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1953年，當艾森豪(Eisenhower)提名通用汽車(GM)總裁查理•威爾遜(Charlie Wilson)擔任美國國防部長時，威爾遜在確認這一任命的參議院聽證會上，提出了當時的一個傳統觀點。當被問及他是否會做出對美國有利、但對通用汽車不利的決定時，他給出了肯定答復。
接著，他向他們保證，這種衝突永遠不會出現。“我想不出來會出現這種衝突，因為多年來，我一直認為，對我們國家有利的事情，就對通用汽車有利，反之亦然。我們的公司規模過於龐大。它與國家的福祉是連在一起的。”
威爾遜只是稍微有些誇張。當時，通用汽車的命運與美國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1953年，通用汽車是全球最大製造商，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徵。它創造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通用汽車在50年代的擴張，被譽為阻止了商業滑坡。它也是美國最大的雇主，向員工支付絕對達到中產階級水準的薪資，外帶慷慨福利。
如今，沃爾瑪(Walmart)是美國最大雇主，豐田汽車(Toyota)是全球最大汽車製造商，而通用汽車申請了破產保護。威爾遜1953年所說的那些讓人放心的話，現在聽來有些諷刺意味。對美國還是對通用汽車有利的事情幾乎沒有差別，因為通用汽車很快將被美國納稅人所有，他們已付出逾600億美元收購該公司。
然而，美國納稅人為何希望收購當今的通用汽車呢？原因肯定不是當經濟復蘇時，該公司的股票將帶來高回報。多年來，通用汽車一直在走下坡路。上世紀60年代，消費者利益的維護者拉爾夫•內德(Ralph Nader)揭露，通用生產的汽車不安全。70年代，中東產油國的行動顯示，通用生產的汽車不經濟。80年代，日本汽車製造商的成就，則暴露出通用生產的汽車不可靠而且昂貴。許多較年輕的美國人從來沒有買過通用汽車，也不會想買。鑒於這種記錄，納稅人連自己的600億美元會否得到償還都有疑問。但得到償還本身不會是紓困的主要目標。想必，紓困的理由是服務於某種更大的公共目的。但這個目標不明顯。
它不可能是保護該公司的就業，因為美國財政部已表明，通用汽車必須瘦身，才能得到資金。該公司計畫關閉6家工廠，進一步裁員至少2萬。該公司已裁減了經銷商網路。
目的也不可能是締造一家精簡的、沒有債務負擔的新公司，未來可能會盈利。這是私營部門應該靠自己實現的目標，也是破產重組要做的事情。
紓困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製造新一代節能汽車。美國國會已向汽車製造商提供了這方面的資金。另外，美國財政部已表示，它無意成為積極投資者，也無意告訴汽車業要製造什麼樣的汽車。
我能想到的唯一現實的紓困目的，是減緩通用汽車的衰落速度，爭取足夠多的時間，讓其員工、供應商、經銷商以及社區適應其最終的滅亡。然而，如果這是目的，那麼除了收購通用汽車之外，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分配600億美元？這筆資金還不如用於幫助美國中西部經濟從汽車轉向其他領域。資金可用來對汽車業工人進行再培訓，並在他們接受再培訓期間持續發放失業保險金。
但美國政界人士不敢公開討論產業調整，因為公眾不希望聽到這個。一個強大的選民群體希望保留就業和社區，而不惜任何公共成本。另一個同樣強大的群體則希望，讓市場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而不管短期社會成本如何。民意調查顯示，多數美國人反對挽救通用汽車，但如果他們自己的工作面臨風險，我肯定他們的看法將會不同。
因此，奧巴馬政府實際上正出資600億美元，收買這兩大群體。政府正告訴第一個群體，依賴通用汽車的就業和社區，將因為紓困而得到更好的保留，同時告訴第二個群體，納稅人和債權人將因此得到報酬。但它沒有把全部真相告訴任何人：通用汽車終將消失。紓困旨在讓美國經濟贏得時間，以降低這一打擊的社會成本。
在這一切的背後，是公眾越來越嚴重的擔憂，通用汽車的滅亡是其中很小、但很說明問題的一部分。半個世紀以前，美國中產階級的富足，是民主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大勝利之一。到威爾遜離開通用汽車的時候，美國幾乎一半的家庭都達到了中等收入水準，而多數一家之主並非專業人士或高管，而是技能嫺熟和半熟練的工廠工人。就業穩定，醫療福利有保障。美國人當時在經濟上正變得更為平等。
但從30年前開始，上述趨勢發生了逆轉。不需要大學學歷的中產階級職位在消失。就業保障幾乎已不存在。國家正變得更不平等。繁盛時期的通用汽車，曾是經濟保障和富裕擴散的模版。其衰落映襯了兩者的消失。
中產階級納稅人擔心，他們負擔不起拯救通用汽車等公司的成本。然而，他們還擔心，他們經受不起失去自己工作的後果。威爾遜的格言也完全顛倒：在許多方面，對通用汽車不利的事情，對美國很多人也不利。
本文作者是美國前勞工部長、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其最新著作名為《超級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
譯者/梁豔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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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une 2009
8 May 2009
歐洲的新共主...法國?
高人一等的法國?
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封面還蠻有趣的，正確的反應了現在在歐洲國家哪個國家講話最大聲，而哪個國家躲起來都來不及了。
曾幾何時，大家爭相抄襲和學習日本和德國的成功秘訣，那是個每個國家都期待製造業能夠昇華的年代。沒多久，當大家發現日本和德國經濟停滯不前時，大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英國美國的高成長，低失業率，源源不絕的創新，還有令人眼紅的股市。
可是這一切都在金融危機以後改寫。
下一個整頓全球是哪種制度? 法國的混合，帶有高度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管理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讓大家注意到的不是別人，而是法國的總統 Sarzkozy。
這位法國總統最近只要逮到機會，就會大力抨擊和諷刺英國美國所造成的危機，並且開始銷售法國的模型和秘訣，大家都注意到法國的講話變大聲了。諷刺的是，講這個話的人是當初選舉候選人中，理念最靠近英國美國資本主義的人。
在海峽的另外一邊，英國對於法國急於想要展現似乎冷眼相對。事實也是如此，在這次金融危機當中，傷害的比較小並不代表本身的經濟管理模式沒有問題，法國的老問題不會蒸發，只是在這次危機當中沒有暴露出來。大家似乎忘了在不久之前， 2005-2007 的時候，新聞上傳來法國各地暴動鮮明的畫面，那幾場暴動背後所隱藏的複雜的結，並沒有解開，只是被擱置了。
拉回台灣，幾年以前，我們還在慶幸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我們逃過了一劫。逃的了一時，逃不了永遠，台灣過於單一的，高度仰賴出口的製造業經濟在這次風暴中重重的跌了一跤。說不可預期是多不負責任的話，可是政治人物就是可以這樣說，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就是靠這些創造出了台灣的奇蹟。
神話可以一直傳流，但是故事不可能永遠定格的。法國是如此，台灣亦如此。
延伸閱讀 (The Economist May/2009):
Vive la différence! - The French Model
A new pecking order
Germany's economy: The export model sputters
曾幾何時，大家爭相抄襲和學習日本和德國的成功秘訣，那是個每個國家都期待製造業能夠昇華的年代。沒多久，當大家發現日本和德國經濟停滯不前時，大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英國美國的高成長，低失業率，源源不絕的創新，還有令人眼紅的股市。
可是這一切都在金融危機以後改寫。
下一個整頓全球是哪種制度? 法國的混合，帶有高度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管理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讓大家注意到的不是別人，而是法國的總統 Sarzkozy。
這位法國總統最近只要逮到機會，就會大力抨擊和諷刺英國美國所造成的危機，並且開始銷售法國的模型和秘訣，大家都注意到法國的講話變大聲了。諷刺的是，講這個話的人是當初選舉候選人中，理念最靠近英國美國資本主義的人。
在海峽的另外一邊，英國對於法國急於想要展現似乎冷眼相對。事實也是如此，在這次金融危機當中，傷害的比較小並不代表本身的經濟管理模式沒有問題，法國的老問題不會蒸發，只是在這次危機當中沒有暴露出來。大家似乎忘了在不久之前， 2005-2007 的時候，新聞上傳來法國各地暴動鮮明的畫面，那幾場暴動背後所隱藏的複雜的結，並沒有解開，只是被擱置了。
拉回台灣，幾年以前，我們還在慶幸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我們逃過了一劫。逃的了一時，逃不了永遠，台灣過於單一的，高度仰賴出口的製造業經濟在這次風暴中重重的跌了一跤。說不可預期是多不負責任的話，可是政治人物就是可以這樣說，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就是靠這些創造出了台灣的奇蹟。
神話可以一直傳流，但是故事不可能永遠定格的。法國是如此，台灣亦如此。
延伸閱讀 (The Economist May/2009):
Vive la différence! - The French Model
A new pecking order
Germany's economy: The export model sputters
8 March 2009
【FT】向法國取經
作者：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院長霍華德•大衛斯爵士(Sir Howard Davies)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這場痛苦的金融危機挑戰了所有發達國家政府的正統經濟學說。對平衡預算的長期信念遭到拋棄。在歐洲，穩定與增長協定已從視線中消失。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黃金法則已被熔化掉，與祖傳銀器一道賣出。
但西方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府的政治計畫遇到了更大的挑戰。在經濟領域，他們能夠回過頭去求助於凱恩斯(Keynes)，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新財政現實主義尋求智力支撐。從政治角度而言，解釋政府的新作用更為困難。政府應在哪個領域進行干預，如何干預？公有制在短期內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最後會如何？目前的狀況是否失常，或長期而言，我們是否需要考慮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建立新的社會契約？在英國，我們是否正見證著柴契爾-布雷爾主義(Thatcher-Blairism)的臨終痛苦，如果是這樣，是什麼野獸正蹣跚走向威斯敏斯特去投胎？
當然，其他國家也面臨著類似問題，但環境不同，其後果對現有秩序的威脅也沒有那麼大。華盛頓出現了一種名為“變化”的新意識形態。它可能需要充實內容，但已徹底脫離了布希(Bush)學說。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不需要像布朗不得不做的那樣，努力協調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與過去的做法。無論如何，美國人民對意識形態不那麼感興趣。
在歐洲其他國家，政府轉向關於政府角色的新說辭要更為容易。法國總統尼古拉斯•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更像是一個實幹家，而非哲學王。確實如此。但在他的背後和周圍，以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為首的政府官員正在構建新的說法。對於菲永而言，這場危機是創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義戴高樂主義(Gaullism)的一個機會。在今年1月在巴黎發表的一次吸引人的演講中，他將其稱為“經濟效率、資本主義和社會公正的綜合體”；接著他用戴高樂將軍應該會喜歡的辭彙，將其稱為“對面對歷史簡化和破壞力量的人類狀況的一種看法”。巴黎的宴會上永遠少不了關於人類狀況和命運力量的辯論。
但菲永的戴高樂主義也具有實用性。他對“政府的回歸”和採取重大經濟決策的必要性進行了渲染，回顧了前戴高樂派政府在核能和高速列車領域做出的戰略選擇。因此政府在經濟中的新角色非常適合他。
德國人的掙扎更痛苦。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政府很難認同有必要出臺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但與英國保守黨相比，承諾共決權（工人擁有董事會席位）和社會對話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更能適應干預的角色。上周，德國內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發表了一次發人深省的演講。他描述了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弗裏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與聯邦及地區政府持續的、帶有強烈地方主義和多樣性色彩的正面角色之間的和諧共處。例如，公共部門應培育致力於小企業和零售客戶的地方銀行。
在英國，保守黨和工黨都在努力重新定義其對政府和市場的態度。關於監管的各種論調（更多監管、更少監管、放鬆監管、輕度監管），均無實質內容。兩黨都不喜歡國有化這個字眼，實際上多數選民也不喜歡。法國和德國能夠回憶成功的國有企業，但我們很難記起政府涉足工業或金融何時是一個解決方案，而非問題。
因此，在意識形態的真空裏，我們的政治目前已筋疲力盡。這可能很危險：這是在邀請極左和極右勢力兜售他們帶騙人的確定性。我們聽說在政府內部，兩派人正在進行辯論，一派人希望從令人遺憾的短期必要性的角度來論證政府的新角色，另一派則認為需要從長期、積極的角度重新定義。最近還出現了第三條路，英國商務大臣曼德爾森爵士(Lord Mandelson)沒有發表的書面演講中對此進行了闡述：在當前環境下，選民對新的政治願景不感興趣。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隨時準備收拾衰退的殘局。
我懷疑這是否可行，我認為，工黨和保守黨必須找到一種新方式來談論政府在陷入困境的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根據菲永有利於自由貿易的定義，英國版本的戴高樂主義可能會讓人樂於接受。英國保守黨領袖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可能認為，前財政大臣肯•克拉克(Ken Clarke)的拉夫堡選區就相當於英國的科隆貝雙教堂(Colombey-les-deux-Eglises)——上世紀50年代，戴高樂就在此等待著重返政壇的召喚。布朗認為也許是布魯塞爾，因此把曼德爾森爵士從那裏召回。然而，迄今為止，任何一位回歸的英雄都沒有提出新的哲學。
我們可能需要更為明確地從法國人那裏借用經驗。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理們都不會堅持很長時間，特別是在他們成功且受歡迎的情況下。菲永的妻子是威爾士人，他在英國有強大的人脈。在英吉利海峽的這一邊，第二份工作可能正等著他。
本文作者是倫敦經濟學院院長
譯者/梁豔裳
這場痛苦的金融危機挑戰了所有發達國家政府的正統經濟學說。對平衡預算的長期信念遭到拋棄。在歐洲，穩定與增長協定已從視線中消失。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黃金法則已被熔化掉，與祖傳銀器一道賣出。
但西方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府的政治計畫遇到了更大的挑戰。在經濟領域，他們能夠回過頭去求助於凱恩斯(Keynes)，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新財政現實主義尋求智力支撐。從政治角度而言，解釋政府的新作用更為困難。政府應在哪個領域進行干預，如何干預？公有制在短期內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最後會如何？目前的狀況是否失常，或長期而言，我們是否需要考慮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建立新的社會契約？在英國，我們是否正見證著柴契爾-布雷爾主義(Thatcher-Blairism)的臨終痛苦，如果是這樣，是什麼野獸正蹣跚走向威斯敏斯特去投胎？
當然，其他國家也面臨著類似問題，但環境不同，其後果對現有秩序的威脅也沒有那麼大。華盛頓出現了一種名為“變化”的新意識形態。它可能需要充實內容，但已徹底脫離了布希(Bush)學說。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不需要像布朗不得不做的那樣，努力協調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與過去的做法。無論如何，美國人民對意識形態不那麼感興趣。
在歐洲其他國家，政府轉向關於政府角色的新說辭要更為容易。法國總統尼古拉斯•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更像是一個實幹家，而非哲學王。確實如此。但在他的背後和周圍，以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為首的政府官員正在構建新的說法。對於菲永而言，這場危機是創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義戴高樂主義(Gaullism)的一個機會。在今年1月在巴黎發表的一次吸引人的演講中，他將其稱為“經濟效率、資本主義和社會公正的綜合體”；接著他用戴高樂將軍應該會喜歡的辭彙，將其稱為“對面對歷史簡化和破壞力量的人類狀況的一種看法”。巴黎的宴會上永遠少不了關於人類狀況和命運力量的辯論。
