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馬修•加拉漢(Matthew Garrahan)
好萊塢(Hollywood)盛傳，當大衛•格芬(David Geffen)得到其在紐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人才仲介公司郵件室的第一份工作時，他曾謊稱自己擁有大學學位。
攔截學校證明信函
當時是1964年，有學位是其被雇傭的條件之一，於是，格芬就跟他的老闆說，他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簡稱UCLA）就讀。當一封來自該學校的信對他的說法提出質疑時，他在郵件室內截住了這封信，用蒸汽將其拆開，然後用一封假信掉了包。此舉十分大膽，如果他被抓住，他將會被解雇。不過，他後來的成就表明，即使威廉•莫里斯拒絕了他，也不會阻止他走向成功。
最近，這位66歲的億萬富翁被傳有意收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這將使他的事業範圍擴展至報業。在其事業生涯裏，他已經主宰了音樂界，製作了一系列百老匯歌舞劇，創建了夢工廠(Dreamworks SKG)——數十年來第一家真正獨立的電影製片廠——還收集了世界上最令人驚歎的一部分現代藝術品。
他的童年與現在億萬富翁的生活方式大相徑庭。格芬出生於紐約的布魯克林，父母分別來自波蘭和俄羅斯。母親巴蒂亞(Batya)擁有一家胸衣商店，而父親亞伯拉罕(Abraham)是服裝業的一名製版師。他的家庭並不富裕，但母親向他灌輸了工作觀念，並總喜歡引用諺語，例如：“如果什麼事看上去好的令人難以置信，那麼你最好別信。”格芬也喜歡說格言，他35年的老友兼合夥人傑佛瑞•卡岑貝格(Jeffrey Katzenberg)如是說。他們二人連同斯蒂芬•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一起創建了夢工廠。“他受媽媽的影響極深，常常引用她的話，”卡岑貝格說道。
格芬勉強讀完了高中，在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嘗試念了一個學期，就投奔了好萊塢。19歲時，他成為哥倫比亞電視城的一名引座員，第一天上班，他就被派到《茱蒂•嘉蘭秀》(The Judy Garland Show)。他從電影城回到紐約，進入威廉•莫里斯，他的同齡人包括知名藝術經紀商拉裏•加高西安(Larry Gagosian)，以及後來成為朋友的巴里•迪勒(Barry Diller)，迪勒後來執掌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Fox)。
學會“讀懂辦公室”
郵件室的工作非常艱苦，格芬後來回憶道，他還要添加液體肥皂，更換廁所手紙。但這家公司教給了他一些至關重要的經驗，例如如何建立人際關係並贏得信任。在大衛•蘭森(David Rensin) 2003年出版的有關這家公司的書《郵件室》(The Mailroom)中，格芬回憶自己學著如何去“讀懂辦公室……我在心中對每件事都做了筆記”。
卡岑貝格與格芬初次相遇時是迪勒的助手，他稱他的朋友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吸收大量資訊，並迅速保留那些重要資訊。但他取得成功並非靠墨守成規。“他的一個奇妙特點是，他並非那種A型性格——每天早早起床，日程排得滿滿的，”卡岑貝格說道。“這不是從他身上挖掘最大價值的方式，他也知道這一點。
到25歲左右時，通過出售擁有一半所有權的音樂出版公司，格芬已成為了一名百萬富翁。1970年，他創建了孕育出老鷹樂隊(The Eagles)和約尼•米切爾(Joni Mitchell)等藝人的Asylum Records唱片公司，進一步增強了影響力。70年代末對他要艱難一些：他被誤診為癌症，停止工作數年之久。但1980年他又東山再起，創建了Geffen Records唱片公司，開創了“槍與玫瑰”(Guns N'Roses)和“涅磐”(Nirvana)樂隊的事業。
Geffen Records唱片公司將格芬推入了超級富豪行列。該公司創建10年後，他將商標權出售給了盧•沃瑟曼(Lew Wasserman)旗下的MCA好萊塢唱片公司，當日本松下集團(Matsushita)收購MCA時，格芬所持股份為其最終賺得了7億美元的利潤。
公開同性戀
70年代，格芬與唱作人雪兒(Cher)保持了很長一段關係。但MCA出售2年後，他公開澄清自己是名同性戀。這令人寬慰，他的朋友、設計師喀爾文•克萊恩(Calvin Klein) 1993年這樣對一名採訪者說。“男同性戀未必被視為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他感到自己應公開這件事，這也是為自己好。”
然而，作為一名商人，很少有誰能與格芬相媲美。出售MCA給他帶來的所得，大大擴充了他從藝術、股票和房地產投資中獲得的財富。格芬的藝術收藏價值估計高達20億美元，其中包括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賈斯珀•鐘斯(Jasper Johns)和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的作品。3年前，他以1.4億美元的創紀錄高價，出售了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一幅作品。
他喜愛豪華地產，斥資4750萬美元在比佛利山購買了一幢傑克•華納(Jack Warner)建造的豪宅。後者是好萊塢的顯赫人物，也是華納兄弟(Warner Brothers)的聯合創始人。但格芬還成為了一名慷慨的慈善家，向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UCLA)醫學院捐贈了2億美元，此外還為愛滋病相關研究捐贈了數百萬美元。在他創建夢工廠時，就承諾將從中所獲收益捐獻給慈善事業。
與克林頓鬧翻
多年的捐款，以及為民主黨候選人招待募款人，賦予了他相當的政治影響力。格芬曾為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總統大選募集了數百萬美元，並兩次下榻白宮做客。但由於克林頓特赦了流亡的金融家馬克•裏奇(Marc Rich)，二人從此鬧翻。去年的大選中，格芬轉而為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效忠。在《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他對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進行了極具破壞性的打擊。“政界無人不撒謊，”他對採訪者說道，“但（克林頓夫婦）做得如此從容不迫，這令人不安。”
從政見上講，格芬是一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但他的朋友中包括魯珀特•默多克。他練習瑜伽，極度忠誠，但也殘酷無情：他不怕挑戰他認為對自己或朋友不公的人。就在最近，他與收購了夢工廠的派拉蒙(Paramount)董事長布拉德•格雷(Brad Grey)就夢工廠從其影片所獲榮譽（或者說榮譽太少）發生了衝突。他還與邁克爾•奧維茨(Michael Ovitz)長期不和。奧維茨從前是頂級經紀人，曾短暫地擔任過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二把手。
鑒於報業的低迷現狀，格芬的自信和活力可能會吸引掌控《紐約時報》的奧克斯-蘇茲伯格(Ochs-Sulzberger)家族。格芬在《郵件室》一書中表示：“如果你希望成功，那麼你最好別太在乎其他人對你行為的看法。我野心勃勃。一些人會想：這個傢伙是誰？他沒念過大學。個子那麼矮，長相平平。他怎敢這樣？”
譯者/董琴、陳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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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ay 2009
19 May 2009
台灣歐吉桑信介仙傳承「民主香火」 (下)
【文／周茂春（作者為國立政大台史所博士班研究生）】
成千上萬想回家的民眾因重要道路皆被封鎖被迫走回服務處，途中也發生些警民小規模衝突，抵達服務處後，黨外人士繼續向在場民眾演講。此時情緒激昂的民眾因不滿回家出路仍然被封鎖而不停向警察抗議，終於爆發一場混戰，造成多人流血受傷。
黃信介與幹部們擔心衝突再擴大，將會讓眾多無辜群眾受傷，已決定設法將聚會解散，不久林義雄、康寧祥也趕過來，不斷向在場群眾拜託，懇求解散回家。然已部署妥當的憲警人員，卻向人群噴射催淚瓦斯，實施強制鎮壓行動。信介仙見狀大聲喝斥：「鎮暴部隊指揮官，黃信介在這裡，黃信介警告你，你不能這樣做！我們現在就要解散，你不能這樣做！鎮暴部隊指揮官，趕快停止你的行動，假如你要這樣做的化，你要負一切的責任。」但指揮官不為所動，繼續向人群挺進。為避免衝突擴大，黃信介緊急宣布人權大會結束，可惜群眾已不接受指揮，經過一個多小時混戰，在你踢我打之中，火把、磚塊、警棍、瓦斯彈等齊飛，鎮暴部隊以優良裝備，終於將這群烏合之眾驅散。
自古以來，當權者雖有權解釋歷史事件，但人民聽不聽是一回事，因「公道自在人心」。一夜混戰之後，高雄美麗島事件已傳遍全國，媒體開始全面圍剿，將這些被激怒的群眾稱之「暴民」，會場主要幹部皆「叛徒」，黃信介更是萬惡罪魁，叛國「首匪」。因此政府當局宣布將嚴懲不法之徒，以慰民心。13日後警總展開大逮捕行動，呂秀蓮、陳菊、林義雄、姚嘉文、張俊宏、林宏宣、施明德等50多人先進被緝捕到案，14日立法院召開秘密會議，無異議通過警總逮捕函：「立法委員黃信介於六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假高雄市慶祝世界人權日名義，策動反政府暴力行為，涉嫌叛亂，請立法院准予依法逮捕偵查。」不久黃信介即在家被捕，自此「美麗島政團」頓時冰消瓦解，黨外人士大量被捕下獄，台灣民主運動面臨雷震事件以來最嚴重的打擊。
展現政治智慧與靈活手腕
1988年1月13日，總統蔣經國突然病逝，依憲法規定副總統李登輝自然繼任為中華民國總統，但權力中心仍然掌控在國民黨中常委手中。爾後在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靠宋楚瑜之臨門一腳，李登輝終於登上國民黨主席寶座，擁有黨政大權。李登輝體認時代脈動，深知須從事體制內改革才能符合國家與人民需要，因此一步步著手推動台灣民主化運動，卻苦於黨內保守派之阻撓反撲。黃信介身逢其時，體認李登輝時代的來臨，因此想改變以前街頭運動路線，一方面以議會對抗為主軸，維持與國民黨談判溝通管道，兼以群眾運動施壓國民黨保守派，逼其退讓。他更以民進黨主席身分在88年到90年間多次領導議會與街頭抗爭活動，其中以1990年「野百合」學運風潮、政黨領袖高峰會談及國是會議的衝突談判，更展現信介仙之政治智慧與靈活手腕。
1990年2月，國民大會在中山樓召開，準備選舉中華民國第八任正副總統，參選者是國民黨主流派的李登輝搭配李元簇與非主流派的林洋港搭配蔣緯國。兩雄相爭，互不退讓，因此一些資深國代想藉此選舉良機，企圖修訂臨時條款，改為每年定期集會，行使創制複決權等方式以擴大職權。此私自擴大職權方式當然引發全民反彈，因此開議時就紛爭不斷，會中民進黨國大黨團藉主張主席團由增額國代擔任，進行議事抗爭，但遭警察強制架離並看管，同時為阻止民進黨未完成宣誓之國代行使職權，更調派上千鎮暴部隊封鎖中山樓。在此情況下，黃信介只好放手一搏，親自帶領群眾，以護送黨籍國代進入中山樓名義，進行大規模群眾抗議遊行。3月16日，更與黨籍國代十餘人，步行到總統府請願，要求面見李登輝總統，遞交「解散國代」抗議書，卻在總統府前遭受憲警強力驅逐。信介仙更被憲警以「抬豬仔」方式抬出總統府，經電視畫面轉播，群情激憤。執政當局為防民眾滋擾，在台北街頭布滿憲警，當時台北籠罩一片肅殺之氣。
針對國代之濫權自肥，加上信介仙被抬離總統府，輿論一片譁然，當日下午台大、政大、輔大、清大、台師大、東海等學校大學生開始聚集於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引發台灣第一次大規模「野百合」學運，其訴求則與民進黨諸多政治改革主張相呼應，民間也熱烈響應資助這次學運。而黃信介則藉此可用民氣，對國民黨展開空前之文爭武鬥，終於迫使國民黨保守派讓步。3月21日李登輝於當選後立即接見學運代表，公開允諾召開國是會議，野百合學運也在22日凌晨告一段落，而幾個月來民心浮動不安、朝野僵持局面，終於峰迴路轉。
1990年4月2日李登輝以總統身分邀請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在總統府晤談，開啟朝野黨魁第一次歷史性對談記錄。此次晤談更大力促進李登輝加速推動台灣民主化改革，而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憲解釋：「認為民意代表定期改選，是為反應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因此第一屆中央民代應於1992年終止行使職權，政府適時舉辦全國性中央民代選舉。由於信介仙之堅持與努力，台灣民主化得以加速進行。黃信介由被抬離總統府的「奧客」轉而成為李登輝在總統府內座前貴賓，更證明「球是圓的，有實力才能贏得對手尊敬」。
歷史演變雖不可預料，卻常發生歷史重演故事。陳水扁台北市長連任失敗，讓有心角逐總統大位的許信良趁機而起，想不到陳水扁卻想東山再起，更上層樓當總統，爭取代表民進黨參加2000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在這兩雄相爭之下，德高望重的信介仙只好出面當公親，以免民進黨分裂。在三人兩次會面協調中，雙方並沒有依照黃信介的協調各讓一步，而陳水扁的強勢作風，更逼著許信良最後只好退黨參選，這件事讓信介仙終身引以為憾。調解不成，總統選戰開打，信介仙的身體狀況已差，但仍然出錢出力，在許多造勢場合，親自到場助選。或許是時也、運也、命也，前一次台北市長直選時，因國民黨黃、趙分裂讓陳水扁僥倖當選台北市長。想不到這次世紀大選歷史又重演，陳水扁再度趁國民黨連、宋分裂，當選第十屆中華民國總統。完成政黨輪替，信介仙推動台灣民主運動之宿願終於獲得實現。
淡淡的台灣歐吉桑
黃信介本名黃金龍，後改名黃信介，1928年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台北市大龍峒（今大同區）。其父黃火炎年幼時失孤致家道中衰，從小就挑著擔子沿街叫賣花生、油條小吃，並由汐止遷到熱鬧的大龍峒發展。點點滴滴存下些資金後，就轉開設「淡水產業」碾米廠，從事稻穀大盤買賣及外銷業務，生意非常興隆，稻米生產販賣為台灣早期重要產業，讓他賺到巨額財富。同時他將多餘的錢在大稻埕、關渡、中和等地大量購置土地，加上太太娘家亦為迪化街殷商，幾年後黃家由窮人子弟變成台北富裕人家。
當時台灣有錢人，大都與日本人攀附關係，並將其子弟送到日本留學。但黃家卻不同，黃信介公學校畢業後，12歲就到日本當印刷廠學徒，同時在日本上野中學進修，故雖出身富裕家庭，但並無紈絝子弟之氣。1946年中學畢業後返台進入台銀擔任印刷工人，1949年曾考上北京大學，因中國變色未及入學，同年進入台灣行政專科學校。這段成長過程，讓信介仙得以體會常民生活，更養成他對社會的關懷，而那股豪爽鄉土味則讓人覺得他就是隔壁的歐吉桑。交遊廣闊，不論販夫走卒或殷商富賈皆樂於交往，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草莽豪氣，更增添其領袖魅力，得將散沙般之台灣各路英雄好漢聚集在一起，體會出蔣渭水「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真意，在戒嚴時期集體對抗威權政府之封殺迫害。他身家富有，在經濟上無後顧之憂，故得以全心投入競選工作，並以自己之財力，大量捐輸於民主運動，不斷贊助缺乏經費的黨外人士，成為培植黨外新秀的民主運動園丁。
雖然有人批評他不是一個先知型的智識領袖，也不是一個叱咤風雲創造時勢的英雄，但自雷震組黨失敗後，信介仙就淡淡延續「民主香火」，利用選舉來製造「民主假期」，培養假期過後可以留在議場繼續奮鬥的議士。藉著這種「解牛」慢工夫，不流血的對根深柢固統治台灣50多年的國民黨進行「支解」重大工程，實現政黨輪替。就如張俊宏的評語：「他淡淡的來，淡淡的去，他如此的率真平凡，無智名，無勇功，……」在奸巧政客如牛毛的台灣，我們正需要如信介仙這樣淡淡的台灣歐吉桑。
延伸閱讀:
台灣歐吉桑信介仙傳承「民主香火」 (上)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6期】
成千上萬想回家的民眾因重要道路皆被封鎖被迫走回服務處，途中也發生些警民小規模衝突，抵達服務處後，黨外人士繼續向在場民眾演講。此時情緒激昂的民眾因不滿回家出路仍然被封鎖而不停向警察抗議，終於爆發一場混戰，造成多人流血受傷。
黃信介與幹部們擔心衝突再擴大，將會讓眾多無辜群眾受傷，已決定設法將聚會解散，不久林義雄、康寧祥也趕過來，不斷向在場群眾拜託，懇求解散回家。然已部署妥當的憲警人員，卻向人群噴射催淚瓦斯，實施強制鎮壓行動。信介仙見狀大聲喝斥：「鎮暴部隊指揮官，黃信介在這裡，黃信介警告你，你不能這樣做！我們現在就要解散，你不能這樣做！鎮暴部隊指揮官，趕快停止你的行動，假如你要這樣做的化，你要負一切的責任。」但指揮官不為所動，繼續向人群挺進。為避免衝突擴大，黃信介緊急宣布人權大會結束，可惜群眾已不接受指揮，經過一個多小時混戰，在你踢我打之中，火把、磚塊、警棍、瓦斯彈等齊飛，鎮暴部隊以優良裝備，終於將這群烏合之眾驅散。
自古以來，當權者雖有權解釋歷史事件，但人民聽不聽是一回事，因「公道自在人心」。一夜混戰之後，高雄美麗島事件已傳遍全國，媒體開始全面圍剿，將這些被激怒的群眾稱之「暴民」，會場主要幹部皆「叛徒」，黃信介更是萬惡罪魁，叛國「首匪」。因此政府當局宣布將嚴懲不法之徒，以慰民心。13日後警總展開大逮捕行動，呂秀蓮、陳菊、林義雄、姚嘉文、張俊宏、林宏宣、施明德等50多人先進被緝捕到案，14日立法院召開秘密會議，無異議通過警總逮捕函：「立法委員黃信介於六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假高雄市慶祝世界人權日名義，策動反政府暴力行為，涉嫌叛亂，請立法院准予依法逮捕偵查。」不久黃信介即在家被捕，自此「美麗島政團」頓時冰消瓦解，黨外人士大量被捕下獄，台灣民主運動面臨雷震事件以來最嚴重的打擊。
展現政治智慧與靈活手腕
1988年1月13日，總統蔣經國突然病逝，依憲法規定副總統李登輝自然繼任為中華民國總統，但權力中心仍然掌控在國民黨中常委手中。爾後在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靠宋楚瑜之臨門一腳，李登輝終於登上國民黨主席寶座，擁有黨政大權。李登輝體認時代脈動，深知須從事體制內改革才能符合國家與人民需要，因此一步步著手推動台灣民主化運動，卻苦於黨內保守派之阻撓反撲。黃信介身逢其時，體認李登輝時代的來臨，因此想改變以前街頭運動路線，一方面以議會對抗為主軸，維持與國民黨談判溝通管道，兼以群眾運動施壓國民黨保守派，逼其退讓。他更以民進黨主席身分在88年到90年間多次領導議會與街頭抗爭活動，其中以1990年「野百合」學運風潮、政黨領袖高峰會談及國是會議的衝突談判，更展現信介仙之政治智慧與靈活手腕。
1990年2月，國民大會在中山樓召開，準備選舉中華民國第八任正副總統，參選者是國民黨主流派的李登輝搭配李元簇與非主流派的林洋港搭配蔣緯國。兩雄相爭，互不退讓，因此一些資深國代想藉此選舉良機，企圖修訂臨時條款，改為每年定期集會，行使創制複決權等方式以擴大職權。此私自擴大職權方式當然引發全民反彈，因此開議時就紛爭不斷，會中民進黨國大黨團藉主張主席團由增額國代擔任，進行議事抗爭，但遭警察強制架離並看管，同時為阻止民進黨未完成宣誓之國代行使職權，更調派上千鎮暴部隊封鎖中山樓。在此情況下，黃信介只好放手一搏，親自帶領群眾，以護送黨籍國代進入中山樓名義，進行大規模群眾抗議遊行。3月16日，更與黨籍國代十餘人，步行到總統府請願，要求面見李登輝總統，遞交「解散國代」抗議書，卻在總統府前遭受憲警強力驅逐。信介仙更被憲警以「抬豬仔」方式抬出總統府，經電視畫面轉播，群情激憤。執政當局為防民眾滋擾，在台北街頭布滿憲警，當時台北籠罩一片肅殺之氣。
針對國代之濫權自肥，加上信介仙被抬離總統府，輿論一片譁然，當日下午台大、政大、輔大、清大、台師大、東海等學校大學生開始聚集於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引發台灣第一次大規模「野百合」學運，其訴求則與民進黨諸多政治改革主張相呼應，民間也熱烈響應資助這次學運。而黃信介則藉此可用民氣，對國民黨展開空前之文爭武鬥，終於迫使國民黨保守派讓步。3月21日李登輝於當選後立即接見學運代表，公開允諾召開國是會議，野百合學運也在22日凌晨告一段落，而幾個月來民心浮動不安、朝野僵持局面，終於峰迴路轉。
1990年4月2日李登輝以總統身分邀請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在總統府晤談，開啟朝野黨魁第一次歷史性對談記錄。此次晤談更大力促進李登輝加速推動台灣民主化改革，而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憲解釋：「認為民意代表定期改選，是為反應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因此第一屆中央民代應於1992年終止行使職權，政府適時舉辦全國性中央民代選舉。由於信介仙之堅持與努力，台灣民主化得以加速進行。黃信介由被抬離總統府的「奧客」轉而成為李登輝在總統府內座前貴賓，更證明「球是圓的，有實力才能贏得對手尊敬」。
歷史演變雖不可預料，卻常發生歷史重演故事。陳水扁台北市長連任失敗，讓有心角逐總統大位的許信良趁機而起，想不到陳水扁卻想東山再起，更上層樓當總統，爭取代表民進黨參加2000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在這兩雄相爭之下，德高望重的信介仙只好出面當公親，以免民進黨分裂。在三人兩次會面協調中，雙方並沒有依照黃信介的協調各讓一步，而陳水扁的強勢作風，更逼著許信良最後只好退黨參選，這件事讓信介仙終身引以為憾。調解不成，總統選戰開打，信介仙的身體狀況已差，但仍然出錢出力，在許多造勢場合，親自到場助選。或許是時也、運也、命也，前一次台北市長直選時，因國民黨黃、趙分裂讓陳水扁僥倖當選台北市長。想不到這次世紀大選歷史又重演，陳水扁再度趁國民黨連、宋分裂，當選第十屆中華民國總統。完成政黨輪替，信介仙推動台灣民主運動之宿願終於獲得實現。
淡淡的台灣歐吉桑
黃信介本名黃金龍，後改名黃信介，1928年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台北市大龍峒（今大同區）。其父黃火炎年幼時失孤致家道中衰，從小就挑著擔子沿街叫賣花生、油條小吃，並由汐止遷到熱鬧的大龍峒發展。點點滴滴存下些資金後，就轉開設「淡水產業」碾米廠，從事稻穀大盤買賣及外銷業務，生意非常興隆，稻米生產販賣為台灣早期重要產業，讓他賺到巨額財富。同時他將多餘的錢在大稻埕、關渡、中和等地大量購置土地，加上太太娘家亦為迪化街殷商，幾年後黃家由窮人子弟變成台北富裕人家。
當時台灣有錢人，大都與日本人攀附關係，並將其子弟送到日本留學。但黃家卻不同，黃信介公學校畢業後，12歲就到日本當印刷廠學徒，同時在日本上野中學進修，故雖出身富裕家庭，但並無紈絝子弟之氣。1946年中學畢業後返台進入台銀擔任印刷工人，1949年曾考上北京大學，因中國變色未及入學，同年進入台灣行政專科學校。這段成長過程，讓信介仙得以體會常民生活，更養成他對社會的關懷，而那股豪爽鄉土味則讓人覺得他就是隔壁的歐吉桑。交遊廣闊，不論販夫走卒或殷商富賈皆樂於交往，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草莽豪氣，更增添其領袖魅力，得將散沙般之台灣各路英雄好漢聚集在一起，體會出蔣渭水「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真意，在戒嚴時期集體對抗威權政府之封殺迫害。他身家富有，在經濟上無後顧之憂，故得以全心投入競選工作，並以自己之財力，大量捐輸於民主運動，不斷贊助缺乏經費的黨外人士，成為培植黨外新秀的民主運動園丁。
雖然有人批評他不是一個先知型的智識領袖，也不是一個叱咤風雲創造時勢的英雄，但自雷震組黨失敗後，信介仙就淡淡延續「民主香火」，利用選舉來製造「民主假期」，培養假期過後可以留在議場繼續奮鬥的議士。藉著這種「解牛」慢工夫，不流血的對根深柢固統治台灣50多年的國民黨進行「支解」重大工程，實現政黨輪替。就如張俊宏的評語：「他淡淡的來，淡淡的去，他如此的率真平凡，無智名，無勇功，……」在奸巧政客如牛毛的台灣，我們正需要如信介仙這樣淡淡的台灣歐吉桑。
延伸閱讀:
台灣歐吉桑信介仙傳承「民主香火」 (上)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6期】
12 May 2009
台灣歐吉桑信介仙傳承「民主香火」 (上)
【文／周茂春（作者為國立政大台史所博士班研究生）】
錢真是怪物，同樣是新台幣，有人為了多A海角幾億，從一國之尊淪為土城旅店的住客。相反的，有人雖生下來就有錢，卻不願富上加富，為了民主自由，以自己的家產大方資助那些有理想的知識分子，在戒嚴時期，合力推動台灣的民主政治運動，獲得台灣孟嘗君的雅號，讓當今許多人回憶這位台灣歐吉桑的傳奇軼事。
到黨外沙漠地區開疆闢土
