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下）

【聯合報╱齊邦媛】 2008.08.31 04:02 am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並不難懂了。

我記得後來一次談到文革紅衛兵對師長和文化人的摧殘，待這批人長大，統治中國，他們的暴戾人性會將中國帶到何處去？我深以為憂。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後，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裡泛舟，或村裡漫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於1951年出版《莊子纂箋》，序文說，「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戰氛殆不可速了，遂發意注莊子。……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天地之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至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這種沉痛和抗戰初起著《國史大綱》時充滿奮鬥救國的心情多麼不同。1949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195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傑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1967年錢先生遷居台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十二年後，2002年三月，台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後，在後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輓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輓聯來象徵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後的關懷。「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分，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於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絢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遊，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後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簸聚散的感歎：「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久　錢穆　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牆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麼願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於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台灣後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恆君等協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史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由雲南去香港，來台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鬥中「坦白」的尊嚴。到台灣後應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並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捲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1990年8月31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下)

【2008/08/31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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