但菲永的戴高樂主義也具有實用性。他對“政府的回歸”和採取重大經濟決策的必要性進行了渲染，回顧了前戴高樂派政府在核能和高速列車領域做出的戰略選擇。因此政府在經濟中的新角色非常適合他。
德國人的掙扎更痛苦。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政府很難認同有必要出臺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但與英國保守黨相比，承諾共決權（工人擁有董事會席位）和社會對話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更能適應干預的角色。上周，德國內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發表了一次發人深省的演講。他描述了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弗裏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與聯邦及地區政府持續的、帶有強烈地方主義和多樣性色彩的正面角色之間的和諧共處。例如，公共部門應培育致力於小企業和零售客戶的地方銀行。
在英國，保守黨和工黨都在努力重新定義其對政府和市場的態度。關於監管的各種論調（更多監管、更少監管、放鬆監管、輕度監管），均無實質內容。兩黨都不喜歡國有化這個字眼，實際上多數選民也不喜歡。法國和德國能夠回憶成功的國有企業，但我們很難記起政府涉足工業或金融何時是一個解決方案，而非問題。
因此，在意識形態的真空裏，我們的政治目前已筋疲力盡。這可能很危險：這是在邀請極左和極右勢力兜售他們帶騙人的確定性。我們聽說在政府內部，兩派人正在進行辯論，一派人希望從令人遺憾的短期必要性的角度來論證政府的新角色，另一派則認為需要從長期、積極的角度重新定義。最近還出現了第三條路，英國商務大臣曼德爾森爵士(Lord Mandelson)沒有發表的書面演講中對此進行了闡述：在當前環境下，選民對新的政治願景不感興趣。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隨時準備收拾衰退的殘局。
我懷疑這是否可行，我認為，工黨和保守黨必須找到一種新方式來談論政府在陷入困境的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根據菲永有利於自由貿易的定義，英國版本的戴高樂主義可能會讓人樂於接受。英國保守黨領袖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可能認為，前財政大臣肯•克拉克(Ken Clarke)的拉夫堡選區就相當於英國的科隆貝雙教堂(Colombey-les-deux-Eglises)——上世紀50年代，戴高樂就在此等待著重返政壇的召喚。布朗認為也許是布魯塞爾，因此把曼德爾森爵士從那裏召回。然而，迄今為止，任何一位回歸的英雄都沒有提出新的哲學。
我們可能需要更為明確地從法國人那裏借用經驗。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理們都不會堅持很長時間，特別是在他們成功且受歡迎的情況下。菲永的妻子是威爾士人，他在英國有強大的人脈。在英吉利海峽的這一邊，第二份工作可能正等著他。
本文作者是倫敦經濟學院院長
譯者/梁豔裳
15 February 2009
英國藥廠 GSK 的驚人之舉
每次看到這種新聞，還是覺得人間有一點希望的，人性也沒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糟糕。
作為全世界的第二大藥廠，英國 GSK 的新 CEO Andrew Witty 宣佈一連串的政策，包含了: 對全世界貧困的國家降低藥品的價格，賣給這些開發中國家的獲利的 20% 將會投資給當地的醫院和醫護人員。
除此之外，還提出了"專利集中共享(patent pool)"的構想，讓藥廠以外的研究人員能夠參與研究計畫，協助解決被忽視的疾病的解藥。
這真的是一項驚人之舉，是第一次藥廠宣佈他們有責任改善全世界人類的衛生和健康狀況。
"We work like crazy to come up with the next great medicine, knowing that it's likely to get used an awful lo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we could do something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we working as hard on that? I want to be able to say yes we are, and that's what this is all about – trying to make sure we are even-handed in terms of our efforts to find solutions not just for developed bu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在當前經濟不景氣中，看到最有影響力的大企業的CEO講上述的話，願意做這種道德上的反思，並且願意冒著收入減低的風險改變政策，值得尊敬。
延伸閱讀:
Drug giant GlaxoSmithKline pledges cheap medicine for world's poor (Guardian: 13/Feb/2009)
Profits before the poor? Drugs giant offers an answer to the toxic question facing a 'heartless' industry (Guardian: 14/Feb/2009)
10 December 2008
【FT】冰島之劫（下）
作者：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Jackson）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11-28
象一頭豬試圖在一隻老鼠背上保持平衡的場景，你就能對這個問題的規模有所瞭解了。在銀行放鬆管制和私有化後，短短七年時間，冰島的金融機構就累積了750億美元的外債。哈爾德在向全國演講時提到了美國7000億美元金融援救計畫，從這個角度來說明這個問題：“美國政府當局為拯救他們的銀行系統而提出的龐大措施只占美國GDP的5%都不到。然而，冰島各家銀行的經濟負債總額是冰島GDP的好多倍。”
人均欠債逾25萬美元
而這就是關鍵。冰島各家銀行的債務，相當於冰島男女老少每人欠下超過25萬美元，無力償債時，就使中央銀行本不雄厚的儲備背負了無法承受的負擔。而且冰島人的確違約了。
冰島國內不乏眾多警告的聲音，但都被關注于這個國家烏雞變鳳凰般地興起的媒體所湮沒了。然而，冰島人的意見是有分歧的。對於一些人，他們維京掠奪者式的成功，買下一整條英國繁華商業街，有人甚至收購了最值錢的擺設——一家英超足球俱樂部，標誌著黃金時代的到來。雷克雅未克從一個安寧、偏安一隅的漁港向一個倉促金融中心的轉變是如此快速而徹底，音樂家比約克和Sigur Ros樂隊，以及丹麥籍冰島藝術家奧拉富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吸引著全球的觀眾，文化聲望與金融成功齊頭並進。冰島人能在全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面前高昂著他們的頭。
10月26日，因小說《101雷克雅未克》(101 Reykjavik)而聞名的豪格雷默•赫爾蓋森(Hallgrimur Helgason)在一份星期日報紙上發表了一封致國家的信，信中寫到：“在內心深處，我們崇拜這些巨人，這些貨幣明星。我們懷著敬畏之心關注他們的冒險，當他們支持藝術和慈善時，稱讚他們。我們從沒有過這樣聰明的生意人，1000年來都不曾有過，更不要說在其他國家裏打勝仗的人……”
對於其他一些人，這種增長實在太快了，改變也太過激了。許多人對過多的維京掠奪者感到不安。獨家裝飾的私家噴射機、愛爾頓•約翰(Elton John)派對、在聖莫里茨、紐約和倫敦的住所，以及聖特羅佩的遊艇，都在《Sed og Heyrt》裏炫耀性地展示著，重要的是，它們都不是冰島的。《Sed og Heyrt》相當於冰島的《Hello!》雜誌。公眾意見裏有一股強烈的暗潮在湧動，認為所有這些奢侈生活方式和無節制的炫耀性展示正導致冰島與這個國家的千年傳統脫離。豪格雷默在他致國家的信中繼續寫道：“這都是為了樹立個人形象，而不是為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積累任何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生活在海外的冰島人回到祖國時，認不出他們自己的國家。”
英國凍結冰島銀行資產
冰島三大主要銀行Landsbanki、Kaupthing和Glitnir的倒閉給北歐50萬儲戶帶來了80億英鎊的潛在損失，其中絕大部分是英國人，當人們悲傷地意識到這點時，對冰島悲慘境遇的國際同情不復存在了。在冰島，英國國內尖銳的媒體反應被廣泛報導。英國政府動用反恐怖立法，凍結Landsbanki的資產，把冰島銀行業系統推向深淵。在冰島國內，這個動作被視為可恨和不必要的。幾天後，剩餘的一家還能維持的銀行Kaupthing也倒閉了。
隨後，Landsbanki上了英國財政部的金融制裁名單，與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為伍。冰島報紙上複印刊登了這張英國政府網頁，並且建立了一個新網站www.indefence.is。網站上有一幅圖片，是一位元年輕女孩，舉著一幅標語，上面寫著：“布朗先生，我不是恐怖分子”。
每年這個時候，冰島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是週六晚上的Spaugstofan，字面意思就是《惡搞堂》(Spoof Room)。它是一台無計劃性的節目，但過去幾周的事件給撰稿人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來源。最近演的一個名為Icetanic的小品，就是對電影《泰坦尼克》的很好惡搞，其中蓋爾•哈爾德和央行行長大衛•奧德森(David Oddsson)站在“永不沉經濟”號的艦橋上。一幅素描畫的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正把冰島人扔下救生筏。“回到水裏去吧，你們屬於那裏，你們這些恐怖主義雜種！”他叫嚷著把另一個扔出船外。
當我設法向一位在英國從事銀行工作的朋友解釋冰島的困境時，我得到的卻是冷淡的反應。“你一定是瘋了，羅伯特！他們可能並沒有身穿穆斯林女子的長袍，也沒有腰纏幾千克的塑性炸藥。但是走進繁華商業街，說服慈善基金、退休人員和當地政府來存錢，然後消失，卷走近80億英鎊，即便按照倫敦金融城的標準，這種行徑也是很糟糕的。金融恐怖主義，大騙局，隨便你稱它什麼，但政府得採取行動，而且要快速行動，以阻止資金撤離這個國家。”
北極圈往南哪怕一度，“瘋了”這個詞就不適用，但如果其北方的相應表述方式是“到北極去”，那我顯然是去了。
泡沫破滅該怪誰？
責怪的遊戲已經開始，恐懼、憤怒、嫉妒和內疚混合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情感大雜燴，冰島人試圖接受這一切。他們分成兩派，有的怪罪於那些維京掠奪者，有的怪罪連續幾屆政府和央行放任他們自行其是。
以前在冰島幾乎沒聽說過的遊行示威出現了，很多家庭向議會大廈行進，沿途吊死奧德森的模擬像。
各種維京掠奪者中，只有一位，讓Baugur集團馳名的揚•艾斯格(Jon Asgeir)，敢在電視談話節目上露面並承擔後果。但當他回到冰島國內，英國億萬商業大亨菲力浦•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緊隨其後時，任何對他的暫時好感都消失了。他們一起提出收購Baugur的債務，當時據報導有20億英鎊，從而收購該集團的英國零售業務，包括以很大的折價收購House of Fraser和Hamleys，過程中涉及大量的壞賬註銷。
最說明問題的事情之一是，揚•艾斯格因聽到消息說政府已將Glitnir銀行(他的投資工具Stodir是該行主要股東)國有化，將他的持股一筆勾銷，令他名下Baugur商業帝國債務深重的紙板房岌岌可危的時候，就乘坐他的私人飛機離開了。日報《Morgunbladid》拍到了照片，照片上那架漆成黑色、外形圓滑得像隱形轟炸機一樣的私人飛機，正從機庫裏滑行出來。就像離開西貢的最後一架直升飛機，艾斯格的飛機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象徵著冰島用債務支撐的消費狂歡的落幕。
直到今天，布約高爾福•索爾(Bjorgolfur Thor)和他的父親布約高爾福•古德蒙森(Bjorgolfur Gudmundsson)不得不藏匿行蹤。他們合計擁有Landsbank的多數股權，古德蒙森還擁有足球俱樂部西漢姆聯隊。他們的飛機也從飛機棚裏飛出去了。在港口旁的市中心，他們名下的地標式項目國家音樂廳現在估計不知哪天說停就停了。雄視雷克雅未克的哈爾格裏姆大教堂(Hallgrimskirkja)引人注目，但由於缺少資金，花了40多年時間完工，和教堂一樣，這座音樂廳要等到這個國家時
來運轉才有望竣工。
政府已宣佈將開展一次徹底調查，查清發生了什麼事，並決定誰要負責任。它將被稱為《白皮書》，並且“為了得到真相要挖地三尺”。這本東西不會薄。
再一次白手起家
我們現在生活在外匯禁閉期，雖然政府已向每個人保證，有充足的外匯儲備購買石油、糧食和醫療用品這樣的必需品來過冬，但此類保證只是在認為這些商品是理所當然的人們中間製造了更多的焦慮感。
也有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國際貨幣基金2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方案正進入出爐前的最後階段，這有可能導致北歐各央行再進一步聯合援助40億美元。這些資金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將把外部金融控制強加給冰島，嚴重侵犯冰島來之不易的主權獨立。但這些錢應能給冰島貨幣和一個四面楚歌的民族注入一些急需的信心。
冰島有句話是這麼說的：“我們白手起家。”不管是誰想出了這句話，他一定估計不到，在2008年它仍是那麼的恰如其分。在這一年，這個國家開始了重建過程，重建其經濟和它最為渴求的東西——名譽。
那將是一場漫長而艱難的奮鬥。
注：本文作者羅伯特•傑克遜是一位元英國記者，2003年以來一直在冰島居住。
譯者/紅嶺
延伸閱讀:
冰島之劫（上）
象一頭豬試圖在一隻老鼠背上保持平衡的場景，你就能對這個問題的規模有所瞭解了。在銀行放鬆管制和私有化後，短短七年時間，冰島的金融機構就累積了750億美元的外債。哈爾德在向全國演講時提到了美國7000億美元金融援救計畫，從這個角度來說明這個問題：“美國政府當局為拯救他們的銀行系統而提出的龐大措施只占美國GDP的5%都不到。然而，冰島各家銀行的經濟負債總額是冰島GDP的好多倍。”
人均欠債逾25萬美元
而這就是關鍵。冰島各家銀行的債務，相當於冰島男女老少每人欠下超過25萬美元，無力償債時，就使中央銀行本不雄厚的儲備背負了無法承受的負擔。而且冰島人的確違約了。
冰島國內不乏眾多警告的聲音，但都被關注于這個國家烏雞變鳳凰般地興起的媒體所湮沒了。然而，冰島人的意見是有分歧的。對於一些人，他們維京掠奪者式的成功，買下一整條英國繁華商業街，有人甚至收購了最值錢的擺設——一家英超足球俱樂部，標誌著黃金時代的到來。雷克雅未克從一個安寧、偏安一隅的漁港向一個倉促金融中心的轉變是如此快速而徹底，音樂家比約克和Sigur Ros樂隊，以及丹麥籍冰島藝術家奧拉富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吸引著全球的觀眾，文化聲望與金融成功齊頭並進。冰島人能在全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面前高昂著他們的頭。
10月26日，因小說《101雷克雅未克》(101 Reykjavik)而聞名的豪格雷默•赫爾蓋森(Hallgrimur Helgason)在一份星期日報紙上發表了一封致國家的信，信中寫到：“在內心深處，我們崇拜這些巨人，這些貨幣明星。我們懷著敬畏之心關注他們的冒險，當他們支持藝術和慈善時，稱讚他們。我們從沒有過這樣聰明的生意人，1000年來都不曾有過，更不要說在其他國家裏打勝仗的人……”
對於其他一些人，這種增長實在太快了，改變也太過激了。許多人對過多的維京掠奪者感到不安。獨家裝飾的私家噴射機、愛爾頓•約翰(Elton John)派對、在聖莫里茨、紐約和倫敦的住所，以及聖特羅佩的遊艇，都在《Sed og Heyrt》裏炫耀性地展示著，重要的是，它們都不是冰島的。《Sed og Heyrt》相當於冰島的《Hello!》雜誌。公眾意見裏有一股強烈的暗潮在湧動，認為所有這些奢侈生活方式和無節制的炫耀性展示正導致冰島與這個國家的千年傳統脫離。豪格雷默在他致國家的信中繼續寫道：“這都是為了樹立個人形象，而不是為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積累任何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生活在海外的冰島人回到祖國時，認不出他們自己的國家。”
英國凍結冰島銀行資產
冰島三大主要銀行Landsbanki、Kaupthing和Glitnir的倒閉給北歐50萬儲戶帶來了80億英鎊的潛在損失，其中絕大部分是英國人，當人們悲傷地意識到這點時，對冰島悲慘境遇的國際同情不復存在了。在冰島，英國國內尖銳的媒體反應被廣泛報導。英國政府動用反恐怖立法，凍結Landsbanki的資產，把冰島銀行業系統推向深淵。在冰島國內，這個動作被視為可恨和不必要的。幾天後，剩餘的一家還能維持的銀行Kaupthing也倒閉了。
隨後，Landsbanki上了英國財政部的金融制裁名單，與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為伍。冰島報紙上複印刊登了這張英國政府網頁，並且建立了一個新網站www.indefence.is。網站上有一幅圖片，是一位元年輕女孩，舉著一幅標語，上面寫著：“布朗先生，我不是恐怖分子”。
