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conomist】Unhappy America

Leaders America Jul 24th 2008
Unhappy America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If America can learn from its problems, instead of blaming others, it will come back stronger

...Read the full article: http://www.economist.com/opinion/displayStory.cfm?source=most_read&story_id=11791539

【北愛爾蘭】 Derry Murals (1) 歷史

Derry Bogside 地區最具代表性也最經典的 mural 之一

從遠古時期開始，人類就在牆壁的洞穴裡作畫，這些壁畫就是稱為 murals。除了較早教堂和古蹟裡的壁畫以外，現在則有青少年的塗鴉型壁畫，還有政治性的壁畫，而北愛爾蘭據說擁有全世界最密集，也最有趣的政治性murals。

這裡要給大家看的是在北愛爾蘭Irish Catholic/Nationalist的壁畫，有機會再給各位看全英國最愛英國，位於Belfast的Irish Protestant/Unioinist的壁畫。

和北愛爾蘭多數的地方一樣，雖說是再同一個城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分別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涇渭分明，過了橋到了火車站那邊，即是新教徒的居住地。新教徒也有自己的murals，不過Derry比較有名的還是 Bogside ，天主教徒的 murals。

這當然和Derry本身的歷史有很大的關係。在英國和愛爾蘭內戰結束後簽的Anglo-Irish Treaty下，作為負責檢視和決定未來Boundary Commission成立，許多人認為會有有大量天主教徒居住的領土，包含Derry，會被劃入未來的愛爾蘭共和國當中；不過在正式的文件發表前，相關的決定就已經被洩漏到報紙，unionists和nationalists兩邊的輿論對於這個可能的決定都很不愉快。

為了避免擴大衝突，北愛爾蘭政府決定維持現有的劃分方式。這個決定，無可避免的，種下了日後在Derry嚴重衝突的導火線。

相關網站:
Boundary Commission (Ireland)

延伸閱讀:
【北愛爾蘭】 Derry Murals (2) Bogside Murals
【北愛爾蘭】 Derry - 市中心的幾個景
【北愛爾蘭】 住在 Derry
【北愛爾蘭】 到達Derry
【北愛爾蘭】 Londonderry的正名
【北愛爾蘭】 出發去Derry
【北愛爾蘭】 Derry Intro. - Ryanair 機票的秘密

【The Guardian】Against all odds we can still win, on a platform for change

Against all odds we can still win, on a platform for change

David Miliband, Tuesday July 29 2008

Labour must stop feeling sorry for itself, enjoy a break, and return afresh to expose the emptiness of the Tory alternative

燕京末日的前期 (四) (末)

燕京末日的前期 (四)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4 02:23 am

1949年秋季

但1949年以後，楊先生雖「九死不悔」地爭取入黨，卻始終被擋在門外，直到1986年才如願以償，這時他已年逾古稀了。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觀察：「楊憲益要求入黨並非圖升官發財，而是書生氣十足，一廂情願，要與一個心嚮往之的『理想』認同，忠心耿耿，歷久彌堅。」「六四」屠殺以後，我在電視上親眼看到楊先生「拍案而起」的一幕；他的凜凜風骨至今仍留在我的腦際。所以楊先生的「戀黨情結」出於最真純的「理想」認同，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這裡我們必須追問：共產黨何以竟能取得這一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使許多知識人爭先恐後，趨附惟恐不及？這是一個極複雜的大問題，當然無法展開討論。下面我只提示幾條主要的線索。

首先必須指出，共產黨人從馬克思開始，便採取了搶占精神制高點的策略。這一策略包含兩個互相關涉的方面：一是「科學真理」，一是「道德熱情」。所謂「科學真理」指「歷史規律」；資本主義必將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無產階級通過階級鬥爭最後必然消滅資產階級，這是馬克思所發現的「歷史規律」，已經「科學地」建立了起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所謂「道德熱情」則指共產黨人必須投注全部熱情為無產階級的勝利而奮鬥，這是「先鋒隊」的歷史任務。道德是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如旭日東升，體現了最新最無私的道德；腐朽的資產階級所宣揚的道德價值，如公平、自由、平等、博愛之類，則是「遮羞布」，掩飾它維護資本主義統治和剝削無產階級的本質而已。因此共產黨人一方面鄙棄一切自古至今社會上共同接受的道德規範，另一方面卻全力以赴地鼓動群眾的道德熱情，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鬥爭。這樣一來，他們在進行顛覆現存秩序的革命過程中既占領了道德高地，又完全不受任何既存道德規範的約束。正因如此，共產黨雖不知道德為何物，卻具有極大的道德號召力。普蘭尼（Michael Polanyi）稱它為「無道德的道德力量」（the moral force of immorality）可以說是一針見血。（見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227-233）

通過有組織、有計畫的大規模的宣傳（特別是在第三國際時期，1919-1943），許多西方知識人都深信「真相」與「道德」已「辯證地」統一了起來，而體現在共產黨的組織之中。英、美不少著名的科學家、文化人等長期為蘇聯作地下情報工作而心安理得，便是基於這一信念；他們自認為是在為人類的光明遠景而獻身。（四）

【2008/07/24 聯合報】@ http://udn.com/



燕京末日的前期(完)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5 01:47 am

第三國際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組織，自然將占據精神制高點的策略也同時搬運了過來。但中國的實際情形與西方不同，既沒有一個合格的「資產階級」，更沒有一支壯大的「無產階級」隊伍（1920年代中國產業工人大概僅在二百萬左右）。如果僅僅高舉「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鬥爭」的旗幟，中國知識人的道德激情是不容易被調動起來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必須另找適合中國特殊需要的據點，以建立它的絕對精神權威。

中共在知識界發生深入而廣泛的影響應該從1930年代算起，那正是日本侵華越逼越緊的時刻。為了脫出被圍剿的困境，中共通過地下黨組織開始在全國各大學發動「抗日」運動。抗拒外敵的民族主義激情一向是中國的道德高地之一，上起南宋、中歷晚明、下及近代，久已注入知識人的血液之中。中共搶到了這一高地，即初步樹立了它在中國知識界的精神權威。楊憲益先生在抗戰時期傾倒於延安，即其顯證。

中共在中國將革命重點放在貧苦農民的解放上面，因此在西方甚至獲得「農業改革者」的稱號。這又是它搶占道德高地的另一傑作。古代的「士」自漢以來便反對豪強兼併，為「貧無立錐」的農民請命，這一號召自然最能打動現代知識人的心弦。所以沈從文先生1951年十一月在四川內江也為此而感動，並為「毛主席關心窮人」的說法作「宣傳」。（見《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98年，頁167）。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都將「階級鬥爭」意圖掩藏了起來，而以「民主」、「自由」、「多黨合作」等口號進行「統戰」。這不但見於重慶《新華日報》的言論，而且有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可證。許多原來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知識人便是在這一「統戰」策略下逐漸左轉。聞一多如此，楊憲益也是如此，李慎之晚年的無數反思文字更是現身說法。

總之，中共的長期宣傳成功地將自己扮成一個古今無二的完美形象，不但是民族獨立的唯一希望所在，而且也承擔著中國人所追求的一切現代價值。1949年奪權成功更增添了無窮的威勢，似乎已完全證實了「黨」的「光榮、偉大、正確」。「黨」的絕對精神權威便從此在絕大多數知識人心中牢牢地建立起來了。連處於政治邊緣的沈從文先生在「反右」期間也老實地遵守著下面這個絕對原則：「凡對黨有好處就做，有損害處絕不幹。」其餘的人更可想而知了。（見《家書》，頁276~277）

中共的精神權威今天已基本破產了，但是它還擁有一件宣傳武器，不容輕視，那便是民族主義的激情。這是它起家的主要本錢，現在依然想靠它來凝聚向心力。但在無「敵國外患」的情況下，玩弄民族激情有如玩火，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便是前車之鑑。然而我們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卻不能不密切注視這一危險的動向。

