)家族。格芬在《郵件室》一書中表示：“如果你希望成功，那麼你最好別太在乎其他人對你行為的看法。我野心勃勃。一些人會想：這個傢伙是誰？他沒念過大學。個子那麼矮，長相平平。他怎敢這樣？”
譯者/董琴、陳雲飛
好萊塢(Hollywood)盛傳，當大衛•格芬(David Geffen)得到其在紐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人才仲介公司郵件室的第一份工作時，他曾謊稱自己擁有大學學位。
攔截學校證明信函
當時是1964年，有學位是其被雇傭的條件之一，於是，格芬就跟他的老闆說，他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簡稱UCLA）就讀。當一封來自該學校的信對他的說法提出質疑時，他在郵件室內截住了這封信，用蒸汽將其拆開，然後用一封假信掉了包。此舉十分大膽，如果他被抓住，他將會被解雇。不過，他後來的成就表明，即使威廉•莫里斯拒絕了他，也不會阻止他走向成功。
最近，這位66歲的億萬富翁被傳有意收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這將使他的事業範圍擴展至報業。在其事業生涯裏，他已經主宰了音樂界，製作了一系列百老匯歌舞劇，創建了夢工廠(Dreamworks SKG)——數十年來第一家真正獨立的電影製片廠——還收集了世界上最令人驚歎的一部分現代藝術品。
他的童年與現在億萬富翁的生活方式大相徑庭。格芬出生於紐約的布魯克林，父母分別來自波蘭和俄羅斯。母親巴蒂亞(Batya)擁有一家胸衣商店，而父親亞伯拉罕(Abraham)是服裝業的一名製版師。他的家庭並不富裕，但母親向他灌輸了工作觀念，並總喜歡引用諺語，例如：“如果什麼事看上去好的令人難以置信，那麼你最好別信。”格芬也喜歡說格言，他35年的老友兼合夥人傑佛瑞•卡岑貝格(Jeffrey Katzenberg)如是說。他們二人連同斯蒂芬•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一起創建了夢工廠。“他受媽媽的影響極深，常常引用她的話，”卡岑貝格說道。
格芬勉強讀完了高中，在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嘗試念了一個學期，就投奔了好萊塢。19歲時，他成為哥倫比亞電視城的一名引座員，第一天上班，他就被派到《茱蒂•嘉蘭秀》(The Judy Garland Show)。他從電影城回到紐約，進入威廉•莫里斯，他的同齡人包括知名藝術經紀商拉裏•加高西安(Larry Gagosian)，以及後來成為朋友的巴里•迪勒(Barry Diller)，迪勒後來執掌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Fox)。
學會“讀懂辦公室”
郵件室的工作非常艱苦，格芬後來回憶道，他還要添加液體肥皂，更換廁所手紙。但這家公司教給了他一些至關重要的經驗，例如如何建立人際關係並贏得信任。在大衛•蘭森(David Rensin) 2003年出版的有關這家公司的書《郵件室》(The Mailroom)中，格芬回憶自己學著如何去“讀懂辦公室……我在心中對每件事都做了筆記”。
卡岑貝格與格芬初次相遇時是迪勒的助手，他稱他的朋友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吸收大量資訊，並迅速保留那些重要資訊。但他取得成功並非靠墨守成規。“他的一個奇妙特點是，他並非那種A型性格——每天早早起床，日程排得滿滿的，”卡岑貝格說道。“這不是從他身上挖掘最大價值的方式，他也知道這一點。
到25歲左右時，通過出售擁有一半所有權的音樂出版公司，格芬已成為了一名百萬富翁。1970年，他創建了孕育出老鷹樂隊(The Eagles)和約尼•米切爾(Joni Mitchell)等藝人的Asylum Records唱片公司，進一步增強了影響力。70年代末對他要艱難一些：他被誤診為癌症，停止工作數年之久。但1980年他又東山再起，創建了Geffen Records唱片公司，開創了“槍與玫瑰”(Guns N'Roses)和“涅磐”(Nirvana)樂隊的事業。
Geffen Records唱片公司將格芬推入了超級富豪行列。該公司創建10年後，他將商標權出售給了盧•沃瑟曼(Lew Wasserman)旗下的MCA好萊塢唱片公司，當日本松下集團(Matsushita)收購MCA時，格芬所持股份為其最終賺得了7億美元的利潤。
公開同性戀
70年代，格芬與唱作人雪兒(Cher)保持了很長一段關係。但MCA出售2年後，他公開澄清自己是名同性戀。這令人寬慰，他的朋友、設計師喀爾文•克萊恩(Calvin Klein) 1993年這樣對一名採訪者說。“男同性戀未必被視為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他感到自己應公開這件事，這也是為自己好。”
然而，作為一名商人，很少有誰能與格芬相媲美。出售MCA給他帶來的所得，大大擴充了他從藝術、股票和房地產投資中獲得的財富。格芬的藝術收藏價值估計高達20億美元，其中包括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賈斯珀•鐘斯(Jasper Johns)和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的作品。3年前，他以1.4億美元的創紀錄高價，出售了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一幅作品。
他喜愛豪華地產，斥資4750萬美元在比佛利山購買了一幢傑克•華納(Jack Warner)建造的豪宅。後者是好萊塢的顯赫人物，也是華納兄弟(Warner Brothers)的聯合創始人。但格芬還成為了一名慷慨的慈善家，向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UCLA)醫學院捐贈了2億美元，此外還為愛滋病相關研究捐贈了數百萬美元。在他創建夢工廠時，就承諾將從中所獲收益捐獻給慈善事業。
與克林頓鬧翻
多年的捐款，以及為民主黨候選人招待募款人，賦予了他相當的政治影響力。格芬曾為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總統大選募集了數百萬美元，並兩次下榻白宮做客。但由於克林頓特赦了流亡的金融家馬克•裏奇(Marc Rich)，二人從此鬧翻。去年的大選中，格芬轉而為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效忠。在《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他對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進行了極具破壞性的打擊。“政界無人不撒謊，”他對採訪者說道，“但（克林頓夫婦）做得如此從容不迫，這令人不安。”
從政見上講，格芬是一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但他的朋友中包括魯珀特•默多克。他練習瑜伽，極度忠誠，但也殘酷無情：他不怕挑戰他認為對自己或朋友不公的人。就在最近，他與收購了夢工廠的派拉蒙(Paramount)董事長布拉德•格雷(Brad Grey)就夢工廠從其影片所獲榮譽（或者說榮譽太少）發生了衝突。他還與邁克爾•奧維茨(Michael Ovitz)長期不和。奧維茨從前是頂級經紀人，曾短暫地擔任過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二把手。
鑒於報業的低迷現狀，格芬的自信和活力可能會吸引掌控《紐約時報》的奧克斯-蘇茲伯格(Ochs-Sulzberger)家族。格芬在《郵件室》一書中表示：“如果你希望成功，那麼你最好別太在乎其他人對你行為的看法。我野心勃勃。一些人會想：這個傢伙是誰？他沒念過大學。個子那麼矮，長相平平。他怎敢這樣？”
譯者/董琴、陳雲飛
8 March 2009
【FT】向法國取經
作者：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院長霍華德•大衛斯爵士(Sir Howard Davies)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這場痛苦的金融危機挑戰了所有發達國家政府的正統經濟學說。對平衡預算的長期信念遭到拋棄。在歐洲，穩定與增長協定已從視線中消失。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黃金法則已被熔化掉，與祖傳銀器一道賣出。
但西方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府的政治計畫遇到了更大的挑戰。在經濟領域，他們能夠回過頭去求助於凱恩斯(Keynes)，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新財政現實主義尋求智力支撐。從政治角度而言，解釋政府的新作用更為困難。政府應在哪個領域進行干預，如何干預？公有制在短期內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最後會如何？目前的狀況是否失常，或長期而言，我們是否需要考慮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建立新的社會契約？在英國，我們是否正見證著柴契爾-布雷爾主義(Thatcher-Blairism)的臨終痛苦，如果是這樣，是什麼野獸正蹣跚走向威斯敏斯特去投胎？
當然，其他國家也面臨著類似問題，但環境不同，其後果對現有秩序的威脅也沒有那麼大。華盛頓出現了一種名為“變化”的新意識形態。它可能需要充實內容，但已徹底脫離了布希(Bush)學說。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不需要像布朗不得不做的那樣，努力協調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與過去的做法。無論如何，美國人民對意識形態不那麼感興趣。
在歐洲其他國家，政府轉向關於政府角色的新說辭要更為容易。法國總統尼古拉斯•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更像是一個實幹家，而非哲學王。確實如此。但在他的背後和周圍，以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為首的政府官員正在構建新的說法。對於菲永而言，這場危機是創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義戴高樂主義(Gaullism)的一個機會。在今年1月在巴黎發表的一次吸引人的演講中，他將其稱為“經濟效率、資本主義和社會公正的綜合體”；接著他用戴高樂將軍應該會喜歡的辭彙，將其稱為“對面對歷史簡化和破壞力量的人類狀況的一種看法”。巴黎的宴會上永遠少不了關於人類狀況和命運力量的辯論。
但菲永的戴高樂主義也具有實用性。他對“政府的回歸”和採取重大經濟決策的必要性進行了渲染，回顧了前戴高樂派政府在核能和高速列車領域做出的戰略選擇。因此政府在經濟中的新角色非常適合他。
德國人的掙扎更痛苦。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政府很難認同有必要出臺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但與英國保守黨相比，承諾共決權（工人擁有董事會席位）和社會對話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更能適應干預的角色。上周，德國內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發表了一次發人深省的演講。他描述了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弗裏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與聯邦及地區政府持續的、帶有強烈地方主義和多樣性色彩的正面角色之間的和諧共處。例如，公共部門應培育致力於小企業和零售客戶的地方銀行。
在英國，保守黨和工黨都在努力重新定義其對政府和市場的態度。關於監管的各種論調（更多監管、更少監管、放鬆監管、輕度監管），均無實質內容。兩黨都不喜歡國有化這個字眼，實際上多數選民也不喜歡。法國和德國能夠回憶成功的國有企業，但我們很難記起政府涉足工業或金融何時是一個解決方案，而非問題。
因此，在意識形態的真空裏，我們的政治目前已筋疲力盡。這可能很危險：這是在邀請極左和極右勢力兜售他們帶騙人的確定性。我們聽說在政府內部，兩派人正在進行辯論，一派人希望從令人遺憾的短期必要性的角度來論證政府的新角色，另一派則認為需要從長期、積極的角度重新定義。最近還出現了第三條路，英國商務大臣曼德爾森爵士(Lord Mandelson)沒有發表的書面演講中對此進行了闡述：在當前環境下，選民對新的政治願景不感興趣。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隨時準備收拾衰退的殘局。
我懷疑這是否可行，我認為，工黨和保守黨必須找到一種新方式來談論政府在陷入困境的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根據菲永有利於自由貿易的定義，英國版本的戴高樂主義可能會讓人樂於接受。英國保守黨領袖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可能認為，前財政大臣肯•克拉克(Ken Clarke)的拉夫堡選區就相當於英國的科隆貝雙教堂(Colombey-les-deux-Eglises)——上世紀50年代，戴高樂就在此等待著重返政壇的召喚。布朗認為也許是布魯塞爾，因此把曼德爾森爵士從那裏召回。然而，迄今為止，任何一位回歸的英雄都沒有提出新的哲學。
我們可能需要更為明確地從法國人那裏借用經驗。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理們都不會堅持很長時間，特別是在他們成功且受歡迎的情況下。菲永的妻子是威爾士人，他在英國有強大的人脈。在英吉利海峽的這一邊，第二份工作可能正等著他。
本文作者是倫敦經濟學院院長
譯者/梁豔裳
這場痛苦的金融危機挑戰了所有發達國家政府的正統經濟學說。對平衡預算的長期信念遭到拋棄。在歐洲，穩定與增長協定已從視線中消失。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黃金法則已被熔化掉，與祖傳銀器一道賣出。
但西方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府的政治計畫遇到了更大的挑戰。在經濟領域，他們能夠回過頭去求助於凱恩斯(Keynes)，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新財政現實主義尋求智力支撐。從政治角度而言，解釋政府的新作用更為困難。政府應在哪個領域進行干預，如何干預？公有制在短期內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最後會如何？目前的狀況是否失常，或長期而言，我們是否需要考慮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建立新的社會契約？在英國，我們是否正見證著柴契爾-布雷爾主義(Thatcher-Blairism)的臨終痛苦，如果是這樣，是什麼野獸正蹣跚走向威斯敏斯特去投胎？
當然，其他國家也面臨著類似問題，但環境不同，其後果對現有秩序的威脅也沒有那麼大。華盛頓出現了一種名為“變化”的新意識形態。它可能需要充實內容，但已徹底脫離了布希(Bush)學說。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不需要像布朗不得不做的那樣，努力協調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與過去的做法。無論如何，美國人民對意識形態不那麼感興趣。
在歐洲其他國家，政府轉向關於政府角色的新說辭要更為容易。法國總統尼古拉斯•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更像是一個實幹家，而非哲學王。確實如此。但在他的背後和周圍，以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為首的政府官員正在構建新的說法。對於菲永而言，這場危機是創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義戴高樂主義(Gaullism)的一個機會。在今年1月在巴黎發表的一次吸引人的演講中，他將其稱為“經濟效率、資本主義和社會公正的綜合體”；接著他用戴高樂將軍應該會喜歡的辭彙，將其稱為“對面對歷史簡化和破壞力量的人類狀況的一種看法”。巴黎的宴會上永遠少不了關於人類狀況和命運力量的辯論。
但菲永的戴高樂主義也具有實用性。他對“政府的回歸”和採取重大經濟決策的必要性進行了渲染，回顧了前戴高樂派政府在核能和高速列車領域做出的戰略選擇。因此政府在經濟中的新角色非常適合他。
德國人的掙扎更痛苦。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政府很難認同有必要出臺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但與英國保守黨相比，承諾共決權（工人擁有董事會席位）和社會對話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更能適應干預的角色。上周，德國內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發表了一次發人深省的演講。他描述了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弗裏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與聯邦及地區政府持續的、帶有強烈地方主義和多樣性色彩的正面角色之間的和諧共處。例如，公共部門應培育致力於小企業和零售客戶的地方銀行。
在英國，保守黨和工黨都在努力重新定義其對政府和市場的態度。關於監管的各種論調（更多監管、更少監管、放鬆監管、輕度監管），均無實質內容。兩黨都不喜歡國有化這個字眼，實際上多數選民也不喜歡。法國和德國能夠回憶成功的國有企業，但我們很難記起政府涉足工業或金融何時是一個解決方案，而非問題。
因此，在意識形態的真空裏，我們的政治目前已筋疲力盡。這可能很危險：這是在邀請極左和極右勢力兜售他們帶騙人的確定性。我們聽說在政府內部，兩派人正在進行辯論，一派人希望從令人遺憾的短期必要性的角度來論證政府的新角色，另一派則認為需要從長期、積極的角度重新定義。最近還出現了第三條路，英國商務大臣曼德爾森爵士(Lord Mandelson)沒有發表的書面演講中對此進行了闡述：在當前環境下，選民對新的政治願景不感興趣。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隨時準備收拾衰退的殘局。
我懷疑這是否可行，我認為，工黨和保守黨必須找到一種新方式來談論政府在陷入困境的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根據菲永有利於自由貿易的定義，英國版本的戴高樂主義可能會讓人樂於接受。英國保守黨領袖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可能認為，前財政大臣肯•克拉克(Ken Clarke)的拉夫堡選區就相當於英國的科隆貝雙教堂(Colombey-les-deux-Eglises)——上世紀50年代，戴高樂就在此等待著重返政壇的召喚。布朗認為也許是布魯塞爾，因此把曼德爾森爵士從那裏召回。然而，迄今為止，任何一位回歸的英雄都沒有提出新的哲學。
我們可能需要更為明確地從法國人那裏借用經驗。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理們都不會堅持很長時間，特別是在他們成功且受歡迎的情況下。菲永的妻子是威爾士人，他在英國有強大的人脈。在英吉利海峽的這一邊，第二份工作可能正等著他。
本文作者是倫敦經濟學院院長
譯者/梁豔裳
1 March 2009
【FT】蘇格蘭皇家銀行是怎麼隕落的？（下）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彼得•塔爾•拉森(Peter Thal Larsen) 2009-02-27
儘管如此，一些股東懷疑，湯姆爵士的職位主要歸功於他的蘇格蘭血統。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股價沒有改善。對該銀行非常瞭解的一位人士表示：“弗雷德爵士有些沮喪。他聽說，機構們比較滿意了，但評級卻沒有變化。”
隨著蘇格蘭皇家銀行試圖在不進行並購的情況下保持其增長率，因此投行業務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該銀行成為為私人股本收購融資的領袖，並針對商業地產交易大舉放貸。在美國， Greenwich 開始將證券捆綁成被稱為債務抵押證券(CDO)的結構性證券。與其他投行不同，蘇格蘭皇家銀行繼續向高管支付巨額現金獎金。而其他投行給高管們的獎勵則是大量限制性股票。
截至2007年6月的3年裏，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大一倍，至逾1萬億英鎊。然而，強勁的信用評級和英美的巨額存款基礎意味著，人們幾乎不擔心該銀行的增長融資問題。如果確實有什麼擔心的話，那就是人們認為蘇格蘭皇家銀行正落後于巴克萊(Barclays)等競爭對手。2006年6月，在新總部召開的一個戰略會議上，一些董事會成員質疑該銀行的理想是否足夠遠大。“投資者或非執行董事們都沒有說過‘放慢速度'，”一位元高管回憶道，“他們說過的只有‘加快速度'。”
致命錯誤：收購荷蘭銀行
弗雷德爵士對於該銀行正面臨的越來越大的風險瞭解多少呢？他以前的同事表示，他確立了收入和利潤目標，但對於每項業務佔用了多少資金幾乎一點都不關心。他也沒有對該銀行的全球銀行和市場(GBM)業務進行太多直接控制。一位董事表示：“從操作角度而言，（他）沒有控制GBM。他過於相信該業務的員工了。”2007年，壓力在加大，當時他開始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收購荷蘭銀行。
多年來，弗雷德爵士一直在跟蹤這家荷蘭銀行，當荷蘭銀行宣佈，正與巴克萊進行合併談判時，他已對收購其美國業務表現出興趣。他立即展開行動，與Santander和比利時-荷蘭銀行富通(Fortis)聯手發出了拆分報價。
對於弗雷德爵士而言，這筆交易與收購Natwest類似。多年來，荷蘭銀行一直管理不善。通過發起敵意收購，該財團能夠避免雜亂的管理層妥協，使蘇格蘭皇家銀行得以迅速實行其成本紀律。這筆交易將延伸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本比率，但該銀行的盈利能力意味著這可以迅速恢復。連股東們也似乎支持蘇格蘭皇家銀行。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人們認為，他們沒有拿自己的銀行打賭，而巴克萊卻是如此。”
並非所有人都如此樂觀。儘管董事們一致支援這筆交易，但湯姆爵士——他曾負責阿斯特拉(Astra)和捷利康(Zeneca)的合併——警告稱，跨境交易將更為複雜。Santander對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金儲備表示擔心，敦促弗雷德爵士通過出售該銀行的保險業務來籌資。
在金融市場搖搖欲墜之時，蘇格蘭皇家銀行將接手荷蘭銀行的龐大資產負債表。同時，蘇格蘭皇家銀行幾乎沒有進行盡職調查。一些顧問敦促弗雷德爵士降低出價，但他告訴董事會，任何變動都會引發荷蘭銀行股東的起訴。最終，蘇格蘭皇家銀行94.5%的股東都投票支援這筆交易。
140萬個人資金逆市託盤
當蘇格蘭皇家銀行的會計師們拿到荷蘭銀行的帳簿時，他們面對的是一連串令人不快的意外。與此同時，市場繼續惡化。一位高管回憶道：“我們的融資、資金和管理都出現了緊張。”弗雷德爵士仍然充滿信心：10月17日，他斥資140萬英鎊買入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股票，把自己在該銀行的持股增加了一倍多。
但這種自信顯得越來越魯莽。在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的壓力之下，去年4月，蘇格蘭皇家銀行將其保險業務掛牌出售，並推出120億英鎊的增發計畫，以增強其資金儲備。股東們極為憤怒，他們承認，應該讓弗雷德爵士完成對荷蘭銀行的整合，但之後他就應該下臺。
雷曼兄弟破產後，全球銀行很難發行債券。蘇格蘭皇家銀行在收購荷蘭銀行交易中的當地合作夥伴富通銀行，被荷蘭和比利時政府收歸國有，這引發了外界對於蘇格蘭皇家銀行自身處境的疑問。批發儲戶紛紛撤資，這令該銀行很難為其已擴大至近2萬億英鎊的資產負債表融資。
到了10月10日，很明顯，除非採取激進措施，否則該銀行下週一就無法開門營業。在那個週末，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首席執行官赫克托•桑特(Hector Sants)告訴弗雷德爵士，蘇格蘭皇家銀行還需要200億美元資金。第二天，弗雷德爵士宣佈他將辭職，同時不要任何報酬。
很明顯，對於一個在不到5年前因其對銀行業的貢獻而被授予爵位的人而言，公眾的抗議讓他很難接受。本月當他出現在一議會委員會時，有人向他提問，暗示他是造成蘇格蘭皇家銀行困境的唯一根源。弗雷德爵士對這一問題感到憤怒。他厲聲說：“如果你想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我身上，然後結案，那麼這很快就能完成，但這與導致這一切的原因根本不沾邊。”
這場挫敗了全球許多最大金融機構銳氣的全球銀行業危機的根源，遠遠不是任何一個人。然而弗雷德爵士對增長的大膽追求意味著，當緊縮降臨時，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隕落空間更大。“他試圖做其他所有人的工作”，他以前的一位同事在總結弗雷德爵士的職業生涯時說道，“但他沒有做自己的工作。”
分道揚鑣
1988年，當蘇格蘭皇家銀行與Santander銀行合作時，兩家銀行都是規模較小但志向遠大，處於歐洲市場的邊緣。上世紀90年代，兩家銀行均迅速增長，正是Santander的支持，幫助蘇格蘭皇家銀行在Natwest競購戰中勝出。2007年，它們再次聯手分拆了荷蘭銀行。
然而，這一次，兩家銀行則分道揚鑣。在蘇格蘭皇家銀行增強其投行業務時，Santander銀行則堅持致力於零售銀行業務，在拉美和美國進行擴張。這令Santander較容易同意收購荷蘭銀行，但這也意味著蘇格蘭皇家銀行得到的是荷蘭銀行陷入困境的投行部門。同時，Santander迄今以更好的狀態度過了此次金融危機。
譯者/梁豔裳
延伸閱讀:
蘇格蘭皇家銀行是怎麼隕落的？(上)
儘管如此，一些股東懷疑，湯姆爵士的職位主要歸功於他的蘇格蘭血統。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股價沒有改善。對該銀行非常瞭解的一位人士表示：“弗雷德爵士有些沮喪。他聽說，機構們比較滿意了，但評級卻沒有變化。”
隨著蘇格蘭皇家銀行試圖在不進行並購的情況下保持其增長率，因此投行業務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該銀行成為為私人股本收購融資的領袖，並針對商業地產交易大舉放貸。在美國， Greenwich 開始將證券捆綁成被稱為債務抵押證券(CDO)的結構性證券。與其他投行不同，蘇格蘭皇家銀行繼續向高管支付巨額現金獎金。而其他投行給高管們的獎勵則是大量限制性股票。