每年這個時候，冰島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是週六晚上的Spaugstofan，字面意思就是《惡搞堂》(Spoof Room)。它是一台無計劃性的節目，但過去幾周的事件給撰稿人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來源。最近演的一個名為Icetanic的小品，就是對電影《泰坦尼克》的很好惡搞，其中蓋爾•哈爾德和央行行長大衛•奧德森(David Oddsson)站在“永不沉經濟”號的艦橋上。一幅素描畫的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正把冰島人扔下救生筏。“回到水裏去吧，你們屬於那裏，你們這些恐怖主義雜種！”他叫嚷著把另一個扔出船外。
當我設法向一位在英國從事銀行工作的朋友解釋冰島的困境時，我得到的卻是冷淡的反應。“你一定是瘋了，羅伯特！他們可能並沒有身穿穆斯林女子的長袍，也沒有腰纏幾千克的塑性炸藥。但是走進繁華商業街，說服慈善基金、退休人員和當地政府來存錢，然後消失，卷走近80億英鎊，即便按照倫敦金融城的標準，這種行徑也是很糟糕的。金融恐怖主義，大騙局，隨便你稱它什麼，但政府得採取行動，而且要快速行動，以阻止資金撤離這個國家。”
北極圈往南哪怕一度，“瘋了”這個詞就不適用，但如果其北方的相應表述方式是“到北極去”，那我顯然是去了。
泡沫破滅該怪誰？
責怪的遊戲已經開始，恐懼、憤怒、嫉妒和內疚混合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情感大雜燴，冰島人試圖接受這一切。他們分成兩派，有的怪罪於那些維京掠奪者，有的怪罪連續幾屆政府和央行放任他們自行其是。
以前在冰島幾乎沒聽說過的遊行示威出現了，很多家庭向議會大廈行進，沿途吊死奧德森的模擬像。
各種維京掠奪者中，只有一位，讓Baugur集團馳名的揚•艾斯格(Jon Asgeir)，敢在電視談話節目上露面並承擔後果。但當他回到冰島國內，英國億萬商業大亨菲力浦•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緊隨其後時，任何對他的暫時好感都消失了。他們一起提出收購Baugur的債務，當時據報導有20億英鎊，從而收購該集團的英國零售業務，包括以很大的折價收購House of Fraser和Hamleys，過程中涉及大量的壞賬註銷。
最說明問題的事情之一是，揚•艾斯格因聽到消息說政府已將Glitnir銀行(他的投資工具Stodir是該行主要股東)國有化，將他的持股一筆勾銷，令他名下Baugur商業帝國債務深重的紙板房岌岌可危的時候，就乘坐他的私人飛機離開了。日報《Morgunbladid》拍到了照片，照片上那架漆成黑色、外形圓滑得像隱形轟炸機一樣的私人飛機，正從機庫裏滑行出來。就像離開西貢的最後一架直升飛機，艾斯格的飛機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象徵著冰島用債務支撐的消費狂歡的落幕。
直到今天，布約高爾福•索爾(Bjorgolfur Thor)和他的父親布約高爾福•古德蒙森(Bjorgolfur Gudmundsson)不得不藏匿行蹤。他們合計擁有Landsbank的多數股權，古德蒙森還擁有足球俱樂部西漢姆聯隊。他們的飛機也從飛機棚裏飛出去了。在港口旁的市中心，他們名下的地標式項目國家音樂廳現在估計不知哪天說停就停了。雄視雷克雅未克的哈爾格裏姆大教堂(Hallgrimskirkja)引人注目，但由於缺少資金，花了40多年時間完工，和教堂一樣，這座音樂廳要等到這個國家時
來運轉才有望竣工。
政府已宣佈將開展一次徹底調查，查清發生了什麼事，並決定誰要負責任。它將被稱為《白皮書》，並且“為了得到真相要挖地三尺”。這本東西不會薄。
再一次白手起家
我們現在生活在外匯禁閉期，雖然政府已向每個人保證，有充足的外匯儲備購買石油、糧食和醫療用品這樣的必需品來過冬，但此類保證只是在認為這些商品是理所當然的人們中間製造了更多的焦慮感。
也有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國際貨幣基金2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方案正進入出爐前的最後階段，這有可能導致北歐各央行再進一步聯合援助40億美元。這些資金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將把外部金融控制強加給冰島，嚴重侵犯冰島來之不易的主權獨立。但這些錢應能給冰島貨幣和一個四面楚歌的民族注入一些急需的信心。
冰島有句話是這麼說的：“我們白手起家。”不管是誰想出了這句話，他一定估計不到，在2008年它仍是那麼的恰如其分。在這一年，這個國家開始了重建過程，重建其經濟和它最為渴求的東西——名譽。
那將是一場漫長而艱難的奮鬥。
注：本文作者羅伯特•傑克遜是一位元英國記者，2003年以來一直在冰島居住。
譯者/紅嶺
延伸閱讀:
冰島之劫（上）
29 November 2008
【FT】冰島之劫（上）
作者：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Jackson)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11-27
設想把愛爾蘭順時針旋轉90度，放大三分之一，就好像掛在北極圈上的一塊墜子。給腳下的地殼開一條縫，釋放出無窮無盡的地熱蒸汽，接著將冰島200海裏領海養滿鱈魚。
冰島有30萬人口，與考文垂人口數大致相同，其中70%居住在雷克雅末克和阿庫雷裏這兩座城市。他們都有親緣關係，大多數人的祖先都能追溯到逾一千年前的定居時代。這個島賦予了這些人產業和雄心。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千年來差不多沒怎麼變化，他們有著文學傳統，三份全國性報紙，兩個電視頻道，免費全民保健和教育，失業率接近零。冰島這個國家在世界生活水準圖表上一直名列前茅。現在你瞭解了冰島在不久前的情況。總的來說，是個還不賴的地方。
現在，讓這個國家幾乎未受監管的銀行從國際批發貨幣市場借入他們國內生產總值10多倍的資金。眼看著一位債務領域的齊伯林伯爵在全世界金融舞臺上推動其自詡的“維京掠奪者”，就像賭棍囤積籌碼一樣蓄積著公司。然後，當飛艇飛回家爆炸，把燃燒著的殘骸下雨般灑向這個一度自豪但卻很渺小的國度時，卻袖手旁觀。
你看到的正是冰島如今的情形——經濟“9/11”的受害者，世界上少有的幾個能用“金融災難”來形容而不用擔心用詞誇大的地方之一。
冰島白天沒有電視。父母們在上班，孩子們在上學，所以，唯一播送的是過去年代的特徵——測試圖像。下午三點左右，發射機開啟，一張桌子後面出現的是臉色陰鬱的首相蓋爾•哈爾德(Geir Haarde)，旁邊是一面國旗，必定是什麼嚴重的事——的確是這樣。這個國家到了破產的邊緣，政府接管了銀行，並將全面掌權，以確保國家及其儲戶的安全。
我看的時候覺得，對那些生活在衰退島嶼上的可憐人，一股同情之情油然而生——直到我明白過來，發現自己也是其中一員。最近的事件血洗了我60%的淨值，讓我的生活成本上漲了逾20%。冰島的苦難也是我的苦難。當時，我未能領會到這一空前電視講話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它結束的方式。
“同胞們……如果有某個時刻需要冰島舉國站在一起面對逆境展現堅毅，那麼現在就是這一時刻。我號召所有人一起來保衛我們每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保護那些將挺過現在開始的風暴存活下來的價值觀念。我號召家庭一起來討論，不要讓焦慮占了上風，即使前景對很多人來說很黯淡。我們要向孩子們解釋，世界並沒有在懸崖的邊緣，我們都需要發現一種內在的勇氣來展望未來……因此，以冰島人的樂觀、堅毅和團結為武器，我們將安然度過風暴。”
“上帝保佑冰島。”
我的伴侶艾達(Edda)坐在沙發上，在我身邊淚流滿面。
那天是10月6日，下午晚些時候，開車穿過市中心，一開始還給了我點安慰的理由。雷克雅未克的高峰時段，道路一如平常般擁擠，堵了半個小時，航班進出市區機場，學生們從學校和大學放學回家——注意這裏用了複數——而探視病人的去醫院，健身愛好者們去運動俱樂部。雷克雅未克表面看上去一切正常。
但是，汽車收音機裏每小時播報一次的新聞快報，傳來一幅不同的景象。冰島克郎在資本市場被凍結，現在則外溢到了海外冰島人的日常交易領域。在海外（他們稱之為“til Utlanda”）度假的人們和商務旅行人士發現，他們的信用卡被拒，希望購買外幣的人們找不到願意的賣家，偶爾有一兩個，也要把他們的購匯限在200歐元內。
銀行信用不復存在，人們試圖給自己的現金找一處避險天堂。有人在一家銀行等待了6個小時，他一生的積蓄——逾100萬英鎊的冰島克郎（按1英鎊兌200冰島克郎的匯率）在櫃檯上當面以現金形式點清。“我感覺好象一個無辜的人，被人從床上拖下來，裝進一個桶裏，丟進黃金瀑布(Gullfoss)裏了！”一位元記者在那天早上寫道。“我們被一小撮人打倒了，他們押上了我們國家的財富、名譽和繁榮，一把骰子賭輸贏。”黃金瀑布是冰島旅遊景點之一，高達100英尺，十分壯觀。
在接女兒手球練習結束回來時，我得到消息，說她的俱樂部無法得到所需的外匯，海關無法放行他們的新隊服。這座城市的無數運動隊都依賴當地贊助商，女兒也帶來消息說，她球隊的資金來源可能在今後幾個月枯竭。那天晚上，我們的通訊生命線Skype無法用冰島信用卡更新我們的積點。新聞報導讓海外的朋友們大為驚慌，他們開始發來電子郵件，問我們是否還好。
但與金融困境相比，所有這些都微不足道。現在很大一部分人口面臨這次金融困境，在某些情況下使他們破產。
在冰島，人們很容易申請到100%的抵押貸款，年輕人與父母一起居住到25歲左右的傳統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過去10年間，雷克雅末克的郊區擴大了三分之一，多數是首次買房者的住房。全新的鄰里街坊湧現出來。新的街道住進了年輕夫婦，許多都有孩子，多數都開兩部車，裝修佈置都用宜家提供的最好家居用品。這些全都是100%貸款採購，許多還是用外匯採購的。
冰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除了計息外，還把貸款指數化的國家。這意味著，冰島人從銀行借1000冰島克郎，通貨膨脹上漲5%，銀行年底就把債務增加到1050冰島克郎。對銀行是筆好買賣，對你也不錯——只要地產的價值和你的薪水按通貨膨脹或更高的增率增長。冰島大多數抵押貸款是基於這一懲罰性制度，由於通貨膨脹近20%，1000冰島克郎就會變成1200冰島克郎。利率負擔也會成比例上升。這夠糟的了，但伴隨房價下跌時，意味著許多人面對的是一種尤為殘忍的負資產。這種對高負債借款人的影響，實際上意味著所有冰島人，即便拿兩份收入也會很困難，而且隨著失業勢必猛增，許多家庭將要破產。
一位近30歲的婦女最近首次買房，她說：“我購買公寓100%靠的是貸款。我把儲蓄投進Kaupthing銀行的貨幣市場帳戶，因為它承諾高利率，把養老金存入該銀行的Vista 1，退休時我就擁有一百萬。兩個基金都基於股票投資，我知道它們是有風險的——但我吞下了誘餌並承擔了風險。現在，這些錢，不說全部吧，大多數都虧了。”
冰島人天性節儉。冰島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擁有能滿足老年人口需要的養老金體系的國家之一，或許是唯一的一個。但近年來，銀行說服許多老年人把儲蓄投資到高收益貨幣市場帳戶上。由於銀行業體系崩潰，這樣帳戶中有許多出現了龐大的註銷減計，有些現在連先前價值的一半都不到。人們留出來補充養老金的錢損失慘重。
冰島時尚“大使”比約克(Bjork)10月28日在《時代週刊》(The Times)上總結說：“年輕家庭面臨失去住房的危險，老年則人面臨失去養老金的危險。這是災難性的。社會上也怨聲載道。冰島最大的六位風險資本家在公共場合、上電視和電臺節目時被噓；憤怒的呼聲堅持要求他們變賣所有財物，把收入交給國家。據披露，一些個人把龐大的貸款弄到了國外，而冰島人卻不完全知情。現在，這個國家似乎要承擔責任，不得不償還這些錢。”
一條用被單自製的橫幅懸在雷克雅未克高速公路主幹道上，系在一座橋的欄杆上。“Stondum Saman!”它呼喊道。“我們聯合起來！”這是一個陷入重重困境的國家新的集結號。
數個世紀以來，冰島人見證了他們的經濟不時起起落落，但總是平靜地應對。或許他們在捕魚和農業方面的傳統，讓他們能鎮定自若地迎接好年景和壞年景。現在他們必須同樣應付經濟困境的襲擊。要理解是什麼導致了這場危機，需要一點對歷史的瞭解。因為這裏稱為Kreppa的這場危機，與其他危機不同。
對冰島人來說，他們的黃金時期是9世紀時剛在這塊土地上定居下來後不久。阿爾庭(Althing)是立法議會，可追溯到930年，是維京人的傳統，文學經典北歐傳說和古冰島二文集，這些是冰島的文化基石。但在那以後，冰島幾乎從歷史書中消失了。當農業革命、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來來去去，當優美的歐洲城市在興建，當米開朗基羅到莫札特等藝術家接連不斷地創作作品時，當偉大的創造發明出現時，冰島人正盤坐在他們的草皮屋裏，迎接最艱難的挑戰——生存。
他們歷經瘟疫、饑荒、地震和火山爆發存活下來。有時候，一些人甚至考慮要放棄這個島嶼。但他們堅持留下了。他們留下了，生存下來了。冰島人會告訴你，只有最適者才能生存，但那只是故事的一半，因為生存需要另一個關鍵屬性：頑強。冰島人毫無疑問擁有這種屬性。那是一種民族特性，他們認為，那是種美德而不是弱點。那來自於經歷並忍受艱難困苦。它意味著，出色完成任務，從中找到滿足並堅持；從家庭和親族中找到安慰和慰藉，並被那些家庭聯繫和義務約束。或許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信奉個人獨立，使之成為國家觀構成的一部分，並為這種獨立而戰。簡言之，這個國家有其價值觀。
而正是這一點把這次災難和以往的地震和瘟疫區別開。這是一場人為災難，更糟的是，造成這場災難的是一小群冰島人，他們啟程去征服金融世界，卻失敗而歸併遭到羞辱。這個國家瀕臨破產，對維京種族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國際聲譽被毀壞。它受傷了。
……
（待續）
（注：作者是一位元英國記者，自從2003年以來一直居住在冰島。）
譯者/紅嶺
延伸閱讀:
冰島之劫（下）
設想把愛爾蘭順時針旋轉90度，放大三分之一，就好像掛在北極圈上的一塊墜子。給腳下的地殼開一條縫，釋放出無窮無盡的地熱蒸汽，接著將冰島200海裏領海養滿鱈魚。
冰島有30萬人口，與考文垂人口數大致相同，其中70%居住在雷克雅末克和阿庫雷裏這兩座城市。他們都有親緣關係，大多數人的祖先都能追溯到逾一千年前的定居時代。這個島賦予了這些人產業和雄心。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千年來差不多沒怎麼變化，他們有著文學傳統，三份全國性報紙，兩個電視頻道，免費全民保健和教育，失業率接近零。冰島這個國家在世界生活水準圖表上一直名列前茅。現在你瞭解了冰島在不久前的情況。總的來說，是個還不賴的地方。
現在，讓這個國家幾乎未受監管的銀行從國際批發貨幣市場借入他們國內生產總值10多倍的資金。眼看著一位債務領域的齊伯林伯爵在全世界金融舞臺上推動其自詡的“維京掠奪者”，就像賭棍囤積籌碼一樣蓄積著公司。然後，當飛艇飛回家爆炸，把燃燒著的殘骸下雨般灑向這個一度自豪但卻很渺小的國度時，卻袖手旁觀。
你看到的正是冰島如今的情形——經濟“9/11”的受害者，世界上少有的幾個能用“金融災難”來形容而不用擔心用詞誇大的地方之一。
冰島白天沒有電視。父母們在上班，孩子們在上學，所以，唯一播送的是過去年代的特徵——測試圖像。下午三點左右，發射機開啟，一張桌子後面出現的是臉色陰鬱的首相蓋爾•哈爾德(Geir Haarde)，旁邊是一面國旗，必定是什麼嚴重的事——的確是這樣。這個國家到了破產的邊緣，政府接管了銀行，並將全面掌權，以確保國家及其儲戶的安全。
我看的時候覺得，對那些生活在衰退島嶼上的可憐人，一股同情之情油然而生——直到我明白過來，發現自己也是其中一員。最近的事件血洗了我60%的淨值，讓我的生活成本上漲了逾20%。冰島的苦難也是我的苦難。當時，我未能領會到這一空前電視講話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它結束的方式。
“同胞們……如果有某個時刻需要冰島舉國站在一起面對逆境展現堅毅，那麼現在就是這一時刻。我號召所有人一起來保衛我們每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保護那些將挺過現在開始的風暴存活下來的價值觀念。我號召家庭一起來討論，不要讓焦慮占了上風，即使前景對很多人來說很黯淡。我們要向孩子們解釋，世界並沒有在懸崖的邊緣，我們都需要發現一種內在的勇氣來展望未來……因此，以冰島人的樂觀、堅毅和團結為武器，我們將安然度過風暴。”
“上帝保佑冰島。”
我的伴侶艾達(Edda)坐在沙發上，在我身邊淚流滿面。
那天是10月6日，下午晚些時候，開車穿過市中心，一開始還給了我點安慰的理由。雷克雅未克的高峰時段，道路一如平常般擁擠，堵了半個小時，航班進出市區機場，學生們從學校和大學放學回家——注意這裏用了複數——而探視病人的去醫院，健身愛好者們去運動俱樂部。雷克雅未克表面看上去一切正常。
但是，汽車收音機裏每小時播報一次的新聞快報，傳來一幅不同的景象。冰島克郎在資本市場被凍結，現在則外溢到了海外冰島人的日常交易領域。在海外（他們稱之為“til Utlanda”）度假的人們和商務旅行人士發現，他們的信用卡被拒，希望購買外幣的人們找不到願意的賣家，偶爾有一兩個，也要把他們的購匯限在200歐元內。
銀行信用不復存在，人們試圖給自己的現金找一處避險天堂。有人在一家銀行等待了6個小時，他一生的積蓄——逾100萬英鎊的冰島克郎（按1英鎊兌200冰島克郎的匯率）在櫃檯上當面以現金形式點清。“我感覺好象一個無辜的人，被人從床上拖下來，裝進一個桶裏，丟進黃金瀑布(Gullfoss)裏了！”一位元記者在那天早上寫道。“我們被一小撮人打倒了，他們押上了我們國家的財富、名譽和繁榮，一把骰子賭輸贏。”黃金瀑布是冰島旅遊景點之一，高達100英尺，十分壯觀。
在接女兒手球練習結束回來時，我得到消息，說她的俱樂部無法得到所需的外匯，海關無法放行他們的新隊服。這座城市的無數運動隊都依賴當地贊助商，女兒也帶來消息說，她球隊的資金來源可能在今後幾個月枯竭。那天晚上，我們的通訊生命線Skype無法用冰島信用卡更新我們的積點。新聞報導讓海外的朋友們大為驚慌，他們開始發來電子郵件，問我們是否還好。
但與金融困境相比，所有這些都微不足道。現在很大一部分人口面臨這次金融困境，在某些情況下使他們破產。
在冰島，人們很容易申請到100%的抵押貸款，年輕人與父母一起居住到25歲左右的傳統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過去10年間，雷克雅末克的郊區擴大了三分之一，多數是首次買房者的住房。全新的鄰里街坊湧現出來。新的街道住進了年輕夫婦，許多都有孩子，多數都開兩部車，裝修佈置都用宜家提供的最好家居用品。這些全都是100%貸款採購，許多還是用外匯採購的。
冰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除了計息外，還把貸款指數化的國家。這意味著，冰島人從銀行借1000冰島克郎，通貨膨脹上漲5%，銀行年底就把債務增加到1050冰島克郎。對銀行是筆好買賣，對你也不錯——只要地產的價值和你的薪水按通貨膨脹或更高的增率增長。冰島大多數抵押貸款是基於這一懲罰性制度，由於通貨膨脹近20%，1000冰島克郎就會變成1200冰島克郎。利率負擔也會成比例上升。這夠糟的了，但伴隨房價下跌時，意味著許多人面對的是一種尤為殘忍的負資產。這種對高負債借款人的影響，實際上意味著所有冰島人，即便拿兩份收入也會很困難，而且隨著失業勢必猛增，許多家庭將要破產。