4

去年六月間，美國東西兩岸都召開了「反右」五十年討論會，香港《明報月刊》也出版了紀念專輯。我寫了四首七絕，表達我對於「五七」的整體看法。這四首詩剛剛被朋友們放在網路上，我便接到巫寧坤先生的電話，稱許我的理解大致不差。現在我把這四首詩鈔在後面，作為這篇文章的一個尾聲：

右袒香肩夢未成，負心此夕淚縱橫。世間多少癡兒女，枉托深情誤一生。未名湖水泛輕漚，池淺龜多一網收。獨坐釣臺君不見，休將劫數怨陽謀。橫掃斯文百萬家，更無私議起喧嘩。九儒十丐成新讖，何處青門許種瓜。辱沒冤沉五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人亡家破無窮恨，莫叩重閽更乞憐。（全文完）

【2008/07/25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41426.shtml

延伸閱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二)
燕京末日的前期（三）

【挪威】住在奧斯陸 - Oslo Haraldsheim

有夠難找的 hostel

在挪威我們住過四個 hostels，大抵上來說，都非常的乾淨和安靜(挪威人雖然很高大，可是講話又溫柔又輕聲細語的)，接待的人也都非常的有耐心，不厭其煩的一個一個回答類似的問題。在英國以這個價錢，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你要有面對驚嚇的心理準備，房間一定會是某種程度的髒，接待的人會很沒耐心 (面對英文破爛的人更沒耐心)，半夜會有瘋狂的英國年輕人跑來跑去叫來叫去，運氣好的話還會聽到打架聲。

天啊，讓我想起來我曾經住在King's Cross附近的青年旅館的惡夢。

不過這幾間 Hostel 都有一個麻煩的缺點: 就是很難找。除了在 Bergen 的是在市中心以外，其他的都必須要搭交通工具到達，其中包含這間 Oslo Haraldsheim，十分之難找。

坐 Tram 到了以後，你會看到指標指向一個很飄渺的地方，而你所面對的是一片廣闊的草原，但是不是平的草原，是坡度相當陡峭的草原(oh yes)，還有無數的建築物，你根本就不會知道在哪邊，我們是逮到一個老奶奶問路才知道的。記得，面向草原，青年旅館是在你的右手邊，是一棟蠻大棟的白色建築物。

話雖如此，我還是要大力推薦這一間。接待的女士非常的 nice ，可能我們到的時候比較不忙碌，還有許多房間，她幫我們主動從我們定的不包含衛浴的六人房，升級到包含衛浴的四人房。不加價。除此之外，她還給了我們一張地圖，說要到附近的哪裡買東西吃，並且給予我們許多 Oslo 的資訊。

房間相當的乾淨也相當的大，床很舒服，早餐是有包含在價錢裡面的。早餐是背包客想都不敢想的 buffet - 沒有錯，是吃到飽的。不敢說菜色有多好(不要期待燻鮭魚這種東西會出現)，但是該有的都有，一定可以吃的很營養和飽足。

註: 關於 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Membership

在英格蘭和威爾斯，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旗下的 hostels 對於會員的方式不太像是優待，反而像是罰款制。沒有會員資格的人，通常會被要求多付一定的 non-membership fee。

挪威 Hostelling Internationl 的 hostels 則給予 HI membership 有相當大的折扣，15% off，如果要在他底下的青年旅館住很多天的人，應該認真的考慮辦一張會不會比較划算。

相關網站:
HI Norway
Oslo Youth Hostel Haraldsheim

延伸閱讀:
【挪威】從挪威議會看挪威近代歷史 (1) 傳奇的丹麥王子和挪威憲法
【挪威】從挪威議會看挪威近代歷史 (2) 英國和挪威的獨立
【挪威】從挪威議會看挪威近代歷史 (3) 參觀挪威議會
【挪威】挪威縮影 (1) Oslo - Myrdal (Oslo-Bergen鐵路)
【挪威】從麥當勞指數看挪威物價
【挪威】奧斯陸 - Vigeland Park
【挪威】挪威人
【挪威】前往奧斯陸
【挪威】如何在英國辦理挪威簽證
【挪威】行程表

【BBC】Why is a 99p price tag so attractive?

WHO, WHAT, WHY?
The Magazine answers...

The tactic of shops ending prices with 99p is nothing new, but a study has found it's as effective as ever in getting shoppers to part with their cash. So why is one of the oldest tricks in the retail trade hard to resist?

http://news.bbc.co.uk/1/hi/magazine/7522426.stm

神奇的 offer ，神奇的 graduate admissions...

英國學校的 admissions 具有神奇的屏障能力，你永遠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回你的 e-mail ，任何一個和他們接觸過的人都知道，和英國學校打交道最好的辦法，就是打電話。因為他們通常只想回他們想回的 e-mail。

我寫了 e-mail 給平常會回我信的學校，但是完全沒有回音。打電話給他們，三句內就知道我是誰，告訴我要繼續等，等，等。話雖然這樣說，今天早上我卻收到這間學校寄給我的宿舍通知，我拆開以後不禁大笑。因為另外一間學校告訴我，由於我曾經在英國呆過頗久的時間，他們不會把我列入優先分配宿舍的名單中...

荒謬。

我還收到了一封令人抓狂的入學許可。我從來不覺得我會得到這間學校的 conditional offer ，不過他們竟然給我了，嚇我一大跳；不過我卻高興不起來，由於我特殊的原因 (special not unique)，我的所有文件現在在系上的 tutor 手裡已經超過兩個禮拜。

你們還在想要不要讓我入學嗎?

不如趕快直接拒絕我了吧。你們根本就不會收我的，啊哈。早點拒絕我，我就可以趕快繳掉另外一間學校的學費，然後回台灣...

啊，台灣!台灣!台灣!我想回台灣!!!

觀光局在倫敦推出「驚艷台灣」廣告，促銷台灣觀光

張貼日期：2008/7/18

交通部觀光局斥資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在倫敦推出「驚艷台灣」宣傳活動，強力促銷台灣觀光。即日起在倫敦的黑色計程車、地下鐵、知名旅遊雜誌，都可看到這個台灣的觀光廣告。

這個以「台灣，每個角落都有驚奇」為主題的行銷廣告，除了色彩鮮艷的台灣字樣，並搭配八家將醒目照片。將自今年七月起到明年二月，在倫敦七十五輛黑色計程車車身上呈現，隨著它們在繁忙的市區內穿梭行駛，為台灣寶島提高知名度；同時，倫敦十三條地下鐵幹線，亦將連續十週推出近一千個行促銷台灣觀光的廣告。

為配合「旅遊台灣年」活動，觀光局今年第一次透過英國的戶外、網路、平面旅遊媒體等多項管道，積極促銷台灣，希望提高臺灣在英國之知名度及能見度，並引起英國民眾對台灣的興趣，能夠前往台灣親身體驗寶島之美。

英國是歐洲赴台灣旅遊人數最多的國家，觀光局希望今年英國觀光客人數能持續百分之十以上的成長。

「驚艷台灣」廣告

(資料來源: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 http://www.taiwanembassy.org/UK/ct.asp?xItem=64012&ctNode=898&mp=131)