截至2007年6月的3年裏，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大一倍，至逾1萬億英鎊。然而，強勁的信用評級和英美的巨額存款基礎意味著，人們幾乎不擔心該銀行的增長融資問題。如果確實有什麼擔心的話，那就是人們認為蘇格蘭皇家銀行正落後于巴克萊(Barclays)等競爭對手。2006年6月，在新總部召開的一個戰略會議上，一些董事會成員質疑該銀行的理想是否足夠遠大。“投資者或非執行董事們都沒有說過‘放慢速度'，”一位元高管回憶道，“他們說過的只有‘加快速度'。”
致命錯誤：收購荷蘭銀行
弗雷德爵士對於該銀行正面臨的越來越大的風險瞭解多少呢？他以前的同事表示，他確立了收入和利潤目標，但對於每項業務佔用了多少資金幾乎一點都不關心。他也沒有對該銀行的全球銀行和市場(GBM)業務進行太多直接控制。一位董事表示：“從操作角度而言，（他）沒有控制GBM。他過於相信該業務的員工了。”2007年，壓力在加大，當時他開始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收購荷蘭銀行。
多年來，弗雷德爵士一直在跟蹤這家荷蘭銀行，當荷蘭銀行宣佈，正與巴克萊進行合併談判時，他已對收購其美國業務表現出興趣。他立即展開行動，與Santander和比利時-荷蘭銀行富通(Fortis)聯手發出了拆分報價。
對於弗雷德爵士而言，這筆交易與收購Natwest類似。多年來，荷蘭銀行一直管理不善。通過發起敵意收購，該財團能夠避免雜亂的管理層妥協，使蘇格蘭皇家銀行得以迅速實行其成本紀律。這筆交易將延伸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本比率，但該銀行的盈利能力意味著這可以迅速恢復。連股東們也似乎支持蘇格蘭皇家銀行。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人們認為，他們沒有拿自己的銀行打賭，而巴克萊卻是如此。”
並非所有人都如此樂觀。儘管董事們一致支援這筆交易，但湯姆爵士——他曾負責阿斯特拉(Astra)和捷利康(Zeneca)的合併——警告稱，跨境交易將更為複雜。Santander對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金儲備表示擔心，敦促弗雷德爵士通過出售該銀行的保險業務來籌資。
在金融市場搖搖欲墜之時，蘇格蘭皇家銀行將接手荷蘭銀行的龐大資產負債表。同時，蘇格蘭皇家銀行幾乎沒有進行盡職調查。一些顧問敦促弗雷德爵士降低出價，但他告訴董事會，任何變動都會引發荷蘭銀行股東的起訴。最終，蘇格蘭皇家銀行94.5%的股東都投票支援這筆交易。
140萬個人資金逆市託盤
當蘇格蘭皇家銀行的會計師們拿到荷蘭銀行的帳簿時，他們面對的是一連串令人不快的意外。與此同時，市場繼續惡化。一位高管回憶道：“我們的融資、資金和管理都出現了緊張。”弗雷德爵士仍然充滿信心：10月17日，他斥資140萬英鎊買入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股票，把自己在該銀行的持股增加了一倍多。
但這種自信顯得越來越魯莽。在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的壓力之下，去年4月，蘇格蘭皇家銀行將其保險業務掛牌出售，並推出120億英鎊的增發計畫，以增強其資金儲備。股東們極為憤怒，他們承認，應該讓弗雷德爵士完成對荷蘭銀行的整合，但之後他就應該下臺。
雷曼兄弟破產後，全球銀行很難發行債券。蘇格蘭皇家銀行在收購荷蘭銀行交易中的當地合作夥伴富通銀行，被荷蘭和比利時政府收歸國有，這引發了外界對於蘇格蘭皇家銀行自身處境的疑問。批發儲戶紛紛撤資，這令該銀行很難為其已擴大至近2萬億英鎊的資產負債表融資。
到了10月10日，很明顯，除非採取激進措施，否則該銀行下週一就無法開門營業。在那個週末，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首席執行官赫克托•桑特(Hector Sants)告訴弗雷德爵士，蘇格蘭皇家銀行還需要200億美元資金。第二天，弗雷德爵士宣佈他將辭職，同時不要任何報酬。
很明顯，對於一個在不到5年前因其對銀行業的貢獻而被授予爵位的人而言，公眾的抗議讓他很難接受。本月當他出現在一議會委員會時，有人向他提問，暗示他是造成蘇格蘭皇家銀行困境的唯一根源。弗雷德爵士對這一問題感到憤怒。他厲聲說：“如果你想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我身上，然後結案，那麼這很快就能完成，但這與導致這一切的原因根本不沾邊。”
這場挫敗了全球許多最大金融機構銳氣的全球銀行業危機的根源，遠遠不是任何一個人。然而弗雷德爵士對增長的大膽追求意味著，當緊縮降臨時，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隕落空間更大。“他試圖做其他所有人的工作”，他以前的一位同事在總結弗雷德爵士的職業生涯時說道，“但他沒有做自己的工作。”
分道揚鑣
1988年，當蘇格蘭皇家銀行與Santander銀行合作時，兩家銀行都是規模較小但志向遠大，處於歐洲市場的邊緣。上世紀90年代，兩家銀行均迅速增長，正是Santander的支持，幫助蘇格蘭皇家銀行在Natwest競購戰中勝出。2007年，它們再次聯手分拆了荷蘭銀行。
然而，這一次，兩家銀行則分道揚鑣。在蘇格蘭皇家銀行增強其投行業務時，Santander銀行則堅持致力於零售銀行業務，在拉美和美國進行擴張。這令Santander較容易同意收購荷蘭銀行，但這也意味著蘇格蘭皇家銀行得到的是荷蘭銀行陷入困境的投行部門。同時，Santander迄今以更好的狀態度過了此次金融危機。
譯者/梁豔裳
延伸閱讀:
蘇格蘭皇家銀行是怎麼隕落的？(上)
26 February 2009
【FT】蘇格蘭皇家銀行是怎麼隕落的？(上)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彼得•塔爾•拉森(Peter Thal Larsen)
去年10月7日上午，在倫敦Marylebone車站附近的Landmark酒店，弗雷德•古德溫爵士(Sir Fred Goodwin)站在滿屋子的投資者面前。3周前，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這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失控，這位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首席執行官正盡力安撫這些觀眾的情緒。
在30分鐘的陳述中，他強調了該銀行廣泛的業務範圍、強勁的資產負債表以及亞洲增長的機會。但就在他講話時，有消息傳到該酒店的豪華舞廳：市場再次遭遇下挫。在弗雷德爵士做完陳述後，一位基金經理舉起了手。他問道：“在您講話期間，您公司的股價已下挫35%。發生了什麼事？”
接受政府紓困
根據當時在場人士的說法，弗雷德爵士當時臉色蒼白，回答支支吾吾，而通常情況下，他是一位自信的表演者，即便在壓力下也是如此。他隨後取消了下面的會議，匆匆回到蘇格蘭皇家銀行辦公室。幾天後，該銀行被迫接受了英國政府200億英鎊(合290億美元)的注資，這導致了該銀行實際意義上的國有化和弗雷德爵士的下臺。他在蘇格蘭皇家銀行的10年職業生涯結束了。在此期間，他把一家蘇格蘭地方銀行變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
他的繼任者斯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ster)即將公佈弗雷德爵士在任期間的全部代價，預期蘇格蘭皇家銀行2008年虧損220億英鎊至280億英鎊，其規模為英國公司歷史之最，並將宣佈計畫收縮該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這些虧損讓弗雷德爵士成為此次信貸危機在英國的主要象徵，他是多位銀行家中最突出的一位，人們指責這些銀行家的傲慢導致英國陷入經濟災難。
去年的大部分虧損，可直接追溯到2007年春弗雷德爵士決定向荷蘭銀行(ABN Amro)發出710億歐元(合910億美元)敵意拆分收購報價，以及當年晚些時候市場下挫後他仍決心推進收購計畫。但收購荷蘭銀行的基礎，奠定於近10年前，當時弗雷德爵士和他的前任喬治•馬修森爵士(George Mathewson)對英國零售銀行Natwest發起敵意競購。
從收購Natwest開始
正是這筆交易讓弗雷德爵士和蘇格蘭皇家銀行走上了由並購拉動的增長之路，並讓該銀行高管們相信，他們能夠伸展銀行的資金儲備，收購規模越來越大的目標。同時，正是收購Natwest的交易，讓蘇格蘭皇家銀行在投資銀行領域立足，並最終導致弗雷德爵士下臺。弗雷德爵士對該業務並不完全理解。
在收購Natwest之前，蘇格蘭皇家銀行是一家擁有驕傲傳統和較小資產負債表的銀行——1727年，該銀行獲得了喬治一世國王(King George I)頒發的皇家特許。但當競爭對手蘇格蘭銀行(Bank of Scotland)向規模更大的Natwest發起敵意收購時，喬治爵士和弗雷德爵士——他于一年前加盟蘇格蘭皇家銀行，擔任副首席執行官——受到觸動，覺得應該做出回應。經過一場曠日持久的競購戰，他們最終勝出。
這筆交易讓蘇格蘭皇家銀行一舉躋身銀行業頂級陣營之列。它還讓弗雷德爵士得以發揮自己的強項，由於在擔任規模較小的克萊德斯戴爾銀行(Clydesdale Bank)首席執行官期間在削減成本方面的成功，他得到了一個綽號：“剪刀手弗雷德”(Fred the Shred)。通過親自負責蘇格蘭皇家銀行承諾的111項成本削減計畫，弗雷德爵士節省下來的成本超出了該銀行的預期。投資者為此歡欣鼓舞，該銀行股價隨之飆升，這為蘇格蘭皇家銀行收購英國保險集團Churchill和美國零售銀行美隆金融公司(Mellon Financial Corporation)掃清了道路。
“我們還能收購什麼？”
弗雷德爵士是一位電工的兒子，出生于格拉斯哥郊區的佩斯利。他鼓勵他的團隊把目光放遠。在收購Natwest後不久，他告訴齊聚蘇格蘭度假勝地葛籣伊格爾斯的經理們，蘇格蘭皇家銀行正被人們與滙豐(HSBC)等久負盛名的巨擘們相提並論。一名前高管回憶道：“你可以看到他們在思考：我們已收購了一家規模是我們兩倍的公司。我們還能收購什麼？”
Natwest讓蘇格蘭皇家銀行成為歐洲和美國債券市場的主要參與者，美歐市場當時剛剛步入長期繁榮階段。然而，該銀行弱化了其涉足投資銀行業的程度，投行業務是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英國各銀行付出慘重代價的失敗領域。蘇格蘭皇家銀行下屬美國投行Greenwich及其它資本市場業務的業績，與該銀行的英國企業貸款部門的業績捆綁在一起。2003年，弗雷德爵士告訴分析師：“我們一直積極避免介入投行業務。”
在蘇格蘭皇家銀行銀行內部，他建立了一種緊張的管理文化，重視紀律和對細節的關注。他為高管設定年度收入和利潤目標，高管們還要就是否正在達到這些目標進行述職。這位首席執行官通過每天早晨9點30分的會議，行使他的控制權。他會在會上向經理們詢問其部門的情況，並公開質疑他們的勝任能力。一天早晨，他曾把一位高管弄哭。“這不是一種正面或健康的氣氛，”一位前高管表示，“你不得不懷疑人們在那種環境下做出的決定。”（弗雷德爵士拒絕就這篇文章置評，他表示，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離職協議，不允許他談論他在任期間的事情。）
這位首席執行官對細節的關注，擴大到了服裝和傢俱上。當蘇格蘭皇家銀行發佈業績時，弗雷德爵士和他的團隊都會穿上白襯衫，並搭配印有該銀行標識的領帶。該銀行會在全球運送椅子和地毯，讓每間辦公室都擁有相同的內飾。
收購Natwest後不久，弗雷德爵士開始計畫在愛丁堡機場附近修建新的集團總部。他以前的同事們表示，弗雷德爵士參與了建築工程中的所有環節。這座價值3.35億英鎊的建築，以西班牙銀行Santander位於馬德里郊外的總部Santander City為模型，於2005年9月在伊莉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的主持下啟用。啟用儀式上，來自附近皇家空軍(RAF)基地的4架“狂風”(Tornado)戰鬥機列隊飛過。
體育贊助
為了讓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品牌傳遍全球，弗雷德爵士支持體育贊助，並與賽車冠軍傑基•斯圖爾特爵士(Sir Jackie Stewart)和傳奇高爾夫球手傑克•尼克勞斯(Jack Nicklaus)簽約，擔任該銀行“全球形象大使”。
然而，隨著弗雷德爵士野心的膨脹，股東們變得越來越失望。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利潤繼續增長，但該銀行股票的評級卻在下滑，投資者對該銀行冒險的並購方式表示擔憂。2005年8月，時任Dresdner Kleinwort分析師的詹姆斯•伊登(James Eden)告訴弗雷德爵士，一些投資者認為，他是“一個自大狂，追求規模，而非股東價值。”
當年夏季，與投資者的緊張關係達到巔峰，此前蘇格蘭皇家銀行開始就購入中國國有銀行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部分股權展開談判。投資者對此提出抱怨，這迫使蘇格蘭皇家銀行將其對中國銀行的投資減少一半。蘇格蘭皇家銀行改變口氣，承諾不再進行大規模並購活動，並推出了10億英鎊的股票回購計畫，將資金返還給投資者。
2006年春，制藥集團阿斯利康(AstraZeneca)性情溫和的前首席執行官湯姆•麥基洛普爵士(Sir Tom McKillop)接替喬治爵士，擔任蘇格蘭皇家銀行董事長。作為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湯姆爵士曾經在勞埃德TSB銀行(Lloyds TSB)董事會任職多年，他瞭解英國銀行業。上任後，他開始強化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公司治理，並推出了拉攏投資者的措施。
延伸閱讀:
蘇格蘭皇家銀行是怎麼隕落的？（下）
去年10月7日上午，在倫敦Marylebone車站附近的Landmark酒店，弗雷德•古德溫爵士(Sir Fred Goodwin)站在滿屋子的投資者面前。3周前，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這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失控，這位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首席執行官正盡力安撫這些觀眾的情緒。
在30分鐘的陳述中，他強調了該銀行廣泛的業務範圍、強勁的資產負債表以及亞洲增長的機會。但就在他講話時，有消息傳到該酒店的豪華舞廳：市場再次遭遇下挫。在弗雷德爵士做完陳述後，一位基金經理舉起了手。他問道：“在您講話期間，您公司的股價已下挫35%。發生了什麼事？”
接受政府紓困
根據當時在場人士的說法，弗雷德爵士當時臉色蒼白，回答支支吾吾，而通常情況下，他是一位自信的表演者，即便在壓力下也是如此。他隨後取消了下面的會議，匆匆回到蘇格蘭皇家銀行辦公室。幾天後，該銀行被迫接受了英國政府200億英鎊(合290億美元)的注資，這導致了該銀行實際意義上的國有化和弗雷德爵士的下臺。他在蘇格蘭皇家銀行的10年職業生涯結束了。在此期間，他把一家蘇格蘭地方銀行變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
他的繼任者斯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ster)即將公佈弗雷德爵士在任期間的全部代價，預期蘇格蘭皇家銀行2008年虧損220億英鎊至280億英鎊，其規模為英國公司歷史之最，並將宣佈計畫收縮該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這些虧損讓弗雷德爵士成為此次信貸危機在英國的主要象徵，他是多位銀行家中最突出的一位，人們指責這些銀行家的傲慢導致英國陷入經濟災難。
去年的大部分虧損，可直接追溯到2007年春弗雷德爵士決定向荷蘭銀行(ABN Amro)發出710億歐元(合910億美元)敵意拆分收購報價，以及當年晚些時候市場下挫後他仍決心推進收購計畫。但收購荷蘭銀行的基礎，奠定於近10年前，當時弗雷德爵士和他的前任喬治•馬修森爵士(George Mathewson)對英國零售銀行Natwest發起敵意競購。
從收購Natwest開始
正是這筆交易讓弗雷德爵士和蘇格蘭皇家銀行走上了由並購拉動的增長之路，並讓該銀行高管們相信，他們能夠伸展銀行的資金儲備，收購規模越來越大的目標。同時，正是收購Natwest的交易，讓蘇格蘭皇家銀行在投資銀行領域立足，並最終導致弗雷德爵士下臺。弗雷德爵士對該業務並不完全理解。
在收購Natwest之前，蘇格蘭皇家銀行是一家擁有驕傲傳統和較小資產負債表的銀行——1727年，該銀行獲得了喬治一世國王(King George I)頒發的皇家特許。但當競爭對手蘇格蘭銀行(Bank of Scotland)向規模更大的Natwest發起敵意收購時，喬治爵士和弗雷德爵士——他于一年前加盟蘇格蘭皇家銀行，擔任副首席執行官——受到觸動，覺得應該做出回應。經過一場曠日持久的競購戰，他們最終勝出。
這筆交易讓蘇格蘭皇家銀行一舉躋身銀行業頂級陣營之列。它還讓弗雷德爵士得以發揮自己的強項，由於在擔任規模較小的克萊德斯戴爾銀行(Clydesdale Bank)首席執行官期間在削減成本方面的成功，他得到了一個綽號：“剪刀手弗雷德”(Fred the Shred)。通過親自負責蘇格蘭皇家銀行承諾的111項成本削減計畫，弗雷德爵士節省下來的成本超出了該銀行的預期。投資者為此歡欣鼓舞，該銀行股價隨之飆升，這為蘇格蘭皇家銀行收購英國保險集團Churchill和美國零售銀行美隆金融公司(Mellon Financial Corporation)掃清了道路。
“我們還能收購什麼？”
弗雷德爵士是一位電工的兒子，出生于格拉斯哥郊區的佩斯利。他鼓勵他的團隊把目光放遠。在收購Natwest後不久，他告訴齊聚蘇格蘭度假勝地葛籣伊格爾斯的經理們，蘇格蘭皇家銀行正被人們與滙豐(HSBC)等久負盛名的巨擘們相提並論。一名前高管回憶道：“你可以看到他們在思考：我們已收購了一家規模是我們兩倍的公司。我們還能收購什麼？”
Natwest讓蘇格蘭皇家銀行成為歐洲和美國債券市場的主要參與者，美歐市場當時剛剛步入長期繁榮階段。然而，該銀行弱化了其涉足投資銀行業的程度，投行業務是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英國各銀行付出慘重代價的失敗領域。蘇格蘭皇家銀行下屬美國投行Greenwich及其它資本市場業務的業績，與該銀行的英國企業貸款部門的業績捆綁在一起。2003年，弗雷德爵士告訴分析師：“我們一直積極避免介入投行業務。”
在蘇格蘭皇家銀行銀行內部，他建立了一種緊張的管理文化，重視紀律和對細節的關注。他為高管設定年度收入和利潤目標，高管們還要就是否正在達到這些目標進行述職。這位首席執行官通過每天早晨9點30分的會議，行使他的控制權。他會在會上向經理們詢問其部門的情況，並公開質疑他們的勝任能力。一天早晨，他曾把一位高管弄哭。“這不是一種正面或健康的氣氛，”一位前高管表示，“你不得不懷疑人們在那種環境下做出的決定。”（弗雷德爵士拒絕就這篇文章置評，他表示，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離職協議，不允許他談論他在任期間的事情。）
這位首席執行官對細節的關注，擴大到了服裝和傢俱上。當蘇格蘭皇家銀行發佈業績時，弗雷德爵士和他的團隊都會穿上白襯衫，並搭配印有該銀行標識的領帶。該銀行會在全球運送椅子和地毯，讓每間辦公室都擁有相同的內飾。
收購Natwest後不久，弗雷德爵士開始計畫在愛丁堡機場附近修建新的集團總部。他以前的同事們表示，弗雷德爵士參與了建築工程中的所有環節。這座價值3.35億英鎊的建築，以西班牙銀行Santander位於馬德里郊外的總部Santander City為模型，於2005年9月在伊莉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的主持下啟用。啟用儀式上，來自附近皇家空軍(RAF)基地的4架“狂風”(Tornado)戰鬥機列隊飛過。
體育贊助
為了讓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品牌傳遍全球，弗雷德爵士支持體育贊助，並與賽車冠軍傑基•斯圖爾特爵士(Sir Jackie Stewart)和傳奇高爾夫球手傑克•尼克勞斯(Jack Nicklaus)簽約，擔任該銀行“全球形象大使”。
然而，隨著弗雷德爵士野心的膨脹，股東們變得越來越失望。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利潤繼續增長，但該銀行股票的評級卻在下滑，投資者對該銀行冒險的並購方式表示擔憂。2005年8月，時任Dresdner Kleinwort分析師的詹姆斯•伊登(James Eden)告訴弗雷德爵士，一些投資者認為，他是“一個自大狂，追求規模，而非股東價值。”
當年夏季，與投資者的緊張關係達到巔峰，此前蘇格蘭皇家銀行開始就購入中國國有銀行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部分股權展開談判。投資者對此提出抱怨，這迫使蘇格蘭皇家銀行將其對中國銀行的投資減少一半。蘇格蘭皇家銀行改變口氣，承諾不再進行大規模並購活動，並推出了10億英鎊的股票回購計畫，將資金返還給投資者。
2006年春，制藥集團阿斯利康(AstraZeneca)性情溫和的前首席執行官湯姆•麥基洛普爵士(Sir Tom McKillop)接替喬治爵士，擔任蘇格蘭皇家銀行董事長。作為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湯姆爵士曾經在勞埃德TSB銀行(Lloyds TSB)董事會任職多年，他瞭解英國銀行業。上任後，他開始強化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公司治理，並推出了拉攏投資者的措施。
延伸閱讀:
蘇格蘭皇家銀行是怎麼隕落的？（下）
14 February 2009
【FT】“新加坡模式”風光不再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約翰•伯頓(John Burton)新加坡報導 2009-02-13
不久前，新加坡一名貌似精神錯亂的男子在一次社區活動中，在一位國會議員身上放了把火。一家當地網站就此對讀者進行了民意調查，詢問二者中誰更值得同情。五分之四的讀者都把票投給了那位襲擊者。
這段插曲似乎反映出新加坡公眾對人民行動黨(PAP)政府的潛在不滿——新加坡遭遇戰後最嚴重的衰退，預計經濟將萎縮至多5%。
今年，人民行動黨將慶祝執政50周年，該黨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是亞洲最可靠的政府之一。新加坡的“一黨獨大體制”為中國、俄羅斯和海灣等國樹立了榜樣。這個城市國家的國父李光耀(Lee Kuan Yew)表示，上述各國的領袖都在“零零散散地學習”新加坡如何能“使執政黨忠於職守、紀律嚴明、正直且高效”。
但經濟危機正讓新加坡的政治體制面臨1965年獨立以來最嚴峻的考驗。一名駐新加坡的地區政治分析人士表示：“政府官員對於公眾反應表現得很驚慌。我以前從未見過他們如此憂慮。”
經濟低迷將使新加坡暴露出自身的一些缺陷，包括貧富之間的鴻溝，以及經濟增長對外國投資的強烈依賴。
本輪衰退的出現還適逢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時刻：新加坡必須找到新的製造產業，來替代日漸衰落的電子產業；它還啟動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將自己打造成亞洲的摩納哥，使私人銀行業和賭博業成為經濟增長點。
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一直掌權，是因為它與社會達成了一份不成文的協定：它會帶來繁榮，以換取對政治自由的限制。通過宣稱自由民主制可能引發新加坡這個由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組成的多民族社會的分裂，人民行動黨為其鐵腕統治找到了理由。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之子李顯龍(Lee Hsien Loong)近來讚頌一黨統治提升了行政效率、促進了正確的決策，相比之下，臺灣等亞洲民主國家社會紊亂，經濟陷入困境，政治分化，腐敗現象普遍存在。
李顯龍在人民行動黨年度代表大會上表示：“我認為你們不會期望新加坡施行那種政治體制。”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的Terence Chong表示：“政治秩序和經濟穩定或許可以同時實現，但人們愈發意識到，這套理論可能不再有效，甚至人民行動黨內部人士也這麼認為。”
他感到，人民行動党“完全不解民間疾苦”。
新加坡去年11月表示，由於經濟不斷減速，將把政府高級官員2009年的薪酬削減至多19%。
新加坡政府最近還表示，將收緊本已很嚴格的公眾集會規定，以避免民間的抗命行為。但民間維權日益成熟，政府在互聯網上正受到更有力的監督和批評。
“由於投資花旗(Citigroup)和美林(Merrill Lynch)遭受巨額損失，政府沒給新加坡帶來什麼幫助，”一名外國商人這樣說。他指的是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投向西方金融集團的240億美元。“這場危機將證明是對當局的一次現實考驗。”
政府官員希望，通過近期公佈的205億新加坡元（合136億美元）經濟刺激計畫，來打消公眾的擔憂。
經濟諮詢公司百年紀念集團(Centennial Group)的瑪努•巴斯卡蘭(Manu Bhaskaran)還認為，與“存在腐敗和管理不善的”鄰國馬來西亞和泰國相比，新加坡民眾對政府的支持依然強勁。
他補充道：“民眾不想在經濟動盪時期找麻煩，他們將支持政府——政府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方面擁有過硬的記錄。”
但在公眾對政府的支持程度上，仍存在少許不確定性。儘管反對黨軟弱無力，通常仍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投票反對人民行動黨。政府必須在2011年11月底前舉行選舉。如果政府擔心經濟在未來兩年無法復蘇，而屆時公眾不滿情緒可能會更加強烈，它可能會決定在今年提前舉行選舉。
儘管人們預計人民行動黨會再次當政，但對該黨來說，輸掉一個或更多的集選區(GRC)的後果也很可怕。集選區主導著新加坡的議會體制，每一個集選區產生5至6名議員。選民的那一票，要投給某個黨派由5至6名候選人搭檔而成的小組。目前在新加坡議會84個議席中僅占兩席的反對黨，將贏得40多年來最多的席位。
當地的政治分析人士表示：“輸掉一個集選區對人民行動黨而言將是一次心理上的打擊，這可能會鼓舞更多新加坡人加入反對黨。”
譯者/陳雲飛
不久前，新加坡一名貌似精神錯亂的男子在一次社區活動中，在一位國會議員身上放了把火。一家當地網站就此對讀者進行了民意調查，詢問二者中誰更值得同情。五分之四的讀者都把票投給了那位襲擊者。
這段插曲似乎反映出新加坡公眾對人民行動黨(PAP)政府的潛在不滿——新加坡遭遇戰後最嚴重的衰退，預計經濟將萎縮至多5%。
今年，人民行動黨將慶祝執政50周年，該黨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是亞洲最可靠的政府之一。新加坡的“一黨獨大體制”為中國、俄羅斯和海灣等國樹立了榜樣。這個城市國家的國父李光耀(Lee Kuan Yew)表示，上述各國的領袖都在“零零散散地學習”新加坡如何能“使執政黨忠於職守、紀律嚴明、正直且高效”。
但經濟危機正讓新加坡的政治體制面臨1965年獨立以來最嚴峻的考驗。一名駐新加坡的地區政治分析人士表示：“政府官員對於公眾反應表現得很驚慌。我以前從未見過他們如此憂慮。”
經濟低迷將使新加坡暴露出自身的一些缺陷，包括貧富之間的鴻溝，以及經濟增長對外國投資的強烈依賴。