一位近30歲的婦女最近首次買房，她說：“我購買公寓100%靠的是貸款。我把儲蓄投進Kaupthing銀行的貨幣市場帳戶，因為它承諾高利率，把養老金存入該銀行的Vista 1，退休時我就擁有一百萬。兩個基金都基於股票投資，我知道它們是有風險的——但我吞下了誘餌並承擔了風險。現在，這些錢，不說全部吧，大多數都虧了。”
冰島人天性節儉。冰島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擁有能滿足老年人口需要的養老金體系的國家之一，或許是唯一的一個。但近年來，銀行說服許多老年人把儲蓄投資到高收益貨幣市場帳戶上。由於銀行業體系崩潰，這樣帳戶中有許多出現了龐大的註銷減計，有些現在連先前價值的一半都不到。人們留出來補充養老金的錢損失慘重。
冰島時尚“大使”比約克(Bjork)10月28日在《時代週刊》(The Times)上總結說：“年輕家庭面臨失去住房的危險，老年則人面臨失去養老金的危險。這是災難性的。社會上也怨聲載道。冰島最大的六位風險資本家在公共場合、上電視和電臺節目時被噓；憤怒的呼聲堅持要求他們變賣所有財物，把收入交給國家。據披露，一些個人把龐大的貸款弄到了國外，而冰島人卻不完全知情。現在，這個國家似乎要承擔責任，不得不償還這些錢。”
一條用被單自製的橫幅懸在雷克雅未克高速公路主幹道上，系在一座橋的欄杆上。“Stondum Saman!”它呼喊道。“我們聯合起來！”這是一個陷入重重困境的國家新的集結號。
數個世紀以來，冰島人見證了他們的經濟不時起起落落，但總是平靜地應對。或許他們在捕魚和農業方面的傳統，讓他們能鎮定自若地迎接好年景和壞年景。現在他們必須同樣應付經濟困境的襲擊。要理解是什麼導致了這場危機，需要一點對歷史的瞭解。因為這裏稱為Kreppa的這場危機，與其他危機不同。
對冰島人來說，他們的黃金時期是9世紀時剛在這塊土地上定居下來後不久。阿爾庭(Althing)是立法議會，可追溯到930年，是維京人的傳統，文學經典北歐傳說和古冰島二文集，這些是冰島的文化基石。但在那以後，冰島幾乎從歷史書中消失了。當農業革命、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來來去去，當優美的歐洲城市在興建，當米開朗基羅到莫札特等藝術家接連不斷地創作作品時，當偉大的創造發明出現時，冰島人正盤坐在他們的草皮屋裏，迎接最艱難的挑戰——生存。
他們歷經瘟疫、饑荒、地震和火山爆發存活下來。有時候，一些人甚至考慮要放棄這個島嶼。但他們堅持留下了。他們留下了，生存下來了。冰島人會告訴你，只有最適者才能生存，但那只是故事的一半，因為生存需要另一個關鍵屬性：頑強。冰島人毫無疑問擁有這種屬性。那是一種民族特性，他們認為，那是種美德而不是弱點。那來自於經歷並忍受艱難困苦。它意味著，出色完成任務，從中找到滿足並堅持；從家庭和親族中找到安慰和慰藉，並被那些家庭聯繫和義務約束。或許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信奉個人獨立，使之成為國家觀構成的一部分，並為這種獨立而戰。簡言之，這個國家有其價值觀。
而正是這一點把這次災難和以往的地震和瘟疫區別開。這是一場人為災難，更糟的是，造成這場災難的是一小群冰島人，他們啟程去征服金融世界，卻失敗而歸併遭到羞辱。這個國家瀕臨破產，對維京種族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國際聲譽被毀壞。它受傷了。
……
（待續）
（注：作者是一位元英國記者，自從2003年以來一直居住在冰島。）
譯者/紅嶺
延伸閱讀:
冰島之劫（下）
18 November 2008
【FT】宏觀經濟政策對穩定至關重要
作者：歐洲央行行長 讓-克勞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11-18
金融市場動盪如今已讓全球焦慮了一年多。經歷了長期穩定後，2007年成為一個轉捩點，始於這一年的金融市場動盪將長久留在人們的記憶裏。世界各地的央行、監管機構和政府已經——而且將繼續——對日益顯現的脆弱性和風險轉變為現實做出果斷回應，以儘快恢復有利於增長的穩定和條件。
此次危機的根源在於風險被廣泛低估，其中包括單位風險定價過低，以及金融業經營者自身承擔的風險數量被低估。2006年至2007年初，幾位決策者曾指出，市場參與者需要為大幅回調做準備。作為由央行行長參加的全球經濟會議的主席，我本人曾述說過我的同事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同時，一些金融穩定報告（包括歐洲央行(ECB)、國際清算銀行(BIS)、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以及其他機構的報告）對市場脆弱性進行了分析，並對正在出現的薄弱之處提出了警告。
許多因素都對2007年年中之前的金融環境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銀行業“放款加轉銷”(originate and distribute)模式的推廣導致了信用風險持有者與監控及管理者的分離。投資者想當然地認為放貸機構會進行適當的風險管理，卻沒有“情況確實會如此”的任何保證。他們將所有的信任都交給了評級機構評估新型工具風險的能力。此外，考慮到一些大型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和資本的總規模，它們的風險過於集中。儘管在系統層面上，風險大面積擴散通常是一個穩定因素，但在全球信心喪失等極端情況下，其影響無疑會波及整個體系。今年9月中旬就發生了這一程度的信心喪失。
我們在應對當前形勢時，還必須著手設計可持續加強全球金融體系的方案。金融穩定論壇已經從危機中汲取了教訓，其工作成果亦有賴於國際社會的努力。在這種背景下，為了修正廣泛的大規模風險低估，有三個因素尤其要得到解決：短期主義、缺乏透明度和過度的順週期性。
現代金融體系偏愛有望在短期內獲得高回報的投資工具和仲介機構。金融機構面臨壓力，需要遵從可以帶來高額短期收益的策略。這一過程往往導致羊群行為(herding behaviour)，使風險控制很容易變為次要問題。我們需要抵制這些機制，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在短期與長期投資者和仲介機構之間謀求平衡。對市場參與者的激勵需要在這方面得到增強，手段包括修訂內部賠償方案。
第二個因素涉及透明度。儘管在監管和資訊技術方面取得了進步和發展，金融體系對於風險最終落在何處卻缺乏透明度。有兩個例子說明了這一問題：結構性金融產品的極度複雜性，即使富有經驗的投資者也無法正確予以評估；以及對某些金融結構監管的缺失。因此，監管者尤其需要對結構性金融產品交易市場嚴格要求，並對以前不受監管的機構提高報告要求。
最後，金融體系中的順週期行為非常明顯。但在當前的全球金融體系中，有一些機制加劇了波動。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將有效的金融體系作為經濟增長引擎加以保護，同時確保其穩定性。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制定的資本要求和供應規定，以及行業管理結構（尤其在風險管理領域），需要遏制上升時期的過度冒險行為，勸阻在企業和家庭最需要信貸時的過度保守主義。
對金融體系進行雄心勃勃的有效改革很有必要，但還不足以重建穩定的全球經濟秩序。持久的金融穩定還需要著眼於中期、以穩定為目標、可自我維繫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意味著必須避免嚴重的國內失衡，而且必須將人們的期望與中期可持續性牢牢綁定。畢竟，順週期性的來源可能不僅僅是監管政策，可能還有同樣不受歡迎的宏觀經濟政策。因此，從全球而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必須大力加強對有關整個體系的經濟體的監督。
上述舉措可以建立在IMF與關鍵合作夥伴多邊協商的基礎上。要促進穩定，幫助實現短期和長期繁榮之間的更好均衡，就需要加強全球經濟的紀律性。
本文作者為歐洲央行行長。本文基於其在歐洲央行第五屆中央銀行大會上的一篇講話:《歐元十年：教訓與挑戰》(The euro at ten: lessons and challeng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3142
金融市場動盪如今已讓全球焦慮了一年多。經歷了長期穩定後，2007年成為一個轉捩點，始於這一年的金融市場動盪將長久留在人們的記憶裏。世界各地的央行、監管機構和政府已經——而且將繼續——對日益顯現的脆弱性和風險轉變為現實做出果斷回應，以儘快恢復有利於增長的穩定和條件。
此次危機的根源在於風險被廣泛低估，其中包括單位風險定價過低，以及金融業經營者自身承擔的風險數量被低估。2006年至2007年初，幾位決策者曾指出，市場參與者需要為大幅回調做準備。作為由央行行長參加的全球經濟會議的主席，我本人曾述說過我的同事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同時，一些金融穩定報告（包括歐洲央行(ECB)、國際清算銀行(BIS)、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以及其他機構的報告）對市場脆弱性進行了分析，並對正在出現的薄弱之處提出了警告。
許多因素都對2007年年中之前的金融環境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銀行業“放款加轉銷”(originate and distribute)模式的推廣導致了信用風險持有者與監控及管理者的分離。投資者想當然地認為放貸機構會進行適當的風險管理，卻沒有“情況確實會如此”的任何保證。他們將所有的信任都交給了評級機構評估新型工具風險的能力。此外，考慮到一些大型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和資本的總規模，它們的風險過於集中。儘管在系統層面上，風險大面積擴散通常是一個穩定因素，但在全球信心喪失等極端情況下，其影響無疑會波及整個體系。今年9月中旬就發生了這一程度的信心喪失。
我們在應對當前形勢時，還必須著手設計可持續加強全球金融體系的方案。金融穩定論壇已經從危機中汲取了教訓，其工作成果亦有賴於國際社會的努力。在這種背景下，為了修正廣泛的大規模風險低估，有三個因素尤其要得到解決：短期主義、缺乏透明度和過度的順週期性。
現代金融體系偏愛有望在短期內獲得高回報的投資工具和仲介機構。金融機構面臨壓力，需要遵從可以帶來高額短期收益的策略。這一過程往往導致羊群行為(herding behaviour)，使風險控制很容易變為次要問題。我們需要抵制這些機制，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在短期與長期投資者和仲介機構之間謀求平衡。對市場參與者的激勵需要在這方面得到增強，手段包括修訂內部賠償方案。
第二個因素涉及透明度。儘管在監管和資訊技術方面取得了進步和發展，金融體系對於風險最終落在何處卻缺乏透明度。有兩個例子說明了這一問題：結構性金融產品的極度複雜性，即使富有經驗的投資者也無法正確予以評估；以及對某些金融結構監管的缺失。因此，監管者尤其需要對結構性金融產品交易市場嚴格要求，並對以前不受監管的機構提高報告要求。
最後，金融體系中的順週期行為非常明顯。但在當前的全球金融體系中，有一些機制加劇了波動。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將有效的金融體系作為經濟增長引擎加以保護，同時確保其穩定性。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制定的資本要求和供應規定，以及行業管理結構（尤其在風險管理領域），需要遏制上升時期的過度冒險行為，勸阻在企業和家庭最需要信貸時的過度保守主義。
對金融體系進行雄心勃勃的有效改革很有必要，但還不足以重建穩定的全球經濟秩序。持久的金融穩定還需要著眼於中期、以穩定為目標、可自我維繫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意味著必須避免嚴重的國內失衡，而且必須將人們的期望與中期可持續性牢牢綁定。畢竟，順週期性的來源可能不僅僅是監管政策，可能還有同樣不受歡迎的宏觀經濟政策。因此，從全球而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必須大力加強對有關整個體系的經濟體的監督。
上述舉措可以建立在IMF與關鍵合作夥伴多邊協商的基礎上。要促進穩定，幫助實現短期和長期繁榮之間的更好均衡，就需要加強全球經濟的紀律性。
本文作者為歐洲央行行長。本文基於其在歐洲央行第五屆中央銀行大會上的一篇講話:《歐元十年：教訓與挑戰》(The euro at ten: lessons and challeng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3142
21 October 2008
【FT】布希是如何應對金融危機的？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約翰•加普(John Gapper) 2008-10-21
歷史將這樣記載，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在任期內遭遇過兩大危機：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
布希對第一個危機的反應是，告訴全球其他國家：“要麼支持我們，要麼反對我們”，並拉上英國入侵伊拉克。布希對第二個危機的反應是，傾聽全球各國財長意見，並採取類似歐洲的做法，斥資購入銀行股權。
我贊成布希對第二個危機的反應。
鑒於市場仍極度恐慌，銀行不願彼此拆借，宣佈解決金融危機“任務完成”還為時尚早。但全球紓困計畫的最新版本，至少讓人們看到成功的希望。
就我個人而言，與布希的伊拉克戰爭計畫相比，我對目前的紓困計畫更有信心。其中部分原因在於，布希政府就美國紓困計畫初稿，與目的相同的國際領導人有所討論，這有助於美國集思廣益。全球委員會設計的東西總是會有缺陷，但在缺乏信用的情況下採取單邊行動會更糟。
美國這種新的做法，讓歐洲央行行長讓-克勞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 在週二紐約經濟俱樂部(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會議上感到興奮。面對金融家和包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姆•蓋斯納(Tim Geithner)在內的央行官員，特裏謝發表了演講。看上去，他似乎覺得沒有什麼比美歐互動更值得高興。
特裏謝稱，“我很高興與美聯儲擁有極其密切的聯繫，”並特意對“本、科恩和蒂姆”致以最熱烈的敬意。聽上去，這像是某種不雅的、歐洲大陸版4P。其實，特裏謝談的卻是出席布魯塞爾金融政策會議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美聯儲副主席唐納德•科恩(Donald Kohn)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姆•蓋斯納(Tim Geithner)。
實際上，儘管布希和美國財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抵制銀行國有化的想法，他們卻不得不轉變立場。英國收購了包括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蘇格蘭哈裏法克斯銀行(HBOS)在內的英國銀行股份，德國和法國也將隨後效仿，這些舉措都是超出政治家掌控之外的。
由於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獨自買單，對主張多邊合作的人來說，也不能算是什麼勝利。他們努力處理的問題都太複雜，如人們對銀行和其他機構喪失信心，以及人們對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擔憂，以致於無法由一個國家獨力解決。
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首席執行官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認為，各國政府採取的措施是“關聯，而非合作”。太平洋投資管理是一家債券資產管理集團，而埃利安是今年“《金融時報》/高盛年度最佳圖書獎”獲得者。
就像特裏謝昭示的那樣，各國央行相互合作，聯手採取措施，而這些央行之所以能如此行事在於它們獨立于本國選民。各國央行不僅聯手降息，而且還建立貨幣互換安排，以允許資產負債不匹配的歐洲銀行借入美元。
但是，各國政府大多數都相互觀望，也就是觀察其他人怎麼做，並模仿那些自己喜歡的舉措。由於以下原因，這種方法有效地令人吃驚。
首先，既然我們都進入了未知領域，觀望態度可以允許各國政府在不同的國家進行試驗，觀察政策的運行效果，以及投資者的反應。英國政府對抵押貸款銀行——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紓困，美國對貨幣市場基金進行擔保，以及德國也差不多對銀行存款提供擔保等，均是如此。
第二，對那些不願採取措施，或紓困計畫遭到選民抵制的政府而言，觀望的做法幫了它們的忙。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保爾森最初堅決反對把收購銀行股份作為7000億美元紓困計畫的一部分。
保爾森當時真正的意圖，我們難以確定。最初，他是反對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去收購銀行股份，但後來改變了主意？還是當初他判斷不必做之事，後來成了必做之事？也許，他一直打算這麼做？
從保爾森當的公開聲明中，你可以做出自己的結論。上個月，保爾森對參議院一家委員會稱：“正確的方式不是到處去注資”。上週二，保爾森又轉變立場，藉口是他的計畫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並且會讓“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多數美國人不快”。
事實上，重組銀行資本，從一開始就是正確的。美國通過向銀行注資，而非對壞債重新估值而引誘私人資本注入銀行，得到了更多的價值。
畢竟，保爾森沒有在紓困計畫中加上允許自己改變主意的條款，他可能不得不採取務實的做法。要是提及任何國有化的前景，只能激怒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保爾森能讓國會山批准自己的紓困計畫已經很不容易了。
