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August 2008

【港龍+德航】台北-香港-法蘭克福-曼徹斯特 27/12/2007 (中)

一定要拍的飛航數字

從台北出發的時候永遠都是最好吃的,這次從台北飛香港的港龍就是如此(其實連新航也是這樣)。他們叫作「豬肉麵」(空服員邊發的時候邊唸的),其實就是我們講的炸醬麵。好吃。不過有點油。


怎麼可以沒有杯水


其實香港機場的設計真的是很棒,應該是航迷的天堂。大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各式的飛機在外面滑行,可以在登機門和登機門之前任你暢行的行動,所以可以很容易的獵取飛機的照片。




擁有特殊塗裝的泰航




(已經換了很久的)新圖裝的聯合


待會要搭的德航 747,飛往法蘭克福


41號登機門

其實香港機場還蠻好逛的,裡面服務的人員和當時啟德機場相比,更是進步了一大截。鋪地毯真的讓機場看起來高級,也安靜許多,真希望台灣的機場也能夠用地毯取代冷冰冰的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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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港龍+德航】台北-香港-法蘭克福-曼徹斯特 27/12/2007 (下)

【港龍+德航】台北-香港-法蘭克福-曼徹斯特 27/12/2007 (上)

【國泰】台北-香港-倫敦 25/09/2008 (上)

【國泰】台北-香港-倫敦 25/09/2008 (下)

【新航】曼徹斯特-新加坡-台北 28-29/08/2008 (上)

【新航】曼徹斯特-新加坡-台北 28-29/08/2008 (下)

【新航 A380】倫敦-新加坡 26/03/2009 (上)

【新航 A380】倫敦-新加坡 26/03/2009 (下)

【新航】台北-新加坡-曼徹斯特 09-10/04/2009 (上)

【新航】台北-新加坡-曼徹斯特 09-10/04/2009 (下)

【The Guardian】Liverpool gets its Rattle back


Liverpool gets its Rattle back

Ed Vulliamy The Observer, Sunday August 31 2008

Liverpool gets its Rattle backs a plump and socially awkward young boy Simon Rattle, age 10, would slip into rehearsals at Liverpool's Philharmonic Hall and be transfixed by the passion and excitement of music. Now, on the eve of a return to his home city as conductor of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orchestras, he talks to Ed Vulliamy about his childhood, politics, football - and why The Sopranos is 'the most astonishing piece of TV'

【港龍+德航】台北-香港-法蘭克福-曼徹斯特 27/12/2007 (上)


Thursday 27 December 2007

Dragonair KA 0489
Taipei TPE - Hong Kong HKG (Seat 28C)
08.00 - 09.50

Lufthansa LH 0739
Hong Kong HKG - Frankfurt FRA (Seat 50C)
13.30 - 18.45

Lufthansa LH 4858
Frankfurt FRA - Manchester MAN (Seat 15C)
21.30 - 22.10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無聊的興趣...不過這應該是每個航迷都會做的事情。第一次坐那麼早的飛機,(今年應該會有機會做第二次),感覺真的是隨時都快要掛的感覺。

出境的第二航廈有「蝴蝶蘭展示區」,好像是為了行銷台灣農業做的。的確吸引了不少人在這個地方駐足,還有人詢問我可不可以幫他們一起拍照。說真的,台灣的機場(尤其是第二航廈)太過空曠冰冷,很不符合台灣吵雜的形像,如果能夠把蝴蝶蘭散開分布在航廈之間,效果應該會更好。








看完以後就準備登機,還蠻無聊的,我記得那時候隨身帶的書是葛林斯潘的書...不敢說沉悶,但是有點太嚴肅了。如果帶小說的話,我又會很快就看完,真希望機場能夠提供多一點筆電的插頭..




一架一架沉睡的飛機




待會要搭到香港的班機,港龍的 A330


太陽準備升起

說真的,我要大肆抱怨一下港龍航空,從香港飛回台北的時候,我已經對空服員每桌每桌用扔的,一聲一聲砰砰響的方式發餐已經很不滿,想不到這次回去更糟糕。不知道這一批組員是不是剛好是都非香港籍的,很多人似乎不會說也太懂中文,連英文都不是說的很好,亂七八糟的。我很訝異一個香港航空公司的空服員竟然聽不懂中文。

這樣也就算了,服務我區域的幾個空服員,趾氣高揚的,用囂張兩個字來形容都略顯謙虛,我要一杯水,就把我當成奧客一樣,態度差到不行; 我隔壁坐的台灣人更可憐,他聽不懂英文,空服員聽不懂中文也就算了,還一臉不耐心(正確的說應該是不爽)的樣子,真是替他冒冷汗。

我真的是希望我很倒楣,連續遇到兩個例外的;話雖這樣說,這家已經被我列入拒絕往來戶。


延伸閱讀:

【港龍+德航】台北-香港-法蘭克福-曼徹斯特 27/12/2007 (中)

【港龍+德航】台北-香港-法蘭克福-曼徹斯特 27/12/2007 (下)

【國泰】台北-香港-倫敦 25/09/2008 (上)

【國泰】台北-香港-倫敦 25/09/2008 (下)

【新航】曼徹斯特-新加坡-台北 28-29/08/2008 (上)

【新航】曼徹斯特-新加坡-台北 28-29/08/2008 (下)

【新航 A380】倫敦-新加坡 26/03/2009 (上)

【新航 A380】倫敦-新加坡 26/03/2009 (下)

【新航】台北-新加坡-曼徹斯特 09-10/04/2009 (上)

【新航】台北-新加坡-曼徹斯特 09-10/04/2009 (下)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下)

【聯合報╱齊邦媛】 2008.08.31 04:02 am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並不難懂了。

我記得後來一次談到文革紅衛兵對師長和文化人的摧殘,待這批人長大,統治中國,他們的暴戾人性會將中國帶到何處去?我深以為憂。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後,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裡泛舟,或村裡漫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於1951年出版《莊子纂箋》,序文說,「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戰氛殆不可速了,遂發意注莊子。……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天地之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至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這種沉痛和抗戰初起著《國史大綱》時充滿奮鬥救國的心情多麼不同。1949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195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傑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1967年錢先生遷居台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十二年後,2002年三月,台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後,在後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輓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輓聯來象徵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後的關懷。「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分,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於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絢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遊,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後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簸聚散的感歎:「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久 錢穆 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牆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麼願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於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台灣後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恆君等協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史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由雲南去香港,來台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鬥中「坦白」的尊嚴。到台灣後應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並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捲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1990年8月31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下)

【2008/08/31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上)

30 August 2008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上)

【聯合報╱齊邦媛】 2008.08.30 03:50 am

錢穆先生在台灣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國」時已七十四歲,住在台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塊小土坡上,他居住的小樓名為「素書樓」,紀念家鄉與母親。他以為從此可以安居終老,在房子四周種花植樹。沿著進門的二十多級石階,種了兩排槭樹。

我第一次俯身去撿拾階旁紅葉,是去素書樓拜望他的第十四個秋天了。以前怎麼沒有注意到那麼「正統」的紅葉呢?最初幾年,也許樹還太小,落不出那麼熟透、美麗的葉子。實際上,我每次去都匆匆衝上石階,多數的時候手裡提著書或禮物,身心都在緊張狀態,想著進了門要說些什麼。鞠躬走出紗門,總是暮色已深。

最緊張的登階記憶是1972年深秋,當時我剛到國立編譯館工作三個月,原以為是個純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卻幾乎全是政治問題,報紙的報導、社論和專欄最熱門的題目是罵部編本的教科書。1969年老蔣總統下了一道手諭,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初級中學改稱「國民中學」,急就章的教科書稱為「暫定本」,三年滿了,要編印出正式的「部定本」。全台三十多萬國中生,還有老師、家長和社會都等著看國立編譯館能編出什麼樣既政治正確又活潑有啟發性的、符合全民需要的新教科書來,尤其是國文、歷史和數學三科,學術界更虎視眈眈地等著。進而對高中國文、中國文化史、大學用書更似全民進入監視期。有人對高中國文選材不滿意,甚至說主編者思想有問題……

突然間,又爆發了「岳飛跋扈說事件」。先是由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著作《中國通史》引起,有人指控書中寫道,岳飛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時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對武聖不敬的言論,亦出現在林教授另一本著作《宋史》中,將由國立編譯館收入「大學叢書」出版。此事立刻成為熱門新聞,每日都有討伐之聲,其中最激烈的有專欄名家誓還(吳延環先生,立法委員)和自稱是岳飛同鄉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脅說,對武聖不敬是動搖國本,危害國家意識,居心叵測。還有一文說:「據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輩。」那時的館長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在中興大學教授中國歷史二十年。除了在報上說明,此為前任留下舊稿,現在並無出版計畫,並派我前往懇請已來台灣定居的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審查該稿,再做決定(當時台灣各校歷史系前輩均已被敦聘為歷史教科書委員會委員)。錢先生在電話上說,他已七十七歲,來台安居,已不再作審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們實已無人可求。館長派我帶《宋史》原稿到素書樓,務請錢先生過目。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形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回到館裡,我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嗎?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分。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在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我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1970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館長指示下,奔走於學者、專家之門,請他們聽我陳述編書的理想。在立法院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