燕京末日的前期（三）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3 04:15 am


最後，讀了《孤琴》第三輯感舊錄的部分〈忍看朋輩成新鬼〉，引起我關於中國知識人在中共統治下的宿命的反思，現在想借此機會略抒所見。

作者懷舊的對象多數是我不認識的，或雖聞名而未曾見過面。但是其中有兩位前輩我在「文革」後也略有交往，即沈從文和錢鍾書。1978年和1979年，連續兩年我都有機會和錢先生交談，但都在官式接觸的場合。他逝世後我曾寫過一篇文字，追記其事，這裡便不再重複了。（此文和巫先生在《孤琴》所收者篇名相同——〈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見《余英時文集》第五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這裡我要從不同的角度補記一個有趣的插曲。在北京俞平伯先生寓所第一次晤談中，不記得話題由何引起，他忽然提到馬克思的一段婚外情，雖僅一二語匆匆帶過，神情則頗帶幾分淘氣。這當然是指馬克思與家中女傭（Lenchen）生了私生子的事，在西方雖早成公開的祕密，但在1978年的中國大陸恐怕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一方面佩服他的博覽，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些詫異：他為什麼會講起這個故事呢？最後我猜想他也許是借此向海外訪客暗示：他並不是馬克思的虔誠信徒吧！一兩年後我在美國和史華滋（Benjamin I. Schwartz）閒談，涉及馬克思的思想與生活，順便提到這個趣事，他也忍俊不禁，並同意我的推測。為了怕給他帶來困擾，我再也沒向別人提過。現在事隔三十年，錢先生也已過世十年，我披露了這個小插曲應該無傷大雅了。這個趣事更使我相信，他在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能完整地保持了自己原有的價值和思想，絲毫未為官方意識形態所撼動。正因為他沒有失去精神的自我，他才能憑著深厚的學識和無比的機智，在驚濤駭浪中明哲保身，最後完成了《管錐編》的寫作。

沈從文先生夫婦1980年末至1981年初在耶魯大學附近住了一兩個月；他們的東道主人是傅漢思教授和張充和女士。由於這層友誼的關係，我和沈先生曾有過多次聚談的機會，都是在輕鬆的氛圍中進行的。我知道他在1949年以後受盡了折磨，精神上且一度陷於崩潰狀態，因此我從來沒有問起他個人的遭遇，以免觸動他的傷痛。在談話中他大體以憶往懷舊為主，但所說多數是舊友的事，譬如關於顧頡剛先生在中共統治下的生存狀態，我是從他口中才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我感受最深的是他雖歷盡劫難，卻心平氣和，沒有流露出半點怨憤的情緒，更沒有責罵過任何人，我當時不禁聯想到阮籍為「天下之至慎，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以及「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後來讀到《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98年），我才認識到1949年以後他在思想和情緒上波動之大、困惑之深。但無論如何，1980年時他確已恢復了內心的寧靜，也找回了原有的價值系統。

巫寧坤先生對於沈、錢兩先生的認識自然遠比我為親切，《孤琴》所收兩篇生動的素描可以為證。大體而言，巫先生的素描和我的一般觀察是可以互相印證的。

我必須著重地指出，沈、錢兩先生是例外中的例外；他們的出身和背景各有不同，但在萬劫千難之後卻同能收拾精神，重整故我。但以絕大多數同輩的知識人而言，他們的心靈多已陷於支離破碎的狀態。1949年以前在文、史、哲諸領域中曾各領風騷的人物，文革以後都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我親見親聞的實例便不可勝數。如果與前蘇聯的情況作一比較，中國知識人的命運顯然悲慘得多。俄國著名的史學家古列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蘇聯解體後曾對文、史兩界的情況作了一個簡要的比較。他說，十月革命以後俄國文學傳統仍然是有生命的。作家如巴斯特納克（《齊瓦哥醫生》）、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詩人如阿赫瑪托娃等，後來沒有停止過創作。即使在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時期，這些人也不肯在意識形態上作出任何妥協。所以八十年代中葉所謂「開放」（glasnost）來臨時，這些異議作家的作品便大量出現在文學刊物上。當時俄國讀者很驚異地發現，原來在精神和藝術領域中，他們竟擁有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豐富資源！相對而言，史學由於受意識形態的直接控制，除了史料彙編一類的成績之外，極少值得一讀的著作。雖然如此，1956年清算史達林以後，史學界仍然有所鬆動，史達林時代的武斷教條大體上已被拋棄，至少也受到質疑；史學家也可以提出新的假說和構想。因此六十年代史學家確有破冰之功，為後來史學上的自由分析奠定了初步的準備工作。（見古氏原文'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 ed. Francois Bedarida, Providence: Bergham Books, 1994, pp. 67-69.）

但在同一時期之內，曠古未有的厄運卻已降臨在中國知識人的身上。1955年「清算胡風」和1957年「反右運動」徹底斷絕了創作和研究的自由。與俄國不同，「五四」以後才出現的新文學家群並未形成一個超越政治而受普遍尊崇的精神力量。相反的，1949年以後，只有「左翼」人士才能在文藝界活躍，而他們早已為「黨」所收編。即使是胡風的爭取創作「自由」，也自以為是真誠地向「黨」效忠；至少在主觀認知上，他是與宗派主義作鬥爭，而不是挑戰「黨」的無上權威。

在「引蛇出洞」的「陽謀」期間，不少「民主人士」和青年學生確曾一度「大鳴大放」；這是因為他們誤信中共會實踐以前關於「新民主」的承諾。從「鳴放」的言論看，當時中國仍有不少知識人繼承著「五四」的精神，並持之以恆與「黨」的權威分庭抗禮。但「鳴放」一夜之間變成了「反右」之後，中國知識人立即進入「萬馬齊喑」的狀態。無論是「心服口服」還是「口服心不服」，總之他們從此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再也不能發出一絲一毫異議的聲音了。

毫無可疑，知識人在毛澤東統治下所受到的凌辱和摧殘遠比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為嚴酷。（關於這一比較，可看Leszek Kolakowsk ,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 New York: W. W. Norton, 2005, pp. 1197-1199.）但是這裡有一個異常的現象：中國知識人儘管受盡了迫害和侮弄，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卻始終在共產黨的精神枷鎖的籠罩之下，不但擺脫不掉，甚至失去了擺脫的意志。所謂「精神枷鎖」是指知識人，無論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已接受了下面這個事實，即「黨」是決定他們的存在價值的唯一精神權威。每一個知識人的評價及其正或負的程度最後都完全由「黨」的一句話來決定。如果「黨」給他「定性」為「反革命」、「右派」或「資產階級」，他首先便會自覺罪該萬死，羞愧無地；如果「黨」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頂「帽子」，他又立即如獲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說，如果他竟能批准「入黨」，那更是人生最大的榮耀，不但家人親戚為之歡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別是帶有「帽子」的，也都不禁要「彈冠相慶」。近年來我讀了不少老一輩學人的日記、書信之類，對於這一點感受最深。過去儒家傳統說，孔子《春秋》的「褒貶」有無窮威力：「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但這不過是文字上的誇張，在歷史上並不能證實，而中國共產黨卻在最初幾十年中掌握了這樣的精神權威。它之所以能奪取政權並且將史達林體制有效地強加於中國人的身上，這一精神權威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精神枷鎖的問題呢？這完全是由巫先生關於「戀黨情結」的話題引出來的。《孤琴》第四輯有一篇〈銀翹集──楊憲益從入黨到出黨的傳奇〉，是評介楊憲益舊體詩集之作，寫得非常生動感人。作者告訴我們：

楊詩人的半生坎坷是和他的「戀黨情結」分不開的。他出身於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家族，高中畢業後就自費遊學牛津大學達六年之久……當時正值抗日烽火連天，他學成之後立即兼程回國，與祖國人民共命運。及至身臨大後方，耳聞目睹的卻是當道窳敗，國勢危殆。報國無門。不少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都寄望於中共，或奔赴延安鬧革命，或「身在曹營心在漢」，暗中為「地下黨」奔走效命。楊氏交遊中不乏文化界「進步人士」，按「近朱者赤」的常理，他也和「地下黨」結成了患難之交。

這裡敘述的雖是楊憲益的個案，然而卻具有高度典型性；我們可以說，多數傾向於共產黨的中國知識人最初都是被這一心理狀態推動的。　（三）

【2008/07/23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37442.shtml

延伸閱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二)
燕京末日的前期 (四) (末)

燕京末日的前期 (二)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2 01:50 am


中共在「摸底」期間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夠及早「爭取」過來，成為「黨」的傳聲筒，說出「黨」不便啟齒的話。不用說，教授自然是最先「爭取」的對象……

