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龍應台】 2009.08.18 04:17 am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奸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回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
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
林精武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腳就皮破血流，腳趾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力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1946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懷的丘壑，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國軍並沒有進駐台南；小鮑布那艘坦克登陸艦把七十軍送到基隆港之後，先得開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軍一樣，國軍的六十二軍在海防港等船。在各個碼頭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幾百萬，船，是不夠用的。
航海日誌透露的是，LST 847登陸艦在11月19日，從海防港接了六十二軍的55位軍官和499位士兵，駛往「福爾摩沙」，六天以後才抵達那時還稱為「打狗」的高雄港。負責接收台灣南部的六十二軍，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吳新榮為了見到祖國的軍隊而「齋戒沐浴」，卻白等了一場。沒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國慶日先來臨了。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他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紳們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對著滿街聚集的民眾用肺腑的聲音熱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國萬歲」。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親，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1945年10月，在舉國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買好足夠的鞭炮、製作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好漂亮的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又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
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11月25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所有高雄、台南的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的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彭清靠回家後對家人，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其實洞穿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麼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麼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對」的第一感覺，其實就是兩個文化的對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一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一夜苦刑之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1949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但是，要談1949，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1947。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蕭萬長，龍應台專訪，2009年4月30日） （下）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將在8月26日由天下雜誌出版社出版。）
【2009/08/18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聯合副刊.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聯合副刊. Show all posts
1 September 2009
17 August 2009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
【聯合報╱龍應台】 2009.08.17 06:20 am
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今年二月，聯副曾製作一系列《1949六十年：我們的時代》專輯，回顧那一頁悲愴的歷史。而華文世界極重要的一支筆，龍應台，在醞釀十年、耗時380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等地後，寫下了十五萬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聯副特刊精彩章節，回望這段流亡遷徙、生死離散的大時代。 （編者）
正確答案是C
長達五十年沒見過中國軍隊的台灣人，擠在基隆碼頭上和台北的街頭。知道國軍會搭火車從基隆開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鐵路的兩旁。還有很多人，從南部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等待這歷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灣亞熱帶的濕熱烘得汗流浹背的七十軍，暈頭轉向地走下了小鮑布的坦克登陸艦，投降的日軍代表也被安排在碼頭上向勝利者的軍隊敬禮。勝利者卻氣急敗壞、自顧不暇。在貨物和輜重的磕磕絆絆、擠來撞去下，一團混亂上了火車，駛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還熱，街頭人山人海，人體的汗氣和體溫交揉，人堆擠成背貼著背的肉牆，在肉牆中，人們仍舊踮起腳尖、伸長了脖子張望；父母們讓孩童跨腿騎在自己肩上，熱切而緊張。
作家吳濁流的小說讓台灣少女「玉蘭」的眼睛，就這樣第一眼看見了「祖國」：
滿街滿巷都是擁擠的男女老幼，真個是萬眾歡騰，熱鬧異常。長官公署前面馬路兩邊，日人中學生、女學生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們長長地排在那邊肅靜地站著。玉蘭看見這種情形心裡受了很大的感動，以前瞧不起人，口口聲聲譏笑著「支那兵，支那兵」神氣活現的這些人，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
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玉蘭有點兒覺得詫異，但馬上抹去了這種感覺，她認為這是沒有看慣的緣故。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在幼年時看見過台灣戲班換場所時的行列，剛好有那樣的感覺。她內心非常難受……(吳濁流，《波茨坦科長》)
大概在同樣一個時候，二十二歲的彭明敏也正從日本的海軍基地佐世保駛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鮑布那艘登陸艦。
戰前彭明敏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政治學，不願意被日軍徵召上戰場，所以離開東京想到長崎去投靠兄長，卻在半途遭遇美軍轟炸，一顆炸彈在身邊炸開，他從此失去了一條手臂。日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觸祖國，覺得不可思議：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占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見的七十軍可厭可惡，那麼楊逸舟眼中的七十軍，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
從寧波來到基隆的七十軍，就以這樣一個幾近卡通化、臉譜化的「經典」定型圖像，堂堂走進了台灣的當代史。六十多年之後，台灣一所私立高中的歷史考卷出現這樣一個考題：
台灣有一段時局的形勢描寫如下：……「第七十軍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襤褸，軍紀渙散，草鞋、布鞋亂七八糟，且有手拿雨傘，背著鍋子，趕著豬子的，無奇不有。」
這是台灣歷史上哪個時期？
（A）日本治台時期
（B）國民政府時期
（C）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D）省政府時期（海星中學考卷）
正確答案，當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它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任何一個定了型、簡單化了的臉譜後面，都藏著拒絕被簡單化的東西。
我在想：當初來接收的七十軍，一定還有人活著，他們怎不說話呢？流氓軍、叫化子軍的後面，藏著的歷史脈絡究竟是什麼？他們從寧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內來到一個陌生的海島，踏上碼頭的那一刻，想的是什麼？
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七十軍的老兵。
這樣想的時候，國軍將領劉玉章的回憶錄，射進來一道光。
日本投降後，劉玉章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率領五十二軍參與越北的接收。按照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命令，「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及北緯16°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本將領及所有陸、海、空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國國軍。
時間，幾乎與七十軍跨海接收台灣是同步的，五十二軍在接收越南之後，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艦艇從越南海防港出發，穿過台灣海峽，趕往秦皇島去接收東北。
和七十軍肩負同樣的任務，走過同樣的八年血戰、南奔北走，穿著同樣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樣在橫空巨浪裡翻越險惡的台灣海峽，五十二軍的士兵，卻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劉玉章的回憶錄裡：
船過台灣海峽時，風急浪大，官兵多數暈船，甚至有暈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師祈禱，舉行海葬禮……
憶前在越南接收時，因戰爭影響，工廠關閉，無數工人失業，無以維生，曾有數百人投效本師。是以越南終年炎熱，人民從未受過嚴寒之苦。本師開往東北，時已入冬，禦寒服裝未備，又在日益寒冷之前進途中，致越籍兵士，凍死者竟達十數人之多，心中雖感不忍，亦只徒喚奈何。（劉玉章〈東北戡亂戰爭親歷記〉《傳記文學》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劉玉章充滿不忍的文字告訴我的是，啊，原來習慣在陸地上作戰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數會暈船，而且暈船嚴重時，也許併發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來一個一個的士兵，各自來自東西南北，水土不服，嚴寒酷暑，都可能將他們折磨到死。
那些因橫跨台灣海峽而暈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親人如何得知他們最後的消息？在那樣的亂世裡，屍體丟到海裡去以後，會通知家人嗎？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上）
【2009/08/17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下）
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今年二月，聯副曾製作一系列《1949六十年：我們的時代》專輯，回顧那一頁悲愴的歷史。而華文世界極重要的一支筆，龍應台，在醞釀十年、耗時380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等地後，寫下了十五萬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聯副特刊精彩章節，回望這段流亡遷徙、生死離散的大時代。 （編者）
正確答案是C
長達五十年沒見過中國軍隊的台灣人，擠在基隆碼頭上和台北的街頭。知道國軍會搭火車從基隆開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鐵路的兩旁。還有很多人，從南部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等待這歷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灣亞熱帶的濕熱烘得汗流浹背的七十軍，暈頭轉向地走下了小鮑布的坦克登陸艦，投降的日軍代表也被安排在碼頭上向勝利者的軍隊敬禮。勝利者卻氣急敗壞、自顧不暇。在貨物和輜重的磕磕絆絆、擠來撞去下，一團混亂上了火車，駛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還熱，街頭人山人海，人體的汗氣和體溫交揉，人堆擠成背貼著背的肉牆，在肉牆中，人們仍舊踮起腳尖、伸長了脖子張望；父母們讓孩童跨腿騎在自己肩上，熱切而緊張。
作家吳濁流的小說讓台灣少女「玉蘭」的眼睛，就這樣第一眼看見了「祖國」：
滿街滿巷都是擁擠的男女老幼，真個是萬眾歡騰，熱鬧異常。長官公署前面馬路兩邊，日人中學生、女學生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們長長地排在那邊肅靜地站著。玉蘭看見這種情形心裡受了很大的感動，以前瞧不起人，口口聲聲譏笑著「支那兵，支那兵」神氣活現的這些人，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
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玉蘭有點兒覺得詫異，但馬上抹去了這種感覺，她認為這是沒有看慣的緣故。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在幼年時看見過台灣戲班換場所時的行列，剛好有那樣的感覺。她內心非常難受……(吳濁流，《波茨坦科長》)
大概在同樣一個時候，二十二歲的彭明敏也正從日本的海軍基地佐世保駛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鮑布那艘登陸艦。
戰前彭明敏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政治學，不願意被日軍徵召上戰場，所以離開東京想到長崎去投靠兄長，卻在半途遭遇美軍轟炸，一顆炸彈在身邊炸開，他從此失去了一條手臂。日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觸祖國，覺得不可思議：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占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見的七十軍可厭可惡，那麼楊逸舟眼中的七十軍，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
從寧波來到基隆的七十軍，就以這樣一個幾近卡通化、臉譜化的「經典」定型圖像，堂堂走進了台灣的當代史。六十多年之後，台灣一所私立高中的歷史考卷出現這樣一個考題：
台灣有一段時局的形勢描寫如下：……「第七十軍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襤褸，軍紀渙散，草鞋、布鞋亂七八糟，且有手拿雨傘，背著鍋子，趕著豬子的，無奇不有。」
這是台灣歷史上哪個時期？
（A）日本治台時期
（B）國民政府時期
（C）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D）省政府時期（海星中學考卷）
正確答案，當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它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任何一個定了型、簡單化了的臉譜後面，都藏著拒絕被簡單化的東西。
我在想：當初來接收的七十軍，一定還有人活著，他們怎不說話呢？流氓軍、叫化子軍的後面，藏著的歷史脈絡究竟是什麼？他們從寧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內來到一個陌生的海島，踏上碼頭的那一刻，想的是什麼？
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七十軍的老兵。
這樣想的時候，國軍將領劉玉章的回憶錄，射進來一道光。
日本投降後，劉玉章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率領五十二軍參與越北的接收。按照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命令，「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及北緯16°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本將領及所有陸、海、空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國國軍。
時間，幾乎與七十軍跨海接收台灣是同步的，五十二軍在接收越南之後，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艦艇從越南海防港出發，穿過台灣海峽，趕往秦皇島去接收東北。
和七十軍肩負同樣的任務，走過同樣的八年血戰、南奔北走，穿著同樣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樣在橫空巨浪裡翻越險惡的台灣海峽，五十二軍的士兵，卻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劉玉章的回憶錄裡：
船過台灣海峽時，風急浪大，官兵多數暈船，甚至有暈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師祈禱，舉行海葬禮……
憶前在越南接收時，因戰爭影響，工廠關閉，無數工人失業，無以維生，曾有數百人投效本師。是以越南終年炎熱，人民從未受過嚴寒之苦。本師開往東北，時已入冬，禦寒服裝未備，又在日益寒冷之前進途中，致越籍兵士，凍死者竟達十數人之多，心中雖感不忍，亦只徒喚奈何。（劉玉章〈東北戡亂戰爭親歷記〉《傳記文學》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劉玉章充滿不忍的文字告訴我的是，啊，原來習慣在陸地上作戰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數會暈船，而且暈船嚴重時，也許併發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來一個一個的士兵，各自來自東西南北，水土不服，嚴寒酷暑，都可能將他們折磨到死。
那些因橫跨台灣海峽而暈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親人如何得知他們最後的消息？在那樣的亂世裡，屍體丟到海裡去以後，會通知家人嗎？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上）
【2009/08/17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下）
16 August 2009
俄羅斯狂吸遊客 文化滄桑說不完
【聯合報╱本報記者何定照】2009.08.16 04:00 am
契訶夫藝術節甫落幕，俄羅斯再度成為全球戲劇界矚目焦點。這個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至今神秘的國家，在蘇聯解體後，靠著其豐富的文化資產，每年都能引來近400萬名觀光客。
襯著藍天，莫斯科紅場上16世紀建成的聖瓦西里教堂，總讓人覺得如夢似幻：它由九座大小高低各異的塔構成，形體突梯不規則、色澤五彩繽紛，彷彿一塊可口糕點，又如一個鮮麗童話，無論從哪一面看，都有不同的風景。
藝文建設紛湧入
俄羅斯的文化，也像這座著名教堂一般多元複雜，在蘇聯解體後，終對世人暴現多面魅力。
俄羅斯腹地橫跨歐亞洲，從10世紀在佛拉迪米爾一世命令下改信拜占庭帝國傳承的東正教後，深受拜占庭藝術影響；18世紀起，又在彼得大帝以聖彼得堡為中心發展下，增添濃濃西歐風；20世紀初蘇聯成立，無數藝文建設毀於戰亂，又漸次重建；蘇聯解體後，更有歐美主流文化湧入……如今的俄羅斯，處處是各類文化交融痕跡。
洋蔥頭屋頂吸睛
種種珍貴文化中，最明顯可見的便是建築，其中又以東正教教堂的洋蔥頭屋頂，最具傳統俄羅斯特色，這也來自文化匯合：它原仿照伊斯坦堡的索菲亞大教堂（建於拜占庭帝國初期）寬扁圓頂，但因俄國冬雪不斷，於是將圓頂抽長、下腹縮束，好讓屋頂不易積雪，乃至在12世紀催生獨特洋蔥頭形狀。
800年歷史的莫斯科常見的洋蔥頭，在300年歷史的聖彼得堡顯然變少，取而代之的是來自文化模仿的各式歐風建築。
1712年，積極向歐看齊的彼得大帝將首都由莫斯科遷至聖彼得堡，從歐洲各國請來建築師，打造當時流行歐洲的巴洛克主義、新古典主義等建築，甚至要求樓高不得高過街道寬度，以求均衡美感，成就全俄最具歐風的聖城。
拜占庭藝術極致
俄羅斯美術也顯見文化傳播。一說俄羅斯當年改信東正教，是受其華麗的宗教儀式與藝術吸引，這可以古城塞爾吉耶夫的聖塞爾吉烏斯修道院的精緻壁畫、聖彼得堡浴血教堂的馬賽克鑲嵌畫為代表，塞爾吉耶夫博物館、特雷亞可夫美術館金碧輝煌的聖像藝術，也呈現拜占庭藝術的極致。
近、現代藝術，則見原創力量。不論是寫實風景的列維坦、超現實主義的夏卡爾、抽象畫派的康丁斯基及羅斯科，都創下經典地位。至於全球第三大美術館的聖彼得堡冬宮，可說見證帝國威力，囊括各國近300萬件藝術品，所收林布蘭畫作質量都不輸畫家出生地荷蘭，還藏有達文西兩件真跡。
俄羅斯表演藝術發達，與歷史關係密切。留俄人士認為，由於蘇聯時期對外封閉、政治保守，俄人只好專注藝文創作與欣賞，乃至化為生活一部分。如今莫斯科、聖彼得堡兩大城各約有200個表演場所，甚至分眾化到有專屬喜劇院，許多俄人下了班便直奔劇院、音樂廳，文化參與率為許多先進大國不及。
芭蕾舞世人共鳴
眾多表演藝術中，至今仍以芭蕾最得世人共鳴。正如俄羅斯許多文化特色源於他國，源於義大利、盛於法國的芭蕾，也是在俄烙下最鮮明的印記：柴可夫斯基譜曲的「天鵝湖」，是公認芭蕾翹楚；始於該劇的芭蕾短蓬裙，更成為眾人的芭蕾第一印象。
俄羅斯當然不只有古老文化。誕生基洛夫芭蕾舞團的馬林斯基劇院，至今是聖彼得堡第一劇院，除了上演芭蕾、音樂會，也將歌劇現代化，例如莫札特「唐‧喬望尼」新版就一演8年：幕一拉起，只見舞台立著巨大裸女布幕，不但具女體遭輕瀆的象徵意涵，也是場景，時而掀開一角、時而分裂四散，演員穿梭其中，創造驚人視覺效果。
古典樂眾星雲集
古典音樂界也眾星雲集。柴可夫斯基、拉赫曼尼諾夫、普羅高菲夫等作曲家已是地標，霍洛維茲、羅斯托波維奇等演奏家也是傳奇，葛濟夫率領的基洛夫管弦樂團、泰密卡諾夫的聖彼得堡愛樂管弦樂團及普雷特涅夫的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更坐穩全球20大交響樂團名單，總有各地樂迷來尋古今大師足跡。
更別忘了普希金、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以及成為國際重大戲劇節名目的契訶夫，書迷總執迷於到其出生地、居處、書中地點朝聖；電影大導塔可夫斯基在偏遠郊區的博物館，也有影迷甘願跋涉前去。
然而最不能忘的，其實是文化伴隨的歷史。正如聖瓦西里的堂皇外觀，其實建立於殘酷史實：16世紀恐怖依凡大帝在該教堂完工後，竟弄瞎建築師雙眼，以防出現類似建築；教堂所在的紅場，蘇聯時期更幾經殺戮，同樣地，俄羅斯眾多文化遺產背後，也有說不完的滄桑。想了解更多俄羅斯？一定得看到文化深處去。
景點樣貌變 辛酸故事多
俄羅斯許多景點，都有辛酸故事。例如聖彼得堡凱薩琳宮，其實在二戰時慘遭炸光，如今樣貌，都是蘇聯政府在1950年代依照資料照片新建，內藏珍品則據說三成是真、七成仿製。不過如此新建，為俄羅斯帶來巨大觀光產值，或可說是蘇聯意外「政績」。
莫斯科當今地標之一救世主基督大教堂，實體建物雖僅14年，背後歷史則近兩世紀。
19世紀初，沙皇為紀念拿破崙戰役犧牲者，欲建教堂，卻在錯誤連連下，至19世紀末才完工。1931年，史達林爆破教堂，改建「蘇維埃宮殿」，卻屢試屢敗，被認遭到詛咒，最後只好將地基改建成超大游泳池，直到蘇聯解體，泳池才重建成教堂。
此外，蘇聯政府因主張無神論，對教堂不屑一顧，包括浴血教堂等古蹟都拿來辦公、放雜物，直到蘇聯解體才又珍存。
基洛夫芭蕾舞團倒意外留下蘇聯時期名字。該舞團隸屬馬林斯基劇院，1935年蘇聯政府為紀念共黨書記基洛夫，下令馬林斯基相關團體都改名基洛夫，並以此名帶舞團赴外巡演。蘇聯解體後，劇院雖恢復原名，但國外只認得「基洛夫」舞團，因此舞團仍用此名。
【2009/08/16 聯合報】
契訶夫藝術節甫落幕，俄羅斯再度成為全球戲劇界矚目焦點。這個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至今神秘的國家，在蘇聯解體後，靠著其豐富的文化資產，每年都能引來近400萬名觀光客。
襯著藍天，莫斯科紅場上16世紀建成的聖瓦西里教堂，總讓人覺得如夢似幻：它由九座大小高低各異的塔構成，形體突梯不規則、色澤五彩繽紛，彷彿一塊可口糕點，又如一個鮮麗童話，無論從哪一面看，都有不同的風景。
藝文建設紛湧入
俄羅斯的文化，也像這座著名教堂一般多元複雜，在蘇聯解體後，終對世人暴現多面魅力。
俄羅斯腹地橫跨歐亞洲，從10世紀在佛拉迪米爾一世命令下改信拜占庭帝國傳承的東正教後，深受拜占庭藝術影響；18世紀起，又在彼得大帝以聖彼得堡為中心發展下，增添濃濃西歐風；20世紀初蘇聯成立，無數藝文建設毀於戰亂，又漸次重建；蘇聯解體後，更有歐美主流文化湧入……如今的俄羅斯，處處是各類文化交融痕跡。
洋蔥頭屋頂吸睛
種種珍貴文化中，最明顯可見的便是建築，其中又以東正教教堂的洋蔥頭屋頂，最具傳統俄羅斯特色，這也來自文化匯合：它原仿照伊斯坦堡的索菲亞大教堂（建於拜占庭帝國初期）寬扁圓頂，但因俄國冬雪不斷，於是將圓頂抽長、下腹縮束，好讓屋頂不易積雪，乃至在12世紀催生獨特洋蔥頭形狀。
800年歷史的莫斯科常見的洋蔥頭，在300年歷史的聖彼得堡顯然變少，取而代之的是來自文化模仿的各式歐風建築。
1712年，積極向歐看齊的彼得大帝將首都由莫斯科遷至聖彼得堡，從歐洲各國請來建築師，打造當時流行歐洲的巴洛克主義、新古典主義等建築，甚至要求樓高不得高過街道寬度，以求均衡美感，成就全俄最具歐風的聖城。
拜占庭藝術極致
俄羅斯美術也顯見文化傳播。一說俄羅斯當年改信東正教，是受其華麗的宗教儀式與藝術吸引，這可以古城塞爾吉耶夫的聖塞爾吉烏斯修道院的精緻壁畫、聖彼得堡浴血教堂的馬賽克鑲嵌畫為代表，塞爾吉耶夫博物館、特雷亞可夫美術館金碧輝煌的聖像藝術，也呈現拜占庭藝術的極致。
近、現代藝術，則見原創力量。不論是寫實風景的列維坦、超現實主義的夏卡爾、抽象畫派的康丁斯基及羅斯科，都創下經典地位。至於全球第三大美術館的聖彼得堡冬宮，可說見證帝國威力，囊括各國近300萬件藝術品，所收林布蘭畫作質量都不輸畫家出生地荷蘭，還藏有達文西兩件真跡。
俄羅斯表演藝術發達，與歷史關係密切。留俄人士認為，由於蘇聯時期對外封閉、政治保守，俄人只好專注藝文創作與欣賞，乃至化為生活一部分。如今莫斯科、聖彼得堡兩大城各約有200個表演場所，甚至分眾化到有專屬喜劇院，許多俄人下了班便直奔劇院、音樂廳，文化參與率為許多先進大國不及。
芭蕾舞世人共鳴
眾多表演藝術中，至今仍以芭蕾最得世人共鳴。正如俄羅斯許多文化特色源於他國，源於義大利、盛於法國的芭蕾，也是在俄烙下最鮮明的印記：柴可夫斯基譜曲的「天鵝湖」，是公認芭蕾翹楚；始於該劇的芭蕾短蓬裙，更成為眾人的芭蕾第一印象。
俄羅斯當然不只有古老文化。誕生基洛夫芭蕾舞團的馬林斯基劇院，至今是聖彼得堡第一劇院，除了上演芭蕾、音樂會，也將歌劇現代化，例如莫札特「唐‧喬望尼」新版就一演8年：幕一拉起，只見舞台立著巨大裸女布幕，不但具女體遭輕瀆的象徵意涵，也是場景，時而掀開一角、時而分裂四散，演員穿梭其中，創造驚人視覺效果。
古典樂眾星雲集