本輪衰退的出現還適逢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時刻：新加坡必須找到新的製造產業，來替代日漸衰落的電子產業；它還啟動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將自己打造成亞洲的摩納哥，使私人銀行業和賭博業成為經濟增長點。
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一直掌權，是因為它與社會達成了一份不成文的協定：它會帶來繁榮，以換取對政治自由的限制。通過宣稱自由民主制可能引發新加坡這個由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組成的多民族社會的分裂，人民行動黨為其鐵腕統治找到了理由。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之子李顯龍(Lee Hsien Loong)近來讚頌一黨統治提升了行政效率、促進了正確的決策，相比之下，臺灣等亞洲民主國家社會紊亂，經濟陷入困境，政治分化，腐敗現象普遍存在。
李顯龍在人民行動黨年度代表大會上表示：“我認為你們不會期望新加坡施行那種政治體制。”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的Terence Chong表示：“政治秩序和經濟穩定或許可以同時實現，但人們愈發意識到，這套理論可能不再有效，甚至人民行動黨內部人士也這麼認為。”
他感到，人民行動党“完全不解民間疾苦”。
新加坡去年11月表示，由於經濟不斷減速，將把政府高級官員2009年的薪酬削減至多19%。
新加坡政府最近還表示，將收緊本已很嚴格的公眾集會規定，以避免民間的抗命行為。但民間維權日益成熟，政府在互聯網上正受到更有力的監督和批評。
“由於投資花旗(Citigroup)和美林(Merrill Lynch)遭受巨額損失，政府沒給新加坡帶來什麼幫助，”一名外國商人這樣說。他指的是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投向西方金融集團的240億美元。“這場危機將證明是對當局的一次現實考驗。”
政府官員希望，通過近期公佈的205億新加坡元（合136億美元）經濟刺激計畫，來打消公眾的擔憂。
經濟諮詢公司百年紀念集團(Centennial Group)的瑪努•巴斯卡蘭(Manu Bhaskaran)還認為，與“存在腐敗和管理不善的”鄰國馬來西亞和泰國相比，新加坡民眾對政府的支持依然強勁。
他補充道：“民眾不想在經濟動盪時期找麻煩，他們將支持政府——政府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方面擁有過硬的記錄。”
但在公眾對政府的支持程度上，仍存在少許不確定性。儘管反對黨軟弱無力，通常仍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投票反對人民行動黨。政府必須在2011年11月底前舉行選舉。如果政府擔心經濟在未來兩年無法復蘇，而屆時公眾不滿情緒可能會更加強烈，它可能會決定在今年提前舉行選舉。
儘管人們預計人民行動黨會再次當政，但對該黨來說，輸掉一個或更多的集選區(GRC)的後果也很可怕。集選區主導著新加坡的議會體制，每一個集選區產生5至6名議員。選民的那一票，要投給某個黨派由5至6名候選人搭檔而成的小組。目前在新加坡議會84個議席中僅占兩席的反對黨，將贏得40多年來最多的席位。
當地的政治分析人士表示：“輸掉一個集選區對人民行動黨而言將是一次心理上的打擊，這可能會鼓舞更多新加坡人加入反對黨。”
譯者/陳雲飛
10 December 2008
【FT】冰島之劫（下）
作者：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Jackson）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11-28
象一頭豬試圖在一隻老鼠背上保持平衡的場景，你就能對這個問題的規模有所瞭解了。在銀行放鬆管制和私有化後，短短七年時間，冰島的金融機構就累積了750億美元的外債。哈爾德在向全國演講時提到了美國7000億美元金融援救計畫，從這個角度來說明這個問題：“美國政府當局為拯救他們的銀行系統而提出的龐大措施只占美國GDP的5%都不到。然而，冰島各家銀行的經濟負債總額是冰島GDP的好多倍。”
人均欠債逾25萬美元
而這就是關鍵。冰島各家銀行的債務，相當於冰島男女老少每人欠下超過25萬美元，無力償債時，就使中央銀行本不雄厚的儲備背負了無法承受的負擔。而且冰島人的確違約了。
冰島國內不乏眾多警告的聲音，但都被關注于這個國家烏雞變鳳凰般地興起的媒體所湮沒了。然而，冰島人的意見是有分歧的。對於一些人，他們維京掠奪者式的成功，買下一整條英國繁華商業街，有人甚至收購了最值錢的擺設——一家英超足球俱樂部，標誌著黃金時代的到來。雷克雅未克從一個安寧、偏安一隅的漁港向一個倉促金融中心的轉變是如此快速而徹底，音樂家比約克和Sigur Ros樂隊，以及丹麥籍冰島藝術家奧拉富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吸引著全球的觀眾，文化聲望與金融成功齊頭並進。冰島人能在全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面前高昂著他們的頭。
10月26日，因小說《101雷克雅未克》(101 Reykjavik)而聞名的豪格雷默•赫爾蓋森(Hallgrimur Helgason)在一份星期日報紙上發表了一封致國家的信，信中寫到：“在內心深處，我們崇拜這些巨人，這些貨幣明星。我們懷著敬畏之心關注他們的冒險，當他們支持藝術和慈善時，稱讚他們。我們從沒有過這樣聰明的生意人，1000年來都不曾有過，更不要說在其他國家裏打勝仗的人……”
對於其他一些人，這種增長實在太快了，改變也太過激了。許多人對過多的維京掠奪者感到不安。獨家裝飾的私家噴射機、愛爾頓•約翰(Elton John)派對、在聖莫里茨、紐約和倫敦的住所，以及聖特羅佩的遊艇，都在《Sed og Heyrt》裏炫耀性地展示著，重要的是，它們都不是冰島的。《Sed og Heyrt》相當於冰島的《Hello!》雜誌。公眾意見裏有一股強烈的暗潮在湧動，認為所有這些奢侈生活方式和無節制的炫耀性展示正導致冰島與這個國家的千年傳統脫離。豪格雷默在他致國家的信中繼續寫道：“這都是為了樹立個人形象，而不是為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積累任何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生活在海外的冰島人回到祖國時，認不出他們自己的國家。”
英國凍結冰島銀行資產
冰島三大主要銀行Landsbanki、Kaupthing和Glitnir的倒閉給北歐50萬儲戶帶來了80億英鎊的潛在損失，其中絕大部分是英國人，當人們悲傷地意識到這點時，對冰島悲慘境遇的國際同情不復存在了。在冰島，英國國內尖銳的媒體反應被廣泛報導。英國政府動用反恐怖立法，凍結Landsbanki的資產，把冰島銀行業系統推向深淵。在冰島國內，這個動作被視為可恨和不必要的。幾天後，剩餘的一家還能維持的銀行Kaupthing也倒閉了。
隨後，Landsbanki上了英國財政部的金融制裁名單，與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為伍。冰島報紙上複印刊登了這張英國政府網頁，並且建立了一個新網站www.indefence.is。網站上有一幅圖片，是一位元年輕女孩，舉著一幅標語，上面寫著：“布朗先生，我不是恐怖分子”。
每年這個時候，冰島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是週六晚上的Spaugstofan，字面意思就是《惡搞堂》(Spoof Room)。它是一台無計劃性的節目，但過去幾周的事件給撰稿人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來源。最近演的一個名為Icetanic的小品，就是對電影《泰坦尼克》的很好惡搞，其中蓋爾•哈爾德和央行行長大衛•奧德森(David Oddsson)站在“永不沉經濟”號的艦橋上。一幅素描畫的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正把冰島人扔下救生筏。“回到水裏去吧，你們屬於那裏，你們這些恐怖主義雜種！”他叫嚷著把另一個扔出船外。
當我設法向一位在英國從事銀行工作的朋友解釋冰島的困境時，我得到的卻是冷淡的反應。“你一定是瘋了，羅伯特！他們可能並沒有身穿穆斯林女子的長袍，也沒有腰纏幾千克的塑性炸藥。但是走進繁華商業街，說服慈善基金、退休人員和當地政府來存錢，然後消失，卷走近80億英鎊，即便按照倫敦金融城的標準，這種行徑也是很糟糕的。金融恐怖主義，大騙局，隨便你稱它什麼，但政府得採取行動，而且要快速行動，以阻止資金撤離這個國家。”
北極圈往南哪怕一度，“瘋了”這個詞就不適用，但如果其北方的相應表述方式是“到北極去”，那我顯然是去了。
泡沫破滅該怪誰？
責怪的遊戲已經開始，恐懼、憤怒、嫉妒和內疚混合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情感大雜燴，冰島人試圖接受這一切。他們分成兩派，有的怪罪於那些維京掠奪者，有的怪罪連續幾屆政府和央行放任他們自行其是。
以前在冰島幾乎沒聽說過的遊行示威出現了，很多家庭向議會大廈行進，沿途吊死奧德森的模擬像。
各種維京掠奪者中，只有一位，讓Baugur集團馳名的揚•艾斯格(Jon Asgeir)，敢在電視談話節目上露面並承擔後果。但當他回到冰島國內，英國億萬商業大亨菲力浦•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緊隨其後時，任何對他的暫時好感都消失了。他們一起提出收購Baugur的債務，當時據報導有20億英鎊，從而收購該集團的英國零售業務，包括以很大的折價收購House of Fraser和Hamleys，過程中涉及大量的壞賬註銷。
最說明問題的事情之一是，揚•艾斯格因聽到消息說政府已將Glitnir銀行(他的投資工具Stodir是該行主要股東)國有化，將他的持股一筆勾銷，令他名下Baugur商業帝國債務深重的紙板房岌岌可危的時候，就乘坐他的私人飛機離開了。日報《Morgunbladid》拍到了照片，照片上那架漆成黑色、外形圓滑得像隱形轟炸機一樣的私人飛機，正從機庫裏滑行出來。就像離開西貢的最後一架直升飛機，艾斯格的飛機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象徵著冰島用債務支撐的消費狂歡的落幕。
直到今天，布約高爾福•索爾(Bjorgolfur Thor)和他的父親布約高爾福•古德蒙森(Bjorgolfur Gudmundsson)不得不藏匿行蹤。他們合計擁有Landsbank的多數股權，古德蒙森還擁有足球俱樂部西漢姆聯隊。他們的飛機也從飛機棚裏飛出去了。在港口旁的市中心，他們名下的地標式項目國家音樂廳現在估計不知哪天說停就停了。雄視雷克雅未克的哈爾格裏姆大教堂(Hallgrimskirkja)引人注目，但由於缺少資金，花了40多年時間完工，和教堂一樣，這座音樂廳要等到這個國家時
來運轉才有望竣工。
政府已宣佈將開展一次徹底調查，查清發生了什麼事，並決定誰要負責任。它將被稱為《白皮書》，並且“為了得到真相要挖地三尺”。這本東西不會薄。
再一次白手起家
我們現在生活在外匯禁閉期，雖然政府已向每個人保證，有充足的外匯儲備購買石油、糧食和醫療用品這樣的必需品來過冬，但此類保證只是在認為這些商品是理所當然的人們中間製造了更多的焦慮感。
也有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國際貨幣基金2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方案正進入出爐前的最後階段，這有可能導致北歐各央行再進一步聯合援助40億美元。這些資金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將把外部金融控制強加給冰島，嚴重侵犯冰島來之不易的主權獨立。但這些錢應能給冰島貨幣和一個四面楚歌的民族注入一些急需的信心。
冰島有句話是這麼說的：“我們白手起家。”不管是誰想出了這句話，他一定估計不到，在2008年它仍是那麼的恰如其分。在這一年，這個國家開始了重建過程，重建其經濟和它最為渴求的東西——名譽。
那將是一場漫長而艱難的奮鬥。
注：本文作者羅伯特•傑克遜是一位元英國記者，2003年以來一直在冰島居住。
譯者/紅嶺
延伸閱讀:
冰島之劫（上）
象一頭豬試圖在一隻老鼠背上保持平衡的場景，你就能對這個問題的規模有所瞭解了。在銀行放鬆管制和私有化後，短短七年時間，冰島的金融機構就累積了750億美元的外債。哈爾德在向全國演講時提到了美國7000億美元金融援救計畫，從這個角度來說明這個問題：“美國政府當局為拯救他們的銀行系統而提出的龐大措施只占美國GDP的5%都不到。然而，冰島各家銀行的經濟負債總額是冰島GDP的好多倍。”
人均欠債逾25萬美元
而這就是關鍵。冰島各家銀行的債務，相當於冰島男女老少每人欠下超過25萬美元，無力償債時，就使中央銀行本不雄厚的儲備背負了無法承受的負擔。而且冰島人的確違約了。
冰島國內不乏眾多警告的聲音，但都被關注于這個國家烏雞變鳳凰般地興起的媒體所湮沒了。然而，冰島人的意見是有分歧的。對於一些人，他們維京掠奪者式的成功，買下一整條英國繁華商業街，有人甚至收購了最值錢的擺設——一家英超足球俱樂部，標誌著黃金時代的到來。雷克雅未克從一個安寧、偏安一隅的漁港向一個倉促金融中心的轉變是如此快速而徹底，音樂家比約克和Sigur Ros樂隊，以及丹麥籍冰島藝術家奧拉富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吸引著全球的觀眾，文化聲望與金融成功齊頭並進。冰島人能在全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面前高昂著他們的頭。
10月26日，因小說《101雷克雅未克》(101 Reykjavik)而聞名的豪格雷默•赫爾蓋森(Hallgrimur Helgason)在一份星期日報紙上發表了一封致國家的信，信中寫到：“在內心深處，我們崇拜這些巨人，這些貨幣明星。我們懷著敬畏之心關注他們的冒險，當他們支持藝術和慈善時，稱讚他們。我們從沒有過這樣聰明的生意人，1000年來都不曾有過，更不要說在其他國家裏打勝仗的人……”
對於其他一些人，這種增長實在太快了，改變也太過激了。許多人對過多的維京掠奪者感到不安。獨家裝飾的私家噴射機、愛爾頓•約翰(Elton John)派對、在聖莫里茨、紐約和倫敦的住所，以及聖特羅佩的遊艇，都在《Sed og Heyrt》裏炫耀性地展示著，重要的是，它們都不是冰島的。《Sed og Heyrt》相當於冰島的《Hello!》雜誌。公眾意見裏有一股強烈的暗潮在湧動，認為所有這些奢侈生活方式和無節制的炫耀性展示正導致冰島與這個國家的千年傳統脫離。豪格雷默在他致國家的信中繼續寫道：“這都是為了樹立個人形象，而不是為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積累任何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生活在海外的冰島人回到祖國時，認不出他們自己的國家。”
英國凍結冰島銀行資產
冰島三大主要銀行Landsbanki、Kaupthing和Glitnir的倒閉給北歐50萬儲戶帶來了80億英鎊的潛在損失，其中絕大部分是英國人，當人們悲傷地意識到這點時，對冰島悲慘境遇的國際同情不復存在了。在冰島，英國國內尖銳的媒體反應被廣泛報導。英國政府動用反恐怖立法，凍結Landsbanki的資產，把冰島銀行業系統推向深淵。在冰島國內，這個動作被視為可恨和不必要的。幾天後，剩餘的一家還能維持的銀行Kaupthing也倒閉了。
隨後，Landsbanki上了英國財政部的金融制裁名單，與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為伍。冰島報紙上複印刊登了這張英國政府網頁，並且建立了一個新網站www.indefence.is。網站上有一幅圖片，是一位元年輕女孩，舉著一幅標語，上面寫著：“布朗先生，我不是恐怖分子”。
每年這個時候，冰島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是週六晚上的Spaugstofan，字面意思就是《惡搞堂》(Spoof Room)。它是一台無計劃性的節目，但過去幾周的事件給撰稿人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來源。最近演的一個名為Icetanic的小品，就是對電影《泰坦尼克》的很好惡搞，其中蓋爾•哈爾德和央行行長大衛•奧德森(David Oddsson)站在“永不沉經濟”號的艦橋上。一幅素描畫的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正把冰島人扔下救生筏。“回到水裏去吧，你們屬於那裏，你們這些恐怖主義雜種！”他叫嚷著把另一個扔出船外。
當我設法向一位在英國從事銀行工作的朋友解釋冰島的困境時，我得到的卻是冷淡的反應。“你一定是瘋了，羅伯特！他們可能並沒有身穿穆斯林女子的長袍，也沒有腰纏幾千克的塑性炸藥。但是走進繁華商業街，說服慈善基金、退休人員和當地政府來存錢，然後消失，卷走近80億英鎊，即便按照倫敦金融城的標準，這種行徑也是很糟糕的。金融恐怖主義，大騙局，隨便你稱它什麼，但政府得採取行動，而且要快速行動，以阻止資金撤離這個國家。”
北極圈往南哪怕一度，“瘋了”這個詞就不適用，但如果其北方的相應表述方式是“到北極去”，那我顯然是去了。
泡沫破滅該怪誰？
責怪的遊戲已經開始，恐懼、憤怒、嫉妒和內疚混合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情感大雜燴，冰島人試圖接受這一切。他們分成兩派，有的怪罪於那些維京掠奪者，有的怪罪連續幾屆政府和央行放任他們自行其是。
以前在冰島幾乎沒聽說過的遊行示威出現了，很多家庭向議會大廈行進，沿途吊死奧德森的模擬像。
各種維京掠奪者中，只有一位，讓Baugur集團馳名的揚•艾斯格(Jon Asgeir)，敢在電視談話節目上露面並承擔後果。但當他回到冰島國內，英國億萬商業大亨菲力浦•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緊隨其後時，任何對他的暫時好感都消失了。他們一起提出收購Baugur的債務，當時據報導有20億英鎊，從而收購該集團的英國零售業務，包括以很大的折價收購House of Fraser和Hamleys，過程中涉及大量的壞賬註銷。
最說明問題的事情之一是，揚•艾斯格因聽到消息說政府已將Glitnir銀行(他的投資工具Stodir是該行主要股東)國有化，將他的持股一筆勾銷，令他名下Baugur商業帝國債務深重的紙板房岌岌可危的時候，就乘坐他的私人飛機離開了。日報《Morgunbladid》拍到了照片，照片上那架漆成黑色、外形圓滑得像隱形轟炸機一樣的私人飛機，正從機庫裏滑行出來。就像離開西貢的最後一架直升飛機，艾斯格的飛機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象徵著冰島用債務支撐的消費狂歡的落幕。
直到今天，布約高爾福•索爾(Bjorgolfur Thor)和他的父親布約高爾福•古德蒙森(Bjorgolfur Gudmundsson)不得不藏匿行蹤。他們合計擁有Landsbank的多數股權，古德蒙森還擁有足球俱樂部西漢姆聯隊。他們的飛機也從飛機棚裏飛出去了。在港口旁的市中心，他們名下的地標式項目國家音樂廳現在估計不知哪天說停就停了。雄視雷克雅未克的哈爾格裏姆大教堂(Hallgrimskirkja)引人注目，但由於缺少資金，花了40多年時間完工，和教堂一樣，這座音樂廳要等到這個國家時
來運轉才有望竣工。
政府已宣佈將開展一次徹底調查，查清發生了什麼事，並決定誰要負責任。它將被稱為《白皮書》，並且“為了得到真相要挖地三尺”。這本東西不會薄。
再一次白手起家
我們現在生活在外匯禁閉期，雖然政府已向每個人保證，有充足的外匯儲備購買石油、糧食和醫療用品這樣的必需品來過冬，但此類保證只是在認為這些商品是理所當然的人們中間製造了更多的焦慮感。
也有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國際貨幣基金2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方案正進入出爐前的最後階段，這有可能導致北歐各央行再進一步聯合援助40億美元。這些資金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將把外部金融控制強加給冰島，嚴重侵犯冰島來之不易的主權獨立。但這些錢應能給冰島貨幣和一個四面楚歌的民族注入一些急需的信心。
冰島有句話是這麼說的：“我們白手起家。”不管是誰想出了這句話，他一定估計不到，在2008年它仍是那麼的恰如其分。在這一年，這個國家開始了重建過程，重建其經濟和它最為渴求的東西——名譽。
那將是一場漫長而艱難的奮鬥。
注：本文作者羅伯特•傑克遜是一位元英國記者，2003年以來一直在冰島居住。
譯者/紅嶺
延伸閱讀:
冰島之劫（上）
5 December 2008
【FT】迎接奧巴馬時代
英國金融時報 作者：前香港總督、現英國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Chris Patten) 2008-12-05
歐洲要小心了。生活中有時你得到索要的東西。但結果並非總是讓人滿意。
2001年以來，歐洲政壇人士哀歎，世界缺少一個信奉多邊主義的華盛頓政府。我們歐洲人已能明確反對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和他對國際事務那種“要麼照辦，要麼滾蛋”的方法。對歐洲來說，美國第43位總統是尋找我們自己全球使命過程中的一種解決方案。
“要是大西洋對岸有一位真正的多邊主義者該多好，我們就可以做這些事情……”這樣的句子通常都沒有結尾。好吧，現在我們似乎有了夢寐以求的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這個20萬柏林人走上街頭為之歡呼的人。所以，當他出面呼籲並請求我們將說過的解決方案、錢、團結和士兵付諸行動時，我們說什麼呢？或許，我們會帶著懷舊的心情追憶布希-切尼時代。華府出了位單邊主義者，讓在布魯塞爾的人太容易成為多邊主義者了。
歐洲人可以做六件事，以顯示我們的多邊主義不只是一句空洞無物的口號。
第一，由於在美國人缺位的幾年裏我們尚未在中東成為重要的參與力量，所以當華盛頓再度插手巴以外交時，我們可能扮演怎樣的角色就不容易預計。不管怎樣，四重奏（大多數時候是沒有三方）讓聯合國惹人反感地處在充當美國附庸的地位。讓歐洲宣告它準備好承擔責任，努力帶給剛果一種表面上的和平和穩定，而不是在中東外交的後方搖擺不定。在剛果，平均每月有4.5萬人死于二戰以來最致命的衝突。對於剛果，歐洲應出錢、出人，拿出協調一致的外交努力來，平心而論，我們過去干涉了剛果，很有作用，如2003年在伊圖利。我們應在那裏，直到任務完成。
第二，當選總統奧巴馬請求（料想他必定會）歐洲在阿富汗承擔更多軍事義務時，未出兵的北約成員國應做好準備，加入英國、荷蘭、波蘭和丹麥的行列，去南面和東面的動盪地區。如果不能那樣做，他們應拿出更多自己的錢去培訓和支持阿富汗士兵和警官。制定政治和軍事戰略肯定有必要，但如果不提高安全程度，前者是不可能的。
第三，窮國不可避免地受全球經濟風暴打擊最嚴重——匯款、對內投資和出口都會下降——發展援助對它們將變得甚至更重要。歐盟成員國應保證，即使自己國內面臨公共支出困難，也將堅持所作的承諾，在2010年前將對非洲的援助翻一倍。
第四，在12月舉行的政府首腦會議上，歐盟國家應明確表示，儘管經濟衰退，但它們仍將堅持有關氣候變化的承諾，到2020年在1990年水準上削減碳排放20%，並在相同日期前達到20%可再生能源的目標。這一任務不應以其他人做了什麼為條件。這本身就很有道理。我們應該著手開始行動。
第五，由於印度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借糧食全這一不實理由作為擋箭牌，阻礙了多哈回合的結束，歐盟應至少施加影響，防止任何倒退至形式更複雜的保護主義的情況發生。我們受到“綠色”關稅的威脅，據說是為了懲罰那些在全球變暖方面做得還不夠的國家，我們還受到投資壁壘的威脅。豎起這些投資壁壘，是為了不讓主權財富基金進入，尤其是那些威權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這兩種根本不懂經濟的措施將推動以牙還牙式的報復，使我們越來越採取更極端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歐洲在精力極為旺盛的現任理事會主席尼古拉•薩科奇(Nicolas Sarkozy)帶領下，應明確表示，歐洲與針對自由貿易的後門壁壘無關。柯爾貝爾(Colbert)還是回他的陵墓為好。
最後，目前歐洲在就全球金融構架（糟糕的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帶來的後果似乎大多都歸咎於該構架）的改革進行商談，或許在通往更有效的金融多邊主義方面，最有幫助的第一步，是減少歐洲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表決權，並減少歐洲在世界銀行的地位，使之更接近於我們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那樣會為中國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讓出空間。鑒於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長期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部長委員會主席，他很久以前沒有推動完成這一步，令人頗感意外。
在一個合乎情理的世界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內應只有一個來自歐洲的聲音，我們將放棄提名該基金領導人的封建領主式的權利。當然，英國、法國和德國將會戰鬥到耗盡最後一個英鎊和歐元，來阻止這些改變。
無疑，歐洲對多邊主義的承諾實際上可能意味著什麼，奧巴馬總統會有他自己的觀點。但這些建議將使歐洲在與新一屆政府打交道時立場正確。畢竟，我們確實希望與華盛頓合作，難道不是麼？
作者系末任港督，牛津大學校長。他的新書是《What Next? Surviving the 21st Century》。
譯者/紅嶺
歐洲要小心了。生活中有時你得到索要的東西。但結果並非總是讓人滿意。
2001年以來，歐洲政壇人士哀歎，世界缺少一個信奉多邊主義的華盛頓政府。我們歐洲人已能明確反對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和他對國際事務那種“要麼照辦，要麼滾蛋”的方法。對歐洲來說，美國第43位總統是尋找我們自己全球使命過程中的一種解決方案。
“要是大西洋對岸有一位真正的多邊主義者該多好，我們就可以做這些事情……”這樣的句子通常都沒有結尾。好吧，現在我們似乎有了夢寐以求的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這個20萬柏林人走上街頭為之歡呼的人。所以，當他出面呼籲並請求我們將說過的解決方案、錢、團結和士兵付諸行動時，我們說什麼呢？或許，我們會帶著懷舊的心情追憶布希-切尼時代。華府出了位單邊主義者，讓在布魯塞爾的人太容易成為多邊主義者了。
歐洲人可以做六件事，以顯示我們的多邊主義不只是一句空洞無物的口號。
第一，由於在美國人缺位的幾年裏我們尚未在中東成為重要的參與力量，所以當華盛頓再度插手巴以外交時，我們可能扮演怎樣的角色就不容易預計。不管怎樣，四重奏（大多數時候是沒有三方）讓聯合國惹人反感地處在充當美國附庸的地位。讓歐洲宣告它準備好承擔責任，努力帶給剛果一種表面上的和平和穩定，而不是在中東外交的後方搖擺不定。在剛果，平均每月有4.5萬人死于二戰以來最致命的衝突。對於剛果，歐洲應出錢、出人，拿出協調一致的外交努力來，平心而論，我們過去干涉了剛果，很有作用，如2003年在伊圖利。我們應在那裏，直到任務完成。