在某種意義上，保爾森的意圖並不重要，因為他在海外合作夥伴和市場力量的幫助下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布希和保爾森被迫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們要麼和歐洲政府一起，要麼市場將反對他們。
對於歐洲國家來說，這一點也適用。對保爾森最初提出的有缺陷的7000億美元的紓困計畫，歐洲國家得以進行評估。無疑，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因提出最好的紓困計畫而獲得讚譽，但他有前車之鑒。
從常識、國際合作、市場機制，或你希望的任何方面來說，都可以把此稱為一場勝利。我相信，這將比布希獨自行動獲得更多的效果。
譯者/趙雁軍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601
歷史將這樣記載，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在任期內遭遇過兩大危機：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
布希對第一個危機的反應是，告訴全球其他國家：“要麼支持我們，要麼反對我們”，並拉上英國入侵伊拉克。布希對第二個危機的反應是，傾聽全球各國財長意見，並採取類似歐洲的做法，斥資購入銀行股權。
我贊成布希對第二個危機的反應。
鑒於市場仍極度恐慌，銀行不願彼此拆借，宣佈解決金融危機“任務完成”還為時尚早。但全球紓困計畫的最新版本，至少讓人們看到成功的希望。
就我個人而言，與布希的伊拉克戰爭計畫相比，我對目前的紓困計畫更有信心。其中部分原因在於，布希政府就美國紓困計畫初稿，與目的相同的國際領導人有所討論，這有助於美國集思廣益。全球委員會設計的東西總是會有缺陷，但在缺乏信用的情況下採取單邊行動會更糟。
美國這種新的做法，讓歐洲央行行長讓-克勞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 在週二紐約經濟俱樂部(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會議上感到興奮。面對金融家和包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姆•蓋斯納(Tim Geithner)在內的央行官員，特裏謝發表了演講。看上去，他似乎覺得沒有什麼比美歐互動更值得高興。
特裏謝稱，“我很高興與美聯儲擁有極其密切的聯繫，”並特意對“本、科恩和蒂姆”致以最熱烈的敬意。聽上去，這像是某種不雅的、歐洲大陸版4P。其實，特裏謝談的卻是出席布魯塞爾金融政策會議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美聯儲副主席唐納德•科恩(Donald Kohn)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姆•蓋斯納(Tim Geithner)。
實際上，儘管布希和美國財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抵制銀行國有化的想法，他們卻不得不轉變立場。英國收購了包括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蘇格蘭哈裏法克斯銀行(HBOS)在內的英國銀行股份，德國和法國也將隨後效仿，這些舉措都是超出政治家掌控之外的。
由於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獨自買單，對主張多邊合作的人來說，也不能算是什麼勝利。他們努力處理的問題都太複雜，如人們對銀行和其他機構喪失信心，以及人們對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擔憂，以致於無法由一個國家獨力解決。
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首席執行官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認為，各國政府採取的措施是“關聯，而非合作”。太平洋投資管理是一家債券資產管理集團，而埃利安是今年“《金融時報》/高盛年度最佳圖書獎”獲得者。
就像特裏謝昭示的那樣，各國央行相互合作，聯手採取措施，而這些央行之所以能如此行事在於它們獨立于本國選民。各國央行不僅聯手降息，而且還建立貨幣互換安排，以允許資產負債不匹配的歐洲銀行借入美元。
但是，各國政府大多數都相互觀望，也就是觀察其他人怎麼做，並模仿那些自己喜歡的舉措。由於以下原因，這種方法有效地令人吃驚。
首先，既然我們都進入了未知領域，觀望態度可以允許各國政府在不同的國家進行試驗，觀察政策的運行效果，以及投資者的反應。英國政府對抵押貸款銀行——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紓困，美國對貨幣市場基金進行擔保，以及德國也差不多對銀行存款提供擔保等，均是如此。
第二，對那些不願採取措施，或紓困計畫遭到選民抵制的政府而言，觀望的做法幫了它們的忙。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保爾森最初堅決反對把收購銀行股份作為7000億美元紓困計畫的一部分。
保爾森當時真正的意圖，我們難以確定。最初，他是反對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去收購銀行股份，但後來改變了主意？還是當初他判斷不必做之事，後來成了必做之事？也許，他一直打算這麼做？
從保爾森當的公開聲明中，你可以做出自己的結論。上個月，保爾森對參議院一家委員會稱：“正確的方式不是到處去注資”。上週二，保爾森又轉變立場，藉口是他的計畫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並且會讓“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多數美國人不快”。
事實上，重組銀行資本，從一開始就是正確的。美國通過向銀行注資，而非對壞債重新估值而引誘私人資本注入銀行，得到了更多的價值。
畢竟，保爾森沒有在紓困計畫中加上允許自己改變主意的條款，他可能不得不採取務實的做法。要是提及任何國有化的前景，只能激怒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保爾森能讓國會山批准自己的紓困計畫已經很不容易了。
在某種意義上，保爾森的意圖並不重要，因為他在海外合作夥伴和市場力量的幫助下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布希和保爾森被迫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們要麼和歐洲政府一起，要麼市場將反對他們。
對於歐洲國家來說，這一點也適用。對保爾森最初提出的有缺陷的7000億美元的紓困計畫，歐洲國家得以進行評估。無疑，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因提出最好的紓困計畫而獲得讚譽，但他有前車之鑒。
從常識、國際合作、市場機制，或你希望的任何方面來說，都可以把此稱為一場勝利。我相信，這將比布希獨自行動獲得更多的效果。
譯者/趙雁軍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601
29 September 2008
【FT】為自由市場一辯
英國《金融時報》社論 2008-09-28
金融系統已岌岌可危。在恣意妄為多年之後，銀行們已幾乎停止同業借貸，此時，美國國會正在考慮是否為它們提供支持。如果銀行系統繼續分崩離析，所產生的經濟後果將十分可怕。但還有一種更大的風險：正在思考華爾街蠢行的政客們，可能由於完全喪失對市場的信心，而得出錯誤的結論，並作出錯誤的決定。
這將不是第一次。1929年華爾街股災後，市場被認為已經失效，美國立法者試圖通過管制找到穿越危機的捷徑。被廣泛效仿的《司莫特-郝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使成千上萬種進口商品的有效稅率提高了三倍，加深了1929年至1933年間的“大蕭條”。而反市場情緒的盛行，讓歐洲一些初具雛形的民主政治付出了更高昂的代價：法西斯主義。
儘管當前危機非常嚴重，但引起如此極端反應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不過，政策制定者完全有可能加重已經由金融行業不負責任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因而，此時我們應該牢記開放的市場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不要忘記那些壓制開放市場的社會將會等到什麼後果。
一些喊得最響的批評家沒有多大興趣弄清問題出在哪里，更沒興趣思考如何補救，也全然不去計畫今後如何防範類似問題。這樣的批評是無益的。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溫•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本周對英國政府出臺賣空禁令大加讚賞。他的同行約翰•撒塔姆(John Sentamu)則宣稱，賣空銀行股的那些人“顯然是銀行劫匪和資產剝奪者”。這些話出自心地善良的人口中，但他們看不到偷車賊、廢品堆放場的機械工以及購買了汽車保險、當車失竊後得到賠償的車主之間有什麼道德或實質上的區別。
美國紐約州司法部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更進一步，將賣空者喻為“颶風後的搶劫者”。這種比喻有失公允。難道賣空者還要遭到美國國民警衛隊的射殺麼？
這類情緒的問題在於，它於事無補。有人喜歡以比喻的手法進行批評 —— 例如“脫韁的資本主義”、“無節制的貪婪”，卻不願意說明他心目中的“韁繩”和“節制”究竟是什麼。
我們首先來看看華盛頓的紓困計畫。為什麼納稅人應該拯救腰纏萬貫的銀行家？我們應該強制他們為此付出什麼代價？這些是自然而然的問題，但並非全部。我們還應當問，納稅人出錢支援銀行系統，是否能夠從中直接或間接地獲益？答案是肯定的。銀行系統瀕臨崩潰，而崩潰將給普通百姓帶來悲慘的後果。盈利企業和信譽良好的消費者將受到損害。成功的救援將可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甚至有微小的機會讓納稅人從中獲利。這就是救援的理由。美國國會對救援計畫詳加審查無可厚非 —— 尤其是考慮到該計畫缺乏監督 —— 但許多議員也許更想借此收拾一下華爾街。
不過，實施更有效的監管，其理由不言自明。人們很難為這樣的銀行系統辯護：銀行高管們拿走數百萬美元的薪酬，而回過頭看，當時他們的業務從根本上就存在著缺陷。這看起來就像是對經營失敗的獎賞。2000年以來，我們已經目睹了兩場金融危機——互聯網泡沫破裂，和當前的銀行業危機。這樣的經歷很難讓人對資本市場當前的效率或透明性抱有信心。
本輪危機常被說成是放鬆監管的結果，但它同樣也是以前實施的、註定會造成惡果的干預的產物。由於優質抵押貸款行業被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壟斷，次級抵押貸款迅速增長。“兩房”是由政府創立、受政府監管、實際上受到政府擔保的機構。證券化是為了繞過資本方面的要求。但它也創造出了沒有多少人能夠理解的金融工具。用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話來說，這些金融工具的確是“金融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資本市場顯然需要更為完善的監管，但政策制定者應當謹防意想不到的後果。市場是試驗場，也往往是錯誤的發生地。市場的優越之處，並非因為它具有完美的效率，而是因為它是一種“獎勵成功，淘汰失敗”的機制。人類至今還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現在不是為自由市場辯護的好時機。然而，我們又必須為之辯護，辯護的理由不僅在於自由市場在提高人們生活水準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紀錄，也在於這句格言：“明智的做法是讓成年人自己做主。”
自由市場並非一種“原教旨主義宗教”。它是一種機制，而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兩百年來，它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即便是在危機重重的今日，本報也以為自由市場辯護為榮。
譯者/岱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238&page=1
金融系統已岌岌可危。在恣意妄為多年之後，銀行們已幾乎停止同業借貸，此時，美國國會正在考慮是否為它們提供支持。如果銀行系統繼續分崩離析，所產生的經濟後果將十分可怕。但還有一種更大的風險：正在思考華爾街蠢行的政客們，可能由於完全喪失對市場的信心，而得出錯誤的結論，並作出錯誤的決定。
這將不是第一次。1929年華爾街股災後，市場被認為已經失效，美國立法者試圖通過管制找到穿越危機的捷徑。被廣泛效仿的《司莫特-郝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使成千上萬種進口商品的有效稅率提高了三倍，加深了1929年至1933年間的“大蕭條”。而反市場情緒的盛行，讓歐洲一些初具雛形的民主政治付出了更高昂的代價：法西斯主義。
儘管當前危機非常嚴重，但引起如此極端反應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不過，政策制定者完全有可能加重已經由金融行業不負責任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因而，此時我們應該牢記開放的市場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不要忘記那些壓制開放市場的社會將會等到什麼後果。
一些喊得最響的批評家沒有多大興趣弄清問題出在哪里，更沒興趣思考如何補救，也全然不去計畫今後如何防範類似問題。這樣的批評是無益的。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溫•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本周對英國政府出臺賣空禁令大加讚賞。他的同行約翰•撒塔姆(John Sentamu)則宣稱，賣空銀行股的那些人“顯然是銀行劫匪和資產剝奪者”。這些話出自心地善良的人口中，但他們看不到偷車賊、廢品堆放場的機械工以及購買了汽車保險、當車失竊後得到賠償的車主之間有什麼道德或實質上的區別。
美國紐約州司法部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更進一步，將賣空者喻為“颶風後的搶劫者”。這種比喻有失公允。難道賣空者還要遭到美國國民警衛隊的射殺麼？
這類情緒的問題在於，它於事無補。有人喜歡以比喻的手法進行批評 —— 例如“脫韁的資本主義”、“無節制的貪婪”，卻不願意說明他心目中的“韁繩”和“節制”究竟是什麼。
我們首先來看看華盛頓的紓困計畫。為什麼納稅人應該拯救腰纏萬貫的銀行家？我們應該強制他們為此付出什麼代價？這些是自然而然的問題，但並非全部。我們還應當問，納稅人出錢支援銀行系統，是否能夠從中直接或間接地獲益？答案是肯定的。銀行系統瀕臨崩潰，而崩潰將給普通百姓帶來悲慘的後果。盈利企業和信譽良好的消費者將受到損害。成功的救援將可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甚至有微小的機會讓納稅人從中獲利。這就是救援的理由。美國國會對救援計畫詳加審查無可厚非 —— 尤其是考慮到該計畫缺乏監督 —— 但許多議員也許更想借此收拾一下華爾街。
不過，實施更有效的監管，其理由不言自明。人們很難為這樣的銀行系統辯護：銀行高管們拿走數百萬美元的薪酬，而回過頭看，當時他們的業務從根本上就存在著缺陷。這看起來就像是對經營失敗的獎賞。2000年以來，我們已經目睹了兩場金融危機——互聯網泡沫破裂，和當前的銀行業危機。這樣的經歷很難讓人對資本市場當前的效率或透明性抱有信心。
本輪危機常被說成是放鬆監管的結果，但它同樣也是以前實施的、註定會造成惡果的干預的產物。由於優質抵押貸款行業被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壟斷，次級抵押貸款迅速增長。“兩房”是由政府創立、受政府監管、實際上受到政府擔保的機構。證券化是為了繞過資本方面的要求。但它也創造出了沒有多少人能夠理解的金融工具。用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話來說，這些金融工具的確是“金融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資本市場顯然需要更為完善的監管，但政策制定者應當謹防意想不到的後果。市場是試驗場，也往往是錯誤的發生地。市場的優越之處，並非因為它具有完美的效率，而是因為它是一種“獎勵成功，淘汰失敗”的機制。人類至今還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現在不是為自由市場辯護的好時機。然而，我們又必須為之辯護，辯護的理由不僅在於自由市場在提高人們生活水準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紀錄，也在於這句格言：“明智的做法是讓成年人自己做主。”
自由市場並非一種“原教旨主義宗教”。它是一種機制，而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兩百年來，它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即便是在危機重重的今日，本報也以為自由市場辯護為榮。
譯者/岱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238&page=1
18 September 2008
【FT】獨立投行的末路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約翰•加普(John Gapper) 2008-09-18
有時我覺得自己二十年的財經記者生涯——先是在倫敦，接著是在紐約——就是在見證投資銀行不是倒閉就是被收購的命運。巴林銀行(Barings)、華寶銀行(SG Warburg)、JP摩根(JPMorgan)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先後落馬，如今則輪到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美林(Merrill Lynch)。