從這一年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槭樹長得很高了。1985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我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不僅帶給他館裡出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譯者陳大安,台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有趣」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實,在1983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當然,1975年後,錢先生面對蔣總統去世前後的種種變局,憶及抗戰前後中國之動盪,以史學家的心情觀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終於失望的是一個安定的中國。《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在該書〈引論〉中他說,「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頁3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了解他為什麼肯在蔣總統邀請下,捨香港而來台灣定居,以為可以安度餘年,因為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而1950後台灣仍是捍衛中國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進入史學範疇,但是對於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局的影響。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上)

【2008/08/30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下)

29 August 2008

【FT】襯衫當然要穿長袖的!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阿爾格拉•唐(Allegra Donn)
2008年8月26日 星期二

忘掉一個紐扣還是兩個紐扣的爭論吧,忘掉能否在會議室裡穿鮮艷短襪的問題吧。當談到男性時裝偏好的劃分時,沒有什麼比袖子話題更熱了。短袖還是長袖?這就是問題。

盡管眼下依然炎熱,但對於大多數男性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還是只有一個。

出生在英國的設計師魯弗斯•阿爾比馬爾(Rufus Albemarle)宣稱:「只有T恤和馬球衫可以是短袖。」去年,他推出了手工縫制襯衫系列。

正裝襯衫和商務襯衫都有一個共同點:長袖。有古德伍德榮譽的馬奇伯爵(Earl of March)表示:「永遠不要穿短袖,除非你出去旅行。」同時,處於另一個時尚風標終端的倫敦市長鮑裡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補充道:「長袖是最好的,因為你總是可以把它們卷起來。」

意大利《Vogue》雜志的阿洛•杜奇(Carlo Ducci)非常清楚 T型台上正在發生什麼。他說:「在我看來,襯衫必須始終是長袖的,除非它們是夏威夷風格或者你將會穿去體育館。除此之外,長袖襯衫更加適用。我唯一喜歡的男性配飾是袖扣,並且即使我從Gap這樣的店裡買了一件襯衫,我都會買適合它的袖扣。」

紐約律師兼作者羅傑•柯比(Roger Kirby)是又一位長袖推崇者。「長袖是永恆的——除了運動以外。短袖,歸根結底,帶有一種猿猴的意味:通常難道不是黑猩猩穿著短袖類的東西在表演嗎?」

切爾西足球俱樂部前任經理詹盧卡•維亞利(Gianluca Vialli)也支持長袖。「我從來只在踢足球或打高爾夫時穿短袖——但它們是馬球衫——不是襯衫。」

法國時裝設計師伊曼紐爾•溫加羅(Emanuel Ungaro)補充表示:「我所發現的非常沒有吸引力的衣服就是短袖。」Tod's鞋的首席執行官兼總裁迭戈•黛拉•瓦爾(Diego Della Valle)表示:「我只穿淡藍色(特殊場合是白色)的領子扣於襯衫上的牛津棉布或牛仔襯衫,並且我唯一一直穿的是長袖。它們就是更漂亮一些。」

據出生於巴勒斯坦、撰寫中東事件的作家賽義德•阿布裡什(Said Aburish)表示,短袖就等同於短襪。他解釋說:「它們暴露出的身體部位都不是特別吸引人。」

同樣地,汽車制造商菲亞特(Fiat)總裁盧卡•迪•蒙泰澤莫洛(Luca di Montezemolo)表示:「我絕對從來不穿短袖襯衫,或者短襪。如果天氣極熱,我就會簡簡單單地把袖子卷起來一點。」

住在威尼斯大運河(Grand Canal)邊的眼鏡設計師康特•吉貝托•阿裡瓦貝內(Count Giberto Arrivabene)承認曾經只有過一件短袖襯衫:「是我在服兵役時得到的一件綠色襯衫。我現在有時還會穿,不過僅僅是在出海時。」

電影導演休•赫德森(作品有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泰山王子(Greystoke),革命(Revolution))的短袖也是限於特定背景。他說:「我在非洲拍了三部電影,那裡的天氣熱到你只能穿短袖。」但他表示存在例外情況。「如果你有紋身,那麼短袖就成了重要的衣服,因為紋身變成了袖子。我正想著弄一些紋身呢。」

不過,不是只有會議室裡或者處於事業頂峰的男士才似乎喜歡長袖。伊頓公學(Etonian)一名15歲的學生同樣喜歡,他要求我不要公開他的名字。「首先,袖子較短的襯衫看上去很奇怪——它們使你看上去像在軍隊裡一樣,而不是盛裝打扮去赴宴。」

長袖似乎是一個男人的忠誠已經被釘牢的領域。就像他們選擇終生支持的政黨一樣,他們對長袖襯衫的忠誠毫無動搖的跡象。

www.simoncarter.net
www.georgjensen.com
www.williamandson.com
www.hawesandcurtis.com

譯者/董琴

《生活時尚》

http://www.ftchinese.com/tc/story.jsp?id=001021550&pos=LIFESTYLE&pa1=2&loc=HOMEPAGE

22 August 2008

BBC Two - Maestro


英國有很多很好看的電視節目,現在我要講的就是最近在 BBC Two每個禮拜在撥的Maestro。這個節目找來了八位喜歡音樂,但是對指揮一竅不通的人來,讓他們試試看當指揮的感覺。

這八個人當中有演員,新聞播報員,還有 DJ ;在他們的第一個禮拜開始前,他們被要求熟悉並且仔細的聽幾首常見的古典樂的曲子,比方像是卡門序曲和藍色多瑙河,然後第一個禮拜開始時,他們先憑腦中的音樂印象指揮BBC Concert Orchestra。這個目的無疑的,是要學生知道指揮並不只是比手畫腳而已,並且讓學生知道樂團對於指揮的手勢是有多麼的敏感。(我也是第一次真切的體會到樂團對於指揮手勢的敏感度)

讓學生玩完以後,每個都派給一個具有專業古典音樂背景的人,在每個禮拜幫助他們。其實真正能幫的並不多:除了幫助學生幫忙記譜,手勢打拍子用正確的手勢以外,站在台上後對於催動樂團產生流暢的節奏,還有情緒的掌握,都不是他們能幫的。在正式指揮之前,他們可以試著指揮鋼琴,和弦樂四重奏幫忙他們熟悉。

每個禮拜必須淘汰一位,評審總共有四位:今年即將指揮The Last Night of the Proms的Sir Roger Norrington,在各大樂團擔任過double bass的Dominic Seldis,目前擔任漢堡歌劇院音樂總監的Simone Young,以及大提琴家Zoe Martlew。這四位評審會進行評分,選出應該淘汰的兩位,最後這兩位該淘汰誰,則由樂團投票決定。

贏的人將可以在今年公園的Proms指揮BBC Concert Orchestra。對這個節目有興趣的話,在英國的人請鎖定 BBC Two/BBC iPlayer,英國以外的人,可以看他們的網站,除了節目中的(短)影片以外,還有許多關於指揮的知識和遊戲。

這個節目對我最大的挑戰就是,能不能夠像那些專業的評審一樣,判斷出哪些學生的指揮是不合格,應該淘汰的。就目前來說,我發現我還蠻不准的,哈哈哈。

http://www.bbc.co.uk/musictv/maestro/

萬園之園 解讀圓明園西洋樓

【聯合報╱汪榮祖】 2008.08.15 03:37 am

圓明園遺址僅見西洋樓殘跡

圓明園焚毀至今,遺址所見唯有西洋樓的殘跡,難怪若干外國學者如艾當(Maurice Adam)與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均誤以為西洋樓就是圓明園,西洋樓既然是耶穌會士所設計建造,於是也有人誤以為圓明園為外國教士所建;其實,西洋樓僅是圓明園中長春園的一小部分。外國人也誤圓明園為夏宮,中國作者有時也以訛傳訛,如劉陽近著《昔日夏宮圓明園》(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其實,清朝五位皇帝從未視之為夏宮,而是他們一年之中最主要的住所,承德避暑山莊才是夏宮。

圓明三園極大部分是中式庭園設計,為吾華二千年建築文化的菁華。當園之盛時,不愧是「萬園之園」,今殘留的圖片與紀錄猶可喚起昔日榮華的記憶。西洋樓位於乾隆皇帝擴建的長春園北端,這一長條西洋式建築坐落於整個圓明園之中,相當特別。中國受到外國建築的影響固非新鮮事,如唐朝時的中亞影響以及蒙元時期北京的基督教堂,近代中國的通商口岸更多見洋樓。然而,大型西洋建築群出現在中國皇家御園,卻是前所未見的。

