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October 2008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上)

【聯合報╱王鼎鈞】 2008.10.25 04:10 am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只能忙裡偷閒,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只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公差,不服勞役……

我到台灣以後,發願跟軍營絕緣,沒料到有個聲勢浩大的軍中文藝運動。

「文藝到軍中去」的口號雖然提出甚早(1951),我認為和我沒有關係,直到總政治作戰部成立國軍文藝運動會,文藝界大點兵,我才躲不過去(1965)。我曾當面告訴主辦人田原上校不想參加,田原面色凝重,一言未發,我沒有照開會通知的規定報到,他派人把報到時應該領取的一切文件和贈品送到我家。田原是小說家,也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學長,為人忠厚,他的「不言而教」我體會到了。

1965年四月,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開幕,軍中作家、社會作家加上總政戰部的作業人員,共六百多人出席,蔣介石總統親自頒布十二條綱要,宣示對文藝的戰時要求。大會之後成立「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聘請「社會文藝工作名流」八十三人為委員,我列名在內。選拔軍中作家兩百多人,成立九個小組,我參與散文組的活動。總司令部以下設輔導分會和地區聯誼會,推動工作。設置「國軍文藝金像獎」,輔以一般獎狀獎章及補助金,鼓勵官兵創作。定期邀請輔導委員到軍中演講座談,講授寫作經驗。委託文藝函授學校提供更多的機會,幫助軍中的有志者學習。總政戰部並規定各單位所需開支列入年度預算,辦理成效列入年度考績。

蔣介石總統一直把台灣當作戰時社會,他對文藝有戰時的要求,五十年代,他曾發出「戰鬥文藝」的號召,希望社會配合軍中的需要,中國文藝協會沒有基層組織,無法落實。現在他的理想納入軍中的行政系統來實行,希望由軍中影響社會。這時蔣經國升任國防部長,王昇以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正是蛟龍得雲雨的時候,更難得實際主持此一運動的王大將不辭勞瘁,禮賢下士,一一攻破了「社會人士」對政工的心防。

還記得王大將第一次宴請輔導委員,每桌都有三兩位政工官員作陪,他起立致詞,他說輔導委員都是「我們」的老師,而「一日為師,終身是父」。我聽了十分驚愕,這是克勞維玆兵法嘛!教人怎承受得起!雖然王大將在政工系統威望很高,那些政工官員聽了還是神色黯然。那天我坐在趙友培教授旁邊,當時也曾輕聲進言,勸趙公以副主任委員身分說幾句謙遜的話,他說這番話應該由文協的當家人陳紀瀅來講,紀老是第一順位的副主任委員,可是紀老坐在第一席,傳話很不方便,稍一遲疑,失去了時機。我想那天政工官員對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印象一定很壞,將來會有後果。(此是後話休提)

那時候,蔣經國也挺客氣。有一次他來講話,他是國防部長,有上將官銜,他穿著便服,軍樂隊仍然演奏〈崇戎樂〉,全體肅立迎接。他上台以後立刻說,今天的儀式是為軍人安排的,可是有很多位「社會的先生」在座,我覺得很不適合。我記得他晚上才來,軍中幹部自然全員就座,「社會的先生」多半回家去了,少數人臨時接到通知留下,也不知他們是怎麼選擇的。蔣經國那天說些什麼,我都忘記了,總之和文藝沒有關係,事先也沒有準備講稿,好像東拉西扯,言不及義。他的口才很差,不過態度誠懇,很能贏得一般人的好感。

論演講,王昇是一等上選,每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閉幕之前,他照例發表長篇演說,或批中共,或批台獨,或批存在主義,他不看講稿,但是起承轉合句句到位,而且抑揚頓挫辭充氣沛。我有大兵習性,而今出乎其外,既能看熱鬧,又會看門道,我曾對一同開會的朋友說,化公(按:王昇)是天才運動家,聽完他的演講,一個小時之內,你如果給我一把手槍,教我幹什麼我就去幹什麼,可是超過一個小時就不行了。他聽了哈哈大笑,反問一句:「你到底是捧他還是罵他?」

在總政戰部的調度之下,我參加了許多次演講座談,接受訪問,擔任金像獎徵文的評審。文學寫作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寫什麼,一個是怎麼寫,依總政戰部的設計,他們決定寫什麼,我們只管怎麼寫,如果沿用中共的說法,也就是「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術,群眾出生活」,我是從這條道上熬出來的職業作家,雖然已經洗手,老把戲都還記得,在這個層次上可以使一把勁兒。