1949年隨著國民黨轉進來台之中央民意機關，依1954年大法官會議釋字31號解釋不必改選，而成為萬年民意機關。而為了甄補台人能進入中央民意機關，於1969年3月公布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並於同年12月在台灣舉行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當選的民意代表，與第一屆選出之民意代表一樣，成為中華民國的「終身」民代。時擔任台北市議員的黃信介，有感於市議員能發揮空間有限，加上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後，市長改為官派，因此當69年發布即將辦理立委增選的消息，他就積極準備參選。台北市選區應選4席，國民黨提名3人，黨外人士則有12人參選，戰況甚為激烈。黃信介打出「無黨無派」民意生力軍訴求，提出17項競選政見，以淺顯的文宣口語，在演講場合直接批評執政黨的不民主及腐化官僚，受到選民的認同。開票結果，黃信介終於脫穎而出高票當選，而當時其他選區黨外人士也僅郭國基一人當選，可惜隔年郭國基立委因病過世，黃信介成為經由台灣地區選民選出之黨外唯一「萬年」立委。
1979年美麗島事件，黃信介被控叛亂罪判刑14年並褫奪公權10年，喪失立委資格。1991年9月黃信介復職立委職務，但他卻在立法院以「請與我一同告別舊時代」為題發表辭職演說，呼籲資深立委、國代一同辭職。復職後只當了40分鐘的立委。同年底，萬年立委與國代全部退職，中央民代改由台灣之公民以投票方式產生。
台灣人一向精明取巧，流血流汗當先鋒的事不會參加，但一看到有甜頭時卻一窩風的準備「割稻子尾」。這德性在屢次公職選舉時表現得更是淋漓盡致。花蓮地區，由於民風及選民結構的特殊性，鮮有黨外人士願主動到這個地區參選開疆闢土。1992年12月台灣舉辦第二屆立委選舉（任期3年），自行辭去終身立委的信介仙，卻代表民進黨跑到國民黨鐵票區的花蓮參選立委。信介仙投入選戰後，就全力以赴，舉辦多場政見發表會，出乎預料之外，選情一向冷清的花蓮，竟然刮起信介仙旋風，自辦的政見發表會竟然場場爆滿，聽眾擠滿會場。因此，在19日開票時，競選總部評估應可居得票第二名而當選（應當選2人）。
隨著各投票所開票結果統計，黃信介的得票數是2萬6678票，排名第三位則是2萬6582票，信介仙將以些微領先當選。想不到當晚八點三十分，花蓮選委會把最後送達之開票數輸入電腦後，信介仙卻以62票之差而高票落選。更出乎意料的是，有人提供選務人員作票的信息，經證實後信介仙的牛脾氣發作，果斷的帶領上千支持者在花蓮地方法院鐵絲網外頑強靜坐抗爭。眼看抗議民眾越聚越多，執政的國民黨擔心場面失控，趕緊查封驗票。經過重新驗票後，竟然發現開出的票比領票數多出700多張（即將未領空白票加蓋印於特定人欄框內），黃信介即因他人灌水而被「做掉」，印證了坊間流傳選舉「作票」之傳聞。在信介仙強勢抗爭下，中選會也識趣不經法院選舉訴訟審判程序，直接改發布黃信介當選第二屆花蓮選區立委，平息一場因作票可能引發的風暴，開啟元帥東征凱旋而歸的紀錄。
美麗島事件民主折翼
1977年台灣第一次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包括台北市議員、台灣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之改選，當時所有黨外精英幾乎皆投入這次選戰。時任立法委員的黃信介與康寧祥組成「黨外後援會連線」，奔走全島各地為黨外候選人站台助選，結果許多黨外人士順利當選，違紀脫黨競選的許信良也因「中壢事件」聲名大噪並順利當選桃園縣長。這次黨外人士間之互挺支援，讓信介仙開始思考如何將這些擔任公職的黨外人士組織起來，並找個場所讓這些人能隨時聚會討論時政，因此產生創辦雜誌社的念頭。接著1979年美國卡特總統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跟老朋友中華民國斷絕正式外交關係，此消息震憾人心，有些民眾因恐懼被中共併吞而移居國外，台灣出現移民潮仿如越南淪陷時的翻版。但黨外人士不但未移民他國，反而更激起對台灣政治改革的決心。
此時，黃信介自掏腰包拿出30萬元（約值北市一棟公寓）創辦《美麗島》雜誌，自任發行人，由許信良擔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同時聘請施明德為總經理負責行政業務。黃信介在發刊詞中提出：「今年是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的歷史關鍵時刻……，中美斷交宣告國民黨政府三十年來外交政策的全面破產，它使國民黨政府面臨統治台灣三十年來最大政治危機」；「玉山蒼蒼，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是我們生長的家鄉。我們深愛這片土地及啜飲其乳汁長大的子民，更關懷我們未來共同的命運。同時，我們相信，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不再是任何政權和這政權所豢養之文人的權利，而是我們所有人民大眾的權利」；「美麗島雜誌的目標就是要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我們共同來深深挖掘我們自己的土地，期待一個豐收的明天──自由民主的花朵開遍美麗島。」這篇〈共同來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的發刊詞，正代表信介仙多年來投身政治之所見所思，更是對整個黨外發展路線之規劃與期許。
《美麗島》雜誌出刊後市面反應熱絡，每期都超過10萬本的銷售量。同時為擴大雜誌之發行量與服務範圍，陸續在島內各地設立服務處，也成為黨外人士聯絡聚會場所。但政府對《美麗島》雜誌卻採取敵視態度，編造各種理由加以查禁並沒收，派情治人員對雜誌社成員加以監視干擾。同時政府高層更縱容一些極右分子對雜誌社人員之挑釁攻擊。如1979年9月6日，經政府核准在中泰賓館舉辦之創刊慶祝酒會活動，以沈光秀、蕭玉井等反共義士為首的《疾風》雜誌社成員，竟然率眾包圍中泰賓館，對參加酒會人士加以鼓譟、辱罵甚至人身攻擊，高呼「打倒黑拳幫叛國頭子黃信介」，在場的警察竟然沒有予以制止。酒會結束後黃信介等人搭車離去時，這批人不但堵住出口，更向座車丟擲石塊，擊破車窗，致車上多人流血受傷。
同年10月25日，《美麗島》台中服務處成立大會，政府出動軍方卡車及拒馬、鐵絲網到場，經抗議交涉後始撤離。10月30日總社在高雄服務處舉辦「如何促進當前工會功能」勞工座談會，突有數位不明人士闖入會場搗亂。11月5日，高雄服務處更遭5名留平頭青年搗毀，29日黃信介住家及高雄服務處又遭人闖入搗毀，經報警處理後均無下文，導致信介仙要求治安單位限期破案，否則面臨這種「無政府」狀態，人民只好自組「義勇隊」，以保護人民身家安全。12月7日，屏東服務處更出現黑衣分子以斧頭襲擊及亮槍恐嚇事件。這種密集的騷擾與挑釁，令「黨外」人士悲憤難忍，傾向跟「這堆人」放手一搏。
1979年12月10日為世界人權日，時擔任國際人權組織台灣代表的施明德，計畫當天以「人權」為主題在高雄舉辦演講活動，但申請時被政府當局駁回。6日施明德、姚嘉文、呂秀蓮、張春男及張俊宏等人突破特務跟監，於永和密商，確定10日演講活動照常舉行，但以「彈性、間接、實力、集中、團結」等原則籌備進行。7日施明德及陳菊南下高雄服務處召開籌備會議，會中決定當天人員先在服務處集結，參加者持火把與標語，然後再以街頭散步方式至演講紀念會場。9日晚上朝野代表更為此事在台北美國在台協會政治參事班立德（Mark Pratt）家中協商，雙方溝通代表有陶百川、關中、梁肅戎及姚嘉文、康寧祥等人，會中姚嘉文再三表示當晚活動不會出差錯。
籌備期間，朝野多方互動信息顯示，人權紀念大會已箭在弦上不得不舉行，但當局取締行動也勢所難免，一場衝突即將發生。呂秀蓮為緩和對立情緒，向黃信介提議改在室內舉行集會演講，但不為其他核心成員接受。警總汪敬熙總司令在活動前也兩度會見黃信介，要求取消活動，但為信介仙所婉拒，而為冷卻激情，信介仙考慮當日不南下參加活動。可是12月9日下午卻突發高雄服務處兩名人員出外宣傳時，卻遭鼓山分局警察逮捕，毆打成傷，到10日清晨才同意放人的「鼓山事件」，一舉將民眾的情緒激化到最高點，各地黨外人士亦陸續到高雄聲援。這時信介仙已知晚上活動是「覆水難收」，但在這緊要關頭，絕不能為了自己安危而置身事外。因此，本來不想參加的他就果斷決定，南下參加這場人權紀念大會。
10日上午，警總展開部署，出動大批人員在市區駐防，監控一切活動，政大黃越欽教授雖銜命南下居間協調，亦無成效。下午六點黃信介搭火車抵達高雄後，警總南區司令常持琇立刻與他在車站貴賓室會商，雙方初步共識是：「警總希望在扶輪公園演講，不同意遊行，信介仙則請警總確保有地方演講以便趕赴現場溝通。」但會商後情勢卻發生突變，當黃信介抵達服務處時，遊行隊伍已出發，警總同意的演講會場扶輪公園去路竟然遭受封鎖，雙方互信基礎喪失，黨外人士決定繼續遊行，警總則決定鎮壓，火山瞬間即將爆發。
當遊行隊伍行經大圓環，經勸說後席地而坐，熄滅火把。信介仙登台演講：「黨外為什麼要紀念世界人權日？」警總加緊調派人力將圓環四周封鎖，雙方緊張對峙，信介仙偕姚嘉文進入鄰近鎮暴指揮所談判，結果不了了之。鎮暴部隊開始縮小包圍圈，施放催淚瓦斯，引起群眾騷動，混亂中人群轉向中正四路突圍，警民發生第一波衝突，而原在封鎖線外的旁觀民眾也被激化頓時與群眾混成一片，人群越聚越多，聲聲口號徹響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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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歐吉桑信介仙傳承「民主香火」 (下)
【歷史月刊 2009/05/11】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6期】
錢真是怪物，同樣是新台幣，有人為了多A海角幾億，從一國之尊淪為土城旅店的住客。相反的，有人雖生下來就有錢，卻不願富上加富，為了民主自由，以自己的家產大方資助那些有理想的知識分子，在戒嚴時期，合力推動台灣的民主政治運動，獲得台灣孟嘗君的雅號，讓當今許多人回憶這位台灣歐吉桑的傳奇軼事。
到黨外沙漠地區開疆闢土
1949年隨著國民黨轉進來台之中央民意機關，依1954年大法官會議釋字31號解釋不必改選，而成為萬年民意機關。而為了甄補台人能進入中央民意機關，於1969年3月公布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並於同年12月在台灣舉行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當選的民意代表，與第一屆選出之民意代表一樣，成為中華民國的「終身」民代。時擔任台北市議員的黃信介，有感於市議員能發揮空間有限，加上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後，市長改為官派，因此當69年發布即將辦理立委增選的消息，他就積極準備參選。台北市選區應選4席，國民黨提名3人，黨外人士則有12人參選，戰況甚為激烈。黃信介打出「無黨無派」民意生力軍訴求，提出17項競選政見，以淺顯的文宣口語，在演講場合直接批評執政黨的不民主及腐化官僚，受到選民的認同。開票結果，黃信介終於脫穎而出高票當選，而當時其他選區黨外人士也僅郭國基一人當選，可惜隔年郭國基立委因病過世，黃信介成為經由台灣地區選民選出之黨外唯一「萬年」立委。
1979年美麗島事件，黃信介被控叛亂罪判刑14年並褫奪公權10年，喪失立委資格。1991年9月黃信介復職立委職務，但他卻在立法院以「請與我一同告別舊時代」為題發表辭職演說，呼籲資深立委、國代一同辭職。復職後只當了40分鐘的立委。同年底，萬年立委與國代全部退職，中央民代改由台灣之公民以投票方式產生。
台灣人一向精明取巧，流血流汗當先鋒的事不會參加，但一看到有甜頭時卻一窩風的準備「割稻子尾」。這德性在屢次公職選舉時表現得更是淋漓盡致。花蓮地區，由於民風及選民結構的特殊性，鮮有黨外人士願主動到這個地區參選開疆闢土。1992年12月台灣舉辦第二屆立委選舉（任期3年），自行辭去終身立委的信介仙，卻代表民進黨跑到國民黨鐵票區的花蓮參選立委。信介仙投入選戰後，就全力以赴，舉辦多場政見發表會，出乎預料之外，選情一向冷清的花蓮，竟然刮起信介仙旋風，自辦的政見發表會竟然場場爆滿，聽眾擠滿會場。因此，在19日開票時，競選總部評估應可居得票第二名而當選（應當選2人）。
隨著各投票所開票結果統計，黃信介的得票數是2萬6678票，排名第三位則是2萬6582票，信介仙將以些微領先當選。想不到當晚八點三十分，花蓮選委會把最後送達之開票數輸入電腦後，信介仙卻以62票之差而高票落選。更出乎意料的是，有人提供選務人員作票的信息，經證實後信介仙的牛脾氣發作，果斷的帶領上千支持者在花蓮地方法院鐵絲網外頑強靜坐抗爭。眼看抗議民眾越聚越多，執政的國民黨擔心場面失控，趕緊查封驗票。經過重新驗票後，竟然發現開出的票比領票數多出700多張（即將未領空白票加蓋印於特定人欄框內），黃信介即因他人灌水而被「做掉」，印證了坊間流傳選舉「作票」之傳聞。在信介仙強勢抗爭下，中選會也識趣不經法院選舉訴訟審判程序，直接改發布黃信介當選第二屆花蓮選區立委，平息一場因作票可能引發的風暴，開啟元帥東征凱旋而歸的紀錄。
美麗島事件民主折翼
1977年台灣第一次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包括台北市議員、台灣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之改選，當時所有黨外精英幾乎皆投入這次選戰。時任立法委員的黃信介與康寧祥組成「黨外後援會連線」，奔走全島各地為黨外候選人站台助選，結果許多黨外人士順利當選，違紀脫黨競選的許信良也因「中壢事件」聲名大噪並順利當選桃園縣長。這次黨外人士間之互挺支援，讓信介仙開始思考如何將這些擔任公職的黨外人士組織起來，並找個場所讓這些人能隨時聚會討論時政，因此產生創辦雜誌社的念頭。接著1979年美國卡特總統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跟老朋友中華民國斷絕正式外交關係，此消息震憾人心，有些民眾因恐懼被中共併吞而移居國外，台灣出現移民潮仿如越南淪陷時的翻版。但黨外人士不但未移民他國，反而更激起對台灣政治改革的決心。
此時，黃信介自掏腰包拿出30萬元（約值北市一棟公寓）創辦《美麗島》雜誌，自任發行人，由許信良擔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同時聘請施明德為總經理負責行政業務。黃信介在發刊詞中提出：「今年是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的歷史關鍵時刻……，中美斷交宣告國民黨政府三十年來外交政策的全面破產，它使國民黨政府面臨統治台灣三十年來最大政治危機」；「玉山蒼蒼，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是我們生長的家鄉。我們深愛這片土地及啜飲其乳汁長大的子民，更關懷我們未來共同的命運。同時，我們相信，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不再是任何政權和這政權所豢養之文人的權利，而是我們所有人民大眾的權利」；「美麗島雜誌的目標就是要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我們共同來深深挖掘我們自己的土地，期待一個豐收的明天──自由民主的花朵開遍美麗島。」這篇〈共同來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的發刊詞，正代表信介仙多年來投身政治之所見所思，更是對整個黨外發展路線之規劃與期許。
《美麗島》雜誌出刊後市面反應熱絡，每期都超過10萬本的銷售量。同時為擴大雜誌之發行量與服務範圍，陸續在島內各地設立服務處，也成為黨外人士聯絡聚會場所。但政府對《美麗島》雜誌卻採取敵視態度，編造各種理由加以查禁並沒收，派情治人員對雜誌社成員加以監視干擾。同時政府高層更縱容一些極右分子對雜誌社人員之挑釁攻擊。如1979年9月6日，經政府核准在中泰賓館舉辦之創刊慶祝酒會活動，以沈光秀、蕭玉井等反共義士為首的《疾風》雜誌社成員，竟然率眾包圍中泰賓館，對參加酒會人士加以鼓譟、辱罵甚至人身攻擊，高呼「打倒黑拳幫叛國頭子黃信介」，在場的警察竟然沒有予以制止。酒會結束後黃信介等人搭車離去時，這批人不但堵住出口，更向座車丟擲石塊，擊破車窗，致車上多人流血受傷。
同年10月25日，《美麗島》台中服務處成立大會，政府出動軍方卡車及拒馬、鐵絲網到場，經抗議交涉後始撤離。10月30日總社在高雄服務處舉辦「如何促進當前工會功能」勞工座談會，突有數位不明人士闖入會場搗亂。11月5日，高雄服務處更遭5名留平頭青年搗毀，29日黃信介住家及高雄服務處又遭人闖入搗毀，經報警處理後均無下文，導致信介仙要求治安單位限期破案，否則面臨這種「無政府」狀態，人民只好自組「義勇隊」，以保護人民身家安全。12月7日，屏東服務處更出現黑衣分子以斧頭襲擊及亮槍恐嚇事件。這種密集的騷擾與挑釁，令「黨外」人士悲憤難忍，傾向跟「這堆人」放手一搏。
1979年12月10日為世界人權日，時擔任國際人權組織台灣代表的施明德，計畫當天以「人權」為主題在高雄舉辦演講活動，但申請時被政府當局駁回。6日施明德、姚嘉文、呂秀蓮、張春男及張俊宏等人突破特務跟監，於永和密商，確定10日演講活動照常舉行，但以「彈性、間接、實力、集中、團結」等原則籌備進行。7日施明德及陳菊南下高雄服務處召開籌備會議，會中決定當天人員先在服務處集結，參加者持火把與標語，然後再以街頭散步方式至演講紀念會場。9日晚上朝野代表更為此事在台北美國在台協會政治參事班立德（Mark Pratt）家中協商，雙方溝通代表有陶百川、關中、梁肅戎及姚嘉文、康寧祥等人，會中姚嘉文再三表示當晚活動不會出差錯。
籌備期間，朝野多方互動信息顯示，人權紀念大會已箭在弦上不得不舉行，但當局取締行動也勢所難免，一場衝突即將發生。呂秀蓮為緩和對立情緒，向黃信介提議改在室內舉行集會演講，但不為其他核心成員接受。警總汪敬熙總司令在活動前也兩度會見黃信介，要求取消活動，但為信介仙所婉拒，而為冷卻激情，信介仙考慮當日不南下參加活動。可是12月9日下午卻突發高雄服務處兩名人員出外宣傳時，卻遭鼓山分局警察逮捕，毆打成傷，到10日清晨才同意放人的「鼓山事件」，一舉將民眾的情緒激化到最高點，各地黨外人士亦陸續到高雄聲援。這時信介仙已知晚上活動是「覆水難收」，但在這緊要關頭，絕不能為了自己安危而置身事外。因此，本來不想參加的他就果斷決定，南下參加這場人權紀念大會。
10日上午，警總展開部署，出動大批人員在市區駐防，監控一切活動，政大黃越欽教授雖銜命南下居間協調，亦無成效。下午六點黃信介搭火車抵達高雄後，警總南區司令常持琇立刻與他在車站貴賓室會商，雙方初步共識是：「警總希望在扶輪公園演講，不同意遊行，信介仙則請警總確保有地方演講以便趕赴現場溝通。」但會商後情勢卻發生突變，當黃信介抵達服務處時，遊行隊伍已出發，警總同意的演講會場扶輪公園去路竟然遭受封鎖，雙方互信基礎喪失，黨外人士決定繼續遊行，警總則決定鎮壓，火山瞬間即將爆發。
當遊行隊伍行經大圓環，經勸說後席地而坐，熄滅火把。信介仙登台演講：「黨外為什麼要紀念世界人權日？」警總加緊調派人力將圓環四周封鎖，雙方緊張對峙，信介仙偕姚嘉文進入鄰近鎮暴指揮所談判，結果不了了之。鎮暴部隊開始縮小包圍圈，施放催淚瓦斯，引起群眾騷動，混亂中人群轉向中正四路突圍，警民發生第一波衝突，而原在封鎖線外的旁觀民眾也被激化頓時與群眾混成一片，人群越聚越多，聲聲口號徹響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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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歐吉桑信介仙傳承「民主香火」 (下)
【歷史月刊 2009/05/11】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6期】
6 May 2009
經典新讀》子路之死
【聯合報╱楊照】 2009.05.07 05:01 am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快樂，以及最大的悲哀都和他的弟子有關；他的生命，和弟子連結在一起……
子路「結纓而死」
子路的死亡是很戲劇性的。這件事被記載於《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國之亂，太子蒯聵出亡後又回到衛國時發生的。他有個外甥名叫孔悝，統領一座城，蒯聵為了建立自己的勢力，想尋求他外甥的協助，但對方不肯，怕得罪國君，蒯聵竟然直接挾持了他。當時子路是孔悝的朝臣，而在衛國的朝廷裡還有孔子的另一名學生子羔。子羔眼看狀況不對，就逃離了衛，要到陳國去，剛好碰到了要從陳國回衛國的子路，子羔就警告子路：衛國情況很危險，不能再進去了，子路卻覺得自己當人家的家臣，沒有怕死的道理，所以還是回返衛國。
當然他就遇到了蒯聵。子路質問蒯聵，為什麼挾持孔悝？還威脅蒯聵，如果蒯聵敢殺了他的主人，他會馬上找人繼承孔悝，並且不會和蒯聵結盟。除此之外，子路還宣稱蒯聵是個膽小鬼。蒯聵是怕了，但是他採取的方式，不是釋放孔悝，而是派遣石乞和盂黶去擊殺子路，這兩人也因為這件事留名歷史。
《左傳》用「以戈擊之」記錄這個武打場面，子路顯然不敵。《左傳》記載，子路的帽纓斷了，於是子路說：「君子死，冠不免。」死前最後一刻竟然是把帽子戴好，「結纓而死」。這畫面很重要，可以連結到前面的歷史，因為這不是子路第一次和蒯聵起衝突。
蒯聵之前出亡，是因為他父親衛靈公有個寵妾名叫「南子」，一個大美女，她和英俊的宋子朝發生了婚外情，搞得全國上下都知道，只有衛靈公或是被蒙在鼓裡，或是不在乎。蒯聵想替爸爸報戴綠帽的仇，想殺了南子，行動卻失敗了，只能出亡。
南子在《論語》也出現過，「子見南子，子路不說」，為什麼發生這件事？孔子當時來到衛靈公的朝廷，因為名氣太大，朝廷翻雲覆雨的大美女也想見他。孔子去了，子路非常不高興，很明白地和老師說：你不是說過，「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喔，那去見大美女幹嘛？如果孔子不是因為女色誘惑而去見南子的話，就表示南子左右衛國的朝政，所以孔子要透過她謀得權位？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如此明白地讓老師知道「我不爽」。孔子只好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如果真的這樣，實在會遭天打雷劈。孔子的說法是，我既然是衛國的客人，這國家的女主人堅持見我，我沒有不去的道理。我去見她，中間有著帷幕，談了兩句我就退出了；你雖然討厭南子，但是這樣的見面過程中，沒有不合禮的地方吧。
漂亮得不得了的志願
在〈先進篇第十一〉裡頭，最重要的是曾點說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漂亮得不得了的志願，更重要的，漂亮得不得了的語言。因此孔子說：「吾與點也。」但別忘了，這裡還有三個人，孔子一問完話，子路就馬上回答了，他的志氣很大很清楚。他說，千乘之國，夾在大國之間，戰爭戰亂饑荒，如果有國君信任我，不需三年時間，我就可以讓他的人民知道什麼是勇氣，不用怕大國，不用怕困阨，而且最重要的是「且知方也」，要有勇有謀，不是亂搞的。他說完，接了四個很有意思的字：「夫子哂之」，孔子笑他又來這套。
另外有一段在〈公冶長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孔子經常感慨，道不行就算了，不用繼續留在這地方，寧可漂流海上；若有這麼一天，大概只有一個人會跟我，就是子路。這段紀錄到了後面十分鮮活，子路「聞之喜」，有人和他說，老師不要玩了，想離開，應該只有你會跟。聞之喜，不是驕傲夫子最看重他，而是高興孔子最明白他，他是個絕對會對孔子不離不棄的人呀！如果要弟子自由去發展，有個人卻一定打死不會走，那個人就是子路。但孔子還是要虧一下他，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他說，你真的比我還勇敢，但你別急你別慌，別真的去紮木筏要跟我走，我只是打個比方罷了。如此簡短的對話就能看出子路有多性急，也可以知道孔子有特別的幽默感。
孔子失禮痛哭
回到《左傳．哀公十五年》。這時子路幾歲？子路只小孔子九歲。那年孔子七十二歲，子路也是個六十幾歲的老者了，卻到老還那麼衝動。《左傳》後面補了一小段孔子聞衛亂的反應。他看子羔回來了，臉色都發白，因為深知子羔不是貪生怕死的人，若他都回來了，表示衛國的情勢真的很糟。「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子路就真的死了。
《禮記．檀弓篇》提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禮記》為何要提及這段？因為孔子失禮，而且他不可能不知道這是失禮的，他在大庭廣眾下這樣哭泣，是真悲傷。一個一輩子相信禮並且內化禮的人，卻到七十二歲還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悲傷。
陸續有人來弔喪子路，「夫子拜之」，這是多麼失禮呀！說句不客氣的話，這跟我們現在在殯儀館看見長輩為晚輩答禮一樣。但也是這麼寥寥幾句，寫出了孔子的真性情。孔子怎麼會是一個無聊方正的人呢？孔子難道不知道自己正做出違背一輩子理想的事情？但孔子和子路的關係早已超越「禮」在他心中所承載的。他的「不逾矩」，還是有限度的，遇到最悲慟的事，他也無法再守禮了，他非得如此失禮，才能表現對子路之死的衝擊。「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情緒發洩完，他才有辦法問詳細的情況。孔子大失禮痛哭之後，才有辦法回神見傳消息的人，問子路死時的來龍去脈。子路「醢之矣」，被切成肉醬，多慘呀，孔子之後再也不吃肉醬了。子路六十三歲，只因為一件不關他的事而死。為什麼這兩個人要殺他？他都是個六十三歲的老人了，如果換成一個年輕氣盛的人選擇這樣做，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從這件事以及其他最清楚最可信的傳記資料來看，我們能夠知道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快樂，以及最大的悲哀都和他的弟子有關；他的生命，和弟子連結在一起。