但上周日的情形有所不同，不僅僅是雷曼破產和美林易幟那麼簡單，更昭示了獨立投資銀行的窮途末路。1935年9月16日星期一，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華爾街開業。73年後，幾乎就在同一天，這種經紀自營制度走向了滅亡。
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成了華爾街上碩果僅存的兩家獨立投資銀行（不過就連摩根士丹利也曾在1997年被賣給了Dean Witter）。這兩家投資銀行還能堅持多久、不接受商業銀行的資金支持，仍須拭目以待。
當然，投資銀行在今後還會存在。但它們將變成規模較小的專業化機構，如同昔日的商人銀行。目前，諮詢公司、對沖基金及私人股本基金數目眾多，而華爾街這場重災將催生更多的此類公司。那些失業的金融家總得有事可做。
全能型投資銀行氣數已盡。此類投資銀行既開展代客戶買賣股票和債券、為企業提供建議等服務，也以自有資金進行交易。為了使收入比肩規模更大的機構，雷曼兄弟等投行甘冒風險，而終致沉淪。
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迫使摩根士丹利等證券經紀公司自立門戶，該法案規定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必須分業經營。這些公司的命運可能在1975年5月1日就已註定。當時廢除了證券交易固定傭金制，對經紀業務收入形成擠壓。
“對於股票經紀商而言，五一勞動節的意義莫過於廢除了使他們在繁榮時期更容易賺錢、在市場長期蕭條時多數都能安然渡過難關的制度。”當年《時代》雜誌(Time)如此評論道。在1973年石油危機後，投資銀行就依靠那些傭金渡過歷次金融蕭條時期。
投資銀行接下來享受了30年的繁榮。它們迅速發展，招納成千上萬的員工，在全球各地擴張。上世紀90年代，華爾街大公司“掃蕩”倫敦金融城，一路收編規模較小的商人銀行，如Warburg和施羅德(Schroders)。
然而，在這種表相之下，它們變得越來越喜歡冒險。光靠證券銷售——它們傳統的核心業務——已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因為單筆交易的傭金已降至遠低於1%的水準。因此它們必須尋找其他利潤來源。
它們開始更多地以自有資金（以及後來的客戶資金）押注。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首開先河，設立了自營交易部門，以自有資金押注市場走向。與此同時，該行也代客戶買賣證券。
投資銀行堅稱其防範客戶內幕消息洩露給旗下自營交易員的措施非常嚴密。但“近水樓臺”的優勢無疑是存在的。高盛自營業務的盈利水準就受到同行的豔羨。
投資銀行還將觸角伸到了複雜金融證券的承銷和銷售領域，如債務抵押憑證(CDO)。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聯儲大幅減息，促成了樓市及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繁榮，令投行從中受益。
問題在於，投資銀行進行了最終危及自身生存的賭博。它們沒有充足的資金來應對房地產市場或總體市場的嚴重衰退。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五大投行中（迄今）有三家陷入了資金不足、投資者信心匱乏的境地。
這使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高盛的經歷證明，一家投資銀行或許在風險管理和交易方面經驗豐富。但正如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情況，只要出一個大錯，就可能引發致命的迴圈。即便是美聯儲提供短期融資擔保，也無法使雷曼兄弟逃脫申請破產保護的命運。
在我看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有兩個選擇。一是效仿美林，把自己出售給一家資金雄厚、存款基礎牢固的大型商業銀行。這可以為它們的資本市場業務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援——這塊業務在繁榮時期會成為重要的收入和利潤來源。
其次是大力縮減（或徹底放棄）其經紀自營業務，向大型對沖基金或私人股本基金的模式靠近。以華爾街的行話來說，這等於從“交易型金融機構”向“投資型金融機構”轉變，後者在當下比較有利可圖。縮小規模的好處是它們可以維持較高的利潤率水準。
我猜摩根士丹利將選擇第一種做法，而高盛將選擇第二種做法。見證73年的投資銀行業歷史以這種方式終結令人難過，但否認現實於事無補。向這一切說再見吧！
譯者/岱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017&page=1
有時我覺得自己二十年的財經記者生涯——先是在倫敦，接著是在紐約——就是在見證投資銀行不是倒閉就是被收購的命運。巴林銀行(Barings)、華寶銀行(SG Warburg)、JP摩根(JPMorgan)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先後落馬，如今則輪到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美林(Merrill Lynch)。
但上周日的情形有所不同，不僅僅是雷曼破產和美林易幟那麼簡單，更昭示了獨立投資銀行的窮途末路。1935年9月16日星期一，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華爾街開業。73年後，幾乎就在同一天，這種經紀自營制度走向了滅亡。
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成了華爾街上碩果僅存的兩家獨立投資銀行（不過就連摩根士丹利也曾在1997年被賣給了Dean Witter）。這兩家投資銀行還能堅持多久、不接受商業銀行的資金支持，仍須拭目以待。
當然，投資銀行在今後還會存在。但它們將變成規模較小的專業化機構，如同昔日的商人銀行。目前，諮詢公司、對沖基金及私人股本基金數目眾多，而華爾街這場重災將催生更多的此類公司。那些失業的金融家總得有事可做。
全能型投資銀行氣數已盡。此類投資銀行既開展代客戶買賣股票和債券、為企業提供建議等服務，也以自有資金進行交易。為了使收入比肩規模更大的機構，雷曼兄弟等投行甘冒風險，而終致沉淪。
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迫使摩根士丹利等證券經紀公司自立門戶，該法案規定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必須分業經營。這些公司的命運可能在1975年5月1日就已註定。當時廢除了證券交易固定傭金制，對經紀業務收入形成擠壓。
“對於股票經紀商而言，五一勞動節的意義莫過於廢除了使他們在繁榮時期更容易賺錢、在市場長期蕭條時多數都能安然渡過難關的制度。”當年《時代》雜誌(Time)如此評論道。在1973年石油危機後，投資銀行就依靠那些傭金渡過歷次金融蕭條時期。
投資銀行接下來享受了30年的繁榮。它們迅速發展，招納成千上萬的員工，在全球各地擴張。上世紀90年代，華爾街大公司“掃蕩”倫敦金融城，一路收編規模較小的商人銀行，如Warburg和施羅德(Schroders)。
然而，在這種表相之下，它們變得越來越喜歡冒險。光靠證券銷售——它們傳統的核心業務——已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因為單筆交易的傭金已降至遠低於1%的水準。因此它們必須尋找其他利潤來源。
它們開始更多地以自有資金（以及後來的客戶資金）押注。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首開先河，設立了自營交易部門，以自有資金押注市場走向。與此同時，該行也代客戶買賣證券。
投資銀行堅稱其防範客戶內幕消息洩露給旗下自營交易員的措施非常嚴密。但“近水樓臺”的優勢無疑是存在的。高盛自營業務的盈利水準就受到同行的豔羨。
投資銀行還將觸角伸到了複雜金融證券的承銷和銷售領域，如債務抵押憑證(CDO)。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聯儲大幅減息，促成了樓市及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繁榮，令投行從中受益。
問題在於，投資銀行進行了最終危及自身生存的賭博。它們沒有充足的資金來應對房地產市場或總體市場的嚴重衰退。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五大投行中（迄今）有三家陷入了資金不足、投資者信心匱乏的境地。
這使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高盛的經歷證明，一家投資銀行或許在風險管理和交易方面經驗豐富。但正如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情況，只要出一個大錯，就可能引發致命的迴圈。即便是美聯儲提供短期融資擔保，也無法使雷曼兄弟逃脫申請破產保護的命運。
在我看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有兩個選擇。一是效仿美林，把自己出售給一家資金雄厚、存款基礎牢固的大型商業銀行。這可以為它們的資本市場業務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援——這塊業務在繁榮時期會成為重要的收入和利潤來源。
其次是大力縮減（或徹底放棄）其經紀自營業務，向大型對沖基金或私人股本基金的模式靠近。以華爾街的行話來說，這等於從“交易型金融機構”向“投資型金融機構”轉變，後者在當下比較有利可圖。縮小規模的好處是它們可以維持較高的利潤率水準。
我猜摩根士丹利將選擇第一種做法，而高盛將選擇第二種做法。見證73年的投資銀行業歷史以這種方式終結令人難過，但否認現實於事無補。向這一切說再見吧！
譯者/岱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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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ptember 2008
【FT】全球失序與失衡（下）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2008-09-04
我與羅奈爾得•麥金農的觀點有所不同，基本上為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他認為實際匯率是由儲蓄盈餘決定的，而我認為，對那些瞄準實際匯率的國家（這正是他們正在做的，毫無疑問）來說，因果關係恰好相反。換言之，這些國家瞄準一個名義匯率，並試圖保持低通脹率。他們通過執行貨幣、財政和監管政策以遏制國內需求，給淨出口盈餘製造空間來達到以上目標。我並不是說他們可以永遠這麼做。但他們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麼做。
經常帳戶的尾巴搖動了經濟之狗——這是我能想到的美國在過去十年中發生的真實寫照。畢竟，美國資產一直是干預貨幣政策的國家瞄準的目標，所以他們一直支撐著美元匯率，並且一直為美國經常帳戶赤字提供融資，還一直將美國的長期利率保持在低位。貿易赤字是收縮性質的：對於任何給定水準的內需，它都降低國內產出。因此，美國需要擴大內需，以抵消對外赤字的收縮影響。經濟體中的一些人群需要支出比收入更多的資金。
這些最重要的群體就是家庭。因此美國家庭負債的增多導致今天的“信貸緊縮”，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全球失衡的直接結果，也是大量新興經濟體匯率目標政策的直接結果。
其次，我認為，瞄準實際匯率的主要動機不是提供一個貨幣政策錨定，而是要追求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積累儲備，最重要的是儘量減少歷史上龐大的經常帳戶赤字帶來的風險：換言之，這與其說是“浮動恐慌”，還不如說是“赤字恐慌”以及對於它們幾乎肯定會帶來的金融危機的恐慌。
這些政策的後果是什麼？總言之，它們是擴張性的。結果通常包括淨出口快速上升、旨在遏制資本流入的低利率，以及貨幣基礎的膨脹，儘管有沖銷的嘗試。中國經濟過熱就是這三種政策影響下的直接結果。
今天的通脹困境
今天，美聯儲試圖重新擴大後泡沫時代美國經濟的內需。其貨幣政策的主要影響開始產生，然而，它是通過弱勢美元以及與之相連的過熱經濟體的擴張產生的。簡單地說，本•伯南克在執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但至少可能適用於美國的政策（我不打算在此加入辯論），卻非常不適合中國，而且還不適合幾乎所有捆綁在非正式美元區內，或者像一些經濟學家稱為的“佈雷頓森林體系Ⅱ”內的其他國家。
因此，失衡不僅已證明是過去的不穩定因素，而且還將證明，即使美國的泡沫已經破裂，它們將是更厲害的不穩定因素。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需要更緊縮的貨幣政策時，他們被迫進一步放寬這些政策。結果導致這些國家的實際利率為負值，而它們明顯應該是正值的。
結果我們所見的，是全球通脹開始抬頭。而美聯儲雖然對全球貨幣政策影響最大，卻不得不面臨後泡沫時代的信貸緊縮。由於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導致能源價格飛漲，它的後泡沫窘境因而變得更加糟糕。
因此，這是一個全球性挑戰。發達國家已不再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動力：它們在進口通脹。如果世界有一個單一央行和單一貨幣，前者肯定會按照潛在的全球供應增長率受限的證據，收緊貨幣政策。
我們並沒有這樣一個全球中央銀行。最接近這個角色的中央銀行是美聯儲，負責約世界經濟的四分之一。當然，它的區域，也是經濟最不景氣的一大地區。這就像是歐洲央行制訂其貨幣政策以單獨滿足西班牙的條件一樣。結果將會導致高通脹率。
怎麼辦？
讓我們回到首要原則。首先，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不可能進口通脹：如果每個中央銀行假設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是其他地方政策帶來的後果，結果很可能會是經濟的整體過熱。更糟糕的是，如果上述情況成為期望，世界將會同70年代非常相似。我們目前還沒有到這一地步。政策制定者必須保證我們永遠不會到這一地步。
我與羅奈爾得•麥金農的觀點有所不同，基本上為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他認為實際匯率是由儲蓄盈餘決定的，而我認為，對那些瞄準實際匯率的國家（這正是他們正在做的，毫無疑問）來說，因果關係恰好相反。換言之，這些國家瞄準一個名義匯率，並試圖保持低通脹率。他們通過執行貨幣、財政和監管政策以遏制國內需求，給淨出口盈餘製造空間來達到以上目標。我並不是說他們可以永遠這麼做。但他們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麼做。
經常帳戶的尾巴搖動了經濟之狗——這是我能想到的美國在過去十年中發生的真實寫照。畢竟，美國資產一直是干預貨幣政策的國家瞄準的目標，所以他們一直支撐著美元匯率，並且一直為美國經常帳戶赤字提供融資，還一直將美國的長期利率保持在低位。貿易赤字是收縮性質的：對於任何給定水準的內需，它都降低國內產出。因此，美國需要擴大內需，以抵消對外赤字的收縮影響。經濟體中的一些人群需要支出比收入更多的資金。
這些最重要的群體就是家庭。因此美國家庭負債的增多導致今天的“信貸緊縮”，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全球失衡的直接結果，也是大量新興經濟體匯率目標政策的直接結果。
其次，我認為，瞄準實際匯率的主要動機不是提供一個貨幣政策錨定，而是要追求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積累儲備，最重要的是儘量減少歷史上龐大的經常帳戶赤字帶來的風險：換言之，這與其說是“浮動恐慌”，還不如說是“赤字恐慌”以及對於它們幾乎肯定會帶來的金融危機的恐慌。
這些政策的後果是什麼？總言之，它們是擴張性的。結果通常包括淨出口快速上升、旨在遏制資本流入的低利率，以及貨幣基礎的膨脹，儘管有沖銷的嘗試。中國經濟過熱就是這三種政策影響下的直接結果。
今天的通脹困境
今天，美聯儲試圖重新擴大後泡沫時代美國經濟的內需。其貨幣政策的主要影響開始產生，然而，它是通過弱勢美元以及與之相連的過熱經濟體的擴張產生的。簡單地說，本•伯南克在執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但至少可能適用於美國的政策（我不打算在此加入辯論），卻非常不適合中國，而且還不適合幾乎所有捆綁在非正式美元區內，或者像一些經濟學家稱為的“佈雷頓森林體系Ⅱ”內的其他國家。
因此，失衡不僅已證明是過去的不穩定因素，而且還將證明，即使美國的泡沫已經破裂，它們將是更厲害的不穩定因素。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需要更緊縮的貨幣政策時，他們被迫進一步放寬這些政策。結果導致這些國家的實際利率為負值，而它們明顯應該是正值的。
結果我們所見的，是全球通脹開始抬頭。而美聯儲雖然對全球貨幣政策影響最大，卻不得不面臨後泡沫時代的信貸緊縮。由於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導致能源價格飛漲，它的後泡沫窘境因而變得更加糟糕。
因此，這是一個全球性挑戰。發達國家已不再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動力：它們在進口通脹。如果世界有一個單一央行和單一貨幣，前者肯定會按照潛在的全球供應增長率受限的證據，收緊貨幣政策。
我們並沒有這樣一個全球中央銀行。最接近這個角色的中央銀行是美聯儲，負責約世界經濟的四分之一。當然，它的區域，也是經濟最不景氣的一大地區。這就像是歐洲央行制訂其貨幣政策以單獨滿足西班牙的條件一樣。結果將會導致高通脹率。
怎麼辦？
讓我們回到首要原則。首先，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不可能進口通脹：如果每個中央銀行假設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是其他地方政策帶來的後果，結果很可能會是經濟的整體過熱。更糟糕的是，如果上述情況成為期望，世界將會同70年代非常相似。我們目前還沒有到這一地步。政策制定者必須保證我們永遠不會到這一地步。
其次，全球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儘管信用危機對高收入國家存在不利影響。在很多新興國家，產出迅速增長，同時通脹也強勁增長。如果世界經濟不能如人們一兩年前希望的那樣快速增長（這看來很有可能發生），新興經濟體必須成為調整的一部分。當高收入國家最終全面復蘇時，這將變得更加明顯。