古典音樂界也眾星雲集。柴可夫斯基、拉赫曼尼諾夫、普羅高菲夫等作曲家已是地標，霍洛維茲、羅斯托波維奇等演奏家也是傳奇，葛濟夫率領的基洛夫管弦樂團、泰密卡諾夫的聖彼得堡愛樂管弦樂團及普雷特涅夫的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更坐穩全球20大交響樂團名單，總有各地樂迷來尋古今大師足跡。
更別忘了普希金、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以及成為國際重大戲劇節名目的契訶夫，書迷總執迷於到其出生地、居處、書中地點朝聖；電影大導塔可夫斯基在偏遠郊區的博物館，也有影迷甘願跋涉前去。
然而最不能忘的，其實是文化伴隨的歷史。正如聖瓦西里的堂皇外觀，其實建立於殘酷史實：16世紀恐怖依凡大帝在該教堂完工後，竟弄瞎建築師雙眼，以防出現類似建築；教堂所在的紅場，蘇聯時期更幾經殺戮，同樣地，俄羅斯眾多文化遺產背後，也有說不完的滄桑。想了解更多俄羅斯？一定得看到文化深處去。
景點樣貌變 辛酸故事多
俄羅斯許多景點，都有辛酸故事。例如聖彼得堡凱薩琳宮，其實在二戰時慘遭炸光，如今樣貌，都是蘇聯政府在1950年代依照資料照片新建，內藏珍品則據說三成是真、七成仿製。不過如此新建，為俄羅斯帶來巨大觀光產值，或可說是蘇聯意外「政績」。
莫斯科當今地標之一救世主基督大教堂，實體建物雖僅14年，背後歷史則近兩世紀。
19世紀初，沙皇為紀念拿破崙戰役犧牲者，欲建教堂，卻在錯誤連連下，至19世紀末才完工。1931年，史達林爆破教堂，改建「蘇維埃宮殿」，卻屢試屢敗，被認遭到詛咒，最後只好將地基改建成超大游泳池，直到蘇聯解體，泳池才重建成教堂。
此外，蘇聯政府因主張無神論，對教堂不屑一顧，包括浴血教堂等古蹟都拿來辦公、放雜物，直到蘇聯解體才又珍存。
基洛夫芭蕾舞團倒意外留下蘇聯時期名字。該舞團隸屬馬林斯基劇院，1935年蘇聯政府為紀念共黨書記基洛夫，下令馬林斯基相關團體都改名基洛夫，並以此名帶舞團赴外巡演。蘇聯解體後，劇院雖恢復原名，但國外只認得「基洛夫」舞團，因此舞團仍用此名。
【2009/08/16 聯合報】
14 August 2009
做一部不只是電影的台灣電影
【聯合報╱張鐵志／文】 2009.08.14 04:08 pm
專訪國片《不能沒有你》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
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前陣子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的國片《不能沒有你》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影片種類與風格。這故事取材自一個真實的社會新聞事件，講述處於社會底層的一對父女，如何在官僚體制的迷宮中，在喜歡把新聞鬧劇化的媒體前，辛苦地緊握彼此的手。
要了解《不能沒有你》，必須先掌握這部電影背後兩個靈魂的碰撞。
這篇文章名稱寫「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是很不準確的，因為他們兩人也合掛監製、編劇。陳文彬本身也是導演，這部片最早是他要給公視人生劇展的大綱，但戴立忍看到後認為這個題材很適合拍成電影，所以有了這個合作。
陳文彬長期關注社運、從事過政治工作，也是影像工作者。而戴立忍除了是眾人眼中台灣最好的演員外，他所導演的電影《兩個夏天》也曾獲得台北電影節首獎。並且，他也長期關心社會現實。但相對於陳文彬，他更熟悉主流電影的語言，更懂得如何去說一個好故事。
所以，有了這部關懷弱勢的嚴肅題材，但所有人看了都會流淚說好看的電影，《不能沒有你》。
尋找現在政府沒在做的事
張鐵志：哪一個國外導演對你影響比較大？
戴立忍：念書時黃建業問過我最喜歡的導演是誰，我回答「盧貝松」。他的第一個回應是「那是商業導演耶」。
我看盧貝松是從《最後的決戰》開始。沒有台詞的電影通常會很悶，但盧貝松很會講故事。以前比較喜歡商業片，藝術片是硬看的。後來盧貝松《碧海藍天》給我更大震撼，因為它介於這兩者之間，這是我看過最多次的電影，大概看過八次。
張鐵志：為什麼是《碧海藍天》？《不能沒有你》也是一部在海邊的電影。這之間有關聯嗎？
戴立忍：我想是有的。我小時候住在台東的太平洋海邊，後來搬到高雄，在高雄港初戀、把妹，當兵在金門是住在料羅灣，後來搬到台北來，又住在關渡淡水河邊。我是出生在夏天的小孩，很喜歡東部和南部的陽光。你看我後來拍《兩個夏天》，就是想拍南部的夏天，像碧海藍天底下的豔陽。
張鐵志：所以從《碧海藍天》到《不能沒有你》都與你的成長背景是有關聯的。那影響阿彬（陳文彬）最深的電影是？
陳文彬：我是真的很喜歡侯孝賢的《戀戀風塵》。因為以前是壞學生，沒在讀書啊，又是放牛班的那種私立學校。我是看了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才發現這個就是電影。
張鐵志：很多人都比喻你們這部電影類似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風格，如《單車失竊記》。你們真的喜歡這樣的類型嗎？
戴立忍：我喜歡《紅氣球與小白馬》。比起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我更喜歡法國新浪潮，因為他們比較好看，像是《斷了氣》或《四百擊》。我比較喜歡運動鏡頭的，喜歡快速剪接的東西。
影響我更大的是巴西電影《無法無天》（City of God），它是處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並讓我發現，電影真的能影響當地社會。因為他們總統看了之後，就召集各部會首長，去貧民窟解決電影當中提到的少年暴力問題。《無法無天》可以說是直接影響了《不能沒有你》。
張鐵志：所以影響你的點，是那部電影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它們超出了電影，回到了現實。
戴立忍：是，我們的概念是，這個題材既然是取之於社會，最後也要還之於社會。我們正在試，也不確定該怎麼做。包括邀請各界人士來看，司改會、社福界、教育界等，我想找到一種方式將電影和社會連結起來，有人寫文章，開始論述。
張鐵志：你想形成怎樣的論述？是一個具體政策關心弱勢？還是對各種體制的檢討？
戴立忍：簡單來說，我們要尋找現在政府都沒在做的事。我們很懷念十幾年前的社會氛圍，那時有一股社會力量在尋找出口，但現在是連這種力量都沒有了，剩下來的都只是針對選舉嘛。
陳文彬：我覺得台灣最美好的時光，大概是八○年代末的那一段時間，那時候還有一點點的壓迫，但是民間的力量已經出來了。現在的狀況是政治人物只問意識形態，沒有力量去好好處理社會問題。
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
戴立忍：回到這部片，我當時看到阿彬寫這個故事，就說你不要只是拍電視，拿來讓我拍電影。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陳文彬：今天這個事情不只發生在台灣，而是發生在全世界各地。我在日本參加影展時，有一個NHK的老攝影師抱著我一直哭，跟我說他看了四遍，說日本政治人物應該來看這部影片。在記者會，我跟大家說，陳菊在看完電影後，回過頭去跟後面一級主管說，這個事情如果再發生在高雄，就是我們的恥辱。結果，主持人一聽也掉淚，說為日本的政治人物感到可恥。
張鐵志：你們怎麼看電影和社會的關係？
戴立忍：我想要嘗試台灣比較少見的社會寫實題材。這種題材在八○年代的台灣其實不少，例如《女王蜂》等，但是因為當時的電影美學，因為技術的緣故，這種類型並沒有什麼突破。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時候，也試著與社會對話，但是他們還是比較屬於作者論的，大多是虛構的，而不是介入真實社會事件。
張鐵志：的確，我總是覺得，相對於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台灣的藝文領域跟現實與歷史對話非常少，電影、文學或音樂也是寥寥可數。在八○年代可能還比較豐富，但到了九○年代全面市場化後，就越來越少。只有劇場好像還維持著對現實的敏銳性。如果照你所說，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
戴立忍：我認為是商業市場的考量。
張鐵志：是大家覺得沒有商業市場？
戴立忍：對，但很多人還是想作，當然他作的方式可能不像《不能沒有你》這麼清楚，這麼直接。
張鐵志：或者有人選擇了用紀錄片的方式。
戴立忍：對，電視也有，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很好，但推不出去。
好的說故事方式就有票房
張鐵志：你一直都有意識到電影跟現實的對話嗎？
戴立忍：我的開關是一直到《無法無天》才被打開。我這輩子就是在做電影這件事。社會意識這部分有但不強，也沒有嘗試過要把兩者連結。《無法無天》讓我知道這類型題材在台灣來講是值得做的，因為獅子座B型就是那種好大喜功的人，我做電影不只想拍一部電影而已，我想要創造一種局面。
張鐵志：是，阿彬之前寫email給我時也說，要做一部不只是電影的台灣電影。
戴立忍：的確，我們不要讓這部電影只是一部電影。以前對於行銷的思考都是回到票房，回到電影，回到知名度，但這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循環。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丟得更遠一點呢？能否把票房、市場、商業等完全斬斷。就像我跟台北沖印調整到後來，我就說我不是要作黑白片，我是要作灰片。
張鐵志：這個很弔詭，因為如果你沒有票房，似乎也很難產生力量？但我知道，你似乎覺得這部片其實並不是沒有商業性？
戴立忍：的確，我相信講故事的技巧就是一切。它是一種糖衣，可以把苦苦的藥包起來，只要口感是好的，就可以把任何東西送進觀眾腦子裡。我一直很注重鍛鍊那種技巧，侯孝賢也說我是一個技巧性的導演。台灣電影十年來問題不在於題材，而是說故事的方式。
但我們要尋找一個打動人的題材。上一波國片的高潮是什麼？是紀錄片如《無米樂》。紀錄片非常有力量，但容易被主流觀眾忽略。所以我們是要把一個紀錄片的題材，用好的說故事方式呈現出來。
希望證明可以開發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
陳文彬：我一直在想，我們得到這麼多的回饋，並不是單純幫助這部電影，而是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可以幫助台灣的一些人事物。
戴立忍：對我來說，其實我在乎的是，這部片可以怎麼幫整個電影環境。講坦白話我從小到大最關心的是這個事情：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對我來說，必須回歸到電影，這個力量才能循環。
張鐵志：你覺得可以幫到台灣電影什麼？
戴立忍：希望證明我們可以開發一個新的題材，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如果我們成功了，接下來馬上會有人跟上來。
張鐵志：我很同意，因為我想一部《不能沒有你》很難馬上解決多少問題。即使很多人來寫文章、寫現實社會中的「不能沒有你」現象，很多NGO（非政府組織）來參與，但社會制度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情。可是，如果越來越多創作者願意透入這些對話，長遠來說就會產生力量。
【2009/08/14 聯合報】@ http://udn.com/
專訪國片《不能沒有你》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
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前陣子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的國片《不能沒有你》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影片種類與風格。這故事取材自一個真實的社會新聞事件，講述處於社會底層的一對父女，如何在官僚體制的迷宮中，在喜歡把新聞鬧劇化的媒體前，辛苦地緊握彼此的手。
要了解《不能沒有你》，必須先掌握這部電影背後兩個靈魂的碰撞。
這篇文章名稱寫「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是很不準確的，因為他們兩人也合掛監製、編劇。陳文彬本身也是導演，這部片最早是他要給公視人生劇展的大綱，但戴立忍看到後認為這個題材很適合拍成電影，所以有了這個合作。
陳文彬長期關注社運、從事過政治工作，也是影像工作者。而戴立忍除了是眾人眼中台灣最好的演員外，他所導演的電影《兩個夏天》也曾獲得台北電影節首獎。並且，他也長期關心社會現實。但相對於陳文彬，他更熟悉主流電影的語言，更懂得如何去說一個好故事。
所以，有了這部關懷弱勢的嚴肅題材，但所有人看了都會流淚說好看的電影，《不能沒有你》。
尋找現在政府沒在做的事
張鐵志：哪一個國外導演對你影響比較大？
戴立忍：念書時黃建業問過我最喜歡的導演是誰，我回答「盧貝松」。他的第一個回應是「那是商業導演耶」。
我看盧貝松是從《最後的決戰》開始。沒有台詞的電影通常會很悶，但盧貝松很會講故事。以前比較喜歡商業片，藝術片是硬看的。後來盧貝松《碧海藍天》給我更大震撼，因為它介於這兩者之間，這是我看過最多次的電影，大概看過八次。
張鐵志：為什麼是《碧海藍天》？《不能沒有你》也是一部在海邊的電影。這之間有關聯嗎？
戴立忍：我想是有的。我小時候住在台東的太平洋海邊，後來搬到高雄，在高雄港初戀、把妹，當兵在金門是住在料羅灣，後來搬到台北來，又住在關渡淡水河邊。我是出生在夏天的小孩，很喜歡東部和南部的陽光。你看我後來拍《兩個夏天》，就是想拍南部的夏天，像碧海藍天底下的豔陽。
張鐵志：所以從《碧海藍天》到《不能沒有你》都與你的成長背景是有關聯的。那影響阿彬（陳文彬）最深的電影是？
陳文彬：我是真的很喜歡侯孝賢的《戀戀風塵》。因為以前是壞學生，沒在讀書啊，又是放牛班的那種私立學校。我是看了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才發現這個就是電影。
張鐵志：很多人都比喻你們這部電影類似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風格，如《單車失竊記》。你們真的喜歡這樣的類型嗎？
戴立忍：我喜歡《紅氣球與小白馬》。比起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我更喜歡法國新浪潮，因為他們比較好看，像是《斷了氣》或《四百擊》。我比較喜歡運動鏡頭的，喜歡快速剪接的東西。
影響我更大的是巴西電影《無法無天》（City of God），它是處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並讓我發現，電影真的能影響當地社會。因為他們總統看了之後，就召集各部會首長，去貧民窟解決電影當中提到的少年暴力問題。《無法無天》可以說是直接影響了《不能沒有你》。
張鐵志：所以影響你的點，是那部電影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它們超出了電影，回到了現實。
戴立忍：是，我們的概念是，這個題材既然是取之於社會，最後也要還之於社會。我們正在試，也不確定該怎麼做。包括邀請各界人士來看，司改會、社福界、教育界等，我想找到一種方式將電影和社會連結起來，有人寫文章，開始論述。
張鐵志：你想形成怎樣的論述？是一個具體政策關心弱勢？還是對各種體制的檢討？
戴立忍：簡單來說，我們要尋找現在政府都沒在做的事。我們很懷念十幾年前的社會氛圍，那時有一股社會力量在尋找出口，但現在是連這種力量都沒有了，剩下來的都只是針對選舉嘛。
陳文彬：我覺得台灣最美好的時光，大概是八○年代末的那一段時間，那時候還有一點點的壓迫，但是民間的力量已經出來了。現在的狀況是政治人物只問意識形態，沒有力量去好好處理社會問題。
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
戴立忍：回到這部片，我當時看到阿彬寫這個故事，就說你不要只是拍電視，拿來讓我拍電影。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陳文彬：今天這個事情不只發生在台灣，而是發生在全世界各地。我在日本參加影展時，有一個NHK的老攝影師抱著我一直哭，跟我說他看了四遍，說日本政治人物應該來看這部影片。在記者會，我跟大家說，陳菊在看完電影後，回過頭去跟後面一級主管說，這個事情如果再發生在高雄，就是我們的恥辱。結果，主持人一聽也掉淚，說為日本的政治人物感到可恥。
張鐵志：你們怎麼看電影和社會的關係？
戴立忍：我想要嘗試台灣比較少見的社會寫實題材。這種題材在八○年代的台灣其實不少，例如《女王蜂》等，但是因為當時的電影美學，因為技術的緣故，這種類型並沒有什麼突破。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時候，也試著與社會對話，但是他們還是比較屬於作者論的，大多是虛構的，而不是介入真實社會事件。
張鐵志：的確，我總是覺得，相對於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台灣的藝文領域跟現實與歷史對話非常少，電影、文學或音樂也是寥寥可數。在八○年代可能還比較豐富，但到了九○年代全面市場化後，就越來越少。只有劇場好像還維持著對現實的敏銳性。如果照你所說，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
戴立忍：我認為是商業市場的考量。
張鐵志：是大家覺得沒有商業市場？
戴立忍：對，但很多人還是想作，當然他作的方式可能不像《不能沒有你》這麼清楚，這麼直接。
張鐵志：或者有人選擇了用紀錄片的方式。
戴立忍：對，電視也有，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很好，但推不出去。
好的說故事方式就有票房
張鐵志：你一直都有意識到電影跟現實的對話嗎？
戴立忍：我的開關是一直到《無法無天》才被打開。我這輩子就是在做電影這件事。社會意識這部分有但不強，也沒有嘗試過要把兩者連結。《無法無天》讓我知道這類型題材在台灣來講是值得做的，因為獅子座B型就是那種好大喜功的人，我做電影不只想拍一部電影而已，我想要創造一種局面。
張鐵志：是，阿彬之前寫email給我時也說，要做一部不只是電影的台灣電影。
戴立忍：的確，我們不要讓這部電影只是一部電影。以前對於行銷的思考都是回到票房，回到電影，回到知名度，但這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循環。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丟得更遠一點呢？能否把票房、市場、商業等完全斬斷。就像我跟台北沖印調整到後來，我就說我不是要作黑白片，我是要作灰片。
張鐵志：這個很弔詭，因為如果你沒有票房，似乎也很難產生力量？但我知道，你似乎覺得這部片其實並不是沒有商業性？
戴立忍：的確，我相信講故事的技巧就是一切。它是一種糖衣，可以把苦苦的藥包起來，只要口感是好的，就可以把任何東西送進觀眾腦子裡。我一直很注重鍛鍊那種技巧，侯孝賢也說我是一個技巧性的導演。台灣電影十年來問題不在於題材，而是說故事的方式。
但我們要尋找一個打動人的題材。上一波國片的高潮是什麼？是紀錄片如《無米樂》。紀錄片非常有力量，但容易被主流觀眾忽略。所以我們是要把一個紀錄片的題材，用好的說故事方式呈現出來。
希望證明可以開發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
陳文彬：我一直在想，我們得到這麼多的回饋，並不是單純幫助這部電影，而是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可以幫助台灣的一些人事物。
戴立忍：對我來說，其實我在乎的是，這部片可以怎麼幫整個電影環境。講坦白話我從小到大最關心的是這個事情：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對我來說，必須回歸到電影，這個力量才能循環。
張鐵志：你覺得可以幫到台灣電影什麼？
戴立忍：希望證明我們可以開發一個新的題材，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如果我們成功了，接下來馬上會有人跟上來。
張鐵志：我很同意，因為我想一部《不能沒有你》很難馬上解決多少問題。即使很多人來寫文章、寫現實社會中的「不能沒有你」現象，很多NGO（非政府組織）來參與，但社會制度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情。可是，如果越來越多創作者願意透入這些對話，長遠來說就會產生力量。
【2009/08/14 聯合報】@ http://udn.com/
10 August 2009
噤啞在四‧六事件的文學（下）
【聯合報╱曾健民】 2009.08.10 03:02 am
4. 在楊逵《人民文學》的園地上
楊逵於1948年8月2日開始主編台中《力行報》（該報創刊於1947年11月12日）《新文藝》副刊，並於8月7日創刊了《台灣文學叢刊》，同時又活躍於《橋》副刊上。楊逵在這些文學園地上，一面論述他的人民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觀，且創作了不少以台灣民謠形式、運用民眾口白台灣方言創作的短詩，諷刺時局和社會不公不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他更積極培養省籍青年新進作家，大多數是《橋》副刊上活躍的青年作家，如銀鈴會的成員，以及葉石濤、金秋等，甚至與他們共宿指導寫作。幾十年後蕭金堆曾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在他家稻草都已露出的榻榻米房間住了一星期，他教導寫作技巧，提倡『用腳寫』。」
楊逵在《力行報‧新文藝》副刊上刊出的徵稿啟事如此寫道：
「沒有內容的空洞美文不要。反映台灣現實，而表現著台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動向的有報告性的文字，特別歡迎。」
淺顯的字句完全表達了楊逵的文學觀。
「四‧六」事件的前二個月，「麥浪」到台中演唱時，從場地到節目的安排全靠楊逵的支援。楊逵還特別舉行了一場「麥浪歡迎座談會」，安排銀鈴會的成員和麥浪的隊員交流討論，座談的主題是「文藝為誰服務」。楊逵發表在《新文藝》副刊上的〈人民的作家〉文中如此寫道：
「人民的作家應該以其智識來整理人民的生活體驗，幫助人民確切地認識其生活環境與出路，而在這當中，也應該把人民的生活體驗來充實自己，追求理論與實踐的配合。」
這就是楊逵的人民文學觀吧！
5. 文學的歌聲噤啞在四月六日的清晨
可見得，台大麥浪所傳播的祖國大地人民的歌聲和廣大民眾的合唱，與楊逵和銀鈴會，甚至於和歌雷《橋》副刊上的無數作家，用文學表現「台灣人民的生活、感情與思想動向」的精神是相通的；雖然，它與「台語戲劇社」用台灣大眾的語言演戲「來啟蒙一般大眾，發揚民主意識」，在藝術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感情和文藝觀卻是相同的。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它與當時處於國共內戰煙硝中的全中國任何一角落的學生運動、文藝運動是處於同一歷史潮流的。他們都是那個時代共同的吶喊。
這些在台灣的緘默和激動交加的時代中，引領高唱民謠、民主歌曲，高聲朗誦人民詩篇的作家們，在1949年4月6日的清晨噤啞了。
1949年一月，三大戰役結束後解放軍兵陳長江北岸，國共內戰形勢逆轉。蔣介石下野、李副總統代任，全國各地掀起和平、民主運動熱潮，要求國共儘速和談。4月1日，在國民政府正式派出和平代表團飛往北平進行和平談判的同時，南京各校學生在「總統府」前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高舉停止內戰、要和平的訴求，卻受到國府軍人、特務的鎮壓，釀成三死近二百人受傷的慘劇，此為「四‧一」事件（或慘案）。這事件迅速影響全國，形成了全國抗議國民政府的學潮，各大學紛紛發起罷教罷課、要求懲兇的示威活動。
省主席兼警總總司令的台灣最高當局陳誠，深恐「四‧一」事件迅速波及台灣。本來從3月20日的「處理違警事件」所引發的台大、師院學生大規模集體抗議活動，已使台灣統治者內心極度不安，遂於4月6日清晨發動了「四‧六」校園大逮捕行動。同時，特別強調從思想上進行反共的重要性，也曾說「尤其思想，其傳播非海洋所能隔絕」的台灣最高當局，為了使台灣成為反共堡壘、復興基地，必須先徹底淨化台灣島內的思想；在他看來，任何傳播大陸人民聲音、反映台灣現實，表現台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的文藝，都是共匪的「第五縱隊」，必須予以徹底清除。4月6日，他悄聲地撲滅了這種聲音和思想。
本來就很微弱的台灣文藝界，台灣光復後經歷二二八的打擊，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前進的道路，然而，不到四年的時間再度噤啞在鋪天蓋地的反共狂潮中。 （下）
【2009/08/10 聯合報】@ http://udn.com/
4. 在楊逵《人民文學》的園地上
楊逵於1948年8月2日開始主編台中《力行報》（該報創刊於1947年11月12日）《新文藝》副刊，並於8月7日創刊了《台灣文學叢刊》，同時又活躍於《橋》副刊上。楊逵在這些文學園地上，一面論述他的人民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觀，且創作了不少以台灣民謠形式、運用民眾口白台灣方言創作的短詩，諷刺時局和社會不公不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他更積極培養省籍青年新進作家，大多數是《橋》副刊上活躍的青年作家，如銀鈴會的成員，以及葉石濤、金秋等，甚至與他們共宿指導寫作。幾十年後蕭金堆曾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在他家稻草都已露出的榻榻米房間住了一星期，他教導寫作技巧，提倡『用腳寫』。」
楊逵在《力行報‧新文藝》副刊上刊出的徵稿啟事如此寫道：
「沒有內容的空洞美文不要。反映台灣現實，而表現著台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動向的有報告性的文字，特別歡迎。」
淺顯的字句完全表達了楊逵的文學觀。
「四‧六」事件的前二個月，「麥浪」到台中演唱時，從場地到節目的安排全靠楊逵的支援。楊逵還特別舉行了一場「麥浪歡迎座談會」，安排銀鈴會的成員和麥浪的隊員交流討論，座談的主題是「文藝為誰服務」。楊逵發表在《新文藝》副刊上的〈人民的作家〉文中如此寫道：
「人民的作家應該以其智識來整理人民的生活體驗，幫助人民確切地認識其生活環境與出路，而在這當中，也應該把人民的生活體驗來充實自己，追求理論與實踐的配合。」
這就是楊逵的人民文學觀吧！
5. 文學的歌聲噤啞在四月六日的清晨
可見得，台大麥浪所傳播的祖國大地人民的歌聲和廣大民眾的合唱，與楊逵和銀鈴會，甚至於和歌雷《橋》副刊上的無數作家，用文學表現「台灣人民的生活、感情與思想動向」的精神是相通的；雖然，它與「台語戲劇社」用台灣大眾的語言演戲「來啟蒙一般大眾，發揚民主意識」，在藝術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感情和文藝觀卻是相同的。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它與當時處於國共內戰煙硝中的全中國任何一角落的學生運動、文藝運動是處於同一歷史潮流的。他們都是那個時代共同的吶喊。
這些在台灣的緘默和激動交加的時代中，引領高唱民謠、民主歌曲，高聲朗誦人民詩篇的作家們，在1949年4月6日的清晨噤啞了。
1949年一月，三大戰役結束後解放軍兵陳長江北岸，國共內戰形勢逆轉。蔣介石下野、李副總統代任，全國各地掀起和平、民主運動熱潮，要求國共儘速和談。4月1日，在國民政府正式派出和平代表團飛往北平進行和平談判的同時，南京各校學生在「總統府」前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高舉停止內戰、要和平的訴求，卻受到國府軍人、特務的鎮壓，釀成三死近二百人受傷的慘劇，此為「四‧一」事件（或慘案）。這事件迅速影響全國，形成了全國抗議國民政府的學潮，各大學紛紛發起罷教罷課、要求懲兇的示威活動。
省主席兼警總總司令的台灣最高當局陳誠，深恐「四‧一」事件迅速波及台灣。本來從3月20日的「處理違警事件」所引發的台大、師院學生大規模集體抗議活動，已使台灣統治者內心極度不安，遂於4月6日清晨發動了「四‧六」校園大逮捕行動。同時，特別強調從思想上進行反共的重要性，也曾說「尤其思想，其傳播非海洋所能隔絕」的台灣最高當局，為了使台灣成為反共堡壘、復興基地，必須先徹底淨化台灣島內的思想；在他看來，任何傳播大陸人民聲音、反映台灣現實，表現台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的文藝，都是共匪的「第五縱隊」，必須予以徹底清除。4月6日，他悄聲地撲滅了這種聲音和思想。
本來就很微弱的台灣文藝界，台灣光復後經歷二二八的打擊，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前進的道路，然而，不到四年的時間再度噤啞在鋪天蓋地的反共狂潮中。 （下）
【2009/08/10 聯合報】@ http://udn.com/
9 August 2009
噤啞在四‧六事件的文學（上）
【聯合報╱曾健民】 2009.08.09 04:12 am
1949年3月20日，台大法學院學生何景岳、師範學院學生李元勳，與一名員警偶發衝突遭到拘押，揭開一連串學生運動。4月6日，軍警包圍台大與師範學院宿舍進行逮捕行動，引發學生激憤反抗；最後軍警衝破包圍逮捕學生。當天共有一百多名學生被捕入獄，其中有七人在獄中被槍斃，不少學生失蹤，是為著名的「四‧六事件」。事隔六十年，本文作者曾健民回顧當時的文藝環境，為「四‧六」對文學、文化的意義重新定位。（編者）
解嚴以來，經過無數人的努力，台灣社會歷史底層中的許多禁忌得以解除，冤屈得以平反，而發生在六十年前的「四‧六」事件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章節。有關這個事件的大量調查、研究、證言以及論述，基本上已重建了事件的原貌，是非曲直也得到平反，這是恰逢事件六十周年的今日，首先要肯定的。
然而，歷史是複雜詭譎的，它只是現實與過去的永恆對話的過程。現實也經常障蔽著我們對歷史的全面認識。
我們對於「四‧六」事件的認識，也是如此。