另外兩位「民主人士」的講話也各有特色。王芸生是《大公報》的名記者，早在抗戰時期便已非常靠近共產黨了。他的講演一味強調他曾怎樣英勇地和國民黨展開的鬥爭，還特別描述《中央日報》的主持人陶希聖怎樣對他進行「圍剿」的種種事蹟。這是一次自我表彰的談話，從政治教育的觀點說，意義不大。

在四位外來講者之中，儲安平給我留下的印象最好。他主編的《觀察》雜誌是我在1949年以前的主要課外讀物，所以對他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但講話的內容我現在只記得下面這一點：他宣布最近接受了《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務，歡迎燕大同學投稿。他特別強調編輯的宗旨是同時向前面提到的四個「階級」開放的；《光明日報》並不為四個階級各設專欄，但對這四種不同的觀點一定兼容並包。他說話的神態十分真誠懇切，這是我對他發生好感的主要原因。今天回想起來，他其實是表示：他編《光明日報》仍然繼續《觀察》的一貫立場，也就是自由主義的立場。這在當時痛斥「民主個人主義」的一片叫囂聲中未嘗不是一種諷刺，因為「自由主義」和「民主個人主義」不過是同實而異名而已。儲安平在1957年逃不過「大右派」的劫數，於此已見端倪。但這是事後諸葛亮，聽講時我當然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

其次，我要談一談燕大教學的情況。這一學期我選修了四門課程。除了趙蘿蕤教授的大二英文外，我在歷史系選了三門課：中國近代史、史學理論與方法、歐洲史導讀。英文課讀的是英、美短篇小說和散文，只重語文訓練，尚未涉及思想問題。《孤琴》作者兩年後講授英國文學史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時還沒有出現。我記得有一位思想「進步」的學生曾試著用階級觀點解釋一篇小說。趙教授不但未加稱讚，而且還表示與小說的主題全不相干，可見她還沒有感到「思想」的壓力。主持歐洲史導讀的是一位女講師，可惜我已忘記了她的名字。她指導學生讀了一些史學名著的選樣，包括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但她是一位受過正統訓練的學人，根本未為歷史唯物論所動，因此也沒有觸及馬克思主義。但另外兩門歷史課則不能完全避免政治的干擾了。

講授中國近代史的是聶崇岐先生，也就是〈燕京末日〉所提到的「歷史系著名的聶教授」，因「態度惡劣，對抗運動」而受到「隔離反省，交代問題」的懲罰。他是宋史名家，我本來希望能吸收一點他的專長。大概由於系中教學的需要，這一學期他改授近代史。這是中共很重視的一門課程，他指定的教科書是范文瀾以「武波」筆名所編寫的一本《中國近代史》。但是他並不要求學生細讀范書，僅僅用之為講授的提綱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課的講稿都是自己根據原始史料另行編定，而且專講客觀史實，條分縷析，儘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斷。范書痛罵帝國主義，又斥曾國藩為「漢奸、劊子手」等等，他在堂上則從不用這一類的情緒語言。我當時只知道他是一位很耿直的山東學者，多年後才從洪業老先生處瞭解到他的高潔人格。最近讀到鄧之誠《日記》散篇，我對於他「態度惡劣，抗拒運動」的情況略知一二，但是他落網如此之快，則是萬萬想不到的。

最後，我要提到翁獨健先生的「史學理論與方法」一課。翁先生是燕京繼齊思和先生之後，保送到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第二人。他的專業是蒙古文和元史，但知識面很廣，思想也很靈活。那時他和共產黨之間大概已取得互信，所以學期之末他被任命為北京文教局局長。他所指定的課本是普列哈諾夫的《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中譯本（英譯為George V. Plekhanor, A Contribu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ic View of History）。但是他在講堂上並不宣傳歷史唯物論，更未提及史達林的「五階段論」。可見他仍然守住了專業史學家的崗位。他指導我們讀普氏的著作，重點放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背景上面。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學生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其理由是羅氏此書也強調哲學的社會與政治的關係。這門課是較小的討論班，以期終論文代替考試。我寫的是〈墨學衰微考〉，是一個傳統考證的題目；他同意了我的選擇，沒有任何指示，要我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

1986年秋天翁先生到美國訪問，他的女婿和女兒還特別開車繞道耶魯，在我家中盤桓了一個下午。這是我在離開燕京後唯一重晤的老師，他依然保持著一位學人的風範。

總之，在「燕京末日」剛剛開始的第一學期，無論是外文系或歷史系的教授們，大體上還能勉強維持著相對的學術尊嚴；至於大多數的學生，在政治上採取了不即不離的觀望態度，在學術上則仍然信任本系的教授。以歷史系而言，當時學生們並沒有覺得：教授都是「資產階級」學者，未經馬列洗禮，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後」或者「反動」。這種看法至少在當時還沒有廣泛流行。相反的，以史學而言，我們對「新史學家」如范文瀾、翦伯贊之流並沒有多少敬意。翦伯贊那時已在燕京，但並不屬於歷史系，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巫寧坤先生在《一滴淚》和〈燕京末日〉中都稱他為「新燕京攝政王」，因此我現在才能斷定，他大概是以「軍代表」的身分進入燕園的，大致相當於吳在清華的地位。（中共接管各大學都是由「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文管會」派代表駐進校園，簡稱「軍代表」。）1949年秋季翦還沒有「攝政王」的稱號，不過卻有一個關於他的故事在史學系流傳。他當時正在大張旗鼓主編庚子（1900年）義和團史料，開了一張書目要燕大圖書館為他收集有關文獻，其中之一是孫承澤《庚子消夏記》。這是一部清初關於書畫著錄的名作，寫成於順治17年庚子（1660年），稍有書畫史常識的人無不知之。這種疏失如果出在一個初出茅廬的史學工作者身上，是可以原諒的。但他當時是和范文瀾並列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導人，氣焰正自不可一世。這就難免招人輕視了。（這部材料書即是《義和團》，列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九種，1951年出版，前面有他的〈序言〉，自署「1950年12月6日於燕京大學」。 ）馬列派後來所取得的史學「霸權」並非建立在學術基礎之上，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

但是中共在「摸底」期間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夠及早「爭取」過來，成為「黨」的傳聲筒，說出「黨」不便啟齒的話。不用說，教授自然是最先「爭取」的對象，因為他們畢竟擁有更大的號召力。另一方面，以中國知識人在過去改朝換代的一般表現而言，教授中願意積極迎合「爭取」的也不乏其人。這也不必詫異。不過我在燕京的那段時期，這樣的人還是極少數。上面提到的法學院院長趙承信可以算是一位出類拔萃者。他在政治大課上常常鼓勵我們去建立工、農的階級觀點和感情。他最愛舉下面這個例子：工、農一見到毛主席好像便情不自禁地發生「熱愛」，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另外一位是《一滴淚》中所提到的「地理系侯教授」，去「接受毛主席檢閱」時「精神抖擻，嗓音嘹亮，指揮若定」，這位侯教授名仁之，因為思想進步的緣故，和學生們很接近。大概他是政治課小組討論的一個主持人，而我恰好分在他的一組，因此和他很熟。他那時剛剛從英國留學歸來，一再對我們強調他的幸運，居然還「趕上了革命的最後一次列車」。現身說法之後，他接著便要我們也珍惜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和他同在一輛車上。我們這些學生當時都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趙、侯兩位先生的論調也未曾引起我們的強烈反應。但是翻來覆去聽得太多了，又不大相信這是由衷之言，膩煩和肉麻之感確是免不了的。