乾隆興建西洋樓主要由於對西洋大噴水池的興趣,噴水裝置在中國並不陌生,圓明園四十景之一的「水木明瑟」就是為了享受噴水的樂趣,但是中國在之前從未見過如此龐大的歐式噴水池結構,而西洋樓的興建,若沒有西洋傳教士主導,無以完成。義大利教士郎世寧(Father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設計歐式噴泉以及搭配的巴洛克建築群,是興建西洋樓最主要的人物。他生長於北義大利,雖受到文藝復興時代巴洛克文化的影響,但畢竟是一個畫家而不是建築師,所以除依賴書本上的模型外,尚須找水動力專家蔣友仁(Father Michel Benoit, 1715-1774),以及其他具有專業知識的教士們相助,當然更有許許多多中國設計師、工程師與工匠參與其事。西洋樓建築群自西向東包括諧奇趣、養雀籠、花園門、迷宮、方外觀、竹亭、海宴堂、大水法、遠瀛觀、線法山、線法牆、方河,先後完成。據蔣友仁說,當乾隆皇帝見到第一座西洋樓出現眼前,甚為喜悅。
巴洛克不是唯一的影響

西洋樓建築群,特別是諧奇趣、方外觀、海宴堂三大建築,高大的建築、雄偉的大理石巨柱,以及富麗的雕塑,凸顯出明顯的巴洛克的影響;不過,巴洛克不是唯一的影響,如海宴堂的主建築固然是巴洛克,但其周圍的長方形建築文藝復興多於巴洛克。方外觀的柱子分明是法國式的,許多室內裝潢頗與凡爾賽宮相似,然而有些建築的明亮窗戶又像洛可可(Rococo)風格。耶穌會士在圓明園中所建立的顯然是一群大雜燴式的歐洲建築。除了歐式設計與建材之外,也增添不少東方格調,如太湖石與竹亭等。最值得注意的是由紅色磚牆所圍繞的西洋樓樓頂,呈現耀眼的琉璃瓦,與隱藏在牆外樹後的西洋樓,好像故意要與中國風格的圓明園切割,以免有不協調之感。西洋樓室內裝潢諸如玻璃窗、地板、時鐘、吊燈、花壇、油畫等等都很西式,特別引人矚目的是法皇路易十五贈送的高布林織品,上面有法國美女圖像。然而仍不免遷就中國品味,如伴隨歐式噴水池的巨型裸體像,就不可能出現。

西洋樓的建置頗有足以稱道之處,如宮殿式的大樓對稱得很好,沒有單調乏味之感。多姿的中式飛簷增添了動感,而屋簷上彩色雕畫更具美感。各個小區莊重寧靜,來往各區的通道無論是橋梁還是環廊,使整區融為一體。龐大的巴洛克主樓及其美妙的雕塑令人驚嘆,對於水池、花草、樹木,堆石等處理也很協調,賞心悅目。當巨型噴水池噴水時,既可悅目,又能悅耳。所有的建築在一狹長的空間裡,洋溢著美感。

不過,若從較為嚴格的眼光來觀察,耶穌會教士業餘的想像力多少缺乏專業訓練。職業建築師不太可能認為是歐式建築的精品,著名建築學專家劉敦楨就不認為西洋樓應該出現在圓明園內。純從設計的角度來看,龐大雄偉的巴洛克建築顯然與精巧玲瓏的中國庭園並不搭調。這也許是為什麼西洋樓被安置於長春園北邊的「邊緣地帶」,並隱藏於林木之中。就此而言,西洋樓與圓明園其他景觀並不是和諧的整體,而是有點像人面獅身的結合。歐式大樓配上唐式彩色琉璃瓦,有點像洋人戴瓜皮帽,很不協調。此類不雅觀可見之於今日珠海的圓明新園,新建的若干西洋樓建築使人想起迪士尼樂園(Disneyland),看起來有趣,但俗不可耐。圓明園西洋樓可說是中西合璧,但合璧得如何,尚有商榷的餘地。

乾隆試圖將西洋建築納入中國文化美感中

西洋樓設計的好壞,不能全由耶穌教士們負責。郎世寧是最主要的設計者,他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和藝術技巧來設計西洋樓。他雖是畫家,卻是一個通才。他的藝術才能也有助於庭園設計,在中國的園林設計傳統中,畫家往往是很好的設計家。歐式巴洛克建築的柱子、門窗、走廊等等,特別有賴於繪畫與雕塑技能。但是郎世寧的藝術才具不得不受制於乾隆皇帝的品味,傳教士們投皇上所好甚於設計的完美,使皇上高興甚於展示自己的才能。乾隆皇帝親自查看每一張藍圖,並提出改動意見。為了滿足皇上的需求,必定會扭曲歐洲風格。乾隆皇帝具有文化素養,留下大量的歌詩與書法。他又有極大的造園熱情,他在位時是圓明園最光輝的時期。但他對西洋建築並無真正的興趣,僅僅是愛好龐大的歐式噴水池,而噴水池對他而言,主要是為了娛樂而非美感。中西間概念之異並不那麼容易溝通,乾隆為了維護中國價值,絕對會犧牲西洋品味。如果我們說這是在中國土地上興建西洋建築,不如說試圖將西洋建築納入中國文化與美感環境之中。

重建圓明園是不必要的

圓明園西洋樓景區,不管如何評價,都值得永久保留。但不幸為外國侵略軍所毀,至於英法聯軍統帥額爾金(Lord Elgin)為何在焚掠圓明園之餘,也不放過西洋樓?其心態與動機仍然難以解釋。他為什麼不留下西方文化的一點實物?難道他不喜歡有點中西合璧的樓群?事實是他將西洋樓與圓明園一起燒了。由於西洋樓的石料建材不像中國木製結構那樣容易被燒光,殘破的西洋樓群屹立在原址上為時頗久,然而經過八國聯軍的再度摧殘以及清政府垮台後失於保護,經不起時光的侵蝕,逐漸消逝,至今只剩下一些斷石殘磚,供人憑弔。

圓明園遺址上的殘跡,以西洋樓景區最為顯著,成為既往滄桑的「象徵」。象徵的存在令人難以忘懷歷史的遺恨,啟發後世的深思。我曾於春雨裡或秋風中多次徘徊於遺址之上,在微塵間念古思今,眼前呈現悲劇式的美感,湧現強烈的歷史意識。我覺得在遺址上重建圓明園是不必要的,不僅重建後的圓明園是假的,如果手藝難以符合過去,反而難堪。至於為了重建而抹去刻骨銘心的象徵與記憶,更無必要。

【2008/08/15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72632.shtml

13 August 2008

時醫

【聯合報╱張大春】 2008.08.13 03:18 am

有些語言,用一用就死了,大抵說來,這些死得快的語詞、語句之所以早夭、天不永年,都是因為這語詞、語句所代表的意義被人厭棄。比方說我們讀古書偶爾還會讀到「咄咄書空」這樣一個詞,它源出於《世說新語‧黜免》,本指中軍殷浩被廢,終日臨空作書,寫的也是一個「空」字,被旁人看去了,說這真是「咄咄怪事」,於是引用的把「咄咄」和「書空」連起來,就成了自嘆無奈的意思。我敢斷言:這個詞遲早是要死的。即便是現在,這四字成語就算還沒死,也去了大半條命。為甚麼呢?不是今人沒有感傷無奈的情緒,而是感傷無奈不會用向空寫字來表達──這個成語之所以過時,其實是它最表層的意義消失了──今天的人大抵不寫字了。

「時醫」,也是這樣一個語詞。今天有任何醫事糾紛,醫生永遠是對的,怎麼可能有一種人永遠是對的呢?我想這跟絕大部分的人對某一個專業沒有檢驗或監督的知識有關。病家死活沒有本事對付疾病、也沒有能力瞭解整治那疾病的人,就不會徹底質疑醫生的權威,甚至不敢不信仰醫生的權威。在這種時代,就不會有所謂「時醫」這樣的詞,這樣的觀念。

「時醫」,命好運佳的醫生。

浙江嘉興縣西南有個檇李郡的醫生姓吳,人稱吳大夫。吳大夫自己業醫,家裡還開著藥鋪。有一回縣太爺的女兒感冒,請吳大夫診視,用了一味防風散。防風是藥草名,有美麗的羽狀複葉,葉片修長,開白色的小花,根可以入藥,有鎮痛、袪痰之效。防風散也是極為平常的一味藥劑。

