噤啞在四‧六事件的文學（上）

【聯合報╱曾健民】 2009.08.09 04:12 am

1949年3月20日，台大法學院學生何景岳、師範學院學生李元勳，與一名員警偶發衝突遭到拘押，揭開一連串學生運動。4月6日，軍警包圍台大與師範學院宿舍進行逮捕行動，引發學生激憤反抗；最後軍警衝破包圍逮捕學生。當天共有一百多名學生被捕入獄，其中有七人在獄中被槍斃，不少學生失蹤，是為著名的「四‧六事件」。事隔六十年，本文作者曾健民回顧當時的文藝環境，為「四‧六」對文學、文化的意義重新定位。（編者）

解嚴以來，經過無數人的努力，台灣社會歷史底層中的許多禁忌得以解除，冤屈得以平反，而發生在六十年前的「四‧六」事件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章節。有關這個事件的大量調查、研究、證言以及論述，基本上已重建了事件的原貌，是非曲直也得到平反，這是恰逢事件六十周年的今日，首先要肯定的。

然而，歷史是複雜詭譎的，它只是現實與過去的永恆對話的過程。現實也經常障蔽著我們對歷史的全面認識。

我們對於「四‧六」事件的認識，也是如此。

迄今，對於「四‧六」事件的論述或認識，都把它定位為對校園學生運動的整肅事件，這基本上是對的；然而，卻並非事件的全貌。大眾一直忽略了事件的另一個面向，或者說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另一個面向就是：「四‧六」事件同時也是對文學運動、文化運動的大整肅，這是大家一直沒有注意到的事實。其實，這是當時台灣省最高當局陳誠以整頓學風之名發動「四‧六」事件時，另外一個不欲人知的政治行動。因為單從報紙的報導，很難知道其全貌。可以說，在「四‧六」事件中噤啞的文學，至今仍未解放。

另一波對文化界的大逮捕

下面是在當時的報紙以「政府決心整頓學風」的大標題大幅報導「四‧六」校園大搜捕事件的同時，另外一波分三次對文藝副刊編輯、記者、作者、報社的大逮捕行動。

首先，在4月7日《公論報》的小角落，刊載了這則消息：「《新生報》副刊總編輯史習枚（筆者按：即「歌雷」），昨（6）日晨在懷寧街該報宿舍二樓，突被治安當局派便衣人員拘訊。又《成功日報》記者董佩璜，也於同日早上被捕。」這條消息僅出現在當時堪稱民主報紙的《公論報》上。

事件過了近一星期的4月12日，在《公論報》的一角落又刊載了如下過期的消息。「據《大公報》十一日訊，台中軍憲當局於七日下午二時許，拘捕新生報台中辦事處主任兼台中市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鍾平山，和台灣知名作家楊逵等二人。於七日下午三時乘慢車，由大批軍憲把他們送往台北。」從這報導我們可以知道，楊逵被捕是在「四‧六」的第二天。

相距四‧六事件逾一個月後，在5月11日的《新生報》專欄「藝文短波」上，出現了簡短的報導，內容是：「台中力行報常刊載不正確之新聞，言論荒謬，台省警備總司令部九日飭令停刊。」從這則短訊只可以知道台中的《力行報》被查封勒令停刊，其他一概不知。其實，背後有一次大逮捕行動。在5月9日，《力行報》社長張先生的一位在台中警總擔任警衛團第二團團長的朋友，打了一通電話給他，說有事來指揮部一下，到了指揮部朋友避不見面，卻有人拿出一張警總公文說：「《力行報》有問題，你不能回去了！」下午《力行報》就被關了，後來他被帶到台中警察局，裡面都是《力行報》被捕的同事。這事件除了當事者無人知曉，事隔五十年後經文史調查才知道事實的真相。這件事，楊逵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口述文中也曾提到：自己在四‧六事件被抓時，「《力行報》從社長到工友統統被抓去」，但一直無人知道其具體的內容。

與這三次逮捕行動有關連的，就是在4月6日清晨，一位建國中學三年級學生張光直（後來成為著名人類學家，曾任中研院副院長，張我軍的二公子）也在睡夢中被捕了。因為他的名字被刊入台大、師院學生的十九位黑名單中，所以當時大家並未察覺。為什麼在專對台大、師院學生的4月6日大逮捕中，又另外要單獨出動去帶走一位高中生呢？這只有認識到「四‧六」事件除了是對台灣學生運動的整肅之外，還是對當時的台灣文學、文藝運動的大整肅這二方面的事實，才可瞭解其原因。

當時，歌雷主編的《新生報》《橋》副刊以及楊逵在台中《力行報》主編的《新文藝》副刊，正是以「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為討論主題的文學運動的兩大舞台；由於歌雷和楊逵積極培養年輕作家，鼓勵年輕作家在副刊上發表作品或參與文學討論，所以聚集了許多優秀的新一代青年作家，而高中生張光直是其中的佼佼者。雖然他的作品主要發表在也是歌雷主編的《新生報》的《習作》或《學生世界》副刊上，但他在《橋》副刊上的台灣文學論爭中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是一篇令人刮目相看的宏論。這篇論爭文用「何無感」的筆名，是為了替他的國文老師「駱駝英」（羅鐵英，論爭中發表了〈論「台灣文學」諸論爭〉等重要而深刻的文章，以馬克思文論全面分析檢討了台灣文學論爭）辯護的。當然，張光直在建國中學也是一個相當活躍的文藝青年，曾演過話劇，也辦過油印的同人誌。