第二，當選總統奧巴馬請求（料想他必定會）歐洲在阿富汗承擔更多軍事義務時，未出兵的北約成員國應做好準備，加入英國、荷蘭、波蘭和丹麥的行列，去南面和東面的動盪地區。如果不能那樣做，他們應拿出更多自己的錢去培訓和支持阿富汗士兵和警官。制定政治和軍事戰略肯定有必要，但如果不提高安全程度，前者是不可能的。
第三，窮國不可避免地受全球經濟風暴打擊最嚴重——匯款、對內投資和出口都會下降——發展援助對它們將變得甚至更重要。歐盟成員國應保證，即使自己國內面臨公共支出困難，也將堅持所作的承諾，在2010年前將對非洲的援助翻一倍。
第四，在12月舉行的政府首腦會議上，歐盟國家應明確表示，儘管經濟衰退，但它們仍將堅持有關氣候變化的承諾，到2020年在1990年水準上削減碳排放20%，並在相同日期前達到20%可再生能源的目標。這一任務不應以其他人做了什麼為條件。這本身就很有道理。我們應該著手開始行動。
第五，由於印度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借糧食全這一不實理由作為擋箭牌，阻礙了多哈回合的結束，歐盟應至少施加影響，防止任何倒退至形式更複雜的保護主義的情況發生。我們受到“綠色”關稅的威脅，據說是為了懲罰那些在全球變暖方面做得還不夠的國家，我們還受到投資壁壘的威脅。豎起這些投資壁壘，是為了不讓主權財富基金進入，尤其是那些威權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這兩種根本不懂經濟的措施將推動以牙還牙式的報復，使我們越來越採取更極端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歐洲在精力極為旺盛的現任理事會主席尼古拉•薩科奇(Nicolas Sarkozy)帶領下，應明確表示，歐洲與針對自由貿易的後門壁壘無關。柯爾貝爾(Colbert)還是回他的陵墓為好。
最後，目前歐洲在就全球金融構架（糟糕的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帶來的後果似乎大多都歸咎於該構架）的改革進行商談，或許在通往更有效的金融多邊主義方面，最有幫助的第一步，是減少歐洲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表決權，並減少歐洲在世界銀行的地位，使之更接近於我們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那樣會為中國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讓出空間。鑒於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長期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部長委員會主席，他很久以前沒有推動完成這一步，令人頗感意外。
在一個合乎情理的世界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內應只有一個來自歐洲的聲音，我們將放棄提名該基金領導人的封建領主式的權利。當然，英國、法國和德國將會戰鬥到耗盡最後一個英鎊和歐元，來阻止這些改變。
無疑，歐洲對多邊主義的承諾實際上可能意味著什麼，奧巴馬總統會有他自己的觀點。但這些建議將使歐洲在與新一屆政府打交道時立場正確。畢竟，我們確實希望與華盛頓合作，難道不是麼？
作者系末任港督，牛津大學校長。他的新書是《What Next? Surviving the 21st Century》。
譯者/紅嶺
29 November 2008
【FT】冰島之劫（上）
作者：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Jackson)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11-27
設想把愛爾蘭順時針旋轉90度，放大三分之一，就好像掛在北極圈上的一塊墜子。給腳下的地殼開一條縫，釋放出無窮無盡的地熱蒸汽，接著將冰島200海裏領海養滿鱈魚。
冰島有30萬人口，與考文垂人口數大致相同，其中70%居住在雷克雅末克和阿庫雷裏這兩座城市。他們都有親緣關係，大多數人的祖先都能追溯到逾一千年前的定居時代。這個島賦予了這些人產業和雄心。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千年來差不多沒怎麼變化，他們有著文學傳統，三份全國性報紙，兩個電視頻道，免費全民保健和教育，失業率接近零。冰島這個國家在世界生活水準圖表上一直名列前茅。現在你瞭解了冰島在不久前的情況。總的來說，是個還不賴的地方。
現在，讓這個國家幾乎未受監管的銀行從國際批發貨幣市場借入他們國內生產總值10多倍的資金。眼看著一位債務領域的齊伯林伯爵在全世界金融舞臺上推動其自詡的“維京掠奪者”，就像賭棍囤積籌碼一樣蓄積著公司。然後，當飛艇飛回家爆炸，把燃燒著的殘骸下雨般灑向這個一度自豪但卻很渺小的國度時，卻袖手旁觀。
你看到的正是冰島如今的情形——經濟“9/11”的受害者，世界上少有的幾個能用“金融災難”來形容而不用擔心用詞誇大的地方之一。
冰島白天沒有電視。父母們在上班，孩子們在上學，所以，唯一播送的是過去年代的特徵——測試圖像。下午三點左右，發射機開啟，一張桌子後面出現的是臉色陰鬱的首相蓋爾•哈爾德(Geir Haarde)，旁邊是一面國旗，必定是什麼嚴重的事——的確是這樣。這個國家到了破產的邊緣，政府接管了銀行，並將全面掌權，以確保國家及其儲戶的安全。
我看的時候覺得，對那些生活在衰退島嶼上的可憐人，一股同情之情油然而生——直到我明白過來，發現自己也是其中一員。最近的事件血洗了我60%的淨值，讓我的生活成本上漲了逾20%。冰島的苦難也是我的苦難。當時，我未能領會到這一空前電視講話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它結束的方式。
“同胞們……如果有某個時刻需要冰島舉國站在一起面對逆境展現堅毅，那麼現在就是這一時刻。我號召所有人一起來保衛我們每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保護那些將挺過現在開始的風暴存活下來的價值觀念。我號召家庭一起來討論，不要讓焦慮占了上風，即使前景對很多人來說很黯淡。我們要向孩子們解釋，世界並沒有在懸崖的邊緣，我們都需要發現一種內在的勇氣來展望未來……因此，以冰島人的樂觀、堅毅和團結為武器，我們將安然度過風暴。”
“上帝保佑冰島。”
我的伴侶艾達(Edda)坐在沙發上，在我身邊淚流滿面。
那天是10月6日，下午晚些時候，開車穿過市中心，一開始還給了我點安慰的理由。雷克雅未克的高峰時段，道路一如平常般擁擠，堵了半個小時，航班進出市區機場，學生們從學校和大學放學回家——注意這裏用了複數——而探視病人的去醫院，健身愛好者們去運動俱樂部。雷克雅未克表面看上去一切正常。
但是，汽車收音機裏每小時播報一次的新聞快報，傳來一幅不同的景象。冰島克郎在資本市場被凍結，現在則外溢到了海外冰島人的日常交易領域。在海外（他們稱之為“til Utlanda”）度假的人們和商務旅行人士發現，他們的信用卡被拒，希望購買外幣的人們找不到願意的賣家，偶爾有一兩個，也要把他們的購匯限在200歐元內。
銀行信用不復存在，人們試圖給自己的現金找一處避險天堂。有人在一家銀行等待了6個小時，他一生的積蓄——逾100萬英鎊的冰島克郎（按1英鎊兌200冰島克郎的匯率）在櫃檯上當面以現金形式點清。“我感覺好象一個無辜的人，被人從床上拖下來，裝進一個桶裏，丟進黃金瀑布(Gullfoss)裏了！”一位元記者在那天早上寫道。“我們被一小撮人打倒了，他們押上了我們國家的財富、名譽和繁榮，一把骰子賭輸贏。”黃金瀑布是冰島旅遊景點之一，高達100英尺，十分壯觀。
在接女兒手球練習結束回來時，我得到消息，說她的俱樂部無法得到所需的外匯，海關無法放行他們的新隊服。這座城市的無數運動隊都依賴當地贊助商，女兒也帶來消息說，她球隊的資金來源可能在今後幾個月枯竭。那天晚上，我們的通訊生命線Skype無法用冰島信用卡更新我們的積點。新聞報導讓海外的朋友們大為驚慌，他們開始發來電子郵件，問我們是否還好。
但與金融困境相比，所有這些都微不足道。現在很大一部分人口面臨這次金融困境，在某些情況下使他們破產。
在冰島，人們很容易申請到100%的抵押貸款，年輕人與父母一起居住到25歲左右的傳統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過去10年間，雷克雅末克的郊區擴大了三分之一，多數是首次買房者的住房。全新的鄰里街坊湧現出來。新的街道住進了年輕夫婦，許多都有孩子，多數都開兩部車，裝修佈置都用宜家提供的最好家居用品。這些全都是100%貸款採購，許多還是用外匯採購的。
冰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除了計息外，還把貸款指數化的國家。這意味著，冰島人從銀行借1000冰島克郎，通貨膨脹上漲5%，銀行年底就把債務增加到1050冰島克郎。對銀行是筆好買賣，對你也不錯——只要地產的價值和你的薪水按通貨膨脹或更高的增率增長。冰島大多數抵押貸款是基於這一懲罰性制度，由於通貨膨脹近20%，1000冰島克郎就會變成1200冰島克郎。利率負擔也會成比例上升。這夠糟的了，但伴隨房價下跌時，意味著許多人面對的是一種尤為殘忍的負資產。這種對高負債借款人的影響，實際上意味著所有冰島人，即便拿兩份收入也會很困難，而且隨著失業勢必猛增，許多家庭將要破產。
一位近30歲的婦女最近首次買房，她說：“我購買公寓100%靠的是貸款。我把儲蓄投進Kaupthing銀行的貨幣市場帳戶，因為它承諾高利率，把養老金存入該銀行的Vista 1，退休時我就擁有一百萬。兩個基金都基於股票投資，我知道它們是有風險的——但我吞下了誘餌並承擔了風險。現在，這些錢，不說全部吧，大多數都虧了。”
冰島人天性節儉。冰島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擁有能滿足老年人口需要的養老金體系的國家之一，或許是唯一的一個。但近年來，銀行說服許多老年人把儲蓄投資到高收益貨幣市場帳戶上。由於銀行業體系崩潰，這樣帳戶中有許多出現了龐大的註銷減計，有些現在連先前價值的一半都不到。人們留出來補充養老金的錢損失慘重。
冰島時尚“大使”比約克(Bjork)10月28日在《時代週刊》(The Times)上總結說：“年輕家庭面臨失去住房的危險，老年則人面臨失去養老金的危險。這是災難性的。社會上也怨聲載道。冰島最大的六位風險資本家在公共場合、上電視和電臺節目時被噓；憤怒的呼聲堅持要求他們變賣所有財物，把收入交給國家。據披露，一些個人把龐大的貸款弄到了國外，而冰島人卻不完全知情。現在，這個國家似乎要承擔責任，不得不償還這些錢。”
一條用被單自製的橫幅懸在雷克雅未克高速公路主幹道上，系在一座橋的欄杆上。“Stondum Saman!”它呼喊道。“我們聯合起來！”這是一個陷入重重困境的國家新的集結號。
數個世紀以來，冰島人見證了他們的經濟不時起起落落，但總是平靜地應對。或許他們在捕魚和農業方面的傳統，讓他們能鎮定自若地迎接好年景和壞年景。現在他們必須同樣應付經濟困境的襲擊。要理解是什麼導致了這場危機，需要一點對歷史的瞭解。因為這裏稱為Kreppa的這場危機，與其他危機不同。
對冰島人來說，他們的黃金時期是9世紀時剛在這塊土地上定居下來後不久。阿爾庭(Althing)是立法議會，可追溯到930年，是維京人的傳統，文學經典北歐傳說和古冰島二文集，這些是冰島的文化基石。但在那以後，冰島幾乎從歷史書中消失了。當農業革命、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來來去去，當優美的歐洲城市在興建，當米開朗基羅到莫札特等藝術家接連不斷地創作作品時，當偉大的創造發明出現時，冰島人正盤坐在他們的草皮屋裏，迎接最艱難的挑戰——生存。
他們歷經瘟疫、饑荒、地震和火山爆發存活下來。有時候，一些人甚至考慮要放棄這個島嶼。但他們堅持留下了。他們留下了，生存下來了。冰島人會告訴你，只有最適者才能生存，但那只是故事的一半，因為生存需要另一個關鍵屬性：頑強。冰島人毫無疑問擁有這種屬性。那是一種民族特性，他們認為，那是種美德而不是弱點。那來自於經歷並忍受艱難困苦。它意味著，出色完成任務，從中找到滿足並堅持；從家庭和親族中找到安慰和慰藉，並被那些家庭聯繫和義務約束。或許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信奉個人獨立，使之成為國家觀構成的一部分，並為這種獨立而戰。簡言之，這個國家有其價值觀。
而正是這一點把這次災難和以往的地震和瘟疫區別開。這是一場人為災難，更糟的是，造成這場災難的是一小群冰島人，他們啟程去征服金融世界，卻失敗而歸併遭到羞辱。這個國家瀕臨破產，對維京種族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國際聲譽被毀壞。它受傷了。
……
（待續）
（注：作者是一位元英國記者，自從2003年以來一直居住在冰島。）
譯者/紅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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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之劫（下）
設想把愛爾蘭順時針旋轉90度，放大三分之一，就好像掛在北極圈上的一塊墜子。給腳下的地殼開一條縫，釋放出無窮無盡的地熱蒸汽，接著將冰島200海裏領海養滿鱈魚。
冰島有30萬人口，與考文垂人口數大致相同，其中70%居住在雷克雅末克和阿庫雷裏這兩座城市。他們都有親緣關係，大多數人的祖先都能追溯到逾一千年前的定居時代。這個島賦予了這些人產業和雄心。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千年來差不多沒怎麼變化，他們有著文學傳統，三份全國性報紙，兩個電視頻道，免費全民保健和教育，失業率接近零。冰島這個國家在世界生活水準圖表上一直名列前茅。現在你瞭解了冰島在不久前的情況。總的來說，是個還不賴的地方。
現在，讓這個國家幾乎未受監管的銀行從國際批發貨幣市場借入他們國內生產總值10多倍的資金。眼看著一位債務領域的齊伯林伯爵在全世界金融舞臺上推動其自詡的“維京掠奪者”，就像賭棍囤積籌碼一樣蓄積著公司。然後，當飛艇飛回家爆炸，把燃燒著的殘骸下雨般灑向這個一度自豪但卻很渺小的國度時，卻袖手旁觀。
你看到的正是冰島如今的情形——經濟“9/11”的受害者，世界上少有的幾個能用“金融災難”來形容而不用擔心用詞誇大的地方之一。
冰島白天沒有電視。父母們在上班，孩子們在上學，所以，唯一播送的是過去年代的特徵——測試圖像。下午三點左右，發射機開啟，一張桌子後面出現的是臉色陰鬱的首相蓋爾•哈爾德(Geir Haarde)，旁邊是一面國旗，必定是什麼嚴重的事——的確是這樣。這個國家到了破產的邊緣，政府接管了銀行，並將全面掌權，以確保國家及其儲戶的安全。
我看的時候覺得，對那些生活在衰退島嶼上的可憐人，一股同情之情油然而生——直到我明白過來，發現自己也是其中一員。最近的事件血洗了我60%的淨值，讓我的生活成本上漲了逾20%。冰島的苦難也是我的苦難。當時，我未能領會到這一空前電視講話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它結束的方式。
“同胞們……如果有某個時刻需要冰島舉國站在一起面對逆境展現堅毅，那麼現在就是這一時刻。我號召所有人一起來保衛我們每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保護那些將挺過現在開始的風暴存活下來的價值觀念。我號召家庭一起來討論，不要讓焦慮占了上風，即使前景對很多人來說很黯淡。我們要向孩子們解釋，世界並沒有在懸崖的邊緣，我們都需要發現一種內在的勇氣來展望未來……因此，以冰島人的樂觀、堅毅和團結為武器，我們將安然度過風暴。”
“上帝保佑冰島。”
我的伴侶艾達(Edda)坐在沙發上，在我身邊淚流滿面。
那天是10月6日，下午晚些時候，開車穿過市中心，一開始還給了我點安慰的理由。雷克雅未克的高峰時段，道路一如平常般擁擠，堵了半個小時，航班進出市區機場，學生們從學校和大學放學回家——注意這裏用了複數——而探視病人的去醫院，健身愛好者們去運動俱樂部。雷克雅未克表面看上去一切正常。
但是，汽車收音機裏每小時播報一次的新聞快報，傳來一幅不同的景象。冰島克郎在資本市場被凍結，現在則外溢到了海外冰島人的日常交易領域。在海外（他們稱之為“til Utlanda”）度假的人們和商務旅行人士發現，他們的信用卡被拒，希望購買外幣的人們找不到願意的賣家，偶爾有一兩個，也要把他們的購匯限在200歐元內。
銀行信用不復存在，人們試圖給自己的現金找一處避險天堂。有人在一家銀行等待了6個小時，他一生的積蓄——逾100萬英鎊的冰島克郎（按1英鎊兌200冰島克郎的匯率）在櫃檯上當面以現金形式點清。“我感覺好象一個無辜的人，被人從床上拖下來，裝進一個桶裏，丟進黃金瀑布(Gullfoss)裏了！”一位元記者在那天早上寫道。“我們被一小撮人打倒了，他們押上了我們國家的財富、名譽和繁榮，一把骰子賭輸贏。”黃金瀑布是冰島旅遊景點之一，高達100英尺，十分壯觀。
在接女兒手球練習結束回來時，我得到消息，說她的俱樂部無法得到所需的外匯，海關無法放行他們的新隊服。這座城市的無數運動隊都依賴當地贊助商，女兒也帶來消息說，她球隊的資金來源可能在今後幾個月枯竭。那天晚上，我們的通訊生命線Skype無法用冰島信用卡更新我們的積點。新聞報導讓海外的朋友們大為驚慌，他們開始發來電子郵件，問我們是否還好。
但與金融困境相比，所有這些都微不足道。現在很大一部分人口面臨這次金融困境，在某些情況下使他們破產。
在冰島，人們很容易申請到100%的抵押貸款，年輕人與父母一起居住到25歲左右的傳統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過去10年間，雷克雅末克的郊區擴大了三分之一，多數是首次買房者的住房。全新的鄰里街坊湧現出來。新的街道住進了年輕夫婦，許多都有孩子，多數都開兩部車，裝修佈置都用宜家提供的最好家居用品。這些全都是100%貸款採購，許多還是用外匯採購的。
冰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除了計息外，還把貸款指數化的國家。這意味著，冰島人從銀行借1000冰島克郎，通貨膨脹上漲5%，銀行年底就把債務增加到1050冰島克郎。對銀行是筆好買賣，對你也不錯——只要地產的價值和你的薪水按通貨膨脹或更高的增率增長。冰島大多數抵押貸款是基於這一懲罰性制度，由於通貨膨脹近20%，1000冰島克郎就會變成1200冰島克郎。利率負擔也會成比例上升。這夠糟的了，但伴隨房價下跌時，意味著許多人面對的是一種尤為殘忍的負資產。這種對高負債借款人的影響，實際上意味著所有冰島人，即便拿兩份收入也會很困難，而且隨著失業勢必猛增，許多家庭將要破產。
一位近30歲的婦女最近首次買房，她說：“我購買公寓100%靠的是貸款。我把儲蓄投進Kaupthing銀行的貨幣市場帳戶，因為它承諾高利率，把養老金存入該銀行的Vista 1，退休時我就擁有一百萬。兩個基金都基於股票投資，我知道它們是有風險的——但我吞下了誘餌並承擔了風險。現在，這些錢，不說全部吧，大多數都虧了。”
冰島人天性節儉。冰島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擁有能滿足老年人口需要的養老金體系的國家之一，或許是唯一的一個。但近年來，銀行說服許多老年人把儲蓄投資到高收益貨幣市場帳戶上。由於銀行業體系崩潰，這樣帳戶中有許多出現了龐大的註銷減計，有些現在連先前價值的一半都不到。人們留出來補充養老金的錢損失慘重。
冰島時尚“大使”比約克(Bjork)10月28日在《時代週刊》(The Times)上總結說：“年輕家庭面臨失去住房的危險，老年則人面臨失去養老金的危險。這是災難性的。社會上也怨聲載道。冰島最大的六位風險資本家在公共場合、上電視和電臺節目時被噓；憤怒的呼聲堅持要求他們變賣所有財物，把收入交給國家。據披露，一些個人把龐大的貸款弄到了國外，而冰島人卻不完全知情。現在，這個國家似乎要承擔責任，不得不償還這些錢。”
一條用被單自製的橫幅懸在雷克雅未克高速公路主幹道上，系在一座橋的欄杆上。“Stondum Saman!”它呼喊道。“我們聯合起來！”這是一個陷入重重困境的國家新的集結號。
數個世紀以來，冰島人見證了他們的經濟不時起起落落，但總是平靜地應對。或許他們在捕魚和農業方面的傳統，讓他們能鎮定自若地迎接好年景和壞年景。現在他們必須同樣應付經濟困境的襲擊。要理解是什麼導致了這場危機，需要一點對歷史的瞭解。因為這裏稱為Kreppa的這場危機，與其他危機不同。
對冰島人來說，他們的黃金時期是9世紀時剛在這塊土地上定居下來後不久。阿爾庭(Althing)是立法議會，可追溯到930年，是維京人的傳統，文學經典北歐傳說和古冰島二文集，這些是冰島的文化基石。但在那以後，冰島幾乎從歷史書中消失了。當農業革命、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來來去去，當優美的歐洲城市在興建，當米開朗基羅到莫札特等藝術家接連不斷地創作作品時，當偉大的創造發明出現時，冰島人正盤坐在他們的草皮屋裏，迎接最艱難的挑戰——生存。
他們歷經瘟疫、饑荒、地震和火山爆發存活下來。有時候，一些人甚至考慮要放棄這個島嶼。但他們堅持留下了。他們留下了，生存下來了。冰島人會告訴你，只有最適者才能生存，但那只是故事的一半，因為生存需要另一個關鍵屬性：頑強。冰島人毫無疑問擁有這種屬性。那是一種民族特性，他們認為，那是種美德而不是弱點。那來自於經歷並忍受艱難困苦。它意味著，出色完成任務，從中找到滿足並堅持；從家庭和親族中找到安慰和慰藉，並被那些家庭聯繫和義務約束。或許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信奉個人獨立，使之成為國家觀構成的一部分，並為這種獨立而戰。簡言之，這個國家有其價值觀。
而正是這一點把這次災難和以往的地震和瘟疫區別開。這是一場人為災難，更糟的是，造成這場災難的是一小群冰島人，他們啟程去征服金融世界，卻失敗而歸併遭到羞辱。這個國家瀕臨破產，對維京種族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國際聲譽被毀壞。它受傷了。
……
（待續）
（注：作者是一位元英國記者，自從2003年以來一直居住在冰島。）
譯者/紅嶺
延伸閱讀:
冰島之劫（下）
18 November 2008
【FT】宏觀經濟政策對穩定至關重要
作者：歐洲央行行長 讓-克勞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11-18
金融市場動盪如今已讓全球焦慮了一年多。經歷了長期穩定後，2007年成為一個轉捩點，始於這一年的金融市場動盪將長久留在人們的記憶裏。世界各地的央行、監管機構和政府已經——而且將繼續——對日益顯現的脆弱性和風險轉變為現實做出果斷回應，以儘快恢復有利於增長的穩定和條件。
此次危機的根源在於風險被廣泛低估，其中包括單位風險定價過低，以及金融業經營者自身承擔的風險數量被低估。2006年至2007年初，幾位決策者曾指出，市場參與者需要為大幅回調做準備。作為由央行行長參加的全球經濟會議的主席，我本人曾述說過我的同事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同時，一些金融穩定報告（包括歐洲央行(ECB)、國際清算銀行(BIS)、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以及其他機構的報告）對市場脆弱性進行了分析，並對正在出現的薄弱之處提出了警告。
許多因素都對2007年年中之前的金融環境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銀行業“放款加轉銷”(originate and distribute)模式的推廣導致了信用風險持有者與監控及管理者的分離。投資者想當然地認為放貸機構會進行適當的風險管理，卻沒有“情況確實會如此”的任何保證。他們將所有的信任都交給了評級機構評估新型工具風險的能力。此外，考慮到一些大型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和資本的總規模，它們的風險過於集中。儘管在系統層面上，風險大面積擴散通常是一個穩定因素，但在全球信心喪失等極端情況下，其影響無疑會波及整個體系。今年9月中旬就發生了這一程度的信心喪失。
我們在應對當前形勢時，還必須著手設計可持續加強全球金融體系的方案。金融穩定論壇已經從危機中汲取了教訓，其工作成果亦有賴於國際社會的努力。在這種背景下，為了修正廣泛的大規模風險低估，有三個因素尤其要得到解決：短期主義、缺乏透明度和過度的順週期性。
現代金融體系偏愛有望在短期內獲得高回報的投資工具和仲介機構。金融機構面臨壓力，需要遵從可以帶來高額短期收益的策略。這一過程往往導致羊群行為(herding behaviour)，使風險控制很容易變為次要問題。我們需要抵制這些機制，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在短期與長期投資者和仲介機構之間謀求平衡。對市場參與者的激勵需要在這方面得到增強，手段包括修訂內部賠償方案。
第二個因素涉及透明度。儘管在監管和資訊技術方面取得了進步和發展，金融體系對於風險最終落在何處卻缺乏透明度。有兩個例子說明了這一問題：結構性金融產品的極度複雜性，即使富有經驗的投資者也無法正確予以評估；以及對某些金融結構監管的缺失。因此，監管者尤其需要對結構性金融產品交易市場嚴格要求，並對以前不受監管的機構提高報告要求。
最後，金融體系中的順週期行為非常明顯。但在當前的全球金融體系中，有一些機制加劇了波動。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將有效的金融體系作為經濟增長引擎加以保護，同時確保其穩定性。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制定的資本要求和供應規定，以及行業管理結構（尤其在風險管理領域），需要遏制上升時期的過度冒險行為，勸阻在企業和家庭最需要信貸時的過度保守主義。
對金融體系進行雄心勃勃的有效改革很有必要，但還不足以重建穩定的全球經濟秩序。持久的金融穩定還需要著眼於中期、以穩定為目標、可自我維繫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意味著必須避免嚴重的國內失衡，而且必須將人們的期望與中期可持續性牢牢綁定。畢竟，順週期性的來源可能不僅僅是監管政策，可能還有同樣不受歡迎的宏觀經濟政策。因此，從全球而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必須大力加強對有關整個體系的經濟體的監督。
上述舉措可以建立在IMF與關鍵合作夥伴多邊協商的基礎上。要促進穩定，幫助實現短期和長期繁榮之間的更好均衡，就需要加強全球經濟的紀律性。
本文作者為歐洲央行行長。本文基於其在歐洲央行第五屆中央銀行大會上的一篇講話:《歐元十年：教訓與挑戰》(The euro at ten: lessons and challeng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3142
金融市場動盪如今已讓全球焦慮了一年多。經歷了長期穩定後，2007年成為一個轉捩點，始於這一年的金融市場動盪將長久留在人們的記憶裏。世界各地的央行、監管機構和政府已經——而且將繼續——對日益顯現的脆弱性和風險轉變為現實做出果斷回應，以儘快恢復有利於增長的穩定和條件。
此次危機的根源在於風險被廣泛低估，其中包括單位風險定價過低，以及金融業經營者自身承擔的風險數量被低估。2006年至2007年初，幾位決策者曾指出，市場參與者需要為大幅回調做準備。作為由央行行長參加的全球經濟會議的主席，我本人曾述說過我的同事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同時，一些金融穩定報告（包括歐洲央行(ECB)、國際清算銀行(BIS)、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以及其他機構的報告）對市場脆弱性進行了分析，並對正在出現的薄弱之處提出了警告。