迄今，對於「四‧六」事件的論述或認識，都把它定位為對校園學生運動的整肅事件，這基本上是對的；然而，卻並非事件的全貌。大眾一直忽略了事件的另一個面向，或者說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另一個面向就是：「四‧六」事件同時也是對文學運動、文化運動的大整肅，這是大家一直沒有注意到的事實。其實，這是當時台灣省最高當局陳誠以整頓學風之名發動「四‧六」事件時，另外一個不欲人知的政治行動。因為單從報紙的報導，很難知道其全貌。可以說，在「四‧六」事件中噤啞的文學，至今仍未解放。
另一波對文化界的大逮捕
下面是在當時的報紙以「政府決心整頓學風」的大標題大幅報導「四‧六」校園大搜捕事件的同時，另外一波分三次對文藝副刊編輯、記者、作者、報社的大逮捕行動。
首先，在4月7日《公論報》的小角落，刊載了這則消息：「《新生報》副刊總編輯史習枚（筆者按：即「歌雷」），昨（6）日晨在懷寧街該報宿舍二樓，突被治安當局派便衣人員拘訊。又《成功日報》記者董佩璜，也於同日早上被捕。」這條消息僅出現在當時堪稱民主報紙的《公論報》上。
事件過了近一星期的4月12日，在《公論報》的一角落又刊載了如下過期的消息。「據《大公報》十一日訊，台中軍憲當局於七日下午二時許，拘捕新生報台中辦事處主任兼台中市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鍾平山，和台灣知名作家楊逵等二人。於七日下午三時乘慢車，由大批軍憲把他們送往台北。」從這報導我們可以知道，楊逵被捕是在「四‧六」的第二天。
相距四‧六事件逾一個月後，在5月11日的《新生報》專欄「藝文短波」上，出現了簡短的報導，內容是：「台中力行報常刊載不正確之新聞，言論荒謬，台省警備總司令部九日飭令停刊。」從這則短訊只可以知道台中的《力行報》被查封勒令停刊，其他一概不知。其實，背後有一次大逮捕行動。在5月9日，《力行報》社長張先生的一位在台中警總擔任警衛團第二團團長的朋友，打了一通電話給他，說有事來指揮部一下，到了指揮部朋友避不見面，卻有人拿出一張警總公文說：「《力行報》有問題，你不能回去了！」下午《力行報》就被關了，後來他被帶到台中警察局，裡面都是《力行報》被捕的同事。這事件除了當事者無人知曉，事隔五十年後經文史調查才知道事實的真相。這件事，楊逵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口述文中也曾提到：自己在四‧六事件被抓時，「《力行報》從社長到工友統統被抓去」，但一直無人知道其具體的內容。
與這三次逮捕行動有關連的，就是在4月6日清晨，一位建國中學三年級學生張光直（後來成為著名人類學家，曾任中研院副院長，張我軍的二公子）也在睡夢中被捕了。因為他的名字被刊入台大、師院學生的十九位黑名單中，所以當時大家並未察覺。為什麼在專對台大、師院學生的4月6日大逮捕中，又另外要單獨出動去帶走一位高中生呢？這只有認識到「四‧六」事件除了是對台灣學生運動的整肅之外，還是對當時的台灣文學、文藝運動的大整肅這二方面的事實，才可瞭解其原因。
當時，歌雷主編的《新生報》《橋》副刊以及楊逵在台中《力行報》主編的《新文藝》副刊，正是以「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為討論主題的文學運動的兩大舞台；由於歌雷和楊逵積極培養年輕作家，鼓勵年輕作家在副刊上發表作品或參與文學討論，所以聚集了許多優秀的新一代青年作家，而高中生張光直是其中的佼佼者。雖然他的作品主要發表在也是歌雷主編的《新生報》的《習作》或《學生世界》副刊上，但他在《橋》副刊上的台灣文學論爭中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是一篇令人刮目相看的宏論。這篇論爭文用「何無感」的筆名，是為了替他的國文老師「駱駝英」（羅鐵英，論爭中發表了〈論「台灣文學」諸論爭〉等重要而深刻的文章，以馬克思文論全面分析檢討了台灣文學論爭）辯護的。當然，張光直在建國中學也是一個相當活躍的文藝青年，曾演過話劇，也辦過油印的同人誌。
歌雷的《橋》副刊
歌雷主編的《橋》副刊創刊於1947年的8月1日，「四‧六」事件後的4月11日出了最後一期（223期）後終刊，前後持續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這期間，台灣社會正處於二二八狂風暴雨後的緘默和國共內戰的激動之中。為了打破緘默，歌雷於1948年三月特別邀請了楊逵，請當時就讀台大的孫達人（後在四‧六黑名單中被捕）翻譯，發表了〈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因此掀起了一場長達一年多的台灣文學論戰。共有五十多篇論爭文章，四十多位作者參與。
歌雷也積極策畫「歡迎本省作家投稿」，為解決本省作家的語言障礙，還請專人特別為本省作家翻譯；他還在北、中、南舉辦作者茶會，這吸引了許多本省青年新進作家熱烈投稿，成為《橋》副刊的重要作者群，譬如中部「銀鈴會」文學社團的重要成員：朱實（朱商彝，因「四‧六」發生時知悉自己名列黑名單而與當時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鄭鴻溪一同逃往大陸，輾轉流亡）、紅夢（張彥勳）、蕭翔文（淡星，本名蕭金堆，「四‧六」中倖免於難，但當年年底卻在白色恐怖狂瀾中被捕）、籟亮（賴裕傳，「四‧六」中倖免於難，但後來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遭處死刑）、亨人（林亨泰）、詹冰（綠炎）等。南部則有葉石濤、邱媽寅、施捨（以上三人皆曾在當年年底開始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中遭捕）、謝哲智、潛生、王溪清等。這些青年作家許多是師院的學生，如朱實、蕭翔文等。
歌雷於1948年末曾在師範學院的文藝座談會上演講，講題是〈台灣文學的方向〉，演講中明白闡述了他的文學觀，他說：
「我們對文學的態度是要求反映現實，反映人民的生活與願望……從這裡出發，我們否定了上述享樂主義及個人主義，同時，個人又與集體不相矛盾，那麼我們便可以與人民站在一起，去反映人民的悲苦哀樂。」
台灣歌謠、台語話劇和大陸歌謠的大合唱
楊雲萍主導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從1948年五月起即著手「提倡鄉土藝術、整理民間文學、徵求本省歌謠曲調」，並於該年11月20日在中山堂舉行了「歌謠演唱大會」。節目有音樂家呂泉生和劇作家陳大禹合作改編的台灣民謠及歌仔戲調，由六、七十人的混聲合唱團演唱，其中〈農村酒家〉更博得喝采。演唱會以台灣民謠為主，大部分以閩南方言演唱。
同時，師院的「台語戲劇社」（擁有近兩百位同學，設有「歌謠研究會」從事本省民間歌謠之蒐研，後來還籌資出版了《龍安文藝》），演出了蔡德本改編自曹禺名劇《日出》的台語話劇《天未亮》，引起了熱烈的反應；這是從1946年宋非我編導的《壁》以來，第二次的台語話劇熱潮。歌雷特別在《橋》上為《天未亮》的演出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出席者除了師院學生朱實、鄭鴻溪等之外，作家龍瑛宗、師院教授鄭嬰也出席並發表了評論。歌雷還刊出了幾篇評論文章，甚至刊出了劇作家陳大禹創作的閩南語劇本《台北酒家》，以及索默創作的閩南語歌劇《綠島小曲》，引起了有關方言文藝、人民文藝的討論熱潮。
師院學生、新進作家蕭金堆發表在《新生報》，介紹台語戲劇社的文章中指出：「雖然一方面我們應該要獎勵大眾學習國語，不過另一方面卻也要利用大眾性的台語，來啟蒙一般大眾，使他們認識祖國文化。」
對於該社團準備下鄉巡迴演出，他指出：「供給（農民）適宜的娛樂為精神食糧，撫慰及應酬其勞苦。而且啟發他們從奴隸的觀念解脫出來，發揚民主意識。」
台大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也在這時走出校園公開演出。先在中山堂連續演出三天的「台大歌謠舞蹈晚會」後，繼續到台中、台南巡迴演出。演出的形式有齊唱、合唱、舞蹈、歌劇、民謠，內容有〈黃河大合唱〉、〈祖國大合唱〉、〈農村曲〉、〈王大娘補缸〉、〈青春舞曲〉等，以及大陸學生運動歌曲如〈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青春戰鬥曲〉、〈光明組曲〉、〈跌倒算什麼〉等等。歌雷主編的《橋》，刊出了幾篇熱烈的回應，〈從「麥浪」引起的〉一文說：「三年多來（按：指台灣光復後），多少人把人民真正的聲音帶到這裡來？」「他們是在傳播、在耕耘，他們想把祖國各地人民真正的聲音，廣大群眾的語言，帶到台灣來。」
〈「麥浪」舞蹈晚會觀後記〉作者更激動地說：「只有學生，只有在這個大時代的學生，才能構結出這樣的歌聲；這歌裡有血，有淚，有骨氣，有明天，相信中國只要有這歌存在，是不會怕任何侵略者來侵犯的。」作者接著憶念起：「兩年前的古城和那一群群為了爭取民主、為了反內戰，不惜一切的北平學生。」
麥浪所傳播的，其實包含著祖國大地上正受著國共內戰戰火煎熬的人民的聲音，以及為了爭民主、要和平、反內戰而走上街頭的學生的歌聲。這在就任第一天就不斷強調台灣的反共鬥爭要注意「思想」問題的台灣最高權力者眼中，不啻是「包容共匪第五縱隊的行為」。四‧六事件所逮捕的台大學生，大部分是麥浪的重要成員，就一點也不足為奇了。因為麥浪把祖國大陸人民的聲音，以及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聲音，越過海峽的隔絕傳播到反共淨土的台灣來。逮捕麥浪的學生，就是扼止了大陸人民的歌聲在台灣的傳播。
（上）
【2009/08/08 聯合報】@ http://udn.com/
1949年3月20日，台大法學院學生何景岳、師範學院學生李元勳，與一名員警偶發衝突遭到拘押，揭開一連串學生運動。4月6日，軍警包圍台大與師範學院宿舍進行逮捕行動，引發學生激憤反抗；最後軍警衝破包圍逮捕學生。當天共有一百多名學生被捕入獄，其中有七人在獄中被槍斃，不少學生失蹤，是為著名的「四‧六事件」。事隔六十年，本文作者曾健民回顧當時的文藝環境，為「四‧六」對文學、文化的意義重新定位。（編者）
解嚴以來，經過無數人的努力，台灣社會歷史底層中的許多禁忌得以解除，冤屈得以平反，而發生在六十年前的「四‧六」事件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章節。有關這個事件的大量調查、研究、證言以及論述，基本上已重建了事件的原貌，是非曲直也得到平反，這是恰逢事件六十周年的今日，首先要肯定的。
然而，歷史是複雜詭譎的，它只是現實與過去的永恆對話的過程。現實也經常障蔽著我們對歷史的全面認識。
我們對於「四‧六」事件的認識，也是如此。
迄今，對於「四‧六」事件的論述或認識，都把它定位為對校園學生運動的整肅事件，這基本上是對的；然而，卻並非事件的全貌。大眾一直忽略了事件的另一個面向，或者說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另一個面向就是：「四‧六」事件同時也是對文學運動、文化運動的大整肅，這是大家一直沒有注意到的事實。其實，這是當時台灣省最高當局陳誠以整頓學風之名發動「四‧六」事件時，另外一個不欲人知的政治行動。因為單從報紙的報導，很難知道其全貌。可以說，在「四‧六」事件中噤啞的文學，至今仍未解放。
另一波對文化界的大逮捕
下面是在當時的報紙以「政府決心整頓學風」的大標題大幅報導「四‧六」校園大搜捕事件的同時，另外一波分三次對文藝副刊編輯、記者、作者、報社的大逮捕行動。
首先，在4月7日《公論報》的小角落，刊載了這則消息：「《新生報》副刊總編輯史習枚（筆者按：即「歌雷」），昨（6）日晨在懷寧街該報宿舍二樓，突被治安當局派便衣人員拘訊。又《成功日報》記者董佩璜，也於同日早上被捕。」這條消息僅出現在當時堪稱民主報紙的《公論報》上。
事件過了近一星期的4月12日，在《公論報》的一角落又刊載了如下過期的消息。「據《大公報》十一日訊，台中軍憲當局於七日下午二時許，拘捕新生報台中辦事處主任兼台中市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鍾平山，和台灣知名作家楊逵等二人。於七日下午三時乘慢車，由大批軍憲把他們送往台北。」從這報導我們可以知道，楊逵被捕是在「四‧六」的第二天。
相距四‧六事件逾一個月後，在5月11日的《新生報》專欄「藝文短波」上，出現了簡短的報導，內容是：「台中力行報常刊載不正確之新聞，言論荒謬，台省警備總司令部九日飭令停刊。」從這則短訊只可以知道台中的《力行報》被查封勒令停刊，其他一概不知。其實，背後有一次大逮捕行動。在5月9日，《力行報》社長張先生的一位在台中警總擔任警衛團第二團團長的朋友，打了一通電話給他，說有事來指揮部一下，到了指揮部朋友避不見面，卻有人拿出一張警總公文說：「《力行報》有問題，你不能回去了！」下午《力行報》就被關了，後來他被帶到台中警察局，裡面都是《力行報》被捕的同事。這事件除了當事者無人知曉，事隔五十年後經文史調查才知道事實的真相。這件事，楊逵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口述文中也曾提到：自己在四‧六事件被抓時，「《力行報》從社長到工友統統被抓去」，但一直無人知道其具體的內容。
與這三次逮捕行動有關連的，就是在4月6日清晨，一位建國中學三年級學生張光直（後來成為著名人類學家，曾任中研院副院長，張我軍的二公子）也在睡夢中被捕了。因為他的名字被刊入台大、師院學生的十九位黑名單中，所以當時大家並未察覺。為什麼在專對台大、師院學生的4月6日大逮捕中，又另外要單獨出動去帶走一位高中生呢？這只有認識到「四‧六」事件除了是對台灣學生運動的整肅之外，還是對當時的台灣文學、文藝運動的大整肅這二方面的事實，才可瞭解其原因。
當時，歌雷主編的《新生報》《橋》副刊以及楊逵在台中《力行報》主編的《新文藝》副刊，正是以「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為討論主題的文學運動的兩大舞台；由於歌雷和楊逵積極培養年輕作家，鼓勵年輕作家在副刊上發表作品或參與文學討論，所以聚集了許多優秀的新一代青年作家，而高中生張光直是其中的佼佼者。雖然他的作品主要發表在也是歌雷主編的《新生報》的《習作》或《學生世界》副刊上，但他在《橋》副刊上的台灣文學論爭中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是一篇令人刮目相看的宏論。這篇論爭文用「何無感」的筆名，是為了替他的國文老師「駱駝英」（羅鐵英，論爭中發表了〈論「台灣文學」諸論爭〉等重要而深刻的文章，以馬克思文論全面分析檢討了台灣文學論爭）辯護的。當然，張光直在建國中學也是一個相當活躍的文藝青年，曾演過話劇，也辦過油印的同人誌。
歌雷的《橋》副刊
歌雷主編的《橋》副刊創刊於1947年的8月1日，「四‧六」事件後的4月11日出了最後一期（223期）後終刊，前後持續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這期間，台灣社會正處於二二八狂風暴雨後的緘默和國共內戰的激動之中。為了打破緘默，歌雷於1948年三月特別邀請了楊逵，請當時就讀台大的孫達人（後在四‧六黑名單中被捕）翻譯，發表了〈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因此掀起了一場長達一年多的台灣文學論戰。共有五十多篇論爭文章，四十多位作者參與。
歌雷也積極策畫「歡迎本省作家投稿」，為解決本省作家的語言障礙，還請專人特別為本省作家翻譯；他還在北、中、南舉辦作者茶會，這吸引了許多本省青年新進作家熱烈投稿，成為《橋》副刊的重要作者群，譬如中部「銀鈴會」文學社團的重要成員：朱實（朱商彝，因「四‧六」發生時知悉自己名列黑名單而與當時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鄭鴻溪一同逃往大陸，輾轉流亡）、紅夢（張彥勳）、蕭翔文（淡星，本名蕭金堆，「四‧六」中倖免於難，但當年年底卻在白色恐怖狂瀾中被捕）、籟亮（賴裕傳，「四‧六」中倖免於難，但後來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遭處死刑）、亨人（林亨泰）、詹冰（綠炎）等。南部則有葉石濤、邱媽寅、施捨（以上三人皆曾在當年年底開始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中遭捕）、謝哲智、潛生、王溪清等。這些青年作家許多是師院的學生，如朱實、蕭翔文等。
歌雷於1948年末曾在師範學院的文藝座談會上演講，講題是〈台灣文學的方向〉，演講中明白闡述了他的文學觀，他說：
「我們對文學的態度是要求反映現實，反映人民的生活與願望……從這裡出發，我們否定了上述享樂主義及個人主義，同時，個人又與集體不相矛盾，那麼我們便可以與人民站在一起，去反映人民的悲苦哀樂。」
台灣歌謠、台語話劇和大陸歌謠的大合唱
楊雲萍主導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從1948年五月起即著手「提倡鄉土藝術、整理民間文學、徵求本省歌謠曲調」，並於該年11月20日在中山堂舉行了「歌謠演唱大會」。節目有音樂家呂泉生和劇作家陳大禹合作改編的台灣民謠及歌仔戲調，由六、七十人的混聲合唱團演唱，其中〈農村酒家〉更博得喝采。演唱會以台灣民謠為主，大部分以閩南方言演唱。
同時，師院的「台語戲劇社」（擁有近兩百位同學，設有「歌謠研究會」從事本省民間歌謠之蒐研，後來還籌資出版了《龍安文藝》），演出了蔡德本改編自曹禺名劇《日出》的台語話劇《天未亮》，引起了熱烈的反應；這是從1946年宋非我編導的《壁》以來，第二次的台語話劇熱潮。歌雷特別在《橋》上為《天未亮》的演出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出席者除了師院學生朱實、鄭鴻溪等之外，作家龍瑛宗、師院教授鄭嬰也出席並發表了評論。歌雷還刊出了幾篇評論文章，甚至刊出了劇作家陳大禹創作的閩南語劇本《台北酒家》，以及索默創作的閩南語歌劇《綠島小曲》，引起了有關方言文藝、人民文藝的討論熱潮。
師院學生、新進作家蕭金堆發表在《新生報》，介紹台語戲劇社的文章中指出：「雖然一方面我們應該要獎勵大眾學習國語，不過另一方面卻也要利用大眾性的台語，來啟蒙一般大眾，使他們認識祖國文化。」
對於該社團準備下鄉巡迴演出，他指出：「供給（農民）適宜的娛樂為精神食糧，撫慰及應酬其勞苦。而且啟發他們從奴隸的觀念解脫出來，發揚民主意識。」
台大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也在這時走出校園公開演出。先在中山堂連續演出三天的「台大歌謠舞蹈晚會」後，繼續到台中、台南巡迴演出。演出的形式有齊唱、合唱、舞蹈、歌劇、民謠，內容有〈黃河大合唱〉、〈祖國大合唱〉、〈農村曲〉、〈王大娘補缸〉、〈青春舞曲〉等，以及大陸學生運動歌曲如〈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青春戰鬥曲〉、〈光明組曲〉、〈跌倒算什麼〉等等。歌雷主編的《橋》，刊出了幾篇熱烈的回應，〈從「麥浪」引起的〉一文說：「三年多來（按：指台灣光復後），多少人把人民真正的聲音帶到這裡來？」「他們是在傳播、在耕耘，他們想把祖國各地人民真正的聲音，廣大群眾的語言，帶到台灣來。」
〈「麥浪」舞蹈晚會觀後記〉作者更激動地說：「只有學生，只有在這個大時代的學生，才能構結出這樣的歌聲；這歌裡有血，有淚，有骨氣，有明天，相信中國只要有這歌存在，是不會怕任何侵略者來侵犯的。」作者接著憶念起：「兩年前的古城和那一群群為了爭取民主、為了反內戰，不惜一切的北平學生。」
麥浪所傳播的，其實包含著祖國大地上正受著國共內戰戰火煎熬的人民的聲音，以及為了爭民主、要和平、反內戰而走上街頭的學生的歌聲。這在就任第一天就不斷強調台灣的反共鬥爭要注意「思想」問題的台灣最高權力者眼中，不啻是「包容共匪第五縱隊的行為」。四‧六事件所逮捕的台大學生，大部分是麥浪的重要成員，就一點也不足為奇了。因為麥浪把祖國大陸人民的聲音，以及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聲音，越過海峽的隔絕傳播到反共淨土的台灣來。逮捕麥浪的學生，就是扼止了大陸人民的歌聲在台灣的傳播。
（上）
【2009/08/08 聯合報】@ http://udn.com/
1 July 2009
漫遊斯德哥爾摩／瑞典學院與黃金和平酒吧
【聯合報╱陳文芬／文】 2009.07.01 03:37 am
一位台北企業家抓住機會問我，火藥發明家諾貝爾遺留下的錢不能算多，舉辦諾貝爾獎的人是怎麼管理他們的經濟得以維持百年？這是一個好問題。讓我來談一談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機構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以前，且先賣個關子，說一說我城斯德哥爾摩春天的午後。
星期四下午瑞典學院派車子來接馬悅然到學院開會，我搭便車進城。從王宮門前坡道往左上坡，走進老城廣場，這裡是建城的中心，維持了中世紀的形貌，鵝卵石步道，每一棟樓房有完整的門廊和家徽，小巷與小巷之間有像舉著細長手臂似的街燈，樓房挨著樓房緊密相鄰。
面對廣場的大房子是瑞典學院的位址，十八世紀時是皇家交易所，正樓目前是諾貝爾基金會的博物館。觀光客在台階上吃冰棍，鴿子在那裡踱步，春光無限好──誰能想得到古時這裡是女人們來提水聊天的市集？古老的井水龍頭還保留著，光線的陰影使我想起古丹麥軍隊殺進了老城。十六世紀丹麥王血洗老城，就在鴿子踱步的地方，劊子手三天三夜，砍下一個又一個的瑞典人人頭，廣場流淌著腥紅的鮮血如小溪漫流，極刑的痛苦與慘叫聲甚至使王宮裡丹麥王為瑞典王加冕的大典一度中斷。如果你往老城的深處走去，有一條稍寬敞的巷子真的叫作劊子手街，跟那些裁縫街、南喝酒巷、德國坡一樣平常的名字。思考到人類的文明似乎真是從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戰爭殺戮、搶奪、戕害、血流成河、哭喊、飢餓，而邁向和解、重生，那是非常緩慢的歷史道路。此刻我在老城漫遊，不遠的深巷裡，有一個人獨自在樹下長椅子上彈起吉他，唱起了歌。
詩人貝爾曼與酒吧
西元1768年是斯德哥爾摩城市文明史起源的一年，年輕的詩人貝爾曼（Carl Michael Bellman, 1740-1759）在老城黃金和平（瑞典文Den Gyldene Freden, 1722-）酒吧裡唱歌。貝爾曼在海關做練習生，工作繁瑣無趣。那時的老城人口稠密，有四到六萬人之多，酒吧有七百九十家，每一盞街燈轉角處就有一個簡陋的酒吧，裡頭雖只得幾張桌子卻人聲鼎沸，人們在那裡喝酒唱歌。
貝爾曼是十二弦琴演奏家，他寫詩唱歌，也編彙流傳下來的民歌。有一首他創作的歌寫酒吧即景：「哥兒們叫喚骰子擲過來喲／端著酒杯做個好驕傲的樣／有人喝酒喝得那麼急急忙忙的，哥兒們從刀鞘拔起刀喲／推了骨牌的在旁邊笑嘩嘩的，老傢伙們說得嘰嘰喳喳／有人爭得臉紅，這會兒說教堂的塔樓，那會兒扯到掃帚／跑堂的吼叫他媽的跟個鬼一樣！」
藝術家與能解鄉愁的肉丸子
奇怪的是今天的瑞典擁有世界上最好喝的飲水資源，可是幾百年前的老城海島上的水很鹹，簡直不能喝，人們飲用啤酒和烈酒來壓過那些餐桌上鹹漬的主食，這是酒吧林立的原因。酒吧的名字多半取得很可笑，例如荷蘭海灘、妓女、蘋果、酒桶。而「黃金和平」是一個安逸的象徵，那時代的瑞典戰事依然頻繁，卻是向外擴張。人們漫無節制的喝個痛快，街上妓女也多。古斯塔夫三世國王（1746-1792）對於市民的喝酒文化感到頭痛，他覺得應該好好教化市民。1786年古斯塔夫三世鴻圖大展，建立瑞典學院時，設計了一個超越皇家的學院模式，幾步之外，貝爾曼跟那些玩骨牌的酒鬼們正歡唱著。德國大文豪歌德說：「人家唱歌的地方你可以安心坐下來，因為心惡的人不唱歌！」
「黃金和平」老闆原是酒窖裡頭的一個小弟，他聽出貝爾曼的歌聲帶來文明和經濟，「黃金和平」聲名鵲起﹐日後易主擴大成旅館，一直到十九世紀，旅館又改成酒吧餐館。這家餐館的廚子能做上等的肉丸子（小獅子頭），肉汁飽滿搭配馬鈴薯泥與新鮮的果子醬，是一道家常菜，任何懷鄉的瑞典人吃了能一解離家的愁悶。
隨著貝爾曼流傳下來的詩歌影響越來越大，1899年，在文化上有影響力的士紳成立了「記得貝爾曼」會社。1910年代末「黃金和平」的經濟出了大危機，「記得貝爾曼」會社開了最後一次的聚會。1919年，歷史性的一刻發生了，最有名也最闊綽的藝術家Anders Zorn（1860-1920）走進了「黃金和平」。他要吃肉丸子，跑堂的說他再也吃不到了，酒吧要關門了。「要是有人想買這棟樓呢？」「有銀子好辦事。」「你說一個價來聽聽。」Zorn走出門，過不了多久他回來，帶了十五萬克朗買下酒館。這是多麼動聽的故事──Zorn吃到了教他思鄉的肉丸子，人們得到了「黃金和平」。
Zorn在北歐藝術史上舉足輕重，他是一個德國啤酒商與瑞典達蘭那省姑娘的私生子，他與Carl Larsson都到法國發展成名，然後回達蘭那定居，成為奠定瑞典國族想像美感最重要的藝術家。買下酒吧以後，Zorn自己設計改建「黃金和平」，將底層的地窖深挖，保留酒吧的原貌，一、二樓是高級餐館，樓上造了美侖美奐的「貝爾曼房間」，邀請詩人來唱歌。然而Zorn等不及酒吧在1922年開張成為瑞典最著名的餐館前就死了，他的遺願是把酒吧贈給瑞典學院。
瑞典學院與黃金和平酒吧像是一個奇妙的組合。
一份報紙和一份漁獲
1786年4月5日，國王建立瑞典學院，同時建立皇家科學院、皇家人文歷史考古學院，只有瑞典學院不冠「皇家」之名，以示它是完全獨立的。要獨立就要有良好的經濟作為靠山。史家說，國王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他不願意瑞典學院將來向議會伸手拿錢。國王送給瑞典學院兩大財庫，一是把《郵局內政公報》（西方最老至今仍印行的報紙。1645年名為Ordinari Post Tidender，1821年改名Stockholms Post och Inrikes tidningar。1791年瑞典立法通過，凡政府通過的法案必得在該報刊登廣告，否則法案無效，廣告費用稍高，等於是一種文化經營的獨占權。近年因紙張昂貴，只印十二份供公立圖書館藏，訂戶從網上閱覽。學院經營此報歲收約有一千二百萬克朗。）贈給學院；二是北方一條大河Torne的馬哈魚很多，漁獲的利潤很高，這條河漁獲的專賣權屬於學院。學院後來將河流專賣權出售，轉做其他的投資。
寫到這裡，我不得不讚嘆古斯塔夫三世的高瞻遠矚。歷史悠悠，二百多年過去了，幾年前，瑞典政府眼紅《郵局內政公報》的所有權，一度主張權利屬於政府。瑞典學院立刻聘請最好的律師準備到歐盟打官司，要爭個明白。討論一年多以後，瑞典政府自知理虧，再也不提此事了。
國王以「天才與審美」作為瑞典學院的箴言。而學院的贊助者皆以其涵養與氣度樹立典範，努力實踐這個理念。瑞典學院的責任是要發展純粹的、有力的與優美的語言與文學，出版瑞典字典與瑞語文法。1880年以後開始編《瑞典學院的辭典》。大辭典收納自1520年起出現的辭彙，非常詳細，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辭典之一，將每個字第一次出現，或在其他地方出現的相同或不同意義整理排列出來。有二十個人長年在南部的隆德大學圖書館編選辭典，2017年應該完成，現已出版三十三巨冊。主要的經費來源就是靠那份《郵局內政公報》。學院更扶助北歐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家，並獎勵報業的文化記者與圖書館員。
星期四我在老城的晃蕩以夜歸結束。到「黃金和平」酒吧接馬院士回家，看見酒吧裡也有穿牛仔褲的年輕人聚餐唱歌。瑞典學院的院士們開完會到樓上的「貝爾曼房間」用餐，也吃肉丸子。研究十八世紀浪漫文學的常務祕書恩格道爾（Horace Engdahl, 1948-），餐前必唱一首飲酒歌，據說任內十年不曾重複唱過同一首歌。
【2009/07/01 聯合報】@ http://udn.com/
一位台北企業家抓住機會問我，火藥發明家諾貝爾遺留下的錢不能算多，舉辦諾貝爾獎的人是怎麼管理他們的經濟得以維持百年？這是一個好問題。讓我來談一談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機構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以前，且先賣個關子，說一說我城斯德哥爾摩春天的午後。
星期四下午瑞典學院派車子來接馬悅然到學院開會，我搭便車進城。從王宮門前坡道往左上坡，走進老城廣場，這裡是建城的中心，維持了中世紀的形貌，鵝卵石步道，每一棟樓房有完整的門廊和家徽，小巷與小巷之間有像舉著細長手臂似的街燈，樓房挨著樓房緊密相鄰。
面對廣場的大房子是瑞典學院的位址，十八世紀時是皇家交易所，正樓目前是諾貝爾基金會的博物館。觀光客在台階上吃冰棍，鴿子在那裡踱步，春光無限好──誰能想得到古時這裡是女人們來提水聊天的市集？古老的井水龍頭還保留著，光線的陰影使我想起古丹麥軍隊殺進了老城。十六世紀丹麥王血洗老城，就在鴿子踱步的地方，劊子手三天三夜，砍下一個又一個的瑞典人人頭，廣場流淌著腥紅的鮮血如小溪漫流，極刑的痛苦與慘叫聲甚至使王宮裡丹麥王為瑞典王加冕的大典一度中斷。如果你往老城的深處走去，有一條稍寬敞的巷子真的叫作劊子手街，跟那些裁縫街、南喝酒巷、德國坡一樣平常的名字。思考到人類的文明似乎真是從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戰爭殺戮、搶奪、戕害、血流成河、哭喊、飢餓，而邁向和解、重生，那是非常緩慢的歷史道路。此刻我在老城漫遊，不遠的深巷裡，有一個人獨自在樹下長椅子上彈起吉他，唱起了歌。
詩人貝爾曼與酒吧
西元1768年是斯德哥爾摩城市文明史起源的一年，年輕的詩人貝爾曼（Carl Michael Bellman, 1740-1759）在老城黃金和平（瑞典文Den Gyldene Freden, 1722-）酒吧裡唱歌。貝爾曼在海關做練習生，工作繁瑣無趣。那時的老城人口稠密，有四到六萬人之多，酒吧有七百九十家，每一盞街燈轉角處就有一個簡陋的酒吧，裡頭雖只得幾張桌子卻人聲鼎沸，人們在那裡喝酒唱歌。
貝爾曼是十二弦琴演奏家，他寫詩唱歌，也編彙流傳下來的民歌。有一首他創作的歌寫酒吧即景：「哥兒們叫喚骰子擲過來喲／端著酒杯做個好驕傲的樣／有人喝酒喝得那麼急急忙忙的，哥兒們從刀鞘拔起刀喲／推了骨牌的在旁邊笑嘩嘩的，老傢伙們說得嘰嘰喳喳／有人爭得臉紅，這會兒說教堂的塔樓，那會兒扯到掃帚／跑堂的吼叫他媽的跟個鬼一樣！」
藝術家與能解鄉愁的肉丸子
奇怪的是今天的瑞典擁有世界上最好喝的飲水資源，可是幾百年前的老城海島上的水很鹹，簡直不能喝，人們飲用啤酒和烈酒來壓過那些餐桌上鹹漬的主食，這是酒吧林立的原因。酒吧的名字多半取得很可笑，例如荷蘭海灘、妓女、蘋果、酒桶。而「黃金和平」是一個安逸的象徵，那時代的瑞典戰事依然頻繁，卻是向外擴張。人們漫無節制的喝個痛快，街上妓女也多。古斯塔夫三世國王（1746-1792）對於市民的喝酒文化感到頭痛，他覺得應該好好教化市民。1786年古斯塔夫三世鴻圖大展，建立瑞典學院時，設計了一個超越皇家的學院模式，幾步之外，貝爾曼跟那些玩骨牌的酒鬼們正歡唱著。德國大文豪歌德說：「人家唱歌的地方你可以安心坐下來，因為心惡的人不唱歌！」
「黃金和平」老闆原是酒窖裡頭的一個小弟，他聽出貝爾曼的歌聲帶來文明和經濟，「黃金和平」聲名鵲起﹐日後易主擴大成旅館，一直到十九世紀，旅館又改成酒吧餐館。這家餐館的廚子能做上等的肉丸子（小獅子頭），肉汁飽滿搭配馬鈴薯泥與新鮮的果子醬，是一道家常菜，任何懷鄉的瑞典人吃了能一解離家的愁悶。
隨著貝爾曼流傳下來的詩歌影響越來越大，1899年，在文化上有影響力的士紳成立了「記得貝爾曼」會社。1910年代末「黃金和平」的經濟出了大危機，「記得貝爾曼」會社開了最後一次的聚會。1919年，歷史性的一刻發生了，最有名也最闊綽的藝術家Anders Zorn（1860-1920）走進了「黃金和平」。他要吃肉丸子，跑堂的說他再也吃不到了，酒吧要關門了。「要是有人想買這棟樓呢？」「有銀子好辦事。」「你說一個價來聽聽。」Zorn走出門，過不了多久他回來，帶了十五萬克朗買下酒館。這是多麼動聽的故事──Zorn吃到了教他思鄉的肉丸子，人們得到了「黃金和平」。