（本文選自即將於聯經出版的《論語．中英文對照本》別冊：楊照著〈重新認識孔子〉。）
【2009/05/07 聯合報】@ http://udn.com/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快樂，以及最大的悲哀都和他的弟子有關；他的生命，和弟子連結在一起……
子路「結纓而死」
子路的死亡是很戲劇性的。這件事被記載於《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國之亂，太子蒯聵出亡後又回到衛國時發生的。他有個外甥名叫孔悝，統領一座城，蒯聵為了建立自己的勢力，想尋求他外甥的協助，但對方不肯，怕得罪國君，蒯聵竟然直接挾持了他。當時子路是孔悝的朝臣，而在衛國的朝廷裡還有孔子的另一名學生子羔。子羔眼看狀況不對，就逃離了衛，要到陳國去，剛好碰到了要從陳國回衛國的子路，子羔就警告子路：衛國情況很危險，不能再進去了，子路卻覺得自己當人家的家臣，沒有怕死的道理，所以還是回返衛國。
當然他就遇到了蒯聵。子路質問蒯聵，為什麼挾持孔悝？還威脅蒯聵，如果蒯聵敢殺了他的主人，他會馬上找人繼承孔悝，並且不會和蒯聵結盟。除此之外，子路還宣稱蒯聵是個膽小鬼。蒯聵是怕了，但是他採取的方式，不是釋放孔悝，而是派遣石乞和盂黶去擊殺子路，這兩人也因為這件事留名歷史。
《左傳》用「以戈擊之」記錄這個武打場面，子路顯然不敵。《左傳》記載，子路的帽纓斷了，於是子路說：「君子死，冠不免。」死前最後一刻竟然是把帽子戴好，「結纓而死」。這畫面很重要，可以連結到前面的歷史，因為這不是子路第一次和蒯聵起衝突。
蒯聵之前出亡，是因為他父親衛靈公有個寵妾名叫「南子」，一個大美女，她和英俊的宋子朝發生了婚外情，搞得全國上下都知道，只有衛靈公或是被蒙在鼓裡，或是不在乎。蒯聵想替爸爸報戴綠帽的仇，想殺了南子，行動卻失敗了，只能出亡。
南子在《論語》也出現過，「子見南子，子路不說」，為什麼發生這件事？孔子當時來到衛靈公的朝廷，因為名氣太大，朝廷翻雲覆雨的大美女也想見他。孔子去了，子路非常不高興，很明白地和老師說：你不是說過，「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喔，那去見大美女幹嘛？如果孔子不是因為女色誘惑而去見南子的話，就表示南子左右衛國的朝政，所以孔子要透過她謀得權位？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如此明白地讓老師知道「我不爽」。孔子只好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如果真的這樣，實在會遭天打雷劈。孔子的說法是，我既然是衛國的客人，這國家的女主人堅持見我，我沒有不去的道理。我去見她，中間有著帷幕，談了兩句我就退出了；你雖然討厭南子，但是這樣的見面過程中，沒有不合禮的地方吧。
漂亮得不得了的志願
在〈先進篇第十一〉裡頭，最重要的是曾點說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漂亮得不得了的志願，更重要的，漂亮得不得了的語言。因此孔子說：「吾與點也。」但別忘了，這裡還有三個人，孔子一問完話，子路就馬上回答了，他的志氣很大很清楚。他說，千乘之國，夾在大國之間，戰爭戰亂饑荒，如果有國君信任我，不需三年時間，我就可以讓他的人民知道什麼是勇氣，不用怕大國，不用怕困阨，而且最重要的是「且知方也」，要有勇有謀，不是亂搞的。他說完，接了四個很有意思的字：「夫子哂之」，孔子笑他又來這套。
另外有一段在〈公冶長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孔子經常感慨，道不行就算了，不用繼續留在這地方，寧可漂流海上；若有這麼一天，大概只有一個人會跟我，就是子路。這段紀錄到了後面十分鮮活，子路「聞之喜」，有人和他說，老師不要玩了，想離開，應該只有你會跟。聞之喜，不是驕傲夫子最看重他，而是高興孔子最明白他，他是個絕對會對孔子不離不棄的人呀！如果要弟子自由去發展，有個人卻一定打死不會走，那個人就是子路。但孔子還是要虧一下他，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他說，你真的比我還勇敢，但你別急你別慌，別真的去紮木筏要跟我走，我只是打個比方罷了。如此簡短的對話就能看出子路有多性急，也可以知道孔子有特別的幽默感。
孔子失禮痛哭
回到《左傳．哀公十五年》。這時子路幾歲？子路只小孔子九歲。那年孔子七十二歲，子路也是個六十幾歲的老者了，卻到老還那麼衝動。《左傳》後面補了一小段孔子聞衛亂的反應。他看子羔回來了，臉色都發白，因為深知子羔不是貪生怕死的人，若他都回來了，表示衛國的情勢真的很糟。「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子路就真的死了。
《禮記．檀弓篇》提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禮記》為何要提及這段？因為孔子失禮，而且他不可能不知道這是失禮的，他在大庭廣眾下這樣哭泣，是真悲傷。一個一輩子相信禮並且內化禮的人，卻到七十二歲還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悲傷。
陸續有人來弔喪子路，「夫子拜之」，這是多麼失禮呀！說句不客氣的話，這跟我們現在在殯儀館看見長輩為晚輩答禮一樣。但也是這麼寥寥幾句，寫出了孔子的真性情。孔子怎麼會是一個無聊方正的人呢？孔子難道不知道自己正做出違背一輩子理想的事情？但孔子和子路的關係早已超越「禮」在他心中所承載的。他的「不逾矩」，還是有限度的，遇到最悲慟的事，他也無法再守禮了，他非得如此失禮，才能表現對子路之死的衝擊。「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情緒發洩完，他才有辦法問詳細的情況。孔子大失禮痛哭之後，才有辦法回神見傳消息的人，問子路死時的來龍去脈。子路「醢之矣」，被切成肉醬，多慘呀，孔子之後再也不吃肉醬了。子路六十三歲，只因為一件不關他的事而死。為什麼這兩個人要殺他？他都是個六十三歲的老人了，如果換成一個年輕氣盛的人選擇這樣做，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從這件事以及其他最清楚最可信的傳記資料來看，我們能夠知道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快樂，以及最大的悲哀都和他的弟子有關；他的生命，和弟子連結在一起。
（本文選自即將於聯經出版的《論語．中英文對照本》別冊：楊照著〈重新認識孔子〉。）
【2009/05/07 聯合報】@ http://udn.com/
28 April 2009
奇人蒼生 和一本不隨便的書
【聯合報╱林懷民】 2009.04.28 02:58 am
Seven Eleven，Starbucks，家樂福，這些影響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機構登陸台灣，他是推手。左岸咖啡這類產品的精神與形貌，也有他的斟酌。
但是，這位統一集團的總裁，據說，開會時常會講出同仁聽不懂的話，提出奇怪的主張。
譬如，統一曾贊助劉寧生環航世界一周；大陸的統一目前正在青海進行黃河源頭的淨溪環保工作。這些，與促銷無直接關係，也不大鑼大鼓地宣揚。
企業界覺得林蒼生是奇人。
他寡言，低調，沒看過他皺眉頭，只記得他笑瞇瞇的樣子。他在東區的辦公室遙遙面對那巨大匕首似的一○一大樓；十坪左右的房間，像個書齋，磁場美麗，能量優雅。坐下來，他談佛說禪，講《易經》，講水的品質如何影響生命的能量，又說2012年起，世界進入水瓶座世紀，非邏輯的思考當道，是感性的時代。然後，彷彿不好意思提，卻因實在有幾分得意而不得不提：統一的麵包廠播放莫札特的音樂給麵包聽。
坊間看得到的林蒼生履歷是這樣的：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服完兵役赴日本學習麵粉製作，返國加入統一麵粉廠，四十歲任統一企業副總經理，四十六歲升任總經理，六十歲任統一集團總裁。
這個履歷漏了一個重要的職銜：《草原》雜誌發行人兼社長。
其實林蒼生是嚴重的 文學青年
林蒼生是嚴重的文學青年。大學畢業後，到台北和朋友創辦的《草原》，以「緣於傳統．傲視現代」為口號，反思當時台灣文化界嚴重西化的現象，主張「是結束模仿、移植、生吞等等變調情形的時候了！是起步走向我們民族的文學藝術的時候了。」徵稿啟事明言：「《草原》要的稿件是一個字：土。寫得愈土，我們越喜歡。」
那是1967年，距離鄉土文學的風起雲湧早了八、九年。
《草原》發表陳映真、余光中、黃春明、施叔青、七等生、林文月這些名家作品。文學之外，兼及各門藝術，第二期更以大量篇幅刊登丘延亮的〈現階段民歌工作之總報告（1966-1967）〉，介紹許常惠、史惟亮的民歌採集，提到一位名叫陳達的恆春歌手。
這些年輕人的豪情也見諸雜誌的視覺面貌。廣告界美編高手郭承豐操刀，《草原》以17.5×23公分的特殊開本問世，字體的運用，大膽突出。追憶《草原》，大家總會提到「漂亮」，「帥」。
然而，像《現代文學》、《文季》、《劇場》這些同人雜誌，《草原》贏得文化界的喝采，銷路打不開，資金的周轉成為問題。
在澎湖當兵的林蒼生寫信給同志們打氣：「做下去，做下去，只靠勇氣支持，沒有其他……」
林蒼生賠完父母親給他辦雜誌的資金，《草原》宣布停刊。那三期雜誌為文學青年珍藏。而郭承豐的平面設計，林蒼生以娟秀字體書寫的詩箋小卡片更成為許多人尋覓收集的稀有「骨董」。《草原》，和寫出「春天是大地的謊言」詩句的林蒼生是文學界的一則美麗的傳說。
知曉了這段軼事，統一的飲料中有「飲冰室茶集」，「左岸咖啡」，就不是意外了。林蒼生自己從不提起《草原》的往事，別人提起時，他也不熱烈回應，但一貫的謙笑中，眼睛突然放光。
他紿終不能忘情。
四十九帖身心靈的 《隨便想想》
《草原》停刊四十一年後，林蒼生寫出一本書，不改低調客謙的本色，書名題為《隨便想想》。
四十九帖身心靈的省思，關於如何對待生命，如何生活，思路清明，講得透澈。一點也不隨便。
詩人的林蒼生問：多久沒好好看過月亮了？有多久沒光腳散步在軟軟泥土或青草上？
關於看月亮，他說，人們追求物質層面的事總是急迫的，精神層面的事總是遙遠。林蒼生問：多久沒有想起過年輕時候的雄心壯志了？關於光腳散步，他提醒我們，與自然共舞才是人類DNA的本性。
他認為，人們如能保持適當的飢餓感是比較健康的。因為人類進化過程中，餓的時候比飽足的時間多，我們的基因結構禁不起暴食暴飲。
他又問：地球轉動的速度仍是一樣，我們的生活節奏為何加快？
他說，幸福的感覺是人類幾千年文明所要找尋的「生命的答案」。而虛的數字的財富不是幸福；我們要培養「清富」的觀念，在飽足的環境中，保持「清淡」的心靈，不為物質的富裕所惑。
幸福的答案是「修行」。不是時間漫長的靜坐或特技姿態的瑜伽，只是簡單的調息，慢步，觀照，把心思單純化。
譬如看花，就只是看花，不要起心動念，讚頌花的美，進而想擁有。「平靜的心是與花的能量同步的必要條件。」林蒼生說：「心不平靜，能量的波動頻率相差太遠，無論如何，是交融不來的。」
「所有的心情世界，微笑的能量頻率是最高的，所以微笑的時候，比較不容易起妄念，比較容易看見心靈的蓮花。」他花了五個篇章闡述「微笑」，建議讀者勤加練習，「使微笑成一種習性，一種內在滿足的習性。」這種「獨自自知的微笑」使我們容易隨時感到「當下」。
林蒼生也勸讀者不要把得失心過度誇大，因為「成功、失敗，只是一件事情演變的過程中，某一個段落的狀態而已」，人們應該在意的是「當下」清明的觀照，才能「隨緣好去」。
林蒼生長年鑽研佛學，《隨便想想》是他的心得分享，每一帖都是禪宗意念的延伸。與一般佛學書籍不同，他不掉書袋，不訴諸權威，只是言簡意賅地譬說。譬如《金剛經》裡的「降伏其心」，他一針見血地說，就是「管理自己的思想」。
這些生活小事， 都是修行的大事
林蒼生總結佛法，除了「禪定」與「拜佛」，也包括了：
動作時的輕緩
任事時的清明
說話時的親切
走路時的悠閒
獨處時的自在
睡覺時的安詳
以及
無所不在的喜悅
「這些生活的小事，都是修行的大事。」因為「心靈的世界，事情是不分大小的」，跳過經文，跳過儀軌，如此簡明，如此溫暖，任何人都可以嘗試，實踐，任何人都可以「由低而高逐漸進步」。
在〈生活調息〉一帖，他提議，趕著去開會時，不要急，「安詳地呼吸幾次，然後很有信心地告訴自己，我開會時已經有很好的創意靈感出現。」
這是總裁的夫子自道嗎？
修行與思索會不會是浪漫的文學青年步入企業界後，安頓身心的法門？耕耘心田累積的智慧，會不會就是總裁綜理龐大集團的重要法寶？
《隨便想想》濃縮了佛法、哲學、養生學、能量科學……卻以溫婉，親切的漫談形式呈現；篇幅精短，大部分的章帖只有兩三頁。最讓人驚喜的是，林蒼生的文筆素樸明晰，清如流水，不可增減一字，是胡適之那一代名家的遺風。
因為這麼好看，我拿到書稿就展開資訊時代一目十行的本事快速閱讀，三帖之後才驚覺到自己手掬水月，一無所得。
林蒼生在書裡說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那麼匆忙。例如說喝一杯咖啡，也不知怎麼喝。只把咖啡當作飲料一口喝下，連香味都來不及品嘗。
《隨便想想》四十九帖開示，提醒，鼓勵，促人反思，要求沉澱。好吃的東西要慢慢咀嚼，我放在案頭，每天讀一帖，我的生活多出一份清靜的空間與安定的心。
辦過《草原》雜誌的林蒼生無忘初心，閱歷豐富的總裁提筆寫下他探索生命的吉光片羽，與社會分享。這本書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我期待他繼續「隨便想想」，再寫下去。
【2009/04/28 聯合報】@ http://udn.com/
Seven Eleven，Starbucks，家樂福，這些影響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機構登陸台灣，他是推手。左岸咖啡這類產品的精神與形貌，也有他的斟酌。
但是，這位統一集團的總裁，據說，開會時常會講出同仁聽不懂的話，提出奇怪的主張。
譬如，統一曾贊助劉寧生環航世界一周；大陸的統一目前正在青海進行黃河源頭的淨溪環保工作。這些，與促銷無直接關係，也不大鑼大鼓地宣揚。
企業界覺得林蒼生是奇人。
他寡言，低調，沒看過他皺眉頭，只記得他笑瞇瞇的樣子。他在東區的辦公室遙遙面對那巨大匕首似的一○一大樓；十坪左右的房間，像個書齋，磁場美麗，能量優雅。坐下來，他談佛說禪，講《易經》，講水的品質如何影響生命的能量，又說2012年起，世界進入水瓶座世紀，非邏輯的思考當道，是感性的時代。然後，彷彿不好意思提，卻因實在有幾分得意而不得不提：統一的麵包廠播放莫札特的音樂給麵包聽。
坊間看得到的林蒼生履歷是這樣的：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服完兵役赴日本學習麵粉製作，返國加入統一麵粉廠，四十歲任統一企業副總經理，四十六歲升任總經理，六十歲任統一集團總裁。
這個履歷漏了一個重要的職銜：《草原》雜誌發行人兼社長。
其實林蒼生是嚴重的 文學青年
林蒼生是嚴重的文學青年。大學畢業後，到台北和朋友創辦的《草原》，以「緣於傳統．傲視現代」為口號，反思當時台灣文化界嚴重西化的現象，主張「是結束模仿、移植、生吞等等變調情形的時候了！是起步走向我們民族的文學藝術的時候了。」徵稿啟事明言：「《草原》要的稿件是一個字：土。寫得愈土，我們越喜歡。」
那是1967年，距離鄉土文學的風起雲湧早了八、九年。
《草原》發表陳映真、余光中、黃春明、施叔青、七等生、林文月這些名家作品。文學之外，兼及各門藝術，第二期更以大量篇幅刊登丘延亮的〈現階段民歌工作之總報告（1966-1967）〉，介紹許常惠、史惟亮的民歌採集，提到一位名叫陳達的恆春歌手。
這些年輕人的豪情也見諸雜誌的視覺面貌。廣告界美編高手郭承豐操刀，《草原》以17.5×23公分的特殊開本問世，字體的運用，大膽突出。追憶《草原》，大家總會提到「漂亮」，「帥」。
然而，像《現代文學》、《文季》、《劇場》這些同人雜誌，《草原》贏得文化界的喝采，銷路打不開，資金的周轉成為問題。
在澎湖當兵的林蒼生寫信給同志們打氣：「做下去，做下去，只靠勇氣支持，沒有其他……」
林蒼生賠完父母親給他辦雜誌的資金，《草原》宣布停刊。那三期雜誌為文學青年珍藏。而郭承豐的平面設計，林蒼生以娟秀字體書寫的詩箋小卡片更成為許多人尋覓收集的稀有「骨董」。《草原》，和寫出「春天是大地的謊言」詩句的林蒼生是文學界的一則美麗的傳說。
知曉了這段軼事，統一的飲料中有「飲冰室茶集」，「左岸咖啡」，就不是意外了。林蒼生自己從不提起《草原》的往事，別人提起時，他也不熱烈回應，但一貫的謙笑中，眼睛突然放光。
他紿終不能忘情。
四十九帖身心靈的 《隨便想想》
《草原》停刊四十一年後，林蒼生寫出一本書，不改低調客謙的本色，書名題為《隨便想想》。
四十九帖身心靈的省思，關於如何對待生命，如何生活，思路清明，講得透澈。一點也不隨便。
詩人的林蒼生問：多久沒好好看過月亮了？有多久沒光腳散步在軟軟泥土或青草上？
關於看月亮，他說，人們追求物質層面的事總是急迫的，精神層面的事總是遙遠。林蒼生問：多久沒有想起過年輕時候的雄心壯志了？關於光腳散步，他提醒我們，與自然共舞才是人類DNA的本性。
他認為，人們如能保持適當的飢餓感是比較健康的。因為人類進化過程中，餓的時候比飽足的時間多，我們的基因結構禁不起暴食暴飲。
他又問：地球轉動的速度仍是一樣，我們的生活節奏為何加快？
他說，幸福的感覺是人類幾千年文明所要找尋的「生命的答案」。而虛的數字的財富不是幸福；我們要培養「清富」的觀念，在飽足的環境中，保持「清淡」的心靈，不為物質的富裕所惑。
幸福的答案是「修行」。不是時間漫長的靜坐或特技姿態的瑜伽，只是簡單的調息，慢步，觀照，把心思單純化。
譬如看花，就只是看花，不要起心動念，讚頌花的美，進而想擁有。「平靜的心是與花的能量同步的必要條件。」林蒼生說：「心不平靜，能量的波動頻率相差太遠，無論如何，是交融不來的。」
「所有的心情世界，微笑的能量頻率是最高的，所以微笑的時候，比較不容易起妄念，比較容易看見心靈的蓮花。」他花了五個篇章闡述「微笑」，建議讀者勤加練習，「使微笑成一種習性，一種內在滿足的習性。」這種「獨自自知的微笑」使我們容易隨時感到「當下」。
林蒼生也勸讀者不要把得失心過度誇大，因為「成功、失敗，只是一件事情演變的過程中，某一個段落的狀態而已」，人們應該在意的是「當下」清明的觀照，才能「隨緣好去」。
林蒼生長年鑽研佛學，《隨便想想》是他的心得分享，每一帖都是禪宗意念的延伸。與一般佛學書籍不同，他不掉書袋，不訴諸權威，只是言簡意賅地譬說。譬如《金剛經》裡的「降伏其心」，他一針見血地說，就是「管理自己的思想」。
這些生活小事， 都是修行的大事
林蒼生總結佛法，除了「禪定」與「拜佛」，也包括了：
動作時的輕緩
任事時的清明
說話時的親切
走路時的悠閒
獨處時的自在
睡覺時的安詳
以及
無所不在的喜悅
「這些生活的小事，都是修行的大事。」因為「心靈的世界，事情是不分大小的」，跳過經文，跳過儀軌，如此簡明，如此溫暖，任何人都可以嘗試，實踐，任何人都可以「由低而高逐漸進步」。
在〈生活調息〉一帖，他提議，趕著去開會時，不要急，「安詳地呼吸幾次，然後很有信心地告訴自己，我開會時已經有很好的創意靈感出現。」
這是總裁的夫子自道嗎？
修行與思索會不會是浪漫的文學青年步入企業界後，安頓身心的法門？耕耘心田累積的智慧，會不會就是總裁綜理龐大集團的重要法寶？
《隨便想想》濃縮了佛法、哲學、養生學、能量科學……卻以溫婉，親切的漫談形式呈現；篇幅精短，大部分的章帖只有兩三頁。最讓人驚喜的是，林蒼生的文筆素樸明晰，清如流水，不可增減一字，是胡適之那一代名家的遺風。
因為這麼好看，我拿到書稿就展開資訊時代一目十行的本事快速閱讀，三帖之後才驚覺到自己手掬水月，一無所得。
林蒼生在書裡說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那麼匆忙。例如說喝一杯咖啡，也不知怎麼喝。只把咖啡當作飲料一口喝下，連香味都來不及品嘗。
《隨便想想》四十九帖開示，提醒，鼓勵，促人反思，要求沉澱。好吃的東西要慢慢咀嚼，我放在案頭，每天讀一帖，我的生活多出一份清靜的空間與安定的心。
辦過《草原》雜誌的林蒼生無忘初心，閱歷豐富的總裁提筆寫下他探索生命的吉光片羽，與社會分享。這本書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我期待他繼續「隨便想想」，再寫下去。
【2009/04/28 聯合報】@ http://udn.com/
24 April 2009
神奇人物 三毛
【聯合報╱陸達誠】 2009.04.24 04:44 am
《聯合報》邀請三毛演講，假耕莘大禮堂舉行。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整個大禮堂爆滿，排隊排到馬路上的盛況……
在寫作會的眾多講師之中，自然不能不提三毛。當年她成名的時候，我人在國外，完全沒聽過她的名字，回國後才知道國內有這麼一個極受歡迎的女作家。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聯合報》的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我還記得那次是許台英女士得小說首獎。我坐在前面幾排，跟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很近。忽然兩姐妹跳了起來，跑向一個剛走進來的人，身穿黑衣，披著黑長髮，正是剛剛喪夫，從西班牙回國的三毛。
朱天文她們圍著三毛問她近況，她說了沒幾句，兩行眼淚就落了下來。我遠遠地看著，印象非常深刻。
不久之後，某日馬叔禮邀請我參加一場通靈活動。由於當年研究馬賽爾的關係，我對通靈活動並不排斥，基於研究的立場，更覺得有一探的必要，因此便答應了。
那天晚上，我和「三三」集團的一群年輕作家，齊聚在朱西甯先生家中，三毛也在場。在一雙方桌的四面，男女各半對坐，各用一手指點住畫有箭頭的碟背，請碟仙降來。之後碟子開始轉動，大家輪流發問，碟子便會轉到紙上的文字給出答案。
在場的都是博學多聞的人，請來的碟仙也跟別人不同，國父、司馬相如之類的古人全都請來過。我難免半信半疑，但是其他人都很可靠，應該不致刻意移動碟子作假。
三毛請出來的，自然是她的丈夫荷西。碟仙回答她的種種問題都很正常，由於知道丈夫仍在身邊，三毛的心情大為振奮。
散會後，我順道載她回家。在談話中，我老實告訴她，我沒讀過她的書，她並不介意，要送我五本她的著作。她還告訴我，雖然她是基督徒，不過正在考慮受洗當修女。我心裡覺得不太可能，因為修道需要極大的決心，以她當時的狀況，不太適合做這種決定。
不過，經由這次的交談，從此我也成了她的忠實讀者。
一周後，陳銘磻請三毛來耕莘領獎，我又有機會和她暢談，彼此更加熟絡了。
那時作家凌晨在警廣主持廣播節目《平安夜》，每晚十一點到十二點播出，我常常收聽，還會把她的節目錄下來，有時心情鬱悶睡不著，聽聽錄好的節目，很快就能放鬆沉入夢鄉。邊聽她的節目邊讀三毛的書，可說是閱讀和聽覺上的雙重享受。
後來我請三毛和凌晨一起來耕莘開座談會，我上台做開場白，說：「我現在最喜歡『聽凌晨，看三毛』。」聽得兩人哈哈大笑。
會後，我和夏婉雲招待她們吃餃子，席間有人要求我拉手風琴，我便拉一曲'Merry widow'（譯名：〈風流寡婦〉）調侃三毛，自己忍不住邊拉邊笑，她也毫不在意。
又過了一陣子，《聯合報》邀請三毛演講，假耕莘大禮堂舉行。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整個大禮堂爆滿，排隊排到馬路上的盛況。
那次照例是我上台介紹她，我本想稱她為「傳奇人物」，但由於國語不太靈光，一時想不起來「傳」字應該讀「船」或是「賺」，一急之下竟衝口說三毛是「神奇人物」，實在很尷尬。而且那次演講全文之後在聯合副刊上刊登，也不知有沒有把我的口誤改掉。
三毛有時會請我去家中聚餐，她家是江浙人，我可以和她父母講上海話。當三毛沉浸在悲傷中時，會不時透露自殺的念頭。有一回她父親便當著我和凌晨的面斬釘截鐵地說：「我永遠不會寬恕殺我女兒的人。」意即若三毛自殺，絕不原諒她。三毛聽了父親的重話，從此便不敢再說出想自殺的言語了。
此後，三毛對通靈越來越熱中。試過碟仙後，她改用錢仙，當她讀完我送她的馬賽爾演講集《人性尊嚴的存在背景》一書後，又學到自動書寫的方法。她在紙上用西班牙文寫一問句，她的手就會自動寫出答案，她就以這種方式和亡夫溝通，每次結束後還會打電話告訴我談話內容。
我對於通靈始終是抱著「好奇」和「研究」的心態，嘗試一次就夠了，實在不宜太過深入。看她如此熱中，心中難免不安。但是她每次得到的資訊都算相當正常，而且她可以從中找到化解悲傷的力量，總比動不動想自殺來得好，因此我也不方便出言勸阻。
然而之後還是出了麻煩。一天夜裡，她用自動書寫和荷西交談，荷西要求三毛為她獻彌撒。三毛提出三位神父的名字問：「你覺得讓這三位主持彌撒可好？」
誰知對方卻斬釘截鐵地回答：「不要。這三個都不是好人。」
這時三毛起了疑心，懷疑此時和她交談的人已經不是荷西，便用耶穌之名命令對方說出他的真實身分。她的手動了起來，用粗大的字跡寫出幾個西班牙字：「魔鬼神。」
三毛大吃一驚，發現有惡魔侵入她和荷西的溝通管道，立刻停止書寫，命令惡魔離開，抓著十字架整夜祈禱、發抖。
第二天下午，她來耕莘文教院找我，告訴我事情經過，並且給我看前晚寫下的交談紀錄。我看到那粗大的魔鬼簽名，也是嚇了一大跳。為了安撫她，我為她奉獻了一台彌撒，並讓她戴上隆重祝聖過的法國帶回來的顯靈聖牌，她戴了之後，情緒逐漸安定下來。
接下來一年，她的生活忙碌而充實，過得相當穩定，也沒再接觸通靈之類的事物，並且不斷地行善。她曾告訴我，她每次收到稿費都會分成六份，捐給不同的慈善團體。我非常感動。
這裡還得再談談徐訏先生，也就是三毛的乾爸。
當年我在上海時，就讀過徐訏的《風蕭蕭》，不過一直到了當上寫作會會長，才有機會和徐先生結識。那時徐先生應高信疆先生邀請來台演講，耕莘自然也邀請了他，我和他交換了名片，聊了一會。直到和三毛談天，知道徐先生是她的乾爸，心中倍感親切。
後來我去香港，拜訪「中國新聞分析」的勞達一神父（Fr. Ladany S. J.，匈牙利籍），他對我說：「我下午要去醫院探望徐訏先生，你要不要一起來？」我這才知道徐先生病了，便跟著一起去探病。
徐先生住在香港雷敦治醫院，他的肺癌已經相當嚴重，由於醫護和家人的隱瞞，他自己還不知道病情，以為是肺結核。徐先生見了我，很高興地和我招呼。我應勞神父的要求，用上海話為徐先生講了四十幾分鐘的道理。