許多因素都對2007年年中之前的金融環境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銀行業“放款加轉銷”(originate and distribute)模式的推廣導致了信用風險持有者與監控及管理者的分離。投資者想當然地認為放貸機構會進行適當的風險管理，卻沒有“情況確實會如此”的任何保證。他們將所有的信任都交給了評級機構評估新型工具風險的能力。此外，考慮到一些大型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和資本的總規模，它們的風險過於集中。儘管在系統層面上，風險大面積擴散通常是一個穩定因素，但在全球信心喪失等極端情況下，其影響無疑會波及整個體系。今年9月中旬就發生了這一程度的信心喪失。
我們在應對當前形勢時，還必須著手設計可持續加強全球金融體系的方案。金融穩定論壇已經從危機中汲取了教訓，其工作成果亦有賴於國際社會的努力。在這種背景下，為了修正廣泛的大規模風險低估，有三個因素尤其要得到解決：短期主義、缺乏透明度和過度的順週期性。
現代金融體系偏愛有望在短期內獲得高回報的投資工具和仲介機構。金融機構面臨壓力，需要遵從可以帶來高額短期收益的策略。這一過程往往導致羊群行為(herding behaviour)，使風險控制很容易變為次要問題。我們需要抵制這些機制，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在短期與長期投資者和仲介機構之間謀求平衡。對市場參與者的激勵需要在這方面得到增強，手段包括修訂內部賠償方案。
第二個因素涉及透明度。儘管在監管和資訊技術方面取得了進步和發展，金融體系對於風險最終落在何處卻缺乏透明度。有兩個例子說明了這一問題：結構性金融產品的極度複雜性，即使富有經驗的投資者也無法正確予以評估；以及對某些金融結構監管的缺失。因此，監管者尤其需要對結構性金融產品交易市場嚴格要求，並對以前不受監管的機構提高報告要求。
最後，金融體系中的順週期行為非常明顯。但在當前的全球金融體系中，有一些機制加劇了波動。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將有效的金融體系作為經濟增長引擎加以保護，同時確保其穩定性。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制定的資本要求和供應規定，以及行業管理結構（尤其在風險管理領域），需要遏制上升時期的過度冒險行為，勸阻在企業和家庭最需要信貸時的過度保守主義。
對金融體系進行雄心勃勃的有效改革很有必要，但還不足以重建穩定的全球經濟秩序。持久的金融穩定還需要著眼於中期、以穩定為目標、可自我維繫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意味著必須避免嚴重的國內失衡，而且必須將人們的期望與中期可持續性牢牢綁定。畢竟，順週期性的來源可能不僅僅是監管政策，可能還有同樣不受歡迎的宏觀經濟政策。因此，從全球而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必須大力加強對有關整個體系的經濟體的監督。
上述舉措可以建立在IMF與關鍵合作夥伴多邊協商的基礎上。要促進穩定，幫助實現短期和長期繁榮之間的更好均衡，就需要加強全球經濟的紀律性。
本文作者為歐洲央行行長。本文基於其在歐洲央行第五屆中央銀行大會上的一篇講話:《歐元十年：教訓與挑戰》(The euro at ten: lessons and challeng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3142
4 November 2008
【FT】美國新總統面臨的挑戰
作者：穀歌首席執行官埃裏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11-04
當然，美國每一場總統大選都很重要。但考慮到目前美國和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嚴峻而急迫的挑戰，很少有哪屆美國總統大選能像美國人民今天做出的決定那樣重要。
無論誰最終獲勝，他都將在一個艱難時期入主白宮。我們面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面臨的第一場危機——美國本土金融機構必須對此承擔大量責任。每一項指標都在走下坡路。無怪乎民意調查顯示，五分之四的美國人感覺自己的國家走上了歧途。
新總統還將面臨許多其他緊迫問題。我們的教育體系不能滿足孩子們的需求。我們的衛生保健體系超出了負荷。與此同時，能源消耗了我們的大量財富，卻沒能引起我們的足夠關注。對礦物燃料的依賴不僅會形成供應安全的嚴重問題，還會導致氣候變化加劇——在國家層面上，美國未能就這一問題表現出世界所期待的領導能力。
然而，對於美國的未來，我依然是一名堅定的樂觀主義者。我相信，美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地戰勝這些挑戰，在絕境中發現機遇。但是，要做到這些，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必須重新啟動創新的引擎：在過去一個世紀裏，正是創新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增長與繁榮。這需要一種新的方式。我們必須將關注焦點從支撐成熟產業，轉移到支持能夠開創新業務的新想法上來。
美國創新與創業的潛能依然強大，不過，這些能量近幾年沒有得到必要的支援。過去8年間，美國在研發領域的聯邦支出——例如對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撥款——出現下降。造成這種局面，是因為人們認為政府的種子投資沒有成效。人們似乎已經忘記，推動經濟繁榮、創造眾多就業機會的巨型馬達——互聯網，就是從一個政府撥款的研究項目發展而來的。
現在，我們需要鼓勵對清潔能源和環保科技等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我們在這些領域缺乏政治領導力，不僅是最近，而是有幾十年的時間了。我們迫切需要找到礦物燃料的替代品，投資于智慧電網，並使我們的汽車、住宅和辦公室更加節能。日益加劇的失業問題也應迫使我們向環保產業求救：據估計，到2030年，環保產業能再創造出200萬至300萬個薪酬優厚、技術含量高的職位。這些綠色就業機會有可能締造出絕妙的經濟發展機遇。
不過，除非我們的孩子具備在全球市場競爭所需的數學與科學技能，否則我們將無法抓住這些機遇。我們還需要消除“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在全球寬頻接入率中，美國僅排名第15，仍有4500萬成人在家中沒有寬頻。下一任美國總統必須把這個21世紀基礎設施的建設作為首要任務，就像20世紀中頁，美國前總統德懷特•D•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州際公路網視為國家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一樣。
互聯網實現了資訊交換的公開和自由，對我們未來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事實已經證明，互聯網對企業家和美國小型企業是必不可少的，而美國80%的新工作機會來自小型企業。但要保持這一紀錄，需要聯邦政府有力保障網路的開放。
互聯網這樣的技術也能夠幫助我們的政府變得更加公開，對公民的訴求反應更加迅速。但即便是我們當中那些最狂熱的技術支持者也必須承認，科技具有局限性。最終，決定必須由人民做出。
這就是今天的選舉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位元能夠超越舊思想和正統觀念的領導者，他還應該能夠理解為了我們的將來而進行觀念和技術投資的重要性。
作為一名企業家和一名公民，我相信，這位領導者就是民主黨候選人——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這場漫長而且常常困難重重的競選中，他已經向我們證明，他的性格、價值觀和具體戰略能夠帶來美國——以及全世界——所需要的那種領導力。我希望大多數美國人能同意我的觀點。
本文僅代表谷歌(Google)首席執行官埃裏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個人看法，穀歌公司在本屆總統大選中嚴格保持中立。
譯者/管婧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887#?箸_1
當然，美國每一場總統大選都很重要。但考慮到目前美國和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嚴峻而急迫的挑戰，很少有哪屆美國總統大選能像美國人民今天做出的決定那樣重要。
無論誰最終獲勝，他都將在一個艱難時期入主白宮。我們面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面臨的第一場危機——美國本土金融機構必須對此承擔大量責任。每一項指標都在走下坡路。無怪乎民意調查顯示，五分之四的美國人感覺自己的國家走上了歧途。
新總統還將面臨許多其他緊迫問題。我們的教育體系不能滿足孩子們的需求。我們的衛生保健體系超出了負荷。與此同時，能源消耗了我們的大量財富，卻沒能引起我們的足夠關注。對礦物燃料的依賴不僅會形成供應安全的嚴重問題，還會導致氣候變化加劇——在國家層面上，美國未能就這一問題表現出世界所期待的領導能力。
然而，對於美國的未來，我依然是一名堅定的樂觀主義者。我相信，美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地戰勝這些挑戰，在絕境中發現機遇。但是，要做到這些，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必須重新啟動創新的引擎：在過去一個世紀裏，正是創新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增長與繁榮。這需要一種新的方式。我們必須將關注焦點從支撐成熟產業，轉移到支持能夠開創新業務的新想法上來。
美國創新與創業的潛能依然強大，不過，這些能量近幾年沒有得到必要的支援。過去8年間，美國在研發領域的聯邦支出——例如對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撥款——出現下降。造成這種局面，是因為人們認為政府的種子投資沒有成效。人們似乎已經忘記，推動經濟繁榮、創造眾多就業機會的巨型馬達——互聯網，就是從一個政府撥款的研究項目發展而來的。
現在，我們需要鼓勵對清潔能源和環保科技等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我們在這些領域缺乏政治領導力，不僅是最近，而是有幾十年的時間了。我們迫切需要找到礦物燃料的替代品，投資于智慧電網，並使我們的汽車、住宅和辦公室更加節能。日益加劇的失業問題也應迫使我們向環保產業求救：據估計，到2030年，環保產業能再創造出200萬至300萬個薪酬優厚、技術含量高的職位。這些綠色就業機會有可能締造出絕妙的經濟發展機遇。
不過，除非我們的孩子具備在全球市場競爭所需的數學與科學技能，否則我們將無法抓住這些機遇。我們還需要消除“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在全球寬頻接入率中，美國僅排名第15，仍有4500萬成人在家中沒有寬頻。下一任美國總統必須把這個21世紀基礎設施的建設作為首要任務，就像20世紀中頁，美國前總統德懷特•D•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州際公路網視為國家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一樣。
互聯網實現了資訊交換的公開和自由，對我們未來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事實已經證明，互聯網對企業家和美國小型企業是必不可少的，而美國80%的新工作機會來自小型企業。但要保持這一紀錄，需要聯邦政府有力保障網路的開放。
互聯網這樣的技術也能夠幫助我們的政府變得更加公開，對公民的訴求反應更加迅速。但即便是我們當中那些最狂熱的技術支持者也必須承認，科技具有局限性。最終，決定必須由人民做出。
這就是今天的選舉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位元能夠超越舊思想和正統觀念的領導者，他還應該能夠理解為了我們的將來而進行觀念和技術投資的重要性。
作為一名企業家和一名公民，我相信，這位領導者就是民主黨候選人——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這場漫長而且常常困難重重的競選中，他已經向我們證明，他的性格、價值觀和具體戰略能夠帶來美國——以及全世界——所需要的那種領導力。我希望大多數美國人能同意我的觀點。
本文僅代表谷歌(Google)首席執行官埃裏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個人看法，穀歌公司在本屆總統大選中嚴格保持中立。
譯者/管婧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887#?箸_1
21 October 2008
【FT】布希是如何應對金融危機的？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約翰•加普(John Gapper) 2008-10-21
歷史將這樣記載，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在任期內遭遇過兩大危機：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
布希對第一個危機的反應是，告訴全球其他國家：“要麼支持我們，要麼反對我們”，並拉上英國入侵伊拉克。布希對第二個危機的反應是，傾聽全球各國財長意見，並採取類似歐洲的做法，斥資購入銀行股權。
我贊成布希對第二個危機的反應。
鑒於市場仍極度恐慌，銀行不願彼此拆借，宣佈解決金融危機“任務完成”還為時尚早。但全球紓困計畫的最新版本，至少讓人們看到成功的希望。
就我個人而言，與布希的伊拉克戰爭計畫相比，我對目前的紓困計畫更有信心。其中部分原因在於，布希政府就美國紓困計畫初稿，與目的相同的國際領導人有所討論，這有助於美國集思廣益。全球委員會設計的東西總是會有缺陷，但在缺乏信用的情況下採取單邊行動會更糟。
美國這種新的做法，讓歐洲央行行長讓-克勞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 在週二紐約經濟俱樂部(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會議上感到興奮。面對金融家和包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姆•蓋斯納(Tim Geithner)在內的央行官員，特裏謝發表了演講。看上去，他似乎覺得沒有什麼比美歐互動更值得高興。
特裏謝稱，“我很高興與美聯儲擁有極其密切的聯繫，”並特意對“本、科恩和蒂姆”致以最熱烈的敬意。聽上去，這像是某種不雅的、歐洲大陸版4P。其實，特裏謝談的卻是出席布魯塞爾金融政策會議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美聯儲副主席唐納德•科恩(Donald Kohn)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姆•蓋斯納(Tim Geithner)。
實際上，儘管布希和美國財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抵制銀行國有化的想法，他們卻不得不轉變立場。英國收購了包括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蘇格蘭哈裏法克斯銀行(HBOS)在內的英國銀行股份，德國和法國也將隨後效仿，這些舉措都是超出政治家掌控之外的。
由於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獨自買單，對主張多邊合作的人來說，也不能算是什麼勝利。他們努力處理的問題都太複雜，如人們對銀行和其他機構喪失信心，以及人們對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擔憂，以致於無法由一個國家獨力解決。
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首席執行官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認為，各國政府採取的措施是“關聯，而非合作”。太平洋投資管理是一家債券資產管理集團，而埃利安是今年“《金融時報》/高盛年度最佳圖書獎”獲得者。
就像特裏謝昭示的那樣，各國央行相互合作，聯手採取措施，而這些央行之所以能如此行事在於它們獨立于本國選民。各國央行不僅聯手降息，而且還建立貨幣互換安排，以允許資產負債不匹配的歐洲銀行借入美元。
但是，各國政府大多數都相互觀望，也就是觀察其他人怎麼做，並模仿那些自己喜歡的舉措。由於以下原因，這種方法有效地令人吃驚。
首先，既然我們都進入了未知領域，觀望態度可以允許各國政府在不同的國家進行試驗，觀察政策的運行效果，以及投資者的反應。英國政府對抵押貸款銀行——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紓困，美國對貨幣市場基金進行擔保，以及德國也差不多對銀行存款提供擔保等，均是如此。
第二，對那些不願採取措施，或紓困計畫遭到選民抵制的政府而言，觀望的做法幫了它們的忙。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保爾森最初堅決反對把收購銀行股份作為7000億美元紓困計畫的一部分。
保爾森當時真正的意圖，我們難以確定。最初，他是反對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去收購銀行股份，但後來改變了主意？還是當初他判斷不必做之事，後來成了必做之事？也許，他一直打算這麼做？
從保爾森當的公開聲明中，你可以做出自己的結論。上個月，保爾森對參議院一家委員會稱：“正確的方式不是到處去注資”。上週二，保爾森又轉變立場，藉口是他的計畫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並且會讓“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多數美國人不快”。
事實上，重組銀行資本，從一開始就是正確的。美國通過向銀行注資，而非對壞債重新估值而引誘私人資本注入銀行，得到了更多的價值。
畢竟，保爾森沒有在紓困計畫中加上允許自己改變主意的條款，他可能不得不採取務實的做法。要是提及任何國有化的前景，只能激怒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保爾森能讓國會山批准自己的紓困計畫已經很不容易了。
在某種意義上，保爾森的意圖並不重要，因為他在海外合作夥伴和市場力量的幫助下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布希和保爾森被迫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們要麼和歐洲政府一起，要麼市場將反對他們。
對於歐洲國家來說，這一點也適用。對保爾森最初提出的有缺陷的7000億美元的紓困計畫，歐洲國家得以進行評估。無疑，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因提出最好的紓困計畫而獲得讚譽，但他有前車之鑒。
從常識、國際合作、市場機制，或你希望的任何方面來說，都可以把此稱為一場勝利。我相信，這將比布希獨自行動獲得更多的效果。
譯者/趙雁軍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601
歷史將這樣記載，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在任期內遭遇過兩大危機：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
布希對第一個危機的反應是，告訴全球其他國家：“要麼支持我們，要麼反對我們”，並拉上英國入侵伊拉克。布希對第二個危機的反應是，傾聽全球各國財長意見，並採取類似歐洲的做法，斥資購入銀行股權。
我贊成布希對第二個危機的反應。
鑒於市場仍極度恐慌，銀行不願彼此拆借，宣佈解決金融危機“任務完成”還為時尚早。但全球紓困計畫的最新版本，至少讓人們看到成功的希望。
就我個人而言，與布希的伊拉克戰爭計畫相比，我對目前的紓困計畫更有信心。其中部分原因在於，布希政府就美國紓困計畫初稿，與目的相同的國際領導人有所討論，這有助於美國集思廣益。全球委員會設計的東西總是會有缺陷，但在缺乏信用的情況下採取單邊行動會更糟。
美國這種新的做法，讓歐洲央行行長讓-克勞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 在週二紐約經濟俱樂部(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會議上感到興奮。面對金融家和包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姆•蓋斯納(Tim Geithner)在內的央行官員，特裏謝發表了演講。看上去，他似乎覺得沒有什麼比美歐互動更值得高興。
特裏謝稱，“我很高興與美聯儲擁有極其密切的聯繫，”並特意對“本、科恩和蒂姆”致以最熱烈的敬意。聽上去，這像是某種不雅的、歐洲大陸版4P。其實，特裏謝談的卻是出席布魯塞爾金融政策會議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美聯儲副主席唐納德•科恩(Donald Kohn)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姆•蓋斯納(Tim Geithner)。
實際上，儘管布希和美國財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抵制銀行國有化的想法，他們卻不得不轉變立場。英國收購了包括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蘇格蘭哈裏法克斯銀行(HBOS)在內的英國銀行股份，德國和法國也將隨後效仿，這些舉措都是超出政治家掌控之外的。
由於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獨自買單，對主張多邊合作的人來說，也不能算是什麼勝利。他們努力處理的問題都太複雜，如人們對銀行和其他機構喪失信心，以及人們對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擔憂，以致於無法由一個國家獨力解決。
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首席執行官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認為，各國政府採取的措施是“關聯，而非合作”。太平洋投資管理是一家債券資產管理集團，而埃利安是今年“《金融時報》/高盛年度最佳圖書獎”獲得者。
就像特裏謝昭示的那樣，各國央行相互合作，聯手採取措施，而這些央行之所以能如此行事在於它們獨立于本國選民。各國央行不僅聯手降息，而且還建立貨幣互換安排，以允許資產負債不匹配的歐洲銀行借入美元。
但是，各國政府大多數都相互觀望，也就是觀察其他人怎麼做，並模仿那些自己喜歡的舉措。由於以下原因，這種方法有效地令人吃驚。
首先，既然我們都進入了未知領域，觀望態度可以允許各國政府在不同的國家進行試驗，觀察政策的運行效果，以及投資者的反應。英國政府對抵押貸款銀行——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紓困，美國對貨幣市場基金進行擔保，以及德國也差不多對銀行存款提供擔保等，均是如此。
第二，對那些不願採取措施，或紓困計畫遭到選民抵制的政府而言，觀望的做法幫了它們的忙。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保爾森最初堅決反對把收購銀行股份作為7000億美元紓困計畫的一部分。
保爾森當時真正的意圖，我們難以確定。最初，他是反對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去收購銀行股份，但後來改變了主意？還是當初他判斷不必做之事，後來成了必做之事？也許，他一直打算這麼做？
從保爾森當的公開聲明中，你可以做出自己的結論。上個月，保爾森對參議院一家委員會稱：“正確的方式不是到處去注資”。上週二，保爾森又轉變立場，藉口是他的計畫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並且會讓“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多數美國人不快”。
事實上，重組銀行資本，從一開始就是正確的。美國通過向銀行注資，而非對壞債重新估值而引誘私人資本注入銀行，得到了更多的價值。
畢竟，保爾森沒有在紓困計畫中加上允許自己改變主意的條款，他可能不得不採取務實的做法。要是提及任何國有化的前景，只能激怒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保爾森能讓國會山批准自己的紓困計畫已經很不容易了。
在某種意義上，保爾森的意圖並不重要，因為他在海外合作夥伴和市場力量的幫助下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布希和保爾森被迫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們要麼和歐洲政府一起，要麼市場將反對他們。
對於歐洲國家來說，這一點也適用。對保爾森最初提出的有缺陷的7000億美元的紓困計畫，歐洲國家得以進行評估。無疑，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因提出最好的紓困計畫而獲得讚譽，但他有前車之鑒。
從常識、國際合作、市場機制，或你希望的任何方面來說，都可以把此稱為一場勝利。我相信，這將比布希獨自行動獲得更多的效果。
譯者/趙雁軍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601
29 September 2008
【FT】為自由市場一辯
英國《金融時報》社論 2008-09-28
金融系統已岌岌可危。在恣意妄為多年之後，銀行們已幾乎停止同業借貸，此時，美國國會正在考慮是否為它們提供支持。如果銀行系統繼續分崩離析，所產生的經濟後果將十分可怕。但還有一種更大的風險：正在思考華爾街蠢行的政客們，可能由於完全喪失對市場的信心，而得出錯誤的結論，並作出錯誤的決定。
這將不是第一次。1929年華爾街股災後，市場被認為已經失效，美國立法者試圖通過管制找到穿越危機的捷徑。被廣泛效仿的《司莫特-郝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使成千上萬種進口商品的有效稅率提高了三倍，加深了1929年至1933年間的“大蕭條”。而反市場情緒的盛行，讓歐洲一些初具雛形的民主政治付出了更高昂的代價：法西斯主義。
儘管當前危機非常嚴重，但引起如此極端反應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不過，政策制定者完全有可能加重已經由金融行業不負責任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因而，此時我們應該牢記開放的市場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不要忘記那些壓制開放市場的社會將會等到什麼後果。