Zorn在北歐藝術史上舉足輕重，他是一個德國啤酒商與瑞典達蘭那省姑娘的私生子，他與Carl Larsson都到法國發展成名，然後回達蘭那定居，成為奠定瑞典國族想像美感最重要的藝術家。買下酒吧以後，Zorn自己設計改建「黃金和平」，將底層的地窖深挖，保留酒吧的原貌，一、二樓是高級餐館，樓上造了美侖美奐的「貝爾曼房間」，邀請詩人來唱歌。然而Zorn等不及酒吧在1922年開張成為瑞典最著名的餐館前就死了，他的遺願是把酒吧贈給瑞典學院。
瑞典學院與黃金和平酒吧像是一個奇妙的組合。
一份報紙和一份漁獲
1786年4月5日，國王建立瑞典學院，同時建立皇家科學院、皇家人文歷史考古學院，只有瑞典學院不冠「皇家」之名，以示它是完全獨立的。要獨立就要有良好的經濟作為靠山。史家說，國王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他不願意瑞典學院將來向議會伸手拿錢。國王送給瑞典學院兩大財庫，一是把《郵局內政公報》（西方最老至今仍印行的報紙。1645年名為Ordinari Post Tidender，1821年改名Stockholms Post och Inrikes tidningar。1791年瑞典立法通過，凡政府通過的法案必得在該報刊登廣告，否則法案無效，廣告費用稍高，等於是一種文化經營的獨占權。近年因紙張昂貴，只印十二份供公立圖書館藏，訂戶從網上閱覽。學院經營此報歲收約有一千二百萬克朗。）贈給學院；二是北方一條大河Torne的馬哈魚很多，漁獲的利潤很高，這條河漁獲的專賣權屬於學院。學院後來將河流專賣權出售，轉做其他的投資。
寫到這裡，我不得不讚嘆古斯塔夫三世的高瞻遠矚。歷史悠悠，二百多年過去了，幾年前，瑞典政府眼紅《郵局內政公報》的所有權，一度主張權利屬於政府。瑞典學院立刻聘請最好的律師準備到歐盟打官司，要爭個明白。討論一年多以後，瑞典政府自知理虧，再也不提此事了。
國王以「天才與審美」作為瑞典學院的箴言。而學院的贊助者皆以其涵養與氣度樹立典範，努力實踐這個理念。瑞典學院的責任是要發展純粹的、有力的與優美的語言與文學，出版瑞典字典與瑞語文法。1880年以後開始編《瑞典學院的辭典》。大辭典收納自1520年起出現的辭彙，非常詳細，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辭典之一，將每個字第一次出現，或在其他地方出現的相同或不同意義整理排列出來。有二十個人長年在南部的隆德大學圖書館編選辭典，2017年應該完成，現已出版三十三巨冊。主要的經費來源就是靠那份《郵局內政公報》。學院更扶助北歐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家，並獎勵報業的文化記者與圖書館員。
星期四我在老城的晃蕩以夜歸結束。到「黃金和平」酒吧接馬院士回家，看見酒吧裡也有穿牛仔褲的年輕人聚餐唱歌。瑞典學院的院士們開完會到樓上的「貝爾曼房間」用餐，也吃肉丸子。研究十八世紀浪漫文學的常務祕書恩格道爾（Horace Engdahl, 1948-），餐前必唱一首飲酒歌，據說任內十年不曾重複唱過同一首歌。
【2009/07/01 聯合報】@ http://udn.com/
10 June 2009
收藏界的怪咖 －建川博物館聚落主人樊建川
【聯合報╱陳若曦】 2009.06.10 04:27 am
成都文友楊學用是黃埔軍人後代，最佩服樊建川的政治勇氣：「他不問意識形態，只對歷史負責。」……
無所不收的建川博物館聚落
早聽說四川有個收藏怪咖叫樊建川，從事房地產有成即轉業博物館，無所不收，從三寸金蓮到蔣介石手跡，都躬親求索，鍥而不捨，到手為止。汶川地震周年時，我正好在成都，特地和新加坡文友尤今去參觀。
車到大邑縣安仁鎮，就見人潮湧往同一方向，原來是汶川地震博物館這天開張，免費供人參觀，加上慶賀地震復建的進度超前，參觀紀念館有溫故知新兼緬懷死難者之意，乃出現扶老攜幼的熱鬧場面。
好不容易車子蝸行到一座牌樓聳立的莊園大門，觸目是塊書法家啟功題刻「建川博物館聚落」的龐大石碑。何謂「聚落」？原來五百畝的土地上建立了廿幾座博物館，每座都是國內外名建築師的設計，爭奇鬥豔，各有千秋；館外則名花異草，還配置名家雕塑品，琳琅滿目，儼然是座建築和藝術的大觀園。
經過了解，博物館分成三大系列，有民俗文化（如三寸金蓮、喜文化紀念館）、紅色年代（文革紀念館）、抗日戰爭及剛開張的地震館。這麼多博物館，據說走馬看花也得兩三天，我們時間有限，決定先看地震館。
地震館有三十多個展廳，收藏五萬餘件藏品，包括從廢墟中清理出來的建築構件、家具和電器及地震復原場景。有個展廳叫「震撼5．12－6．12日記」，展出震後一個月中的每日圖片、實物、感人語錄和詩歌作品等。還收藏溫家寶總理慰問災民時使用的話筒，第一艘打通水上生命通道的衝鋒艇，空降兵「十五勇士」使用過的降落傘等等。另有軍人和民眾救援、校園重建等專題展廳，地震美術作品館則收藏有關的雕塑、油畫、國畫、書法等作品。一趟走下來，宛如重溫了一年前的震撼和感人事蹟，心情隨之澎湃不已。
「國民黨抗日軍隊館」很受大陸同胞歡迎
我這個年代的人對抗日戰爭相當熟悉，接著參觀抗戰系列的三個館。首先是「抗戰文物陳列．正面戰場」館。為什麼用「正面戰場」四字？這和「紅色年代」代表文革一樣，都是避開政治意識，迂迴表達的方式。我住中國大陸的那幾年，中共一貫宣傳「國民黨不抗日，中共才抗日」云云。直到最近，才見到胡錦濤表示抗日有兩個層面，國軍是正面作戰，共軍在後方打游擊。其實光從幾百萬死難將士都是國軍這一點，就知道是誰真正在抗日了。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前副總統連戰，四年前，即抗日勝利一甲子，給這個館題了「國民黨抗日軍隊館」，如今懸掛在正門前。
這個館很受大陸同胞歡迎，可以看到毛澤東和蔣介石合影、蔣介石和宋美齡恩愛遺照固是原因，而還原抗日史實更加珍貴，國軍幾個著名戰役都有很好的圖片說明。放大的圖片常以整片牆展現，主角另外加上雕塑，更顯突出，也是博物館的一絕。
還有一個「飛虎奇兵館」，主要收藏美國陳納德將軍領導的飛虎隊戰績圖片和生活用品。中印公路和滇緬公路被日軍阻斷時，這批健兒冒險飛越喜馬拉雅冰峰，給重慶的國民政府輸送補給品，陳舊的相片仍可見英姿颯爽，令人懷念。
陳納德遺孀陳香梅為它另題「援華美軍博物館」的名稱，參觀時還為博物館破解謎團。譬如，博物館收藏的美軍衣物中，有幾個帶鏡面的脂粉盒──大男人怎麼會有女士化妝用品呢？
「飛虎隊員在昆明和大學女生約會，用來送禮嘛！」
櫥窗內陳列了隊員的軍衣，令人驚訝的是，它們和今天世界流行的風衣，無論顏色和式樣都一模一樣。我想，當年的陳將軍，僅憑衣著瀟灑，就夠陳香梅另眼相看吧？
把打造博物館聚落視為第一生命
「抗戰老兵手印」沒有建館，而是在廣場上排列了一行行的石牆，上面刻上一個個鮮紅手印，構思奇特，十分壯觀。這些「血手印」是四川省黃埔後代聯誼會的成績，會員在全國各地串連黃埔老兵，用了幾年時間才收集而成，誠然是抗日的最佳證明。
成都文友楊學用是黃埔軍人後代，最佩服樊建川的政治勇氣：「他不問意識形態，只對歷史負責。」
書法家官大榮表示：「樊建川把打造博物館聚落視為第一生命，幾次宣示將來要無償捐給國家。我們深受感動，自發自動地四出蒐集手印和抗戰遺物，人扛車運地送到他面前，分文不取。」
樊建川的獨生女赴美留學時，老爸也明示家產不留後代的意願。
「你到了美國，一定要找工作。」他用個變通的方法：「你賺一塊錢，老爸貼你一塊錢；一萬塊就貼一萬塊，照此類推。你沒賺一毛錢，我也一毛錢不給。」
「一胎化」造成中國大批的「啃老族」，樊建川的家教令人佩服。
晚上看電視新聞，當日僅地震博物館就接待了八萬遊客，相信可以列入金氏紀錄。
讀者若到成都旅遊，千萬撥冗參觀。八百多萬件文物收藏品外，藝術雕塑，荷塘小橋，花徑柳蔭，酒店、客棧、茶樓和麻將桌齊全，可說集文化和旅遊休閒之大成。私人企業有此創意和規模，不但是四川，在中國也堪稱首屈一指。
【2009/06/10 聯合報】@ http://udn.com/
成都文友楊學用是黃埔軍人後代，最佩服樊建川的政治勇氣：「他不問意識形態，只對歷史負責。」……
無所不收的建川博物館聚落
早聽說四川有個收藏怪咖叫樊建川，從事房地產有成即轉業博物館，無所不收，從三寸金蓮到蔣介石手跡，都躬親求索，鍥而不捨，到手為止。汶川地震周年時，我正好在成都，特地和新加坡文友尤今去參觀。
車到大邑縣安仁鎮，就見人潮湧往同一方向，原來是汶川地震博物館這天開張，免費供人參觀，加上慶賀地震復建的進度超前，參觀紀念館有溫故知新兼緬懷死難者之意，乃出現扶老攜幼的熱鬧場面。
好不容易車子蝸行到一座牌樓聳立的莊園大門，觸目是塊書法家啟功題刻「建川博物館聚落」的龐大石碑。何謂「聚落」？原來五百畝的土地上建立了廿幾座博物館，每座都是國內外名建築師的設計，爭奇鬥豔，各有千秋；館外則名花異草，還配置名家雕塑品，琳琅滿目，儼然是座建築和藝術的大觀園。
經過了解，博物館分成三大系列，有民俗文化（如三寸金蓮、喜文化紀念館）、紅色年代（文革紀念館）、抗日戰爭及剛開張的地震館。這麼多博物館，據說走馬看花也得兩三天，我們時間有限，決定先看地震館。
地震館有三十多個展廳，收藏五萬餘件藏品，包括從廢墟中清理出來的建築構件、家具和電器及地震復原場景。有個展廳叫「震撼5．12－6．12日記」，展出震後一個月中的每日圖片、實物、感人語錄和詩歌作品等。還收藏溫家寶總理慰問災民時使用的話筒，第一艘打通水上生命通道的衝鋒艇，空降兵「十五勇士」使用過的降落傘等等。另有軍人和民眾救援、校園重建等專題展廳，地震美術作品館則收藏有關的雕塑、油畫、國畫、書法等作品。一趟走下來，宛如重溫了一年前的震撼和感人事蹟，心情隨之澎湃不已。
「國民黨抗日軍隊館」很受大陸同胞歡迎
我這個年代的人對抗日戰爭相當熟悉，接著參觀抗戰系列的三個館。首先是「抗戰文物陳列．正面戰場」館。為什麼用「正面戰場」四字？這和「紅色年代」代表文革一樣，都是避開政治意識，迂迴表達的方式。我住中國大陸的那幾年，中共一貫宣傳「國民黨不抗日，中共才抗日」云云。直到最近，才見到胡錦濤表示抗日有兩個層面，國軍是正面作戰，共軍在後方打游擊。其實光從幾百萬死難將士都是國軍這一點，就知道是誰真正在抗日了。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前副總統連戰，四年前，即抗日勝利一甲子，給這個館題了「國民黨抗日軍隊館」，如今懸掛在正門前。
這個館很受大陸同胞歡迎，可以看到毛澤東和蔣介石合影、蔣介石和宋美齡恩愛遺照固是原因，而還原抗日史實更加珍貴，國軍幾個著名戰役都有很好的圖片說明。放大的圖片常以整片牆展現，主角另外加上雕塑，更顯突出，也是博物館的一絕。
還有一個「飛虎奇兵館」，主要收藏美國陳納德將軍領導的飛虎隊戰績圖片和生活用品。中印公路和滇緬公路被日軍阻斷時，這批健兒冒險飛越喜馬拉雅冰峰，給重慶的國民政府輸送補給品，陳舊的相片仍可見英姿颯爽，令人懷念。
陳納德遺孀陳香梅為它另題「援華美軍博物館」的名稱，參觀時還為博物館破解謎團。譬如，博物館收藏的美軍衣物中，有幾個帶鏡面的脂粉盒──大男人怎麼會有女士化妝用品呢？
「飛虎隊員在昆明和大學女生約會，用來送禮嘛！」
櫥窗內陳列了隊員的軍衣，令人驚訝的是，它們和今天世界流行的風衣，無論顏色和式樣都一模一樣。我想，當年的陳將軍，僅憑衣著瀟灑，就夠陳香梅另眼相看吧？
把打造博物館聚落視為第一生命
「抗戰老兵手印」沒有建館，而是在廣場上排列了一行行的石牆，上面刻上一個個鮮紅手印，構思奇特，十分壯觀。這些「血手印」是四川省黃埔後代聯誼會的成績，會員在全國各地串連黃埔老兵，用了幾年時間才收集而成，誠然是抗日的最佳證明。
成都文友楊學用是黃埔軍人後代，最佩服樊建川的政治勇氣：「他不問意識形態，只對歷史負責。」
書法家官大榮表示：「樊建川把打造博物館聚落視為第一生命，幾次宣示將來要無償捐給國家。我們深受感動，自發自動地四出蒐集手印和抗戰遺物，人扛車運地送到他面前，分文不取。」
樊建川的獨生女赴美留學時，老爸也明示家產不留後代的意願。
「你到了美國，一定要找工作。」他用個變通的方法：「你賺一塊錢，老爸貼你一塊錢；一萬塊就貼一萬塊，照此類推。你沒賺一毛錢，我也一毛錢不給。」
「一胎化」造成中國大批的「啃老族」，樊建川的家教令人佩服。
晚上看電視新聞，當日僅地震博物館就接待了八萬遊客，相信可以列入金氏紀錄。
讀者若到成都旅遊，千萬撥冗參觀。八百多萬件文物收藏品外，藝術雕塑，荷塘小橋，花徑柳蔭，酒店、客棧、茶樓和麻將桌齊全，可說集文化和旅遊休閒之大成。私人企業有此創意和規模，不但是四川，在中國也堪稱首屈一指。
【2009/06/10 聯合報】@ http://udn.com/
3 June 2009
「逃北者」一瞥
【聯合報╱石曉楓】 2009.06.03 04:03 am
「我寧可餓死也不會去北韓。」以中級漢語會話課的標準而言，這是個太簡單的句子，很難拿到高分。但我透過紙頁，卻看到了更複雜、更沉痛難言的情感……
「北朝鮮」這語彙穿透耳膜
夏日的首爾酷熱難當，豔陽天白花花麗日下，滿校園都是穿著短背心、迷你裙的妙齡少女，這一兩季流行的幾何圖案大膽穿上身，個個都成了翩翩飛舞的花蝴蝶。上課途中一路欣賞美景，頓覺心境彷彿也年輕了起來。
教室裡光線充足，學生反應又活潑，滿室喧鬧，氣氛很是熱烈。然而我注意到其中一名年齡看來稍大的女生，只端坐角落低頭沉思，並不與身邊的同伴交頭接耳。她是這間教室裡一面陰鬱的風景，無論我說了什麼笑話，那女孩臉上一貫毫無表情。也許是漢語程度不佳吧！她總是埋頭做筆記，不敢正視老師，偶爾點名練習會話語句，也念得結結巴巴、發音古怪，然而當我踱到課桌前，卻發現她攤開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自己練習的造句。
於是便很少要求發言了，怕她因屢受挫折，對於語言學習灰了心。下課後，我徵求自願者陪同上銀行辦事，女孩旁邊的密友很熱忱地毛遂自薦。途中我詢問：「妳跟美玉是好朋友嗎？」「嗯，那位姊姊是北朝鮮來的，她學漢語很慢。」我愣了一下，「北朝鮮」這個語彙第一次如此切身地穿透耳膜，然而當時我對它一無所知。
學期終了，我沒讓美玉順利通過考核，她必須重修。新學期伊始，另一個任教班級裡，有張陌生的面孔似曾相識，幾周後我恍然大悟，那名女孩看來雖然比美玉略略年輕，但卻同樣神情木然、不言不笑，她們臉上有一種共同的沉默力量，無表情下包藏了太多隱含的表情。
女孩相當努力學習，然而在滿室蹁躚欲舞的花蝴蝶裡，她似乎是隔絕的存在，微胖的身軀略顯笨重，大眼眸則烏黑得近乎空洞；漢語程度雖然不錯，但口音卻與美玉同樣古怪。期末考前，女孩向我請假，說有事必須赴英國一周。我交代她，回來後立刻報到。
阿姨其實是把她給賣了
下一個周末夜裡，接到了女孩返回首爾的消息；隔日下午三點整，她來電詢問測驗地點，一路聽著，一路古怪地「欸」、「欸」應聲，像個東北老太太。考試之前我問女孩，為何必須在期末飛往英國？「是跟教會去的，老師。因為我是北朝鮮人，他們希望我去那裡說說自己的狀況。」我愣了一下，沒預料到「北朝鮮」三個字，會由她口裡如此流暢地說出。
還是將卷子交到她手中，女孩一邊沙沙寫著答案，我腦袋裡一邊嗡嗡轉著無數問號。完成卷子後，便開始拋出一個個問句：
「什麼時候到南韓來的呢？」
「我十九歲離開北朝鮮的。」
此際「逃北者」三個字竄入腦海。女孩相當冷靜地向我陳述，在北韓的父母很早辭世，妹妹當時被送到孤兒院，她則隨奶奶一起生活，然而女孩十九歲時，祖母也離開人間。當時有位阿姨答應帶她去中國，人家都說去中國可以掙錢，在走投無路之際有人願意伸出援手，女孩當然別無選擇。
我看了一眼桌上的護照影本，那是她初進門時取出來作為請假證明的，護照上面記載著女孩的出生年分是1980年，那麼當她十九歲時，應該已到了中、韓邊境較難偷渡的年代。報上說，北韓在1994年曾發生過重大饑荒，最初政府默許人民越過邊境找尋米糧，帶回家中餵飽妻小，兼可減輕經濟壓力。然而後來，中韓邊境的朝鮮難民吸引了大批人權組織、新聞記者關注，兩國政府不得不加強邊境巡邏，偷渡者因而必須攢更多費用，才能買通警衛隊為他們開路。
那麼，好心的阿姨到底花了多少錢，才讓女孩順利逃到青島呢？女孩說，阿姨其實是把她給賣了，她被帶到一位行動不便的老奶奶家，做人家的「保母」。「保母？得每天幫忙帶小孩嗎？」我很無知地問道。
女孩說不是，她必須燒飯洗衣，照料老奶奶的生活。我想起前陣子，《朝鮮日報》曾屢次推介一部逃北者題材電影：Crossing，內容包括脫掉褲子渡過圖們江，以四萬六千韓元的價格被賣到中國的北韓女性，赤身裸體游過江販毒的北韓男性，被賣到中國後經歷苦難的北韓女性等等，不意此際眼前竟活生生站著位逃北少女。
我有些愕然了，那些逃亡的子夜、寒冷的江畔、衣裳簌簌摩擦的聲音、黑暗中靜默脫下裝著，以防任何風吹草動引來監視者的小心翼翼……怎麼也無法將這些情景，與面前的大眼女孩聯想一處。我甩甩頭，將腦海裡想像的電影情節逐一抹去。
「逃北者」已成南韓社會問題
「那麼，妳又是怎麼從青島逃到韓國來的呢？」
女孩說，當時每天早晨五點起床炊煮，忙到九點以後，便偷空自習漢語，暗地裡努力了四年，才趁隙從老奶奶家逃出。我於是明白了，方才手機裡女孩頻繁「欸」「欸」著的聲調，原來刻鏤著過去漫長的生活軌跡。
從主人家逃出以後，也許才是苦難日子的開端吧？我不忍追問女孩，在既無親人、又乏經濟來源的那幾年裡，她是如何照顧自己的？女孩只簡單告訴我，後來聽到廣播裡有位牧師提到，可以幫助人們前往南韓，輾轉取得聯繫後，便隨同教會來到韓國，至今已經兩三年時間了，她始終住在教會裡。
「嗯……現在的學費、生活費又從哪裡來呢？」我再問。女孩表示，南韓政府每個月補助韓幣三十萬元，她在教會裡打工，每個月的薪資則有五十萬，我算算這筆收入，大約是目前大學生畢業後，初入社會的起碼薪資。
然而我又聽說了，南韓政府對逃北者的補助與救濟，期限並不長，逃北者沒有家人給予經濟及精神上的支援，又因為口音、生活習慣的差異等，普遍受到歧視，無法融入韓國社會，生活其實備加辛苦。但是逃北者仍在持續增加中，社會上也漸有負面聲音，認為他們已成為南韓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
艱辛的處境卻毫無奧援，我很為女孩擔憂。「那麼，在首爾妳沒有親人了？妹妹呢？」女孩說妹妹已經離開孤兒院，去年她們才在青島碰過面，是女孩花錢請仲介代為聯繫處理的。妹妹不打算到南韓，因為她在當地已有工作，也交了男友。「如果她願意來，我一定花大錢把她帶出北韓的。」「十年來第一次見面呢！」隔了半晌，她又幽幽補了一句。
我但感泫然，眼淚快要不爭氣地奪眶而出。此際，女孩忽爾起身，手腳麻利地從背包裡取出一盒金莎巧克力，說是從英國帶回來，要送給老師的。我忙不迭地拒絕，但她堅持要老師收下，直到我拗不過拿著，方才恭敬有禮地告辭。那時我看到，女孩臉上的表情少了平日的木然，多的是一份訴說後的平靜。
她們是蛾，不是蝶！
腳步聲慢慢消失在長廊盡頭，腦海裡卻還迴盪著方才最後的問句：「妹妹交男友了，那麼，妳現在呢？」「我沒有男朋友。」她坦然回答。
在首爾閒居的辰光裡，我開始接觸時下最流行的浪漫韓劇。兩三年前拍攝的愛情劇My girl，刻正在電視頻道上重播，是典型流浪女巧遇富家公子的情節，由於一連串偶合，女主角最後奇蹟般得到了愛情。結局相當浪漫，男女主角重逢於首爾的著名景點「六三大樓」，他們快樂地在電梯裡擁吻，劇終時，六三大樓也閃耀著黃金塔般的光芒。
多麼美好的畫面！客居首爾一年，所見所聞，多半凝止在這些燦麗的場景裡，然而短短一個下午，我卻嘗到了金莎巧克力甜美口感之下的苦澀與虛幻。我知道逃北少女很難飛上枝頭變鳳凰，因為她空洞的眼神裡，少了女主角靈活的顧盼、可愛的表情以及鬼靈精般的慧黠心思。無論是美玉或者女孩，我看到她們閃躲的垂目與憂鬱的凝視裡，除了自卑、懷疑和困惑之外，更多的是面對新世界的驚惶；她們是蛾，不是蝶。
我從一連串怔忡裡緩緩回神，攤開桌上的試卷開始批改，命題裡有「寧可……也不……」的造句練習，女孩在答案紙上寫著：
「我寧可餓死也不會去北韓。」
以中級漢語會話課的標準而言，這是個太簡單的句子，很難拿到高分。但我透過紙頁，卻看到了更複雜、更沉痛難言的情感。於是，重重地在卷面上打了個大勾，我知道女孩已經透過眼神及言語，明確讓人知曉──這其實是個含義深刻的句子。
【2009/06/03 聯合報】
「我寧可餓死也不會去北韓。」以中級漢語會話課的標準而言，這是個太簡單的句子，很難拿到高分。但我透過紙頁，卻看到了更複雜、更沉痛難言的情感……
「北朝鮮」這語彙穿透耳膜
夏日的首爾酷熱難當，豔陽天白花花麗日下，滿校園都是穿著短背心、迷你裙的妙齡少女，這一兩季流行的幾何圖案大膽穿上身，個個都成了翩翩飛舞的花蝴蝶。上課途中一路欣賞美景，頓覺心境彷彿也年輕了起來。
教室裡光線充足，學生反應又活潑，滿室喧鬧，氣氛很是熱烈。然而我注意到其中一名年齡看來稍大的女生，只端坐角落低頭沉思，並不與身邊的同伴交頭接耳。她是這間教室裡一面陰鬱的風景，無論我說了什麼笑話，那女孩臉上一貫毫無表情。也許是漢語程度不佳吧！她總是埋頭做筆記，不敢正視老師，偶爾點名練習會話語句，也念得結結巴巴、發音古怪，然而當我踱到課桌前，卻發現她攤開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自己練習的造句。
於是便很少要求發言了，怕她因屢受挫折，對於語言學習灰了心。下課後，我徵求自願者陪同上銀行辦事，女孩旁邊的密友很熱忱地毛遂自薦。途中我詢問：「妳跟美玉是好朋友嗎？」「嗯，那位姊姊是北朝鮮來的，她學漢語很慢。」我愣了一下，「北朝鮮」這個語彙第一次如此切身地穿透耳膜，然而當時我對它一無所知。
學期終了，我沒讓美玉順利通過考核，她必須重修。新學期伊始，另一個任教班級裡，有張陌生的面孔似曾相識，幾周後我恍然大悟，那名女孩看來雖然比美玉略略年輕，但卻同樣神情木然、不言不笑，她們臉上有一種共同的沉默力量，無表情下包藏了太多隱含的表情。
女孩相當努力學習，然而在滿室蹁躚欲舞的花蝴蝶裡，她似乎是隔絕的存在，微胖的身軀略顯笨重，大眼眸則烏黑得近乎空洞；漢語程度雖然不錯，但口音卻與美玉同樣古怪。期末考前，女孩向我請假，說有事必須赴英國一周。我交代她，回來後立刻報到。
阿姨其實是把她給賣了
下一個周末夜裡，接到了女孩返回首爾的消息；隔日下午三點整，她來電詢問測驗地點，一路聽著，一路古怪地「欸」、「欸」應聲，像個東北老太太。考試之前我問女孩，為何必須在期末飛往英國？「是跟教會去的，老師。因為我是北朝鮮人，他們希望我去那裡說說自己的狀況。」我愣了一下，沒預料到「北朝鮮」三個字，會由她口裡如此流暢地說出。
還是將卷子交到她手中，女孩一邊沙沙寫著答案，我腦袋裡一邊嗡嗡轉著無數問號。完成卷子後，便開始拋出一個個問句：
「什麼時候到南韓來的呢？」
「我十九歲離開北朝鮮的。」
此際「逃北者」三個字竄入腦海。女孩相當冷靜地向我陳述，在北韓的父母很早辭世，妹妹當時被送到孤兒院，她則隨奶奶一起生活，然而女孩十九歲時，祖母也離開人間。當時有位阿姨答應帶她去中國，人家都說去中國可以掙錢，在走投無路之際有人願意伸出援手，女孩當然別無選擇。
我看了一眼桌上的護照影本，那是她初進門時取出來作為請假證明的，護照上面記載著女孩的出生年分是1980年，那麼當她十九歲時，應該已到了中、韓邊境較難偷渡的年代。報上說，北韓在1994年曾發生過重大饑荒，最初政府默許人民越過邊境找尋米糧，帶回家中餵飽妻小，兼可減輕經濟壓力。然而後來，中韓邊境的朝鮮難民吸引了大批人權組織、新聞記者關注，兩國政府不得不加強邊境巡邏，偷渡者因而必須攢更多費用，才能買通警衛隊為他們開路。
那麼，好心的阿姨到底花了多少錢，才讓女孩順利逃到青島呢？女孩說，阿姨其實是把她給賣了，她被帶到一位行動不便的老奶奶家，做人家的「保母」。「保母？得每天幫忙帶小孩嗎？」我很無知地問道。
女孩說不是，她必須燒飯洗衣，照料老奶奶的生活。我想起前陣子，《朝鮮日報》曾屢次推介一部逃北者題材電影：Crossing，內容包括脫掉褲子渡過圖們江，以四萬六千韓元的價格被賣到中國的北韓女性，赤身裸體游過江販毒的北韓男性，被賣到中國後經歷苦難的北韓女性等等，不意此際眼前竟活生生站著位逃北少女。
我有些愕然了，那些逃亡的子夜、寒冷的江畔、衣裳簌簌摩擦的聲音、黑暗中靜默脫下裝著，以防任何風吹草動引來監視者的小心翼翼……怎麼也無法將這些情景，與面前的大眼女孩聯想一處。我甩甩頭，將腦海裡想像的電影情節逐一抹去。
「逃北者」已成南韓社會問題
「那麼，妳又是怎麼從青島逃到韓國來的呢？」
女孩說，當時每天早晨五點起床炊煮，忙到九點以後，便偷空自習漢語，暗地裡努力了四年，才趁隙從老奶奶家逃出。我於是明白了，方才手機裡女孩頻繁「欸」「欸」著的聲調，原來刻鏤著過去漫長的生活軌跡。
從主人家逃出以後，也許才是苦難日子的開端吧？我不忍追問女孩，在既無親人、又乏經濟來源的那幾年裡，她是如何照顧自己的？女孩只簡單告訴我，後來聽到廣播裡有位牧師提到，可以幫助人們前往南韓，輾轉取得聯繫後，便隨同教會來到韓國，至今已經兩三年時間了，她始終住在教會裡。
「嗯……現在的學費、生活費又從哪裡來呢？」我再問。女孩表示，南韓政府每個月補助韓幣三十萬元，她在教會裡打工，每個月的薪資則有五十萬，我算算這筆收入，大約是目前大學生畢業後，初入社會的起碼薪資。
然而我又聽說了，南韓政府對逃北者的補助與救濟，期限並不長，逃北者沒有家人給予經濟及精神上的支援，又因為口音、生活習慣的差異等，普遍受到歧視，無法融入韓國社會，生活其實備加辛苦。但是逃北者仍在持續增加中，社會上也漸有負面聲音，認為他們已成為南韓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
艱辛的處境卻毫無奧援，我很為女孩擔憂。「那麼，在首爾妳沒有親人了？妹妹呢？」女孩說妹妹已經離開孤兒院，去年她們才在青島碰過面，是女孩花錢請仲介代為聯繫處理的。妹妹不打算到南韓，因為她在當地已有工作，也交了男友。「如果她願意來，我一定花大錢把她帶出北韓的。」「十年來第一次見面呢！」隔了半晌，她又幽幽補了一句。
我但感泫然，眼淚快要不爭氣地奪眶而出。此際，女孩忽爾起身，手腳麻利地從背包裡取出一盒金莎巧克力，說是從英國帶回來，要送給老師的。我忙不迭地拒絕，但她堅持要老師收下，直到我拗不過拿著，方才恭敬有禮地告辭。那時我看到，女孩臉上的表情少了平日的木然，多的是一份訴說後的平靜。
她們是蛾，不是蝶！
腳步聲慢慢消失在長廊盡頭，腦海裡卻還迴盪著方才最後的問句：「妹妹交男友了，那麼，妳現在呢？」「我沒有男朋友。」她坦然回答。
在首爾閒居的辰光裡，我開始接觸時下最流行的浪漫韓劇。兩三年前拍攝的愛情劇My girl，刻正在電視頻道上重播，是典型流浪女巧遇富家公子的情節，由於一連串偶合，女主角最後奇蹟般得到了愛情。結局相當浪漫，男女主角重逢於首爾的著名景點「六三大樓」，他們快樂地在電梯裡擁吻，劇終時，六三大樓也閃耀著黃金塔般的光芒。
多麼美好的畫面！客居首爾一年，所見所聞，多半凝止在這些燦麗的場景裡，然而短短一個下午，我卻嘗到了金莎巧克力甜美口感之下的苦澀與虛幻。我知道逃北少女很難飛上枝頭變鳳凰，因為她空洞的眼神裡，少了女主角靈活的顧盼、可愛的表情以及鬼靈精般的慧黠心思。無論是美玉或者女孩，我看到她們閃躲的垂目與憂鬱的凝視裡，除了自卑、懷疑和困惑之外，更多的是面對新世界的驚惶；她們是蛾，不是蝶。
我從一連串怔忡裡緩緩回神，攤開桌上的試卷開始批改，命題裡有「寧可……也不……」的造句練習，女孩在答案紙上寫著：
「我寧可餓死也不會去北韓。」
以中級漢語會話課的標準而言，這是個太簡單的句子，很難拿到高分。但我透過紙頁，卻看到了更複雜、更沉痛難言的情感。於是，重重地在卷面上打了個大勾，我知道女孩已經透過眼神及言語，明確讓人知曉──這其實是個含義深刻的句子。
【2009/06/03 聯合報】
8 May 2009
白宮第一狗
【聯合報╱王岫】 2009.05.08 03:42 am
到了白宮，原本沒養寵物的家庭，也都會領養一隻寵物。君不見，除了散居各地的歷屆卸任總統紀念圖書館和位於俄亥俄州坎頓市有一個「國家第一夫人圖書館」外，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也有個「總統寵物博物館」……
總統寵物博物館
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歐巴馬談到：「如果能入主白宮，將為女兒們養一隻狗。」
奇怪吧！怎麼競選時也會談到狗？原來白宮第一家庭的成員，通常還會包括他們的寵物。到了白宮，原本沒養寵物的家庭，都會領養一隻寵物的。
君不見，除了散居各地的歷屆卸任總統紀念圖書館和位於俄亥俄州坎頓市有一個「國家第一夫人圖書館」（National First Ladies Library）外，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也有個「總統寵物博物館」（Presidential Pet Museum），保存各任總統寵物的人工製品及各項相關資料呢！
第一家庭上任後，也不用太煩惱，很多人都會搶著推薦或贈送動物給他們選擇。白宮的寵物，有貓、狗、馬、牛等等，最多的還是狗，其次是貓，這跟一般家庭倒沒啥差別。第一家庭的寵物，與其他家庭不同的，是牠們經常會上媒體。我們國內陳水扁總統養過的「勇哥」，以及現任總統馬英九養的「馬小九」當然也上過媒體，但比起白宮寵物引起世界各媒體關注的情況，還是差了一大截呢！
果然，四月中旬，白宮正式發布歐巴馬總統將養的寵物，是一隻名叫「波」（Bo）的葡萄牙水獵犬（Portuguese water dog），這隻才六個月大的小狗，立即躍上全球媒體版面或畫面，連國內記者也千打聽、萬打聽的，找出目前台灣也有一位台大教授養了一隻同種的狗而前去採訪報導。
美國的「學校圖書館協會」，也不會放棄這個宣傳兼教育的機會，他們馬上呼籲教師和圖書館員趁「波」在報紙、電視露臉的機會，教導小學生認識葡萄牙水獵犬這種狗兒的品種、特性等，並延伸閱讀幾本有關白宮寵物的書，真是「摸蛤兼洗褲」。
不過，由他們一口氣就能推薦不少書籍，我們倒知道白宮養寵物真的是形成牢不可破的一種慣例了，美國人也習慣了有第一家庭、第一夫人、第一寵物這些名詞了。
這些書中，有許多是第一夫人或第一女兒寫的，如第三十三任總統杜魯門的女兒──去年一月才以八十五歲高齡過世的瑪格莉特，是知名的小說作家和傳記作家，在1969年便寫了一本《白宮寵物》（White House Pets）；老布希總統夫人芭芭拉，也為她的寵物──英國史賓格獵犬米莉（Millie）口述出版了一本回憶錄《米莉之書》（Millie's Books：As Dictated to Barbara Bush, 1992）；現任國務卿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蕊，也在她寫的《親愛的襪子，親愛的巴弟》（Dear Socks，Dear Buddy, 1998），與讀者分享她的寵物貓襪子和寵物狗巴弟的生活狀況。
「柯林頓的狗」差點引起國際訴訟
另外，「白宮歷史學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出版一本《白宮寵物彩色書」（Pets at White House Coloring Book），童書作家戴維絲也出了一本趣味的繪本《最古怪的白宮寵物》（Wackiest White House Pets），更能吸引學童閱讀。
白宮寵物以狗最多，這當然是狗比較熱情，活動力強又容易親近人們的關係。不過，牠們雖然常上媒體，卻少惹起什麼重大事端；但柯林頓時代的白宮寵物，倒差點引起國際訴訟呢。因為有一個名叫巴弟的約旦男子，要控告柯林頓，請求美金四百萬的精神賠償；因為柯林頓在白宮養的狗，也取名巴弟，讓他被其村民取笑是「柯林頓的狗」。
歷任總統所養的狗，以羅斯福總統任內那隻名叫「法拉」（Fala）的蘇格蘭小獵犬，最受禮遇和全國民眾喜愛，牠不僅曾幫羅斯福總統贏得連任，也是唯一死後能葬在老總統墓園旁邊，並在紀念園區有雕像與老主人為伴的白宮寵物，真是備受尊寵。
法拉生於1940年4月7日 ，活到1952年4月5日，比羅斯福總統還晚七年病逝。牠在六個月大時，就由民眾透過羅斯福的遠房親戚兼好友蘇克莉，送給總統當作早到的耶誕禮物。