講完後，徐先生說：「你們真幸運，從小就有信仰。像我這麼老了才要投入信仰，已經晚了。」據勞神父說，徐先生近幾年一直在考慮受洗，卻總是沒下決心。
當我離開醫院的時候，心裡明白，以後再也見不到徐先生了。那時三毛人在西班牙，我寫信告訴她這件事，她一收到信便急著打電話回來問候，可惜徐先生已經過世了。
勞神父告訴我，徐先生在過世前幾天，終於在醫院的教堂裡領了洗。他原本一直焦躁不安，領洗後就平靜了下來，走得很安詳。
只是，三毛難忍悲痛，再度用自動書寫和徐先生溝通。徐先生告訴她：「我很好，生活在一個光明平安的世界裡，不用擔心。妳幫我寫信給我家人吧。」三毛藉自動書寫寫下了徐先生的家書，徐太太後來拿了其中幾封給我看，並且告訴我，信尾的「徐訏」簽名真的很像本人的字跡。徐先生有個女兒在美國，由於她通曉法文，給她的信便是用法文寫的。三毛本身不諳法文，還是寫出來之後拿給朋友看，才知道那是法文。
之後，在《皇冠》雜誌上讀到三毛似乎曾參加「觀落陰」的活動。這類活動實在太過接近彼世，讓我覺得不太妙。但是我跟她見面機會不算多，總不能一見面就干涉人家的私事，只好保持緘默。況且，做為一個文學創作者，保持旺盛的好奇心也是必要的。沒有想到，不久就傳來她在榮總過世的消息。據她母親說，她去世前半個月，還曾告訴母親，她想做修女，只是這心願再也沒機會實現了。
各種流言繪聲繪影，說三毛的早逝是她熱中通靈造成的，我個人不敢斷言。我只相信，這樣一位善良真誠又熱情的女性，即使離開了人世，天主一定會引導她的。
●陸達誠《誤闖台灣藝文海域的神父》新書發表會5月2日下午三點半在耕莘文教院舉行，會中將分享他與文壇友人三毛、朱西甯、琦君等人的真摯情誼，歡迎文友參與。詢問電話：（02）2365-5615分機320，或上網查詢：http://www.tiencf.org.tw。
【2009/04/23 聯合報】@ http://udn.com/
《聯合報》邀請三毛演講，假耕莘大禮堂舉行。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整個大禮堂爆滿，排隊排到馬路上的盛況……
在寫作會的眾多講師之中，自然不能不提三毛。當年她成名的時候，我人在國外，完全沒聽過她的名字，回國後才知道國內有這麼一個極受歡迎的女作家。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聯合報》的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我還記得那次是許台英女士得小說首獎。我坐在前面幾排，跟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很近。忽然兩姐妹跳了起來，跑向一個剛走進來的人，身穿黑衣，披著黑長髮，正是剛剛喪夫，從西班牙回國的三毛。
朱天文她們圍著三毛問她近況，她說了沒幾句，兩行眼淚就落了下來。我遠遠地看著，印象非常深刻。
不久之後，某日馬叔禮邀請我參加一場通靈活動。由於當年研究馬賽爾的關係，我對通靈活動並不排斥，基於研究的立場，更覺得有一探的必要，因此便答應了。
那天晚上，我和「三三」集團的一群年輕作家，齊聚在朱西甯先生家中，三毛也在場。在一雙方桌的四面，男女各半對坐，各用一手指點住畫有箭頭的碟背，請碟仙降來。之後碟子開始轉動，大家輪流發問，碟子便會轉到紙上的文字給出答案。
在場的都是博學多聞的人，請來的碟仙也跟別人不同，國父、司馬相如之類的古人全都請來過。我難免半信半疑，但是其他人都很可靠，應該不致刻意移動碟子作假。
三毛請出來的，自然是她的丈夫荷西。碟仙回答她的種種問題都很正常，由於知道丈夫仍在身邊，三毛的心情大為振奮。
散會後，我順道載她回家。在談話中，我老實告訴她，我沒讀過她的書，她並不介意，要送我五本她的著作。她還告訴我，雖然她是基督徒，不過正在考慮受洗當修女。我心裡覺得不太可能，因為修道需要極大的決心，以她當時的狀況，不太適合做這種決定。
不過，經由這次的交談，從此我也成了她的忠實讀者。
一周後，陳銘磻請三毛來耕莘領獎，我又有機會和她暢談，彼此更加熟絡了。
那時作家凌晨在警廣主持廣播節目《平安夜》，每晚十一點到十二點播出，我常常收聽，還會把她的節目錄下來，有時心情鬱悶睡不著，聽聽錄好的節目，很快就能放鬆沉入夢鄉。邊聽她的節目邊讀三毛的書，可說是閱讀和聽覺上的雙重享受。
後來我請三毛和凌晨一起來耕莘開座談會，我上台做開場白，說：「我現在最喜歡『聽凌晨，看三毛』。」聽得兩人哈哈大笑。
會後，我和夏婉雲招待她們吃餃子，席間有人要求我拉手風琴，我便拉一曲'Merry widow'（譯名：〈風流寡婦〉）調侃三毛，自己忍不住邊拉邊笑，她也毫不在意。
又過了一陣子，《聯合報》邀請三毛演講，假耕莘大禮堂舉行。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整個大禮堂爆滿，排隊排到馬路上的盛況。
那次照例是我上台介紹她，我本想稱她為「傳奇人物」，但由於國語不太靈光，一時想不起來「傳」字應該讀「船」或是「賺」，一急之下竟衝口說三毛是「神奇人物」，實在很尷尬。而且那次演講全文之後在聯合副刊上刊登，也不知有沒有把我的口誤改掉。
三毛有時會請我去家中聚餐，她家是江浙人，我可以和她父母講上海話。當三毛沉浸在悲傷中時，會不時透露自殺的念頭。有一回她父親便當著我和凌晨的面斬釘截鐵地說：「我永遠不會寬恕殺我女兒的人。」意即若三毛自殺，絕不原諒她。三毛聽了父親的重話，從此便不敢再說出想自殺的言語了。
此後，三毛對通靈越來越熱中。試過碟仙後，她改用錢仙，當她讀完我送她的馬賽爾演講集《人性尊嚴的存在背景》一書後，又學到自動書寫的方法。她在紙上用西班牙文寫一問句，她的手就會自動寫出答案，她就以這種方式和亡夫溝通，每次結束後還會打電話告訴我談話內容。
我對於通靈始終是抱著「好奇」和「研究」的心態，嘗試一次就夠了，實在不宜太過深入。看她如此熱中，心中難免不安。但是她每次得到的資訊都算相當正常，而且她可以從中找到化解悲傷的力量，總比動不動想自殺來得好，因此我也不方便出言勸阻。
然而之後還是出了麻煩。一天夜裡，她用自動書寫和荷西交談，荷西要求三毛為她獻彌撒。三毛提出三位神父的名字問：「你覺得讓這三位主持彌撒可好？」
誰知對方卻斬釘截鐵地回答：「不要。這三個都不是好人。」
這時三毛起了疑心，懷疑此時和她交談的人已經不是荷西，便用耶穌之名命令對方說出他的真實身分。她的手動了起來，用粗大的字跡寫出幾個西班牙字：「魔鬼神。」
三毛大吃一驚，發現有惡魔侵入她和荷西的溝通管道，立刻停止書寫，命令惡魔離開，抓著十字架整夜祈禱、發抖。
第二天下午，她來耕莘文教院找我，告訴我事情經過，並且給我看前晚寫下的交談紀錄。我看到那粗大的魔鬼簽名，也是嚇了一大跳。為了安撫她，我為她奉獻了一台彌撒，並讓她戴上隆重祝聖過的法國帶回來的顯靈聖牌，她戴了之後，情緒逐漸安定下來。
接下來一年，她的生活忙碌而充實，過得相當穩定，也沒再接觸通靈之類的事物，並且不斷地行善。她曾告訴我，她每次收到稿費都會分成六份，捐給不同的慈善團體。我非常感動。
這裡還得再談談徐訏先生，也就是三毛的乾爸。
當年我在上海時，就讀過徐訏的《風蕭蕭》，不過一直到了當上寫作會會長，才有機會和徐先生結識。那時徐先生應高信疆先生邀請來台演講，耕莘自然也邀請了他，我和他交換了名片，聊了一會。直到和三毛談天，知道徐先生是她的乾爸，心中倍感親切。
後來我去香港，拜訪「中國新聞分析」的勞達一神父（Fr. Ladany S. J.，匈牙利籍），他對我說：「我下午要去醫院探望徐訏先生，你要不要一起來？」我這才知道徐先生病了，便跟著一起去探病。
徐先生住在香港雷敦治醫院，他的肺癌已經相當嚴重，由於醫護和家人的隱瞞，他自己還不知道病情，以為是肺結核。徐先生見了我，很高興地和我招呼。我應勞神父的要求，用上海話為徐先生講了四十幾分鐘的道理。
講完後，徐先生說：「你們真幸運，從小就有信仰。像我這麼老了才要投入信仰，已經晚了。」據勞神父說，徐先生近幾年一直在考慮受洗，卻總是沒下決心。
當我離開醫院的時候，心裡明白，以後再也見不到徐先生了。那時三毛人在西班牙，我寫信告訴她這件事，她一收到信便急著打電話回來問候，可惜徐先生已經過世了。
勞神父告訴我，徐先生在過世前幾天，終於在醫院的教堂裡領了洗。他原本一直焦躁不安，領洗後就平靜了下來，走得很安詳。
只是，三毛難忍悲痛，再度用自動書寫和徐先生溝通。徐先生告訴她：「我很好，生活在一個光明平安的世界裡，不用擔心。妳幫我寫信給我家人吧。」三毛藉自動書寫寫下了徐先生的家書，徐太太後來拿了其中幾封給我看，並且告訴我，信尾的「徐訏」簽名真的很像本人的字跡。徐先生有個女兒在美國，由於她通曉法文，給她的信便是用法文寫的。三毛本身不諳法文，還是寫出來之後拿給朋友看，才知道那是法文。
之後，在《皇冠》雜誌上讀到三毛似乎曾參加「觀落陰」的活動。這類活動實在太過接近彼世，讓我覺得不太妙。但是我跟她見面機會不算多，總不能一見面就干涉人家的私事，只好保持緘默。況且，做為一個文學創作者，保持旺盛的好奇心也是必要的。沒有想到，不久就傳來她在榮總過世的消息。據她母親說，她去世前半個月，還曾告訴母親，她想做修女，只是這心願再也沒機會實現了。
各種流言繪聲繪影，說三毛的早逝是她熱中通靈造成的，我個人不敢斷言。我只相信，這樣一位善良真誠又熱情的女性，即使離開了人世，天主一定會引導她的。
●陸達誠《誤闖台灣藝文海域的神父》新書發表會5月2日下午三點半在耕莘文教院舉行，會中將分享他與文壇友人三毛、朱西甯、琦君等人的真摯情誼，歡迎文友參與。詢問電話：（02）2365-5615分機320，或上網查詢：http://www.tiencf.org.tw。
【2009/04/23 聯合報】@ http://udn.com/
17 January 2009
創意是……
【聯合報╱王偉忠】 2009.01.17 03:15 am
能在這塊土地上，隨著人民呼吸、跟著脈搏跳動、反映世代變遷的節目，就能在歲月當中找到位子。不論過了多久，只要想到這節目，都會想起那年的時空背景、土地上的氣味、象徵的時代意義……
創意一定與創作者的生長環境有關
每天，台灣有一百多個電視頻道，二十四小時播出節目，一年下來可以播出高達八十七萬個小時的內容。
任何電視節目都會隨著時間過去，但有些節目，就是能在時間的滾滾浪濤中留下記號，在觀眾腦海留下記憶。
這些節目往往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也不是隨便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種文化都能做出來的。若任誰都能做出來，就代表少了些特色，很難具有代表性。
能在這塊土地上，隨著人民呼吸、跟著脈搏跳動、反映世代變遷的節目，就能在歲月當中找到位子。不論過了多久，只要想到這節目，都會想起那年的時空背景、土地上的氣味、象徵的時代意義，具體而微的提醒觀眾，過去那個時代確實曾經活生生的存在。
創意，一定與創作者的生長環境、天分以及所學有關。
像我生長於台灣南部嘉義眷村，從小在大江南北的各色方言、濃烈人情味中長大，因此對於人情世故、語言、語氣、敘事方式、人際關係以及臉部表情特別敏感。
而愛看漫畫、愛畫漫畫，很早就習慣用漫畫的方式思考，把嚴肅的事情卡通化，則是從孩童時期就保有的習慣，至今依然如此。
大學時考上新聞學系，這段學習經歷接觸到新聞時事、政治局面以及社會脈動是如何交織互動，在電視台打工之後，自然進入綜藝節目的製作團隊，可我想做的不只綜藝，1982年多了些經驗、擔任執行製作之後，就想把新聞時事結合綜藝，推出不一樣的電視節目。
這些養分所製造出來的第一個作品是，凌峰主持的《電視街》當中的「新聞後遺症」單元，接下來不同時期都依照著這脈絡前進。《連環泡》中推出「老鄧的小耳朵」、「七點新聞」、「中國小姐」等等單元，都企圖讓綜藝節目與時事互動，用模仿的方式，幽默的針砭政治人物、臧否政治事件，政治與新聞都成了可以融入綜藝節目的元素，讓綜藝節目不只是唱歌跳舞玩遊戲。
1993年擔任TVBS副總經理期間，推出了李濤主持的第一個現場叩應節目《2100全民開講》，等離開電視台管理階層時，台灣的電視環境已經出現了許多類似的叩應節目，甚至因立場不同的節目各擁其主，讓政客利用機會製造族群對立，也讓節目成為眾人眼中的「社會亂源」。
開始「亂講」的年代
解嚴後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常讓我這個綜藝製作人覺得精采，因而在阿扁擔任第一屆總統之後，2002年製作《2100全民亂講》，故意跟《2100全民開講》同時段、同樣現場播出，開始「亂講」的年代。
在《全民亂講》之前，也曾有政治模仿秀，但都以固定腳本搭配演員演出，但《全民亂講》讓演員扮演的政治人物與真實的叩應觀眾互動，在真真假假當中製造出了漫天笑料，演員模仿的角色反而要比真實人物擁有更大的發言空間，可以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不必如政客還有諸多顧忌。
這節目真如表面所顯示，只由演員模仿政治人物，就足以吸引觀眾嗎？
如果真這麼容易，依照台灣媒體的模仿特性，理應出現「模仿（動詞）模仿（名詞）」之作，但類似的節目卻始終沒能出現，甚至世界各地的媒體，包括美國、日本、法國、香港，以及對岸的平面媒體、電子媒體都來到台灣採訪這全球少見的模仿節目，他們的報導之後都會說，「這種節目在我們國家是不可能出現的！」
理由很簡單，巧婦難尋，也無米可炊。美國有不少脫口秀節目以模仿政治人物為樂，但這些節目所邀請的模仿高手都只能模仿一個角色，甚至一輩子就以模仿這個人物維生，像專門飾演柯林頓的、專門飾演雷根的，其中只有飾演布希總統的演員可以一人分飾二角，因為布希總統與小布希總統長得實在太像了。
甚至日本NHK、朝日電視台記者來採訪，看到模仿當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也覺得不可思議的神似。
而全民系列的《全民亂講》、《全民大悶鍋》、《全民最大黨》，以一集就要出動二十多個模仿角色、一周播出五天、每天播出一小時的規模來做政治模仿秀，光在模仿藝人的培養上就已經太過困難，而且還需要天天都說不同的內容、演出不同的單元，難上加難。
有些事情靠技術，很多事情靠魔術
有些事情靠技術，但很多事情靠魔術。《全民亂講》、《全民大悶鍋》、《全民最大黨》除了有演員與技術團隊瞬間變身的技術，也仰賴幕後團隊的魔術。
創意由兩種元素組成，一是內容、一是表現方式。
內容說什麼？什麼都可以，只要能與社會互動。
《全民亂講》以政治為主體，到了後期發現光談政治、光模仿政治，會讓節目太剛硬，所以轉型成為融入社會新聞、生活大小事的《全民大悶鍋》，擴大涵蓋範圍。接著藍綠鬥爭白熱化，但黨派利益不應該凌駕全民利益，所以三度轉型成為《全民最大黨》，讓節目也就成為一個意見平台，每天說些意見、譏諷或嘲弄當天最需要評論的事件。
表現方式上則可以天馬行空、海闊天空的表演。
目前《全民最大黨》已經成為有機體，製作團隊會追蹤新聞事件，演員自己也會關心扮演角色所面臨的新聞事件。全體工作人員都熟悉節目的運作方式之後，節目成為有機體，會自行衍生與發展，連觀眾也都參與其中，用收看、網路傳播、網友討論等等方式來參與節目，給予節目新的刺激與反應。
即使如此，不管我身在世界哪個角落，每天還是會盯著節目、檢視當日討論的題目，看看這些是否逾越了節目創立的宗旨。
這把尺今天依舊存在。
創意就像一碗牛肉麵
相信沒有人想做不好看的節目、沒有人要發想無人欣賞的創意，但創意真的很微妙，稍微高、低、左、右調整之後，就會變成另一種樣子，可能因為天時地利人和而很受歡迎、可能被嗤之以鼻，但最可憐的是無人聞問。
創意就像一碗牛肉麵，會因為主廚的人生背景、天分，以及所學師承而做出不同口味的麵，要持續以創意為業，很好玩，但極度辛苦。幸好不是每個人都必須靠賣牛肉麵維生，也不是每個人都要做創意工作。
想把創意當作興趣，那處處是機會，生活就是發揮創意最好的舞台。
但如果你想以創意為工作，請記得創意需要執行，任何做不出來的創意只是排泄物，不會變成另一碗牛肉麵。
（王偉忠《這些創意不是亂講──王偉忠團隊的13堂獨門創意課》近日將由天下文化出版。）
【2009/01/17 聯合報】@ http://udn.com/
能在這塊土地上，隨著人民呼吸、跟著脈搏跳動、反映世代變遷的節目，就能在歲月當中找到位子。不論過了多久，只要想到這節目，都會想起那年的時空背景、土地上的氣味、象徵的時代意義……
創意一定與創作者的生長環境有關
每天，台灣有一百多個電視頻道，二十四小時播出節目，一年下來可以播出高達八十七萬個小時的內容。
任何電視節目都會隨著時間過去，但有些節目，就是能在時間的滾滾浪濤中留下記號，在觀眾腦海留下記憶。
這些節目往往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也不是隨便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種文化都能做出來的。若任誰都能做出來，就代表少了些特色，很難具有代表性。
能在這塊土地上，隨著人民呼吸、跟著脈搏跳動、反映世代變遷的節目，就能在歲月當中找到位子。不論過了多久，只要想到這節目，都會想起那年的時空背景、土地上的氣味、象徵的時代意義，具體而微的提醒觀眾，過去那個時代確實曾經活生生的存在。
創意，一定與創作者的生長環境、天分以及所學有關。
像我生長於台灣南部嘉義眷村，從小在大江南北的各色方言、濃烈人情味中長大，因此對於人情世故、語言、語氣、敘事方式、人際關係以及臉部表情特別敏感。
而愛看漫畫、愛畫漫畫，很早就習慣用漫畫的方式思考，把嚴肅的事情卡通化，則是從孩童時期就保有的習慣，至今依然如此。
大學時考上新聞學系，這段學習經歷接觸到新聞時事、政治局面以及社會脈動是如何交織互動，在電視台打工之後，自然進入綜藝節目的製作團隊，可我想做的不只綜藝，1982年多了些經驗、擔任執行製作之後，就想把新聞時事結合綜藝，推出不一樣的電視節目。
這些養分所製造出來的第一個作品是，凌峰主持的《電視街》當中的「新聞後遺症」單元，接下來不同時期都依照著這脈絡前進。《連環泡》中推出「老鄧的小耳朵」、「七點新聞」、「中國小姐」等等單元，都企圖讓綜藝節目與時事互動，用模仿的方式，幽默的針砭政治人物、臧否政治事件，政治與新聞都成了可以融入綜藝節目的元素，讓綜藝節目不只是唱歌跳舞玩遊戲。
1993年擔任TVBS副總經理期間，推出了李濤主持的第一個現場叩應節目《2100全民開講》，等離開電視台管理階層時，台灣的電視環境已經出現了許多類似的叩應節目，甚至因立場不同的節目各擁其主，讓政客利用機會製造族群對立，也讓節目成為眾人眼中的「社會亂源」。
開始「亂講」的年代
解嚴後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常讓我這個綜藝製作人覺得精采，因而在阿扁擔任第一屆總統之後，2002年製作《2100全民亂講》，故意跟《2100全民開講》同時段、同樣現場播出，開始「亂講」的年代。
在《全民亂講》之前，也曾有政治模仿秀，但都以固定腳本搭配演員演出，但《全民亂講》讓演員扮演的政治人物與真實的叩應觀眾互動，在真真假假當中製造出了漫天笑料，演員模仿的角色反而要比真實人物擁有更大的發言空間，可以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不必如政客還有諸多顧忌。
這節目真如表面所顯示，只由演員模仿政治人物，就足以吸引觀眾嗎？
如果真這麼容易，依照台灣媒體的模仿特性，理應出現「模仿（動詞）模仿（名詞）」之作，但類似的節目卻始終沒能出現，甚至世界各地的媒體，包括美國、日本、法國、香港，以及對岸的平面媒體、電子媒體都來到台灣採訪這全球少見的模仿節目，他們的報導之後都會說，「這種節目在我們國家是不可能出現的！」
理由很簡單，巧婦難尋，也無米可炊。美國有不少脫口秀節目以模仿政治人物為樂，但這些節目所邀請的模仿高手都只能模仿一個角色，甚至一輩子就以模仿這個人物維生，像專門飾演柯林頓的、專門飾演雷根的，其中只有飾演布希總統的演員可以一人分飾二角，因為布希總統與小布希總統長得實在太像了。
甚至日本NHK、朝日電視台記者來採訪，看到模仿當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也覺得不可思議的神似。
而全民系列的《全民亂講》、《全民大悶鍋》、《全民最大黨》，以一集就要出動二十多個模仿角色、一周播出五天、每天播出一小時的規模來做政治模仿秀，光在模仿藝人的培養上就已經太過困難，而且還需要天天都說不同的內容、演出不同的單元，難上加難。
有些事情靠技術，很多事情靠魔術
有些事情靠技術，但很多事情靠魔術。《全民亂講》、《全民大悶鍋》、《全民最大黨》除了有演員與技術團隊瞬間變身的技術，也仰賴幕後團隊的魔術。
創意由兩種元素組成，一是內容、一是表現方式。
內容說什麼？什麼都可以，只要能與社會互動。
《全民亂講》以政治為主體，到了後期發現光談政治、光模仿政治，會讓節目太剛硬，所以轉型成為融入社會新聞、生活大小事的《全民大悶鍋》，擴大涵蓋範圍。接著藍綠鬥爭白熱化，但黨派利益不應該凌駕全民利益，所以三度轉型成為《全民最大黨》，讓節目也就成為一個意見平台，每天說些意見、譏諷或嘲弄當天最需要評論的事件。
表現方式上則可以天馬行空、海闊天空的表演。
目前《全民最大黨》已經成為有機體，製作團隊會追蹤新聞事件，演員自己也會關心扮演角色所面臨的新聞事件。全體工作人員都熟悉節目的運作方式之後，節目成為有機體，會自行衍生與發展，連觀眾也都參與其中，用收看、網路傳播、網友討論等等方式來參與節目，給予節目新的刺激與反應。
即使如此，不管我身在世界哪個角落，每天還是會盯著節目、檢視當日討論的題目，看看這些是否逾越了節目創立的宗旨。
這把尺今天依舊存在。
創意就像一碗牛肉麵
相信沒有人想做不好看的節目、沒有人要發想無人欣賞的創意，但創意真的很微妙，稍微高、低、左、右調整之後，就會變成另一種樣子，可能因為天時地利人和而很受歡迎、可能被嗤之以鼻，但最可憐的是無人聞問。
創意就像一碗牛肉麵，會因為主廚的人生背景、天分，以及所學師承而做出不同口味的麵，要持續以創意為業，很好玩，但極度辛苦。幸好不是每個人都必須靠賣牛肉麵維生，也不是每個人都要做創意工作。
想把創意當作興趣，那處處是機會，生活就是發揮創意最好的舞台。
但如果你想以創意為工作，請記得創意需要執行，任何做不出來的創意只是排泄物，不會變成另一碗牛肉麵。
（王偉忠《這些創意不是亂講──王偉忠團隊的13堂獨門創意課》近日將由天下文化出版。）
【2009/01/17 聯合報】@ http://udn.com/
12 December 2008
看好文學 －－懷念葉老
【聯合報╱路寒袖】 2008.12.12 03:27 am
有台灣文學香火傳承者之稱的葉石濤（1925-2008）先生，昨日上午十時病逝於高雄市榮民總醫院，享年84歲。
葉石濤十六歲起以日文開啟寫作之路，1951以「知匪不報」罪名遭判刑入獄三年，出獄後重回小學任教，到1965年重新拾筆，至辭世前始終創作不輟，一生完成小說、文學評論、台灣文學史著述共八十餘部，並以評論家兼小說家的身分，倡導寫實的鄉土文學，對台灣文學與評論的發展具深遠的影響。他的《台灣文學史綱》在1999年入選聯副與文建會評選的「台灣文學經典三十」之一；今年四月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及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了《葉石濤全集》二十冊。（編者）
禮拜二，是高雄市政府各局處的大事，這天的早上是一周一次的市政會議，市長曾明令，如無其他更重要的公事，不得請假。
8月19日，這天正是禮拜二，但我已經不用去開市政會議了，因為隔天我就要離職了。
即將要告別與同仁、藝文界朋友共同擘畫了三年多的文化局，當然不捨，但我內心更是牽掛著文壇前輩葉石濤的病情。然而在我離開高雄之前，必須親口告訴他我的這個決定。
葉老從農曆年過後住進醫院，就一臥不起。在他臥病治療的這段日子裡，只要公務舒緩一點，我總會專程到高雄榮總看看他。
無法出席自己的作品全集發表會
葉老剛入醫院時，還一派慣常的風格，講起話來丹田氣足，聲音宏亮，促狹的嘆個氣後，自我解嘲一番。後來做了氣切，再也說不了話，整個人頓時像消了氣的皮球。我拍拍他的手背開玩笑說：「葉老，我來看你。未凍出去散步、食薰，真艱苦喔？」他那兩顆眼珠子嵌在已經明顯瘦下來的臉頰遲滯的閃轉一下，然後直盯著我瞧，嘴唇抿抿動著，旁邊的葉太太笑得開懷的說：「伊咧甲你講話啦。」她補充跟我解釋，等氣切傷口好了，就練習呼吸，當葉老能自行呼吸，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我聽著聽著，彷彿又看到精氣飽滿的葉老。但事實並非我一廂情願的樂觀，葉老依然開不了口，身體只有日漸虛弱，而且常常陷入昏睡狀態，有時我去看他，在病床旁陪了他近一個鐘頭，他才悠悠醒來。
最後一次看葉老，從眼神就可以推測他的意識是非常清楚的。我跟他說明：「葉老，我已經辭職啊，做到明仔早。後擺無法度定定來看你啊，你愛保重、加油哦。」記得聽完話，葉老露出驚訝、不解的眼神，手指翹比，嘴唇不停的牽動。我大概可以猜測他想要說什麼，但我並未多加解釋，只是笑笑的補一句：「是啊，我做三年外囉，予我休睏一陣啊。」我想，依葉老那麼天真直率的個性，即使他博覽經典無數，寫了那麼多重要的論述文章，但大概永遠無法參透政治的複雜、虞詐，人性在那裡有更深沉、曲折、晦黯的一面。
三年前當我應允到高雄接掌文化局時，就在內心為自己定下幾項必須完成的任務，其中之一便是《葉石濤全集》。觀之台灣各地文化局，其實許多縣市政府早已出版一或數部本籍資深作家的作品全集，而高雄身為院轄市卻連一部都未誕生，後經我查問發現，原來文建會的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已委託文學台灣基金會的彭瑞金老師完成了葉老的作品資料蒐集與整理工作，這份初步的成果在台灣文學館成立後移交了過去，但台灣文學館卻苦無出版經費。我一得知消息後，立刻編列五百萬預算，並與當時的台灣文學館代理館長吳麗珠聯繫，所幸我與她早在編輯文建會刊物《文化視窗》時即已有共事經驗，彼此算是有所默契，因此這跨單位、跨部門的合作案毫無異議的一拍即合。由高雄市文化局與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學台灣基金會分三年計畫共同出版，全套分小說卷、隨筆卷、評論卷、資料卷，共二十巨冊，《葉石濤全集》在今年四月順利印刷出版。那時葉老人在加護病房，新書發表會只好在榮總醫院內舉辦。但葉老病情危急，本來我們計畫讓他坐輪椅、戴氧氣筒下到會場致意一下，卻連如此卑微的願望都不可得，葉老終究無法親自出席他自己作品全集的新書發表會。那天從全國各地趕來參加的文友只得分批進加護病房看他。