歌雷的《橋》副刊

歌雷主編的《橋》副刊創刊於1947年的8月1日，「四‧六」事件後的4月11日出了最後一期（223期）後終刊，前後持續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這期間，台灣社會正處於二二八狂風暴雨後的緘默和國共內戰的激動之中。為了打破緘默，歌雷於1948年三月特別邀請了楊逵，請當時就讀台大的孫達人（後在四‧六黑名單中被捕）翻譯，發表了〈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因此掀起了一場長達一年多的台灣文學論戰。共有五十多篇論爭文章，四十多位作者參與。

歌雷也積極策畫「歡迎本省作家投稿」，為解決本省作家的語言障礙，還請專人特別為本省作家翻譯；他還在北、中、南舉辦作者茶會，這吸引了許多本省青年新進作家熱烈投稿，成為《橋》副刊的重要作者群，譬如中部「銀鈴會」文學社團的重要成員：朱實（朱商彝，因「四‧六」發生時知悉自己名列黑名單而與當時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鄭鴻溪一同逃往大陸，輾轉流亡）、紅夢（張彥勳）、蕭翔文（淡星，本名蕭金堆，「四‧六」中倖免於難，但當年年底卻在白色恐怖狂瀾中被捕）、籟亮（賴裕傳，「四‧六」中倖免於難，但後來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遭處死刑）、亨人（林亨泰）、詹冰（綠炎）等。南部則有葉石濤、邱媽寅、施捨（以上三人皆曾在當年年底開始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中遭捕）、謝哲智、潛生、王溪清等。這些青年作家許多是師院的學生，如朱實、蕭翔文等。

歌雷於1948年末曾在師範學院的文藝座談會上演講，講題是〈台灣文學的方向〉，演講中明白闡述了他的文學觀，他說：

「我們對文學的態度是要求反映現實，反映人民的生活與願望……從這裡出發，我們否定了上述享樂主義及個人主義，同時，個人又與集體不相矛盾，那麼我們便可以與人民站在一起，去反映人民的悲苦哀樂。」

台灣歌謠、台語話劇和大陸歌謠的大合唱


楊雲萍主導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從1948年五月起即著手「提倡鄉土藝術、整理民間文學、徵求本省歌謠曲調」，並於該年11月20日在中山堂舉行了「歌謠演唱大會」。節目有音樂家呂泉生和劇作家陳大禹合作改編的台灣民謠及歌仔戲調，由六、七十人的混聲合唱團演唱，其中〈農村酒家〉更博得喝采。演唱會以台灣民謠為主，大部分以閩南方言演唱。

同時，師院的「台語戲劇社」（擁有近兩百位同學，設有「歌謠研究會」從事本省民間歌謠之蒐研，後來還籌資出版了《龍安文藝》），演出了蔡德本改編自曹禺名劇《日出》的台語話劇《天未亮》，引起了熱烈的反應；這是從1946年宋非我編導的《壁》以來，第二次的台語話劇熱潮。歌雷特別在《橋》上為《天未亮》的演出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出席者除了師院學生朱實、鄭鴻溪等之外，作家龍瑛宗、師院教授鄭嬰也出席並發表了評論。歌雷還刊出了幾篇評論文章，甚至刊出了劇作家陳大禹創作的閩南語劇本《台北酒家》，以及索默創作的閩南語歌劇《綠島小曲》，引起了有關方言文藝、人民文藝的討論熱潮。

師院學生、新進作家蕭金堆發表在《新生報》，介紹台語戲劇社的文章中指出：「雖然一方面我們應該要獎勵大眾學習國語，不過另一方面卻也要利用大眾性的台語，來啟蒙一般大眾，使他們認識祖國文化。」

對於該社團準備下鄉巡迴演出，他指出：「供給（農民）適宜的娛樂為精神食糧，撫慰及應酬其勞苦。而且啟發他們從奴隸的觀念解脫出來，發揚民主意識。」

台大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也在這時走出校園公開演出。先在中山堂連續演出三天的「台大歌謠舞蹈晚會」後，繼續到台中、台南巡迴演出。演出的形式有齊唱、合唱、舞蹈、歌劇、民謠，內容有〈黃河大合唱〉、〈祖國大合唱〉、〈農村曲〉、〈王大娘補缸〉、〈青春舞曲〉等，以及大陸學生運動歌曲如〈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青春戰鬥曲〉、〈光明組曲〉、〈跌倒算什麼〉等等。歌雷主編的《橋》，刊出了幾篇熱烈的回應，〈從「麥浪」引起的〉一文說：「三年多來（按：指台灣光復後），多少人把人民真正的聲音帶到這裡來？」「他們是在傳播、在耕耘，他們想把祖國各地人民真正的聲音，廣大群眾的語言，帶到台灣來。」

〈「麥浪」舞蹈晚會觀後記〉作者更激動地說：「只有學生，只有在這個大時代的學生，才能構結出這樣的歌聲；這歌裡有血，有淚，有骨氣，有明天，相信中國只要有這歌存在，是不會怕任何侵略者來侵犯的。」作者接著憶念起：「兩年前的古城和那一群群為了爭取民主、為了反內戰，不惜一切的北平學生。」

麥浪所傳播的，其實包含著祖國大地上正受著國共內戰戰火煎熬的人民的聲音，以及為了爭民主、要和平、反內戰而走上街頭的學生的歌聲。這在就任第一天就不斷強調台灣的反共鬥爭要注意「思想」問題的台灣最高權力者眼中，不啻是「包容共匪第五縱隊的行為」。四‧六事件所逮捕的台大學生，大部分是麥浪的重要成員，就一點也不足為奇了。因為麥浪把祖國大陸人民的聲音，以及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聲音，越過海峽的隔絕傳播到反共淨土的台灣來。逮捕麥浪的學生，就是扼止了大陸人民的歌聲在台灣的傳播。

（上）

【2009/08/08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