蘇克莉是在白宮負責照料罹患小兒麻痺的羅斯福總統身邊事務的人員之一，她也訓練這隻小狗學會聽話、會站、會翻滾、跳躍等小把戲，法拉又乖巧黏人，因此不僅贏得總統的歡心，白宮所有工作人員也都非常喜愛牠，碰到牠就偷偷餵牠吃東西，害得法拉到白宮幾個月就常鬧腸胃病。後來羅斯福下令，除非總統允許，任何人不得給法拉食物，連麵包屑都不行。法拉因此有正常的飲食，以後就都很健康了。
法拉總是跟著總統趴趴走，猶如貼身保鑣；牠搭過一般人根本無法上去的總統專機（俗稱空軍一號），也搭過羅斯福的專用火車麥哲倫號；羅斯福去到哪裡，鎂光燈聚集下，總有法拉的小身影，比第一夫人幾乎還讓民眾印象深刻！當時米高梅電影公司還以法拉為主角，拍了一部牠在白宮典型一天生活的紀錄片呢！
二戰期間，國家財政告急，白宮以法拉名義，每天捐款美金一元做為支援前線作戰費用，並授予牠榮譽大兵的名稱；這舉動引發許多大後方的民眾效法，也鼓舞了前線軍人的士氣。美軍在歐州戰場的亞登戰役（俗稱「突出部之戰」──Battle of the Bulge，即著名電影《坦克大決戰》中所述的背景）時，苦於德軍不斷易裝滲入美軍坦克部隊，美軍就以「法拉」做為通關密語，來破解德軍的滲透，可見法拉在當時美軍心中的地位。
羅斯福著名的〈法拉演講〉
法拉對主人的協助，更在那有名的〈法拉演講〉（Fala Speech）。原來1944年九月，羅斯福總統競選連任，其共和黨對手當然不斷攻擊他，連家庭成員和法拉也都是口水噴及的對象。
9月23日，羅斯福在華府參加全國性的卡車司機工會的會議中，對著收音機，發表了講話。他在演講中，斥責共和黨人的謊言和人身攻擊，連他的小狗也不放過，他說：「他們攻擊了我妻子、兒子，現在又把矛頭指向法拉。好吧！我可以不在乎，我的家人也可以不在乎，但共和黨人造謠說我把法拉遺忘在阿留申群島，然後花了納稅人兩百萬、八百萬，甚至於兩千萬美元，派一艘驅逐艦去尋找牠。對這共和黨那群政客小說家編出的故事，我那出身蘇格蘭，有高貴心靈的法拉，不禁感到無比憤怒……雖然我習慣了對我的惡意中傷，但對於誹謗我的狗，我認為我有權代表牠表示憤怒和反對……」
羅斯福以半憤怒半幽默的方式，透過法拉表示對方的不擇手段攻擊無辜，不僅贏得民眾笑聲和喝采，也一舉打垮對方的士氣；這就是著名的〈法拉演講〉。
羅斯福總統在1945年四月因腦溢血病逝，法拉也在身邊。
牠後來一度給羅斯福夫人愛蓮諾扶養，但愛蓮諾在其報紙專欄「我的日子」（My day）裡提到：「法拉還是懷念牠的老主人，即使搬回老家，也經常維持著像在白宮時，爬臥在靠近餐廳的門口，以便能盯著前後兩邊的出口，注意著主人突然會往哪邊出去，牠就能馬上跟去似的……牠雖然接受了我，但牠的心，似乎還是希望老主人能回來呢！」
因此，法拉死後，就埋在羅斯福的墓園旁邊，而位在華府的羅斯福紀念園區，那座羅斯福披著斗篷坐著的雕像旁，也雕有一隻小狗，那就是法拉，牠在此永遠陪伴著牠的白宮老主人。
牠可算是白宮第一狗中的第一狗了！
【2009/05/08 聯合報】@ http://udn.com/
到了白宮，原本沒養寵物的家庭，也都會領養一隻寵物。君不見，除了散居各地的歷屆卸任總統紀念圖書館和位於俄亥俄州坎頓市有一個「國家第一夫人圖書館」外，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也有個「總統寵物博物館」……
總統寵物博物館
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歐巴馬談到：「如果能入主白宮，將為女兒們養一隻狗。」
奇怪吧！怎麼競選時也會談到狗？原來白宮第一家庭的成員，通常還會包括他們的寵物。到了白宮，原本沒養寵物的家庭，都會領養一隻寵物的。
君不見，除了散居各地的歷屆卸任總統紀念圖書館和位於俄亥俄州坎頓市有一個「國家第一夫人圖書館」（National First Ladies Library）外，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也有個「總統寵物博物館」（Presidential Pet Museum），保存各任總統寵物的人工製品及各項相關資料呢！
第一家庭上任後，也不用太煩惱，很多人都會搶著推薦或贈送動物給他們選擇。白宮的寵物，有貓、狗、馬、牛等等，最多的還是狗，其次是貓，這跟一般家庭倒沒啥差別。第一家庭的寵物，與其他家庭不同的，是牠們經常會上媒體。我們國內陳水扁總統養過的「勇哥」，以及現任總統馬英九養的「馬小九」當然也上過媒體，但比起白宮寵物引起世界各媒體關注的情況，還是差了一大截呢！
果然，四月中旬，白宮正式發布歐巴馬總統將養的寵物，是一隻名叫「波」（Bo）的葡萄牙水獵犬（Portuguese water dog），這隻才六個月大的小狗，立即躍上全球媒體版面或畫面，連國內記者也千打聽、萬打聽的，找出目前台灣也有一位台大教授養了一隻同種的狗而前去採訪報導。
美國的「學校圖書館協會」，也不會放棄這個宣傳兼教育的機會，他們馬上呼籲教師和圖書館員趁「波」在報紙、電視露臉的機會，教導小學生認識葡萄牙水獵犬這種狗兒的品種、特性等，並延伸閱讀幾本有關白宮寵物的書，真是「摸蛤兼洗褲」。
不過，由他們一口氣就能推薦不少書籍，我們倒知道白宮養寵物真的是形成牢不可破的一種慣例了，美國人也習慣了有第一家庭、第一夫人、第一寵物這些名詞了。
這些書中，有許多是第一夫人或第一女兒寫的，如第三十三任總統杜魯門的女兒──去年一月才以八十五歲高齡過世的瑪格莉特，是知名的小說作家和傳記作家，在1969年便寫了一本《白宮寵物》（White House Pets）；老布希總統夫人芭芭拉，也為她的寵物──英國史賓格獵犬米莉（Millie）口述出版了一本回憶錄《米莉之書》（Millie's Books：As Dictated to Barbara Bush, 1992）；現任國務卿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蕊，也在她寫的《親愛的襪子，親愛的巴弟》（Dear Socks，Dear Buddy, 1998），與讀者分享她的寵物貓襪子和寵物狗巴弟的生活狀況。
「柯林頓的狗」差點引起國際訴訟
另外，「白宮歷史學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出版一本《白宮寵物彩色書」（Pets at White House Coloring Book），童書作家戴維絲也出了一本趣味的繪本《最古怪的白宮寵物》（Wackiest White House Pets），更能吸引學童閱讀。
白宮寵物以狗最多，這當然是狗比較熱情，活動力強又容易親近人們的關係。不過，牠們雖然常上媒體，卻少惹起什麼重大事端；但柯林頓時代的白宮寵物，倒差點引起國際訴訟呢。因為有一個名叫巴弟的約旦男子，要控告柯林頓，請求美金四百萬的精神賠償；因為柯林頓在白宮養的狗，也取名巴弟，讓他被其村民取笑是「柯林頓的狗」。
歷任總統所養的狗，以羅斯福總統任內那隻名叫「法拉」（Fala）的蘇格蘭小獵犬，最受禮遇和全國民眾喜愛，牠不僅曾幫羅斯福總統贏得連任，也是唯一死後能葬在老總統墓園旁邊，並在紀念園區有雕像與老主人為伴的白宮寵物，真是備受尊寵。
法拉生於1940年4月7日 ，活到1952年4月5日，比羅斯福總統還晚七年病逝。牠在六個月大時，就由民眾透過羅斯福的遠房親戚兼好友蘇克莉，送給總統當作早到的耶誕禮物。
蘇克莉是在白宮負責照料罹患小兒麻痺的羅斯福總統身邊事務的人員之一，她也訓練這隻小狗學會聽話、會站、會翻滾、跳躍等小把戲，法拉又乖巧黏人，因此不僅贏得總統的歡心，白宮所有工作人員也都非常喜愛牠，碰到牠就偷偷餵牠吃東西，害得法拉到白宮幾個月就常鬧腸胃病。後來羅斯福下令，除非總統允許，任何人不得給法拉食物，連麵包屑都不行。法拉因此有正常的飲食，以後就都很健康了。
法拉總是跟著總統趴趴走，猶如貼身保鑣；牠搭過一般人根本無法上去的總統專機（俗稱空軍一號），也搭過羅斯福的專用火車麥哲倫號；羅斯福去到哪裡，鎂光燈聚集下，總有法拉的小身影，比第一夫人幾乎還讓民眾印象深刻！當時米高梅電影公司還以法拉為主角，拍了一部牠在白宮典型一天生活的紀錄片呢！
二戰期間，國家財政告急，白宮以法拉名義，每天捐款美金一元做為支援前線作戰費用，並授予牠榮譽大兵的名稱；這舉動引發許多大後方的民眾效法，也鼓舞了前線軍人的士氣。美軍在歐州戰場的亞登戰役（俗稱「突出部之戰」──Battle of the Bulge，即著名電影《坦克大決戰》中所述的背景）時，苦於德軍不斷易裝滲入美軍坦克部隊，美軍就以「法拉」做為通關密語，來破解德軍的滲透，可見法拉在當時美軍心中的地位。
羅斯福著名的〈法拉演講〉
法拉對主人的協助，更在那有名的〈法拉演講〉（Fala Speech）。原來1944年九月，羅斯福總統競選連任，其共和黨對手當然不斷攻擊他，連家庭成員和法拉也都是口水噴及的對象。
9月23日，羅斯福在華府參加全國性的卡車司機工會的會議中，對著收音機，發表了講話。他在演講中，斥責共和黨人的謊言和人身攻擊，連他的小狗也不放過，他說：「他們攻擊了我妻子、兒子，現在又把矛頭指向法拉。好吧！我可以不在乎，我的家人也可以不在乎，但共和黨人造謠說我把法拉遺忘在阿留申群島，然後花了納稅人兩百萬、八百萬，甚至於兩千萬美元，派一艘驅逐艦去尋找牠。對這共和黨那群政客小說家編出的故事，我那出身蘇格蘭，有高貴心靈的法拉，不禁感到無比憤怒……雖然我習慣了對我的惡意中傷，但對於誹謗我的狗，我認為我有權代表牠表示憤怒和反對……」
羅斯福以半憤怒半幽默的方式，透過法拉表示對方的不擇手段攻擊無辜，不僅贏得民眾笑聲和喝采，也一舉打垮對方的士氣；這就是著名的〈法拉演講〉。
羅斯福總統在1945年四月因腦溢血病逝，法拉也在身邊。
牠後來一度給羅斯福夫人愛蓮諾扶養，但愛蓮諾在其報紙專欄「我的日子」（My day）裡提到：「法拉還是懷念牠的老主人，即使搬回老家，也經常維持著像在白宮時，爬臥在靠近餐廳的門口，以便能盯著前後兩邊的出口，注意著主人突然會往哪邊出去，牠就能馬上跟去似的……牠雖然接受了我，但牠的心，似乎還是希望老主人能回來呢！」
因此，法拉死後，就埋在羅斯福的墓園旁邊，而位在華府的羅斯福紀念園區，那座羅斯福披著斗篷坐著的雕像旁，也雕有一隻小狗，那就是法拉，牠在此永遠陪伴著牠的白宮老主人。
牠可算是白宮第一狗中的第一狗了！
【2009/05/08 聯合報】@ http://udn.com/
6 May 2009
經典新讀》子路之死
【聯合報╱楊照】 2009.05.07 05:01 am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快樂，以及最大的悲哀都和他的弟子有關；他的生命，和弟子連結在一起……
子路「結纓而死」
子路的死亡是很戲劇性的。這件事被記載於《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國之亂，太子蒯聵出亡後又回到衛國時發生的。他有個外甥名叫孔悝，統領一座城，蒯聵為了建立自己的勢力，想尋求他外甥的協助，但對方不肯，怕得罪國君，蒯聵竟然直接挾持了他。當時子路是孔悝的朝臣，而在衛國的朝廷裡還有孔子的另一名學生子羔。子羔眼看狀況不對，就逃離了衛，要到陳國去，剛好碰到了要從陳國回衛國的子路，子羔就警告子路：衛國情況很危險，不能再進去了，子路卻覺得自己當人家的家臣，沒有怕死的道理，所以還是回返衛國。
當然他就遇到了蒯聵。子路質問蒯聵，為什麼挾持孔悝？還威脅蒯聵，如果蒯聵敢殺了他的主人，他會馬上找人繼承孔悝，並且不會和蒯聵結盟。除此之外，子路還宣稱蒯聵是個膽小鬼。蒯聵是怕了，但是他採取的方式，不是釋放孔悝，而是派遣石乞和盂黶去擊殺子路，這兩人也因為這件事留名歷史。
《左傳》用「以戈擊之」記錄這個武打場面，子路顯然不敵。《左傳》記載，子路的帽纓斷了，於是子路說：「君子死，冠不免。」死前最後一刻竟然是把帽子戴好，「結纓而死」。這畫面很重要，可以連結到前面的歷史，因為這不是子路第一次和蒯聵起衝突。
蒯聵之前出亡，是因為他父親衛靈公有個寵妾名叫「南子」，一個大美女，她和英俊的宋子朝發生了婚外情，搞得全國上下都知道，只有衛靈公或是被蒙在鼓裡，或是不在乎。蒯聵想替爸爸報戴綠帽的仇，想殺了南子，行動卻失敗了，只能出亡。
南子在《論語》也出現過，「子見南子，子路不說」，為什麼發生這件事？孔子當時來到衛靈公的朝廷，因為名氣太大，朝廷翻雲覆雨的大美女也想見他。孔子去了，子路非常不高興，很明白地和老師說：你不是說過，「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喔，那去見大美女幹嘛？如果孔子不是因為女色誘惑而去見南子的話，就表示南子左右衛國的朝政，所以孔子要透過她謀得權位？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如此明白地讓老師知道「我不爽」。孔子只好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如果真的這樣，實在會遭天打雷劈。孔子的說法是，我既然是衛國的客人，這國家的女主人堅持見我，我沒有不去的道理。我去見她，中間有著帷幕，談了兩句我就退出了；你雖然討厭南子，但是這樣的見面過程中，沒有不合禮的地方吧。
漂亮得不得了的志願
在〈先進篇第十一〉裡頭，最重要的是曾點說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漂亮得不得了的志願，更重要的，漂亮得不得了的語言。因此孔子說：「吾與點也。」但別忘了，這裡還有三個人，孔子一問完話，子路就馬上回答了，他的志氣很大很清楚。他說，千乘之國，夾在大國之間，戰爭戰亂饑荒，如果有國君信任我，不需三年時間，我就可以讓他的人民知道什麼是勇氣，不用怕大國，不用怕困阨，而且最重要的是「且知方也」，要有勇有謀，不是亂搞的。他說完，接了四個很有意思的字：「夫子哂之」，孔子笑他又來這套。
另外有一段在〈公冶長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孔子經常感慨，道不行就算了，不用繼續留在這地方，寧可漂流海上；若有這麼一天，大概只有一個人會跟我，就是子路。這段紀錄到了後面十分鮮活，子路「聞之喜」，有人和他說，老師不要玩了，想離開，應該只有你會跟。聞之喜，不是驕傲夫子最看重他，而是高興孔子最明白他，他是個絕對會對孔子不離不棄的人呀！如果要弟子自由去發展，有個人卻一定打死不會走，那個人就是子路。但孔子還是要虧一下他，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他說，你真的比我還勇敢，但你別急你別慌，別真的去紮木筏要跟我走，我只是打個比方罷了。如此簡短的對話就能看出子路有多性急，也可以知道孔子有特別的幽默感。
孔子失禮痛哭
回到《左傳．哀公十五年》。這時子路幾歲？子路只小孔子九歲。那年孔子七十二歲，子路也是個六十幾歲的老者了，卻到老還那麼衝動。《左傳》後面補了一小段孔子聞衛亂的反應。他看子羔回來了，臉色都發白，因為深知子羔不是貪生怕死的人，若他都回來了，表示衛國的情勢真的很糟。「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子路就真的死了。
《禮記．檀弓篇》提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禮記》為何要提及這段？因為孔子失禮，而且他不可能不知道這是失禮的，他在大庭廣眾下這樣哭泣，是真悲傷。一個一輩子相信禮並且內化禮的人，卻到七十二歲還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悲傷。
陸續有人來弔喪子路，「夫子拜之」，這是多麼失禮呀！說句不客氣的話，這跟我們現在在殯儀館看見長輩為晚輩答禮一樣。但也是這麼寥寥幾句，寫出了孔子的真性情。孔子怎麼會是一個無聊方正的人呢？孔子難道不知道自己正做出違背一輩子理想的事情？但孔子和子路的關係早已超越「禮」在他心中所承載的。他的「不逾矩」，還是有限度的，遇到最悲慟的事，他也無法再守禮了，他非得如此失禮，才能表現對子路之死的衝擊。「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情緒發洩完，他才有辦法問詳細的情況。孔子大失禮痛哭之後，才有辦法回神見傳消息的人，問子路死時的來龍去脈。子路「醢之矣」，被切成肉醬，多慘呀，孔子之後再也不吃肉醬了。子路六十三歲，只因為一件不關他的事而死。為什麼這兩個人要殺他？他都是個六十三歲的老人了，如果換成一個年輕氣盛的人選擇這樣做，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從這件事以及其他最清楚最可信的傳記資料來看，我們能夠知道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快樂，以及最大的悲哀都和他的弟子有關；他的生命，和弟子連結在一起。
（本文選自即將於聯經出版的《論語．中英文對照本》別冊：楊照著〈重新認識孔子〉。）
【2009/05/07 聯合報】@ http://udn.com/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快樂，以及最大的悲哀都和他的弟子有關；他的生命，和弟子連結在一起……
子路「結纓而死」
子路的死亡是很戲劇性的。這件事被記載於《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國之亂，太子蒯聵出亡後又回到衛國時發生的。他有個外甥名叫孔悝，統領一座城，蒯聵為了建立自己的勢力，想尋求他外甥的協助，但對方不肯，怕得罪國君，蒯聵竟然直接挾持了他。當時子路是孔悝的朝臣，而在衛國的朝廷裡還有孔子的另一名學生子羔。子羔眼看狀況不對，就逃離了衛，要到陳國去，剛好碰到了要從陳國回衛國的子路，子羔就警告子路：衛國情況很危險，不能再進去了，子路卻覺得自己當人家的家臣，沒有怕死的道理，所以還是回返衛國。
當然他就遇到了蒯聵。子路質問蒯聵，為什麼挾持孔悝？還威脅蒯聵，如果蒯聵敢殺了他的主人，他會馬上找人繼承孔悝，並且不會和蒯聵結盟。除此之外，子路還宣稱蒯聵是個膽小鬼。蒯聵是怕了，但是他採取的方式，不是釋放孔悝，而是派遣石乞和盂黶去擊殺子路，這兩人也因為這件事留名歷史。
《左傳》用「以戈擊之」記錄這個武打場面，子路顯然不敵。《左傳》記載，子路的帽纓斷了，於是子路說：「君子死，冠不免。」死前最後一刻竟然是把帽子戴好，「結纓而死」。這畫面很重要，可以連結到前面的歷史，因為這不是子路第一次和蒯聵起衝突。
蒯聵之前出亡，是因為他父親衛靈公有個寵妾名叫「南子」，一個大美女，她和英俊的宋子朝發生了婚外情，搞得全國上下都知道，只有衛靈公或是被蒙在鼓裡，或是不在乎。蒯聵想替爸爸報戴綠帽的仇，想殺了南子，行動卻失敗了，只能出亡。
南子在《論語》也出現過，「子見南子，子路不說」，為什麼發生這件事？孔子當時來到衛靈公的朝廷，因為名氣太大，朝廷翻雲覆雨的大美女也想見他。孔子去了，子路非常不高興，很明白地和老師說：你不是說過，「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喔，那去見大美女幹嘛？如果孔子不是因為女色誘惑而去見南子的話，就表示南子左右衛國的朝政，所以孔子要透過她謀得權位？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如此明白地讓老師知道「我不爽」。孔子只好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如果真的這樣，實在會遭天打雷劈。孔子的說法是，我既然是衛國的客人，這國家的女主人堅持見我，我沒有不去的道理。我去見她，中間有著帷幕，談了兩句我就退出了；你雖然討厭南子，但是這樣的見面過程中，沒有不合禮的地方吧。
漂亮得不得了的志願
在〈先進篇第十一〉裡頭，最重要的是曾點說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漂亮得不得了的志願，更重要的，漂亮得不得了的語言。因此孔子說：「吾與點也。」但別忘了，這裡還有三個人，孔子一問完話，子路就馬上回答了，他的志氣很大很清楚。他說，千乘之國，夾在大國之間，戰爭戰亂饑荒，如果有國君信任我，不需三年時間，我就可以讓他的人民知道什麼是勇氣，不用怕大國，不用怕困阨，而且最重要的是「且知方也」，要有勇有謀，不是亂搞的。他說完，接了四個很有意思的字：「夫子哂之」，孔子笑他又來這套。
另外有一段在〈公冶長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孔子經常感慨，道不行就算了，不用繼續留在這地方，寧可漂流海上；若有這麼一天，大概只有一個人會跟我，就是子路。這段紀錄到了後面十分鮮活，子路「聞之喜」，有人和他說，老師不要玩了，想離開，應該只有你會跟。聞之喜，不是驕傲夫子最看重他，而是高興孔子最明白他，他是個絕對會對孔子不離不棄的人呀！如果要弟子自由去發展，有個人卻一定打死不會走，那個人就是子路。但孔子還是要虧一下他，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他說，你真的比我還勇敢，但你別急你別慌，別真的去紮木筏要跟我走，我只是打個比方罷了。如此簡短的對話就能看出子路有多性急，也可以知道孔子有特別的幽默感。
孔子失禮痛哭
回到《左傳．哀公十五年》。這時子路幾歲？子路只小孔子九歲。那年孔子七十二歲，子路也是個六十幾歲的老者了，卻到老還那麼衝動。《左傳》後面補了一小段孔子聞衛亂的反應。他看子羔回來了，臉色都發白，因為深知子羔不是貪生怕死的人，若他都回來了，表示衛國的情勢真的很糟。「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子路就真的死了。
《禮記．檀弓篇》提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禮記》為何要提及這段？因為孔子失禮，而且他不可能不知道這是失禮的，他在大庭廣眾下這樣哭泣，是真悲傷。一個一輩子相信禮並且內化禮的人，卻到七十二歲還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悲傷。
陸續有人來弔喪子路，「夫子拜之」，這是多麼失禮呀！說句不客氣的話，這跟我們現在在殯儀館看見長輩為晚輩答禮一樣。但也是這麼寥寥幾句，寫出了孔子的真性情。孔子怎麼會是一個無聊方正的人呢？孔子難道不知道自己正做出違背一輩子理想的事情？但孔子和子路的關係早已超越「禮」在他心中所承載的。他的「不逾矩」，還是有限度的，遇到最悲慟的事，他也無法再守禮了，他非得如此失禮，才能表現對子路之死的衝擊。「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情緒發洩完，他才有辦法問詳細的情況。孔子大失禮痛哭之後，才有辦法回神見傳消息的人，問子路死時的來龍去脈。子路「醢之矣」，被切成肉醬，多慘呀，孔子之後再也不吃肉醬了。子路六十三歲，只因為一件不關他的事而死。為什麼這兩個人要殺他？他都是個六十三歲的老人了，如果換成一個年輕氣盛的人選擇這樣做，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從這件事以及其他最清楚最可信的傳記資料來看，我們能夠知道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快樂，以及最大的悲哀都和他的弟子有關；他的生命，和弟子連結在一起。
（本文選自即將於聯經出版的《論語．中英文對照本》別冊：楊照著〈重新認識孔子〉。）
【2009/05/07 聯合報】@ http://udn.com/
4 May 2009
音樂傳記片的真與偽
【聯合報╱本報記者／何定照】 2009.05.03 04:15 am
近數十年來，音樂傳記片層出不窮，部部多獲獎連連且成為話題，今天且揭開它們的神秘面紗……
看莫札特隨小步舞曲起舞，瞧舒曼如何創造「兒時情景」……欣賞音樂之美時，人們總忍不住想像創造者的偉大身影，音樂傳記片，正好滿足這種渴望。然而，從1984年描述莫札特的「阿瑪迪斯」到今年談論舒曼、舒曼之妻克拉拉與布拉姆斯情仇的「琴戀克拉拉」，傳記片究竟真偽如何？
阿瑪迪斯 丟驚爆彈
1980年代，靈感源於普希金虛構劇本的「阿瑪迪斯」，在影迷、樂迷間丟下驚爆彈。一般對莫札特及其音樂的印象，多是「天才神童」與「天籟之音」，該片卻將莫札特呈現得好色、輕浮且粗話連連，顛覆了人們心目中「天使＋天才」的完美形象。
「阿瑪迪斯」最惹爭議的並非這點。從莫札特書信，確可證實他連珠砲罵髒話的功力，天使與浪子性格並非絕對相悖；學界更在意的，乃是片中所謂害死莫札特的宮廷作曲家薩里耶，「實在太被醜化」。因為有史料顯示，他倆其實相互敬重，薩里耶甚至教過莫札特之子。
音樂學者劉岠渭認為，薩里耶被描述成因妒生恨的壞老頭，乃是要對比出莫札特天才形象的電影效果；樂評焦元溥則指出，薩里耶位高權重，連貝多芬都求教於他多年，片中的瑜亮情結，應僅是以薩里耶為代表，來喚起凡夫俗子觀眾的人性情緒：「想想，等了一輩子上帝給靈感，光芒最後卻照在某個無名小子身上！」
無情荒地有情天 私事成謎
講述大提琴家賈桂琳‧杜普蕾與姊姊希拉蕊故事的「無情荒地有情天」，也爭議連連。在為杜普蕾作傳的美國作家筆下，這位天才慘遭家人背叛及夫婿巴倫波英外遇折磨；但在希拉蕊與弟弟在杜普蕾死後10年合寫的家庭秘辛中，卻指杜普蕾不但狂躁反覆，還曾逼使希拉蕊讓出丈夫。這些都成為電影基礎。
電影甫上映，立即引發抨擊。身為杜普蕾好友的大提琴巨擘羅斯托波維奇及大提琴家朱利安‧洛伊‧韋伯，都投書報刊抗議，希拉蕊的女兒也指該片「徹頭徹尾誤解」，被千夫所指的巴倫波英更慨嘆：「他們不能等我死了再說嗎？」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指責，希拉蕊堅持自己正確，甚至搬出了已逝的杜普蕾辯護：「人們只想看自己能接受的杜普蕾……但我知道杜普蕾希望我說出完整的故事，她絕對會愛這部片。」家人私事，仍舊成謎。
鋼琴師 亂帳難清
類似的家庭恩怨，也發生在講述大衛‧赫夫考的電影「鋼琴師」風波。
片中，赫夫考被嚴父逼入絕境，終在彈奏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時精神崩潰；但赫夫考姊姊瑪格麗特後來出書，形容父親乃是慈愛「聖人」，絕非片中的專制暴君，不讓少年赫夫考出國，也是考量到兒子還不夠獨立的「合理判斷」。
此書一出，自然槓上為赫夫考作傳的第二任妻子吉莉安及導演希克。希克稱該片大量參考赫夫考及其家庭友人的看法，並指連赫夫考妹妹都認為姊姊是透過長大後的「玫瑰色眼鏡」來看父親；瑪格麗特則指赫夫考和父親間的信件可證明事實，偏偏信件出版權又扣在吉莉安手上……家族亂帳，終難澄清。
講述義大利爵士鋼琴家盧卡‧佛洛瑞的「寂寞鋼琴師」，雖不像前述片子掀起風暴，也引發微詞。由義大利首席小生飾演的盧卡，髮色金棕，憂鬱帥氣，讓不少女觀眾心痛心醉，等看到現實中黑髮、鄉村味濃的盧卡，不免夢碎。
琴戀克拉拉 疑雲重重
最近的爭議大片則是「琴戀克拉拉」。該片光是三位古典名人的三角戀公案，就備受期待。女導演賀瑪‧桑德斯—布拉姆斯是布拉姆斯家族的後代，攝影師據稱也是克拉拉家族的後代，更平添不少話題。
然而電影一演，音樂圈立即「疑雲重重」：有人覺得，演舒曼和布拉姆斯的演員該對調，因為前者顯得陰沈怪異，後者魅力迷人；劉岠渭、焦元溥則指出，布拉姆斯其實老成沉穩，20歲作的曲便呈現與年齡不符的成熟，不大可能出現片中在樓梯欄杆上翻跳、從浴室蹦出來半裸向克拉拉求愛的場景。
史料也證實片中布拉姆斯形象太誇張。在高談文化出版的「如果，不是舒曼」一書，記載著布拉姆斯寫信給小提琴家姚阿幸，哀嘆他對師母克拉拉的苦戀：「我得經常克制自己將手輕輕放在她的臂膀上……」壓抑情懷，迥異於片中的熱情魯莽。
電影效果 難免失真
片中出現舒曼因身心狀況漸壞，最後由克拉拉在身前帶領／代替指揮樂團的畫面，也很難想像。
「如果，不是舒曼」一書記載，身為名鋼琴家的克拉拉，在日記哀訴舒曼屢禁止她演出、批評她琴藝糟透。另外，舒曼也非在克拉拉懷中病逝，真相是，克拉拉那時和布拉姆斯去火車站接姚阿幸，回後才發現舒曼已孤獨辭世。
傳記片為戲劇效果，難免失真。焦元溥認為，電影「看看就好」，觀眾接下來該直接聽音樂本身，並不斷思考；劉岠渭則強調，莫把電影和史實相混，並提醒「音樂沒有語義」，別從樂章中推敲音樂家軼事，「重要的是體會音樂之美」。
【2009/05/03 聯合報】@ http://udn.com
近數十年來，音樂傳記片層出不窮，部部多獲獎連連且成為話題，今天且揭開它們的神秘面紗……
看莫札特隨小步舞曲起舞，瞧舒曼如何創造「兒時情景」……欣賞音樂之美時，人們總忍不住想像創造者的偉大身影，音樂傳記片，正好滿足這種渴望。然而，從1984年描述莫札特的「阿瑪迪斯」到今年談論舒曼、舒曼之妻克拉拉與布拉姆斯情仇的「琴戀克拉拉」，傳記片究竟真偽如何？
阿瑪迪斯 丟驚爆彈
1980年代，靈感源於普希金虛構劇本的「阿瑪迪斯」，在影迷、樂迷間丟下驚爆彈。一般對莫札特及其音樂的印象，多是「天才神童」與「天籟之音」，該片卻將莫札特呈現得好色、輕浮且粗話連連，顛覆了人們心目中「天使＋天才」的完美形象。
「阿瑪迪斯」最惹爭議的並非這點。從莫札特書信，確可證實他連珠砲罵髒話的功力，天使與浪子性格並非絕對相悖；學界更在意的，乃是片中所謂害死莫札特的宮廷作曲家薩里耶，「實在太被醜化」。因為有史料顯示，他倆其實相互敬重，薩里耶甚至教過莫札特之子。
音樂學者劉岠渭認為，薩里耶被描述成因妒生恨的壞老頭，乃是要對比出莫札特天才形象的電影效果；樂評焦元溥則指出，薩里耶位高權重，連貝多芬都求教於他多年，片中的瑜亮情結，應僅是以薩里耶為代表，來喚起凡夫俗子觀眾的人性情緒：「想想，等了一輩子上帝給靈感，光芒最後卻照在某個無名小子身上！」
無情荒地有情天 私事成謎
講述大提琴家賈桂琳‧杜普蕾與姊姊希拉蕊故事的「無情荒地有情天」，也爭議連連。在為杜普蕾作傳的美國作家筆下，這位天才慘遭家人背叛及夫婿巴倫波英外遇折磨；但在希拉蕊與弟弟在杜普蕾死後10年合寫的家庭秘辛中，卻指杜普蕾不但狂躁反覆，還曾逼使希拉蕊讓出丈夫。這些都成為電影基礎。
電影甫上映，立即引發抨擊。身為杜普蕾好友的大提琴巨擘羅斯托波維奇及大提琴家朱利安‧洛伊‧韋伯，都投書報刊抗議，希拉蕊的女兒也指該片「徹頭徹尾誤解」，被千夫所指的巴倫波英更慨嘆：「他們不能等我死了再說嗎？」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指責，希拉蕊堅持自己正確，甚至搬出了已逝的杜普蕾辯護：「人們只想看自己能接受的杜普蕾……但我知道杜普蕾希望我說出完整的故事，她絕對會愛這部片。」家人私事，仍舊成謎。
鋼琴師 亂帳難清
類似的家庭恩怨，也發生在講述大衛‧赫夫考的電影「鋼琴師」風波。
片中，赫夫考被嚴父逼入絕境，終在彈奏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時精神崩潰；但赫夫考姊姊瑪格麗特後來出書，形容父親乃是慈愛「聖人」，絕非片中的專制暴君，不讓少年赫夫考出國，也是考量到兒子還不夠獨立的「合理判斷」。
此書一出，自然槓上為赫夫考作傳的第二任妻子吉莉安及導演希克。希克稱該片大量參考赫夫考及其家庭友人的看法，並指連赫夫考妹妹都認為姊姊是透過長大後的「玫瑰色眼鏡」來看父親；瑪格麗特則指赫夫考和父親間的信件可證明事實，偏偏信件出版權又扣在吉莉安手上……家族亂帳，終難澄清。
講述義大利爵士鋼琴家盧卡‧佛洛瑞的「寂寞鋼琴師」，雖不像前述片子掀起風暴，也引發微詞。由義大利首席小生飾演的盧卡，髮色金棕，憂鬱帥氣，讓不少女觀眾心痛心醉，等看到現實中黑髮、鄉村味濃的盧卡，不免夢碎。
琴戀克拉拉 疑雲重重
最近的爭議大片則是「琴戀克拉拉」。該片光是三位古典名人的三角戀公案，就備受期待。女導演賀瑪‧桑德斯—布拉姆斯是布拉姆斯家族的後代，攝影師據稱也是克拉拉家族的後代，更平添不少話題。
然而電影一演，音樂圈立即「疑雲重重」：有人覺得，演舒曼和布拉姆斯的演員該對調，因為前者顯得陰沈怪異，後者魅力迷人；劉岠渭、焦元溥則指出，布拉姆斯其實老成沉穩，20歲作的曲便呈現與年齡不符的成熟，不大可能出現片中在樓梯欄杆上翻跳、從浴室蹦出來半裸向克拉拉求愛的場景。