在高雄各地留下爽朗豪邁的笑聲
葉老一向支持文學、鼓勵後進，我到任高雄文化局後，不管是演講、文學獎評審、座談會、審查會，甚至是記者會，只要我請他，他一定到，譬如我的重要政策「城市閱讀運動」，每年都有動態、靜態的各項活動，葉老可說每役必與，有時在文化中心的前廳與草坪、有時在高雄文學館、有時在鼓山武德殿、有時在左營蓮池潭畔……為了傳播文學的種籽，葉老在高雄各地都留下了爽朗豪邁的笑聲。
葉老對我一向愛護有加，我在編《台灣日報副刊》時，同樣只要我開口跟他約稿，他就一定限時寄達。他還多次向我透露，《台灣日報副刊》是他每日必讀的刊物。聽得我不敢稍有鬆懈。
後來葉老應聘到成大台文所兼任，他竟天真的特地打電話要我也去開課，我笑著向他說，我沒有學位，去不成的。「老師當不成，那無，你換來遮做學生啦。」葉老話鋒倒轉。我確實慎重考慮過葉老的建議，可惜我還不及去當他的學生，卻直接跑到高雄就近的不時勞煩他。葉老喜歡跟我說：「路寒袖啊，來遮卡委屈你啦，不過，文學這一塊愛顧予椆。文學已經真可憐、真弱勢囉，你若顧予好，就有希望啊！」
一想到文學在政治的操弄下，常常是何等的不堪，我的耳邊就響起葉老的這番話語。今天早上，在前往遠景討論新書出版的相關事宜的路途中，接到葉老過世噩耗，之後，聯副編輯來電希望我能寫篇我所知道的葉老點滴，所以這篇文章正是在遠景出版社的編輯桌一隅匆忙起筆，寫就之後，猛一抬頭，《葉石濤全集》赫然巍立在書架之上，長長一列，旁邊則是遠景版的葉老著作《台灣鄉土作家論集》、《作家的條件》、《沒有土地．哪有文學》……文學的因緣有時竟是如此奇妙難解，所以，葉老，您不用擔心，我們依然看好文學，也會攜手看好文學。
【2008/12/12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神奇人物 三毛
副刊仲父》孫如陵 睡夢中走了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上）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下）
有台灣文學香火傳承者之稱的葉石濤（1925-2008）先生，昨日上午十時病逝於高雄市榮民總醫院，享年84歲。
葉石濤十六歲起以日文開啟寫作之路，1951以「知匪不報」罪名遭判刑入獄三年，出獄後重回小學任教，到1965年重新拾筆，至辭世前始終創作不輟，一生完成小說、文學評論、台灣文學史著述共八十餘部，並以評論家兼小說家的身分，倡導寫實的鄉土文學，對台灣文學與評論的發展具深遠的影響。他的《台灣文學史綱》在1999年入選聯副與文建會評選的「台灣文學經典三十」之一；今年四月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及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了《葉石濤全集》二十冊。（編者）
禮拜二，是高雄市政府各局處的大事，這天的早上是一周一次的市政會議，市長曾明令，如無其他更重要的公事，不得請假。
8月19日，這天正是禮拜二，但我已經不用去開市政會議了，因為隔天我就要離職了。
即將要告別與同仁、藝文界朋友共同擘畫了三年多的文化局，當然不捨，但我內心更是牽掛著文壇前輩葉石濤的病情。然而在我離開高雄之前，必須親口告訴他我的這個決定。
葉老從農曆年過後住進醫院，就一臥不起。在他臥病治療的這段日子裡，只要公務舒緩一點，我總會專程到高雄榮總看看他。
無法出席自己的作品全集發表會
葉老剛入醫院時，還一派慣常的風格，講起話來丹田氣足，聲音宏亮，促狹的嘆個氣後，自我解嘲一番。後來做了氣切，再也說不了話，整個人頓時像消了氣的皮球。我拍拍他的手背開玩笑說：「葉老，我來看你。未凍出去散步、食薰，真艱苦喔？」他那兩顆眼珠子嵌在已經明顯瘦下來的臉頰遲滯的閃轉一下，然後直盯著我瞧，嘴唇抿抿動著，旁邊的葉太太笑得開懷的說：「伊咧甲你講話啦。」她補充跟我解釋，等氣切傷口好了，就練習呼吸，當葉老能自行呼吸，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我聽著聽著，彷彿又看到精氣飽滿的葉老。但事實並非我一廂情願的樂觀，葉老依然開不了口，身體只有日漸虛弱，而且常常陷入昏睡狀態，有時我去看他，在病床旁陪了他近一個鐘頭，他才悠悠醒來。
最後一次看葉老，從眼神就可以推測他的意識是非常清楚的。我跟他說明：「葉老，我已經辭職啊，做到明仔早。後擺無法度定定來看你啊，你愛保重、加油哦。」記得聽完話，葉老露出驚訝、不解的眼神，手指翹比，嘴唇不停的牽動。我大概可以猜測他想要說什麼，但我並未多加解釋，只是笑笑的補一句：「是啊，我做三年外囉，予我休睏一陣啊。」我想，依葉老那麼天真直率的個性，即使他博覽經典無數，寫了那麼多重要的論述文章，但大概永遠無法參透政治的複雜、虞詐，人性在那裡有更深沉、曲折、晦黯的一面。
三年前當我應允到高雄接掌文化局時，就在內心為自己定下幾項必須完成的任務，其中之一便是《葉石濤全集》。觀之台灣各地文化局，其實許多縣市政府早已出版一或數部本籍資深作家的作品全集，而高雄身為院轄市卻連一部都未誕生，後經我查問發現，原來文建會的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已委託文學台灣基金會的彭瑞金老師完成了葉老的作品資料蒐集與整理工作，這份初步的成果在台灣文學館成立後移交了過去，但台灣文學館卻苦無出版經費。我一得知消息後，立刻編列五百萬預算，並與當時的台灣文學館代理館長吳麗珠聯繫，所幸我與她早在編輯文建會刊物《文化視窗》時即已有共事經驗，彼此算是有所默契，因此這跨單位、跨部門的合作案毫無異議的一拍即合。由高雄市文化局與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學台灣基金會分三年計畫共同出版，全套分小說卷、隨筆卷、評論卷、資料卷，共二十巨冊，《葉石濤全集》在今年四月順利印刷出版。那時葉老人在加護病房，新書發表會只好在榮總醫院內舉辦。但葉老病情危急，本來我們計畫讓他坐輪椅、戴氧氣筒下到會場致意一下，卻連如此卑微的願望都不可得，葉老終究無法親自出席他自己作品全集的新書發表會。那天從全國各地趕來參加的文友只得分批進加護病房看他。
在高雄各地留下爽朗豪邁的笑聲
葉老一向支持文學、鼓勵後進，我到任高雄文化局後，不管是演講、文學獎評審、座談會、審查會，甚至是記者會，只要我請他，他一定到，譬如我的重要政策「城市閱讀運動」，每年都有動態、靜態的各項活動，葉老可說每役必與，有時在文化中心的前廳與草坪、有時在高雄文學館、有時在鼓山武德殿、有時在左營蓮池潭畔……為了傳播文學的種籽，葉老在高雄各地都留下了爽朗豪邁的笑聲。
葉老對我一向愛護有加，我在編《台灣日報副刊》時，同樣只要我開口跟他約稿，他就一定限時寄達。他還多次向我透露，《台灣日報副刊》是他每日必讀的刊物。聽得我不敢稍有鬆懈。
後來葉老應聘到成大台文所兼任，他竟天真的特地打電話要我也去開課，我笑著向他說，我沒有學位，去不成的。「老師當不成，那無，你換來遮做學生啦。」葉老話鋒倒轉。我確實慎重考慮過葉老的建議，可惜我還不及去當他的學生，卻直接跑到高雄就近的不時勞煩他。葉老喜歡跟我說：「路寒袖啊，來遮卡委屈你啦，不過，文學這一塊愛顧予椆。文學已經真可憐、真弱勢囉，你若顧予好，就有希望啊！」
一想到文學在政治的操弄下，常常是何等的不堪，我的耳邊就響起葉老的這番話語。今天早上，在前往遠景討論新書出版的相關事宜的路途中，接到葉老過世噩耗，之後，聯副編輯來電希望我能寫篇我所知道的葉老點滴，所以這篇文章正是在遠景出版社的編輯桌一隅匆忙起筆，寫就之後，猛一抬頭，《葉石濤全集》赫然巍立在書架之上，長長一列，旁邊則是遠景版的葉老著作《台灣鄉土作家論集》、《作家的條件》、《沒有土地．哪有文學》……文學的因緣有時竟是如此奇妙難解，所以，葉老，您不用擔心，我們依然看好文學，也會攜手看好文學。
【2008/12/12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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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人物 三毛
副刊仲父》孫如陵 睡夢中走了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上）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下）
29 November 2008
從門外漢到時尚大師 Roger的成功沒有捷徑
【聯合新聞網╱平裝本出版提供】
書名：藏拙 作者：Roger 鄭健國 出版社：平裝本
你販賣的是什麼？我提供的是服務。
『你所提供、販賣的是？』如果你已經進入職場，面對這個問題，你的答案會是什麼？
有些人會說商品名稱，有些則會說大腦，或者時間、或者體力，而化妝師呢？『專業結合服務。』這是我的答案。
由於彩妝師與造型師販賣的『商品』與人密不可分，我相信，只要關乎於人，服務就是最重要的價值。一直以來，我都將自己定位在專業人員，核心價值是專業技術，它需要時間累積與粹煉，但服務的重要性更在於，面對這份工作與顧客時，不把自己放低，也不把自己抬高，唯一重視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到最好，這將會影響到你的用心程度；而用心與否，又會反映在伴隨而來的體貼與周到──這是服務的真意。
我相信專業技術與服務的結合，正是我與許多客戶──包括名人與明星，以及一般身分的顧客，能維持長期合作的關鍵，也是我在化妝與造型領域能一路走到現在，最重要的推進器。一個例子或許可以說明一、二，它正巧發生在這本書撰述到『工作態度』的章節，一個生鮮而即時的例子。
當時（2008年6月）我接了一份工作，國際影星楊紫瓊因為某個品牌來台灣出席活動，我負責她的化妝工作。基本上，我們的工作環境可以說是千奇百怪，所以化妝的場地往往是諸多限制，出外景時可能要克難的在車上化妝，演唱會則是在後台的兵荒馬亂之地，而記者會時，則常到明星下榻的飯店。不同的場地有不同待克服的難點，而每種限制都要憑過往的經驗去拆解與克服。
這次的工作，則是在楊紫瓊下榻的飯店為進行。由於飯店通常會營造家的氛圍，因此採用柔和而偏黃的燈光，這時，首先就要將光線所造成的色差考慮進去，這屬於專業技術的部分。而在化妝時，我通常是坐著化妝，一方面是保護自己的脊椎不會因長時間工作而受到損傷，另一方面，也是讓自己的視線保持在與被化妝者同樣的高度水平。不過這次工作，我並未如往常般坐著化妝，而是跪著。
最初我一如往常坐下，但我發現飯店椅子的高度，並不方便工作，又由於我的身高比較高，跪下來的高度正好最適合操作，於是當下我就決定採跪姿來化妝。但沒一會兒，楊紫瓊就發現我跪著，她說：『Roger你怎麼跪著？不要跪，這樣太辛苦了。』對我來說，工作時我的首要考量，是如何最順利而專業的把工作完成，身段與輕鬆並非我的工作考量，於是我笑著跟她解釋原因。
接著化到眼妝時，我發現由於我人在楊紫瓊的右方，因此畫右眼時不會阻礙她閱讀雜誌的視線，但畫到左眼時，我的手會橫過她的眼前，這時她就必須要移動她的雜誌，才能繼續閱讀。一、兩次之後，我發現這個狀況，為了不希望造成她的不便，同時也不影響我的工作狀況下，我決定化左眼時將手從她的下巴下方繞過，如此不會阻礙她的視線，於是也就需要不停的移動雜誌位置了。
以上的這個狀況，我相信對許多人來說都屬非常細微、甚至無關緊要。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應該被關切而有意義的，因為不論再小的細節，只要能讓對方感覺更舒服，我相信這就是成功，就是將整體工作的服務品質再提升的關鍵。工作對象很可能說不出這次的經驗有什麼特殊之處，但過程中的舒適與順暢，所帶來的感受卻是鮮明的。因為細微的『觀察』與『用心』所帶來的感受，也就是我說的服務。
相對於這個剛出爐的鮮熱例子，十多年前與林青霞的合作經驗，也是一個能夠說明工作態度與服務的小故事，它同時還影響了我的生活習慣：抽煙與戒煙。
當時林青霞演出電影《東方不敗》，也為電影獻唱，收錄在電影原聲帶中，而我則負責為她的唱片專輯做化妝工作。當時的我，有著非常巨大的工作量，差不多可以用『以三天時間做五天的事』來形容，經常是前一天熬夜到天明，之後回家睡一、兩個小時，洗個澡後又出門繼續工作。那天的狀況也是。
當時我還有抽煙習慣，但由於化妝師會與工作對象靠得很近，雙手更是如此，因此在工作時我絕不抽煙，以免影響到化妝對象，但所有與我工作的人都知道，收工時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拆煙盒，完工的同時就是抽煙的開始。那時幫林青霞化妝時，我才剛抽空從家裡洗好澡、換好衣服到工作現場，而正式化妝時，林青霞說：『Roger，你前天熬夜喔？』聽到她這麼說，我不禁好奇原因，是我看起來氣色不好，或是因為熬夜口氣不佳等等？這時林青霞笑了一下，她只說：『煙少抽點。』
那一刻，她的話讓我非常不好意思。我更發現，原來自以為有顧量、考慮到的問題，其實並不夠周全。當下我就萌生戒煙的念頭，接著回到家後，我考慮了一天決定戒煙。而從那時開始，我再也沒抽過一根煙。
還記得我在帶助理時，曾跟他們分享我自己的觀念，不要刻意去與工作對象套交情或應酬，以不當方法來獲取工作。那時徒弟問我，還可以用什麼方法？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時也可以回答許多媒體曾問過我的：『你怎麼讓明星們，數年如一日的指定你化妝？』在工作上，當你以最高標準來要求自己時，其中所呈現的服務水準，就已經在為你的下一份工作說話了。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佳的職場利器？
【2008/11/27 聯合新聞網】
書名：藏拙 作者：Roger 鄭健國 出版社：平裝本
你販賣的是什麼？我提供的是服務。
『你所提供、販賣的是？』如果你已經進入職場，面對這個問題，你的答案會是什麼？
有些人會說商品名稱，有些則會說大腦，或者時間、或者體力，而化妝師呢？『專業結合服務。』這是我的答案。
由於彩妝師與造型師販賣的『商品』與人密不可分，我相信，只要關乎於人，服務就是最重要的價值。一直以來，我都將自己定位在專業人員，核心價值是專業技術，它需要時間累積與粹煉，但服務的重要性更在於，面對這份工作與顧客時，不把自己放低，也不把自己抬高，唯一重視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到最好，這將會影響到你的用心程度；而用心與否，又會反映在伴隨而來的體貼與周到──這是服務的真意。
我相信專業技術與服務的結合，正是我與許多客戶──包括名人與明星，以及一般身分的顧客，能維持長期合作的關鍵，也是我在化妝與造型領域能一路走到現在，最重要的推進器。一個例子或許可以說明一、二，它正巧發生在這本書撰述到『工作態度』的章節，一個生鮮而即時的例子。
當時（2008年6月）我接了一份工作，國際影星楊紫瓊因為某個品牌來台灣出席活動，我負責她的化妝工作。基本上，我們的工作環境可以說是千奇百怪，所以化妝的場地往往是諸多限制，出外景時可能要克難的在車上化妝，演唱會則是在後台的兵荒馬亂之地，而記者會時，則常到明星下榻的飯店。不同的場地有不同待克服的難點，而每種限制都要憑過往的經驗去拆解與克服。
這次的工作，則是在楊紫瓊下榻的飯店為進行。由於飯店通常會營造家的氛圍，因此採用柔和而偏黃的燈光，這時，首先就要將光線所造成的色差考慮進去，這屬於專業技術的部分。而在化妝時，我通常是坐著化妝，一方面是保護自己的脊椎不會因長時間工作而受到損傷，另一方面，也是讓自己的視線保持在與被化妝者同樣的高度水平。不過這次工作，我並未如往常般坐著化妝，而是跪著。
最初我一如往常坐下，但我發現飯店椅子的高度，並不方便工作，又由於我的身高比較高，跪下來的高度正好最適合操作，於是當下我就決定採跪姿來化妝。但沒一會兒，楊紫瓊就發現我跪著，她說：『Roger你怎麼跪著？不要跪，這樣太辛苦了。』對我來說，工作時我的首要考量，是如何最順利而專業的把工作完成，身段與輕鬆並非我的工作考量，於是我笑著跟她解釋原因。
接著化到眼妝時，我發現由於我人在楊紫瓊的右方，因此畫右眼時不會阻礙她閱讀雜誌的視線，但畫到左眼時，我的手會橫過她的眼前，這時她就必須要移動她的雜誌，才能繼續閱讀。一、兩次之後，我發現這個狀況，為了不希望造成她的不便，同時也不影響我的工作狀況下，我決定化左眼時將手從她的下巴下方繞過，如此不會阻礙她的視線，於是也就需要不停的移動雜誌位置了。
以上的這個狀況，我相信對許多人來說都屬非常細微、甚至無關緊要。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應該被關切而有意義的，因為不論再小的細節，只要能讓對方感覺更舒服，我相信這就是成功，就是將整體工作的服務品質再提升的關鍵。工作對象很可能說不出這次的經驗有什麼特殊之處，但過程中的舒適與順暢，所帶來的感受卻是鮮明的。因為細微的『觀察』與『用心』所帶來的感受，也就是我說的服務。
相對於這個剛出爐的鮮熱例子，十多年前與林青霞的合作經驗，也是一個能夠說明工作態度與服務的小故事，它同時還影響了我的生活習慣：抽煙與戒煙。
當時林青霞演出電影《東方不敗》，也為電影獻唱，收錄在電影原聲帶中，而我則負責為她的唱片專輯做化妝工作。當時的我，有著非常巨大的工作量，差不多可以用『以三天時間做五天的事』來形容，經常是前一天熬夜到天明，之後回家睡一、兩個小時，洗個澡後又出門繼續工作。那天的狀況也是。
當時我還有抽煙習慣，但由於化妝師會與工作對象靠得很近，雙手更是如此，因此在工作時我絕不抽煙，以免影響到化妝對象，但所有與我工作的人都知道，收工時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拆煙盒，完工的同時就是抽煙的開始。那時幫林青霞化妝時，我才剛抽空從家裡洗好澡、換好衣服到工作現場，而正式化妝時，林青霞說：『Roger，你前天熬夜喔？』聽到她這麼說，我不禁好奇原因，是我看起來氣色不好，或是因為熬夜口氣不佳等等？這時林青霞笑了一下，她只說：『煙少抽點。』
那一刻，她的話讓我非常不好意思。我更發現，原來自以為有顧量、考慮到的問題，其實並不夠周全。當下我就萌生戒煙的念頭，接著回到家後，我考慮了一天決定戒煙。而從那時開始，我再也沒抽過一根煙。
還記得我在帶助理時，曾跟他們分享我自己的觀念，不要刻意去與工作對象套交情或應酬，以不當方法來獲取工作。那時徒弟問我，還可以用什麼方法？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時也可以回答許多媒體曾問過我的：『你怎麼讓明星們，數年如一日的指定你化妝？』在工作上，當你以最高標準來要求自己時，其中所呈現的服務水準，就已經在為你的下一份工作說話了。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佳的職場利器？
【2008/11/27 聯合新聞網】
29 October 2008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下）
【聯合報╱王鼎鈞】 2008.10.26 01:13 am
台灣軍中文藝運動鉤沉
虹影在她的小說裡描寫「三年災害」，那時家家挨餓，家長總是吃得最少，吃得最少的人最受尊敬。「人要吃飯」固然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吃得最少」，省下來給別人吃令人感動敬拜，兩者並沒有矛盾，任何國家社會都得維持個價值觀。那年代，前線官兵是「吃得最少的人」，他們整齊的隊形，嚴格的紀律，特殊的裝備，艱難的任務，都象徵榮譽，角聲旗影，慷慨一呼，生命壯烈如疾雷閃電。一個國家是否有前途，要看這些對青年有多大吸引力。
某一天，我接到電話說，王昇上將約見。我準時到他的辦公室，孤影也來了，化公離座，親手取出兩件「榮譽狀」，一份給我，一份給孤影，內文都說酬謝對軍中文藝的貢獻，都由國防部參謀總長署名，紙張印刷和款式比一般獎狀考究。「榮譽狀」發給孤影，當然因為他寫了〈小市民的心聲〉，為什麼也發給我呢？而且是和他同時領受，再無第三者並列……那次接觸距離很近，我看見化公兩頰深陷，嘴唇乾燥，跟當時的京華冠蓋相比，簡直「面有菜色」。他自奉甚儉，工作時間太長，每天早上還要讀書一小時，他是「最憔悴的上將」。
化公親自主持過幾次座談，規模越來越小，每次總會通知我參加。他多次邀文藝作家餐敘，人數不多，也沒把我排除。有一天晚上他只請了一桌客，而且只有八個人，我叼陪末座，他談笑自如，沒有冷場。席間我一度起身洗手，然後朝他的背走回，恰值他轉過臉去，朝著空氣放鬆一下神經，我的角度正好看見他一臉疲倦和不耐煩，他好像刷的一聲換了一副表情，刷的一聲再換回來。三軍軍官俱樂部大廳寬廣，燈光沒有全開，襯托出他的疲倦和寂寞。
我為之悚然，想起戰國名將吳起的故事。吳起統兵作戰，有一個大兵生瘡化膿，十分痛苦，吳起用嘴替他把膿吸出來，消息傳遍前方，也傳到後方。有人向大兵的母親道賀，他的兒子遇見好長官，做母親的一聽馬上哭了，她說我的兒子沒有命了，將軍這樣待他，他一定奮勇作戰，死在戰場上！他的兒子果然沒有回來。
王化公是何等樣人，他費這麼大的精神，紆尊降貴跟我們應酬，像我這樣一個人，究竟能為他做什麼，他究竟要怎樣使用我，我得怎樣報答他……我開始跟政戰系統疏遠，最後我出國，也沒敢向他辭行。
王昇上將主導的軍中文藝運動是空前絕後的一件「學案」，內涵外延，豐滿久遠，並非一句「官方意識」可以了之，它確實造就了許多作家藝術家，但願有人能羅列評點，開出完備的名單。它散播技術，有教無類，播種之功，無人可比。大軍「偃武修文」（詩人鍾鼎文這麼說），大量增加閱讀的人口，促進文學出版事業的繁榮。固然他目的在使文藝工具化，但「事實總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得到文學技術的人幾個成為政治工具？李杜韓白豈甘終身寫試帖詩？即使是陸游，他的詩集中的孤憤和無奈才是強音。軍中培養出來的詩人畫家，一個一個「現代化」了，軍中培養出來的音樂家戲劇家，一個一個「商業化」了，逯耀東教授稱這種情形為「兵變」。
從上游推動台灣文藝發展的人，並非只有張道藩，林海音，夏濟安，齊邦媛，弦，葉石濤，還得加上一個王昇，他是照著革命模式成長的軍人，任何國家的軍隊都不能缺少這樣的型範，即使是台灣共和國。他想凝鑄軍魂，越界耕作文藝這塊田地，也許犯了錯誤，可是並沒有白費力氣。歷史總是呈現多軌或雙軌的樣相，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之外還有以女作家為主的私生活文學、人情味文學，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之外還有軍中文藝運動，七十年代，鄉土文學之外還有後現代，看似相反，最後都「化作春泥更護花」。(下)
【2008/10/26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573286.shtml
延伸閱讀: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上）
台灣軍中文藝運動鉤沉
虹影在她的小說裡描寫「三年災害」，那時家家挨餓，家長總是吃得最少，吃得最少的人最受尊敬。「人要吃飯」固然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吃得最少」，省下來給別人吃令人感動敬拜，兩者並沒有矛盾，任何國家社會都得維持個價值觀。那年代，前線官兵是「吃得最少的人」，他們整齊的隊形，嚴格的紀律，特殊的裝備，艱難的任務，都象徵榮譽，角聲旗影，慷慨一呼，生命壯烈如疾雷閃電。一個國家是否有前途，要看這些對青年有多大吸引力。
某一天，我接到電話說，王昇上將約見。我準時到他的辦公室，孤影也來了，化公離座，親手取出兩件「榮譽狀」，一份給我，一份給孤影，內文都說酬謝對軍中文藝的貢獻，都由國防部參謀總長署名，紙張印刷和款式比一般獎狀考究。「榮譽狀」發給孤影，當然因為他寫了〈小市民的心聲〉，為什麼也發給我呢？而且是和他同時領受，再無第三者並列……那次接觸距離很近，我看見化公兩頰深陷，嘴唇乾燥，跟當時的京華冠蓋相比，簡直「面有菜色」。他自奉甚儉，工作時間太長，每天早上還要讀書一小時，他是「最憔悴的上將」。
化公親自主持過幾次座談，規模越來越小，每次總會通知我參加。他多次邀文藝作家餐敘，人數不多，也沒把我排除。有一天晚上他只請了一桌客，而且只有八個人，我叼陪末座，他談笑自如，沒有冷場。席間我一度起身洗手，然後朝他的背走回，恰值他轉過臉去，朝著空氣放鬆一下神經，我的角度正好看見他一臉疲倦和不耐煩，他好像刷的一聲換了一副表情，刷的一聲再換回來。三軍軍官俱樂部大廳寬廣，燈光沒有全開，襯托出他的疲倦和寂寞。
我為之悚然，想起戰國名將吳起的故事。吳起統兵作戰，有一個大兵生瘡化膿，十分痛苦，吳起用嘴替他把膿吸出來，消息傳遍前方，也傳到後方。有人向大兵的母親道賀，他的兒子遇見好長官，做母親的一聽馬上哭了，她說我的兒子沒有命了，將軍這樣待他，他一定奮勇作戰，死在戰場上！他的兒子果然沒有回來。
王化公是何等樣人，他費這麼大的精神，紆尊降貴跟我們應酬，像我這樣一個人，究竟能為他做什麼，他究竟要怎樣使用我，我得怎樣報答他……我開始跟政戰系統疏遠，最後我出國，也沒敢向他辭行。
王昇上將主導的軍中文藝運動是空前絕後的一件「學案」，內涵外延，豐滿久遠，並非一句「官方意識」可以了之，它確實造就了許多作家藝術家，但願有人能羅列評點，開出完備的名單。它散播技術，有教無類，播種之功，無人可比。大軍「偃武修文」（詩人鍾鼎文這麼說），大量增加閱讀的人口，促進文學出版事業的繁榮。固然他目的在使文藝工具化，但「事實總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得到文學技術的人幾個成為政治工具？李杜韓白豈甘終身寫試帖詩？即使是陸游，他的詩集中的孤憤和無奈才是強音。軍中培養出來的詩人畫家，一個一個「現代化」了，軍中培養出來的音樂家戲劇家，一個一個「商業化」了，逯耀東教授稱這種情形為「兵變」。
從上游推動台灣文藝發展的人，並非只有張道藩，林海音，夏濟安，齊邦媛，弦，葉石濤，還得加上一個王昇，他是照著革命模式成長的軍人，任何國家的軍隊都不能缺少這樣的型範，即使是台灣共和國。他想凝鑄軍魂，越界耕作文藝這塊田地，也許犯了錯誤，可是並沒有白費力氣。歷史總是呈現多軌或雙軌的樣相，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之外還有以女作家為主的私生活文學、人情味文學，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之外還有軍中文藝運動，七十年代，鄉土文學之外還有後現代，看似相反，最後都「化作春泥更護花」。(下)