縣太爺的千金服用了吳大夫的防風散之後,居然一命嗚呼,縣太爺二話不說,著即派人拿問。好在縣衙裡有吳大夫素來熟識的書吏,搶著派人先通知了,吳大夫聞風逃遁,到外省裡的岳父家避難去了。過了一年多,這一任縣令調遷他邑,他才敢攜眷回家來。

得以重新整理舊業,不是簡單的事,吳大夫的妻舅也隨同姊姊、姊夫一同回轉檇李,幫襯著要將醫局藥鋪重新開張。鄰里鄉黨在吳大夫出奔期間也覺得很費事,醫家一旦回來了,慶幸日後問診方便,大夥兒也都來慶賀,商訂某日集金募客,開宴招飲,大家慶慶團聚。

宴飲之夕,眾鄰里據案大嚼豪飲,忽然有叩門求痧子藥的。主人待客不得閒,遂囑咐小舅子說:「藥笥裡第幾格兒、第幾瓶兒,內盛紅色粉末者,便是痧子藥了。你去拿給人家罷。」那妻舅其實早就喝醉了,又是外省人,聽不明白吳大夫的囑咐,也懶得問,吳大夫說的是「藥笥」──也就是他隨身攜帶出入的藥囊──上下有隔層。可那妻舅聽成了「藥肆」──也就是隔壁的藥庫──茶几後頭再一尋,看見幾個紅瓶子,開來一看,還都是紅色的藥麵兒,隨手就撤了一瓶,發付來人。

宴客既畢,吳大夫回頭一收拾,發現藥房几上有個瓶子,登時嚇得酒醒了一半,忙問他妻舅:「這瓶『信石』怎麼會在這兒呢?」那妻舅一聽是「信石」,酒也嚇醒了,還兀自辯賴:「姊夫說是痧子藥,怎麼這會兒又說是『信石』了呢。」原來信石是砒石(俗稱砒礵)的一種,成粉末狀,有劇毒,以信州所產者為最佳,故稱「信石」。

「來求藥的是個甚麼樣的人?」吳大夫問道。

那妻舅想了半天才想起來,答道:「看模樣像是個行伍中人,穿著軍裝,拿了十幾文錢,我就給了他兩三錢的、兩三錢的──」「痧子藥」三字說不出口,「信石」二字更說不出口。

吳大夫聽罷嘆了口氣,道:「完了!我之不能得業者,恐怕也是命啊!明日一早,恐怕又要興大獄了,此身此家能否保全,我看都很難說呢!」此後,便祇有不斷地責怪小舅子。這做妻舅的祇好說:「還是趁夜逃走了罷──姊夫!一回生、二回熟不是?今番咱倆先走,留我姊姊在家聽風,要是一時沒甚麼緩急,興許也沒有大礙──這叫遠觀其變。」

無可如何,也祇能暫逃性命了。可這一回,鬧出來的事兒還不大一樣。原來病家是個權傾一方的軍事長官──提督大人。提督大人要痧子藥幹嘛?原來俗稱的痧子,有好幾種病。中醫一般把中暑、霍亂這一類的急性病都叫痧子,明代陳實功《外科正宗‧疔瘡》謂:「霍亂、絞腸痧及諸痰喘,並用薑湯磨服。」《醫宗金鑒‧幼科雜病心法要訣‧瘟瘢疹痧》云:「痧白疹紅如膚粟。」注云:「發於衛分則為殺,衛主氣,故色白如膚粟也。」衛分,是中醫行裡的名詞,所謂「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

衛,有表面的意思。我懂不到皮毛上,怕有人聽了故事被我給醫死,所以祇能用清人俞正燮的《癸巳類稿‧持素脈篇》來做個小結:「衛氣者,初期胃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總而言之:這提督中夜起坐鬧肚子疼,而且腸胃攪動,如雷之鳴,四肢發軟,手腳端末之處不抓會癢,癢起來抓不著,提督自己判病,以為是發了痧,得了那信石,一口服下,不料立刻大叫:「妙藥!妙藥!」連問此藥從何而來?夫人告以出處,提督說:「這非當世良醫不可!一定要引來署中一見。」

到了第二天,提督手下中軍參將親自登門,也是個堂堂的三品大員了,率領一標人馬來家,奉上袍服冠履,白銀五十兩,往請吳大夫。卻發現藥局和門診都扃門上鎖,往來請鄰居地保出面,折騰了大半天,吳大夫那老婆才肯出見,瑟瑟縮縮問明來意,知道提督大帥並沒有教吳大夫給活活醫死,而且還有宿疾痊癒之勢。這才悄悄請人上路去把丈夫和弟弟追回來。

閒碎不多說,單表這吳大夫見了提督之後,一番望聞問切,還是不知道人家吃信石怎麼非但不死,還有栩栩然的靈動生機?祇好勉強應付了一回,說大將軍中了虛寒,得用參苓桂附為丸,慢慢調理,才得痊可。大將軍一高興,單憑這幾句話又賞了一百兩銀子。

可吳大夫畢竟是行裡人,得了賞錢不但不高興,反而愁眉深鎖,回家跟老婆說:「信石一服俱下,竟至於三錢,量大且急,居然還能治病?這真是天下大奇之事,必無常理,而不可再哉!你我要保全首領,要不是再逃一次,就得好生琢磨琢磨他這病情!」

吳大夫的老婆說得好:「為甚麼不問問大將軍身邊的長隨呢?人家天天跟著大將軍出入,飲食起居,鉅細靡遺,你詳加追問,一定能知悉緣故的。」

過了一段時日,吳大夫成天價同那提督府裡大將軍的貼身當差廝混,又喝酒、又嫖窯子帶賭錢,終於問出一個首尾。原來早年提督是以卒伍起家,青壯時還戍守過邊陲不毛之地,冬天沒有裘衣可以禦寒,早晚遇冷便以酒漿發汗催暖。北地荒寒野處之地,也不會有甚麼陳年佳釀,酒家為了讓飲者發汗,感覺身體得酒而自暖,還有一種祕方,就是拿少許的砒粉入釀,這還有個名堂,叫「霜葉紅於二月花」,故名「紅霜酒」。霜者,砒礵也。

後來大將軍發達了,開府南方,再也沒喝過這種劣等藥酒了,反而落了個不時鬧暈眩的毛病。這一次夜半起坐,夢中腹痛如絞,也吵嚷著頭暈。眾長隨都說不上來是因為甚麼──難道要提督大人再回邊關去鎮守鎮守嗎?

吳大夫一聽倒會了意,先前說藥師以參苓桂附等滋補之劑,雖說仍沿其舊,但是有了這一層病史的理解,吳大夫另外用信石作引子,製成一種丸藥,史傳上的記載是:「終一料而體竟霍然,疾不復發。大將軍深感之。凡所轄四營八哨九十餘汛屬下將弁,無論男女有疾,必使延吳先生。」可吳大夫的醫術究竟如何,記載上說:他要是把人家的病看好了,大將軍必然有重賞;看不好,大將軍就說:「連吳大夫都看不好他,那這病家的命數是盡了!」

有了大將軍這張保命符,吳大夫非但再也不用逃命,還一日一日發達起來、闊綽起來。沒幾年,就起了大宅第。吳大夫自書門聯一對,語云:「運退防風殺命/時來信石活人」。世人號曰:「時醫」,意思就是時運不到,甚麼人都得死在醫生手裡;時運一到,連死人都可以活過來看醫生。

【2008/08/13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68926.shtml

12 August 2008

【挪威】從挪威議會看挪威近代歷史 (3) 參觀挪威議會

挪威議會的內觀,圖中的gentleman是解說員

挪威議會(The Storting/Stortinget)平常運作的會期是從十月一號開始一直到六月中。這段期間也有開放參觀,詳情我並不清楚,不過似乎只有開放給事先預訂的團體(我想主要是學生)參觀。下面講的是夏季的參觀方式。

每年的六月中到八月中,除了拜六拜日以外,挪威議會每天都有三場免費的導覽解說,時間是10.oo am,11.30 am,1.00 pm,導覽的語言是挪威文和英文。參觀不用事先預訂,不過有限制人數,到差不多時間的時候就會開始發號碼牌,但是發到幾號這我就不太清楚,所以最好能夠提早20分鐘,甚至更早到門口排隊。不要懷疑,的確會有不少人到這裡參觀,因為這個是Lonely Planet書上介紹的點之一,有許多人像我一樣都抱著Lonely Planet的書在門口排隊...