〈燕京末日〉所記1951年以來「思想改造」、「三反」等等「運動」，令人驚心動魄。我最早從香港報紙上讀到關於燕大鬥爭大會的詳細報導，包括校長陸志韋的女兒怎樣「大義滅親」的熱烈表演。我稍一回憶，立刻領悟到：中共的布置早在1949年秋季便已展開了。經過兩年來處心積慮的安排，「進步教授」和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已布滿全校，只要「黨」略略示意，鬥爭大會開得轟轟烈烈是完全可以保證的。所以我特別寫了一篇小文，分析了這一事件，題目是〈吳用把眼視眾人〉（此文刊在香港《自由陣線》雜誌，大約在1951年底），這是借用《水滸傳》第67回的故事：宋江推讓盧俊義坐第一把交椅，吳用發言反對之時「已把眼視眾人」，李逵、武松、劉唐、魯智深等便一個接著一個大聲鼓噪起來。毛澤東熟讀《水滸》，這一套手法早在黨內外鬥爭中運用過無數次，此時拿來對付一些毫無「鬥爭」經驗的教育界人士，那真是莊子所謂「以無厚入有間」，游刃而有餘了。

我和巫寧坤先生恰好分別參與了「燕京末日」的始點和終點。所以我特別將我的記憶部分寫出來，略補巫先生見聞之所未及。（二）

【2008/07/22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35970.shtml

延伸閱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一)
燕京末日的前期（三）
燕京末日的前期 (四) (末)

燕京末日的前期 (一)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1 03:02 am

1949年秋季

1949年秋季開學，燕京的「末日」便開始了。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創辦的大學怎樣處理雖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奪權之初，為了收攬和穩定學術和教育界的人心，暫時不動聲色……

1

巫寧坤先生繼《一滴淚》之後，將他多年來所寫的散篇文章集結成《孤琴》一書。這兩部書恰好經緯相錯，交織成文。《一滴淚》是「經」，提供了一個連續不斷的完整敘事；《孤琴》是「緯」，將敘事中某些極重要但只能一掃而過的快速鏡頭加以放大，使我們可以觀賞其中的一切曲折。作者在《孤琴》中建造了許多通幽的曲徑，每一條都把讀者帶向《一滴淚》世界的深處。

我曾為《一滴淚》寫了一篇長序──〈國家不幸詩家幸〉，這篇序當然也完全適用於《孤琴》。不過現在特別為《孤琴》寫序，我卻不願重彈舊調。《孤琴》勾起了我的一些記憶和感想，我想借此機會寫出來，與作者的經驗互相印證。但首先我要作一點為此書「解題」的工作。

此書為什麼以「孤琴」命名？作者在〈前言〉中已作了明確的解說。但作為〈前言〉的〈孤琴〉原是作者1991年的一篇英文散文，現在收入本書的則是別人的譯文。1990-91學年作者在母校曼徹斯特學院（Manchester college）從事寫作。這是美國印第安那州的一個「沉悶的小城」，作者在這裡過了一年十分孤獨的生活，基本上完成了《一滴淚》的初稿。但孤獨並沒有讓作者「發瘋」，如朋友們誇張的預測所云。相反的，他的精神獲得一次最高的昇華，所以他說：

我的孤獨再也不是一座初露端倪的瘋人院，而是一個別具一格的美麗新世界，一個燭照的透明新天地。

他又借用濟慈的詩句描述這個新發現的孤獨世界。

於是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天象觀察者，

突然一個新星游入他的視野，

寂然無聲，在達里恩一個山頂上。

這裡我們看到作者精神昇華所達到的高度。在常人眼中，這也許便是一種「瘋狂」。但這是蘇格拉底所說的「神的瘋狂」（divine madness），而且在四類「神的瘋狂」中居於最高的位置。因為「愛神」（Aphrodite）恰好是這一「瘋狂」的主宰。（見Plato’s “Phaedrus”）試看作者自己對於「孤琴」兩字的解題：

孤琴！原來這就叫孤琴。我立即發現這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一個人在冬眠中找到的孤獨只是在逃避世界和作為社會動物的自身。真正重要的是達到這樣的心態：身在「眾生要承受的萬千劫難」之中，仍能彈奏孤琴。

精神昇華使作者的孤獨化為一個「神奇的宇宙」，一切文字和藝術作品都頓時在他的心中活了起來。如果僅僅為了自我解脫，他大可長駐其中，從此遠離塵囂。然而不然，他嚮往的卻是回到承受著萬千劫難的「眾生」之中去「彈奏孤琴」。恰好說明為什麼他對「孤琴」之喻，情有獨鍾。我必須提醒讀者，這是作者全心全力投入《一滴淚》的撰述期間。他以彈奏中的「孤琴」自喻，因為他正在發出動人心弦的琴音。但是他的「孤琴」之奏不是為了自己賞音，而是出於愛「眾生」之一念，讓他們在艱難之餘，共享他所能發現的「神奇的宇宙」。上面提到最高一層的「神的瘋狂」在這裡得到了印證。

這裡讓我為「孤琴」的意象下一轉語，作者的專業雖是西方文學，但畢竟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孤琴」所表達的在骨子裡即是中國人的一種共同嚮往：個人不應僅僅滿足於自己「得道」，而必須同時幫助一切人「得道」，至少也要把一己所得之「道」原原本本地傳布給世人。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是這一精神的最早呈露。後來大乘佛教的「菩薩行」傳入，因為和中國原有的精神取向相同，很快便融合無間。所謂「菩薩行」即指未度己，先度人，願為眾生承受一切苦難。王安石便因為讀到禪宗大師一句話，才毅然接受宰相任命而致力於改革的，這句話是：「這老子嘗為眾生作什麼？」大乘佛教和原始儒教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孔子不是也強調「汎愛眾」嗎？作者寫《一滴淚》和這本《孤琴》文集也和當年王安石出山的心態完全一樣，是要為「眾生」做點什麼事。《華嚴經》的〈回向品〉特別提倡「回向眾生」的觀念，意思是在修成正果之後，再回過頭來把自己所修功德施與「一切眾生」。1922年胡適寫了一首〈回向〉詩，用現代人的意境和情感重新闡釋了這個觀念。我覺得這首詩和〈孤琴〉一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卻把〈孤琴〉末節「告別冬眠」的隱義充分發揮出來了。所以我要把全詩引在這裡，供讀者參考：

〈回向〉

他從大風雨裡過來，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壓迫人的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著山腳下，

想著他風雨中的同伴，

那密雲遮著的村子裡，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捨不得離開他們，

又討厭那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呢，」

他在山頂上自言自語。


瞧啊，他下山來了，

向那密雲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2

《孤琴》第一輯首篇〈燕京末日〉寫的是燕京大學，其中提到「歷史系著名的聶教授」當時正在「隔離審查，交代問題」。這是指宋史專家聶崇岐先生，我曾上過他一學期的「中國近代史」。作者的回憶把我帶回了六十年前的燕園。但是這裡不是我寫自己回憶錄的地方，我只想就「燕京末日」這一論題，補充一點作者見聞以外的情況。我是1949年八月底住進燕京學生宿舍的，十二月底離開，比作者早了兩年。因此我所見到的是「末日」的開始，恰可與作者所見的「末日」的終結互相參照。

燕京是教會大學，經費主要由美國各教會捐募而來。它不可能在中共政權下繼續存在下去已是先天注定的命運。所以1949年秋季開學，它的「末日」便開始了。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創辦的大學怎樣處理雖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奪權之初，為了收攬和穩定學術和教育界的人心，暫時不動聲色。中共對國立大學如清華，開始是維持原狀，其次是接而不管，最後才是全面接管。（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1984年，頁131～132）燕京是私立教會大學，情形自然又當別論。至少我在燕京一學期中，學校表面上仍未改變，估計是處在「接而不管」的階段。但「接而不管」只是一種假象，中共在它權力所及之處絕不可能有真正「不管」的時候。在「不管」階段，它在背後的布置——包括所謂「摻沙子」、「挖牆腳」之類——則正在積極地進行中，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在中共的通俗政治語言中，這叫做「摸底」，不但「摸」整個學校結構的「底」，同時也「摸」每一個教職人員的「底」。等到時機成熟了，「黨」便可以一舉而消滅「階級敵人」。不用說，這個理解在當時是不可能有的，必須通過六十年來的經驗才能完全看得清楚。所以在我入學時，燕京大學從校長到教職員大概都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學校仍可以照舊辦下去。甚至遲至1951年，趙蘿蕤教授依然抱此幻想，因此才有電聘作者之舉。這和同一時期（1951年1月26日）成都華西大學文學院長羅忠恕函聘吳宓前往英文系任教，如出一轍。總之，我在燕京恰好趕上了暴風雨之前的一個短暫的寧靜時期。