【2008/10/26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573286.shtml
延伸閱讀: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上）
孔德成桃李滿天下 再沒回大陸
【聯合報╱本報記者李光儀】 2008.10.29 04:07 am
前考試院長孔德成昨天以八十九歲高齡辭世，他集學者、書法家、美食家，甚至國大代表等多種身分於一身，一生豐沛。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在孔德成的身上可清晰尋得孔子的身影。
未百日 就接衍聖公爵位
做為孔子第七十七代嫡裔，孔德成擔任奉祀官看似順理成章，但當年卻曾經引發不小的危機。孔德成出生於民國九年二月，他出生前的三個月，世襲的「衍聖公」孔令貽病故；孔令貽的正室未留子嗣，妾室則生了兩個女兒，因此這個第三個孩子到底是男是女，就成了當時全國都關注的大事。
當孔德成出生消息傳出後，「衍聖公」確定後繼有人，當時山東曲阜全城都還鳴放鞭炮慶祝，北洋政府也鳴放禮炮十三響。還未滿百日的孔德成，接下「衍聖公」的世襲爵位。民國二十四年，時年僅十五歲的孔德成，有感世襲爵位不宜存於民國，主動請求國民政府撤銷「衍聖公」。
十五歲 成最年輕特任官
但基於孔家道統不可廢，孔德成也從「衍聖公」變成國府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奉祀官」，成為國府最年輕的特任官，這個紀錄迄今尚無人打破。
民國廿六年底，曲阜淪陷，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免孔德成淪為日軍階下囚，派七十二師師長孫桐萱親自將孔德成護送到武漢，後來再遷居重慶。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易幟，孔德成又隨國府來台。
掌試院 學術生涯的意外
雖然擔任「奉祀官」，但孔德成一向以學者自居，與學界的關係較諸政界深厚得多。在民國七十三年接任考試院長前，與政治比較沾得上邊的職務，也只有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職務。即使近年，被問到前民進黨「去中國化」的問題時，他也強調自己「是個教書的人，只談學術」。
擔任考試院長，對孔德成也是個意外。中共在文革期間批孔揚秦，但一九八二年重新把孔家人抬出來，任命孔德成的姊姊孔德懋擔任政協委員。當時在台灣的國民政府考試院長出缺，故總統蔣經國本來屬意由別人接任，但據說蔣夫人宋美齡親自打電話給蔣經國，要他讓孔德成接任，以示中華民國更重視孔孟道統。於是這個位子就落到了孔德成的身上，連任九年。
教三禮 精通美食與書法
孔德成來台後，自民國四十四年起，就在台大教授「三禮研究」、「金文」、「青銅彝器」，桃李滿天下。不僅僅是有聖人遺風的孔子嫡孫和翩翩君子風度的學者，孔德成還是個自成一格的書法家、美食家。
不過惜字如金的孔德成不輕易揮毫，他的學生只能找老師一起吃飯，酒酣耳熱之際，再請老師揮毫。孔德成發現後也不以為忤，嘴巴上說自己上當，但還是會爽快的提筆揮毫。
孔德成本身也是非常講究的美食家；儘管求字不易，孔德成倒是非常喜愛到台北的各北方餐館吃飯，而且不吝於給餐館一些對於孔府家菜的指導。
守道統 孔墓被掘最遺憾
儘管兩岸開放多年，但孔德成自從離開大陸後，再也沒有踏上故里一步。除了對道統的堅持外，一般都認為這與文革期間，孔家墓園包括孔子和孔德成父母的墳墓，都被紅衛兵掘開。中共官方對此始終沒有給一個交代，也沒有道歉，恐怕也是孔德成晚年很大的一個遺憾。
【2008/10/29 聯合報】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6/4577778.shtml
前考試院長孔德成昨天以八十九歲高齡辭世，他集學者、書法家、美食家，甚至國大代表等多種身分於一身，一生豐沛。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在孔德成的身上可清晰尋得孔子的身影。
未百日 就接衍聖公爵位
做為孔子第七十七代嫡裔，孔德成擔任奉祀官看似順理成章，但當年卻曾經引發不小的危機。孔德成出生於民國九年二月，他出生前的三個月，世襲的「衍聖公」孔令貽病故；孔令貽的正室未留子嗣，妾室則生了兩個女兒，因此這個第三個孩子到底是男是女，就成了當時全國都關注的大事。
當孔德成出生消息傳出後，「衍聖公」確定後繼有人，當時山東曲阜全城都還鳴放鞭炮慶祝，北洋政府也鳴放禮炮十三響。還未滿百日的孔德成，接下「衍聖公」的世襲爵位。民國二十四年，時年僅十五歲的孔德成，有感世襲爵位不宜存於民國，主動請求國民政府撤銷「衍聖公」。
十五歲 成最年輕特任官
但基於孔家道統不可廢，孔德成也從「衍聖公」變成國府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奉祀官」，成為國府最年輕的特任官，這個紀錄迄今尚無人打破。
民國廿六年底，曲阜淪陷，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免孔德成淪為日軍階下囚，派七十二師師長孫桐萱親自將孔德成護送到武漢，後來再遷居重慶。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易幟，孔德成又隨國府來台。
掌試院 學術生涯的意外
雖然擔任「奉祀官」，但孔德成一向以學者自居，與學界的關係較諸政界深厚得多。在民國七十三年接任考試院長前，與政治比較沾得上邊的職務，也只有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職務。即使近年，被問到前民進黨「去中國化」的問題時，他也強調自己「是個教書的人，只談學術」。
擔任考試院長，對孔德成也是個意外。中共在文革期間批孔揚秦，但一九八二年重新把孔家人抬出來，任命孔德成的姊姊孔德懋擔任政協委員。當時在台灣的國民政府考試院長出缺，故總統蔣經國本來屬意由別人接任，但據說蔣夫人宋美齡親自打電話給蔣經國，要他讓孔德成接任，以示中華民國更重視孔孟道統。於是這個位子就落到了孔德成的身上，連任九年。
教三禮 精通美食與書法
孔德成來台後，自民國四十四年起，就在台大教授「三禮研究」、「金文」、「青銅彝器」，桃李滿天下。不僅僅是有聖人遺風的孔子嫡孫和翩翩君子風度的學者，孔德成還是個自成一格的書法家、美食家。
不過惜字如金的孔德成不輕易揮毫，他的學生只能找老師一起吃飯，酒酣耳熱之際，再請老師揮毫。孔德成發現後也不以為忤，嘴巴上說自己上當，但還是會爽快的提筆揮毫。
孔德成本身也是非常講究的美食家；儘管求字不易，孔德成倒是非常喜愛到台北的各北方餐館吃飯，而且不吝於給餐館一些對於孔府家菜的指導。
守道統 孔墓被掘最遺憾
儘管兩岸開放多年，但孔德成自從離開大陸後，再也沒有踏上故里一步。除了對道統的堅持外，一般都認為這與文革期間，孔家墓園包括孔子和孔德成父母的墳墓，都被紅衛兵掘開。中共官方對此始終沒有給一個交代，也沒有道歉，恐怕也是孔德成晚年很大的一個遺憾。
【2008/10/29 聯合報】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6/4577778.shtml
27 October 2008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上）
【聯合報╱王鼎鈞】 2008.10.25 04:10 am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只能忙裡偷閒，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只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公差，不服勞役……
我到台灣以後，發願跟軍營絕緣，沒料到有個聲勢浩大的軍中文藝運動。
「文藝到軍中去」的口號雖然提出甚早（1951），我認為和我沒有關係，直到總政治作戰部成立國軍文藝運動會，文藝界大點兵，我才躲不過去（1965）。我曾當面告訴主辦人田原上校不想參加，田原面色凝重，一言未發，我沒有照開會通知的規定報到，他派人把報到時應該領取的一切文件和贈品送到我家。田原是小說家，也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學長，為人忠厚，他的「不言而教」我體會到了。
1965年四月，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開幕，軍中作家、社會作家加上總政戰部的作業人員，共六百多人出席，蔣介石總統親自頒布十二條綱要，宣示對文藝的戰時要求。大會之後成立「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聘請「社會文藝工作名流」八十三人為委員，我列名在內。選拔軍中作家兩百多人，成立九個小組，我參與散文組的活動。總司令部以下設輔導分會和地區聯誼會，推動工作。設置「國軍文藝金像獎」，輔以一般獎狀獎章及補助金，鼓勵官兵創作。定期邀請輔導委員到軍中演講座談，講授寫作經驗。委託文藝函授學校提供更多的機會，幫助軍中的有志者學習。總政戰部並規定各單位所需開支列入年度預算，辦理成效列入年度考績。
蔣介石總統一直把台灣當作戰時社會，他對文藝有戰時的要求，五十年代，他曾發出「戰鬥文藝」的號召，希望社會配合軍中的需要，中國文藝協會沒有基層組織，無法落實。現在他的理想納入軍中的行政系統來實行，希望由軍中影響社會。這時蔣經國升任國防部長，王昇以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正是蛟龍得雲雨的時候，更難得實際主持此一運動的王大將不辭勞瘁，禮賢下士，一一攻破了「社會人士」對政工的心防。
還記得王大將第一次宴請輔導委員，每桌都有三兩位政工官員作陪，他起立致詞，他說輔導委員都是「我們」的老師，而「一日為師，終身是父」。我聽了十分驚愕，這是克勞維玆兵法嘛！教人怎承受得起！雖然王大將在政工系統威望很高，那些政工官員聽了還是神色黯然。那天我坐在趙友培教授旁邊，當時也曾輕聲進言，勸趙公以副主任委員身分說幾句謙遜的話，他說這番話應該由文協的當家人陳紀瀅來講，紀老是第一順位的副主任委員，可是紀老坐在第一席，傳話很不方便，稍一遲疑，失去了時機。我想那天政工官員對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印象一定很壞，將來會有後果。（此是後話休提）
那時候，蔣經國也挺客氣。有一次他來講話，他是國防部長，有上將官銜，他穿著便服，軍樂隊仍然演奏〈崇戎樂〉，全體肅立迎接。他上台以後立刻說，今天的儀式是為軍人安排的，可是有很多位「社會的先生」在座，我覺得很不適合。我記得他晚上才來，軍中幹部自然全員就座，「社會的先生」多半回家去了，少數人臨時接到通知留下，也不知他們是怎麼選擇的。蔣經國那天說些什麼，我都忘記了，總之和文藝沒有關係，事先也沒有準備講稿，好像東拉西扯，言不及義。他的口才很差，不過態度誠懇，很能贏得一般人的好感。
論演講，王昇是一等上選，每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閉幕之前，他照例發表長篇演說，或批中共，或批台獨，或批存在主義，他不看講稿，但是起承轉合句句到位，而且抑揚頓挫辭充氣沛。我有大兵習性，而今出乎其外，既能看熱鬧，又會看門道，我曾對一同開會的朋友說，化公（按：王昇）是天才運動家，聽完他的演講，一個小時之內，你如果給我一把手槍，教我幹什麼我就去幹什麼，可是超過一個小時就不行了。他聽了哈哈大笑，反問一句：「你到底是捧他還是罵他？」
在總政戰部的調度之下，我參加了許多次演講座談，接受訪問，擔任金像獎徵文的評審。文學寫作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寫什麼，一個是怎麼寫，依總政戰部的設計，他們決定寫什麼，我們只管怎麼寫，如果沿用中共的說法，也就是「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術，群眾出生活」，我是從這條道上熬出來的職業作家，雖然已經洗手，老把戲都還記得，在這個層次上可以使一把勁兒。
近人著作，對軍中文藝運動多有負面的評論，我想起「平時與戰時的矛盾」。那時世界的大局勢是冷戰隨時可能變成熱戰，海峽的小局勢是中共等待時機解放台灣，經濟繁榮，老百姓追求「生民之樂」，平時如戰時，軍隊依然枕戈待旦。軍隊好比是「魚」，社會好比是「水」，水中缺少魚需要的養分，總政戰部無法全面改造水質，退一步打算造一個魚缸，自已訂做飼料，外面流進來的水要過濾。王大將曾一再對我們朗讀梁啟超的詩：「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聲音十分懇切。他們需要十個百個現代的「陸游」，他們的做法源於他們的戰略思想，我無法提出更好的戰略思想，也就無法提出更好的做法。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只能忙裡偷閒，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只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公差，不服勞役，期許你有更多更好的表現；倘若能在高級司令部主辦的徵文中抱個大獎回來，那就成了一時的寵兒。記得除了總政戰部設立金像獎以外，海軍有金錨獎，空軍有金鷹獎，陸軍有金獅獎，聯勤有金駝獎，警備總部有金環獎（有人稱之為手銬獎）。我多次擔任評審，有緣遍讀軍中未成名作家的散文和小說。
我覺得未成名作家的文章可讀性更高，裡面含有生活的「原材」，由於未成名和已成名生活在不同的時空，已成名的作家尚未發現這些原材，這些新鮮粗糙的東西尚未經過作家們的因襲和複製，十分可貴，他們萬事俱備，只欠表現技巧。每讀這些作品，如聞深海遺珠，如見亂山璞玉，心中歡喜，但是也實在沒有生花妙筆可以送給他們。每次隨作家訪問團深入軍營，不免想起這些人來，或者只見過文稿、沒見過名字，或者只記得面孔、不記得姓名，或者只記得筆名、不知道本名，猜想他們以後會怎樣：半途而廢？懷才不遇？還是有志竟成？
總政戰部多次安排輔導委員和社會作家到軍營訪問，我隨訪問團兩次到金門，一次到馬祖，兩次訪問海軍基地。訪問團由當地最高長官接待，接風、送行、簡報、欣賞晚會都到場主持，一座將星熠熠。海軍最講究禮儀，請我們看操槍表演，接受儀隊致敬，總司令宋長志上將甚至來聽我的演講。訪問馬祖的時候，恰巧總政戰部主任蔣堅忍到馬祖視察，他參與我們的活動，我們受到的禮遇更是水漲船高。
看總政戰部的安排，這些訪問活動好像是酬謝作家的貢獻，或者也希望社會作家了解軍人任務，增長戰時意識，所以「聯誼」高於一切。臨別時我們都得到許多紀念品和當地土產，回台北後還收到他們拍下的照片，記得馬祖寄來的照片，背後都有一個小小的名戳，刻著「俞允平攝」，後來俞先生調回台北編《文藝月刊》，大家對他一見如故。
我們去金門馬祖，都要在飛機上或軍艦上辦出境入境的手續，雖然只是總政戰部和出入境管理處雙方官員一句對話，免除一切形式，我還是覺得很刺激，出境，入境，本來多少浪漫與哀愁！金馬風景很好，但是誰也無心觀賞，金馬前哨離中國大陸很近，從望遠鏡看「準星尖上的祖國」，心潮比浪高，伏下我後來寫《左心房漩渦》的遠因。我當時最迫切的感受是，對岸繼「三年災害」之後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還能站在大武山上悵望千秋，我對來台灣以後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我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我是那種「向下看」的人，我的情感和興味都在士兵，特別是那些駐地偏僻、苦修勤練的人，文學是他對生命的思索，對生活的玄想，使我想起自己流亡的時代。雖然軍隊的一切都進步了，有些氣味、有些聲音、有些線條顏色還是熟悉的，有些默契還是存在的，一步走進營房，恍如回到前生，我怎麼也沒想到我和軍營還有這樣一段未了之緣！
在最前線，我看見戰士利用碉堡上的積土種植花草，碉堡門前用鐵絲搭成的對空偽裝網，也交錯編織出各種圖案，他們又種一些蔦蘿或牽牛花，使它攀附著鐵絲網生長，他們有美感，季節到了，柔嫩的花蕾也許就倚在鋒利的尖刺之旁。在碉堡裡，我看見弦的詩集，鍾梅音的遊記，趙友培的〈答文藝愛好者〉。
金門、馬祖都有戰士們用雙手鑿成的坑道，外表是一座巍峨的山，汽車開進去四通八達，將士在裡面運籌帷幄，枕戈待旦。坑道裡，岩壁一望無盡，每一寸都是斧鑿的痕跡，坑道潮濕，有些地方坑頂向下滴水，戰士們也生了疥瘡。坑道裡儲藏汽油和軍米，他們永遠先吃受潮發霉的米，新米存起來，等它發了霉再吃。廚子不能和客人同時入席，服務業者不能和遊客同時度假，即便是南飛的雁群，也在宿夜的時候派出守衛，擔任警戒，所以軍人……這是社會組織的遺憾，但是最大的遺憾是人們因此藐視軍人。（上）
【2008/10/25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572250.shtml
延伸閱讀: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下）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只能忙裡偷閒，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只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公差，不服勞役……
我到台灣以後，發願跟軍營絕緣，沒料到有個聲勢浩大的軍中文藝運動。
「文藝到軍中去」的口號雖然提出甚早（1951），我認為和我沒有關係，直到總政治作戰部成立國軍文藝運動會，文藝界大點兵，我才躲不過去（1965）。我曾當面告訴主辦人田原上校不想參加，田原面色凝重，一言未發，我沒有照開會通知的規定報到，他派人把報到時應該領取的一切文件和贈品送到我家。田原是小說家，也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學長，為人忠厚，他的「不言而教」我體會到了。
1965年四月，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開幕，軍中作家、社會作家加上總政戰部的作業人員，共六百多人出席，蔣介石總統親自頒布十二條綱要，宣示對文藝的戰時要求。大會之後成立「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聘請「社會文藝工作名流」八十三人為委員，我列名在內。選拔軍中作家兩百多人，成立九個小組，我參與散文組的活動。總司令部以下設輔導分會和地區聯誼會，推動工作。設置「國軍文藝金像獎」，輔以一般獎狀獎章及補助金，鼓勵官兵創作。定期邀請輔導委員到軍中演講座談，講授寫作經驗。委託文藝函授學校提供更多的機會，幫助軍中的有志者學習。總政戰部並規定各單位所需開支列入年度預算，辦理成效列入年度考績。
蔣介石總統一直把台灣當作戰時社會，他對文藝有戰時的要求，五十年代，他曾發出「戰鬥文藝」的號召，希望社會配合軍中的需要，中國文藝協會沒有基層組織，無法落實。現在他的理想納入軍中的行政系統來實行，希望由軍中影響社會。這時蔣經國升任國防部長，王昇以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正是蛟龍得雲雨的時候，更難得實際主持此一運動的王大將不辭勞瘁，禮賢下士，一一攻破了「社會人士」對政工的心防。
還記得王大將第一次宴請輔導委員，每桌都有三兩位政工官員作陪，他起立致詞，他說輔導委員都是「我們」的老師，而「一日為師，終身是父」。我聽了十分驚愕，這是克勞維玆兵法嘛！教人怎承受得起！雖然王大將在政工系統威望很高，那些政工官員聽了還是神色黯然。那天我坐在趙友培教授旁邊，當時也曾輕聲進言，勸趙公以副主任委員身分說幾句謙遜的話，他說這番話應該由文協的當家人陳紀瀅來講，紀老是第一順位的副主任委員，可是紀老坐在第一席，傳話很不方便，稍一遲疑，失去了時機。我想那天政工官員對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印象一定很壞，將來會有後果。（此是後話休提）
那時候，蔣經國也挺客氣。有一次他來講話，他是國防部長，有上將官銜，他穿著便服，軍樂隊仍然演奏〈崇戎樂〉，全體肅立迎接。他上台以後立刻說，今天的儀式是為軍人安排的，可是有很多位「社會的先生」在座，我覺得很不適合。我記得他晚上才來，軍中幹部自然全員就座，「社會的先生」多半回家去了，少數人臨時接到通知留下，也不知他們是怎麼選擇的。蔣經國那天說些什麼，我都忘記了，總之和文藝沒有關係，事先也沒有準備講稿，好像東拉西扯，言不及義。他的口才很差，不過態度誠懇，很能贏得一般人的好感。
論演講，王昇是一等上選，每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閉幕之前，他照例發表長篇演說，或批中共，或批台獨，或批存在主義，他不看講稿，但是起承轉合句句到位，而且抑揚頓挫辭充氣沛。我有大兵習性，而今出乎其外，既能看熱鬧，又會看門道，我曾對一同開會的朋友說，化公（按：王昇）是天才運動家，聽完他的演講，一個小時之內，你如果給我一把手槍，教我幹什麼我就去幹什麼，可是超過一個小時就不行了。他聽了哈哈大笑，反問一句：「你到底是捧他還是罵他？」
在總政戰部的調度之下，我參加了許多次演講座談，接受訪問，擔任金像獎徵文的評審。文學寫作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寫什麼，一個是怎麼寫，依總政戰部的設計，他們決定寫什麼，我們只管怎麼寫，如果沿用中共的說法，也就是「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術，群眾出生活」，我是從這條道上熬出來的職業作家，雖然已經洗手，老把戲都還記得，在這個層次上可以使一把勁兒。
近人著作，對軍中文藝運動多有負面的評論，我想起「平時與戰時的矛盾」。那時世界的大局勢是冷戰隨時可能變成熱戰，海峽的小局勢是中共等待時機解放台灣，經濟繁榮，老百姓追求「生民之樂」，平時如戰時，軍隊依然枕戈待旦。軍隊好比是「魚」，社會好比是「水」，水中缺少魚需要的養分，總政戰部無法全面改造水質，退一步打算造一個魚缸，自已訂做飼料，外面流進來的水要過濾。王大將曾一再對我們朗讀梁啟超的詩：「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聲音十分懇切。他們需要十個百個現代的「陸游」，他們的做法源於他們的戰略思想，我無法提出更好的戰略思想，也就無法提出更好的做法。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只能忙裡偷閒，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只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公差，不服勞役，期許你有更多更好的表現；倘若能在高級司令部主辦的徵文中抱個大獎回來，那就成了一時的寵兒。記得除了總政戰部設立金像獎以外，海軍有金錨獎，空軍有金鷹獎，陸軍有金獅獎，聯勤有金駝獎，警備總部有金環獎（有人稱之為手銬獎）。我多次擔任評審，有緣遍讀軍中未成名作家的散文和小說。
我覺得未成名作家的文章可讀性更高，裡面含有生活的「原材」，由於未成名和已成名生活在不同的時空，已成名的作家尚未發現這些原材，這些新鮮粗糙的東西尚未經過作家們的因襲和複製，十分可貴，他們萬事俱備，只欠表現技巧。每讀這些作品，如聞深海遺珠，如見亂山璞玉，心中歡喜，但是也實在沒有生花妙筆可以送給他們。每次隨作家訪問團深入軍營，不免想起這些人來，或者只見過文稿、沒見過名字，或者只記得面孔、不記得姓名，或者只記得筆名、不知道本名，猜想他們以後會怎樣：半途而廢？懷才不遇？還是有志竟成？
總政戰部多次安排輔導委員和社會作家到軍營訪問，我隨訪問團兩次到金門，一次到馬祖，兩次訪問海軍基地。訪問團由當地最高長官接待，接風、送行、簡報、欣賞晚會都到場主持，一座將星熠熠。海軍最講究禮儀，請我們看操槍表演，接受儀隊致敬，總司令宋長志上將甚至來聽我的演講。訪問馬祖的時候，恰巧總政戰部主任蔣堅忍到馬祖視察，他參與我們的活動，我們受到的禮遇更是水漲船高。
看總政戰部的安排，這些訪問活動好像是酬謝作家的貢獻，或者也希望社會作家了解軍人任務，增長戰時意識，所以「聯誼」高於一切。臨別時我們都得到許多紀念品和當地土產，回台北後還收到他們拍下的照片，記得馬祖寄來的照片，背後都有一個小小的名戳，刻著「俞允平攝」，後來俞先生調回台北編《文藝月刊》，大家對他一見如故。
我們去金門馬祖，都要在飛機上或軍艦上辦出境入境的手續，雖然只是總政戰部和出入境管理處雙方官員一句對話，免除一切形式，我還是覺得很刺激，出境，入境，本來多少浪漫與哀愁！金馬風景很好，但是誰也無心觀賞，金馬前哨離中國大陸很近，從望遠鏡看「準星尖上的祖國」，心潮比浪高，伏下我後來寫《左心房漩渦》的遠因。我當時最迫切的感受是，對岸繼「三年災害」之後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還能站在大武山上悵望千秋，我對來台灣以後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我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我是那種「向下看」的人，我的情感和興味都在士兵，特別是那些駐地偏僻、苦修勤練的人，文學是他對生命的思索，對生活的玄想，使我想起自己流亡的時代。雖然軍隊的一切都進步了，有些氣味、有些聲音、有些線條顏色還是熟悉的，有些默契還是存在的，一步走進營房，恍如回到前生，我怎麼也沒想到我和軍營還有這樣一段未了之緣！