一些喊得最響的批評家沒有多大興趣弄清問題出在哪里，更沒興趣思考如何補救，也全然不去計畫今後如何防範類似問題。這樣的批評是無益的。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溫•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本周對英國政府出臺賣空禁令大加讚賞。他的同行約翰•撒塔姆(John Sentamu)則宣稱，賣空銀行股的那些人“顯然是銀行劫匪和資產剝奪者”。這些話出自心地善良的人口中，但他們看不到偷車賊、廢品堆放場的機械工以及購買了汽車保險、當車失竊後得到賠償的車主之間有什麼道德或實質上的區別。
美國紐約州司法部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更進一步，將賣空者喻為“颶風後的搶劫者”。這種比喻有失公允。難道賣空者還要遭到美國國民警衛隊的射殺麼？
這類情緒的問題在於，它於事無補。有人喜歡以比喻的手法進行批評 —— 例如“脫韁的資本主義”、“無節制的貪婪”，卻不願意說明他心目中的“韁繩”和“節制”究竟是什麼。
我們首先來看看華盛頓的紓困計畫。為什麼納稅人應該拯救腰纏萬貫的銀行家？我們應該強制他們為此付出什麼代價？這些是自然而然的問題，但並非全部。我們還應當問，納稅人出錢支援銀行系統，是否能夠從中直接或間接地獲益？答案是肯定的。銀行系統瀕臨崩潰，而崩潰將給普通百姓帶來悲慘的後果。盈利企業和信譽良好的消費者將受到損害。成功的救援將可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甚至有微小的機會讓納稅人從中獲利。這就是救援的理由。美國國會對救援計畫詳加審查無可厚非 —— 尤其是考慮到該計畫缺乏監督 —— 但許多議員也許更想借此收拾一下華爾街。
不過，實施更有效的監管，其理由不言自明。人們很難為這樣的銀行系統辯護：銀行高管們拿走數百萬美元的薪酬，而回過頭看，當時他們的業務從根本上就存在著缺陷。這看起來就像是對經營失敗的獎賞。2000年以來，我們已經目睹了兩場金融危機——互聯網泡沫破裂，和當前的銀行業危機。這樣的經歷很難讓人對資本市場當前的效率或透明性抱有信心。
本輪危機常被說成是放鬆監管的結果，但它同樣也是以前實施的、註定會造成惡果的干預的產物。由於優質抵押貸款行業被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壟斷，次級抵押貸款迅速增長。“兩房”是由政府創立、受政府監管、實際上受到政府擔保的機構。證券化是為了繞過資本方面的要求。但它也創造出了沒有多少人能夠理解的金融工具。用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話來說，這些金融工具的確是“金融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資本市場顯然需要更為完善的監管，但政策制定者應當謹防意想不到的後果。市場是試驗場，也往往是錯誤的發生地。市場的優越之處，並非因為它具有完美的效率，而是因為它是一種“獎勵成功，淘汰失敗”的機制。人類至今還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現在不是為自由市場辯護的好時機。然而，我們又必須為之辯護，辯護的理由不僅在於自由市場在提高人們生活水準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紀錄，也在於這句格言：“明智的做法是讓成年人自己做主。”
自由市場並非一種“原教旨主義宗教”。它是一種機制，而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兩百年來，它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即便是在危機重重的今日，本報也以為自由市場辯護為榮。
譯者/岱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238&page=1
金融系統已岌岌可危。在恣意妄為多年之後，銀行們已幾乎停止同業借貸，此時，美國國會正在考慮是否為它們提供支持。如果銀行系統繼續分崩離析，所產生的經濟後果將十分可怕。但還有一種更大的風險：正在思考華爾街蠢行的政客們，可能由於完全喪失對市場的信心，而得出錯誤的結論，並作出錯誤的決定。
這將不是第一次。1929年華爾街股災後，市場被認為已經失效，美國立法者試圖通過管制找到穿越危機的捷徑。被廣泛效仿的《司莫特-郝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使成千上萬種進口商品的有效稅率提高了三倍，加深了1929年至1933年間的“大蕭條”。而反市場情緒的盛行，讓歐洲一些初具雛形的民主政治付出了更高昂的代價：法西斯主義。
儘管當前危機非常嚴重，但引起如此極端反應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不過，政策制定者完全有可能加重已經由金融行業不負責任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因而，此時我們應該牢記開放的市場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不要忘記那些壓制開放市場的社會將會等到什麼後果。
一些喊得最響的批評家沒有多大興趣弄清問題出在哪里，更沒興趣思考如何補救，也全然不去計畫今後如何防範類似問題。這樣的批評是無益的。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溫•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本周對英國政府出臺賣空禁令大加讚賞。他的同行約翰•撒塔姆(John Sentamu)則宣稱，賣空銀行股的那些人“顯然是銀行劫匪和資產剝奪者”。這些話出自心地善良的人口中，但他們看不到偷車賊、廢品堆放場的機械工以及購買了汽車保險、當車失竊後得到賠償的車主之間有什麼道德或實質上的區別。
美國紐約州司法部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更進一步，將賣空者喻為“颶風後的搶劫者”。這種比喻有失公允。難道賣空者還要遭到美國國民警衛隊的射殺麼？
這類情緒的問題在於，它於事無補。有人喜歡以比喻的手法進行批評 —— 例如“脫韁的資本主義”、“無節制的貪婪”，卻不願意說明他心目中的“韁繩”和“節制”究竟是什麼。
我們首先來看看華盛頓的紓困計畫。為什麼納稅人應該拯救腰纏萬貫的銀行家？我們應該強制他們為此付出什麼代價？這些是自然而然的問題，但並非全部。我們還應當問，納稅人出錢支援銀行系統，是否能夠從中直接或間接地獲益？答案是肯定的。銀行系統瀕臨崩潰，而崩潰將給普通百姓帶來悲慘的後果。盈利企業和信譽良好的消費者將受到損害。成功的救援將可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甚至有微小的機會讓納稅人從中獲利。這就是救援的理由。美國國會對救援計畫詳加審查無可厚非 —— 尤其是考慮到該計畫缺乏監督 —— 但許多議員也許更想借此收拾一下華爾街。
不過，實施更有效的監管，其理由不言自明。人們很難為這樣的銀行系統辯護：銀行高管們拿走數百萬美元的薪酬，而回過頭看，當時他們的業務從根本上就存在著缺陷。這看起來就像是對經營失敗的獎賞。2000年以來，我們已經目睹了兩場金融危機——互聯網泡沫破裂，和當前的銀行業危機。這樣的經歷很難讓人對資本市場當前的效率或透明性抱有信心。
本輪危機常被說成是放鬆監管的結果，但它同樣也是以前實施的、註定會造成惡果的干預的產物。由於優質抵押貸款行業被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壟斷，次級抵押貸款迅速增長。“兩房”是由政府創立、受政府監管、實際上受到政府擔保的機構。證券化是為了繞過資本方面的要求。但它也創造出了沒有多少人能夠理解的金融工具。用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話來說，這些金融工具的確是“金融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資本市場顯然需要更為完善的監管，但政策制定者應當謹防意想不到的後果。市場是試驗場，也往往是錯誤的發生地。市場的優越之處，並非因為它具有完美的效率，而是因為它是一種“獎勵成功，淘汰失敗”的機制。人類至今還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現在不是為自由市場辯護的好時機。然而，我們又必須為之辯護，辯護的理由不僅在於自由市場在提高人們生活水準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紀錄，也在於這句格言：“明智的做法是讓成年人自己做主。”
自由市場並非一種“原教旨主義宗教”。它是一種機制，而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兩百年來，它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即便是在危機重重的今日，本報也以為自由市場辯護為榮。
譯者/岱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238&page=1
18 September 2008
【FT】獨立投行的末路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約翰•加普(John Gapper) 2008-09-18
有時我覺得自己二十年的財經記者生涯——先是在倫敦，接著是在紐約——就是在見證投資銀行不是倒閉就是被收購的命運。巴林銀行(Barings)、華寶銀行(SG Warburg)、JP摩根(JPMorgan)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先後落馬，如今則輪到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美林(Merrill Lynch)。
但上周日的情形有所不同，不僅僅是雷曼破產和美林易幟那麼簡單，更昭示了獨立投資銀行的窮途末路。1935年9月16日星期一，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華爾街開業。73年後，幾乎就在同一天，這種經紀自營制度走向了滅亡。
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成了華爾街上碩果僅存的兩家獨立投資銀行（不過就連摩根士丹利也曾在1997年被賣給了Dean Witter）。這兩家投資銀行還能堅持多久、不接受商業銀行的資金支持，仍須拭目以待。
當然，投資銀行在今後還會存在。但它們將變成規模較小的專業化機構，如同昔日的商人銀行。目前，諮詢公司、對沖基金及私人股本基金數目眾多，而華爾街這場重災將催生更多的此類公司。那些失業的金融家總得有事可做。
全能型投資銀行氣數已盡。此類投資銀行既開展代客戶買賣股票和債券、為企業提供建議等服務，也以自有資金進行交易。為了使收入比肩規模更大的機構，雷曼兄弟等投行甘冒風險，而終致沉淪。
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迫使摩根士丹利等證券經紀公司自立門戶，該法案規定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必須分業經營。這些公司的命運可能在1975年5月1日就已註定。當時廢除了證券交易固定傭金制，對經紀業務收入形成擠壓。
“對於股票經紀商而言，五一勞動節的意義莫過於廢除了使他們在繁榮時期更容易賺錢、在市場長期蕭條時多數都能安然渡過難關的制度。”當年《時代》雜誌(Time)如此評論道。在1973年石油危機後，投資銀行就依靠那些傭金渡過歷次金融蕭條時期。
投資銀行接下來享受了30年的繁榮。它們迅速發展，招納成千上萬的員工，在全球各地擴張。上世紀90年代，華爾街大公司“掃蕩”倫敦金融城，一路收編規模較小的商人銀行，如Warburg和施羅德(Schroders)。
然而，在這種表相之下，它們變得越來越喜歡冒險。光靠證券銷售——它們傳統的核心業務——已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因為單筆交易的傭金已降至遠低於1%的水準。因此它們必須尋找其他利潤來源。
它們開始更多地以自有資金（以及後來的客戶資金）押注。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首開先河，設立了自營交易部門，以自有資金押注市場走向。與此同時，該行也代客戶買賣證券。
投資銀行堅稱其防範客戶內幕消息洩露給旗下自營交易員的措施非常嚴密。但“近水樓臺”的優勢無疑是存在的。高盛自營業務的盈利水準就受到同行的豔羨。
投資銀行還將觸角伸到了複雜金融證券的承銷和銷售領域，如債務抵押憑證(CDO)。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聯儲大幅減息，促成了樓市及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繁榮，令投行從中受益。
問題在於，投資銀行進行了最終危及自身生存的賭博。它們沒有充足的資金來應對房地產市場或總體市場的嚴重衰退。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五大投行中（迄今）有三家陷入了資金不足、投資者信心匱乏的境地。
這使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高盛的經歷證明，一家投資銀行或許在風險管理和交易方面經驗豐富。但正如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情況，只要出一個大錯，就可能引發致命的迴圈。即便是美聯儲提供短期融資擔保，也無法使雷曼兄弟逃脫申請破產保護的命運。
在我看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有兩個選擇。一是效仿美林，把自己出售給一家資金雄厚、存款基礎牢固的大型商業銀行。這可以為它們的資本市場業務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援——這塊業務在繁榮時期會成為重要的收入和利潤來源。
其次是大力縮減（或徹底放棄）其經紀自營業務，向大型對沖基金或私人股本基金的模式靠近。以華爾街的行話來說，這等於從“交易型金融機構”向“投資型金融機構”轉變，後者在當下比較有利可圖。縮小規模的好處是它們可以維持較高的利潤率水準。
我猜摩根士丹利將選擇第一種做法，而高盛將選擇第二種做法。見證73年的投資銀行業歷史以這種方式終結令人難過，但否認現實於事無補。向這一切說再見吧！
譯者/岱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017&page=1
有時我覺得自己二十年的財經記者生涯——先是在倫敦，接著是在紐約——就是在見證投資銀行不是倒閉就是被收購的命運。巴林銀行(Barings)、華寶銀行(SG Warburg)、JP摩根(JPMorgan)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先後落馬，如今則輪到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美林(Merrill Lynch)。
但上周日的情形有所不同，不僅僅是雷曼破產和美林易幟那麼簡單，更昭示了獨立投資銀行的窮途末路。1935年9月16日星期一，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華爾街開業。73年後，幾乎就在同一天，這種經紀自營制度走向了滅亡。
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成了華爾街上碩果僅存的兩家獨立投資銀行（不過就連摩根士丹利也曾在1997年被賣給了Dean Witter）。這兩家投資銀行還能堅持多久、不接受商業銀行的資金支持，仍須拭目以待。
當然，投資銀行在今後還會存在。但它們將變成規模較小的專業化機構，如同昔日的商人銀行。目前，諮詢公司、對沖基金及私人股本基金數目眾多，而華爾街這場重災將催生更多的此類公司。那些失業的金融家總得有事可做。
全能型投資銀行氣數已盡。此類投資銀行既開展代客戶買賣股票和債券、為企業提供建議等服務，也以自有資金進行交易。為了使收入比肩規模更大的機構，雷曼兄弟等投行甘冒風險，而終致沉淪。
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迫使摩根士丹利等證券經紀公司自立門戶，該法案規定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必須分業經營。這些公司的命運可能在1975年5月1日就已註定。當時廢除了證券交易固定傭金制，對經紀業務收入形成擠壓。
“對於股票經紀商而言，五一勞動節的意義莫過於廢除了使他們在繁榮時期更容易賺錢、在市場長期蕭條時多數都能安然渡過難關的制度。”當年《時代》雜誌(Time)如此評論道。在1973年石油危機後，投資銀行就依靠那些傭金渡過歷次金融蕭條時期。
投資銀行接下來享受了30年的繁榮。它們迅速發展，招納成千上萬的員工，在全球各地擴張。上世紀90年代，華爾街大公司“掃蕩”倫敦金融城，一路收編規模較小的商人銀行，如Warburg和施羅德(Schroders)。
然而，在這種表相之下，它們變得越來越喜歡冒險。光靠證券銷售——它們傳統的核心業務——已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因為單筆交易的傭金已降至遠低於1%的水準。因此它們必須尋找其他利潤來源。
它們開始更多地以自有資金（以及後來的客戶資金）押注。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首開先河，設立了自營交易部門，以自有資金押注市場走向。與此同時，該行也代客戶買賣證券。
投資銀行堅稱其防範客戶內幕消息洩露給旗下自營交易員的措施非常嚴密。但“近水樓臺”的優勢無疑是存在的。高盛自營業務的盈利水準就受到同行的豔羨。
投資銀行還將觸角伸到了複雜金融證券的承銷和銷售領域，如債務抵押憑證(CDO)。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聯儲大幅減息，促成了樓市及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繁榮，令投行從中受益。
問題在於，投資銀行進行了最終危及自身生存的賭博。它們沒有充足的資金來應對房地產市場或總體市場的嚴重衰退。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五大投行中（迄今）有三家陷入了資金不足、投資者信心匱乏的境地。
這使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高盛的經歷證明，一家投資銀行或許在風險管理和交易方面經驗豐富。但正如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情況，只要出一個大錯，就可能引發致命的迴圈。即便是美聯儲提供短期融資擔保，也無法使雷曼兄弟逃脫申請破產保護的命運。
在我看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有兩個選擇。一是效仿美林，把自己出售給一家資金雄厚、存款基礎牢固的大型商業銀行。這可以為它們的資本市場業務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援——這塊業務在繁榮時期會成為重要的收入和利潤來源。
其次是大力縮減（或徹底放棄）其經紀自營業務，向大型對沖基金或私人股本基金的模式靠近。以華爾街的行話來說，這等於從“交易型金融機構”向“投資型金融機構”轉變，後者在當下比較有利可圖。縮小規模的好處是它們可以維持較高的利潤率水準。
我猜摩根士丹利將選擇第一種做法，而高盛將選擇第二種做法。見證73年的投資銀行業歷史以這種方式終結令人難過，但否認現實於事無補。向這一切說再見吧！
譯者/岱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017&page=1
10 September 2008
【FT】取悅顧客？別搞笑了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露西•凱拉韋(Lucy Kellaway) 2008-09-04
我將儘量把這個故事說得簡短，因為其中的細節連我都覺得乏味——儘管這關係到我的錢。
今年3月，我訪問了EasyJet網站，買了6張飛往梅諾卡島的機票，總價是1285.80英鎊。我沒有收到網站承諾的電子郵件確認，在“我的EasyJet”網頁上也沒有我的預定記錄。因此，我重複了一遍繁瑣複雜的機票預定程式。這一次，一切順利——直到我收到銀行帳單，發現EasyJet扣了我兩次款。
然後，與EasyJet消費者體驗團隊(Customer Experience Team)的電子郵件通信開始了，直到5個月後的今天仍在繼續。一開始，他們說那是我的錯，因為我錯誤鍵入了電子郵件位址，他們什麼都不欠我的。然後，在我多次抗議後，他們最終同意返還1193.82英鎊，低於實際總價。
不幸的是，在離開這家破航空公司的銀行帳戶到我的帳戶的過程中，這筆錢不見了蹤影。因此，我們仍在艱苦地努力著。更確切地說，是我在苦苦努力，我的銀行First Direct正代表我做著一些令人欽佩的努力工作，但這家航空公司卻在從中作梗。
幾周前，我崩潰了，給EasyJet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在信末附了一段話：“我在英國《金融時報》寫消費者服務，這是我見過的最糟糕的例子。我認為，這個遺憾的故事可作為一個有趣案例，說明消費者價值是如何被破壞的。”
令人敬佩的是，面對這種虛張聲勢的威脅，EasyJet消費者體驗團隊不為所動。3周後，我得到了該團隊成員的回復，表示理解我的失望，但並未主動提出要做些什麼。
作為消費者，我說話算話。這是我得到過的最糟糕的“服務”：每當我看到可惡的橙白色制服，我的心跳就會因為憤怒而加速。但作為一名記者，我贊同EasyJet的做法。讓我幾乎不可能要回我的錢，這是完全合理的。該公司毀掉了我的善意，但我的善意本來就無關緊要。我選擇乘坐該公司的航班，不是因為我喜歡他們，而是相對于競爭對手，他們的價格要便宜一些，而且時間更適合我。儘管我現在非常恨他們，但如果必須的話，我還是會再乘坐他們的航班。
10天前，在我乘坐晚點航班從梅諾卡島返回幾小時後，當時我嘴裏還殘留著飛機上吃的柔軟的帕尼尼的邪惡味道，我坐在辦公室裏，看著在我離開期間寄來的幾本書。其中有雷富禮(AG Lafley)出的一本新書，講述他如何讓寶潔(Procter & Gamble)變成了如今的消費者巨擘。他的第一秘訣完全是有關消費者的。他表示，秘密在於在兩個“關鍵時刻”取悅消費者——他們購買產品時和他們使用產品時。
作為企業成功的一般法則，這並不成立，即便對於寶潔，我也認為雷富禮有些誇大其詞。我是潘婷(Pantene)洗髮水的忠實消費者，但購買它並沒有讓我感到喜悅，因為它會自動進入我的互聯網購物清單。使用它也沒有讓我感到喜悅，儘管為了對潘婷公平起見，我也許應該更多地說一說我那品質相當差的頭髮，而非產品本身。
然而，至少雷富禮在努力，這總好過許多其他成功企業——不僅僅是廉價航空公司。通過令消費者反感而非取悅消費者獲得成功的公司似乎達到了驚人的數量。
全球迄今最成功的傢俱零售商宜家(Ikea)以在上述兩個關鍵時刻都讓消費者失望（而非喜悅）而聞名。它讓你步行幾英里，排上很久的隊，然後才發現桌腿缺貨，而且沒有員工幫你。然後你再排隊買一大堆自己不想要的東西。最後，當你把這些東西拿回家，用艾倫內六角扳手開始工作時，你會再度陷於絕望。
星巴克(Starbucks)也是如此。買咖啡是一件令人噁心的事，因為我去的那家店污穢骯髒，而且你要排兩次隊。咖啡入口時，你會再度感到噁心，因為咖啡味淡而且不熱。
然而，糟糕的服務不僅局限於為大眾服務的公司。最過分的是精品店。我曾經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我看上去過於寒酸，不值得人家搭理。但最近，我與一位經營廣告公司的朋友走進了羅馬的Miu Miu門店，我這位朋友是我見過的穿著最得體的一位。讓我感到頗為驚訝（和高興）的是，售貨員對待我倆同樣都是不屑一顧。
顯然，這些女孩學到了6/15消費者服務規則的變體。6/15規則稱，如果消費者的距離在6英尺以內，服務員要說你好；如果在15英尺以內，要報以微笑。在這裏，如果消費者的距離在15英尺以內，她們會嘲笑你；再近點，她們會皺起鼻子，好像下面有一灘狗屎一樣。
即便是這樣也很有道理。如果你一件衣服賣1000歐元，那麼你必須讓消費者相信，他們買的這件衣服會讓他們與人類區別開來。這些售貨員只是在“實踐”品牌。
當我寫到這裏時，我剛剛收到EasyJet一封前所未有地有幫助而且充滿歉意的電子郵件。信中說，我將在3周內拿回我的錢。他們為何突然換了一幅嘴臉？是因為有人注意到了我在英國《金融時報》披露他們的威脅嗎？或者是因為EasyJet在內心深處也想取悅它的消費者？
譯者/梁豔裳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36&page=1
我將儘量把這個故事說得簡短，因為其中的細節連我都覺得乏味——儘管這關係到我的錢。
今年3月，我訪問了EasyJet網站，買了6張飛往梅諾卡島的機票，總價是1285.80英鎊。我沒有收到網站承諾的電子郵件確認，在“我的EasyJet”網頁上也沒有我的預定記錄。因此，我重複了一遍繁瑣複雜的機票預定程式。這一次，一切順利——直到我收到銀行帳單，發現EasyJet扣了我兩次款。
然後，與EasyJet消費者體驗團隊(Customer Experience Team)的電子郵件通信開始了，直到5個月後的今天仍在繼續。一開始，他們說那是我的錯，因為我錯誤鍵入了電子郵件位址，他們什麼都不欠我的。然後，在我多次抗議後，他們最終同意返還1193.82英鎊，低於實際總價。
不幸的是，在離開這家破航空公司的銀行帳戶到我的帳戶的過程中，這筆錢不見了蹤影。因此，我們仍在艱苦地努力著。更確切地說，是我在苦苦努力，我的銀行First Direct正代表我做著一些令人欽佩的努力工作，但這家航空公司卻在從中作梗。
幾周前，我崩潰了，給EasyJet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在信末附了一段話：“我在英國《金融時報》寫消費者服務，這是我見過的最糟糕的例子。我認為，這個遺憾的故事可作為一個有趣案例，說明消費者價值是如何被破壞的。”
令人敬佩的是，面對這種虛張聲勢的威脅，EasyJet消費者體驗團隊不為所動。3周後，我得到了該團隊成員的回復，表示理解我的失望，但並未主動提出要做些什麼。
作為消費者，我說話算話。這是我得到過的最糟糕的“服務”：每當我看到可惡的橙白色制服，我的心跳就會因為憤怒而加速。但作為一名記者，我贊同EasyJet的做法。讓我幾乎不可能要回我的錢，這是完全合理的。該公司毀掉了我的善意，但我的善意本來就無關緊要。我選擇乘坐該公司的航班，不是因為我喜歡他們，而是相對于競爭對手，他們的價格要便宜一些，而且時間更適合我。儘管我現在非常恨他們，但如果必須的話，我還是會再乘坐他們的航班。
10天前，在我乘坐晚點航班從梅諾卡島返回幾小時後，當時我嘴裏還殘留著飛機上吃的柔軟的帕尼尼的邪惡味道，我坐在辦公室裏，看著在我離開期間寄來的幾本書。其中有雷富禮(AG Lafley)出的一本新書，講述他如何讓寶潔(Procter & Gamble)變成了如今的消費者巨擘。他的第一秘訣完全是有關消費者的。他表示，秘密在於在兩個“關鍵時刻”取悅消費者——他們購買產品時和他們使用產品時。
作為企業成功的一般法則，這並不成立，即便對於寶潔，我也認為雷富禮有些誇大其詞。我是潘婷(Pantene)洗髮水的忠實消費者，但購買它並沒有讓我感到喜悅，因為它會自動進入我的互聯網購物清單。使用它也沒有讓我感到喜悅，儘管為了對潘婷公平起見，我也許應該更多地說一說我那品質相當差的頭髮，而非產品本身。