史料也證實片中布拉姆斯形象太誇張。在高談文化出版的「如果，不是舒曼」一書，記載著布拉姆斯寫信給小提琴家姚阿幸，哀嘆他對師母克拉拉的苦戀：「我得經常克制自己將手輕輕放在她的臂膀上……」壓抑情懷，迥異於片中的熱情魯莽。
電影效果 難免失真
片中出現舒曼因身心狀況漸壞，最後由克拉拉在身前帶領／代替指揮樂團的畫面，也很難想像。
「如果，不是舒曼」一書記載，身為名鋼琴家的克拉拉，在日記哀訴舒曼屢禁止她演出、批評她琴藝糟透。另外，舒曼也非在克拉拉懷中病逝，真相是，克拉拉那時和布拉姆斯去火車站接姚阿幸，回後才發現舒曼已孤獨辭世。
傳記片為戲劇效果，難免失真。焦元溥認為，電影「看看就好」，觀眾接下來該直接聽音樂本身，並不斷思考；劉岠渭則強調，莫把電影和史實相混，並提醒「音樂沒有語義」，別從樂章中推敲音樂家軼事，「重要的是體會音樂之美」。
【2009/05/03 聯合報】@ http://udn.com
3 May 2009
蘭陵三十》卅年一覺蘭陵夢
【聯合報╱邱坤良】 2009.05.03 04:15 am
蘭陵往事既是一段值得記述的「懷舊」歷史，也是教人如何走上劇場的「勵志」故事……
一個國家級藝文慶典
藝文活動需要一群人的合作，劇場更講究大陣仗。台上排練，台下吃飯，聲音比其他藝術工作者來得大。正因為需要集體合作，「流動」大，除了出身教育劇場者（如北藝大）有「學」派標籤，劇團很少開宗立派。有之，只有「蘭陵」這個現已不存在的劇團。
最近「蘭陵」的新聞經常出現媒體版面，兩廳院四周，醒目的宣傳旗幟也已高高掛起，稍稍看它的內容，原來是為慶祝成立三十年。活動內容包括劇場演出、學術研討會，並向七十歲的「導師」吳靜吉祝壽。顯示一個國家級的藝文慶典即將發生，也讓全國藝文界，有機會共話當年，重溫蘭陵舊夢。
時間拉回到七○年代的台灣，當時社會有股奇特、詭譎的氣氛。一方面國家仍處於戒嚴狀態，國民黨黨國體制與大中國文化思潮主宰一切，反共抗俄劇、戰鬥文藝的餘威猶在，所有藝文工作者的心中都有一把尺，作品也處處受到約制。但另方面，經濟持續發展，社會風氣逐漸開放，要求改革的各種聲音四處瀰漫，呼之欲出，許多年輕人走入人群，以實際行動投入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雖然經歷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的激烈衝擊，七○年代後期的台灣仍然激越奔放，充滿熱情。
吳靜吉凝聚了「蘭陵人」
相較生機勃勃的本土政治、社會、文化運動團體，蘭陵走的是一條循規蹈矩的藝術路線。在「中華劇運」道統下，把熱忱投注在舞台上，吸納新興的藝文思潮與劇場元素，開創台灣的戲劇新局。
蘭陵劇坊的前身是耕莘實驗劇團，屬於基督教團契。劇團成員有的出身眷村，有的與梨園行素有淵源，有的則出自一般家庭，他們單純只是想做戲、演戲，對劇場的熱忱超過宗教的虔誠。他們能凝聚在一起，則與來自宜蘭壯圍農村的吳靜吉有關。那個年代的吳靜吉，堪稱台北第一名嘴，風度翩翩又熱心助人，是藝術界的孟嘗君，也是文教、企業界的喬國老。他從美國喇媽媽劇團帶回一套劇場訓練方式，與一群小他一、二十歲的年輕人，包括金士傑、李國修、卓明、劉靜敏、馬汀尼、杜可風等人，做起蘭陵的「初步實驗」。
證明傳統與現代並非對立
蘭陵嶄露頭角是在「實驗劇展」，這個劇展是由當時的話劇欣賞委員會主辦，名義上的主辦人是戲劇作家姚一葦。從1980年起一連五年舉辦，提供戲劇工作者極佳的表演舞台。蘭陵劇坊推出的是京劇《荷珠配》改編的《荷珠新配》，一炮而紅。
京劇《荷珠配》原本就是活潑、逗趣的民間生活喜劇，經蘭陵重編，人物角色更為鮮活，趣味性十足。而後《貓的天堂》以默劇的方式表現演員的肢體語言，也讓人耳目一新。
七○年代後期、八○年代初期蘭陵因緣際會，異軍突起，有其時代環境與社會背景，然而，能在台灣現代戲劇史產生出階段性的影響，則是一群劇場人努力耕耘的結果。就當時的戲劇生態而言，蘭陵最大的啟發，在於顯示戲劇的傳統與現代之間並非對立，而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劇場元素，也因而帶動當時的戲劇創作風氣，許多年輕人第一次走入劇場，為的就是看蘭陵的戲。
從八○年代初到解嚴前夕的現代戲劇運動，風起雲湧，不斷以各種形式、內容衝撞政治與社會體制。相較其他小劇場，蘭陵除了極少數的成員（如劉靜敏）尚與當時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產生連結，絕大多數站在劇場舞台，傳達表演、身體與戲劇的藝術。提供戲劇新鮮人學習的管道，也成為國內外華人導演參與台灣現代戲劇的重要平台，蘭陵可謂為戲劇而戲劇。
「蘭陵人」的革命感情
成名以後的蘭陵主要演員紛紛跨足劇場與影視圈，李國修、劉靜敏更分別成立屏風表演班與優劇場（優人神鼓），至今仍是國內極重要的表演團體，其餘蘭陵人也多活躍在劇場界、戲劇教育界，或在藝術文化界的各行各業延續蘭陵的精神。
不管後來發展如何，走過台灣現代劇場關鍵年代的「蘭陵人」相互之間有「內群」的革命感情，也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高級感」。這種「高級感」，不是出自「省籍」或「族群」的「高級」，而是對蘭陵所代表的戲劇意義，深以為榮，從而產生「高級的『戲劇』人」，或「高級的『蘭陵』人」。
歲月悠悠，青春不再，「卅年一覺蘭陵夢」，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化環境變遷快速，有如一齣歷史大戲，落幕之後又回到序幕的舞台。當年看「蘭陵」戲劇的孕婦生下來的小孩，也已經三十而立了。蘭陵往事既是一段值得記述的「懷舊」歷史，也是教人如何走上劇場的「勵志」故事。
【2009/05/02 聯合報】@ http://udn.com/
蘭陵往事既是一段值得記述的「懷舊」歷史，也是教人如何走上劇場的「勵志」故事……
一個國家級藝文慶典
藝文活動需要一群人的合作，劇場更講究大陣仗。台上排練，台下吃飯，聲音比其他藝術工作者來得大。正因為需要集體合作，「流動」大，除了出身教育劇場者（如北藝大）有「學」派標籤，劇團很少開宗立派。有之，只有「蘭陵」這個現已不存在的劇團。
最近「蘭陵」的新聞經常出現媒體版面，兩廳院四周，醒目的宣傳旗幟也已高高掛起，稍稍看它的內容，原來是為慶祝成立三十年。活動內容包括劇場演出、學術研討會，並向七十歲的「導師」吳靜吉祝壽。顯示一個國家級的藝文慶典即將發生，也讓全國藝文界，有機會共話當年，重溫蘭陵舊夢。
時間拉回到七○年代的台灣，當時社會有股奇特、詭譎的氣氛。一方面國家仍處於戒嚴狀態，國民黨黨國體制與大中國文化思潮主宰一切，反共抗俄劇、戰鬥文藝的餘威猶在，所有藝文工作者的心中都有一把尺，作品也處處受到約制。但另方面，經濟持續發展，社會風氣逐漸開放，要求改革的各種聲音四處瀰漫，呼之欲出，許多年輕人走入人群，以實際行動投入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雖然經歷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的激烈衝擊，七○年代後期的台灣仍然激越奔放，充滿熱情。
吳靜吉凝聚了「蘭陵人」
相較生機勃勃的本土政治、社會、文化運動團體，蘭陵走的是一條循規蹈矩的藝術路線。在「中華劇運」道統下，把熱忱投注在舞台上，吸納新興的藝文思潮與劇場元素，開創台灣的戲劇新局。
蘭陵劇坊的前身是耕莘實驗劇團，屬於基督教團契。劇團成員有的出身眷村，有的與梨園行素有淵源，有的則出自一般家庭，他們單純只是想做戲、演戲，對劇場的熱忱超過宗教的虔誠。他們能凝聚在一起，則與來自宜蘭壯圍農村的吳靜吉有關。那個年代的吳靜吉，堪稱台北第一名嘴，風度翩翩又熱心助人，是藝術界的孟嘗君，也是文教、企業界的喬國老。他從美國喇媽媽劇團帶回一套劇場訓練方式，與一群小他一、二十歲的年輕人，包括金士傑、李國修、卓明、劉靜敏、馬汀尼、杜可風等人，做起蘭陵的「初步實驗」。
證明傳統與現代並非對立
蘭陵嶄露頭角是在「實驗劇展」，這個劇展是由當時的話劇欣賞委員會主辦，名義上的主辦人是戲劇作家姚一葦。從1980年起一連五年舉辦，提供戲劇工作者極佳的表演舞台。蘭陵劇坊推出的是京劇《荷珠配》改編的《荷珠新配》，一炮而紅。
京劇《荷珠配》原本就是活潑、逗趣的民間生活喜劇，經蘭陵重編，人物角色更為鮮活，趣味性十足。而後《貓的天堂》以默劇的方式表現演員的肢體語言，也讓人耳目一新。
七○年代後期、八○年代初期蘭陵因緣際會，異軍突起，有其時代環境與社會背景，然而，能在台灣現代戲劇史產生出階段性的影響，則是一群劇場人努力耕耘的結果。就當時的戲劇生態而言，蘭陵最大的啟發，在於顯示戲劇的傳統與現代之間並非對立，而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劇場元素，也因而帶動當時的戲劇創作風氣，許多年輕人第一次走入劇場，為的就是看蘭陵的戲。
從八○年代初到解嚴前夕的現代戲劇運動，風起雲湧，不斷以各種形式、內容衝撞政治與社會體制。相較其他小劇場，蘭陵除了極少數的成員（如劉靜敏）尚與當時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產生連結，絕大多數站在劇場舞台，傳達表演、身體與戲劇的藝術。提供戲劇新鮮人學習的管道，也成為國內外華人導演參與台灣現代戲劇的重要平台，蘭陵可謂為戲劇而戲劇。
「蘭陵人」的革命感情
成名以後的蘭陵主要演員紛紛跨足劇場與影視圈，李國修、劉靜敏更分別成立屏風表演班與優劇場（優人神鼓），至今仍是國內極重要的表演團體，其餘蘭陵人也多活躍在劇場界、戲劇教育界，或在藝術文化界的各行各業延續蘭陵的精神。
不管後來發展如何，走過台灣現代劇場關鍵年代的「蘭陵人」相互之間有「內群」的革命感情，也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高級感」。這種「高級感」，不是出自「省籍」或「族群」的「高級」，而是對蘭陵所代表的戲劇意義，深以為榮，從而產生「高級的『戲劇』人」，或「高級的『蘭陵』人」。
歲月悠悠，青春不再，「卅年一覺蘭陵夢」，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化環境變遷快速，有如一齣歷史大戲，落幕之後又回到序幕的舞台。當年看「蘭陵」戲劇的孕婦生下來的小孩，也已經三十而立了。蘭陵往事既是一段值得記述的「懷舊」歷史，也是教人如何走上劇場的「勵志」故事。
【2009/05/02 聯合報】@ http://udn.com/
2 May 2009
尊嚴，優雅的國家心靈
【聯合報╱吳祥輝／文．攝影】 2009.05.02 03:50 am
易卜生和班生的全身雕像分立在奧斯陸國家戲劇院兩旁，儼然是挪威靈魂的守護神，注視著廣場上的人來人往……
以易卜生命名的路
奧斯陸有一條主要道路，以挪威大文豪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命名。人行道地面上，刻著許多易卜生作品中的重要句子。從易卜生博物館前開始，一路到Grand Hotel，總有兩三公里遠。身為十九世紀晚期的挪威大作家，連愛爾蘭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葉慈在受獎致答時，都明說愛爾蘭戲劇受易卜生和班生的啟蒙。
「大多數絕對不是對，絕不。人口比例中是明智者多，還是笨蛋多？」
「少數可能是對的。多數總是錯的。」
易卜生不是在「反民主」。在新舊價值轉換的年代，守舊思維總是多數，符合統治者價值的總是自居主流。作家和其他行業一樣，自有專業標準和社會性功能。最傑出的作家描述當代，刻畫人心，開啟國民新的世紀心靈。作家是心靈的探索者，是國家心靈素質的指標。有怎樣的作家，就有怎樣的國家。
「在這個世界上，最堅強的人站立得最孤獨。」這正是世界級作家的堅持。他的劇作嚴厲批判各種政治流派的意識形態，以及挪威人的鄉鄙心靈和短視無知。
身為男人，他對父權社會的傳統思維和行為模式火力全開，絕不手軟。他激勵一百多年前的挪威女性。當「人」不讓，氣概萬千。
「她的家不在這裡，是在詩歌之船能夠映照的自由之海。」父權時代，女性的天職就是「顧家」。他向挪威男女老少宣告，禁錮女性，讓女人失去自由的地方就不是家。
「有勇氣當男人的，沒有人能夠非難我當個女人。」有種當男人，為什麼沒種讓女人當個自在的女人？
想想看，這是近一百五十年以前。我小時候，不過四十多年前，除了年夜飯特別外，平時一定是男人吃飽，女人才能上桌。這樣「不識時務」，「不為祖宗，而為子孫」的作家，看盡苦痛，也身陷其中。
「詩不是學來的。我接受悲痛賜予的天賦，然後才成為一個詩人。」易卜生如此自剖。「如果在寫作中，我不能做我自己，一切便只是謊言和詭計。」這是他的底線。堅守未來的陣線，絕不向「主流社會」妥協。
「真實之柱和自由之柱，是社會的兩大支柱。」被「外來政權」瑞典統治的年代，有何真實和自由可言？對抗扭曲人性和事實的社會，就是當代作家的天職。
「當你外出為真理和自由而戰，不要穿你最好的褲子。」對抗當權充滿危險，自己要做好準備。
「每當我拿起報紙，我彷彿看到鬼魅遊走在字裡行間。鬼魂滿布全國，密集得像海沙。」作家可能無法救社會，但自己會先得救。「寫作對我已經像洗澡，讓我的感知昇華得更乾淨，更健康和更自由。」
挪威誕生過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就閱讀而言，挪威人比台灣人幸福，至少他們有國產的大師傑作可讀。挪威誕生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03年的班生（Bjornstjerne Bjornson, 1832-1910），1920年的哈姆生（Knut Hamsun, 1859-1952），1928年的溫茜特（Sigrid Undset, 1882-1949）。
溫茜特以《克麗絲汀的一生》（Kristin Lavransdatter）為巔峰之作。中譯本兩大冊，長達約一千兩百頁，描述拒絕父權下的生命迴旋。哈姆生因《土地的成長》（The Growth of the Soil）的「原創性情節和風格」獲獎。他在致答時，向年輕人舉杯，寄望老人家「尊嚴優美地退後一步」。父權至上一直是挪威文學家刻畫的「事實記憶」、「情感記憶」和想移除的文明路障。
1903年，班生獲獎。這份「貴重禮物」更是難以想像。用現在的話說，班生是「挪威獨立」的「分離主義」作家。在「統獨之爭」正酣時，瑞典竟然把這最高榮譽頒給他，美麗得不可想像。就像中國把最高榮譽頒給「疆獨」、「藏獨」人士，或是達賴喇嘛。可能嗎？
頒獎辭更「誇張」。瑞典學院以空前，也可能絕後的話讚頌班生：「沒有任何國家的國歌，像班生為挪威所作的〈是的，我們愛祖國〉那麼動人。」
誰能想像，中國把最高桂冠頒給一位台灣人，讚譽他或她：「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寫的國歌，像他（或她）寫的台灣國歌那麼棒。」這純屬假想，台灣從來沒有國歌。
瑞典人把諾貝爾文學獎經營得如此崇高。班生的致答辭也展現一代大文豪的風範：「多年以來，我和我的同胞致力追求挪威在聯盟國家中的地位。這種追求，對貴國是難堪的經驗。不過，挪威獲得平等的地位，應該也是貴國的光榮。」
在國家認同和新舊觀念內外對立的當年挪威，班生難以認同失敗主義和悲觀主義。他激勵作家：「作家應當挑起更大的責任，因為他是帶領人類前進的舵手。」
如今已是當世「母親和兒童的人間天堂」
卡蜜拉（Camilla Collett, 1813-1895）是挪威文學寫實主義的開創者。她的代表作《首長的女兒》（The District Governor's Daughters）出版於1850年代，描述女性的時代苦悶和難題，被視為挪威首部女權主義的現代小說。簡潔隨性的寫作調性，表現出揚棄舊形式的風格。
現實生活中，卡蜜拉是個「叛逆」的女兒。父兄都卓富聲望。她卻有自己的想法和選擇，導致父女反目，兄妹失和。她拒絕父權主宰，因愛結合。丈夫過世後，她被迫賣掉房子，還是無力養活四個孩子，只好把較大的三人送給親戚收養。寧可忍痛割愛，也要為女性的獨立自主奮戰。她是挪威最早的女權運動者。1895年，卡蜜拉死於奧斯陸。她的雕像塑立於挪威王宮。
挪威天寒地凍，曾經「兒童悲慘」，「母親悲傷」。窮苦迷信的挪威母親棄嬰後，在逃避制裁中倉皇度日。代代文豪為女性攻堅傳統，傾心護航。挪威如今已是當世「母親和兒童的人間天堂」。透過文學小說，我們得以跨越百年時空，感同身受挪威國家心靈的成長。
易卜生和班生的全身雕像分立在奧斯陸國家戲劇院兩旁，儼然是挪威靈魂的守護神，注視著廣場上的人來人往。卡蜜拉是唯一立像在王宮庭院的平民。她既是開創者，也是弱勢者。挪威的王宮象徵挪威，挪威人對她的情感記憶真的無與倫比嗎？
「不然，要放在哪裡？」
「有什麼地方比王宮更適合嗎？」
「挪威克朗的百元鈔票，以前用的就是卡蜜拉的人像。」
這是挪威人給我的回答。
（本文選自即將於遠流出版的《驚喜挪威》）
【2009/05/01 聯合報】@ http://udn.com/
易卜生和班生的全身雕像分立在奧斯陸國家戲劇院兩旁，儼然是挪威靈魂的守護神，注視著廣場上的人來人往……
以易卜生命名的路
奧斯陸有一條主要道路，以挪威大文豪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命名。人行道地面上，刻著許多易卜生作品中的重要句子。從易卜生博物館前開始，一路到Grand Hotel，總有兩三公里遠。身為十九世紀晚期的挪威大作家，連愛爾蘭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葉慈在受獎致答時，都明說愛爾蘭戲劇受易卜生和班生的啟蒙。
「大多數絕對不是對，絕不。人口比例中是明智者多，還是笨蛋多？」
「少數可能是對的。多數總是錯的。」
易卜生不是在「反民主」。在新舊價值轉換的年代，守舊思維總是多數，符合統治者價值的總是自居主流。作家和其他行業一樣，自有專業標準和社會性功能。最傑出的作家描述當代，刻畫人心，開啟國民新的世紀心靈。作家是心靈的探索者，是國家心靈素質的指標。有怎樣的作家，就有怎樣的國家。
「在這個世界上，最堅強的人站立得最孤獨。」這正是世界級作家的堅持。他的劇作嚴厲批判各種政治流派的意識形態，以及挪威人的鄉鄙心靈和短視無知。
身為男人，他對父權社會的傳統思維和行為模式火力全開，絕不手軟。他激勵一百多年前的挪威女性。當「人」不讓，氣概萬千。
「她的家不在這裡，是在詩歌之船能夠映照的自由之海。」父權時代，女性的天職就是「顧家」。他向挪威男女老少宣告，禁錮女性，讓女人失去自由的地方就不是家。
「有勇氣當男人的，沒有人能夠非難我當個女人。」有種當男人，為什麼沒種讓女人當個自在的女人？
想想看，這是近一百五十年以前。我小時候，不過四十多年前，除了年夜飯特別外，平時一定是男人吃飽，女人才能上桌。這樣「不識時務」，「不為祖宗，而為子孫」的作家，看盡苦痛，也身陷其中。
「詩不是學來的。我接受悲痛賜予的天賦，然後才成為一個詩人。」易卜生如此自剖。「如果在寫作中，我不能做我自己，一切便只是謊言和詭計。」這是他的底線。堅守未來的陣線，絕不向「主流社會」妥協。
「真實之柱和自由之柱，是社會的兩大支柱。」被「外來政權」瑞典統治的年代，有何真實和自由可言？對抗扭曲人性和事實的社會，就是當代作家的天職。
「當你外出為真理和自由而戰，不要穿你最好的褲子。」對抗當權充滿危險，自己要做好準備。
「每當我拿起報紙，我彷彿看到鬼魅遊走在字裡行間。鬼魂滿布全國，密集得像海沙。」作家可能無法救社會，但自己會先得救。「寫作對我已經像洗澡，讓我的感知昇華得更乾淨，更健康和更自由。」
挪威誕生過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就閱讀而言，挪威人比台灣人幸福，至少他們有國產的大師傑作可讀。挪威誕生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03年的班生（Bjornstjerne Bjornson, 1832-1910），1920年的哈姆生（Knut Hamsun, 1859-1952），1928年的溫茜特（Sigrid Undset, 1882-1949）。
溫茜特以《克麗絲汀的一生》（Kristin Lavransdatter）為巔峰之作。中譯本兩大冊，長達約一千兩百頁，描述拒絕父權下的生命迴旋。哈姆生因《土地的成長》（The Growth of the Soil）的「原創性情節和風格」獲獎。他在致答時，向年輕人舉杯，寄望老人家「尊嚴優美地退後一步」。父權至上一直是挪威文學家刻畫的「事實記憶」、「情感記憶」和想移除的文明路障。
1903年，班生獲獎。這份「貴重禮物」更是難以想像。用現在的話說，班生是「挪威獨立」的「分離主義」作家。在「統獨之爭」正酣時，瑞典竟然把這最高榮譽頒給他，美麗得不可想像。就像中國把最高榮譽頒給「疆獨」、「藏獨」人士，或是達賴喇嘛。可能嗎？
頒獎辭更「誇張」。瑞典學院以空前，也可能絕後的話讚頌班生：「沒有任何國家的國歌，像班生為挪威所作的〈是的，我們愛祖國〉那麼動人。」
誰能想像，中國把最高桂冠頒給一位台灣人，讚譽他或她：「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寫的國歌，像他（或她）寫的台灣國歌那麼棒。」這純屬假想，台灣從來沒有國歌。
瑞典人把諾貝爾文學獎經營得如此崇高。班生的致答辭也展現一代大文豪的風範：「多年以來，我和我的同胞致力追求挪威在聯盟國家中的地位。這種追求，對貴國是難堪的經驗。不過，挪威獲得平等的地位，應該也是貴國的光榮。」
在國家認同和新舊觀念內外對立的當年挪威，班生難以認同失敗主義和悲觀主義。他激勵作家：「作家應當挑起更大的責任，因為他是帶領人類前進的舵手。」
如今已是當世「母親和兒童的人間天堂」
卡蜜拉（Camilla Collett, 1813-1895）是挪威文學寫實主義的開創者。她的代表作《首長的女兒》（The District Governor's Daughters）出版於1850年代，描述女性的時代苦悶和難題，被視為挪威首部女權主義的現代小說。簡潔隨性的寫作調性，表現出揚棄舊形式的風格。
現實生活中，卡蜜拉是個「叛逆」的女兒。父兄都卓富聲望。她卻有自己的想法和選擇，導致父女反目，兄妹失和。她拒絕父權主宰，因愛結合。丈夫過世後，她被迫賣掉房子，還是無力養活四個孩子，只好把較大的三人送給親戚收養。寧可忍痛割愛，也要為女性的獨立自主奮戰。她是挪威最早的女權運動者。1895年，卡蜜拉死於奧斯陸。她的雕像塑立於挪威王宮。
挪威天寒地凍，曾經「兒童悲慘」，「母親悲傷」。窮苦迷信的挪威母親棄嬰後，在逃避制裁中倉皇度日。代代文豪為女性攻堅傳統，傾心護航。挪威如今已是當世「母親和兒童的人間天堂」。透過文學小說，我們得以跨越百年時空，感同身受挪威國家心靈的成長。
易卜生和班生的全身雕像分立在奧斯陸國家戲劇院兩旁，儼然是挪威靈魂的守護神，注視著廣場上的人來人往。卡蜜拉是唯一立像在王宮庭院的平民。她既是開創者，也是弱勢者。挪威的王宮象徵挪威，挪威人對她的情感記憶真的無與倫比嗎？
「不然，要放在哪裡？」
「有什麼地方比王宮更適合嗎？」
「挪威克朗的百元鈔票，以前用的就是卡蜜拉的人像。」
這是挪威人給我的回答。
（本文選自即將於遠流出版的《驚喜挪威》）
【2009/05/01 聯合報】@ http://udn.com/
28 April 2009
奇人蒼生 和一本不隨便的書
【聯合報╱林懷民】 2009.04.28 02:58 am
Seven Eleven，Starbucks，家樂福，這些影響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機構登陸台灣，他是推手。左岸咖啡這類產品的精神與形貌，也有他的斟酌。
但是，這位統一集團的總裁，據說，開會時常會講出同仁聽不懂的話，提出奇怪的主張。
譬如，統一曾贊助劉寧生環航世界一周；大陸的統一目前正在青海進行黃河源頭的淨溪環保工作。這些，與促銷無直接關係，也不大鑼大鼓地宣揚。
企業界覺得林蒼生是奇人。
他寡言，低調，沒看過他皺眉頭，只記得他笑瞇瞇的樣子。他在東區的辦公室遙遙面對那巨大匕首似的一○一大樓；十坪左右的房間，像個書齋，磁場美麗，能量優雅。坐下來，他談佛說禪，講《易經》，講水的品質如何影響生命的能量，又說2012年起，世界進入水瓶座世紀，非邏輯的思考當道，是感性的時代。然後，彷彿不好意思提，卻因實在有幾分得意而不得不提：統一的麵包廠播放莫札特的音樂給麵包聽。
坊間看得到的林蒼生履歷是這樣的：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服完兵役赴日本學習麵粉製作，返國加入統一麵粉廠，四十歲任統一企業副總經理，四十六歲升任總經理，六十歲任統一集團總裁。
這個履歷漏了一個重要的職銜：《草原》雜誌發行人兼社長。
其實林蒼生是嚴重的 文學青年
林蒼生是嚴重的文學青年。大學畢業後，到台北和朋友創辦的《草原》，以「緣於傳統．傲視現代」為口號，反思當時台灣文化界嚴重西化的現象，主張「是結束模仿、移植、生吞等等變調情形的時候了！是起步走向我們民族的文學藝術的時候了。」徵稿啟事明言：「《草原》要的稿件是一個字：土。寫得愈土，我們越喜歡。」
那是1967年，距離鄉土文學的風起雲湧早了八、九年。
《草原》發表陳映真、余光中、黃春明、施叔青、七等生、林文月這些名家作品。文學之外，兼及各門藝術，第二期更以大量篇幅刊登丘延亮的〈現階段民歌工作之總報告（1966-1967）〉，介紹許常惠、史惟亮的民歌採集，提到一位名叫陳達的恆春歌手。
這些年輕人的豪情也見諸雜誌的視覺面貌。廣告界美編高手郭承豐操刀，《草原》以17.5×23公分的特殊開本問世，字體的運用，大膽突出。追憶《草原》，大家總會提到「漂亮」，「帥」。
然而，像《現代文學》、《文季》、《劇場》這些同人雜誌，《草原》贏得文化界的喝采，銷路打不開，資金的周轉成為問題。
在澎湖當兵的林蒼生寫信給同志們打氣：「做下去，做下去，只靠勇氣支持，沒有其他……」
林蒼生賠完父母親給他辦雜誌的資金，《草原》宣布停刊。那三期雜誌為文學青年珍藏。而郭承豐的平面設計，林蒼生以娟秀字體書寫的詩箋小卡片更成為許多人尋覓收集的稀有「骨董」。《草原》，和寫出「春天是大地的謊言」詩句的林蒼生是文學界的一則美麗的傳說。
知曉了這段軼事，統一的飲料中有「飲冰室茶集」，「左岸咖啡」，就不是意外了。林蒼生自己從不提起《草原》的往事，別人提起時，他也不熱烈回應，但一貫的謙笑中，眼睛突然放光。
他紿終不能忘情。
四十九帖身心靈的 《隨便想想》
《草原》停刊四十一年後，林蒼生寫出一本書，不改低調客謙的本色，書名題為《隨便想想》。
四十九帖身心靈的省思，關於如何對待生命，如何生活，思路清明，講得透澈。一點也不隨便。
詩人的林蒼生問：多久沒好好看過月亮了？有多久沒光腳散步在軟軟泥土或青草上？
關於看月亮，他說，人們追求物質層面的事總是急迫的，精神層面的事總是遙遠。林蒼生問：多久沒有想起過年輕時候的雄心壯志了？關於光腳散步，他提醒我們，與自然共舞才是人類DNA的本性。
他認為，人們如能保持適當的飢餓感是比較健康的。因為人類進化過程中，餓的時候比飽足的時間多，我們的基因結構禁不起暴食暴飲。
他又問：地球轉動的速度仍是一樣，我們的生活節奏為何加快？
他說，幸福的感覺是人類幾千年文明所要找尋的「生命的答案」。而虛的數字的財富不是幸福；我們要培養「清富」的觀念，在飽足的環境中，保持「清淡」的心靈，不為物質的富裕所惑。
幸福的答案是「修行」。不是時間漫長的靜坐或特技姿態的瑜伽，只是簡單的調息，慢步，觀照，把心思單純化。
譬如看花，就只是看花，不要起心動念，讚頌花的美，進而想擁有。「平靜的心是與花的能量同步的必要條件。」林蒼生說：「心不平靜，能量的波動頻率相差太遠，無論如何，是交融不來的。」
「所有的心情世界，微笑的能量頻率是最高的，所以微笑的時候，比較不容易起妄念，比較容易看見心靈的蓮花。」他花了五個篇章闡述「微笑」，建議讀者勤加練習，「使微笑成一種習性，一種內在滿足的習性。」這種「獨自自知的微笑」使我們容易隨時感到「當下」。
林蒼生也勸讀者不要把得失心過度誇大，因為「成功、失敗，只是一件事情演變的過程中，某一個段落的狀態而已」，人們應該在意的是「當下」清明的觀照，才能「隨緣好去」。
林蒼生長年鑽研佛學，《隨便想想》是他的心得分享，每一帖都是禪宗意念的延伸。與一般佛學書籍不同，他不掉書袋，不訴諸權威，只是言簡意賅地譬說。譬如《金剛經》裡的「降伏其心」，他一針見血地說，就是「管理自己的思想」。
這些生活小事， 都是修行的大事
林蒼生總結佛法，除了「禪定」與「拜佛」，也包括了：
動作時的輕緩
任事時的清明
說話時的親切
走路時的悠閒
獨處時的自在
睡覺時的安詳
以及
無所不在的喜悅
「這些生活的小事，都是修行的大事。」因為「心靈的世界，事情是不分大小的」，跳過經文，跳過儀軌，如此簡明，如此溫暖，任何人都可以嘗試，實踐，任何人都可以「由低而高逐漸進步」。
在〈生活調息〉一帖，他提議，趕著去開會時，不要急，「安詳地呼吸幾次，然後很有信心地告訴自己，我開會時已經有很好的創意靈感出現。」
這是總裁的夫子自道嗎？
修行與思索會不會是浪漫的文學青年步入企業界後，安頓身心的法門？耕耘心田累積的智慧，會不會就是總裁綜理龐大集團的重要法寶？
《隨便想想》濃縮了佛法、哲學、養生學、能量科學……卻以溫婉，親切的漫談形式呈現；篇幅精短，大部分的章帖只有兩三頁。最讓人驚喜的是，林蒼生的文筆素樸明晰，清如流水，不可增減一字，是胡適之那一代名家的遺風。
因為這麼好看，我拿到書稿就展開資訊時代一目十行的本事快速閱讀，三帖之後才驚覺到自己手掬水月，一無所得。
林蒼生在書裡說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那麼匆忙。例如說喝一杯咖啡，也不知怎麼喝。只把咖啡當作飲料一口喝下，連香味都來不及品嘗。
《隨便想想》四十九帖開示，提醒，鼓勵，促人反思，要求沉澱。好吃的東西要慢慢咀嚼，我放在案頭，每天讀一帖，我的生活多出一份清靜的空間與安定的心。
辦過《草原》雜誌的林蒼生無忘初心，閱歷豐富的總裁提筆寫下他探索生命的吉光片羽，與社會分享。這本書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我期待他繼續「隨便想想」，再寫下去。
【2009/04/28 聯合報】@ http://udn.com/
Seven Eleven，Starbucks，家樂福，這些影響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機構登陸台灣，他是推手。左岸咖啡這類產品的精神與形貌，也有他的斟酌。
但是，這位統一集團的總裁，據說，開會時常會講出同仁聽不懂的話，提出奇怪的主張。
譬如，統一曾贊助劉寧生環航世界一周；大陸的統一目前正在青海進行黃河源頭的淨溪環保工作。這些，與促銷無直接關係，也不大鑼大鼓地宣揚。
企業界覺得林蒼生是奇人。
他寡言，低調，沒看過他皺眉頭，只記得他笑瞇瞇的樣子。他在東區的辦公室遙遙面對那巨大匕首似的一○一大樓；十坪左右的房間，像個書齋，磁場美麗，能量優雅。坐下來，他談佛說禪，講《易經》，講水的品質如何影響生命的能量，又說2012年起，世界進入水瓶座世紀，非邏輯的思考當道，是感性的時代。然後，彷彿不好意思提，卻因實在有幾分得意而不得不提：統一的麵包廠播放莫札特的音樂給麵包聽。
坊間看得到的林蒼生履歷是這樣的：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服完兵役赴日本學習麵粉製作，返國加入統一麵粉廠，四十歲任統一企業副總經理，四十六歲升任總經理，六十歲任統一集團總裁。
這個履歷漏了一個重要的職銜：《草原》雜誌發行人兼社長。
其實林蒼生是嚴重的 文學青年
林蒼生是嚴重的文學青年。大學畢業後，到台北和朋友創辦的《草原》，以「緣於傳統．傲視現代」為口號，反思當時台灣文化界嚴重西化的現象，主張「是結束模仿、移植、生吞等等變調情形的時候了！是起步走向我們民族的文學藝術的時候了。」徵稿啟事明言：「《草原》要的稿件是一個字：土。寫得愈土，我們越喜歡。」