在最前線，我看見戰士利用碉堡上的積土種植花草，碉堡門前用鐵絲搭成的對空偽裝網，也交錯編織出各種圖案，他們又種一些蔦蘿或牽牛花，使它攀附著鐵絲網生長，他們有美感，季節到了，柔嫩的花蕾也許就倚在鋒利的尖刺之旁。在碉堡裡，我看見弦的詩集，鍾梅音的遊記，趙友培的〈答文藝愛好者〉。
金門、馬祖都有戰士們用雙手鑿成的坑道，外表是一座巍峨的山，汽車開進去四通八達，將士在裡面運籌帷幄，枕戈待旦。坑道裡，岩壁一望無盡，每一寸都是斧鑿的痕跡，坑道潮濕，有些地方坑頂向下滴水，戰士們也生了疥瘡。坑道裡儲藏汽油和軍米，他們永遠先吃受潮發霉的米，新米存起來，等它發了霉再吃。廚子不能和客人同時入席，服務業者不能和遊客同時度假，即便是南飛的雁群，也在宿夜的時候派出守衛，擔任警戒，所以軍人……這是社會組織的遺憾，但是最大的遺憾是人們因此藐視軍人。（上）
【2008/10/25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572250.shtml
延伸閱讀: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下）
22 October 2008
感時篇》「《聯合報》董事長」王永慶
【聯合報╱張作錦】 2008.10.23 02:22 am
一位企業家與新聞事業擦身而過的往事
文學大家齊邦媛教授「隱居」林口「養生村」，全心寫她的回憶錄。這本書將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在明年印行。公司負責人高希均教授和王力行女士10月15日去林口拜訪她，我搭便車同去向齊教授問安。
由台塑公司設計建造的「養生村」，給人第一印象是寬敞。庭園、廳堂、走廊等各種公共空間，都顯得「綽綽有餘」。置身其間，使人覺得悠閒自在，「不知老之將至」。而且，住宿、餐飲、休閒、購物、醫療等設施配置得那麼恰當。齊教授說，王永慶先生常來巡視，他說過，他將來自己也會住在這兒。但他沒有住進來，就在這一天，他與世長辭。
王永慶未必真會住進「養生村」，但他把村子蓋得那麼合理，想得那麼周到，都是出於他為人著想的本性。他待員工如家人，他不養豬以免與豬農爭利，四川震災他捐款一億人民幣，他辦學校、設醫院回饋社會，這些是他本性的具體實現。
他這種為人著想的「習慣」，使他當了半年的《聯合報》董事長。「台塑董事長」王永慶人人知道，「《聯合報》董事長」王永慶大概很少人知道。
《聯合報》早期是由林頂立、范鶴言、王惕吾三位合夥創辦的。以後林頂立向政壇發展，又在政壇失足；民國60年，范鶴言改行從商，經營水泥廠，希望出售股權籌集資金，王惕吾無力承購，但又希望將來有一正派、認真的合作夥伴，就去接洽他道義之交的朋友王永慶。王永慶表示，他不懂報紙，也無意辦報，「但你有困難，我應該盡力。」
王惕吾告訴他，范鶴言索價四千五百萬元，並表示不講價，但是「你給一數字，我去談」，王永慶認為，范鶴言既不願人家還價，那就四千五百萬吧！
林頂立知道了這事，直接找王永慶，把股權也賣給了他。王永慶不願自己股權多過原始經營人王惕吾，就把林的股權分一半給他，這樣兩人各占百分之五十，以示合夥人之間的平等與坦誠。
王惕吾認為王永慶懂得企業經營，請他擔任董事長，自己則任發行人。王永慶說，報紙不是一般企業，辦報他外行，要王惕吾全權負責，他只擔任董事長的名義，在報館不設辦公室，也不來上班。
在那個年代，報紙與政治間的關係，複雜而敏感。有人認為，王永慶擁有台灣一家最大的企業，若是再有一家最大的報紙，誰還能不聽他的話？王永慶一聞此言，為了不使各方為難，立即退出《聯合報》。他擔任這家報紙的董事長，不過半年時間。
王永慶跟王惕吾說，如果他把股權讓給與王惕吾經營理念不一致的人，合作既有困難，報紙必難辦好，所以他願把股權都讓給王惕吾。「我拿不出這麼多錢啊！」「沒關係，兩年後你再還我好了！」
《聯合報》的業務蒸蒸日上，兩年後王惕吾還清了股價。民國85年王惕吾辭世，王永慶兩度來到靈前。平生風義，肝膽照人。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孟子的這句話，前半句，大家能說不能做；後半句，連說的人都很少；那個小學畢業的王永慶，從不說，都做到了。
這樣的一位企業家，如果與一位報人一起辦一份報紙，那是何等光景？教人有很多想像。
【2008/10/23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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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蒼生 和一本不隨便的書
一位企業家與新聞事業擦身而過的往事
文學大家齊邦媛教授「隱居」林口「養生村」，全心寫她的回憶錄。這本書將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在明年印行。公司負責人高希均教授和王力行女士10月15日去林口拜訪她，我搭便車同去向齊教授問安。
由台塑公司設計建造的「養生村」，給人第一印象是寬敞。庭園、廳堂、走廊等各種公共空間，都顯得「綽綽有餘」。置身其間，使人覺得悠閒自在，「不知老之將至」。而且，住宿、餐飲、休閒、購物、醫療等設施配置得那麼恰當。齊教授說，王永慶先生常來巡視，他說過，他將來自己也會住在這兒。但他沒有住進來，就在這一天，他與世長辭。
王永慶未必真會住進「養生村」，但他把村子蓋得那麼合理，想得那麼周到，都是出於他為人著想的本性。他待員工如家人，他不養豬以免與豬農爭利，四川震災他捐款一億人民幣，他辦學校、設醫院回饋社會，這些是他本性的具體實現。
他這種為人著想的「習慣」，使他當了半年的《聯合報》董事長。「台塑董事長」王永慶人人知道，「《聯合報》董事長」王永慶大概很少人知道。
《聯合報》早期是由林頂立、范鶴言、王惕吾三位合夥創辦的。以後林頂立向政壇發展，又在政壇失足；民國60年，范鶴言改行從商，經營水泥廠，希望出售股權籌集資金，王惕吾無力承購，但又希望將來有一正派、認真的合作夥伴，就去接洽他道義之交的朋友王永慶。王永慶表示，他不懂報紙，也無意辦報，「但你有困難，我應該盡力。」
王惕吾告訴他，范鶴言索價四千五百萬元，並表示不講價，但是「你給一數字，我去談」，王永慶認為，范鶴言既不願人家還價，那就四千五百萬吧！
林頂立知道了這事，直接找王永慶，把股權也賣給了他。王永慶不願自己股權多過原始經營人王惕吾，就把林的股權分一半給他，這樣兩人各占百分之五十，以示合夥人之間的平等與坦誠。
王惕吾認為王永慶懂得企業經營，請他擔任董事長，自己則任發行人。王永慶說，報紙不是一般企業，辦報他外行，要王惕吾全權負責，他只擔任董事長的名義，在報館不設辦公室，也不來上班。
在那個年代，報紙與政治間的關係，複雜而敏感。有人認為，王永慶擁有台灣一家最大的企業，若是再有一家最大的報紙，誰還能不聽他的話？王永慶一聞此言，為了不使各方為難，立即退出《聯合報》。他擔任這家報紙的董事長，不過半年時間。
王永慶跟王惕吾說，如果他把股權讓給與王惕吾經營理念不一致的人，合作既有困難，報紙必難辦好，所以他願把股權都讓給王惕吾。「我拿不出這麼多錢啊！」「沒關係，兩年後你再還我好了！」
《聯合報》的業務蒸蒸日上，兩年後王惕吾還清了股價。民國85年王惕吾辭世，王永慶兩度來到靈前。平生風義，肝膽照人。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孟子的這句話，前半句，大家能說不能做；後半句，連說的人都很少；那個小學畢業的王永慶，從不說，都做到了。
這樣的一位企業家，如果與一位報人一起辦一份報紙，那是何等光景？教人有很多想像。
【2008/10/23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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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蒼生 和一本不隨便的書
31 August 2008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下）
【聯合報╱齊邦媛】 2008.08.31 04:02 am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並不難懂了。
我記得後來一次談到文革紅衛兵對師長和文化人的摧殘，待這批人長大，統治中國，他們的暴戾人性會將中國帶到何處去？我深以為憂。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後，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裡泛舟，或村裡漫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於1951年出版《莊子纂箋》，序文說，「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戰氛殆不可速了，遂發意注莊子。……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天地之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至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這種沉痛和抗戰初起著《國史大綱》時充滿奮鬥救國的心情多麼不同。1949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195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傑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1967年錢先生遷居台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十二年後，2002年三月，台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後，在後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輓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輓聯來象徵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後的關懷。「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分，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於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絢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遊，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後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簸聚散的感歎：「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久 錢穆 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牆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麼願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於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台灣後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恆君等協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史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由雲南去香港，來台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鬥中「坦白」的尊嚴。到台灣後應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並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捲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1990年8月31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下)
【2008/08/31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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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上）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並不難懂了。
我記得後來一次談到文革紅衛兵對師長和文化人的摧殘，待這批人長大，統治中國，他們的暴戾人性會將中國帶到何處去？我深以為憂。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後，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裡泛舟，或村裡漫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於1951年出版《莊子纂箋》，序文說，「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戰氛殆不可速了，遂發意注莊子。……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天地之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至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這種沉痛和抗戰初起著《國史大綱》時充滿奮鬥救國的心情多麼不同。1949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195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傑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1967年錢先生遷居台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十二年後，2002年三月，台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後，在後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輓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輓聯來象徵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後的關懷。「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分，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於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絢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遊，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後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簸聚散的感歎：「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久 錢穆 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牆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麼願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於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台灣後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恆君等協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史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由雲南去香港，來台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鬥中「坦白」的尊嚴。到台灣後應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並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捲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1990年8月31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下)
【2008/08/31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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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上）
30 August 2008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上）
【聯合報╱齊邦媛】 2008.08.30 03:50 am
錢穆先生在台灣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國」時已七十四歲，住在台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塊小土坡上，他居住的小樓名為「素書樓」，紀念家鄉與母親。他以為從此可以安居終老，在房子四周種花植樹。沿著進門的二十多級石階，種了兩排槭樹。
我第一次俯身去撿拾階旁紅葉，是去素書樓拜望他的第十四個秋天了。以前怎麼沒有注意到那麼「正統」的紅葉呢？最初幾年，也許樹還太小，落不出那麼熟透、美麗的葉子。實際上，我每次去都匆匆衝上石階，多數的時候手裡提著書或禮物，身心都在緊張狀態，想著進了門要說些什麼。鞠躬走出紗門，總是暮色已深。
最緊張的登階記憶是1972年深秋，當時我剛到國立編譯館工作三個月，原以為是個純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卻幾乎全是政治問題，報紙的報導、社論和專欄最熱門的題目是罵部編本的教科書。1969年老蔣總統下了一道手諭，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初級中學改稱「國民中學」，急就章的教科書稱為「暫定本」，三年滿了，要編印出正式的「部定本」。全台三十多萬國中生，還有老師、家長和社會都等著看國立編譯館能編出什麼樣既政治正確又活潑有啟發性的、符合全民需要的新教科書來，尤其是國文、歷史和數學三科，學術界更虎視眈眈地等著。進而對高中國文、中國文化史、大學用書更似全民進入監視期。有人對高中國文選材不滿意，甚至說主編者思想有問題……
突然間，又爆發了「岳飛跋扈說事件」。先是由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著作《中國通史》引起，有人指控書中寫道，岳飛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時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對武聖不敬的言論，亦出現在林教授另一本著作《宋史》中，將由國立編譯館收入「大學叢書」出版。此事立刻成為熱門新聞，每日都有討伐之聲，其中最激烈的有專欄名家誓還（吳延環先生，立法委員）和自稱是岳飛同鄉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脅說，對武聖不敬是動搖國本，危害國家意識，居心叵測。還有一文說：「據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輩。」那時的館長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在中興大學教授中國歷史二十年。除了在報上說明，此為前任留下舊稿，現在並無出版計畫，並派我前往懇請已來台灣定居的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審查該稿，再做決定（當時台灣各校歷史系前輩均已被敦聘為歷史教科書委員會委員）。錢先生在電話上說，他已七十七歲，來台安居，已不再作審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們實已無人可求。館長派我帶《宋史》原稿到素書樓，務請錢先生過目。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形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回到館裡，我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嗎？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分。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在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我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1970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館長指示下，奔走於學者、專家之門，請他們聽我陳述編書的理想。在立法院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
從這一年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槭樹長得很高了。1985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我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不僅帶給他館裡出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譯者陳大安，台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有趣」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實，在1983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當然，1975年後，錢先生面對蔣總統去世前後的種種變局，憶及抗戰前後中國之動盪，以史學家的心情觀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終於失望的是一個安定的中國。《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在該書〈引論〉中他說，「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頁3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了解他為什麼肯在蔣總統邀請下，捨香港而來台灣定居，以為可以安度餘年，因為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而1950後台灣仍是捍衛中國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進入史學範疇，但是對於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局的影響。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上）
【2008/08/30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下）
錢穆先生在台灣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國」時已七十四歲，住在台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塊小土坡上，他居住的小樓名為「素書樓」，紀念家鄉與母親。他以為從此可以安居終老，在房子四周種花植樹。沿著進門的二十多級石階，種了兩排槭樹。