入口不是在Karl Johans gate上,是在Akersgata路上,在挪威議會的後面。導覽期間可以照相,並且可以近距離的了解挪威的近代歷史,還有和許多歐洲歷史悠久的國家一樣,一些令你覺得荒謬的傳統和妥協。唯一的限制就是不能坐在議員的位子上體驗一下當挪威議員的感覺,據說這是挪威議員的大忌,他們會非常的生氣。


11 August 2008

吃的危機》十億人肥胖 十億人挨餓

【聯合報╱李維國報導】 2008.08.10 04:17 am


長期身處糧食生產的黃金年代,資深媒體人保羅‧羅柏茲(Paul Roberts)的警告聽來像杞人憂天:「密集精耕農業造成土質惡化和土壤流失,每年損失數百萬英畝的農地。除了可耕地逐年減少,殺蟲劑和合成氮肥售價騰貴,某些地區水資源急速枯竭,油價暴漲更促成工業化農業支撐的農業企業化經營模式岌岌可危。」

不久前世界銀行宣布,全球有三十三國面臨糧食危機,國際米價一度狂飆一‧四倍。油價糧價聯手拉抬新高,全球人心惶惶。羅柏茲四年前推出暢銷書《石油的盡頭》(The End of Oil)準確預言目下能源危機,新書《糧食的盡頭》(The End of Food)對焦現代糧食經濟,驚人揭露一直以來提供地球上人類基本需求的糧食供需體系正面臨大崩壞。

《糧食的盡頭》由人類老祖宗非洲南猿均衡的飲食(靠「水果、樹葉、幼蟲和成蟲」以及少許腐肉維生)談起,羅柏茲分析人類食物的歷史,由狩獵、採集到農耕,以至今日的機械化生產。「上個世紀結束前,現代糧食體系還受推崇是人類偉大成就的紀念碑。人類較以往生產更多食物,而且更便宜、多樣化、安全及方便。」但「過度強調降低成本及增加產量,結果是十億人肥胖,另外十億人挨餓」。問題最嚴重的地區,像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缺乏維生素A竟讓五百萬兒童永久失明。

《人口論》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十九世紀就預言,人類終將面臨糧食不足的困境,深獲羅柏茲認同。羅柏茲指陳,未來四十年全球農業會因氣候鉅變備受威脅,「對糧食的需求會急劇暴增」,供給追趕不及,「我們走到了糧食供應黃金年代的盡頭」。他不只憂心「2070年我們能否餵飽九十五億人」,更急迫的是:「我們還能滿足目前六十五億人的食物需求多久?」

大規模、高效率的工業化食物生產機制提供史上最廉價的食物,但效益大幅遞減,產出的穀物和肉類營養價值偏低,我們吃下肚的東西不再安全和有營養。機械化生產的食品工廠造成疾病流行,美國每年都爆發大腸桿菌疫情;禽類採集中密閉飼養,使禽流感等傳染病無法避免,到時候無分貧富,全都遭殃。

工業化農業還有個臭不可聞的貽害,美國消費者大量吃起司和肉類,光是加州飼養的牛隻每年就排泄兩千七百萬噸糞便,造成北加州有許多巨大糞池。傳統的混合農業不把動物糞便當廢物,反而是珍貴的肥料;但主流的現代化單一農業卻將動物和農作物分開,糞便無從有效利用。羅柏茲說,牛還算好,製作培根的豬排泄更多糞便,1995年六月北卡羅萊納州有個豬糞池穢物溢入河川,毀了十七英里的河水生態。

羅柏茲也發現,新興亞洲國家爆出不少有錢人,吃得更多,而且喜好西式肉類為主的飲食習慣,使全球糧食供需更失衡。據統計,長出一磅雞肉要四‧五磅的穀物、豬肉要七‧三磅、牛肉要二十磅。全球食物供給因此製造出新的需求,穀物價格飆高之餘,做胃繞道手術減肥的胖子也同時激增;在印度,「肥胖人口的增加快到讓政府和傳統文化措手不及」。

不只大聲疾呼拉警報,羅柏茲試圖提出解決對策,他建議消費者、糧食生產者、政治人物和科學家集思廣益,為了大局妥協共商出路。他呼籲少吃肉、多養魚,尤其養鮭魚更值得推廣,因為增加一磅鮭魚肉只需要一磅多一點的飼料(只不過鮭魚吃的不是穀類,而是其他魚類)。決策者應資助永續農牧方法的開發研究,提案支持推動區域農業(不僅是鼓吹在地農業);科學界則開誠布公辯論基因改造作物的優劣與未來的可能發展。

【2008/08/10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3/4464288.shtml

5 August 2008

【挪威】從挪威議會看挪威近代歷史 (2) 英國和挪威的獨立

每年挪威送給英國的特拉法加廣場聖誕樹

1905年,在長期的醞釀下,挪威政府將聘任自己領事的法令送到了議會,挪威議會通過了這個法令。一如預期的,在瑞典的國王拒絕接受這項具有強烈政治表態的頒佈,挪威內閣因此全數請辭,爆發了嚴重的憲政危機 - 作為挪威的國王,卻不能籌組挪威政府。一開始瑞典採取相當開放的姿態,不過堅持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令瑞典相當意外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挪威人都希望挪威 能夠獨立。

這個公民投票的結果讓歐洲其他多數的強權,包含英國,開始對瑞典施壓,希望瑞典能夠尊重絕大多數挪威人的決定。雖然瑞典考量過擁有對挪威發動戰爭的選項,但是很明顯的其他歐洲國家可能會幫助挪威,瑞典也只能放棄這個選項,同意挪威獨立。

在挪威獨立後,舉行了另外一次的公民投票,讓人民決定挪威要實行君主制還是共和制,結果是將近百分之八十的挪威人希望君主制。這個結果當然是有某種程度上現 實的政治考慮,對於一個剛獨立的國家來說,建立君主制比較能夠快速建立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承認。

也因為這個原因,挪威選了另外一位丹麥王子作為他們的國王,後來的哈康七世。挪威選擇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娶的老婆是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最小的女兒,選擇他成為國王可以確保來自英國的支持。這個選擇相當的明智,英國和挪威自此以後一直維持相當友好的關係,而這位國王也相當受到人民的愛戴。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哈康七世領導下的挪威選擇和納粹對立,不過卻無法改變當時納粹德國勢力強大的事實,他被迫離開挪威,來到英國。在挪威的議會和人民繼續頑強的反抗納粹,視他們在英國的國王為反抗的精神力量。

直到今天,挪威政府每年都會送英國一顆聖誕樹放在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作為感謝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協助挪威抵抗納粹的禮物,今年的聖誕節將會是這項傳統的第六十二年。


4 August 2008

【The Guardian】Russia's literary light who illuminated dark world of Soviet regime


Russia's literary light who illuminated dark world of Soviet regime

Michael Scammell, Monday August 4 2008

Alexander Solzhenitsyn's brought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Stalin's Russia to world attention

“俄羅斯的良心”作家索爾仁尼琴逝世

路透莫斯科8月4日電---

週一,俄羅斯作家、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逝世。他曾大膽批評蘇聯的暴政,被公認為是20世紀最勇敢的人之一。

周日,諾貝爾獎得主索爾仁尼琴因心臟病在莫斯科附近的家中去世,享年89歲。

週一,人們紛紛對索爾仁尼琴的去世表示哀悼。索爾仁尼琴曾在書中揭露史達林集中營的黑暗,被認為是俄羅斯的良心。

前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巴契夫表示,索爾仁尼琴是一個“有著獨特命運的人,他的名字將被俄羅斯歷史牢記”。

戈巴契夫在接受俄羅斯國際文傳電訊社(Interfax)的採訪時稱:“他是最先大聲疾呼,揭露史達林不人道政權的人之一,他還歌頌了那些勇敢地承受困難,沒有被苦難打倒的人。”

目前尚不清楚他的家人準備何時舉行葬禮,克里姆林宮是否會為此提供高級待遇。

“我必須說的是,索爾仁尼琴的一生充滿困苦,但非常幸福。”索爾仁尼琴的遺孀Natalia在接受國際文傳電訊社採訪時稱。

“在這期間,一切有關葬禮和守喪的事宜將會根據他的遺願進行。”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總理普京、以及包括法國總統薩科奇在內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發來了唁電。

索爾仁尼琴於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有《古拉格群島》,該書描述了一個遙遠的勞改營裏的恐怖監獄生活。

週一,索爾仁尼琴的兒子Stepan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表示,他的父親離世的那一天和往常一樣。

“那一天他一如往常,”他在接受ORT First Channel電臺的採訪時稱,“當天晚上他的健康情況惡化了……他沒有經歷太多掙扎就走了。”(完)

翻譯:高虹 發稿:金紅梅

http://cn.reuters.com/article/oddlyEnoughNews/idCNChina-1892520080804?pageNumber=1&virtualBrandChannel=0&sp=true

延伸閱讀:
Obituary - Russia's literary light who illuminated dark world of Soviet regime

3 August 2008

【挪威】從挪威議會看挪威近代歷史 (1) 傳奇的丹麥王子和挪威憲法

挪威議會,The Storting (不好意思,照的很醜...)