然而，至少雷富禮在努力，這總好過許多其他成功企業——不僅僅是廉價航空公司。通過令消費者反感而非取悅消費者獲得成功的公司似乎達到了驚人的數量。
全球迄今最成功的傢俱零售商宜家(Ikea)以在上述兩個關鍵時刻都讓消費者失望（而非喜悅）而聞名。它讓你步行幾英里，排上很久的隊，然後才發現桌腿缺貨，而且沒有員工幫你。然後你再排隊買一大堆自己不想要的東西。最後，當你把這些東西拿回家，用艾倫內六角扳手開始工作時，你會再度陷於絕望。
星巴克(Starbucks)也是如此。買咖啡是一件令人噁心的事，因為我去的那家店污穢骯髒，而且你要排兩次隊。咖啡入口時，你會再度感到噁心，因為咖啡味淡而且不熱。
然而，糟糕的服務不僅局限於為大眾服務的公司。最過分的是精品店。我曾經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我看上去過於寒酸，不值得人家搭理。但最近，我與一位經營廣告公司的朋友走進了羅馬的Miu Miu門店，我這位朋友是我見過的穿著最得體的一位。讓我感到頗為驚訝（和高興）的是，售貨員對待我倆同樣都是不屑一顧。
顯然，這些女孩學到了6/15消費者服務規則的變體。6/15規則稱，如果消費者的距離在6英尺以內，服務員要說你好；如果在15英尺以內，要報以微笑。在這裏，如果消費者的距離在15英尺以內，她們會嘲笑你；再近點，她們會皺起鼻子，好像下面有一灘狗屎一樣。
即便是這樣也很有道理。如果你一件衣服賣1000歐元，那麼你必須讓消費者相信，他們買的這件衣服會讓他們與人類區別開來。這些售貨員只是在“實踐”品牌。
當我寫到這裏時，我剛剛收到EasyJet一封前所未有地有幫助而且充滿歉意的電子郵件。信中說，我將在3周內拿回我的錢。他們為何突然換了一幅嘴臉？是因為有人注意到了我在英國《金融時報》披露他們的威脅嗎？或者是因為EasyJet在內心深處也想取悅它的消費者？
譯者/梁豔裳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36&page=1
4 September 2008
【FT】全球失序與失衡（下）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2008-09-04
我與羅奈爾得•麥金農的觀點有所不同，基本上為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他認為實際匯率是由儲蓄盈餘決定的，而我認為，對那些瞄準實際匯率的國家（這正是他們正在做的，毫無疑問）來說，因果關係恰好相反。換言之，這些國家瞄準一個名義匯率，並試圖保持低通脹率。他們通過執行貨幣、財政和監管政策以遏制國內需求，給淨出口盈餘製造空間來達到以上目標。我並不是說他們可以永遠這麼做。但他們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麼做。
經常帳戶的尾巴搖動了經濟之狗——這是我能想到的美國在過去十年中發生的真實寫照。畢竟，美國資產一直是干預貨幣政策的國家瞄準的目標，所以他們一直支撐著美元匯率，並且一直為美國經常帳戶赤字提供融資，還一直將美國的長期利率保持在低位。貿易赤字是收縮性質的：對於任何給定水準的內需，它都降低國內產出。因此，美國需要擴大內需，以抵消對外赤字的收縮影響。經濟體中的一些人群需要支出比收入更多的資金。
這些最重要的群體就是家庭。因此美國家庭負債的增多導致今天的“信貸緊縮”，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全球失衡的直接結果，也是大量新興經濟體匯率目標政策的直接結果。
其次，我認為，瞄準實際匯率的主要動機不是提供一個貨幣政策錨定，而是要追求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積累儲備，最重要的是儘量減少歷史上龐大的經常帳戶赤字帶來的風險：換言之，這與其說是“浮動恐慌”，還不如說是“赤字恐慌”以及對於它們幾乎肯定會帶來的金融危機的恐慌。
這些政策的後果是什麼？總言之，它們是擴張性的。結果通常包括淨出口快速上升、旨在遏制資本流入的低利率，以及貨幣基礎的膨脹，儘管有沖銷的嘗試。中國經濟過熱就是這三種政策影響下的直接結果。
今天的通脹困境
今天，美聯儲試圖重新擴大後泡沫時代美國經濟的內需。其貨幣政策的主要影響開始產生，然而，它是通過弱勢美元以及與之相連的過熱經濟體的擴張產生的。簡單地說，本•伯南克在執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但至少可能適用於美國的政策（我不打算在此加入辯論），卻非常不適合中國，而且還不適合幾乎所有捆綁在非正式美元區內，或者像一些經濟學家稱為的“佈雷頓森林體系Ⅱ”內的其他國家。
因此，失衡不僅已證明是過去的不穩定因素，而且還將證明，即使美國的泡沫已經破裂，它們將是更厲害的不穩定因素。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需要更緊縮的貨幣政策時，他們被迫進一步放寬這些政策。結果導致這些國家的實際利率為負值，而它們明顯應該是正值的。
結果我們所見的，是全球通脹開始抬頭。而美聯儲雖然對全球貨幣政策影響最大，卻不得不面臨後泡沫時代的信貸緊縮。由於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導致能源價格飛漲，它的後泡沫窘境因而變得更加糟糕。
因此，這是一個全球性挑戰。發達國家已不再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動力：它們在進口通脹。如果世界有一個單一央行和單一貨幣，前者肯定會按照潛在的全球供應增長率受限的證據，收緊貨幣政策。
我們並沒有這樣一個全球中央銀行。最接近這個角色的中央銀行是美聯儲，負責約世界經濟的四分之一。當然，它的區域，也是經濟最不景氣的一大地區。這就像是歐洲央行制訂其貨幣政策以單獨滿足西班牙的條件一樣。結果將會導致高通脹率。
怎麼辦？
讓我們回到首要原則。首先，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不可能進口通脹：如果每個中央銀行假設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是其他地方政策帶來的後果，結果很可能會是經濟的整體過熱。更糟糕的是，如果上述情況成為期望，世界將會同70年代非常相似。我們目前還沒有到這一地步。政策制定者必須保證我們永遠不會到這一地步。
我與羅奈爾得•麥金農的觀點有所不同，基本上為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他認為實際匯率是由儲蓄盈餘決定的，而我認為，對那些瞄準實際匯率的國家（這正是他們正在做的，毫無疑問）來說，因果關係恰好相反。換言之，這些國家瞄準一個名義匯率，並試圖保持低通脹率。他們通過執行貨幣、財政和監管政策以遏制國內需求，給淨出口盈餘製造空間來達到以上目標。我並不是說他們可以永遠這麼做。但他們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麼做。
經常帳戶的尾巴搖動了經濟之狗——這是我能想到的美國在過去十年中發生的真實寫照。畢竟，美國資產一直是干預貨幣政策的國家瞄準的目標，所以他們一直支撐著美元匯率，並且一直為美國經常帳戶赤字提供融資，還一直將美國的長期利率保持在低位。貿易赤字是收縮性質的：對於任何給定水準的內需，它都降低國內產出。因此，美國需要擴大內需，以抵消對外赤字的收縮影響。經濟體中的一些人群需要支出比收入更多的資金。
這些最重要的群體就是家庭。因此美國家庭負債的增多導致今天的“信貸緊縮”，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全球失衡的直接結果，也是大量新興經濟體匯率目標政策的直接結果。
其次，我認為，瞄準實際匯率的主要動機不是提供一個貨幣政策錨定，而是要追求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積累儲備，最重要的是儘量減少歷史上龐大的經常帳戶赤字帶來的風險：換言之，這與其說是“浮動恐慌”，還不如說是“赤字恐慌”以及對於它們幾乎肯定會帶來的金融危機的恐慌。
這些政策的後果是什麼？總言之，它們是擴張性的。結果通常包括淨出口快速上升、旨在遏制資本流入的低利率，以及貨幣基礎的膨脹，儘管有沖銷的嘗試。中國經濟過熱就是這三種政策影響下的直接結果。
今天的通脹困境
今天，美聯儲試圖重新擴大後泡沫時代美國經濟的內需。其貨幣政策的主要影響開始產生，然而，它是通過弱勢美元以及與之相連的過熱經濟體的擴張產生的。簡單地說，本•伯南克在執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但至少可能適用於美國的政策（我不打算在此加入辯論），卻非常不適合中國，而且還不適合幾乎所有捆綁在非正式美元區內，或者像一些經濟學家稱為的“佈雷頓森林體系Ⅱ”內的其他國家。
因此，失衡不僅已證明是過去的不穩定因素，而且還將證明，即使美國的泡沫已經破裂，它們將是更厲害的不穩定因素。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需要更緊縮的貨幣政策時，他們被迫進一步放寬這些政策。結果導致這些國家的實際利率為負值，而它們明顯應該是正值的。
結果我們所見的，是全球通脹開始抬頭。而美聯儲雖然對全球貨幣政策影響最大，卻不得不面臨後泡沫時代的信貸緊縮。由於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導致能源價格飛漲，它的後泡沫窘境因而變得更加糟糕。
因此，這是一個全球性挑戰。發達國家已不再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動力：它們在進口通脹。如果世界有一個單一央行和單一貨幣，前者肯定會按照潛在的全球供應增長率受限的證據，收緊貨幣政策。
我們並沒有這樣一個全球中央銀行。最接近這個角色的中央銀行是美聯儲，負責約世界經濟的四分之一。當然，它的區域，也是經濟最不景氣的一大地區。這就像是歐洲央行制訂其貨幣政策以單獨滿足西班牙的條件一樣。結果將會導致高通脹率。
怎麼辦？
讓我們回到首要原則。首先，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不可能進口通脹：如果每個中央銀行假設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是其他地方政策帶來的後果，結果很可能會是經濟的整體過熱。更糟糕的是，如果上述情況成為期望，世界將會同70年代非常相似。我們目前還沒有到這一地步。政策制定者必須保證我們永遠不會到這一地步。
其次，全球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儘管信用危機對高收入國家存在不利影響。在很多新興國家，產出迅速增長，同時通脹也強勁增長。如果世界經濟不能如人們一兩年前希望的那樣快速增長（這看來很有可能發生），新興經濟體必須成為調整的一部分。當高收入國家最終全面復蘇時，這將變得更加明顯。
第三，貨幣政策的最大要求是新興經濟體收緊該政策。現在很多新興經濟體的實際利率都是很大的負值。政策收緊的一個前提是放鬆匯率目標。第四，如果放鬆匯率目標不可能發生，美聯儲必須考慮其貨幣政策的全球影響，即對世界其他央行的政策所產生的影響。至少基於這個原因，美聯儲目前的降息規模似乎已經太大了。
結論
目前情況是：全球貨幣系統不連貫協調，准全球性央行美聯儲只關心世界經濟的一個地區，以及匯率目標帶來的經常帳戶失衡所導致的貨幣和金融後果。我曾在此表示，無論是今天的金融危機還是通貨膨脹，至少部分是由這個系統的功能失調所導致的。變革將會發生，也必須發生。讓我們希望，這種變革會在20世紀70年代的噩夢捲土重來之前到來。
*羅伯特•艾力伯和查理斯•金德爾伯格，《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帕爾格雷夫，2005）。
譯者/紅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64
結論
目前情況是：全球貨幣系統不連貫協調，准全球性央行美聯儲只關心世界經濟的一個地區，以及匯率目標帶來的經常帳戶失衡所導致的貨幣和金融後果。我曾在此表示，無論是今天的金融危機還是通貨膨脹，至少部分是由這個系統的功能失調所導致的。變革將會發生，也必須發生。讓我們希望，這種變革會在20世紀70年代的噩夢捲土重來之前到來。
*羅伯特•艾力伯和查理斯•金德爾伯格，《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帕爾格雷夫，2005）。
譯者/紅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64
【FT】全球失序與失衡（上）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2008-09-03
“70年代初之後的多年裏，就大宗商品、貨幣、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波動，金融危機的頻繁程度和嚴重性而言，是一段史無前例的時期。”羅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
“回顧起來，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很可能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痛苦的階段。”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金融時報》，2008年3月16日
“無論何時何處，通貨膨脹都是一種貨幣政策現象。”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
兩場風暴在同時衝擊著世界經濟，一是通脹效應的大宗商品價格風暴，二是通縮效應的金融風暴。如何解釋美國發生的“信貸緊縮”與世界各地不斷飆升的大宗商品價格和通脹率這一組合？這些是互不相關的事件，抑或都是一個更大格局中的組成部分？
我認為，答案是後者：它們互相關聯。它們尤其是通過兩種現象相互關聯——全球儲蓄過剩和全球“失衡”，即經常帳戶盈餘和赤字的分佈模式，它們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功能失調所導致的。
此外，我認為，這些失衡現象是一種“赤字恐慌”導致的結果。這本身就是全球貨幣政策及金融體系未能成功將資金安全轉移至新興經濟體的後果。
通脹抬頭
通脹是價格水準的持續上升：過多的貨幣（或者過剩的購買力）追求過少的商品或服務所導致的結果。大宗商品價格一次性跳升，當然不能算是通貨膨脹。這種跳升也未必導致通脹。然而，大宗商品相對價格的持續上漲，卻是通脹過程的一個徵兆。無論何時出現過剩需求，最先漲價的是一些具有靈活價格的貨物，其中大宗商品是主要例子。大宗商品價格於是成為一個壓力錶。如果我們查看一下近年來發生的情況，該壓力錶指標已指向紅色。
自2007年初以來，高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已經翻倍。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已持續六年多。看起來似乎確實是因為太多額外需求，正對全球增加供應的能力不足施壓。
通脹是過多需求追逐過少商品和服務而造成的結果：簡言之，以當今的科技和資源，世界經濟增長速度這些年來超出可持續水準。當然，擴大供應的能力是一種真實現象。能源供應是所有真實經濟現象中最重要的一種。畢竟，我們的工業文明完全基於化石燃料之上。
自2001年末以來，石油的實際價格已上升約6倍。今天，該價格已經高於上個世紀初以來任何時期的價格。正如世界銀行在其《2008年全球發展金融》(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8)中所指出的，全球石油供應量在2007年停滯不前。報告說，這“加劇了2007年下半年庫存大量減少和價格陡增”*。這些價格增長可能最終證明是短暫現象，就像1970年漲價後的情形，也可能是永久現象，而最糟糕的是，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現象。對此我們還不知道。
需求對供應的壓力所導致的結果是，整體通脹上揚幅度之大出人意料：2008年世界消費物價通脹率共識已從2007年2月預測的2.4%升至2008年6月預測的4.3%。在食品在總消費中佔據較大權重的新興經濟體，2008年預計通脹率漲幅還遠高於這一漲幅。
然而，當美國經濟及其他重要高收入國家經濟發展減緩時，我們又怎麼會遭遇全球通脹進程初現端倪的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後者目前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前了。最根本的解釋可以在推動全球供需的驅動力中找到。
失衡的角色
對於供應，就我剛才所講，我沒有進一步的補充。然而，對於全球需求，兩件大事正在發生：一是融合，二是失衡的後果。融合帶來加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失衡帶來旨在維持競爭力的貨幣市場干預。
倫敦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理斯·杜馬斯(Charles Dumas)指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正常年份，中國目前產生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四分之一以上，而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一起共產生70%。就算是按照市場匯率，在兩個國家的正常年份，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量與美國等同。
這是世界經濟平衡中的一種根本轉型。新興國家也處於保持增長的有利地位，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擁有如此強勁的對外收支盈餘。這一因素對全球通脹之所以重要，原因是雙重的：首先，這些經濟體的增長模式是極其資源密集型的——舉例來說，中國的能源使用量幾乎和美國同樣多，儘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其經濟規模只有美國的一半，按市場匯率計算則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其次，這些經濟體正持續快速增長，儘管美國及（在較小程度上）其他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在減速。
這帶出了我的第二個論點，儲蓄過剩和失衡的角色。我已在即將出版的《理順全球財務》（Fixing Global Finance）一書中對此作出詳細討論。我們要明白兩件已經發生的事。首先，就如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正確指出的那樣，過去十年中，全球性儲蓄過剩出現了。這種過剩的最佳單一指標，就是在全球經濟快速增長之際，實際利率卻很低。
這種過剩背後隱藏著三種現象——儲蓄盈餘，更確切的說，發達國家企業部門留存利潤高於投資，造成過剩；一些成熟經濟體持續存在的儲蓄盈餘，尤其是日本和後統一時代的德國；最後但同樣也很重要的一點是，新興經濟體轉而擁有空前多的經常帳戶盈餘。後者又具有三個要素：受危機打擊的新興國家由赤字轉而變為盈餘，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崛起為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儘管它同時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近期還有石油出口國的盈餘。中國的經常帳戶盈餘相當於德國和日本的總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今年20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的經常帳戶盈餘共計約1.7萬億美元。據我的粗略計算，這些盈餘相當於約七分之一的世界總儲蓄，接近這些資本盈餘國本身儲蓄份額的兩倍：這些資本流動是巨大的。
儲蓄過剩如此集中出現在相對較少的國家，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我將只討論兩點。
首先，不用說，世界收支平衡或儲蓄盈餘赤字模式加起來應該為零。這個事實往往被遺忘，甚至被一些經濟學家所遺忘，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節儉引以為傲，並譴責有些國家肆意揮霍，花掉別國公民節儉下來的積蓄。
在實踐中，這些數字在過去10年加起來的結果是符合理論的，它們是相對少數高收入國家的家庭儲蓄和支出反應靈敏的後果，其中美國是最重要的國家。房價快速上升又進一步刺激了這些支出，而房價快速上升則由低實際利率、低通脹和低名義利率，以及彈性非常高的信貸供應所造成的。長時期的經濟成功——再加上“大穩健時期”(great moderation)，催生了巨額過剩。低實際利率和金融創新刺激了彈性信貸，使美國家庭部門（也包括英國家庭部門）在多年期間保持空前巨大的財務赤字。結果是，我們已經知道，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金融危機。
誠如哈佛大學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所認為，這只是另一場新興市場危機，只不過這一次新興市場就在美國境內。它也再次提醒人們，為什麼大額淨資本流動已被證明是這麼大的不穩定因素：只有在借款人所做的投資可以支付貸款利息時，資本流動才管用。不管借款人在美國國內，還是在新興經濟體，這都一樣真實。這一次，與上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同的是，沒有匯率危機。但外部資本流動的國內對應部門存在著危機。
同時，資本提供國的情況又如何呢？在新興經濟體中，答案是它們一直在以龐大規模干預其貨幣市場。在截至2008年3月的過去7年中，全球外匯儲備跳增4.9萬億美元，其中僅中國的外匯儲備就上升了1.5萬億美元。幾乎所有的這些增長都發生在新興國家，這些國家參加了肯定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自我保險”計畫。的確，今天70%的儲備是在上述這段時間內積累起來的。
它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羅奈爾得·麥金農(Ronald McKinnon)會認為，政府在推行一項合理的匯率政策，以此作為一個貨幣錨定手段，而國際收支盈餘過剩完全是儲蓄過剩的結果。但很多新興經濟體大規模干預貨幣市場，主要是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和大額經常帳戶盈餘（或者壓低經常帳戶赤字）。“永遠不要第二次，”80年代和90年代遭受金融危機打擊的新興國家說道。“一次都不要，”中國表示。
（待續）
*羅伯特•艾力伯和查理斯•金德爾伯格，《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帕爾格雷夫，2005）。
譯者/紅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55
“70年代初之後的多年裏，就大宗商品、貨幣、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波動，金融危機的頻繁程度和嚴重性而言，是一段史無前例的時期。”羅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
“回顧起來，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很可能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痛苦的階段。”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金融時報》，2008年3月16日
“無論何時何處，通貨膨脹都是一種貨幣政策現象。”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
兩場風暴在同時衝擊著世界經濟，一是通脹效應的大宗商品價格風暴，二是通縮效應的金融風暴。如何解釋美國發生的“信貸緊縮”與世界各地不斷飆升的大宗商品價格和通脹率這一組合？這些是互不相關的事件，抑或都是一個更大格局中的組成部分？
我認為，答案是後者：它們互相關聯。它們尤其是通過兩種現象相互關聯——全球儲蓄過剩和全球“失衡”，即經常帳戶盈餘和赤字的分佈模式，它們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功能失調所導致的。
此外，我認為，這些失衡現象是一種“赤字恐慌”導致的結果。這本身就是全球貨幣政策及金融體系未能成功將資金安全轉移至新興經濟體的後果。
通脹抬頭
通脹是價格水準的持續上升：過多的貨幣（或者過剩的購買力）追求過少的商品或服務所導致的結果。大宗商品價格一次性跳升，當然不能算是通貨膨脹。這種跳升也未必導致通脹。然而，大宗商品相對價格的持續上漲，卻是通脹過程的一個徵兆。無論何時出現過剩需求，最先漲價的是一些具有靈活價格的貨物，其中大宗商品是主要例子。大宗商品價格於是成為一個壓力錶。如果我們查看一下近年來發生的情況，該壓力錶指標已指向紅色。
自2007年初以來，高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已經翻倍。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已持續六年多。看起來似乎確實是因為太多額外需求，正對全球增加供應的能力不足施壓。
通脹是過多需求追逐過少商品和服務而造成的結果：簡言之，以當今的科技和資源，世界經濟增長速度這些年來超出可持續水準。當然，擴大供應的能力是一種真實現象。能源供應是所有真實經濟現象中最重要的一種。畢竟，我們的工業文明完全基於化石燃料之上。
自2001年末以來，石油的實際價格已上升約6倍。今天，該價格已經高於上個世紀初以來任何時期的價格。正如世界銀行在其《2008年全球發展金融》(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8)中所指出的，全球石油供應量在2007年停滯不前。報告說，這“加劇了2007年下半年庫存大量減少和價格陡增”*。這些價格增長可能最終證明是短暫現象，就像1970年漲價後的情形，也可能是永久現象，而最糟糕的是，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現象。對此我們還不知道。
需求對供應的壓力所導致的結果是，整體通脹上揚幅度之大出人意料：2008年世界消費物價通脹率共識已從2007年2月預測的2.4%升至2008年6月預測的4.3%。在食品在總消費中佔據較大權重的新興經濟體，2008年預計通脹率漲幅還遠高於這一漲幅。
然而，當美國經濟及其他重要高收入國家經濟發展減緩時，我們又怎麼會遭遇全球通脹進程初現端倪的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後者目前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前了。最根本的解釋可以在推動全球供需的驅動力中找到。
失衡的角色
對於供應，就我剛才所講，我沒有進一步的補充。然而，對於全球需求，兩件大事正在發生：一是融合，二是失衡的後果。融合帶來加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失衡帶來旨在維持競爭力的貨幣市場干預。