我第一次俯身去撿拾階旁紅葉，是去素書樓拜望他的第十四個秋天了。以前怎麼沒有注意到那麼「正統」的紅葉呢？最初幾年，也許樹還太小，落不出那麼熟透、美麗的葉子。實際上，我每次去都匆匆衝上石階，多數的時候手裡提著書或禮物，身心都在緊張狀態，想著進了門要說些什麼。鞠躬走出紗門，總是暮色已深。
最緊張的登階記憶是1972年深秋，當時我剛到國立編譯館工作三個月，原以為是個純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卻幾乎全是政治問題，報紙的報導、社論和專欄最熱門的題目是罵部編本的教科書。1969年老蔣總統下了一道手諭，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初級中學改稱「國民中學」，急就章的教科書稱為「暫定本」，三年滿了，要編印出正式的「部定本」。全台三十多萬國中生，還有老師、家長和社會都等著看國立編譯館能編出什麼樣既政治正確又活潑有啟發性的、符合全民需要的新教科書來，尤其是國文、歷史和數學三科，學術界更虎視眈眈地等著。進而對高中國文、中國文化史、大學用書更似全民進入監視期。有人對高中國文選材不滿意，甚至說主編者思想有問題……
突然間，又爆發了「岳飛跋扈說事件」。先是由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著作《中國通史》引起，有人指控書中寫道，岳飛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時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對武聖不敬的言論，亦出現在林教授另一本著作《宋史》中，將由國立編譯館收入「大學叢書」出版。此事立刻成為熱門新聞，每日都有討伐之聲，其中最激烈的有專欄名家誓還（吳延環先生，立法委員）和自稱是岳飛同鄉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脅說，對武聖不敬是動搖國本，危害國家意識，居心叵測。還有一文說：「據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輩。」那時的館長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在中興大學教授中國歷史二十年。除了在報上說明，此為前任留下舊稿，現在並無出版計畫，並派我前往懇請已來台灣定居的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審查該稿，再做決定（當時台灣各校歷史系前輩均已被敦聘為歷史教科書委員會委員）。錢先生在電話上說，他已七十七歲，來台安居，已不再作審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們實已無人可求。館長派我帶《宋史》原稿到素書樓，務請錢先生過目。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形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回到館裡，我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嗎？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分。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在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我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1970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館長指示下，奔走於學者、專家之門，請他們聽我陳述編書的理想。在立法院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
從這一年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槭樹長得很高了。1985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我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不僅帶給他館裡出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譯者陳大安，台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有趣」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實，在1983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當然，1975年後，錢先生面對蔣總統去世前後的種種變局，憶及抗戰前後中國之動盪，以史學家的心情觀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終於失望的是一個安定的中國。《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在該書〈引論〉中他說，「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頁3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了解他為什麼肯在蔣總統邀請下，捨香港而來台灣定居，以為可以安度餘年，因為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而1950後台灣仍是捍衛中國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進入史學範疇，但是對於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局的影響。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上）
【2008/08/30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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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下）
3 August 2008
作家故事》村上春樹的馬拉松
【聯合報╱李維國／報導】 2008.08.03 04:49 am
提起日本人氣小說家村上春樹，書迷多半只知道他熱愛爵士樂、早年居遊過愛琴海小島寫出成名作《挪威的森林》。很少人清楚，快六十歲的村上是個長跑迷，他每天長跑有二十三年歷史，每年至少參加一次馬拉松賽，不時還挑戰鐵人三項。
去年十月，村上出版日文書暢談他的長跑心得，英譯本日前上市，書名《當我說起長跑》（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明顯是向他偏愛的美國小說家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名著《當我們討論愛情》（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致敬。（村上春樹曾說：「我對人生微妙、難解卻又真切的細節描寫，多數得自瑞蒙‧卡佛的啟發。」）
村上春樹眼中，新書「是本回憶錄，並非個人歷史那樣偉大」。1978年，村上開了一間爵士樂酒吧，有天看棒球賽，心血來潮想寫小說，「有樣東西從天而降，不管是什麼，我接受了它。」出了兩本書就成名，他賣掉酒吧全心寫作。但健康也惡化，因為總是坐著不斷抽菸。村上開始長跑健身，隔年就參加生平第一遭馬拉松，單槍匹馬沿著公路由希臘雅典跑到長跑發源地馬拉松。
痠痛的肌肉像法國大革命 法庭上鬧嚷躁動的人民
「我想我二十多年熱愛長跑不放棄，理由很簡單：這適合我。」小說家對第一次奮力跑完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身心痛苦近乎錯亂的狀態，記憶猶新：「我的腳往前動著，但跑過六十公里的休息站，我只覺得快死了。」他提及長跑者抵達終點前幾英里常發生的「撞牆現象」，以及肌肉不聽意志與腦命令時，他和肌肉的對話，「我必須讓我的肌肉知道聽誰的」。小說家精巧妙喻不時令人叫好，如他將痠痛的肌肉形容是法國大革命法庭上鬧嚷躁動的人民。另一回參加鐵人三項準備跳入日本海時，他想著：「我既沒用又卑微，我一生做的全是沒用的事。」
村上對體格自卑，「我可悲的人生帳本顯示，我的負債遠超過資產」，使他對訓練格外專注與認真。長跑訓練和寫小說在他看來是兩條平行線，都是必須始終瞻望終點的長程計畫。他認為跑步和寫作一樣，並不是真要和他人競爭，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佳成績；尤其寫作過程和跑步一樣，都帶給身體超級負荷。
不想跑的時候， 「我會想出各種理由逃避」
村上有計畫地自我要求：休息從不連續兩天，比賽時只跑不走。他的自律也延伸到寫作，單純嚴肅地投入：「我不能靠純理論或邏輯就動筆，不是智力和思考力豐沛的人。」他希望維持穩定的工作活力和運動養生，避免像許多他崇拜的作家（如《大亨小傳》費滋傑羅）最後不得不面對的江郎才盡。
但總有不想跑的時候，「我會想出各種理由逃避」。村上如實記下強迫自己持續長跑的辦法，他告訴自己：「我是個有極限的作家，是不完美的人過著不完美的有限生活。我有這樣的想法是一個大成就，說奇蹟也許誇張，但我真這樣覺得。每天跑步幫助我達到這成就，都要感謝跑步」。村上訪問日本奧運長跑選手，忍不住問他是否也有不想跑的時候：「他盯著我看，答話的聲音強烈表示這是再愚蠢不過的問題，『當然，一直這樣。』」
每天長跑同時創作，「我對寫作的掌握很多是由跑步學來」，村上坦言：「跑步時，有些寫小說的念頭會撞向我。」有時卻是放空狀態：「我跑步時不會沉浸回憶。基本上我一件事也不想，我只以最舒適、自我打造的空無一直跑著。」
「跑者的憂鬱」心理倦怠， 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新書中相當篇幅是描寫村上2005年參加紐約馬拉松賽前訓練過程。小說家凸顯長跑了多年，終究難逃上了年紀精力衰退的事實。「我有多老並不重要，只要活著，我會一直發掘新的自我。」想戰勝衰老徒勞無功，他發現體能在近五十歲時達到巔峰，之後一路走下坡，身體不若以往有活力，「但又能怎麼樣？我只有接受」。「接受」在新書中隨處可見，例如村上寫到長跑比賽會出現心理倦怠，他稱為「跑者的憂鬱」，他的態度是：「這就是人生，也許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村上迷可從這本「私書寫」窺見小說家的私生活：他參加過二十五場馬拉松賽、午飯後小憩讓他恢復活力、他脈搏比一般人慢、小說家必備的特質（第一是才華，其次是專注和堅毅）。書中也看出村上最初對當作家有不安全感，還有他利用跑步背講稿。演講前村上照例緊張不安，他不喜歡用日語公開演講，反而用不完美的英語，「你不必為選動詞傷腦筋」。
【2008/08/03 聯合報】@ http://udn.com/
提起日本人氣小說家村上春樹，書迷多半只知道他熱愛爵士樂、早年居遊過愛琴海小島寫出成名作《挪威的森林》。很少人清楚，快六十歲的村上是個長跑迷，他每天長跑有二十三年歷史，每年至少參加一次馬拉松賽，不時還挑戰鐵人三項。
去年十月，村上出版日文書暢談他的長跑心得，英譯本日前上市，書名《當我說起長跑》（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明顯是向他偏愛的美國小說家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名著《當我們討論愛情》（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致敬。（村上春樹曾說：「我對人生微妙、難解卻又真切的細節描寫，多數得自瑞蒙‧卡佛的啟發。」）
村上春樹眼中，新書「是本回憶錄，並非個人歷史那樣偉大」。1978年，村上開了一間爵士樂酒吧，有天看棒球賽，心血來潮想寫小說，「有樣東西從天而降，不管是什麼，我接受了它。」出了兩本書就成名，他賣掉酒吧全心寫作。但健康也惡化，因為總是坐著不斷抽菸。村上開始長跑健身，隔年就參加生平第一遭馬拉松，單槍匹馬沿著公路由希臘雅典跑到長跑發源地馬拉松。
痠痛的肌肉像法國大革命 法庭上鬧嚷躁動的人民
「我想我二十多年熱愛長跑不放棄，理由很簡單：這適合我。」小說家對第一次奮力跑完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身心痛苦近乎錯亂的狀態，記憶猶新：「我的腳往前動著，但跑過六十公里的休息站，我只覺得快死了。」他提及長跑者抵達終點前幾英里常發生的「撞牆現象」，以及肌肉不聽意志與腦命令時，他和肌肉的對話，「我必須讓我的肌肉知道聽誰的」。小說家精巧妙喻不時令人叫好，如他將痠痛的肌肉形容是法國大革命法庭上鬧嚷躁動的人民。另一回參加鐵人三項準備跳入日本海時，他想著：「我既沒用又卑微，我一生做的全是沒用的事。」
村上對體格自卑，「我可悲的人生帳本顯示，我的負債遠超過資產」，使他對訓練格外專注與認真。長跑訓練和寫小說在他看來是兩條平行線，都是必須始終瞻望終點的長程計畫。他認為跑步和寫作一樣，並不是真要和他人競爭，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佳成績；尤其寫作過程和跑步一樣，都帶給身體超級負荷。
不想跑的時候， 「我會想出各種理由逃避」
村上有計畫地自我要求：休息從不連續兩天，比賽時只跑不走。他的自律也延伸到寫作，單純嚴肅地投入：「我不能靠純理論或邏輯就動筆，不是智力和思考力豐沛的人。」他希望維持穩定的工作活力和運動養生，避免像許多他崇拜的作家（如《大亨小傳》費滋傑羅）最後不得不面對的江郎才盡。
但總有不想跑的時候，「我會想出各種理由逃避」。村上如實記下強迫自己持續長跑的辦法，他告訴自己：「我是個有極限的作家，是不完美的人過著不完美的有限生活。我有這樣的想法是一個大成就，說奇蹟也許誇張，但我真這樣覺得。每天跑步幫助我達到這成就，都要感謝跑步」。村上訪問日本奧運長跑選手，忍不住問他是否也有不想跑的時候：「他盯著我看，答話的聲音強烈表示這是再愚蠢不過的問題，『當然，一直這樣。』」
每天長跑同時創作，「我對寫作的掌握很多是由跑步學來」，村上坦言：「跑步時，有些寫小說的念頭會撞向我。」有時卻是放空狀態：「我跑步時不會沉浸回憶。基本上我一件事也不想，我只以最舒適、自我打造的空無一直跑著。」
「跑者的憂鬱」心理倦怠， 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新書中相當篇幅是描寫村上2005年參加紐約馬拉松賽前訓練過程。小說家凸顯長跑了多年，終究難逃上了年紀精力衰退的事實。「我有多老並不重要，只要活著，我會一直發掘新的自我。」想戰勝衰老徒勞無功，他發現體能在近五十歲時達到巔峰，之後一路走下坡，身體不若以往有活力，「但又能怎麼樣？我只有接受」。「接受」在新書中隨處可見，例如村上寫到長跑比賽會出現心理倦怠，他稱為「跑者的憂鬱」，他的態度是：「這就是人生，也許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村上迷可從這本「私書寫」窺見小說家的私生活：他參加過二十五場馬拉松賽、午飯後小憩讓他恢復活力、他脈搏比一般人慢、小說家必備的特質（第一是才華，其次是專注和堅毅）。書中也看出村上最初對當作家有不安全感，還有他利用跑步背講稿。演講前村上照例緊張不安，他不喜歡用日語公開演講，反而用不完美的英語，「你不必為選動詞傷腦筋」。
【2008/08/03 聯合報】@ http://udn.com/
作家故事》村上迷不可不知十件事
【聯合報╱李維國報導】 2008.08.03 04:49 am
2006年，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由於前兩年得主葉利尼克與品特隨後捧回當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村上即將拿到諾貝爾」的傳聞不脛而走。雖然瑞典消息人士透露，村上近年不在名單上，但這位日本首席人氣作家的國際知名度大幅攀高，西方媒體封村上是「當今全球最酷的作家」；2007年《黑夜之後》英譯本三個月銷售十萬冊佳績，更證明村上成功打進國際文壇，由近日英國媒體大幅報導〈村上迷不可不知十件事〉可見端倪。
村上注定引發爭議
2000年六月，有德國文學節目的書評委員對村上的書觀點嚴重分歧，最後一位當了十二年固定來賓的資深書評家憤而求去。
連母國日本對他也有兩極評價：年輕人崇拜他，甚至選讀早稻田大學，好住進《挪威的森林》裡的宿舍；但文學界批評他的作品通俗、太西化。
村上魅力無法擋
村上影響力早跨越國界，美國新秀作家蘇菲亞‧柯波拉（《教父》名導柯波拉女兒）的《愛情，不用翻譯》就受村上風格啟發。兩度獲布克獎提名的David Mitchell在日本教書時讀了村上大受影響，他的第二本小說Number 9 Dream隱然是向《挪威的森林》致敬之作，兩本書名都是披頭四的歌。
村上的書難拍商業片
許多人說《挪威的森林》是日本版《麥田捕手》，令人難理解的是，村上將《麥田捕手》譯成日文，卻覺得書雖好但不夠完整，「故事變得越來越無望，主角找不到路逃出黑暗世界。我覺得連沙林傑自己也沒找到出路」。
村上的主角通常是想活下去的尋常人，直到有不凡的男性指引帶他們進新方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主角下班回家在火車上看到神似父親的老人，他跟老人穿越黑暗巷道，最後置身在深夜的棒球場。老人消失，冷風中他站上投手丘跳起舞來。
村上對日本愛恨交織
他瘋迷西洋音樂，抱怨日本傳統文化很無聊，父母都教日本文學，但村上愛讀通俗小說。1987年《挪威的森林》一夕爆紅，他深受不安困擾，隔年底他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日本媒體報導標題是「村上逃離日本」。但他也說過：「我想過自我流放，但我是日本作家，這是我的土地。你無法離開你的國家。」
村上開過爵士樂酒吧
從大學畢業到1981年靠寫作維生前，村上的正業是開爵士樂酒吧。喝酒在他書中多是負面形象，他以酒精象徵罪惡，但村上愛喝啤酒。「我開酒吧時，站在吧台後必須陪客人聊天，偏偏我是不愛說話的人。我發過誓，一旦不開店，我只和真正想說話的人說話。」他一直拒絕上廣播或電視節目受訪。
村上一切從棒球開始
1978年四月一日，村上到東京明治神宮球場看棒球賽，美籍選手Hilton揮出全壘打。當下，村上決定寫小說，「那是種溫暖的感覺，現在我心中仍能感受到。」當晚他動筆寫處女作《聽風的歌》，有許多日後村上小說頻頻出現的元素：英雄是年輕男人，孤立、簡單、待業，女朋友有孿生姊妹（村上對面貌相像的人有好感），細膩寫煮飯、吃喝、聽西洋音樂細節，情節極簡又極複雜。因是開店空檔寫成，破碎且跳躍。
村上愛貓
他的爵士樂酒吧叫彼得貓（Peter Cat），許多小說都出現貓，暗示奇怪的事就要發生。《發條鳥年代紀》中，失蹤的貓開啟一連串超現實事件；《海邊的卡夫卡》中，主角昏迷醒來發現自己有和貓溝通的能力。
村上迷音樂
書名都和音樂有關：《挪威的森林》是披頭四，《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來自納京‧高，《舞舞舞》是「海灘男孩」的歌。《發條鳥年代紀》三部曲分別是羅西尼、舒曼和莫札特樂曲名；《1973年的彈珠玩具》中，占領大學建物的革命學生發現古典音樂庫，每晚都聽。記者到村上住處，發現一間房裡排滿七千多張黑膠唱片，印象深刻。
村上非常非常愛長跑
三十三歲開始長跑，想減去戒菸增加的體重。最佳成績是1991年紐約馬拉松：三小時二十七分。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跑十一個小時，中途幾乎不支倒地。他形容第二次跑超級馬拉松近乎宗教經驗，此後不再嘗試。「幸運的作家一生也許能寫十二部小說，我不知道還能再寫多少，希望再有四、五本。但我長跑時感到不受限制。」每天四點起床，寫四小時，再跑十公里；村上希望他的墓誌銘寫著「至少他不是用走的」。
村上超浪漫
男主角往往遇到美麗卻又神祕、困惑的女子，發生肉體關係因而改變。村上筆下的愛微妙令人奇想，但女角不是幽靈一般就極脆弱，由遠方給男人寫囉嗦的長信，不是想自殺就是自殺成功。1971年結婚，村上在訪談透露不確定是否做對了，「我和我太太不一樣，我不喜歡有人作伴。我結婚多年，經常處在戰鬥狀態。我習慣一個人，也享受一個人。」
【2008/08/03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3/4453699.shtml
2006年，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由於前兩年得主葉利尼克與品特隨後捧回當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村上即將拿到諾貝爾」的傳聞不脛而走。雖然瑞典消息人士透露，村上近年不在名單上，但這位日本首席人氣作家的國際知名度大幅攀高，西方媒體封村上是「當今全球最酷的作家」；2007年《黑夜之後》英譯本三個月銷售十萬冊佳績，更證明村上成功打進國際文壇，由近日英國媒體大幅報導〈村上迷不可不知十件事〉可見端倪。
村上注定引發爭議
2000年六月，有德國文學節目的書評委員對村上的書觀點嚴重分歧，最後一位當了十二年固定來賓的資深書評家憤而求去。
連母國日本對他也有兩極評價：年輕人崇拜他，甚至選讀早稻田大學，好住進《挪威的森林》裡的宿舍；但文學界批評他的作品通俗、太西化。
村上魅力無法擋
村上影響力早跨越國界，美國新秀作家蘇菲亞‧柯波拉（《教父》名導柯波拉女兒）的《愛情，不用翻譯》就受村上風格啟發。兩度獲布克獎提名的David Mitchell在日本教書時讀了村上大受影響，他的第二本小說Number 9 Dream隱然是向《挪威的森林》致敬之作，兩本書名都是披頭四的歌。
村上的書難拍商業片
許多人說《挪威的森林》是日本版《麥田捕手》，令人難理解的是，村上將《麥田捕手》譯成日文，卻覺得書雖好但不夠完整，「故事變得越來越無望，主角找不到路逃出黑暗世界。我覺得連沙林傑自己也沒找到出路」。
村上的主角通常是想活下去的尋常人，直到有不凡的男性指引帶他們進新方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主角下班回家在火車上看到神似父親的老人，他跟老人穿越黑暗巷道，最後置身在深夜的棒球場。老人消失，冷風中他站上投手丘跳起舞來。
村上對日本愛恨交織
他瘋迷西洋音樂，抱怨日本傳統文化很無聊，父母都教日本文學，但村上愛讀通俗小說。1987年《挪威的森林》一夕爆紅，他深受不安困擾，隔年底他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日本媒體報導標題是「村上逃離日本」。但他也說過：「我想過自我流放，但我是日本作家，這是我的土地。你無法離開你的國家。」
村上開過爵士樂酒吧
從大學畢業到1981年靠寫作維生前，村上的正業是開爵士樂酒吧。喝酒在他書中多是負面形象，他以酒精象徵罪惡，但村上愛喝啤酒。「我開酒吧時，站在吧台後必須陪客人聊天，偏偏我是不愛說話的人。我發過誓，一旦不開店，我只和真正想說話的人說話。」他一直拒絕上廣播或電視節目受訪。
村上一切從棒球開始
1978年四月一日，村上到東京明治神宮球場看棒球賽，美籍選手Hilton揮出全壘打。當下，村上決定寫小說，「那是種溫暖的感覺，現在我心中仍能感受到。」當晚他動筆寫處女作《聽風的歌》，有許多日後村上小說頻頻出現的元素：英雄是年輕男人，孤立、簡單、待業，女朋友有孿生姊妹（村上對面貌相像的人有好感），細膩寫煮飯、吃喝、聽西洋音樂細節，情節極簡又極複雜。因是開店空檔寫成，破碎且跳躍。
村上愛貓
他的爵士樂酒吧叫彼得貓（Peter Cat），許多小說都出現貓，暗示奇怪的事就要發生。《發條鳥年代紀》中，失蹤的貓開啟一連串超現實事件；《海邊的卡夫卡》中，主角昏迷醒來發現自己有和貓溝通的能力。
村上迷音樂
書名都和音樂有關：《挪威的森林》是披頭四，《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來自納京‧高，《舞舞舞》是「海灘男孩」的歌。《發條鳥年代紀》三部曲分別是羅西尼、舒曼和莫札特樂曲名；《1973年的彈珠玩具》中，占領大學建物的革命學生發現古典音樂庫，每晚都聽。記者到村上住處，發現一間房裡排滿七千多張黑膠唱片，印象深刻。
村上非常非常愛長跑
三十三歲開始長跑，想減去戒菸增加的體重。最佳成績是1991年紐約馬拉松：三小時二十七分。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跑十一個小時，中途幾乎不支倒地。他形容第二次跑超級馬拉松近乎宗教經驗，此後不再嘗試。「幸運的作家一生也許能寫十二部小說，我不知道還能再寫多少，希望再有四、五本。但我長跑時感到不受限制。」每天四點起床，寫四小時，再跑十公里；村上希望他的墓誌銘寫著「至少他不是用走的」。
村上超浪漫
男主角往往遇到美麗卻又神祕、困惑的女子，發生肉體關係因而改變。村上筆下的愛微妙令人奇想，但女角不是幽靈一般就極脆弱，由遠方給男人寫囉嗦的長信，不是想自殺就是自殺成功。1971年結婚，村上在訪談透露不確定是否做對了，「我和我太太不一樣，我不喜歡有人作伴。我結婚多年，經常處在戰鬥狀態。我習慣一個人，也享受一個人。」
【2008/08/03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3/44536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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