第三，貨幣政策的最大要求是新興經濟體收緊該政策。現在很多新興經濟體的實際利率都是很大的負值。政策收緊的一個前提是放鬆匯率目標。第四，如果放鬆匯率目標不可能發生，美聯儲必須考慮其貨幣政策的全球影響，即對世界其他央行的政策所產生的影響。至少基於這個原因，美聯儲目前的降息規模似乎已經太大了。
結論
目前情況是：全球貨幣系統不連貫協調，准全球性央行美聯儲只關心世界經濟的一個地區，以及匯率目標帶來的經常帳戶失衡所導致的貨幣和金融後果。我曾在此表示，無論是今天的金融危機還是通貨膨脹，至少部分是由這個系統的功能失調所導致的。變革將會發生，也必須發生。讓我們希望，這種變革會在20世紀70年代的噩夢捲土重來之前到來。
*羅伯特•艾力伯和查理斯•金德爾伯格，《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帕爾格雷夫，2005）。
譯者/紅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64
結論
目前情況是：全球貨幣系統不連貫協調，准全球性央行美聯儲只關心世界經濟的一個地區，以及匯率目標帶來的經常帳戶失衡所導致的貨幣和金融後果。我曾在此表示，無論是今天的金融危機還是通貨膨脹，至少部分是由這個系統的功能失調所導致的。變革將會發生，也必須發生。讓我們希望，這種變革會在20世紀70年代的噩夢捲土重來之前到來。
*羅伯特•艾力伯和查理斯•金德爾伯格，《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帕爾格雷夫，2005）。
譯者/紅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64
【FT】全球失序與失衡（上）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2008-09-03
“70年代初之後的多年裏，就大宗商品、貨幣、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波動，金融危機的頻繁程度和嚴重性而言，是一段史無前例的時期。”羅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
“回顧起來，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很可能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痛苦的階段。”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金融時報》，2008年3月16日
“無論何時何處，通貨膨脹都是一種貨幣政策現象。”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
兩場風暴在同時衝擊著世界經濟，一是通脹效應的大宗商品價格風暴，二是通縮效應的金融風暴。如何解釋美國發生的“信貸緊縮”與世界各地不斷飆升的大宗商品價格和通脹率這一組合？這些是互不相關的事件，抑或都是一個更大格局中的組成部分？
我認為，答案是後者：它們互相關聯。它們尤其是通過兩種現象相互關聯——全球儲蓄過剩和全球“失衡”，即經常帳戶盈餘和赤字的分佈模式，它們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功能失調所導致的。
此外，我認為，這些失衡現象是一種“赤字恐慌”導致的結果。這本身就是全球貨幣政策及金融體系未能成功將資金安全轉移至新興經濟體的後果。
通脹抬頭
通脹是價格水準的持續上升：過多的貨幣（或者過剩的購買力）追求過少的商品或服務所導致的結果。大宗商品價格一次性跳升，當然不能算是通貨膨脹。這種跳升也未必導致通脹。然而，大宗商品相對價格的持續上漲，卻是通脹過程的一個徵兆。無論何時出現過剩需求，最先漲價的是一些具有靈活價格的貨物，其中大宗商品是主要例子。大宗商品價格於是成為一個壓力錶。如果我們查看一下近年來發生的情況，該壓力錶指標已指向紅色。
自2007年初以來，高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已經翻倍。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已持續六年多。看起來似乎確實是因為太多額外需求，正對全球增加供應的能力不足施壓。
通脹是過多需求追逐過少商品和服務而造成的結果：簡言之，以當今的科技和資源，世界經濟增長速度這些年來超出可持續水準。當然，擴大供應的能力是一種真實現象。能源供應是所有真實經濟現象中最重要的一種。畢竟，我們的工業文明完全基於化石燃料之上。
自2001年末以來，石油的實際價格已上升約6倍。今天，該價格已經高於上個世紀初以來任何時期的價格。正如世界銀行在其《2008年全球發展金融》(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8)中所指出的，全球石油供應量在2007年停滯不前。報告說，這“加劇了2007年下半年庫存大量減少和價格陡增”*。這些價格增長可能最終證明是短暫現象，就像1970年漲價後的情形，也可能是永久現象，而最糟糕的是，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現象。對此我們還不知道。
需求對供應的壓力所導致的結果是，整體通脹上揚幅度之大出人意料：2008年世界消費物價通脹率共識已從2007年2月預測的2.4%升至2008年6月預測的4.3%。在食品在總消費中佔據較大權重的新興經濟體，2008年預計通脹率漲幅還遠高於這一漲幅。
然而，當美國經濟及其他重要高收入國家經濟發展減緩時，我們又怎麼會遭遇全球通脹進程初現端倪的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後者目前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前了。最根本的解釋可以在推動全球供需的驅動力中找到。
失衡的角色
對於供應，就我剛才所講，我沒有進一步的補充。然而，對於全球需求，兩件大事正在發生：一是融合，二是失衡的後果。融合帶來加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失衡帶來旨在維持競爭力的貨幣市場干預。
倫敦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理斯·杜馬斯(Charles Dumas)指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正常年份，中國目前產生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四分之一以上，而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一起共產生70%。就算是按照市場匯率，在兩個國家的正常年份，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量與美國等同。
這是世界經濟平衡中的一種根本轉型。新興國家也處於保持增長的有利地位，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擁有如此強勁的對外收支盈餘。這一因素對全球通脹之所以重要，原因是雙重的：首先，這些經濟體的增長模式是極其資源密集型的——舉例來說，中國的能源使用量幾乎和美國同樣多，儘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其經濟規模只有美國的一半，按市場匯率計算則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其次，這些經濟體正持續快速增長，儘管美國及（在較小程度上）其他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在減速。
這帶出了我的第二個論點，儲蓄過剩和失衡的角色。我已在即將出版的《理順全球財務》（Fixing Global Finance）一書中對此作出詳細討論。我們要明白兩件已經發生的事。首先，就如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正確指出的那樣，過去十年中，全球性儲蓄過剩出現了。這種過剩的最佳單一指標，就是在全球經濟快速增長之際，實際利率卻很低。
這種過剩背後隱藏著三種現象——儲蓄盈餘，更確切的說，發達國家企業部門留存利潤高於投資，造成過剩；一些成熟經濟體持續存在的儲蓄盈餘，尤其是日本和後統一時代的德國；最後但同樣也很重要的一點是，新興經濟體轉而擁有空前多的經常帳戶盈餘。後者又具有三個要素：受危機打擊的新興國家由赤字轉而變為盈餘，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崛起為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儘管它同時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近期還有石油出口國的盈餘。中國的經常帳戶盈餘相當於德國和日本的總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今年20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的經常帳戶盈餘共計約1.7萬億美元。據我的粗略計算，這些盈餘相當於約七分之一的世界總儲蓄，接近這些資本盈餘國本身儲蓄份額的兩倍：這些資本流動是巨大的。
儲蓄過剩如此集中出現在相對較少的國家，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我將只討論兩點。
首先，不用說，世界收支平衡或儲蓄盈餘赤字模式加起來應該為零。這個事實往往被遺忘，甚至被一些經濟學家所遺忘，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節儉引以為傲，並譴責有些國家肆意揮霍，花掉別國公民節儉下來的積蓄。
在實踐中，這些數字在過去10年加起來的結果是符合理論的，它們是相對少數高收入國家的家庭儲蓄和支出反應靈敏的後果，其中美國是最重要的國家。房價快速上升又進一步刺激了這些支出，而房價快速上升則由低實際利率、低通脹和低名義利率，以及彈性非常高的信貸供應所造成的。長時期的經濟成功——再加上“大穩健時期”(great moderation)，催生了巨額過剩。低實際利率和金融創新刺激了彈性信貸，使美國家庭部門（也包括英國家庭部門）在多年期間保持空前巨大的財務赤字。結果是，我們已經知道，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金融危機。
誠如哈佛大學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所認為，這只是另一場新興市場危機，只不過這一次新興市場就在美國境內。它也再次提醒人們，為什麼大額淨資本流動已被證明是這麼大的不穩定因素：只有在借款人所做的投資可以支付貸款利息時，資本流動才管用。不管借款人在美國國內，還是在新興經濟體，這都一樣真實。這一次，與上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同的是，沒有匯率危機。但外部資本流動的國內對應部門存在著危機。
同時，資本提供國的情況又如何呢？在新興經濟體中，答案是它們一直在以龐大規模干預其貨幣市場。在截至2008年3月的過去7年中，全球外匯儲備跳增4.9萬億美元，其中僅中國的外匯儲備就上升了1.5萬億美元。幾乎所有的這些增長都發生在新興國家，這些國家參加了肯定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自我保險”計畫。的確，今天70%的儲備是在上述這段時間內積累起來的。
它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羅奈爾得·麥金農(Ronald McKinnon)會認為，政府在推行一項合理的匯率政策，以此作為一個貨幣錨定手段，而國際收支盈餘過剩完全是儲蓄過剩的結果。但很多新興經濟體大規模干預貨幣市場，主要是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和大額經常帳戶盈餘（或者壓低經常帳戶赤字）。“永遠不要第二次，”80年代和90年代遭受金融危機打擊的新興國家說道。“一次都不要，”中國表示。
（待續）
*羅伯特•艾力伯和查理斯•金德爾伯格，《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帕爾格雷夫，2005）。
譯者/紅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55
“70年代初之後的多年裏，就大宗商品、貨幣、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波動，金融危機的頻繁程度和嚴重性而言，是一段史無前例的時期。”羅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
“回顧起來，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很可能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痛苦的階段。”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金融時報》，2008年3月16日
“無論何時何處，通貨膨脹都是一種貨幣政策現象。”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
兩場風暴在同時衝擊著世界經濟，一是通脹效應的大宗商品價格風暴，二是通縮效應的金融風暴。如何解釋美國發生的“信貸緊縮”與世界各地不斷飆升的大宗商品價格和通脹率這一組合？這些是互不相關的事件，抑或都是一個更大格局中的組成部分？
我認為，答案是後者：它們互相關聯。它們尤其是通過兩種現象相互關聯——全球儲蓄過剩和全球“失衡”，即經常帳戶盈餘和赤字的分佈模式，它們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功能失調所導致的。
此外，我認為，這些失衡現象是一種“赤字恐慌”導致的結果。這本身就是全球貨幣政策及金融體系未能成功將資金安全轉移至新興經濟體的後果。
通脹抬頭
通脹是價格水準的持續上升：過多的貨幣（或者過剩的購買力）追求過少的商品或服務所導致的結果。大宗商品價格一次性跳升，當然不能算是通貨膨脹。這種跳升也未必導致通脹。然而，大宗商品相對價格的持續上漲，卻是通脹過程的一個徵兆。無論何時出現過剩需求，最先漲價的是一些具有靈活價格的貨物，其中大宗商品是主要例子。大宗商品價格於是成為一個壓力錶。如果我們查看一下近年來發生的情況，該壓力錶指標已指向紅色。
自2007年初以來，高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已經翻倍。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已持續六年多。看起來似乎確實是因為太多額外需求，正對全球增加供應的能力不足施壓。
通脹是過多需求追逐過少商品和服務而造成的結果：簡言之，以當今的科技和資源，世界經濟增長速度這些年來超出可持續水準。當然，擴大供應的能力是一種真實現象。能源供應是所有真實經濟現象中最重要的一種。畢竟，我們的工業文明完全基於化石燃料之上。
自2001年末以來，石油的實際價格已上升約6倍。今天，該價格已經高於上個世紀初以來任何時期的價格。正如世界銀行在其《2008年全球發展金融》(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8)中所指出的，全球石油供應量在2007年停滯不前。報告說，這“加劇了2007年下半年庫存大量減少和價格陡增”*。這些價格增長可能最終證明是短暫現象，就像1970年漲價後的情形，也可能是永久現象，而最糟糕的是，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現象。對此我們還不知道。
需求對供應的壓力所導致的結果是，整體通脹上揚幅度之大出人意料：2008年世界消費物價通脹率共識已從2007年2月預測的2.4%升至2008年6月預測的4.3%。在食品在總消費中佔據較大權重的新興經濟體，2008年預計通脹率漲幅還遠高於這一漲幅。
然而，當美國經濟及其他重要高收入國家經濟發展減緩時，我們又怎麼會遭遇全球通脹進程初現端倪的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後者目前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前了。最根本的解釋可以在推動全球供需的驅動力中找到。
失衡的角色
對於供應，就我剛才所講，我沒有進一步的補充。然而，對於全球需求，兩件大事正在發生：一是融合，二是失衡的後果。融合帶來加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失衡帶來旨在維持競爭力的貨幣市場干預。
倫敦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理斯·杜馬斯(Charles Dumas)指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正常年份，中國目前產生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四分之一以上，而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一起共產生70%。就算是按照市場匯率，在兩個國家的正常年份，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量與美國等同。
這是世界經濟平衡中的一種根本轉型。新興國家也處於保持增長的有利地位，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擁有如此強勁的對外收支盈餘。這一因素對全球通脹之所以重要，原因是雙重的：首先，這些經濟體的增長模式是極其資源密集型的——舉例來說，中國的能源使用量幾乎和美國同樣多，儘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其經濟規模只有美國的一半，按市場匯率計算則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其次，這些經濟體正持續快速增長，儘管美國及（在較小程度上）其他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在減速。