1949年燕大校園的政治動向已完全控制在中共手中，黨團員無所不在，不過還沒有展開大規模的鬥爭「運動」而已。最顯著的，學生都必須上政治大課，主持人是法學院院長趙承信；他是政治系教授，向黨靠攏得很緊。大課並不是主持人獨自講授，而是分別請校外的人來作報告。我現在記得的有四個人，即錢俊瑞、艾思奇、王芸生和儲安平。錢當時是教育部副部長，講得很長，至少兩、三小時。艾則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早年所寫的《大眾哲學》曾在青年中流行一時。這兩位黨人的長篇大論說些什麼，六十年後已無從追憶，但其中涉及三個問題至今還留有一點印象：第一、對於二戰後蘇聯軍隊在中國東北姦淫搶擄的暴行極力否認，堅持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第二、當時美國《白皮書》剛剛出版，對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有所期待。毛澤東立即寫文章痛斥。因此辱罵「民主個人主義者」也是他們講話中的一個重點。第三、中共的五星旗剛剛出爐，一顆大星代表共產黨，四顆小星則分別代表工人、農人、民族資本家、小資產者四個階級，都屬於「人民」的範疇。他們借五星旗的象徵，向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進行「統戰」。

就我記憶所及，他們兩人的「洗腦」工作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首先，1946-47年我在瀋陽住過兩年，對於蘇軍的暴行早已耳熟能詳，而且直接得之於民間，「謠言」之說不足以服人。燕大同學中來自東北的更無法接受這一解釋。至於「民主個人主義者」和階級劃分，我們當時既不甚了了，也不知其確指何在。艾思奇尤其使我們失望，他雜引史事說明他的論點，竟說「岳飛是一千多年前的民族英雄」，把岳飛的時代推前了三百年以上。聽眾雖不敢譁然，但暗中搖頭的則大有人在。這樣缺乏歷史常識的話大大減弱了他的說服力。（一）

【2008/07/21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34452.shtml

延伸閱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二)
燕京末日的前期（三）
燕京末日的前期 (四) (末)

我畢業了!

不是我在說，我們學校畢業的袍真的很好看...

紫色加金色，不知道那時候學校在設計的問了誰，這兩個都是傳統中國裡面皇帝才能使用的顏色，想不到我們學士畢業就穿到了，搭在一起只有一個字，正。儘管我們學校有很令人納悶的校徽，不過還好我們學校畢業的袍很好看。大家在袍裡面到處照相時，臉都是笑的，開心到不行。

畢業了，雖然我不久後就要離開這個地方，我也不知道之後學的和business距離會到多遠，選擇不要再繼續念business是不是對的，我只知道從現在開始，我肯定離不開 management discipline。

無話不談

有時候真的會很想念那種無話不談的感覺。

我很笨也很遲鈍，所以講話的時候不會想那麼多，去避開尷尬的過去；我很厭倦得到一些過於敏感或是刻意避開，這種太 clever 的答案。

我已經沒辦法過於靠近一個我有極度警戒和保護心的人，當我發現連在MSN上講個話都那麼辛苦時，我真的不知道繼續當朋友還有什麼意義。

聖杯的故事

【聯合報╱張系國】 2008.07.17 02:41 am


「莎莉，這是希曼薩。都是你出的餿主意，要我問他什麼問題。這下好了，他說他完全尊重我的決定。我怎麼辦？」「完全尊重你的決定？這小子這麼圓滑？」……

參加一場討論會，主持人問兩位主講人，女人究竟要什麼？男人又究竟要什麼？當然誰也不在乎男人究竟要什麼，所以討論都集中在女人究竟要什麼上面。其中一位主講人是出色的女作家，當場講了個故事：

傳說中的亞瑟王為了找尋聖杯，去請教一位奇醜無比的女巫。女巫說：「如果你的圓桌武士裡最英俊的一位娶了我，我就告訴你聖杯的下落。」亞瑟王無法，把這事情告訴圓桌武士。最英俊的一位圓桌武士雖然不願意娶這位醜女，但是他對亞瑟王忠心耿耿，勉強同意了。新婚之夜，女巫對英俊的圓桌武士說：「夫君，你知道我是有法力的女巫。我給你一個選擇：你要我白天變成美女晚上現出原形，還是白天奇醜無比晚上變成美麗的女子？」

圓桌武士考慮了一下，溫柔的說：「親愛的，我完全尊重妳的決定。」女巫聽了心花怒放，展現出最美麗女人的原形。兩人從此快快樂樂過了一輩子。

女作家講這故事，當然是為了要聽眾學得尊重女性的教訓。但是我聽了，卻明白這故事的教訓，其實是正確解讀（或者正確翻譯）男女間訊息的重要性。

當男人說：「親愛的，我完全尊重妳的決定。」他究竟是什麼意思？是尊重女性嗎？也許有少數男性真的是這樣想，但這絕對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的男人的真意可能如《亂世佳人》最後，郝思嘉問白瑞德船長她究竟該怎麼辦時，白瑞德船長回答的千古名言：「干我屁事﹗」（I don't give a damn!）所以女人聽到她的男人說：「親愛的，我完全尊重妳的決定。」也許不應該心花怒放，反而必須戒慎恐懼。

聖杯的故事的另外一個版本如下：

傳說中的亞瑟王為了找尋聖杯，去請教一位奇醜無比的女巫。女巫說：「如果你的圓桌武士裡最英俊的一位娶了我，我就告訴你聖杯的下落。」亞瑟王無法，把這事情告訴圓桌武士，圓桌武士都低下頭不說話。亞瑟王不禁大怒道：「平常一個個大言不慚，說你們對我如何忠心，到了緊急關頭都變成啞巴，要你們何用？」這時術士梅林俯身在亞瑟王耳邊說幾句話，亞瑟王大喜道：「阿寶呢？」

「有﹗」阿寶戰戰兢兢說：「報告大王，阿寶只是個三等見習武士，不是圓桌武士，輪不到我去。」

「有理。」亞瑟王說：「來人呀，拿朕的寶劍來。朕立刻封你為圓桌武士。」

阿寶嚇壞了：「報告大王，阿寶不是英俊型男，騙不過女巫的。」

「不妨事，」術士梅林說：「喝下俺的酒，立刻變成肌肉型男，一人敢走青紗帳，見了皇帝不磕頭。但是二十四小時後藥力消失就會變回原形。」

「那麼二十四小時後我怎麼辦？」阿寶問。

亞瑟王看看梅林，梅林看看圓桌武士，圓桌武士看看亞瑟王，大家都笑彎了腰。梅林說：「阿寶，上月你打著郎賽羅騎士的旗號到諾曼地採購盔甲，人家看見你在KTV裡和公關親熱。有人告你收回扣。欺君罔上，該當何罪？」

阿寶知道他擋人財路被人設計，也就無話可說，勉強同意和女巫成婚。新婚之夜，女巫對阿寶說：「夫君，你知道我是有法力的女巫。我給你一個選擇：你要我白天變成美女晚上現出原形，還是白天奇醜無比晚上變成美麗的女子？」

阿寶心想，二十四小時後我就變回原形，還能管這些？無奈說：「親愛的，我完全尊重妳的決定。」女巫聽了，越想越不妙，等到阿寶睡著，打手機給她的好友說：「莎莉，這是希曼薩。都是你出的餿主意，要我問他什麼問題。這下好了，他說他完全尊重我的決定。我怎麼辦？」