那是1967年，距離鄉土文學的風起雲湧早了八、九年。
《草原》發表陳映真、余光中、黃春明、施叔青、七等生、林文月這些名家作品。文學之外，兼及各門藝術，第二期更以大量篇幅刊登丘延亮的〈現階段民歌工作之總報告（1966-1967）〉，介紹許常惠、史惟亮的民歌採集，提到一位名叫陳達的恆春歌手。
這些年輕人的豪情也見諸雜誌的視覺面貌。廣告界美編高手郭承豐操刀，《草原》以17.5×23公分的特殊開本問世，字體的運用，大膽突出。追憶《草原》，大家總會提到「漂亮」，「帥」。
然而，像《現代文學》、《文季》、《劇場》這些同人雜誌，《草原》贏得文化界的喝采，銷路打不開，資金的周轉成為問題。
在澎湖當兵的林蒼生寫信給同志們打氣：「做下去，做下去，只靠勇氣支持，沒有其他……」
林蒼生賠完父母親給他辦雜誌的資金，《草原》宣布停刊。那三期雜誌為文學青年珍藏。而郭承豐的平面設計，林蒼生以娟秀字體書寫的詩箋小卡片更成為許多人尋覓收集的稀有「骨董」。《草原》，和寫出「春天是大地的謊言」詩句的林蒼生是文學界的一則美麗的傳說。
知曉了這段軼事，統一的飲料中有「飲冰室茶集」，「左岸咖啡」，就不是意外了。林蒼生自己從不提起《草原》的往事，別人提起時，他也不熱烈回應，但一貫的謙笑中，眼睛突然放光。
他紿終不能忘情。
四十九帖身心靈的 《隨便想想》
《草原》停刊四十一年後，林蒼生寫出一本書，不改低調客謙的本色，書名題為《隨便想想》。
四十九帖身心靈的省思，關於如何對待生命，如何生活，思路清明，講得透澈。一點也不隨便。
詩人的林蒼生問：多久沒好好看過月亮了？有多久沒光腳散步在軟軟泥土或青草上？
關於看月亮，他說，人們追求物質層面的事總是急迫的，精神層面的事總是遙遠。林蒼生問：多久沒有想起過年輕時候的雄心壯志了？關於光腳散步，他提醒我們，與自然共舞才是人類DNA的本性。
他認為，人們如能保持適當的飢餓感是比較健康的。因為人類進化過程中，餓的時候比飽足的時間多，我們的基因結構禁不起暴食暴飲。
他又問：地球轉動的速度仍是一樣，我們的生活節奏為何加快？
他說，幸福的感覺是人類幾千年文明所要找尋的「生命的答案」。而虛的數字的財富不是幸福；我們要培養「清富」的觀念，在飽足的環境中，保持「清淡」的心靈，不為物質的富裕所惑。
幸福的答案是「修行」。不是時間漫長的靜坐或特技姿態的瑜伽，只是簡單的調息，慢步，觀照，把心思單純化。
譬如看花，就只是看花，不要起心動念，讚頌花的美，進而想擁有。「平靜的心是與花的能量同步的必要條件。」林蒼生說：「心不平靜，能量的波動頻率相差太遠，無論如何，是交融不來的。」
「所有的心情世界，微笑的能量頻率是最高的，所以微笑的時候，比較不容易起妄念，比較容易看見心靈的蓮花。」他花了五個篇章闡述「微笑」，建議讀者勤加練習，「使微笑成一種習性，一種內在滿足的習性。」這種「獨自自知的微笑」使我們容易隨時感到「當下」。
林蒼生也勸讀者不要把得失心過度誇大，因為「成功、失敗，只是一件事情演變的過程中，某一個段落的狀態而已」，人們應該在意的是「當下」清明的觀照，才能「隨緣好去」。
林蒼生長年鑽研佛學，《隨便想想》是他的心得分享，每一帖都是禪宗意念的延伸。與一般佛學書籍不同，他不掉書袋，不訴諸權威，只是言簡意賅地譬說。譬如《金剛經》裡的「降伏其心」，他一針見血地說，就是「管理自己的思想」。
這些生活小事， 都是修行的大事
林蒼生總結佛法，除了「禪定」與「拜佛」，也包括了：
動作時的輕緩
任事時的清明
說話時的親切
走路時的悠閒
獨處時的自在
睡覺時的安詳
以及
無所不在的喜悅
「這些生活的小事，都是修行的大事。」因為「心靈的世界，事情是不分大小的」，跳過經文，跳過儀軌，如此簡明，如此溫暖，任何人都可以嘗試，實踐，任何人都可以「由低而高逐漸進步」。
在〈生活調息〉一帖，他提議，趕著去開會時，不要急，「安詳地呼吸幾次，然後很有信心地告訴自己，我開會時已經有很好的創意靈感出現。」
這是總裁的夫子自道嗎？
修行與思索會不會是浪漫的文學青年步入企業界後，安頓身心的法門？耕耘心田累積的智慧，會不會就是總裁綜理龐大集團的重要法寶？
《隨便想想》濃縮了佛法、哲學、養生學、能量科學……卻以溫婉，親切的漫談形式呈現；篇幅精短，大部分的章帖只有兩三頁。最讓人驚喜的是，林蒼生的文筆素樸明晰，清如流水，不可增減一字，是胡適之那一代名家的遺風。
因為這麼好看，我拿到書稿就展開資訊時代一目十行的本事快速閱讀，三帖之後才驚覺到自己手掬水月，一無所得。
林蒼生在書裡說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那麼匆忙。例如說喝一杯咖啡，也不知怎麼喝。只把咖啡當作飲料一口喝下，連香味都來不及品嘗。
《隨便想想》四十九帖開示，提醒，鼓勵，促人反思，要求沉澱。好吃的東西要慢慢咀嚼，我放在案頭，每天讀一帖，我的生活多出一份清靜的空間與安定的心。
辦過《草原》雜誌的林蒼生無忘初心，閱歷豐富的總裁提筆寫下他探索生命的吉光片羽，與社會分享。這本書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我期待他繼續「隨便想想」，再寫下去。
【2009/04/28 聯合報】@ http://udn.com/
24 April 2009
神奇人物 三毛
【聯合報╱陸達誠】 2009.04.24 04:44 am
《聯合報》邀請三毛演講，假耕莘大禮堂舉行。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整個大禮堂爆滿，排隊排到馬路上的盛況……
在寫作會的眾多講師之中，自然不能不提三毛。當年她成名的時候，我人在國外，完全沒聽過她的名字，回國後才知道國內有這麼一個極受歡迎的女作家。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聯合報》的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我還記得那次是許台英女士得小說首獎。我坐在前面幾排，跟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很近。忽然兩姐妹跳了起來，跑向一個剛走進來的人，身穿黑衣，披著黑長髮，正是剛剛喪夫，從西班牙回國的三毛。
朱天文她們圍著三毛問她近況，她說了沒幾句，兩行眼淚就落了下來。我遠遠地看著，印象非常深刻。
不久之後，某日馬叔禮邀請我參加一場通靈活動。由於當年研究馬賽爾的關係，我對通靈活動並不排斥，基於研究的立場，更覺得有一探的必要，因此便答應了。
那天晚上，我和「三三」集團的一群年輕作家，齊聚在朱西甯先生家中，三毛也在場。在一雙方桌的四面，男女各半對坐，各用一手指點住畫有箭頭的碟背，請碟仙降來。之後碟子開始轉動，大家輪流發問，碟子便會轉到紙上的文字給出答案。
在場的都是博學多聞的人，請來的碟仙也跟別人不同，國父、司馬相如之類的古人全都請來過。我難免半信半疑，但是其他人都很可靠，應該不致刻意移動碟子作假。
三毛請出來的，自然是她的丈夫荷西。碟仙回答她的種種問題都很正常，由於知道丈夫仍在身邊，三毛的心情大為振奮。
散會後，我順道載她回家。在談話中，我老實告訴她，我沒讀過她的書，她並不介意，要送我五本她的著作。她還告訴我，雖然她是基督徒，不過正在考慮受洗當修女。我心裡覺得不太可能，因為修道需要極大的決心，以她當時的狀況，不太適合做這種決定。
不過，經由這次的交談，從此我也成了她的忠實讀者。
一周後，陳銘磻請三毛來耕莘領獎，我又有機會和她暢談，彼此更加熟絡了。
那時作家凌晨在警廣主持廣播節目《平安夜》，每晚十一點到十二點播出，我常常收聽，還會把她的節目錄下來，有時心情鬱悶睡不著，聽聽錄好的節目，很快就能放鬆沉入夢鄉。邊聽她的節目邊讀三毛的書，可說是閱讀和聽覺上的雙重享受。
後來我請三毛和凌晨一起來耕莘開座談會，我上台做開場白，說：「我現在最喜歡『聽凌晨，看三毛』。」聽得兩人哈哈大笑。
會後，我和夏婉雲招待她們吃餃子，席間有人要求我拉手風琴，我便拉一曲'Merry widow'（譯名：〈風流寡婦〉）調侃三毛，自己忍不住邊拉邊笑，她也毫不在意。
又過了一陣子，《聯合報》邀請三毛演講，假耕莘大禮堂舉行。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整個大禮堂爆滿，排隊排到馬路上的盛況。
那次照例是我上台介紹她，我本想稱她為「傳奇人物」，但由於國語不太靈光，一時想不起來「傳」字應該讀「船」或是「賺」，一急之下竟衝口說三毛是「神奇人物」，實在很尷尬。而且那次演講全文之後在聯合副刊上刊登，也不知有沒有把我的口誤改掉。
三毛有時會請我去家中聚餐，她家是江浙人，我可以和她父母講上海話。當三毛沉浸在悲傷中時，會不時透露自殺的念頭。有一回她父親便當著我和凌晨的面斬釘截鐵地說：「我永遠不會寬恕殺我女兒的人。」意即若三毛自殺，絕不原諒她。三毛聽了父親的重話，從此便不敢再說出想自殺的言語了。
此後，三毛對通靈越來越熱中。試過碟仙後，她改用錢仙，當她讀完我送她的馬賽爾演講集《人性尊嚴的存在背景》一書後，又學到自動書寫的方法。她在紙上用西班牙文寫一問句，她的手就會自動寫出答案，她就以這種方式和亡夫溝通，每次結束後還會打電話告訴我談話內容。
我對於通靈始終是抱著「好奇」和「研究」的心態，嘗試一次就夠了，實在不宜太過深入。看她如此熱中，心中難免不安。但是她每次得到的資訊都算相當正常，而且她可以從中找到化解悲傷的力量，總比動不動想自殺來得好，因此我也不方便出言勸阻。
然而之後還是出了麻煩。一天夜裡，她用自動書寫和荷西交談，荷西要求三毛為她獻彌撒。三毛提出三位神父的名字問：「你覺得讓這三位主持彌撒可好？」
誰知對方卻斬釘截鐵地回答：「不要。這三個都不是好人。」
這時三毛起了疑心，懷疑此時和她交談的人已經不是荷西，便用耶穌之名命令對方說出他的真實身分。她的手動了起來，用粗大的字跡寫出幾個西班牙字：「魔鬼神。」
三毛大吃一驚，發現有惡魔侵入她和荷西的溝通管道，立刻停止書寫，命令惡魔離開，抓著十字架整夜祈禱、發抖。
第二天下午，她來耕莘文教院找我，告訴我事情經過，並且給我看前晚寫下的交談紀錄。我看到那粗大的魔鬼簽名，也是嚇了一大跳。為了安撫她，我為她奉獻了一台彌撒，並讓她戴上隆重祝聖過的法國帶回來的顯靈聖牌，她戴了之後，情緒逐漸安定下來。
接下來一年，她的生活忙碌而充實，過得相當穩定，也沒再接觸通靈之類的事物，並且不斷地行善。她曾告訴我，她每次收到稿費都會分成六份，捐給不同的慈善團體。我非常感動。
這裡還得再談談徐訏先生，也就是三毛的乾爸。
當年我在上海時，就讀過徐訏的《風蕭蕭》，不過一直到了當上寫作會會長，才有機會和徐先生結識。那時徐先生應高信疆先生邀請來台演講，耕莘自然也邀請了他，我和他交換了名片，聊了一會。直到和三毛談天，知道徐先生是她的乾爸，心中倍感親切。
後來我去香港，拜訪「中國新聞分析」的勞達一神父（Fr. Ladany S. J.，匈牙利籍），他對我說：「我下午要去醫院探望徐訏先生，你要不要一起來？」我這才知道徐先生病了，便跟著一起去探病。
徐先生住在香港雷敦治醫院，他的肺癌已經相當嚴重，由於醫護和家人的隱瞞，他自己還不知道病情，以為是肺結核。徐先生見了我，很高興地和我招呼。我應勞神父的要求，用上海話為徐先生講了四十幾分鐘的道理。
講完後，徐先生說：「你們真幸運，從小就有信仰。像我這麼老了才要投入信仰，已經晚了。」據勞神父說，徐先生近幾年一直在考慮受洗，卻總是沒下決心。
當我離開醫院的時候，心裡明白，以後再也見不到徐先生了。那時三毛人在西班牙，我寫信告訴她這件事，她一收到信便急著打電話回來問候，可惜徐先生已經過世了。
勞神父告訴我，徐先生在過世前幾天，終於在醫院的教堂裡領了洗。他原本一直焦躁不安，領洗後就平靜了下來，走得很安詳。
只是，三毛難忍悲痛，再度用自動書寫和徐先生溝通。徐先生告訴她：「我很好，生活在一個光明平安的世界裡，不用擔心。妳幫我寫信給我家人吧。」三毛藉自動書寫寫下了徐先生的家書，徐太太後來拿了其中幾封給我看，並且告訴我，信尾的「徐訏」簽名真的很像本人的字跡。徐先生有個女兒在美國，由於她通曉法文，給她的信便是用法文寫的。三毛本身不諳法文，還是寫出來之後拿給朋友看，才知道那是法文。
之後，在《皇冠》雜誌上讀到三毛似乎曾參加「觀落陰」的活動。這類活動實在太過接近彼世，讓我覺得不太妙。但是我跟她見面機會不算多，總不能一見面就干涉人家的私事，只好保持緘默。況且，做為一個文學創作者，保持旺盛的好奇心也是必要的。沒有想到，不久就傳來她在榮總過世的消息。據她母親說，她去世前半個月，還曾告訴母親，她想做修女，只是這心願再也沒機會實現了。
各種流言繪聲繪影，說三毛的早逝是她熱中通靈造成的，我個人不敢斷言。我只相信，這樣一位善良真誠又熱情的女性，即使離開了人世，天主一定會引導她的。
●陸達誠《誤闖台灣藝文海域的神父》新書發表會5月2日下午三點半在耕莘文教院舉行，會中將分享他與文壇友人三毛、朱西甯、琦君等人的真摯情誼，歡迎文友參與。詢問電話：（02）2365-5615分機320，或上網查詢：http://www.tiencf.org.tw。
【2009/04/23 聯合報】@ http://udn.com/
《聯合報》邀請三毛演講，假耕莘大禮堂舉行。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整個大禮堂爆滿，排隊排到馬路上的盛況……
在寫作會的眾多講師之中，自然不能不提三毛。當年她成名的時候，我人在國外，完全沒聽過她的名字，回國後才知道國內有這麼一個極受歡迎的女作家。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聯合報》的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我還記得那次是許台英女士得小說首獎。我坐在前面幾排，跟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很近。忽然兩姐妹跳了起來，跑向一個剛走進來的人，身穿黑衣，披著黑長髮，正是剛剛喪夫，從西班牙回國的三毛。
朱天文她們圍著三毛問她近況，她說了沒幾句，兩行眼淚就落了下來。我遠遠地看著，印象非常深刻。
不久之後，某日馬叔禮邀請我參加一場通靈活動。由於當年研究馬賽爾的關係，我對通靈活動並不排斥，基於研究的立場，更覺得有一探的必要，因此便答應了。
那天晚上，我和「三三」集團的一群年輕作家，齊聚在朱西甯先生家中，三毛也在場。在一雙方桌的四面，男女各半對坐，各用一手指點住畫有箭頭的碟背，請碟仙降來。之後碟子開始轉動，大家輪流發問，碟子便會轉到紙上的文字給出答案。
在場的都是博學多聞的人，請來的碟仙也跟別人不同，國父、司馬相如之類的古人全都請來過。我難免半信半疑，但是其他人都很可靠，應該不致刻意移動碟子作假。
三毛請出來的，自然是她的丈夫荷西。碟仙回答她的種種問題都很正常，由於知道丈夫仍在身邊，三毛的心情大為振奮。
散會後，我順道載她回家。在談話中，我老實告訴她，我沒讀過她的書，她並不介意，要送我五本她的著作。她還告訴我，雖然她是基督徒，不過正在考慮受洗當修女。我心裡覺得不太可能，因為修道需要極大的決心，以她當時的狀況，不太適合做這種決定。
不過，經由這次的交談，從此我也成了她的忠實讀者。
一周後，陳銘磻請三毛來耕莘領獎，我又有機會和她暢談，彼此更加熟絡了。
那時作家凌晨在警廣主持廣播節目《平安夜》，每晚十一點到十二點播出，我常常收聽，還會把她的節目錄下來，有時心情鬱悶睡不著，聽聽錄好的節目，很快就能放鬆沉入夢鄉。邊聽她的節目邊讀三毛的書，可說是閱讀和聽覺上的雙重享受。
後來我請三毛和凌晨一起來耕莘開座談會，我上台做開場白，說：「我現在最喜歡『聽凌晨，看三毛』。」聽得兩人哈哈大笑。
會後，我和夏婉雲招待她們吃餃子，席間有人要求我拉手風琴，我便拉一曲'Merry widow'（譯名：〈風流寡婦〉）調侃三毛，自己忍不住邊拉邊笑，她也毫不在意。
又過了一陣子，《聯合報》邀請三毛演講，假耕莘大禮堂舉行。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整個大禮堂爆滿，排隊排到馬路上的盛況。
那次照例是我上台介紹她，我本想稱她為「傳奇人物」，但由於國語不太靈光，一時想不起來「傳」字應該讀「船」或是「賺」，一急之下竟衝口說三毛是「神奇人物」，實在很尷尬。而且那次演講全文之後在聯合副刊上刊登，也不知有沒有把我的口誤改掉。
三毛有時會請我去家中聚餐，她家是江浙人，我可以和她父母講上海話。當三毛沉浸在悲傷中時，會不時透露自殺的念頭。有一回她父親便當著我和凌晨的面斬釘截鐵地說：「我永遠不會寬恕殺我女兒的人。」意即若三毛自殺，絕不原諒她。三毛聽了父親的重話，從此便不敢再說出想自殺的言語了。
此後，三毛對通靈越來越熱中。試過碟仙後，她改用錢仙，當她讀完我送她的馬賽爾演講集《人性尊嚴的存在背景》一書後，又學到自動書寫的方法。她在紙上用西班牙文寫一問句，她的手就會自動寫出答案，她就以這種方式和亡夫溝通，每次結束後還會打電話告訴我談話內容。
我對於通靈始終是抱著「好奇」和「研究」的心態，嘗試一次就夠了，實在不宜太過深入。看她如此熱中，心中難免不安。但是她每次得到的資訊都算相當正常，而且她可以從中找到化解悲傷的力量，總比動不動想自殺來得好，因此我也不方便出言勸阻。
然而之後還是出了麻煩。一天夜裡，她用自動書寫和荷西交談，荷西要求三毛為她獻彌撒。三毛提出三位神父的名字問：「你覺得讓這三位主持彌撒可好？」
誰知對方卻斬釘截鐵地回答：「不要。這三個都不是好人。」
這時三毛起了疑心，懷疑此時和她交談的人已經不是荷西，便用耶穌之名命令對方說出他的真實身分。她的手動了起來，用粗大的字跡寫出幾個西班牙字：「魔鬼神。」
三毛大吃一驚，發現有惡魔侵入她和荷西的溝通管道，立刻停止書寫，命令惡魔離開，抓著十字架整夜祈禱、發抖。
第二天下午，她來耕莘文教院找我，告訴我事情經過，並且給我看前晚寫下的交談紀錄。我看到那粗大的魔鬼簽名，也是嚇了一大跳。為了安撫她，我為她奉獻了一台彌撒，並讓她戴上隆重祝聖過的法國帶回來的顯靈聖牌，她戴了之後，情緒逐漸安定下來。
接下來一年，她的生活忙碌而充實，過得相當穩定，也沒再接觸通靈之類的事物，並且不斷地行善。她曾告訴我，她每次收到稿費都會分成六份，捐給不同的慈善團體。我非常感動。
這裡還得再談談徐訏先生，也就是三毛的乾爸。
當年我在上海時，就讀過徐訏的《風蕭蕭》，不過一直到了當上寫作會會長，才有機會和徐先生結識。那時徐先生應高信疆先生邀請來台演講，耕莘自然也邀請了他，我和他交換了名片，聊了一會。直到和三毛談天，知道徐先生是她的乾爸，心中倍感親切。
後來我去香港，拜訪「中國新聞分析」的勞達一神父（Fr. Ladany S. J.，匈牙利籍），他對我說：「我下午要去醫院探望徐訏先生，你要不要一起來？」我這才知道徐先生病了，便跟著一起去探病。
徐先生住在香港雷敦治醫院，他的肺癌已經相當嚴重，由於醫護和家人的隱瞞，他自己還不知道病情，以為是肺結核。徐先生見了我，很高興地和我招呼。我應勞神父的要求，用上海話為徐先生講了四十幾分鐘的道理。
講完後，徐先生說：「你們真幸運，從小就有信仰。像我這麼老了才要投入信仰，已經晚了。」據勞神父說，徐先生近幾年一直在考慮受洗，卻總是沒下決心。
當我離開醫院的時候，心裡明白，以後再也見不到徐先生了。那時三毛人在西班牙，我寫信告訴她這件事，她一收到信便急著打電話回來問候，可惜徐先生已經過世了。
勞神父告訴我，徐先生在過世前幾天，終於在醫院的教堂裡領了洗。他原本一直焦躁不安，領洗後就平靜了下來，走得很安詳。
只是，三毛難忍悲痛，再度用自動書寫和徐先生溝通。徐先生告訴她：「我很好，生活在一個光明平安的世界裡，不用擔心。妳幫我寫信給我家人吧。」三毛藉自動書寫寫下了徐先生的家書，徐太太後來拿了其中幾封給我看，並且告訴我，信尾的「徐訏」簽名真的很像本人的字跡。徐先生有個女兒在美國，由於她通曉法文，給她的信便是用法文寫的。三毛本身不諳法文，還是寫出來之後拿給朋友看，才知道那是法文。
之後，在《皇冠》雜誌上讀到三毛似乎曾參加「觀落陰」的活動。這類活動實在太過接近彼世，讓我覺得不太妙。但是我跟她見面機會不算多，總不能一見面就干涉人家的私事，只好保持緘默。況且，做為一個文學創作者，保持旺盛的好奇心也是必要的。沒有想到，不久就傳來她在榮總過世的消息。據她母親說，她去世前半個月，還曾告訴母親，她想做修女，只是這心願再也沒機會實現了。
各種流言繪聲繪影，說三毛的早逝是她熱中通靈造成的，我個人不敢斷言。我只相信，這樣一位善良真誠又熱情的女性，即使離開了人世，天主一定會引導她的。
●陸達誠《誤闖台灣藝文海域的神父》新書發表會5月2日下午三點半在耕莘文教院舉行，會中將分享他與文壇友人三毛、朱西甯、琦君等人的真摯情誼，歡迎文友參與。詢問電話：（02）2365-5615分機320，或上網查詢：http://www.tiencf.org.tw。
【2009/04/23 聯合報】@ http://udn.com/
13 April 2009
所有一切都將成為未來的廢墟
【聯合報╱姚瑞中／文】 2009.04.13 04:05 am
沒有廢墟的話就不可能有文明，如同沒有地獄就不會有天堂一般，這個世界永遠都存在著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愛慾與仇恨。每每瞎晃都會邊緣磨蹭時光，隱隱感受城市巨獸正以某種不可預知的力量暗自變化，並用前所未有的更新姿態向我們迎面走來；深藏在暗黑角落中窺視著現實生活中的莫名毀滅力量，無時無刻以不可見的方式潛入意識，卻又察覺不到它的存在。
這十餘年來拍攝廢墟，不免有許多感觸及體悟，我們並非生下來然後死去，而是一直都在死去；萬物在冥冥之中皆預先被設定了生命周期，隨著外在軀殼腐朽與毀壞，轉而以另一種形式顯現，注定成為它自己不毀肉身的遺骸，並以此遺骸保有它的神聖光環。面對這些隱藏於真實世界下的廢物世界，對應於我們所謂的幸福生活，它們的存在從某方面來講，甚至比真實世界還要「真實」，比完美之物還要「完美」，「殘渣」概念建立於一個相對性意義之上，並與真實人生周旋。
每每在廢墟前頻頻回首，留下無人空景之影像，內心宛若填不完的黑洞，總是與廢墟相對無言；雖不太清楚東奔西跑、鬼混閒晃，是為了欣賞廢墟，還是被廢墟觀看，若說「對象物」是面鏡子的話，那我大概是想藉此逃避不願面對鏡中的那個「我」，遁入鏡內無人跡的幻境中放逐。有時不免覺得變態，或可說是某種偏執，但更多時候是一種莫名的自我追尋；藉由追尋廢墟，觀照內心深處那座已然半頹圮的孤獨心靈，展開自我療傷式的影像對話，但在看盡世間眾多被人們遺忘的角落後，卻更加無語與無解……
天上繁星如此燦爛，有些超新星正在膨脹，某些白矮星已然毀滅，在宇宙悠悠洪荒裡，各形各色的「廢墟」無所不在；在我等凡人存在的短暫瞬間，雖無物不廢，但或許廢墟的無言，正揭示了自然中不變的生滅法則，過多的留念與再造，皆扭曲暗藏其中之寓言。若能有所頓悟，廢墟也就不再只是廢墟而已，而是人生必經的某種體悟。
正因所有一切都將成未來的廢墟，所以每個當下皆為新生，每秒過往皆已死去。若能體會這點，也許面對生老病死，或在時間流逝下終將全軍覆沒的任何建築，不都正如《金剛經》所言「如夢幻泡影」般，對於曾有的物質性存在，都應作「如露亦如電」的如是觀；大至星辰、微若沙礫，聖如殿堂、陋似廢墟，都不過是起心動念的瞬間，反射出人們內心深處的某片祕密風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台北學」系列講座：林崇傑主講〈台北市的城市願景〉，4月15日晚上七時於實踐大學（台北市大直街70號）A401舉行。
【2009/04/13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台北學系列3》台北、大阪 雙城記
台北學系列4》創意城市 台北
偽台北學 一種「野史」式的野
台北銅像散步
沒有廢墟的話就不可能有文明，如同沒有地獄就不會有天堂一般，這個世界永遠都存在著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愛慾與仇恨。每每瞎晃都會邊緣磨蹭時光，隱隱感受城市巨獸正以某種不可預知的力量暗自變化，並用前所未有的更新姿態向我們迎面走來；深藏在暗黑角落中窺視著現實生活中的莫名毀滅力量，無時無刻以不可見的方式潛入意識，卻又察覺不到它的存在。
這十餘年來拍攝廢墟，不免有許多感觸及體悟，我們並非生下來然後死去，而是一直都在死去；萬物在冥冥之中皆預先被設定了生命周期，隨著外在軀殼腐朽與毀壞，轉而以另一種形式顯現，注定成為它自己不毀肉身的遺骸，並以此遺骸保有它的神聖光環。面對這些隱藏於真實世界下的廢物世界，對應於我們所謂的幸福生活，它們的存在從某方面來講，甚至比真實世界還要「真實」，比完美之物還要「完美」，「殘渣」概念建立於一個相對性意義之上，並與真實人生周旋。
每每在廢墟前頻頻回首，留下無人空景之影像，內心宛若填不完的黑洞，總是與廢墟相對無言；雖不太清楚東奔西跑、鬼混閒晃，是為了欣賞廢墟，還是被廢墟觀看，若說「對象物」是面鏡子的話，那我大概是想藉此逃避不願面對鏡中的那個「我」，遁入鏡內無人跡的幻境中放逐。有時不免覺得變態，或可說是某種偏執，但更多時候是一種莫名的自我追尋；藉由追尋廢墟，觀照內心深處那座已然半頹圮的孤獨心靈，展開自我療傷式的影像對話，但在看盡世間眾多被人們遺忘的角落後，卻更加無語與無解……
天上繁星如此燦爛，有些超新星正在膨脹，某些白矮星已然毀滅，在宇宙悠悠洪荒裡，各形各色的「廢墟」無所不在；在我等凡人存在的短暫瞬間，雖無物不廢，但或許廢墟的無言，正揭示了自然中不變的生滅法則，過多的留念與再造，皆扭曲暗藏其中之寓言。若能有所頓悟，廢墟也就不再只是廢墟而已，而是人生必經的某種體悟。
正因所有一切都將成未來的廢墟，所以每個當下皆為新生，每秒過往皆已死去。若能體會這點，也許面對生老病死，或在時間流逝下終將全軍覆沒的任何建築，不都正如《金剛經》所言「如夢幻泡影」般，對於曾有的物質性存在，都應作「如露亦如電」的如是觀；大至星辰、微若沙礫，聖如殿堂、陋似廢墟，都不過是起心動念的瞬間，反射出人們內心深處的某片祕密風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台北學」系列講座：林崇傑主講〈台北市的城市願景〉，4月15日晚上七時於實踐大學（台北市大直街70號）A401舉行。
【2009/04/13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台北學系列3》台北、大阪 雙城記
台北學系列4》創意城市 台北
偽台北學 一種「野史」式的野
台北銅像散步
16 March 2009
台北銅像散步
【聯合報╱李清志／文】 2009.03.16 02:41 am
一座政治強權影響下的城市，基本上喜歡採用巴洛克的軸線系統，在都市中建立紀念性的空間架構，筆直寬廣的大道、對稱高聳的紀念塔，或是道路軸線圓環上，做為視覺焦點的紀念性銅像。特別是強權領導者，更喜歡大量製作政治人物銅像，做為都市空間中的宣傳圖騰，並兼具統御空間的權力表徵。
銅像麻木症候群
台灣地區過去在軍政統治的影響下，銅像數量之多，曾經是世界上銅像密度僅次於北韓的國家，其中以國父孫中山先生與總統蔣公的銅像占大多數。不過在解嚴後，許多地方的銅像相繼遭拆除，有人甚至提議將所有被拆除的蔣公銅像，送至鳳山陸軍官校，成立一座「中正園」，可見其數量之多。不過這項提議卻也同時顯示，國人對於拆除過去政治人物銅像時，心中的尷尬矛盾與無形恐懼。
台北市敦化南北路曾經是外國友人由松山國際機場入境後，必經的重要大道。因此整條敦化南北路上，便出現過三座大型圓環，圓環上也都站立著黨國元老的銅像，分別是位於南京東路口的吳稚暉銅像、八德路口的蔣中正銅像，以及仁愛路的于右任銅像。隨著台北市區的交通不斷成長，南京東路圓環與八德路圓環先後被拆除，連帶地吳稚暉銅像及蔣中正銅像也遭拆除（吳稚暉銅像被移至現在的至善公園內），只剩下仁愛路上的于右任銅像。
當年一份調查報告發現，許多每天經過仁愛圓環的人，其實根本不知道銅像到底是誰，這個現象顯示許多市民患了「銅像麻木症候群」，他們對於生活空間中的銅像抱持著視而不見的態度，覺得這些銅像跟他們的城市生活，沒有關連，也沒有任何意義。後來于右任銅像也被拆除，銅像最後淪落到國父紀念館外的空地上，只有每天早上放著卡拉OK、跳著土風舞的歐巴桑陪伴著他。
改朝換代，銅像換人
日據時代的台北，也曾樹立許多的銅像（多為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或後藤新平等人的銅像）。當年的銅像製作精良，特別是銅像底座，不論是材質與形式，都十分精緻典雅。因此台灣光復之後，這些銅像被拆毀，但是底座卻被保留使用，台北市中山堂前的孫中山銅像底座，便是沿用祝辰巳的；而介壽公園內的林森銅像，則是沿用日本樺山資紀總督銅像底座；二二八公園內有一座至聖先師孔子塑像，底座豪華宏偉，塑像卻粗糙無比，肯定不是同一時期的作品。
很多人相信，銅像其實具有鎮邪的作用。台北市中山區的十四、十五號公園，原址在日據時代是日本人的公墓，埋葬許多日人的屍骨，光復後來台老兵，無處居住，就占據墓園、搭蓋違建，甚至以日人墓碑做為桌底支撐，或墊高床板的底座，當時的老兵想：打日本鬼子都打了八年，還怕這些日本鬼子嗎！
違建後來遭到拆除，闢建公園，地裡還挖出許多古老的日本人墳墓，甚至有石頭製的鳥居建築，人們才發現原來此地的人們「人鬼雜居」已有好一陣子了；如今綠地公園成為市區少有的優質空間，是台北市民休閒的好去處，公園角落豎立著岳飛騎馬雕像，底座上刻著「還我河山」的字樣，似乎是具有宣示主權以及鎮邪的作用。
小鎮洋人銅像
在民主時代中，銅像的設置考慮不再是歌頌政治功德或商業私利宣傳，而是去思考這座銅像與市民的日常生活、傳統記憶，甚至鄉土社區榮耀等之間的關係，才能讓市民免除心理上的政治侵犯與商業騷擾，真正感受到「這是個市民的城市」的歸屬感。
台北縣淡水鎮在道路安全島上設立了一座紀念人像，這座人像既不是孫中山，亦非任何政治人物，更沒有帶著任何商業色彩，而是一位留著鬍子的外國人──馬偕博士。雖然如此，這座紀念像卻遠比任何政治及商業銅像更受人歡迎，因為這位外國人的一生與淡水地區居民的歷史記憶息息相關，他的一生傳奇，其實也等於是淡水歷史的一部分。
從馬偕頭像向馬偕街望去，可以看見偕醫館建築以及淡水長老教會的歌德式尖塔，沿著路徑走下去，可以來一趟馬偕歷史之旅。最近淡水鎮又在淡水河邊為馬偕博士設置了一座銅像，銅像設置地點正是馬偕博士當年登陸的地方，當時馬偕博士上岸後，便屈膝跪在地上，雙手合十禱告上帝，展開了他在台灣不可思議的奉獻人生。
變裝銅像放輕鬆
銅像過去在台北市區總是顯得十分嚴肅，給人有政治壓力或畏懼的感覺，不過年輕一代對銅像已經有不同的看法，沒有了歷史的包袱與沉重心理，使得他們可以更輕鬆的看待銅像。
前一陣子，培養中學師資的師範大學校園，原本大門口矗立的蔣公銅像，竟然變裝成一位運動員，手持火把、頭綁頭巾，黝黑的膚色，令人聯想到歐巴馬先生，而路過的人竟然很少認出這個運動員就是蔣公銅像變裝而來的！師範學校竟然可以有如此大膽創意的舉動，的確令人刮目相看，同時也證明年輕一代已經沒有過去的戒嚴恐懼，而能以一種平常心來看待這些銅像。
漫步台北街頭，勘查銅像的蹤跡與源流，是一種趣味的城市觀察與偵探遊戲。從銅像身上，我們可以發現城市的歷史與身世，同時也可以讓我們重新省思我們到底居住在什麼樣的城市裡？值得你也去試試看。
●「台北學」系列講座：程文宗主講〈台北老屋與巷弄文化〉，3月18日晚上七時於實踐大學（台北市大直街70號）A401教室舉行。
【2009/03/16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台北學系列3》台北、大阪 雙城記
台北學系列4》創意城市 台北
偽台北學 一種「野史」式的野
所有一切都將成為未來的廢墟
一座政治強權影響下的城市，基本上喜歡採用巴洛克的軸線系統，在都市中建立紀念性的空間架構，筆直寬廣的大道、對稱高聳的紀念塔，或是道路軸線圓環上，做為視覺焦點的紀念性銅像。特別是強權領導者，更喜歡大量製作政治人物銅像，做為都市空間中的宣傳圖騰，並兼具統御空間的權力表徵。
銅像麻木症候群
台灣地區過去在軍政統治的影響下，銅像數量之多，曾經是世界上銅像密度僅次於北韓的國家，其中以國父孫中山先生與總統蔣公的銅像占大多數。不過在解嚴後，許多地方的銅像相繼遭拆除，有人甚至提議將所有被拆除的蔣公銅像，送至鳳山陸軍官校，成立一座「中正園」，可見其數量之多。不過這項提議卻也同時顯示，國人對於拆除過去政治人物銅像時，心中的尷尬矛盾與無形恐懼。