這帶出了我的第二個論點，儲蓄過剩和失衡的角色。我已在即將出版的《理順全球財務》（Fixing Global Finance）一書中對此作出詳細討論。我們要明白兩件已經發生的事。首先，就如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正確指出的那樣，過去十年中，全球性儲蓄過剩出現了。這種過剩的最佳單一指標，就是在全球經濟快速增長之際，實際利率卻很低。
這種過剩背後隱藏著三種現象——儲蓄盈餘，更確切的說，發達國家企業部門留存利潤高於投資，造成過剩；一些成熟經濟體持續存在的儲蓄盈餘，尤其是日本和後統一時代的德國；最後但同樣也很重要的一點是，新興經濟體轉而擁有空前多的經常帳戶盈餘。後者又具有三個要素：受危機打擊的新興國家由赤字轉而變為盈餘，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崛起為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儘管它同時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近期還有石油出口國的盈餘。中國的經常帳戶盈餘相當於德國和日本的總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今年20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的經常帳戶盈餘共計約1.7萬億美元。據我的粗略計算，這些盈餘相當於約七分之一的世界總儲蓄，接近這些資本盈餘國本身儲蓄份額的兩倍：這些資本流動是巨大的。
儲蓄過剩如此集中出現在相對較少的國家，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我將只討論兩點。
首先，不用說，世界收支平衡或儲蓄盈餘赤字模式加起來應該為零。這個事實往往被遺忘，甚至被一些經濟學家所遺忘，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節儉引以為傲，並譴責有些國家肆意揮霍，花掉別國公民節儉下來的積蓄。
在實踐中，這些數字在過去10年加起來的結果是符合理論的，它們是相對少數高收入國家的家庭儲蓄和支出反應靈敏的後果，其中美國是最重要的國家。房價快速上升又進一步刺激了這些支出，而房價快速上升則由低實際利率、低通脹和低名義利率，以及彈性非常高的信貸供應所造成的。長時期的經濟成功——再加上“大穩健時期”(great moderation)，催生了巨額過剩。低實際利率和金融創新刺激了彈性信貸，使美國家庭部門（也包括英國家庭部門）在多年期間保持空前巨大的財務赤字。結果是，我們已經知道，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金融危機。
誠如哈佛大學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所認為，這只是另一場新興市場危機，只不過這一次新興市場就在美國境內。它也再次提醒人們，為什麼大額淨資本流動已被證明是這麼大的不穩定因素：只有在借款人所做的投資可以支付貸款利息時，資本流動才管用。不管借款人在美國國內，還是在新興經濟體，這都一樣真實。這一次，與上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同的是，沒有匯率危機。但外部資本流動的國內對應部門存在著危機。
同時，資本提供國的情況又如何呢？在新興經濟體中，答案是它們一直在以龐大規模干預其貨幣市場。在截至2008年3月的過去7年中，全球外匯儲備跳增4.9萬億美元，其中僅中國的外匯儲備就上升了1.5萬億美元。幾乎所有的這些增長都發生在新興國家，這些國家參加了肯定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自我保險”計畫。的確，今天70%的儲備是在上述這段時間內積累起來的。
它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羅奈爾得·麥金農(Ronald McKinnon)會認為，政府在推行一項合理的匯率政策，以此作為一個貨幣錨定手段，而國際收支盈餘過剩完全是儲蓄過剩的結果。但很多新興經濟體大規模干預貨幣市場，主要是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和大額經常帳戶盈餘（或者壓低經常帳戶赤字）。“永遠不要第二次，”80年代和90年代遭受金融危機打擊的新興國家說道。“一次都不要，”中國表示。
（待續）
*羅伯特•艾力伯和查理斯•金德爾伯格，《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帕爾格雷夫，2005）。
譯者/紅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55
1 August 2008
【FT】全球經濟危機周年反思
作者：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年8月1日 星期五
隨著全球經濟危機迎來它一周年的紀念日，現在是時候進行重新審視了：不僅要重新審視應對危機的策略，還有那些策略所依據的診斷。難道現在還看不出，當今世界面臨的主要宏觀經濟挑戰是對大宗商品的過度需求和金融服務的過度供給嗎？如果明白了這一點，那麼，現在是時候停止在阻礙金融體系整合重組的同時，通過政府投資刺激總需求了。
世界大宗商品價格的急劇飆升，是全球經濟仍然增長過快的初步證據。這中間不存在任何險惡陰謀。世界剛剛經歷了現代史上可能最為壯觀的增長繁榮期。大宗商品供應商發現，即便價格已經大幅上漲，但他們要跟上需求卻愈加困難——鑒於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大幅增長，這也沒有什麼可驚訝的。
對於許多大宗商品來說，尤其是能源和金屬，新供給需要5至10年的較長時間才能交貨。原則上，需求的反應理應更加迅速，但由於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補貼繁多、市場扭曲變形，需求的反應變得非常遲鈍。
由於不存在重大的全球衰退（經濟衰退幾乎必將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大跌），可能將需要經歷幾年的子趨勢增長，才能重新將大宗商品的供需平衡在趨勢價格水平上（油價或許能從現在的每桶124美元降至每桶75美元）。在此期間，如果世界所有地區都試圖通過宏觀經濟刺激保持高增長，其主要後果將會是更高的大宗商品價格，以及在不太遠的將來最終出現更嚴重的經濟崩潰。
考慮到上世紀70年代的經歷，令人驚訝的是眾多決策者和經濟學者仍然相信，政府政策應該以推動需求增長為目標。在美國，增長的需要使得大規模退稅、大幅降息和不斷擴展的金融機構救助網絡合理化。中國領導層在短暫地假裝把通脹作為首要問題之後（主要體現在通過人民幣的短暫加速升值），又重新將增長明確作為第一要務。其它多數新興市場都采取了大體相似的手段。
美元集團各國都盲目仿效了美國的擴張貨幣政策，甚至在經濟快速增長對通脹造成巨大上行壓力的中東等地區也是如此。在主要區域中，只有歐洲在歐洲央行(ECB)的引領下，至今拒絕加入采取刺激經濟政策的隊伍。然而，隨著歐洲增長減速，歐洲央行也面臨區內外日益增加的政治壓力。
單個國家或許能從這種美國式的宏觀經濟刺激方案中獲得短期的增長收益，雖然這也是以放寬通脹預期為代價，但稍後可能還要為重新穩定通脹付出巨額成本。但如果所有地區都試圖擴大需求，那麼，甚至連短期利益都將很少。大宗商品的約束將限制全球范圍內的實際產量反應，而大部分過度需求將發展成為更高的通脹率。
一些中央銀行家辯稱，只要工資增長保持穩定，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的確，全球化導致缺乏技術的勞動者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額繼續縮水。但隨著商品價格上漲，工資上漲的壓力最終將隨之產生。正如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我在對國際金融危機史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樣，世界每個政府早已經顯示出，在得到現代工會的協助以前，它們完全有能力造成極高的通脹率*。
不斷加深的金融危機，是否可以作為全球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合理解釋呢？在高通脹肆虐的新興市場難以找到論據，但即便是危機中心國家，論據的存在也愈加可疑。價格穩定目標不能無限期地讓步於拯救行動。保持數年的高通脹，以幫助住房擁有者和金融機構，不管這種措施多麼符合一時之需，都必須將這種收益與稍後為了重新穩定通脹預期而付出的長期成本進行權衡比較。同樣，讓納稅人不斷承擔隨之產生的日益增加的債務（比如對美國房貸巨頭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增加的援助），也不是理所當然的。
事實上，如果不允許金融公司停業破產，各國央行和監管者如何才能實現金融行業的收縮，從而與抵押貸款證券化和衍生產品相關關鍵業務的急劇縮減相匹配呢？或許監管者希望各家公司能全面收縮10%至15%。但在任何行業，都很少有這樣的整合方式。恰恰相反，最弱的公司將倒閉，它們的健康部分或被接管，或被運營更佳的機構推到一邊。難道每一次破產都代表一次危機嗎？
航空行業經常經歷運力過剩的時期，行業巨頭倒閉的倒閉、合並的合並。然而，正如其它許多行業一樣，我們已經逐漸適應這種創傷，並學著接受。但每次銀行業經歷整合，都將整個國家扣做人質，這樣是否正確？隨著主要央行將折扣窗口延展至結構復雜、業務種類不斷發展並波動不定的投資銀行，「危機」整合必定將變得愈加頻繁。
出於無數技術和政治原因，在經濟繁榮期，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永遠不會足夠嚴厲。這就是為什麼。在蕭條時期實施更加嚴格的監管十分重要，這樣，投資者和公司高管才有理由對風險予以嚴肅關注。如果不允許運營不佳的金融機構在衰退期關門，那到底什麼時候它們才能獲准倒閉呢？
當然，今天的這種混亂局勢是多年醞釀而成的，而且沒有簡單、無痛的退出策略。但引進更多銀行業監管規定的需要，正是決策者為什麼在這個時刻必須放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並接受在如此驚人的繁榮期過後必然跟隨經濟放緩的另一個原因。對多數央行來說，這意味著要大幅加息以抗擊通脹。對財政部來說，這意味著要堅持財政規定，不要屈服於退稅和燃料補貼的誘惑。決策者為了避免常見的供應危機型經濟衰退而做出積極努力的時候，正在拿通脹和預算規定冒極大的風險，這可能會最終導致一場嚴重得多、延續時間更長的經濟低迷。
*《時代不同了：800年金融危機概觀》(The Time is Different: A Panoramic View of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Crises)，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論文13882號，2008年3月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
譯者∕管婧
http://www.ftchinese.com/tc/story.jsp?id=001020952&pg=2
2008年8月1日 星期五
隨著全球經濟危機迎來它一周年的紀念日，現在是時候進行重新審視了：不僅要重新審視應對危機的策略，還有那些策略所依據的診斷。難道現在還看不出，當今世界面臨的主要宏觀經濟挑戰是對大宗商品的過度需求和金融服務的過度供給嗎？如果明白了這一點，那麼，現在是時候停止在阻礙金融體系整合重組的同時，通過政府投資刺激總需求了。
世界大宗商品價格的急劇飆升，是全球經濟仍然增長過快的初步證據。這中間不存在任何險惡陰謀。世界剛剛經歷了現代史上可能最為壯觀的增長繁榮期。大宗商品供應商發現，即便價格已經大幅上漲，但他們要跟上需求卻愈加困難——鑒於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大幅增長，這也沒有什麼可驚訝的。
對於許多大宗商品來說，尤其是能源和金屬，新供給需要5至10年的較長時間才能交貨。原則上，需求的反應理應更加迅速，但由於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補貼繁多、市場扭曲變形，需求的反應變得非常遲鈍。
由於不存在重大的全球衰退（經濟衰退幾乎必將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大跌），可能將需要經歷幾年的子趨勢增長，才能重新將大宗商品的供需平衡在趨勢價格水平上（油價或許能從現在的每桶124美元降至每桶75美元）。在此期間，如果世界所有地區都試圖通過宏觀經濟刺激保持高增長，其主要後果將會是更高的大宗商品價格，以及在不太遠的將來最終出現更嚴重的經濟崩潰。
考慮到上世紀70年代的經歷，令人驚訝的是眾多決策者和經濟學者仍然相信，政府政策應該以推動需求增長為目標。在美國，增長的需要使得大規模退稅、大幅降息和不斷擴展的金融機構救助網絡合理化。中國領導層在短暫地假裝把通脹作為首要問題之後（主要體現在通過人民幣的短暫加速升值），又重新將增長明確作為第一要務。其它多數新興市場都采取了大體相似的手段。
美元集團各國都盲目仿效了美國的擴張貨幣政策，甚至在經濟快速增長對通脹造成巨大上行壓力的中東等地區也是如此。在主要區域中，只有歐洲在歐洲央行(ECB)的引領下，至今拒絕加入采取刺激經濟政策的隊伍。然而，隨著歐洲增長減速，歐洲央行也面臨區內外日益增加的政治壓力。
單個國家或許能從這種美國式的宏觀經濟刺激方案中獲得短期的增長收益，雖然這也是以放寬通脹預期為代價，但稍後可能還要為重新穩定通脹付出巨額成本。但如果所有地區都試圖擴大需求，那麼，甚至連短期利益都將很少。大宗商品的約束將限制全球范圍內的實際產量反應，而大部分過度需求將發展成為更高的通脹率。
一些中央銀行家辯稱，只要工資增長保持穩定，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的確，全球化導致缺乏技術的勞動者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額繼續縮水。但隨著商品價格上漲，工資上漲的壓力最終將隨之產生。正如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我在對國際金融危機史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樣，世界每個政府早已經顯示出，在得到現代工會的協助以前，它們完全有能力造成極高的通脹率*。
不斷加深的金融危機，是否可以作為全球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合理解釋呢？在高通脹肆虐的新興市場難以找到論據，但即便是危機中心國家，論據的存在也愈加可疑。價格穩定目標不能無限期地讓步於拯救行動。保持數年的高通脹，以幫助住房擁有者和金融機構，不管這種措施多麼符合一時之需，都必須將這種收益與稍後為了重新穩定通脹預期而付出的長期成本進行權衡比較。同樣，讓納稅人不斷承擔隨之產生的日益增加的債務（比如對美國房貸巨頭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增加的援助），也不是理所當然的。
事實上，如果不允許金融公司停業破產，各國央行和監管者如何才能實現金融行業的收縮，從而與抵押貸款證券化和衍生產品相關關鍵業務的急劇縮減相匹配呢？或許監管者希望各家公司能全面收縮10%至15%。但在任何行業，都很少有這樣的整合方式。恰恰相反，最弱的公司將倒閉，它們的健康部分或被接管，或被運營更佳的機構推到一邊。難道每一次破產都代表一次危機嗎？
航空行業經常經歷運力過剩的時期，行業巨頭倒閉的倒閉、合並的合並。然而，正如其它許多行業一樣，我們已經逐漸適應這種創傷，並學著接受。但每次銀行業經歷整合，都將整個國家扣做人質，這樣是否正確？隨著主要央行將折扣窗口延展至結構復雜、業務種類不斷發展並波動不定的投資銀行，「危機」整合必定將變得愈加頻繁。
出於無數技術和政治原因，在經濟繁榮期，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永遠不會足夠嚴厲。這就是為什麼。在蕭條時期實施更加嚴格的監管十分重要，這樣，投資者和公司高管才有理由對風險予以嚴肅關注。如果不允許運營不佳的金融機構在衰退期關門，那到底什麼時候它們才能獲准倒閉呢？
當然，今天的這種混亂局勢是多年醞釀而成的，而且沒有簡單、無痛的退出策略。但引進更多銀行業監管規定的需要，正是決策者為什麼在這個時刻必須放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並接受在如此驚人的繁榮期過後必然跟隨經濟放緩的另一個原因。對多數央行來說，這意味著要大幅加息以抗擊通脹。對財政部來說，這意味著要堅持財政規定，不要屈服於退稅和燃料補貼的誘惑。決策者為了避免常見的供應危機型經濟衰退而做出積極努力的時候，正在拿通脹和預算規定冒極大的風險，這可能會最終導致一場嚴重得多、延續時間更長的經濟低迷。
*《時代不同了：800年金融危機概觀》(The Time is Different: A Panoramic View of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Crises)，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論文13882號，2008年3月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
譯者∕管婧
http://www.ftchinese.com/tc/story.jsp?id=001020952&pg=2
31 July 2008
【The Economist】Unhappy America
Leaders America Jul 24th 2008
Unhappy America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If America can learn from its problems, instead of blaming others, it will come back stronger
...Read the full article: http://www.economist.com/opinion/displayStory.cfm?source=most_read&story_id=11791539
Unhappy America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If America can learn from its problems, instead of blaming others, it will come back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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