「完全尊重你的決定？這小子這麼圓滑？」

「是呀，圓滑過了頭。他顯然完全不關心我。難道他是宅男，一天到晚只知道上網，老婆長得什麼樣都不計較？也許比這還糟糕，他是劈腿男，外面有別的女人，所以不在乎我？最可怕的是，也許他是隱性的同志，只顧自己鍛鍊肌肉，我當他老婆等於守活寡，嗚嗚﹗」

「不要太悲觀。」莎莉說：「你說他叫什麼名字？」

「阿寶。」

「阿寶？圓桌武士裡好像沒有這號人物，奇怪。」莎莉說：「阿寶，阿寶，我明白了。聽著，阿寶說他完全尊重你的決定，這是傚法溫家寶的說法。」

「溫家寶是誰啊？中國的領導人？我一個小女子知道這些幹嘛？」

「聽著，阿寶是在試探你呢。四川地震後，溫家寶對幹部說，你們都是人民養的，自己看著辦吧。表面上他是尊重部下的決定，其實是最嚴厲的警告。」

女巫聽了莎莉的話，思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來，從此變成個規規矩矩的好人，連阿寶看了都大吃一驚。她果然不再是奇醜無比的女巫，但也並不算漂亮，而且非常矮，甚至無法用嬌小兩字來形容。

女巫看到阿寶同樣大吃一驚。他的肌肉都消失了，肚子微凸，頭頂略禿，不再是型男，從此也變成個規規矩矩的好人。兩人感情不算好也不算太壞，吵吵鬧鬧平平凡凡過了一輩子。

至於聖杯呢？誰也沒看到，聽說還在找。


蛇足：這故事的教訓是，當男人說他完全尊重女人的決定時，他可能已經在考慮走人。這故事另外一個教訓是，不要老是想出題難倒對方。萬一對方答對了，才是真正考驗的開始。

【2008/07/17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29415.shtml

隨想錄

【聯合報╱劉森堯】 2008.07.16 02:32 am


現代都會生活中的懶惰觀念是帶有隱喻性質的，比如大家會理直氣壯談旅遊休閒，卻不會理所當然談懶惰……但旅遊休閒在本質上也是一種不事生產的懶惰行為啊！……

1 變遷

湯瑪斯．曼在《魔山》中這樣說：「時間是什麼呢？時間只帶來一樣結果，那就是變遷。」是的，變遷說明了日月推移和世事變化，也說明了興替和榮枯。就生活層面來講，則是反映了某種趣味的遞嬗和一去不復返，然後是懷舊。

五十年前，從台中坐火車——噴黑煙的那種火車——到台北須費時六個鐘頭，幾乎不太可能當天來回，事實上也很少有人勉強這樣做，因為上一趟台北經常會是大事一樁。對小孩而言，大多時候這也可能是一趟充滿許多樂趣的長途旅行：穿過山洞、跨越吊橋、趴在車窗欣賞外頭飛馳的風景、小站月台上叫賣的便當和水煮蛋……如今這些樂趣哪裡去了？現在從台中坐一趟高鐵到台北只須費時一個小時，可就從未感受到旅行搭車或甚至舟車勞頓的樂趣。

我無意在此藉火車去懷舊感傷，去感慨美好童年的逝去，我只是想強調生活的某些樂趣會隨著時間的變遷而改變，甚至完全消逝，但在情感上來講，那並不代表進步，因為生活中新的樂趣絕對無法取代舊的樂趣，羅蘭．巴特說得沒錯，生活中的樂趣沒有所謂進步這回事，只有變遷，一去不復返。

2 跋扈

跋扈是一種目中無人的法西斯心態的行為表現，最不能忍受的是還把這種行徑拿到公開場所搬演。前陣子在電視上觀看有關立法院的新聞報導時，看到一位女性立法委員強制要求新上任行政院長接受質詢時脫下西裝外套，真是令人吃驚，我們新任行政長官竟真的照做了，還流露一副膽怯模樣。接下來更妙的是，在一旁的立法院長看不過去，立即出面阻止，竟惹惱了這位女立法委員，緊跟著兩人你來我往對罵長達十分鐘之久。看上看下從未看過這樣跋扈的女人，她憑什麼這樣目中無人呢？單憑立法委員身分就可以這麼囂張嗎？

明眼人誰都看得出來，這位女立法委員實在是飆過頭了，看遍全世界，怎麼樣也從未看過這麼不正經和無聊的民意代表，她應該罪加三等：不正經之外再加上跋扈和法西斯。我們國會殿堂應立下一條規章：任何立法委員在議席上言不及義或莫名其妙發飆，顯現其精神狀況異常者，應立刻取消其議事資格。

在一般人際關係中，最教人無法忍受的，莫過於頤指氣使的跋扈行徑，即使在一個有階層劃分的團體裡，平等主義的觀念還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記得民主議事殿堂上的一句格言：發言台上每個人表達意見時都應受到相等的尊重。

3 懶惰

羅蘭．巴特這樣說：「什麼都不做，坐在庭院裡看著草慢慢長出來，坐看時間從指縫間慢慢流逝，每天都是禮拜天。」多麼令人嚮往的生活境界呀！但從實際情況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反抗現實生活體制，或是根本違背生存原則。

現代都會生活中的懶惰觀念是帶有隱喻性質的，比如大家會理直氣壯談旅遊休閒，卻不會理所當然談懶惰，因為懶惰代表什麼都不做和遊手好閒，等於就是浪費生命的代名詞，顯然違反道德生活的原則，但旅遊休閒在本質上也是一種不事生產的懶惰行為啊！坦白講，我自己始終都為提不起勇氣去「什麼都不做」而覺煩惱：靜靜坐著什麼都不做，看著春天來了，草兒慢慢長了出來。

【2008/07/16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27780.shtml

LSO、Sir Colin Davis、Sibelius...問題出在哪?

Wednesday 2 July 2008
Barbican Hall

Sibelius The Oceanides
Sibelius Violin Concerto
Sibelius Symphony No 4

Sir Colin Davis conductor
Nikolaj Znaider violin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對於這場西貝流士演出，我真的無法掩飾我的失望。問題出在哪? 就是在於音樂廳!

西貝流士交響曲或是小提琴協奏曲裡面，有許多聲響很大，驟然停止的斷奏(請樂理好的人糾正我這個詞用的正不正確)，這些聲響發出來時，應該可以透過音樂廳的反射，瞬間聽到某種程度上的回音，而產生美妙的音響。

我特別鍾愛幾個北歐樂團所錄製的錄音，所製造的這種音響。比方像是 BIS 的那兩套: Lahti Symphony Orchestra / Osmo Vänskä (經典)， Neeme Järvi / Gothenburg Symphony Orchestra (聲音有點太爆硼)，或是大鬍子 Leif Segerstam 在 Ondine 與 Helsink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合作的錄音，都是我鍾愛的版本。這類型錄音的特色就是殘響很有效的反射，製造出北歐風光的音響 。

我從來沒有那麼對LSO 的音樂廳咬牙切齒過 - 當樂團斷奏的時候，音樂廳竟然完全都沒有聲音，只有尷尬的寂靜，一點點回聲都沒有。這樣的結果就是，有許多(對我來說)，趨近於噪音的聲音，頻繁性的出現，聲音也不夠美麗。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聽聽 Sir Colin Davis 在德勒斯登指揮的西貝流士第二號 (Profil)，在聽聽他指揮 LSO 的錄音，應該就可以體會音樂廳，還有錄音技術，是怎麼產生聲音的變化。我相當喜愛那張 Profil 的錄音，對我來說那才是我理想中的西貝流士。

首相指揮家 - Sir Edward Heath (1916-2005)

在利物浦機場裡面開設的Harry Goodwin攝影展中，有這麼一張前英國首相指揮的照片

Sir Edward Heath，曾經當過四年的英國首相，可惜在擔任保守黨領袖和首相期間，保守黨的聲望不升反跌，被許多保守黨議員視為問題的源頭，後來被Margaret Thatcher掌握住了機會，在黨魁選舉中，擊敗他，贏得了保守黨領袖的位子。