近人著作,對軍中文藝運動多有負面的評論,我想起「平時與戰時的矛盾」。那時世界的大局勢是冷戰隨時可能變成熱戰,海峽的小局勢是中共等待時機解放台灣,經濟繁榮,老百姓追求「生民之樂」,平時如戰時,軍隊依然枕戈待旦。軍隊好比是「魚」,社會好比是「水」,水中缺少魚需要的養分,總政戰部無法全面改造水質,退一步打算造一個魚缸,自已訂做飼料,外面流進來的水要過濾。王大將曾一再對我們朗讀梁啟超的詩:「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聲音十分懇切。他們需要十個百個現代的「陸游」,他們的做法源於他們的戰略思想,我無法提出更好的戰略思想,也就無法提出更好的做法。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只能忙裡偷閒,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只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公差,不服勞役,期許你有更多更好的表現;倘若能在高級司令部主辦的徵文中抱個大獎回來,那就成了一時的寵兒。記得除了總政戰部設立金像獎以外,海軍有金錨獎,空軍有金鷹獎,陸軍有金獅獎,聯勤有金駝獎,警備總部有金環獎(有人稱之為手銬獎)。我多次擔任評審,有緣遍讀軍中未成名作家的散文和小說。

我覺得未成名作家的文章可讀性更高,裡面含有生活的「原材」,由於未成名和已成名生活在不同的時空,已成名的作家尚未發現這些原材,這些新鮮粗糙的東西尚未經過作家們的因襲和複製,十分可貴,他們萬事俱備,只欠表現技巧。每讀這些作品,如聞深海遺珠,如見亂山璞玉,心中歡喜,但是也實在沒有生花妙筆可以送給他們。每次隨作家訪問團深入軍營,不免想起這些人來,或者只見過文稿、沒見過名字,或者只記得面孔、不記得姓名,或者只記得筆名、不知道本名,猜想他們以後會怎樣:半途而廢?懷才不遇?還是有志竟成?

總政戰部多次安排輔導委員和社會作家到軍營訪問,我隨訪問團兩次到金門,一次到馬祖,兩次訪問海軍基地。訪問團由當地最高長官接待,接風、送行、簡報、欣賞晚會都到場主持,一座將星熠熠。海軍最講究禮儀,請我們看操槍表演,接受儀隊致敬,總司令宋長志上將甚至來聽我的演講。訪問馬祖的時候,恰巧總政戰部主任蔣堅忍到馬祖視察,他參與我們的活動,我們受到的禮遇更是水漲船高。

看總政戰部的安排,這些訪問活動好像是酬謝作家的貢獻,或者也希望社會作家了解軍人任務,增長戰時意識,所以「聯誼」高於一切。臨別時我們都得到許多紀念品和當地土產,回台北後還收到他們拍下的照片,記得馬祖寄來的照片,背後都有一個小小的名戳,刻著「俞允平攝」,後來俞先生調回台北編《文藝月刊》,大家對他一見如故。

我們去金門馬祖,都要在飛機上或軍艦上辦出境入境的手續,雖然只是總政戰部和出入境管理處雙方官員一句對話,免除一切形式,我還是覺得很刺激,出境,入境,本來多少浪漫與哀愁!金馬風景很好,但是誰也無心觀賞,金馬前哨離中國大陸很近,從望遠鏡看「準星尖上的祖國」,心潮比浪高,伏下我後來寫《左心房漩渦》的遠因。我當時最迫切的感受是,對岸繼「三年災害」之後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還能站在大武山上悵望千秋,我對來台灣以後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我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我是那種「向下看」的人,我的情感和興味都在士兵,特別是那些駐地偏僻、苦修勤練的人,文學是他對生命的思索,對生活的玄想,使我想起自己流亡的時代。雖然軍隊的一切都進步了,有些氣味、有些聲音、有些線條顏色還是熟悉的,有些默契還是存在的,一步走進營房,恍如回到前生,我怎麼也沒想到我和軍營還有這樣一段未了之緣!

在最前線,我看見戰士利用碉堡上的積土種植花草,碉堡門前用鐵絲搭成的對空偽裝網,也交錯編織出各種圖案,他們又種一些蔦蘿或牽牛花,使它攀附著鐵絲網生長,他們有美感,季節到了,柔嫩的花蕾也許就倚在鋒利的尖刺之旁。在碉堡裡,我看見弦的詩集,鍾梅音的遊記,趙友培的〈答文藝愛好者〉。

金門、馬祖都有戰士們用雙手鑿成的坑道,外表是一座巍峨的山,汽車開進去四通八達,將士在裡面運籌帷幄,枕戈待旦。坑道裡,岩壁一望無盡,每一寸都是斧鑿的痕跡,坑道潮濕,有些地方坑頂向下滴水,戰士們也生了疥瘡。坑道裡儲藏汽油和軍米,他們永遠先吃受潮發霉的米,新米存起來,等它發了霉再吃。廚子不能和客人同時入席,服務業者不能和遊客同時度假,即便是南飛的雁群,也在宿夜的時候派出守衛,擔任警戒,所以軍人……這是社會組織的遺憾,但是最大的遺憾是人們因此藐視軍人。(上)

【2008/10/25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5722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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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軍營的再生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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