倫敦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理斯·杜馬斯(Charles Dumas)指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正常年份，中國目前產生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四分之一以上，而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一起共產生70%。就算是按照市場匯率，在兩個國家的正常年份，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量與美國等同。
這是世界經濟平衡中的一種根本轉型。新興國家也處於保持增長的有利地位，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擁有如此強勁的對外收支盈餘。這一因素對全球通脹之所以重要，原因是雙重的：首先，這些經濟體的增長模式是極其資源密集型的——舉例來說，中國的能源使用量幾乎和美國同樣多，儘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其經濟規模只有美國的一半，按市場匯率計算則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其次，這些經濟體正持續快速增長，儘管美國及（在較小程度上）其他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在減速。
這帶出了我的第二個論點，儲蓄過剩和失衡的角色。我已在即將出版的《理順全球財務》（Fixing Global Finance）一書中對此作出詳細討論。我們要明白兩件已經發生的事。首先，就如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正確指出的那樣，過去十年中，全球性儲蓄過剩出現了。這種過剩的最佳單一指標，就是在全球經濟快速增長之際，實際利率卻很低。
這種過剩背後隱藏著三種現象——儲蓄盈餘，更確切的說，發達國家企業部門留存利潤高於投資，造成過剩；一些成熟經濟體持續存在的儲蓄盈餘，尤其是日本和後統一時代的德國；最後但同樣也很重要的一點是，新興經濟體轉而擁有空前多的經常帳戶盈餘。後者又具有三個要素：受危機打擊的新興國家由赤字轉而變為盈餘，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崛起為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儘管它同時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近期還有石油出口國的盈餘。中國的經常帳戶盈餘相當於德國和日本的總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今年20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的經常帳戶盈餘共計約1.7萬億美元。據我的粗略計算，這些盈餘相當於約七分之一的世界總儲蓄，接近這些資本盈餘國本身儲蓄份額的兩倍：這些資本流動是巨大的。
儲蓄過剩如此集中出現在相對較少的國家，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我將只討論兩點。
首先，不用說，世界收支平衡或儲蓄盈餘赤字模式加起來應該為零。這個事實往往被遺忘，甚至被一些經濟學家所遺忘，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節儉引以為傲，並譴責有些國家肆意揮霍，花掉別國公民節儉下來的積蓄。
在實踐中，這些數字在過去10年加起來的結果是符合理論的，它們是相對少數高收入國家的家庭儲蓄和支出反應靈敏的後果，其中美國是最重要的國家。房價快速上升又進一步刺激了這些支出，而房價快速上升則由低實際利率、低通脹和低名義利率，以及彈性非常高的信貸供應所造成的。長時期的經濟成功——再加上“大穩健時期”(great moderation)，催生了巨額過剩。低實際利率和金融創新刺激了彈性信貸，使美國家庭部門（也包括英國家庭部門）在多年期間保持空前巨大的財務赤字。結果是，我們已經知道，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金融危機。
誠如哈佛大學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所認為，這只是另一場新興市場危機，只不過這一次新興市場就在美國境內。它也再次提醒人們，為什麼大額淨資本流動已被證明是這麼大的不穩定因素：只有在借款人所做的投資可以支付貸款利息時，資本流動才管用。不管借款人在美國國內，還是在新興經濟體，這都一樣真實。這一次，與上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同的是，沒有匯率危機。但外部資本流動的國內對應部門存在著危機。
同時，資本提供國的情況又如何呢？在新興經濟體中，答案是它們一直在以龐大規模干預其貨幣市場。在截至2008年3月的過去7年中，全球外匯儲備跳增4.9萬億美元，其中僅中國的外匯儲備就上升了1.5萬億美元。幾乎所有的這些增長都發生在新興國家，這些國家參加了肯定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自我保險”計畫。的確，今天70%的儲備是在上述這段時間內積累起來的。
它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羅奈爾得·麥金農(Ronald McKinnon)會認為，政府在推行一項合理的匯率政策，以此作為一個貨幣錨定手段，而國際收支盈餘過剩完全是儲蓄過剩的結果。但很多新興經濟體大規模干預貨幣市場，主要是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和大額經常帳戶盈餘（或者壓低經常帳戶赤字）。“永遠不要第二次，”80年代和90年代遭受金融危機打擊的新興國家說道。“一次都不要，”中國表示。
（待續）
*羅伯特•艾力伯和查理斯•金德爾伯格，《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帕爾格雷夫，2005）。
譯者/紅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55
29 August 2008
【FT】襯衫當然要穿長袖的！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阿爾格拉•唐(Allegra Donn)
2008年8月26日 星期二
忘掉一個紐扣還是兩個紐扣的爭論吧，忘掉能否在會議室裡穿鮮艷短襪的問題吧。當談到男性時裝偏好的劃分時，沒有什麼比袖子話題更熱了。短袖還是長袖？這就是問題。
盡管眼下依然炎熱，但對於大多數男性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還是只有一個。
出生在英國的設計師魯弗斯•阿爾比馬爾(Rufus Albemarle)宣稱：「只有T恤和馬球衫可以是短袖。」去年，他推出了手工縫制襯衫系列。
正裝襯衫和商務襯衫都有一個共同點：長袖。有古德伍德榮譽的馬奇伯爵(Earl of March)表示：「永遠不要穿短袖，除非你出去旅行。」同時，處於另一個時尚風標終端的倫敦市長鮑裡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補充道：「長袖是最好的，因為你總是可以把它們卷起來。」
意大利《Vogue》雜志的阿洛•杜奇(Carlo Ducci)非常清楚 T型台上正在發生什麼。他說：「在我看來，襯衫必須始終是長袖的，除非它們是夏威夷風格或者你將會穿去體育館。除此之外，長袖襯衫更加適用。我唯一喜歡的男性配飾是袖扣，並且即使我從Gap這樣的店裡買了一件襯衫，我都會買適合它的袖扣。」
紐約律師兼作者羅傑•柯比(Roger Kirby)是又一位長袖推崇者。「長袖是永恆的——除了運動以外。短袖，歸根結底，帶有一種猿猴的意味：通常難道不是黑猩猩穿著短袖類的東西在表演嗎？」
切爾西足球俱樂部前任經理詹盧卡•維亞利(Gianluca Vialli)也支持長袖。「我從來只在踢足球或打高爾夫時穿短袖——但它們是馬球衫——不是襯衫。」
法國時裝設計師伊曼紐爾•溫加羅(Emanuel Ungaro)補充表示：「我所發現的非常沒有吸引力的衣服就是短袖。」Tod's鞋的首席執行官兼總裁迭戈•黛拉•瓦爾(Diego Della Valle)表示：「我只穿淡藍色（特殊場合是白色）的領子扣於襯衫上的牛津棉布或牛仔襯衫，並且我唯一一直穿的是長袖。它們就是更漂亮一些。」
據出生於巴勒斯坦、撰寫中東事件的作家賽義德•阿布裡什(Said Aburish)表示，短袖就等同於短襪。他解釋說：「它們暴露出的身體部位都不是特別吸引人。」
同樣地，汽車制造商菲亞特(Fiat)總裁盧卡•迪•蒙泰澤莫洛(Luca di Montezemolo)表示：「我絕對從來不穿短袖襯衫，或者短襪。如果天氣極熱，我就會簡簡單單地把袖子卷起來一點。」
住在威尼斯大運河(Grand Canal)邊的眼鏡設計師康特•吉貝托•阿裡瓦貝內(Count Giberto Arrivabene)承認曾經只有過一件短袖襯衫：「是我在服兵役時得到的一件綠色襯衫。我現在有時還會穿，不過僅僅是在出海時。」
電影導演休•赫德森（作品有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泰山王子(Greystoke)，革命(Revolution)）的短袖也是限於特定背景。他說：「我在非洲拍了三部電影，那裡的天氣熱到你只能穿短袖。」但他表示存在例外情況。「如果你有紋身，那麼短袖就成了重要的衣服，因為紋身變成了袖子。我正想著弄一些紋身呢。」
不過，不是只有會議室裡或者處於事業頂峰的男士才似乎喜歡長袖。伊頓公學(Etonian)一名15歲的學生同樣喜歡，他要求我不要公開他的名字。「首先，袖子較短的襯衫看上去很奇怪——它們使你看上去像在軍隊裡一樣，而不是盛裝打扮去赴宴。」
長袖似乎是一個男人的忠誠已經被釘牢的領域。就像他們選擇終生支持的政黨一樣，他們對長袖襯衫的忠誠毫無動搖的跡象。
www.simoncarter.net
www.georgjensen.com
www.williamandson.com
www.hawesandcurtis.com
譯者/董琴
《生活時尚》
http://www.ftchinese.com/tc/story.jsp?id=001021550&pos=LIFESTYLE&pa1=2&loc=HOMEPAGE
2008年8月26日 星期二
忘掉一個紐扣還是兩個紐扣的爭論吧，忘掉能否在會議室裡穿鮮艷短襪的問題吧。當談到男性時裝偏好的劃分時，沒有什麼比袖子話題更熱了。短袖還是長袖？這就是問題。
盡管眼下依然炎熱，但對於大多數男性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還是只有一個。
出生在英國的設計師魯弗斯•阿爾比馬爾(Rufus Albemarle)宣稱：「只有T恤和馬球衫可以是短袖。」去年，他推出了手工縫制襯衫系列。
正裝襯衫和商務襯衫都有一個共同點：長袖。有古德伍德榮譽的馬奇伯爵(Earl of March)表示：「永遠不要穿短袖，除非你出去旅行。」同時，處於另一個時尚風標終端的倫敦市長鮑裡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補充道：「長袖是最好的，因為你總是可以把它們卷起來。」
意大利《Vogue》雜志的阿洛•杜奇(Carlo Ducci)非常清楚 T型台上正在發生什麼。他說：「在我看來，襯衫必須始終是長袖的，除非它們是夏威夷風格或者你將會穿去體育館。除此之外，長袖襯衫更加適用。我唯一喜歡的男性配飾是袖扣，並且即使我從Gap這樣的店裡買了一件襯衫，我都會買適合它的袖扣。」
紐約律師兼作者羅傑•柯比(Roger Kirby)是又一位長袖推崇者。「長袖是永恆的——除了運動以外。短袖，歸根結底，帶有一種猿猴的意味：通常難道不是黑猩猩穿著短袖類的東西在表演嗎？」
切爾西足球俱樂部前任經理詹盧卡•維亞利(Gianluca Vialli)也支持長袖。「我從來只在踢足球或打高爾夫時穿短袖——但它們是馬球衫——不是襯衫。」
法國時裝設計師伊曼紐爾•溫加羅(Emanuel Ungaro)補充表示：「我所發現的非常沒有吸引力的衣服就是短袖。」Tod's鞋的首席執行官兼總裁迭戈•黛拉•瓦爾(Diego Della Valle)表示：「我只穿淡藍色（特殊場合是白色）的領子扣於襯衫上的牛津棉布或牛仔襯衫，並且我唯一一直穿的是長袖。它們就是更漂亮一些。」
據出生於巴勒斯坦、撰寫中東事件的作家賽義德•阿布裡什(Said Aburish)表示，短袖就等同於短襪。他解釋說：「它們暴露出的身體部位都不是特別吸引人。」
同樣地，汽車制造商菲亞特(Fiat)總裁盧卡•迪•蒙泰澤莫洛(Luca di Montezemolo)表示：「我絕對從來不穿短袖襯衫，或者短襪。如果天氣極熱，我就會簡簡單單地把袖子卷起來一點。」
住在威尼斯大運河(Grand Canal)邊的眼鏡設計師康特•吉貝托•阿裡瓦貝內(Count Giberto Arrivabene)承認曾經只有過一件短袖襯衫：「是我在服兵役時得到的一件綠色襯衫。我現在有時還會穿，不過僅僅是在出海時。」
電影導演休•赫德森（作品有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泰山王子(Greystoke)，革命(Revolution)）的短袖也是限於特定背景。他說：「我在非洲拍了三部電影，那裡的天氣熱到你只能穿短袖。」但他表示存在例外情況。「如果你有紋身，那麼短袖就成了重要的衣服，因為紋身變成了袖子。我正想著弄一些紋身呢。」
不過，不是只有會議室裡或者處於事業頂峰的男士才似乎喜歡長袖。伊頓公學(Etonian)一名15歲的學生同樣喜歡，他要求我不要公開他的名字。「首先，袖子較短的襯衫看上去很奇怪——它們使你看上去像在軍隊裡一樣，而不是盛裝打扮去赴宴。」
長袖似乎是一個男人的忠誠已經被釘牢的領域。就像他們選擇終生支持的政黨一樣，他們對長袖襯衫的忠誠毫無動搖的跡象。
www.simoncar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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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董琴
《生活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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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ugust 2008
【FT】全球經濟危機周年反思
作者：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年8月1日 星期五
隨著全球經濟危機迎來它一周年的紀念日，現在是時候進行重新審視了：不僅要重新審視應對危機的策略，還有那些策略所依據的診斷。難道現在還看不出，當今世界面臨的主要宏觀經濟挑戰是對大宗商品的過度需求和金融服務的過度供給嗎？如果明白了這一點，那麼，現在是時候停止在阻礙金融體系整合重組的同時，通過政府投資刺激總需求了。
世界大宗商品價格的急劇飆升，是全球經濟仍然增長過快的初步證據。這中間不存在任何險惡陰謀。世界剛剛經歷了現代史上可能最為壯觀的增長繁榮期。大宗商品供應商發現，即便價格已經大幅上漲，但他們要跟上需求卻愈加困難——鑒於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大幅增長，這也沒有什麼可驚訝的。
對於許多大宗商品來說，尤其是能源和金屬，新供給需要5至10年的較長時間才能交貨。原則上，需求的反應理應更加迅速，但由於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補貼繁多、市場扭曲變形，需求的反應變得非常遲鈍。
由於不存在重大的全球衰退（經濟衰退幾乎必將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大跌），可能將需要經歷幾年的子趨勢增長，才能重新將大宗商品的供需平衡在趨勢價格水平上（油價或許能從現在的每桶124美元降至每桶75美元）。在此期間，如果世界所有地區都試圖通過宏觀經濟刺激保持高增長，其主要後果將會是更高的大宗商品價格，以及在不太遠的將來最終出現更嚴重的經濟崩潰。
考慮到上世紀70年代的經歷，令人驚訝的是眾多決策者和經濟學者仍然相信，政府政策應該以推動需求增長為目標。在美國，增長的需要使得大規模退稅、大幅降息和不斷擴展的金融機構救助網絡合理化。中國領導層在短暫地假裝把通脹作為首要問題之後（主要體現在通過人民幣的短暫加速升值），又重新將增長明確作為第一要務。其它多數新興市場都采取了大體相似的手段。
美元集團各國都盲目仿效了美國的擴張貨幣政策，甚至在經濟快速增長對通脹造成巨大上行壓力的中東等地區也是如此。在主要區域中，只有歐洲在歐洲央行(ECB)的引領下，至今拒絕加入采取刺激經濟政策的隊伍。然而，隨著歐洲增長減速，歐洲央行也面臨區內外日益增加的政治壓力。
單個國家或許能從這種美國式的宏觀經濟刺激方案中獲得短期的增長收益，雖然這也是以放寬通脹預期為代價，但稍後可能還要為重新穩定通脹付出巨額成本。但如果所有地區都試圖擴大需求，那麼，甚至連短期利益都將很少。大宗商品的約束將限制全球范圍內的實際產量反應，而大部分過度需求將發展成為更高的通脹率。
一些中央銀行家辯稱，只要工資增長保持穩定，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的確，全球化導致缺乏技術的勞動者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額繼續縮水。但隨著商品價格上漲，工資上漲的壓力最終將隨之產生。正如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我在對國際金融危機史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樣，世界每個政府早已經顯示出，在得到現代工會的協助以前，它們完全有能力造成極高的通脹率*。
不斷加深的金融危機，是否可以作為全球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合理解釋呢？在高通脹肆虐的新興市場難以找到論據，但即便是危機中心國家，論據的存在也愈加可疑。價格穩定目標不能無限期地讓步於拯救行動。保持數年的高通脹，以幫助住房擁有者和金融機構，不管這種措施多麼符合一時之需，都必須將這種收益與稍後為了重新穩定通脹預期而付出的長期成本進行權衡比較。同樣，讓納稅人不斷承擔隨之產生的日益增加的債務（比如對美國房貸巨頭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增加的援助），也不是理所當然的。
事實上，如果不允許金融公司停業破產，各國央行和監管者如何才能實現金融行業的收縮，從而與抵押貸款證券化和衍生產品相關關鍵業務的急劇縮減相匹配呢？或許監管者希望各家公司能全面收縮10%至15%。但在任何行業，都很少有這樣的整合方式。恰恰相反，最弱的公司將倒閉，它們的健康部分或被接管，或被運營更佳的機構推到一邊。難道每一次破產都代表一次危機嗎？
航空行業經常經歷運力過剩的時期，行業巨頭倒閉的倒閉、合並的合並。然而，正如其它許多行業一樣，我們已經逐漸適應這種創傷，並學著接受。但每次銀行業經歷整合，都將整個國家扣做人質，這樣是否正確？隨著主要央行將折扣窗口延展至結構復雜、業務種類不斷發展並波動不定的投資銀行，「危機」整合必定將變得愈加頻繁。
出於無數技術和政治原因，在經濟繁榮期，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永遠不會足夠嚴厲。這就是為什麼。在蕭條時期實施更加嚴格的監管十分重要，這樣，投資者和公司高管才有理由對風險予以嚴肅關注。如果不允許運營不佳的金融機構在衰退期關門，那到底什麼時候它們才能獲准倒閉呢？
當然，今天的這種混亂局勢是多年醞釀而成的，而且沒有簡單、無痛的退出策略。但引進更多銀行業監管規定的需要，正是決策者為什麼在這個時刻必須放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並接受在如此驚人的繁榮期過後必然跟隨經濟放緩的另一個原因。對多數央行來說，這意味著要大幅加息以抗擊通脹。對財政部來說，這意味著要堅持財政規定，不要屈服於退稅和燃料補貼的誘惑。決策者為了避免常見的供應危機型經濟衰退而做出積極努力的時候，正在拿通脹和預算規定冒極大的風險，這可能會最終導致一場嚴重得多、延續時間更長的經濟低迷。
*《時代不同了：800年金融危機概觀》(The Time is Different: A Panoramic View of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Crises)，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論文13882號，2008年3月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
譯者∕管婧
http://www.ftchinese.com/tc/story.jsp?id=001020952&pg=2
2008年8月1日 星期五
隨著全球經濟危機迎來它一周年的紀念日，現在是時候進行重新審視了：不僅要重新審視應對危機的策略，還有那些策略所依據的診斷。難道現在還看不出，當今世界面臨的主要宏觀經濟挑戰是對大宗商品的過度需求和金融服務的過度供給嗎？如果明白了這一點，那麼，現在是時候停止在阻礙金融體系整合重組的同時，通過政府投資刺激總需求了。
世界大宗商品價格的急劇飆升，是全球經濟仍然增長過快的初步證據。這中間不存在任何險惡陰謀。世界剛剛經歷了現代史上可能最為壯觀的增長繁榮期。大宗商品供應商發現，即便價格已經大幅上漲，但他們要跟上需求卻愈加困難——鑒於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大幅增長，這也沒有什麼可驚訝的。
對於許多大宗商品來說，尤其是能源和金屬，新供給需要5至10年的較長時間才能交貨。原則上，需求的反應理應更加迅速，但由於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補貼繁多、市場扭曲變形，需求的反應變得非常遲鈍。
由於不存在重大的全球衰退（經濟衰退幾乎必將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大跌），可能將需要經歷幾年的子趨勢增長，才能重新將大宗商品的供需平衡在趨勢價格水平上（油價或許能從現在的每桶124美元降至每桶75美元）。在此期間，如果世界所有地區都試圖通過宏觀經濟刺激保持高增長，其主要後果將會是更高的大宗商品價格，以及在不太遠的將來最終出現更嚴重的經濟崩潰。
考慮到上世紀70年代的經歷，令人驚訝的是眾多決策者和經濟學者仍然相信，政府政策應該以推動需求增長為目標。在美國，增長的需要使得大規模退稅、大幅降息和不斷擴展的金融機構救助網絡合理化。中國領導層在短暫地假裝把通脹作為首要問題之後（主要體現在通過人民幣的短暫加速升值），又重新將增長明確作為第一要務。其它多數新興市場都采取了大體相似的手段。
美元集團各國都盲目仿效了美國的擴張貨幣政策，甚至在經濟快速增長對通脹造成巨大上行壓力的中東等地區也是如此。在主要區域中，只有歐洲在歐洲央行(ECB)的引領下，至今拒絕加入采取刺激經濟政策的隊伍。然而，隨著歐洲增長減速，歐洲央行也面臨區內外日益增加的政治壓力。
單個國家或許能從這種美國式的宏觀經濟刺激方案中獲得短期的增長收益，雖然這也是以放寬通脹預期為代價，但稍後可能還要為重新穩定通脹付出巨額成本。但如果所有地區都試圖擴大需求，那麼，甚至連短期利益都將很少。大宗商品的約束將限制全球范圍內的實際產量反應，而大部分過度需求將發展成為更高的通脹率。
一些中央銀行家辯稱，只要工資增長保持穩定，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的確，全球化導致缺乏技術的勞動者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額繼續縮水。但隨著商品價格上漲，工資上漲的壓力最終將隨之產生。正如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我在對國際金融危機史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樣，世界每個政府早已經顯示出，在得到現代工會的協助以前，它們完全有能力造成極高的通脹率*。
不斷加深的金融危機，是否可以作為全球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合理解釋呢？在高通脹肆虐的新興市場難以找到論據，但即便是危機中心國家，論據的存在也愈加可疑。價格穩定目標不能無限期地讓步於拯救行動。保持數年的高通脹，以幫助住房擁有者和金融機構，不管這種措施多麼符合一時之需，都必須將這種收益與稍後為了重新穩定通脹預期而付出的長期成本進行權衡比較。同樣，讓納稅人不斷承擔隨之產生的日益增加的債務（比如對美國房貸巨頭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增加的援助），也不是理所當然的。
事實上，如果不允許金融公司停業破產，各國央行和監管者如何才能實現金融行業的收縮，從而與抵押貸款證券化和衍生產品相關關鍵業務的急劇縮減相匹配呢？或許監管者希望各家公司能全面收縮10%至15%。但在任何行業，都很少有這樣的整合方式。恰恰相反，最弱的公司將倒閉，它們的健康部分或被接管，或被運營更佳的機構推到一邊。難道每一次破產都代表一次危機嗎？
航空行業經常經歷運力過剩的時期，行業巨頭倒閉的倒閉、合並的合並。然而，正如其它許多行業一樣，我們已經逐漸適應這種創傷，並學著接受。但每次銀行業經歷整合，都將整個國家扣做人質，這樣是否正確？隨著主要央行將折扣窗口延展至結構復雜、業務種類不斷發展並波動不定的投資銀行，「危機」整合必定將變得愈加頻繁。
出於無數技術和政治原因，在經濟繁榮期，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永遠不會足夠嚴厲。這就是為什麼。在蕭條時期實施更加嚴格的監管十分重要，這樣，投資者和公司高管才有理由對風險予以嚴肅關注。如果不允許運營不佳的金融機構在衰退期關門，那到底什麼時候它們才能獲准倒閉呢？
當然，今天的這種混亂局勢是多年醞釀而成的，而且沒有簡單、無痛的退出策略。但引進更多銀行業監管規定的需要，正是決策者為什麼在這個時刻必須放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並接受在如此驚人的繁榮期過後必然跟隨經濟放緩的另一個原因。對多數央行來說，這意味著要大幅加息以抗擊通脹。對財政部來說，這意味著要堅持財政規定，不要屈服於退稅和燃料補貼的誘惑。決策者為了避免常見的供應危機型經濟衰退而做出積極努力的時候，正在拿通脹和預算規定冒極大的風險，這可能會最終導致一場嚴重得多、延續時間更長的經濟低迷。
*《時代不同了：800年金融危機概觀》(The Time is Different: A Panoramic View of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Crises)，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論文13882號，2008年3月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
譯者∕管婧
http://www.ftchinese.com/tc/story.jsp?id=001020952&p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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