台北市敦化南北路曾經是外國友人由松山國際機場入境後，必經的重要大道。因此整條敦化南北路上，便出現過三座大型圓環，圓環上也都站立著黨國元老的銅像，分別是位於南京東路口的吳稚暉銅像、八德路口的蔣中正銅像，以及仁愛路的于右任銅像。隨著台北市區的交通不斷成長，南京東路圓環與八德路圓環先後被拆除，連帶地吳稚暉銅像及蔣中正銅像也遭拆除（吳稚暉銅像被移至現在的至善公園內），只剩下仁愛路上的于右任銅像。
當年一份調查報告發現，許多每天經過仁愛圓環的人，其實根本不知道銅像到底是誰，這個現象顯示許多市民患了「銅像麻木症候群」，他們對於生活空間中的銅像抱持著視而不見的態度，覺得這些銅像跟他們的城市生活，沒有關連，也沒有任何意義。後來于右任銅像也被拆除，銅像最後淪落到國父紀念館外的空地上，只有每天早上放著卡拉OK、跳著土風舞的歐巴桑陪伴著他。
改朝換代，銅像換人
日據時代的台北，也曾樹立許多的銅像（多為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或後藤新平等人的銅像）。當年的銅像製作精良，特別是銅像底座，不論是材質與形式，都十分精緻典雅。因此台灣光復之後，這些銅像被拆毀，但是底座卻被保留使用，台北市中山堂前的孫中山銅像底座，便是沿用祝辰巳的；而介壽公園內的林森銅像，則是沿用日本樺山資紀總督銅像底座；二二八公園內有一座至聖先師孔子塑像，底座豪華宏偉，塑像卻粗糙無比，肯定不是同一時期的作品。
很多人相信，銅像其實具有鎮邪的作用。台北市中山區的十四、十五號公園，原址在日據時代是日本人的公墓，埋葬許多日人的屍骨，光復後來台老兵，無處居住，就占據墓園、搭蓋違建，甚至以日人墓碑做為桌底支撐，或墊高床板的底座，當時的老兵想：打日本鬼子都打了八年，還怕這些日本鬼子嗎！
違建後來遭到拆除，闢建公園，地裡還挖出許多古老的日本人墳墓，甚至有石頭製的鳥居建築，人們才發現原來此地的人們「人鬼雜居」已有好一陣子了；如今綠地公園成為市區少有的優質空間，是台北市民休閒的好去處，公園角落豎立著岳飛騎馬雕像，底座上刻著「還我河山」的字樣，似乎是具有宣示主權以及鎮邪的作用。
小鎮洋人銅像
在民主時代中，銅像的設置考慮不再是歌頌政治功德或商業私利宣傳，而是去思考這座銅像與市民的日常生活、傳統記憶，甚至鄉土社區榮耀等之間的關係，才能讓市民免除心理上的政治侵犯與商業騷擾，真正感受到「這是個市民的城市」的歸屬感。
台北縣淡水鎮在道路安全島上設立了一座紀念人像，這座人像既不是孫中山，亦非任何政治人物，更沒有帶著任何商業色彩，而是一位留著鬍子的外國人──馬偕博士。雖然如此，這座紀念像卻遠比任何政治及商業銅像更受人歡迎，因為這位外國人的一生與淡水地區居民的歷史記憶息息相關，他的一生傳奇，其實也等於是淡水歷史的一部分。
從馬偕頭像向馬偕街望去，可以看見偕醫館建築以及淡水長老教會的歌德式尖塔，沿著路徑走下去，可以來一趟馬偕歷史之旅。最近淡水鎮又在淡水河邊為馬偕博士設置了一座銅像，銅像設置地點正是馬偕博士當年登陸的地方，當時馬偕博士上岸後，便屈膝跪在地上，雙手合十禱告上帝，展開了他在台灣不可思議的奉獻人生。
變裝銅像放輕鬆
銅像過去在台北市區總是顯得十分嚴肅，給人有政治壓力或畏懼的感覺，不過年輕一代對銅像已經有不同的看法，沒有了歷史的包袱與沉重心理，使得他們可以更輕鬆的看待銅像。
前一陣子，培養中學師資的師範大學校園，原本大門口矗立的蔣公銅像，竟然變裝成一位運動員，手持火把、頭綁頭巾，黝黑的膚色，令人聯想到歐巴馬先生，而路過的人竟然很少認出這個運動員就是蔣公銅像變裝而來的！師範學校竟然可以有如此大膽創意的舉動，的確令人刮目相看，同時也證明年輕一代已經沒有過去的戒嚴恐懼，而能以一種平常心來看待這些銅像。
漫步台北街頭，勘查銅像的蹤跡與源流，是一種趣味的城市觀察與偵探遊戲。從銅像身上，我們可以發現城市的歷史與身世，同時也可以讓我們重新省思我們到底居住在什麼樣的城市裡？值得你也去試試看。
●「台北學」系列講座：程文宗主講〈台北老屋與巷弄文化〉，3月18日晚上七時於實踐大學（台北市大直街70號）A401教室舉行。
【2009/03/16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台北學系列3》台北、大阪 雙城記
台北學系列4》創意城市 台北
偽台北學 一種「野史」式的野
所有一切都將成為未來的廢墟
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 (下)
【聯合報╱李渝】 2009.03.16 02:41 am
中國人漫長曲折的尋覓路
每一件失落的文物都是一個有機的個體，如同一個人，都在訴說著一個分離和漂流的故事。人間各種離散莫非都有得已和不得已的原因，「家」的定義有時是曖昧的，追根究柢，是否每件離走了的文物都必須回「家」才能產生意義？這可真是一道不容易解答的問題。
把索歸攏總綁在某種國族、民族、族群的大原則上，容易混淆局面、拖累主要訴求，招惹不必要的反感。一切都已經發生了，就事論事，個案處理，經由外交性的協商、斡旋等所謂軟身段來進行交涉，看來是比較能成事的，因為，「正義」在法律上並沒有版權，強權掠奪文物也未必百分百都是罪惡。
圓明園被掠的千萬件珍寶中，銅獸首的文化、政治意義固然飽滿，傳東晉顧愷之的唐摹本〈女史箴圖〉才是藝術的瑰寶。〈女史箴圖〉現藏大英博物館，是該館的驕藏，卻也是中國的心痛。中國會不會追討〈女史箴圖〉？目前似乎並無跡象。在要求文物回歸的聲浪越高，案件越多，輿論越偏向於原屬國的今日，如果英博人士晚上開始輾轉不能眠，此畫想必也是忡忡的憂心之一吧。只是從另一種角度看，圓明園自外來暴徒撤離後，落入本地人手中，無論是否因為戰亂貧窮無知等原因而不得已，就以在地繼續摧殘它的方式和程度來測度，〈女史箴圖〉卷軸留在原鄉，恐怕不是用來打狗就是已經生火燒飯不見了。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獸首開始出現在藝術交易市場以來，比如看見失散多年的子女在渺茫的世間突然再現，中國人走上了漫長曲折的尋覓路，逐步找回了牛、猴、虎、豬、馬五首。走過的路固然頗輾轉，未來面臨的只會更顛簸；國際間，現在每一件索歸案子出現，無不涉及國情、民心、歷史、文化、藝術、政治、經濟等，要在各種場地取得優勢，真像走鋼絲一樣難。美術館方面的交涉需要專業學識，而藝術交易市場更是只講法律和價碼，場上節節都是戰役，雖不見血，殺機一樣四伏，只是武器更精妙，方法更細膩，過程更迷離。
藝術唯創作和理論的純情時代早已經過去了。依附於藝術的各種運作早已具有自己的能動力，這藝術的延伸體今日已是巨獸一般龐大孔武，無人能等閑視之。包括了博物館學、藝術市場經營、藝術法律學等等，早已是文化先進地區的學院專修科目。如果能夠轉移一些熱情，和經濟能力，努力於專業焙煉，在危機意識還不夠，現有、現做的都還遠不足的華人國度，也許是更急迫的志業。
（下）【2009/03/16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上）
中國人漫長曲折的尋覓路
每一件失落的文物都是一個有機的個體，如同一個人，都在訴說著一個分離和漂流的故事。人間各種離散莫非都有得已和不得已的原因，「家」的定義有時是曖昧的，追根究柢，是否每件離走了的文物都必須回「家」才能產生意義？這可真是一道不容易解答的問題。
把索歸攏總綁在某種國族、民族、族群的大原則上，容易混淆局面、拖累主要訴求，招惹不必要的反感。一切都已經發生了，就事論事，個案處理，經由外交性的協商、斡旋等所謂軟身段來進行交涉，看來是比較能成事的，因為，「正義」在法律上並沒有版權，強權掠奪文物也未必百分百都是罪惡。
圓明園被掠的千萬件珍寶中，銅獸首的文化、政治意義固然飽滿，傳東晉顧愷之的唐摹本〈女史箴圖〉才是藝術的瑰寶。〈女史箴圖〉現藏大英博物館，是該館的驕藏，卻也是中國的心痛。中國會不會追討〈女史箴圖〉？目前似乎並無跡象。在要求文物回歸的聲浪越高，案件越多，輿論越偏向於原屬國的今日，如果英博人士晚上開始輾轉不能眠，此畫想必也是忡忡的憂心之一吧。只是從另一種角度看，圓明園自外來暴徒撤離後，落入本地人手中，無論是否因為戰亂貧窮無知等原因而不得已，就以在地繼續摧殘它的方式和程度來測度，〈女史箴圖〉卷軸留在原鄉，恐怕不是用來打狗就是已經生火燒飯不見了。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獸首開始出現在藝術交易市場以來，比如看見失散多年的子女在渺茫的世間突然再現，中國人走上了漫長曲折的尋覓路，逐步找回了牛、猴、虎、豬、馬五首。走過的路固然頗輾轉，未來面臨的只會更顛簸；國際間，現在每一件索歸案子出現，無不涉及國情、民心、歷史、文化、藝術、政治、經濟等，要在各種場地取得優勢，真像走鋼絲一樣難。美術館方面的交涉需要專業學識，而藝術交易市場更是只講法律和價碼，場上節節都是戰役，雖不見血，殺機一樣四伏，只是武器更精妙，方法更細膩，過程更迷離。
藝術唯創作和理論的純情時代早已經過去了。依附於藝術的各種運作早已具有自己的能動力，這藝術的延伸體今日已是巨獸一般龐大孔武，無人能等閑視之。包括了博物館學、藝術市場經營、藝術法律學等等，早已是文化先進地區的學院專修科目。如果能夠轉移一些熱情，和經濟能力，努力於專業焙煉，在危機意識還不夠，現有、現做的都還遠不足的華人國度，也許是更急迫的志業。
（下）【2009/03/16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上）
14 March 2009
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上）
【聯合報╱李渝】 2009.03.15 01:13 am
圓明園銅兔、鼠二首索歸事件
十二銅像的離散象徵了華夏的解體，這一巨大的歷史情結使獸首蘊生出豐滿的歷史和國族意義……
2008年十月，佳士得公司宣布將在法國巴黎拍賣圓明園十二生肖銅獸首中的兔、鼠二首，中國方面要求歸還被劫文物不得，正式訴之於公眾情緒和法律。從中方勸阻佳士得停止招拍被拒，到律師團向法方提出訴訟而失敗，中國商人高價得標卻聲稱不會付款以為抗議，到中、法之間發生國家級的齟齬，種種經過由媒體持續報導，各方熱烈反應，事情已經變成2009年國際藝術、政治的觸目事件。
「西洋樓」由郎世寧主持設計
圓明園，如今只存在在歷史記憶裡的園林建築，原址在北京西郊，園名源自佛教《愣嚴經》中的「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取一切圓滿光明的意思。康熙46年（公元1709年）前後開始興建，經過乾隆和雍正二朝的修葺和擴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英法聯軍合手搶劫、焚燒、摧毀以前，是一座集中國和西歐園林建築藝術之大成，被當時外籍人士驚讚為「萬園之園」的壯麗庭園。
圓明園本有三園──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十二銅獸首原來放在長春園的「西洋樓」園區。「西洋樓」由一組仿歐洲巴洛克風格的殿宇組成，乾隆12年（1747）開建，受命設計的是清季名畫家郎世寧。
身為義大利耶穌會教士的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年輕時在米蘭學習繪畫與建築，1715年來到中土，被康熙召進宮中，不能傳教，卻成為受寵遇的宮廷畫師，奉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達五十二年之久。郎世寧帶來歐洲的精密寫實主義，減除中國人不喜歡的陰陽明暗法，代之以中國界畫和工筆花鳥的嚴謹精緻的線描和填色，形成一種繁複、整齊、華美、勻淨的風格，留下了不少宮宇、出巡、駿馬、肖像、花卉、翎毛圖等，台北故宮收藏的〈八駿圖〉、〈百駿圖〉、〈聚瑞圖〉、〈乾隆皇帝大閱圖〉等都是精美的代表作。
十八世紀中國繪畫的主流是「揚州八怪」，文人畫傳統越發走向寫意和市民趣味，例如金農、羅聘、鄭燮等，追求的是筆墨的不羈，日常題材的樸素情趣，標揚與權勢和體制對立的狷逸氣質、在野精神。郎世寧細筆寫實，在中國人眼中，頗為拘謹呆板，雖然擬真，與文人畫的「以物寓志」、「借景抒情」的美學理念難得搭邊，又是宮廷御用畫家，作品多屬實用和裝飾，因此不被畫界重視，域外畫法雖然奇異，並沒有造成影響。他和數學家年希堯（？-1739）合著的《視學》是中國第一本視覺幾何專書，也沒引起古今多少注意。從出身到風格，郎世寧都屬於異類──另一個「漂流藝術家」的例子吧，但是在十八世紀中國和世界的接觸上，他具有時空意義，為皇室畫肖像和描繪宮廷生活，在沒有紀錄片的時代，也留下了珍貴有趣的史錄。古典中國繪畫史對這位外來者／異鄉人頗有禮數，給予了特殊的歷史地位和中肯的評價。
十二個時辰的水力鐘
郎世寧和其他宮廷畫家合作繪製，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詠》中，有一幅描畫「西洋樓」海晏堂，可看見，畫中在巴洛克式的宮殿樓門前的正中階下，有一座大型噴水池，池中央有噴水台，兩旁有二條石台，呈「八」字形向上展開，在這八字形的石台上，正是明白坐落著十二生肖獸首人身雕像──左邊（北側）一排有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雞、亥豬；右邊（南側）一排有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戌狗。都是每座底下蹲著穿袍的石質人身，上頭是紅銅質的獸首。
既是給皇帝造園林，材料自然屬頂級。紅銅是冶煉手續複雜的合金銅，內含多種貴重金屬，專家們說獸首，「外表色澤深沉、內蘊精光，歷經百年而不鏽蝕」，從佳士得圖片來看，所言不虛，百五十年後，座首並無鏽損模樣，依舊銅面滑潤，曖曖含光。有人說這些不過是水龍頭而已。水龍頭做得這樣好，還是能當藝術品的。
雕塑在古典中國從來沒能發展出類似繪畫的奧妙精深。兩個高峰時期，商周青銅和魏晉佛雕，前者是為禮儀，後者是為宗教，包括以後的瓷器在內，原型一旦訂立，往往一再重複，講究的是精工，涉及創新的地方很有限。既然是用作出水口，十二銅獸首自然也是實用功能性為多，屬於工藝作品。就工藝水平來說，它們的歐式設計比傳統中國設計的抽象形式化要更接近生物的生理體態，模樣有一種詼諧趣味，比如其中的馬首、猴首和鼠首，視覺效果頗可愛可親，鼠首還有點像今日動畫造型，倒也是傳統中國雕塑沒有的，這應該是郎世寧的功勞。
郎世寧主持設計，法國人蔣友仁（R. Michel.Benoist, 1715-1744）監修，清宮巧匠們建造，費時十二年而在乾隆24年（1759）「西洋樓」園區完成。據說十二生肖組成了有十二個時辰的水力鐘，每一時辰到時，負責的那一獸就會從口中噴出水來，正午時十二獸首一齊噴水，鐘聲共鳴。
那會是怎樣奇妙又壯麗的景象呢？
連在遙遠的法國，文豪雨果的遐思都給挑動了。
大文豪雨果曾呼籲歸還戰利品
1861年11月25日，雨果給剛戰勝回來的巴特勒上尉寫了一封信，抒寫了他想像中的圓明園：
在世界的一方曾有個奇蹟，它的名字叫圓明園。藝術有兩種原則：一種是理念，產生了歐洲藝術，另一種是幻想，產生了東方藝術。如同巴特農神廟是理念藝術的代表，圓明園是幻想藝術的代表，薈萃了一個民族幾乎超越人類想像力所能創作的全部成果。和巴特農不同的是，圓明園不但是一個絕無僅有、舉世無雙的傑作，而且堪稱夢幻藝術的崇高典範。請設想一種大家不知其妙、而又無法形容的建築，恍如月宮的建築吧，這就是圓明園了。請您用大理石、玉石、青銅，用瓷器，建造一個夢，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給它綴滿寶石，披上綢緞，這兒蓋神殿，那兒建後宮，造城樓，裡面放上神像、異獸，飾以琉璃、琺瑯、黃金、脂粉。請詩人出身的建築師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個夢，再添上一座座花園，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噴泉，加上成群的天鵝、朱鷺和孔雀。總而言之，請設想人類幻想的某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廟、是宮殿，那就是這座名園了。……人們常說：希臘有巴特農神廟，埃及有金字塔，羅馬有鬥獸場，巴黎有聖母院，而東方有圓明園。儘管有人不曾目擊，卻都在夢中見過它。這是一個驚撼而不知名的傑作，就像在朦朧的晨曦中，從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恍惚而遙遠地看見了亞洲文明的倩影。
只有雨果的文字力道才能把圓明園寫得如此如夢似幻吧。可是這封信近日被北京追索獸首有關人士引用，而且在中文網路上廣為流傳，更在於接下來的另二段文字：
一天，兩個強盜闖入圓明園，一個掠奪，一個縱火。似乎獲得勝利就可以當強盜了；兩個勝利者把大肆掠奪圓明園的所得對半分贓。……從前對巴特農神廟怎麼幹，現在對圓明園也怎麼幹，只是更徹底，更漂亮，以至於蕩然無存。……
在歷史面前，一個強盜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但是我抗議。我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申明：統治者所犯的罪行並不是被統治者的錯誤；政府有時是強盜，但人民永遠不會作強盜。
信結束處，雨果為被掠奪的華夏文明呼喚正義：
法蘭西帝國吞下了這次勝利的一半贓物，今天，帝國居然還天真地以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圓明園的富麗堂皇拿來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乾乾淨淨的法蘭西會把這份戰利品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
列強拆散十二生肖獸首，瓜分了中國，十二銅像的離散象徵了華夏的解體，這一巨大的歷史情結使獸首蘊生出豐滿的歷史和國族意義，中國人一心要使十二獸首團聚的激情應該是可以理解的。能誕生《馬賽曲》，和孕育雨果的法蘭西人，也是國族意識極為強烈的民族，這回怎麼像蒙頑了點，還是忘記了什麼似的呢？
越過百五十年的時光，雨果的信件為我們更新1860年的歷史記憶。典麗的散文，耿直的氣節，都是今日失落的美德，讀來依舊光輝燦爛，動人心弦。
埃及、烏克蘭還在搏鬥中
就像雨果信中所提，十八至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劫掠他國文物是國際性的；今日埃及、希臘、土耳其、印度等世界古文明地區，都在提舉類似追回圓明園獸首的案子。最近印度之父甘地的隨身物件如眼鏡、懷錶、鞋子等出現紐約市場，也引起索歸爭端，終究是由印籍商人買下送回印度而了結。諸多被索歸的文物中，如今高居國際公認第一名的是埃及美后娜芙緹緹頭像（Nefartiti），這是紀元前十四世紀的作品，造型、品質之美令人止觀屏息，就像蒙娜麗莎是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的代言人，娜芙緹緹也是埃及古藝術的代言人。這埃及國族的驕傲，1912年被德國考古學家發覺，蒙混運出埃及，存放在德國柏林埃及美術館。埃及官方由最高階層文化專家主持，盡全力索歸多年，今日還在搏鬥中。德方不但堅持所有權合法，連埃及要求借展也不答應，深怕一去不返。
還有2001年5月19日以色列強力剉走烏克蘭某公寓牆上留有的猶裔波蘭文作家／畫家舒茲（Bruno Schulz, 1892-1942）的壁畫，在波蘭、烏克蘭、以色列之間也造成了轟動國際的衝突，至今還在被討論著。這事我曾在〈夢的共和國──舒茲壁畫事件〉（《聯合報》2003-1-3／《世界日報》2002-1-23）裡介說過，這裡也就不再重複。2008年2月28日，爭執多年後，終於烏克蘭和以色列官方達成協議，正式簽訂合約，同意壁畫所有權歸屬烏克蘭，被剉走的部分現在借給耶路撒冷的雅法伸見證屠殺猶太人文物館展出二十年，期限到後，合約每五年自動更新一次。協議條件之一，是雅法伸為烏克蘭在卓荷比（舒茲故鄉）建立舒茲紀念館提供經協。二獸首事件發生的同時，正好《紐約時報》刊出壁畫展廊圖片。本來被淹沒在公寓廚房的壁畫，現在精工修整，慎重展出，萬人景仰，應該可算是一種差強人意的「快樂結局」（happy ending）吧。至於作品到底是留在故鄉卓荷比好呢，還是放到耶路撒冷好？恐怕只有請天上的舒茲來說話了。
（上）【2009/03/15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 (下)
圓明園銅兔、鼠二首索歸事件
十二銅像的離散象徵了華夏的解體，這一巨大的歷史情結使獸首蘊生出豐滿的歷史和國族意義……
2008年十月，佳士得公司宣布將在法國巴黎拍賣圓明園十二生肖銅獸首中的兔、鼠二首，中國方面要求歸還被劫文物不得，正式訴之於公眾情緒和法律。從中方勸阻佳士得停止招拍被拒，到律師團向法方提出訴訟而失敗，中國商人高價得標卻聲稱不會付款以為抗議，到中、法之間發生國家級的齟齬，種種經過由媒體持續報導，各方熱烈反應，事情已經變成2009年國際藝術、政治的觸目事件。
「西洋樓」由郎世寧主持設計
圓明園，如今只存在在歷史記憶裡的園林建築，原址在北京西郊，園名源自佛教《愣嚴經》中的「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取一切圓滿光明的意思。康熙46年（公元1709年）前後開始興建，經過乾隆和雍正二朝的修葺和擴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英法聯軍合手搶劫、焚燒、摧毀以前，是一座集中國和西歐園林建築藝術之大成，被當時外籍人士驚讚為「萬園之園」的壯麗庭園。
圓明園本有三園──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十二銅獸首原來放在長春園的「西洋樓」園區。「西洋樓」由一組仿歐洲巴洛克風格的殿宇組成，乾隆12年（1747）開建，受命設計的是清季名畫家郎世寧。
身為義大利耶穌會教士的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年輕時在米蘭學習繪畫與建築，1715年來到中土，被康熙召進宮中，不能傳教，卻成為受寵遇的宮廷畫師，奉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達五十二年之久。郎世寧帶來歐洲的精密寫實主義，減除中國人不喜歡的陰陽明暗法，代之以中國界畫和工筆花鳥的嚴謹精緻的線描和填色，形成一種繁複、整齊、華美、勻淨的風格，留下了不少宮宇、出巡、駿馬、肖像、花卉、翎毛圖等，台北故宮收藏的〈八駿圖〉、〈百駿圖〉、〈聚瑞圖〉、〈乾隆皇帝大閱圖〉等都是精美的代表作。
十八世紀中國繪畫的主流是「揚州八怪」，文人畫傳統越發走向寫意和市民趣味，例如金農、羅聘、鄭燮等，追求的是筆墨的不羈，日常題材的樸素情趣，標揚與權勢和體制對立的狷逸氣質、在野精神。郎世寧細筆寫實，在中國人眼中，頗為拘謹呆板，雖然擬真，與文人畫的「以物寓志」、「借景抒情」的美學理念難得搭邊，又是宮廷御用畫家，作品多屬實用和裝飾，因此不被畫界重視，域外畫法雖然奇異，並沒有造成影響。他和數學家年希堯（？-1739）合著的《視學》是中國第一本視覺幾何專書，也沒引起古今多少注意。從出身到風格，郎世寧都屬於異類──另一個「漂流藝術家」的例子吧，但是在十八世紀中國和世界的接觸上，他具有時空意義，為皇室畫肖像和描繪宮廷生活，在沒有紀錄片的時代，也留下了珍貴有趣的史錄。古典中國繪畫史對這位外來者／異鄉人頗有禮數，給予了特殊的歷史地位和中肯的評價。
十二個時辰的水力鐘
郎世寧和其他宮廷畫家合作繪製，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詠》中，有一幅描畫「西洋樓」海晏堂，可看見，畫中在巴洛克式的宮殿樓門前的正中階下，有一座大型噴水池，池中央有噴水台，兩旁有二條石台，呈「八」字形向上展開，在這八字形的石台上，正是明白坐落著十二生肖獸首人身雕像──左邊（北側）一排有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雞、亥豬；右邊（南側）一排有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戌狗。都是每座底下蹲著穿袍的石質人身，上頭是紅銅質的獸首。
既是給皇帝造園林，材料自然屬頂級。紅銅是冶煉手續複雜的合金銅，內含多種貴重金屬，專家們說獸首，「外表色澤深沉、內蘊精光，歷經百年而不鏽蝕」，從佳士得圖片來看，所言不虛，百五十年後，座首並無鏽損模樣，依舊銅面滑潤，曖曖含光。有人說這些不過是水龍頭而已。水龍頭做得這樣好，還是能當藝術品的。
雕塑在古典中國從來沒能發展出類似繪畫的奧妙精深。兩個高峰時期，商周青銅和魏晉佛雕，前者是為禮儀，後者是為宗教，包括以後的瓷器在內，原型一旦訂立，往往一再重複，講究的是精工，涉及創新的地方很有限。既然是用作出水口，十二銅獸首自然也是實用功能性為多，屬於工藝作品。就工藝水平來說，它們的歐式設計比傳統中國設計的抽象形式化要更接近生物的生理體態，模樣有一種詼諧趣味，比如其中的馬首、猴首和鼠首，視覺效果頗可愛可親，鼠首還有點像今日動畫造型，倒也是傳統中國雕塑沒有的，這應該是郎世寧的功勞。
郎世寧主持設計，法國人蔣友仁（R. Michel.Benoist, 1715-1744）監修，清宮巧匠們建造，費時十二年而在乾隆24年（1759）「西洋樓」園區完成。據說十二生肖組成了有十二個時辰的水力鐘，每一時辰到時，負責的那一獸就會從口中噴出水來，正午時十二獸首一齊噴水，鐘聲共鳴。
那會是怎樣奇妙又壯麗的景象呢？
連在遙遠的法國，文豪雨果的遐思都給挑動了。
大文豪雨果曾呼籲歸還戰利品
1861年11月25日，雨果給剛戰勝回來的巴特勒上尉寫了一封信，抒寫了他想像中的圓明園：
在世界的一方曾有個奇蹟，它的名字叫圓明園。藝術有兩種原則：一種是理念，產生了歐洲藝術，另一種是幻想，產生了東方藝術。如同巴特農神廟是理念藝術的代表，圓明園是幻想藝術的代表，薈萃了一個民族幾乎超越人類想像力所能創作的全部成果。和巴特農不同的是，圓明園不但是一個絕無僅有、舉世無雙的傑作，而且堪稱夢幻藝術的崇高典範。請設想一種大家不知其妙、而又無法形容的建築，恍如月宮的建築吧，這就是圓明園了。請您用大理石、玉石、青銅，用瓷器，建造一個夢，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給它綴滿寶石，披上綢緞，這兒蓋神殿，那兒建後宮，造城樓，裡面放上神像、異獸，飾以琉璃、琺瑯、黃金、脂粉。請詩人出身的建築師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個夢，再添上一座座花園，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噴泉，加上成群的天鵝、朱鷺和孔雀。總而言之，請設想人類幻想的某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廟、是宮殿，那就是這座名園了。……人們常說：希臘有巴特農神廟，埃及有金字塔，羅馬有鬥獸場，巴黎有聖母院，而東方有圓明園。儘管有人不曾目擊，卻都在夢中見過它。這是一個驚撼而不知名的傑作，就像在朦朧的晨曦中，從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恍惚而遙遠地看見了亞洲文明的倩影。
只有雨果的文字力道才能把圓明園寫得如此如夢似幻吧。可是這封信近日被北京追索獸首有關人士引用，而且在中文網路上廣為流傳，更在於接下來的另二段文字：
一天，兩個強盜闖入圓明園，一個掠奪，一個縱火。似乎獲得勝利就可以當強盜了；兩個勝利者把大肆掠奪圓明園的所得對半分贓。……從前對巴特農神廟怎麼幹，現在對圓明園也怎麼幹，只是更徹底，更漂亮，以至於蕩然無存。……
在歷史面前，一個強盜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但是我抗議。我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申明：統治者所犯的罪行並不是被統治者的錯誤；政府有時是強盜，但人民永遠不會作強盜。
信結束處，雨果為被掠奪的華夏文明呼喚正義：
法蘭西帝國吞下了這次勝利的一半贓物，今天，帝國居然還天真地以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圓明園的富麗堂皇拿來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乾乾淨淨的法蘭西會把這份戰利品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
列強拆散十二生肖獸首，瓜分了中國，十二銅像的離散象徵了華夏的解體，這一巨大的歷史情結使獸首蘊生出豐滿的歷史和國族意義，中國人一心要使十二獸首團聚的激情應該是可以理解的。能誕生《馬賽曲》，和孕育雨果的法蘭西人，也是國族意識極為強烈的民族，這回怎麼像蒙頑了點，還是忘記了什麼似的呢？
越過百五十年的時光，雨果的信件為我們更新1860年的歷史記憶。典麗的散文，耿直的氣節，都是今日失落的美德，讀來依舊光輝燦爛，動人心弦。
埃及、烏克蘭還在搏鬥中
就像雨果信中所提，十八至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劫掠他國文物是國際性的；今日埃及、希臘、土耳其、印度等世界古文明地區，都在提舉類似追回圓明園獸首的案子。最近印度之父甘地的隨身物件如眼鏡、懷錶、鞋子等出現紐約市場，也引起索歸爭端，終究是由印籍商人買下送回印度而了結。諸多被索歸的文物中，如今高居國際公認第一名的是埃及美后娜芙緹緹頭像（Nefartiti），這是紀元前十四世紀的作品，造型、品質之美令人止觀屏息，就像蒙娜麗莎是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的代言人，娜芙緹緹也是埃及古藝術的代言人。這埃及國族的驕傲，1912年被德國考古學家發覺，蒙混運出埃及，存放在德國柏林埃及美術館。埃及官方由最高階層文化專家主持，盡全力索歸多年，今日還在搏鬥中。德方不但堅持所有權合法，連埃及要求借展也不答應，深怕一去不返。
還有2001年5月19日以色列強力剉走烏克蘭某公寓牆上留有的猶裔波蘭文作家／畫家舒茲（Bruno Schulz, 1892-1942）的壁畫，在波蘭、烏克蘭、以色列之間也造成了轟動國際的衝突，至今還在被討論著。這事我曾在〈夢的共和國──舒茲壁畫事件〉（《聯合報》2003-1-3／《世界日報》2002-1-23）裡介說過，這裡也就不再重複。2008年2月28日，爭執多年後，終於烏克蘭和以色列官方達成協議，正式簽訂合約，同意壁畫所有權歸屬烏克蘭，被剉走的部分現在借給耶路撒冷的雅法伸見證屠殺猶太人文物館展出二十年，期限到後，合約每五年自動更新一次。協議條件之一，是雅法伸為烏克蘭在卓荷比（舒茲故鄉）建立舒茲紀念館提供經協。二獸首事件發生的同時，正好《紐約時報》刊出壁畫展廊圖片。本來被淹沒在公寓廚房的壁畫，現在精工修整，慎重展出，萬人景仰，應該可算是一種差強人意的「快樂結局」（happy ending）吧。至於作品到底是留在故鄉卓荷比好呢，還是放到耶路撒冷好？恐怕只有請天上的舒茲來說話了。
（上）【2009/03/15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 (下)
Subscribe to:
Posts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