挪威的議會和挪威的憲法的創立是緊密的連結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對挪威近代歷史有興趣人,我強力推薦一定要去參觀挪威的議會。導覽是全程免費的,除了可以近距離的參觀他們的議會以外,導覽人員會用英文,簡單,詳細,並且風趣的敘說挪威的歷史。

在近代的歷史中,挪威曾經加入了幾個重要的聯盟,不過是對挪威來說很不平等的聯盟。第一個加入的共主邦聯是卡爾馬聯盟 (Kalmar Union),由挪威,丹麥,和瑞典所組成,組成的原因是當時很常見的,鄰近王國皇室婚配血緣的關係。雖然這並不是一個愉快的聯盟,人少又沒有實力的挪威在這個聯盟當中其實沒有什麼表達情緒的籌碼。

聯盟不歡而散以後,丹麥和挪威成立了丹麥-挪威聯合王國。一如往常的,真正的政治和經濟控制是來自哥本哈根,這個也可以從丹麥-挪威聯合王國的順序名稱看出端倪。拿破崙戰爭爆發以後,丹麥-挪威聯合王國選擇支持法國,一向和丹麥不合的瑞典不意外的,選擇加入英國的反對力量。戰爭結果,法國和其盟國戰敗,屬於戰敗國之一的丹麥-挪威聯合王國被迫把挪威割讓出去給瑞典。

在這個時候,戲劇化的人物出現了,這個人就是當時的丹麥王子 Christian Frederik。作為丹麥王子,當時他是丹麥以外領地,除了丹麥國王以外最高階的代表。1813年5月,他作為挪威的攝政王來到挪威,說服挪威繼續支持在丹麥的皇室。

不過戰爭結果,相當諷刺的,迫使丹麥在隔年一月,簽訂Treaty of Kiel,把挪威割讓給瑞典。在挪威的丹麥王子卻拒絕接受他父親簽的條約,並且在2月16日,把挪威最有影響力的人都召集到 Eidsvoll Assembly,討論挪威的未來。

他原本的意圖是希望能夠說服挪威人宣布獨立,而他則順理成章的成為挪威的國王。不過結果並不是這樣的,一部挪威憲法將會誕生,一個由人民所選出的議會將會建立,並且未來的國王將由人民所決定。1814年5月17號,挪威憲法正式通過,而他也順利的被選為挪威國王;根據憲法,挪威未來的政治體制是三權: 行政(名義上是國王,實際上是政府),立法(Storting,挪威議會),以及司法(最高法院)。

瑞典當然不接受這個結果,並且發動戰爭,不過這個戰爭很快的就因為挪威的戰敗而結束。在稍後的談判中,Christian Frederik提出條件,只要瑞典接受這部挪威的憲法,他就回丹麥。瑞典接受了這個條件,同意挪威除了必須效忠同一個皇室和同一個外交政策以外,擁有高度的自治權。

才當挪威國王五個月的丹麥王子,遵守約定,回到丹麥(後來他成為了丹麥國王); 而在他回丹麥以前,他把權力還給了Storting,讓挪威議會能夠修改憲法,在承認和瑞典的聯盟之前,能夠修改維護確保自己的權益。在這次的修法當中,挪威議會投票反對聘任自己的領事,這個決定,意外的,讓挪威有機會在後來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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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從挪威議會看挪威近代歷史 (2) 英國和挪威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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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VIII of Denmark
Norway in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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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故事》村上春樹的馬拉松

【聯合報╱李維國/報導】 2008.08.03 04:49 am

提起日本人氣小說家村上春樹,書迷多半只知道他熱愛爵士樂、早年居遊過愛琴海小島寫出成名作《挪威的森林》。很少人清楚,快六十歲的村上是個長跑迷,他每天長跑有二十三年歷史,每年至少參加一次馬拉松賽,不時還挑戰鐵人三項。

去年十月,村上出版日文書暢談他的長跑心得,英譯本日前上市,書名《當我說起長跑》(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明顯是向他偏愛的美國小說家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名著《當我們討論愛情》(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致敬。(村上春樹曾說:「我對人生微妙、難解卻又真切的細節描寫,多數得自瑞蒙‧卡佛的啟發。」)

村上春樹眼中,新書「是本回憶錄,並非個人歷史那樣偉大」。1978年,村上開了一間爵士樂酒吧,有天看棒球賽,心血來潮想寫小說,「有樣東西從天而降,不管是什麼,我接受了它。」出了兩本書就成名,他賣掉酒吧全心寫作。但健康也惡化,因為總是坐著不斷抽菸。村上開始長跑健身,隔年就參加生平第一遭馬拉松,單槍匹馬沿著公路由希臘雅典跑到長跑發源地馬拉松。

痠痛的肌肉像法國大革命 法庭上鬧嚷躁動的人民

「我想我二十多年熱愛長跑不放棄,理由很簡單:這適合我。」小說家對第一次奮力跑完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身心痛苦近乎錯亂的狀態,記憶猶新:「我的腳往前動著,但跑過六十公里的休息站,我只覺得快死了。」他提及長跑者抵達終點前幾英里常發生的「撞牆現象」,以及肌肉不聽意志與腦命令時,他和肌肉的對話,「我必須讓我的肌肉知道聽誰的」。小說家精巧妙喻不時令人叫好,如他將痠痛的肌肉形容是法國大革命法庭上鬧嚷躁動的人民。另一回參加鐵人三項準備跳入日本海時,他想著:「我既沒用又卑微,我一生做的全是沒用的事。」

村上對體格自卑,「我可悲的人生帳本顯示,我的負債遠超過資產」,使他對訓練格外專注與認真。長跑訓練和寫小說在他看來是兩條平行線,都是必須始終瞻望終點的長程計畫。他認為跑步和寫作一樣,並不是真要和他人競爭,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佳成績;尤其寫作過程和跑步一樣,都帶給身體超級負荷。

不想跑的時候, 「我會想出各種理由逃避」

村上有計畫地自我要求:休息從不連續兩天,比賽時只跑不走。他的自律也延伸到寫作,單純嚴肅地投入:「我不能靠純理論或邏輯就動筆,不是智力和思考力豐沛的人。」他希望維持穩定的工作活力和運動養生,避免像許多他崇拜的作家(如《大亨小傳》費滋傑羅)最後不得不面對的江郎才盡。

但總有不想跑的時候,「我會想出各種理由逃避」。村上如實記下強迫自己持續長跑的辦法,他告訴自己:「我是個有極限的作家,是不完美的人過著不完美的有限生活。我有這樣的想法是一個大成就,說奇蹟也許誇張,但我真這樣覺得。每天跑步幫助我達到這成就,都要感謝跑步」。村上訪問日本奧運長跑選手,忍不住問他是否也有不想跑的時候:「他盯著我看,答話的聲音強烈表示這是再愚蠢不過的問題,『當然,一直這樣。』」

每天長跑同時創作,「我對寫作的掌握很多是由跑步學來」,村上坦言:「跑步時,有些寫小說的念頭會撞向我。」有時卻是放空狀態:「我跑步時不會沉浸回憶。基本上我一件事也不想,我只以最舒適、自我打造的空無一直跑著。」

「跑者的憂鬱」心理倦怠, 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新書中相當篇幅是描寫村上2005年參加紐約馬拉松賽前訓練過程。小說家凸顯長跑了多年,終究難逃上了年紀精力衰退的事實。「我有多老並不重要,只要活著,我會一直發掘新的自我。」想戰勝衰老徒勞無功,他發現體能在近五十歲時達到巔峰,之後一路走下坡,身體不若以往有活力,「但又能怎麼樣?我只有接受」。「接受」在新書中隨處可見,例如村上寫到長跑比賽會出現心理倦怠,他稱為「跑者的憂鬱」,他的態度是:「這就是人生,也許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村上迷可從這本「私書寫」窺見小說家的私生活:他參加過二十五場馬拉松賽、午飯後小憩讓他恢復活力、他脈搏比一般人慢、小說家必備的特質(第一是才華,其次是專注和堅毅)。書中也看出村上最初對當作家有不安全感,還有他利用跑步背講稿。演講前村上照例緊張不安,他不喜歡用日語公開演講,反而用不完美的英語,「你不必為選動詞傷腦筋」。

【2008/08/03 聯合報】@ http://udn.com/

作家故事》村上迷不可不知十件事

【聯合報╱李維國報導】 2008.08.03 04:49 am

2006年,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由於前兩年得主葉利尼克與品特隨後捧回當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村上即將拿到諾貝爾」的傳聞不脛而走。雖然瑞典消息人士透露,村上近年不在名單上,但這位日本首席人氣作家的國際知名度大幅攀高,西方媒體封村上是「當今全球最酷的作家」;2007年《黑夜之後》英譯本三個月銷售十萬冊佳績,更證明村上成功打進國際文壇,由近日英國媒體大幅報導〈村上迷不可不知十件事〉可見端倪。

