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顏忠賢】 2009.03.03 04:08 am
我始終想寫又始終逃避去寫台北。
面對這三十多年我所看到的台北,總覺得自己沒有發育足夠新的器官來寫這個每年都在分泌新東西的城市。
但面對寫的過程所找到史料裡關於三百多年來我所沒看到的台北,我又覺得自己也沒有足夠老的感覺來寫這個年年都在忘記舊東西的城市。
因此,在這裡,我必然避免嘗試將台北用一種自不量力的「系統化」的說法來總結,或者強制推銷任何方便、連貫、簡略的意義、理論、學說來消化這個城市。
因為「台北學」這個說法,不只受到爭論,也具有一種內在的衝突和矛盾。但在這裡,我的說法是一種「暗示」。那就是,如果我不得不使用「台北學」這個字眼,也只是在重述這些內在的矛盾,並展示討論這個城市的觀點上必然的不一致和兩難。
「台北學」不只不是一種我們可以一勞永逸地界定,然後心安理得地去使用的東西,甚至,極可能只是某種過時的、不流行的熱情之下,進行一種強制性附和而護短地對思考一個自己城市過程的修辭技巧所產生的字眼。
一、台北學不是一種太自信而不自覺愚蠢的「風格」上的概念
這不應該被詮釋成一種風格的描述,一種視覺的、文化的風格、運動的說明,在這裡,我提出了一個因為「我」的介入而動搖,但仍不免涉及的城市史式的接近這個城的方式(我稱其為「偽」城市史),我的顧慮是每一種城市史的歷史劃分的觀念都往往會引起爭議,所有的獨立而最自以為是的「正宗」文本,總是不免涉及到某種其不自覺引用或另一種某不自覺壓抑的「被害」理論假設,而這些假設往往可能傾向於抹除差異,傾向於將這個城市視為一種巨大的「樣子」,一種美學史的某風格或某幾類風格的「代言人」式的舞台。
二、台北學也不只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
我並不是用一個盆地(台北盆地)幾座山(大屯山、觀音山……)三條河(淡水河、大漢溪、基隆河)……來描述這個城市的從沼澤荒野變成國際都會的變遷,或用中小學地理課甚至也迂迴繞道某種我較熟悉而不願多著墨的建築史,或台灣古代至近代、現代建築史式的樣式風格移轉考證講究的老地理學式麻煩,卻反而是以一種更私密更模糊的我的「到此一遊」式的參與方式來找尋。
三、將台北學當成一種「歷史」 的概念
我刻意用一種馬克思在不同背景下所說的「惡夢般壓在活人的腦海上」那般地小心來提醒:「台北學」在不同地區發展出來的不那麼直線式的歷史(那麼從被殖民前後時期劃分觀念)的令人爭議,或是「階段」論簡化成一府二鹿三艋舺式的以諺語來說經濟決定城市興亡論的令人爭議,或是反共抗俄復興基地或大東亞共榮圈支那分部或亞太文化中心之類不同任務取向式的令人爭議。
這些困難是在承認:「台北的過去已是一個外國。」因此台北學必然冒著這種恐懼,或許,更可能的也只是一種「偽」的保有解放性的揭發,一種「野史」式的野。
我其實想到了「台北學」的更根本的問題。
1.台北並沒有在地理上,產生了放乎全球獨特到可以成為「最」或「唯一」的令人矚目(當然這並不是某種落後國家打少棒、做生意要面子衝業績式要爭全世界第一的好強)。
2.台北也並沒有在歷史上,發展出更有全世界性影響力的階段角色。
我至今仍然為此耿耿於懷……好像身世來自一個較寒傖較不安的邊緣島國。因此,台北學是否只是一種荒涼的侷促的「地方誌」式的登錄,是否有可能成為即使放諸全球仍是某種較不同的城市經驗?(從一個所謂第三世界國家變成所謂新興工業國家變成所謂高科技代工國家變成所謂古文明新人類國家的代言人式首都的得意洋洋算嗎?)
我想說的是,這裡所面對、所寫就的這個城「殘餘」和「新興」內容的相互對照,是重新建構「台北學」的源起情境的一種方式。這些最初的內容,將被視為整個過去台北客觀的真實:「前」台北悲慘的移民,貧苦的被殖民過程,經濟上的最殘酷、飽受威脅的即使至今仍是原始(瘟疫)、邊緣化的城市經驗的奇特「殘餘」事實上是變了,變得如此模糊,相對於在這個城同樣奇特的「新興」的崛起變遷。因此,我嘗試在「後」台北的新的理解過程或在「我」的更個人的更野的參與過程去找尋,找尋某種雖然無法怪到全世界僅有的矚目,但卻保有某種自己的土生土長的更深入的耿耿於懷在面對這個城市所有「殘餘」和「新興」過程的我的格格不入。
2000年那年,我參加一次由名為「亞洲藝術網路」主辦的藝術活動,由十四個最重要城市(包含北京、香港、東京、漢城、曼谷、馬尼拉……)各派出一個藝術家,並要求其在展覽中作一個裝置藝術與一個獨人劇場表演作品,主題就是呈現自己的城市,而我也正就是「台北」的代表……
那時,我陷入了一種很深的困擾,一方面是類似國家代表隊壓力的求「好」求「切題」的心切,另一方面更裡頭的擔心則是:「台北」到底是什麼?這個我很害怕去面對、去回答的問題終於找上門來了,但我一直在合作的過程,想著台北到底和亞洲其他這些最重要城市有何相異或有何相同?
但我也不想因此而迫切地尋找一個烏托邦式的補償,來為台北杜撰出不同於其他亞洲首都或全球城市的某種寫得更體面的某種「學說」。
因為事實上,我在越涉入台北的地理與歷史之後,就越覺得:我那自以為很深其實是很有限的懷舊,其實是如此瑣碎而徒然。
但這「臨床性」遭遇的找法,或許正可以闡明我的瑣碎而徒然的努力,不過也只是一種,面對那個城市更龐大的真實背景困難病因的診斷過程。
我稱它是「病理學式的找」,不只是關乎台北的描述,而且是更關乎台北作為一種自己的舊病般的自我療傷過程,但,就在這種療傷式的「寫」的過程裡,我發現了某種關於「後」台北的更根本的變化,彷彿在走向「後」的發病症候出現之中,所有的情緒、情感和感覺都從新的台北中逝去(我更大的困擾是,我發現這十多年來,這些道地的在新的台北成長的更新一代台北人對這個城市的過去、未來,甚至只是現在的毫不在乎的漠然……好像台北本來就是這樣,也一直就會這樣下去……)
他們的對台北情感的消褪令我困擾,而在這種困擾持續越久狀態越嚴重時,或許我更該問的,反而是「我的」情感為什麼不消褪,而且一再地回來糾纏,像馬克斯的「惡夢」般地……舊病不斷復發。
但,或許這種情感的消褪不過是一種奇異的、補償性的、裝飾性的這個「後」的時代的典型興奮,或許只是因為「台北」這個標題已指出來我對城市那種眷戀的重病垂危式的迴光返照,一種「偽」的台北學所辯護不了的一種「偽」的情感。
●「台北學」系列講座:黃威融主講《在台北生活》,3月4日晚上七時於實踐大學(台北市大直街70號)L401階梯教室舉行。
【2009/03/03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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