村上注定引發爭議

2000年六月,有德國文學節目的書評委員對村上的書觀點嚴重分歧,最後一位當了十二年固定來賓的資深書評家憤而求去。

連母國日本對他也有兩極評價:年輕人崇拜他,甚至選讀早稻田大學,好住進《挪威的森林》裡的宿舍;但文學界批評他的作品通俗、太西化。

村上魅力無法擋

村上影響力早跨越國界,美國新秀作家蘇菲亞‧柯波拉(《教父》名導柯波拉女兒)的《愛情,不用翻譯》就受村上風格啟發。兩度獲布克獎提名的David Mitchell在日本教書時讀了村上大受影響,他的第二本小說Number 9 Dream隱然是向《挪威的森林》致敬之作,兩本書名都是披頭四的歌。

村上的書難拍商業片

許多人說《挪威的森林》是日本版《麥田捕手》,令人難理解的是,村上將《麥田捕手》譯成日文,卻覺得書雖好但不夠完整,「故事變得越來越無望,主角找不到路逃出黑暗世界。我覺得連沙林傑自己也沒找到出路」。

村上的主角通常是想活下去的尋常人,直到有不凡的男性指引帶他們進新方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主角下班回家在火車上看到神似父親的老人,他跟老人穿越黑暗巷道,最後置身在深夜的棒球場。老人消失,冷風中他站上投手丘跳起舞來。

村上對日本愛恨交織

他瘋迷西洋音樂,抱怨日本傳統文化很無聊,父母都教日本文學,但村上愛讀通俗小說。1987年《挪威的森林》一夕爆紅,他深受不安困擾,隔年底他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日本媒體報導標題是「村上逃離日本」。但他也說過:「我想過自我流放,但我是日本作家,這是我的土地。你無法離開你的國家。」

村上開過爵士樂酒吧

從大學畢業到1981年靠寫作維生前,村上的正業是開爵士樂酒吧。喝酒在他書中多是負面形象,他以酒精象徵罪惡,但村上愛喝啤酒。「我開酒吧時,站在吧台後必須陪客人聊天,偏偏我是不愛說話的人。我發過誓,一旦不開店,我只和真正想說話的人說話。」他一直拒絕上廣播或電視節目受訪。

村上一切從棒球開始

1978年四月一日,村上到東京明治神宮球場看棒球賽,美籍選手Hilton揮出全壘打。當下,村上決定寫小說,「那是種溫暖的感覺,現在我心中仍能感受到。」當晚他動筆寫處女作《聽風的歌》,有許多日後村上小說頻頻出現的元素:英雄是年輕男人,孤立、簡單、待業,女朋友有孿生姊妹(村上對面貌相像的人有好感),細膩寫煮飯、吃喝、聽西洋音樂細節,情節極簡又極複雜。因是開店空檔寫成,破碎且跳躍。

村上愛貓

他的爵士樂酒吧叫彼得貓(Peter Cat),許多小說都出現貓,暗示奇怪的事就要發生。《發條鳥年代紀》中,失蹤的貓開啟一連串超現實事件;《海邊的卡夫卡》中,主角昏迷醒來發現自己有和貓溝通的能力。

村上迷音樂

書名都和音樂有關:《挪威的森林》是披頭四,《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來自納京‧高,《舞舞舞》是「海灘男孩」的歌。《發條鳥年代紀》三部曲分別是羅西尼、舒曼和莫札特樂曲名;《1973年的彈珠玩具》中,占領大學建物的革命學生發現古典音樂庫,每晚都聽。記者到村上住處,發現一間房裡排滿七千多張黑膠唱片,印象深刻。

村上非常非常愛長跑

三十三歲開始長跑,想減去戒菸增加的體重。最佳成績是1991年紐約馬拉松:三小時二十七分。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跑十一個小時,中途幾乎不支倒地。他形容第二次跑超級馬拉松近乎宗教經驗,此後不再嘗試。「幸運的作家一生也許能寫十二部小說,我不知道還能再寫多少,希望再有四、五本。但我長跑時感到不受限制。」每天四點起床,寫四小時,再跑十公里;村上希望他的墓誌銘寫著「至少他不是用走的」。

村上超浪漫

男主角往往遇到美麗卻又神祕、困惑的女子,發生肉體關係因而改變。村上筆下的愛微妙令人奇想,但女角不是幽靈一般就極脆弱,由遠方給男人寫囉嗦的長信,不是想自殺就是自殺成功。1971年結婚,村上在訪談透露不確定是否做對了,「我和我太太不一樣,我不喜歡有人作伴。我結婚多年,經常處在戰鬥狀態。我習慣一個人,也享受一個人。」

【2008/08/03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3/4453699.shtml

1 August 2008

小野:一場漫長的賽事

【聯合報╱楊佳嫻專訪】 2008.08.02 02:57 am

直到〈封殺〉得獎,才肯定自己真的能寫

「我最早出版的三本書,《蛹之生》、《試管蜘蛛》、《生煙井》,都賣得很好,可是,這只是在普遍讀者中得到喜愛,而未必受到文壇肯定。」再者,就讀師大生物系,總感覺和中文系、外文系出身的寫作者相比,「專業修養」好像差了一截。因此,小野一直覺得自己「不登大雅之堂」,「我還記得當時有人在雜誌上寫了評論,批評我的小說太淺,成日寫些校園戀愛的事情。」

直到〈封殺〉獲得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首獎,小野終於肯定自己是真的能寫,而且是真的能寫不錯的文學作品。「至今我還記得那一屆小說獎的評審,是朱炎、姚一葦、丁樹南、夏志清等人。評審們當時認為我的文字並不精緻,寫得太明白了,但是心理內面的活動描寫、小說結構還不錯。」而且,贈獎典禮上,「還見到了朱家姊妹、洪醒夫、七等生等人。」新人與名作家齊聚一堂,初出茅廬者和寫作已久者共同競賽,更使人滋生一種跨進高門檻、進入文學殿堂的感覺。

《聯副》第一批「撰述委員」,月領五千元「生活基金」

當年的獎金是五萬元。「真的是一筆鉅款!按當時的物價來看,我擔任大學助教的薪水一個月四千多,可能十萬就可以買到房子。這樣說也許有些市儈,但是,我年輕時候的文字價值,確實比現在高得多。」小野說,現下喜歡文學的年輕人比他那一代辛苦許多,文字的實際價值遠遠低於其他藝術表現形式。那五萬元,他沒有自己花掉,而是拿去替正要買房子的姊姊付了一部分屋款,「那時候沒想太多,反正我就要出國,不如拿來幫助家人。」

得獎時的小野,同時也是馬各主持的《聯合副刊》第一批「撰述委員」,每月領五千元「生活基金」,任務是每月交出一篇小說,小說刊登另有稿費。這個現在看來仍是不可思議的機制,源自於馬各不忍心看喜愛文學寫作的年輕人日日為生活奔忙。「馬各先生是憑直覺、憑觀察去找出一批常在報刊上發表作品的年輕人,並沒有什麼嚴格的挑選標準。」由於在報刊發表作品、被找去成為「撰述委員」一分子,以及得獎,小野結識了吳念真、古蒙仁、李赫、陳雨航等人。

二十多年以來,〈封殺〉成為台灣棒球文學的先驅之作,第一本著作《蛹之生》也數度改換出版社、篇目與封面,和子女對話的系列散文廣受學生歡迎──小野一直沒有離開文學界,他的筆從來沒有放下。但是,他還做了比寫作更多的事情。

八○年代成為新電影起飛的重要推手

1981年,回國後的小野進入中影擔任企畫組長,吳念真是他的同事。那是台灣新電影起飛的年代,文學與電影結合緊密,黃春明、王禎和、朱天文等人的小說都被改編成電影,小野是其中重要推手。而小野本人也投入編劇,共創作電影劇本約三十部,並獲得金馬獎、亞太影展編劇獎的肯定。「八十年代的台灣電影,真的做了不少實驗與改變,例如空鏡頭的使用、音畫分離等等。這些東西在歐洲電影好久以前就運用得很多了,可是對台灣電影來說還是新鮮的。」

從事電影業八年,九十年代,再回到文字、文學,小野認為自己產生了不少改變。影像語言是繽紛的,直接的,能夠更快地帶給人某種映象與感受,文字語言則傾向迂迴,暗示,閱讀者需要想像力。因此,影像比文字更能深入群眾。相對的,電影也讓小野把想像的領域拓得更闊、更深;文學必然運用的隱喻、象徵,也反過來滋補了電影,使之增加一點思索的空間。「後來我寫小說,會像劇本那樣地強調結構、聲音、畫面,且因為考慮受眾的理解與傳播的廣度,文字調性也偏向輕快。」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降低了自己對文學的標準,「多少年來我擔任文學獎評審,還是重視作品文字有無特色,文字傳達的功力如何,是否具備強大想像力。」與此同時,小野策畫參與了電視紀錄片《尋找台灣生命力》,清新而富於激勵性的節目內容,受到廣泛好評,可說是目前那些以追尋台灣文化為名的各式節目之始祖。九十年代末,他還擔任第一、二屆「台北電影節」主席,而今此一電影節已成為台灣影迷們的嘉年華,造就台灣多元的電影接受。文學與電影一直並存在他的人生裡頭。

重回自由寫作行列

新世紀以來,小野又投身影劇圈,這次是到電視台工作,擔任台視節目部經理。在商業取向的電視台工作,收視率、營收等等,不可避免成為節目企畫時必須優先考慮的因素。但是,小野仍然奮力想要開拓一條兼具文學性的節目路線,例如改編杜修蘭小說《逆女》成七集的小型精緻劇集;他也希望能顧及商業價值,於是製作了連續劇《流氓教授》,獲得收視率上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我一來,就有人指給我看一個座位,說是當年王禎和到台視上班時的位置。」──1973年,這位小說家在節目企畫部中工作,但是,並沒有受到重視。「同樣我也來到節目部工作,好像是要給這位我敬仰的前輩一點補償一般,改編了《嫁妝一牛車》。」另外,小野也鼓勵了許多本土創作的戲劇,同時照顧了內容的扎實與通俗性,如《土司男之吻》、《名揚四海》、《薰衣草》等偶像劇。然而,最後小野還是自覺無法長期處於收視率惡性競爭、節目不斷朝「重鹹」方向發展,而離開了台視。「畢竟我是文學出身,即使在電視台工作,還是會考慮到文化承擔的問題,我還是有自己的底線。」

之後的另一個挑戰,則是華視公共化,受薦擔任總經理。這是一份辛苦的工作。小野說,華視公共化卻沒有相關配套措施,致使電視台本身還是得像商業電視台一樣自負盈虧,卻又因為公共化而處處掣肘,最後竟導致「有些理想在台視可以做,反而到華視做不到了」。

目前,小野又回到了自由寫作的行列。他說,現在是處於休息狀態,在電視圈筋疲力盡的搏鬥後,給自己放個長假。有沒有新的寫作計畫?「也許會和我女兒合作推出對話式的散文集,討論年輕人自大學畢業後的選擇,以及如何面對生命。」

「現在比賽將要無限制的延長下去……」這是〈封殺〉結尾,勝負未分。這也是小野的人生,不斷接受各種挑戰,在每一個工作崗位上都努力突破,致力於創新,意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尋平衡點。這本是一種走索般的事業,成功與失敗,都在那一線間,無論哪一種,他都經歷過。但是,再疲倦,還有一個文字寫作的世界可以讓他回返,讓他歇息。

●小野以〈封殺〉獲1977年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首獎。

【2008/08/02 聯合報】@ http://udn.com/

【FT】全球經濟危機周年反思

作者: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年8月1日 星期五

隨著全球經濟危機迎來它一周年的紀念日,現在是時候進行重新審視了:不僅要重新審視應對危機的策略,還有那些策略所依據的診斷。難道現在還看不出,當今世界面臨的主要宏觀經濟挑戰是對大宗商品的過度需求和金融服務的過度供給嗎?如果明白了這一點,那麼,現在是時候停止在阻礙金融體系整合重組的同時,通過政府投資刺激總需求了。

世界大宗商品價格的急劇飆升,是全球經濟仍然增長過快的初步證據。這中間不存在任何險惡陰謀。世界剛剛經歷了現代史上可能最為壯觀的增長繁榮期。大宗商品供應商發現,即便價格已經大幅上漲,但他們要跟上需求卻愈加困難——鑒於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大幅增長,這也沒有什麼可驚訝的。

對於許多大宗商品來說,尤其是能源和金屬,新供給需要5至10年的較長時間才能交貨。原則上,需求的反應理應更加迅速,但由於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補貼繁多、市場扭曲變形,需求的反應變得非常遲鈍。

由於不存在重大的全球衰退(經濟衰退幾乎必將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大跌),可能將需要經歷幾年的子趨勢增長,才能重新將大宗商品的供需平衡在趨勢價格水平上(油價或許能從現在的每桶124美元降至每桶75美元)。在此期間,如果世界所有地區都試圖通過宏觀經濟刺激保持高增長,其主要後果將會是更高的大宗商品價格,以及在不太遠的將來最終出現更嚴重的經濟崩潰。

考慮到上世紀70年代的經歷,令人驚訝的是眾多決策者和經濟學者仍然相信,政府政策應該以推動需求增長為目標。在美國,增長的需要使得大規模退稅、大幅降息和不斷擴展的金融機構救助網絡合理化。中國領導層在短暫地假裝把通脹作為首要問題之後(主要體現在通過人民幣的短暫加速升值),又重新將增長明確作為第一要務。其它多數新興市場都采取了大體相似的手段。

美元集團各國都盲目仿效了美國的擴張貨幣政策,甚至在經濟快速增長對通脹造成巨大上行壓力的中東等地區也是如此。在主要區域中,只有歐洲在歐洲央行(ECB)的引領下,至今拒絕加入采取刺激經濟政策的隊伍。然而,隨著歐洲增長減速,歐洲央行也面臨區內外日益增加的政治壓力。

單個國家或許能從這種美國式的宏觀經濟刺激方案中獲得短期的增長收益,雖然這也是以放寬通脹預期為代價,但稍後可能還要為重新穩定通脹付出巨額成本。但如果所有地區都試圖擴大需求,那麼,甚至連短期利益都將很少。大宗商品的約束將限制全球范圍內的實際產量反應,而大部分過度需求將發展成為更高的通脹率。

一些中央銀行家辯稱,只要工資增長保持穩定,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的確,全球化導致缺乏技術的勞動者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額繼續縮水。但隨著商品價格上漲,工資上漲的壓力最終將隨之產生。正如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我在對國際金融危機史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樣,世界每個政府早已經顯示出,在得到現代工會的協助以前,它們完全有能力造成極高的通脹率*。

不斷加深的金融危機,是否可以作為全球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合理解釋呢?在高通脹肆虐的新興市場難以找到論據,但即便是危機中心國家,論據的存在也愈加可疑。價格穩定目標不能無限期地讓步於拯救行動。保持數年的高通脹,以幫助住房擁有者和金融機構,不管這種措施多麼符合一時之需,都必須將這種收益與稍後為了重新穩定通脹預期而付出的長期成本進行權衡比較。同樣,讓納稅人不斷承擔隨之產生的日益增加的債務(比如對美國房貸巨頭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增加的援助),也不是理所當然的。

事實上,如果不允許金融公司停業破產,各國央行和監管者如何才能實現金融行業的收縮,從而與抵押貸款證券化和衍生產品相關關鍵業務的急劇縮減相匹配呢?或許監管者希望各家公司能全面收縮10%至15%。但在任何行業,都很少有這樣的整合方式。恰恰相反,最弱的公司將倒閉,它們的健康部分或被接管,或被運營更佳的機構推到一邊。難道每一次破產都代表一次危機嗎?

航空行業經常經歷運力過剩的時期,行業巨頭倒閉的倒閉、合並的合並。然而,正如其它許多行業一樣,我們已經逐漸適應這種創傷,並學著接受。但每次銀行業經歷整合,都將整個國家扣做人質,這樣是否正確?隨著主要央行將折扣窗口延展至結構復雜、業務種類不斷發展並波動不定的投資銀行,「危機」整合必定將變得愈加頻繁。

出於無數技術和政治原因,在經濟繁榮期,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永遠不會足夠嚴厲。這就是為什麼。在蕭條時期實施更加嚴格的監管十分重要,這樣,投資者和公司高管才有理由對風險予以嚴肅關注。如果不允許運營不佳的金融機構在衰退期關門,那到底什麼時候它們才能獲准倒閉呢?

當然,今天的這種混亂局勢是多年醞釀而成的,而且沒有簡單、無痛的退出策略。但引進更多銀行業監管規定的需要,正是決策者為什麼在這個時刻必須放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並接受在如此驚人的繁榮期過後必然跟隨經濟放緩的另一個原因。對多數央行來說,這意味著要大幅加息以抗擊通脹。對財政部來說,這意味著要堅持財政規定,不要屈服於退稅和燃料補貼的誘惑。決策者為了避免常見的供應危機型經濟衰退而做出積極努力的時候,正在拿通脹和預算規定冒極大的風險,這可能會最終導致一場嚴重得多、延續時間更長的經濟低迷。

*《時代不同了:800年金融危機概觀》(The Time is Different: A Panoramic View of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Crises),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論文13882號,2008年3月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

譯者∕管婧
http://www.ftchinese.com/tc/story.jsp?id=001020952&p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