儘管他在牛津大學就讀的是經濟，政治，和哲學的學位，不過他總是喜歡提及他在牛津唸書時，面對了參政或是要當指揮家的抉擇。即使他選擇從政，他仍然無法忘懷他對於古典音樂和指揮的熱情。

最著名的演出莫過於在1971年11月，當時任職首相的他，在皇家節慶音樂廳指揮了倫敦交響樂團，演出的曲目是艾爾加的 Cockaigne Overture (In London Town)。在離開唐寧街後，他更廣泛的接受了來自世界各地樂團的邀情，其中包含了柏林愛樂(卡拉揚親自邀請)，還有美國的克理夫蘭和芝加哥交響樂團。

他也喜歡鼓勵年輕的音樂家: 在他的支持下，European Community Youth Orchestra (現在的 European Union Youth Orchestra)在1978年正式的成立，他成了第一任的President，Claudio Abbado則是首任的音樂總監，在接下來三年的暑期巡迴時，他均有指揮音樂會演出。

EMI有出版他指揮倫敦交響樂團演出的唱片，有沒有CD化尚未確認。

1978年，他指揮ECYO的身影，右邊是英國的指揮家James Judd *

延伸閱讀:

愛德華·希思 (維基中文百科)
Letter: Edward Heath (The Guardian, Tuesday July 19, 2005)

給我一杯乾淨水

【聯合報╱李維國／報導】 2008.07.06 02:13 am

在台灣，自來水生飲始終是天方夜譚，瓶裝水更是許多人不可或缺的日用消耗品。天天花錢買水喝的瓶裝水愛用者，一定覺得下面兩條新聞聽來是天方夜譚：2003年，激進環保行動組織在美國密西根州一處雀巢公司抽水站放炸彈，雖未引爆，但強烈宣示立場。他們指稱該處是「偷水」的抽水站：「乾淨水是最基本生活必需品，沒有人可以據為己有、包裝後再賣給我們。」2006年，美國修女聯盟（National Coalition of American Nuns）以道德訴求出面抗議瓶裝水，她們同樣說：生命的重要資源不應被私有化。

全球鼓吹節能減碳抗暖化風潮中，不喝瓶裝水也成為當紅主張。三年前以《垃圾國度》（Garbage Land）挖掘廢棄物黑洞的《國家地理》雜誌報導作家羅依特（Elizabeth Royte），日前推出新書《瘋迷瓶裝水》（Bottlemania），深入探勘瓶裝水歷史、水源污染以及全球搶水大戰，連紐約自來水中微生物都難逃法眼、網羅書中，凸顯瓶裝水和休旅車、手機一樣，今日的便利在未來必須付出驚人代價。

廣告洗腦，美國人每星期喝掉十億瓶水

美國有九成自來水都符合安全標準可生飲，為何光是2006年，全美瓶裝水就製造一百多億美元商機？最顯而易見的答案就是無孔不入的商業行銷，羅依特指出，1987年美國人每年只喝五點七加侖瓶裝水，但天后瑪丹娜在《真實或大膽》（Truth or Dare）中猛吸瓶裝水，外加鋪天蓋地的廣告洗腦，像2006年百事公司投下兩千萬美元促銷瓶裝水Aquafina，要美國人「多喝水」，美國人每年喝掉的瓶裝水暴增到二十八加侖，比1987年多出五倍，相當於每星期喝掉十億瓶，總量超過啤酒和牛奶。更有專家指出，不出三年，瓶裝水銷量將超過碳酸飲料。

盛極而衰，反對聲浪加上民眾逐漸認知「瓶裝水對環境的危害」，媒體開始揭露幕後駭人的數字：每年製造瓶裝水容器消耗掉一千七百萬桶的原油，「每個瓶子的製造、運輸和消耗的能源等於四分之一瓶的原油」。有市長意識到瓶裝水風行代表納稅人的錢遭到浪費、自來水無人飲用，產生嚴重環保問題，芝加哥開始徵收瓶裝水稅，紐約市花七十萬美元作廣告，提醒市民自來水好喝又省錢，連影星麥特‧戴蒙、瑪丹娜等名人也開始支持「純水」運動。

捏著鼻子用水， 所有的水都是重複使用的

小老百姓也動員起來，美國知名的緬因州波蘭泉（Poland Spring）礦泉水，1992年由雀巢公司買下，大肆擴張抽水區域，終於惹惱當地人。羅依特舉Fryeburg鎮為例，居民認清抽水幫浦對鎮上的經濟毫無助益，企圖阻止雀巢公司一年抽取一億七千萬加侖的泉水，成為「緬因州水源大戰」爆點。

瓶裝水最大的好處是方便，「大熱天逛街，到哪裡找自來水喝？」羅依特給了解答，她舉出一百多年前就有城市在街邊設飲水台，如1880年代舊金山牙醫師Cogswell曾捐款在全美都市設飲水台，讓游民有水可喝；羅馬街頭放眼是源源不絕的噴泉。不過到今天，除了公園裡，大部分街邊飲水台都消失，這個世代的美國人只知公眾飲水台不乾淨，只有瓶裝水能喝。羅依特提出，現在正是在街頭廣設飲水台改變觀念的大好時機。

羅依特雖是自來水擁護者，也指陳由於工業廢水、農業污染、動物排泄物和家戶污水，生飲自來水並非毫無危險。她承認瞭解自來水的來源後，「我也深受天然泉水的誘惑」。但如果人類未來必須「重複淨化」用過的水使用，她倒是願意保持知識分子的氣度，捏著鼻子用水：「雖然『馬桶通龍頭』（Toilet to tap）不怎麼好聽，我必須提醒自己：所有的水都是重複使用的。」

【2008/07/06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3/4414102.shtml

禮物

【聯合報╱隱地】

《白先勇書話》是七十歲「少年」，為七十歲「少年」編的書。

所有上了年紀，仍然熱愛生命且繼續創作和工作的都是「少年」。如果能活過八十、九十的，更是人間精靈。小精靈更要向老精靈致上無限祝福和敬意。

編這樣一本書是我的主意。四月底，眼看我寫了一年的「三少四壯」專欄即將告一段落，於是傳真給先勇，正式徵得先勇口頭和書面同意後，就展開編輯作業。此書編輯過程中，我未撥一個電話給先勇，從頭至尾未去煩他，平地一聲雷，有一天收到這本書，先勇是喜是驚，我還摸不準，這是生肖屬牛和他同庚的我，送給他的一件禮物。為他的七十歲，我在這兒要向他說一聲：生日快樂！

但這是禮物滿天飛的年代，許多禮物收件人未必喜歡。好在我的誠心是夠的，畢竟，先勇是我的恩人。

先勇的生日是7月11日，爾雅的社慶日是7月20日，這本書也是爾雅創社33周年的社慶書，用社慶書賀先勇的生日，也算是喜上加喜雙喜臨門。

同一批也是社慶書《流光逝川》的作者夏烈，有一天因校對跑來爾雅編輯室，不知怎麼說到了先勇，這位現任清華大學教授、也是我童年玩伴的作家說：先勇有三項了不起，其一，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引進西方現代主義重要作家及思潮，對文壇影響深遠；其二，他個人的創作藝術，無論《台北人》、《孽子》和《紐約客》，都有指標性的成就；其三，他提倡傳統崑曲藝術，讓整個中華民族都來愛惜，特別是親自上陣推動青春版崑曲《牡丹亭》，使得兩岸三地的年輕人都喜歡崑曲，真是功德無量。

把先勇在各方面的成就和對文壇的貢獻說得更清楚的，當然是劉俊教授了，他先為先勇寫了一本《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交給爾雅出版。隔了十二年，他又在時報文化公司出版了《情與美──白先勇傳》，兩本書全方位將先勇的人道主義和創作精神一貫的追求情與美的基調一一剖析縷陳，真是先勇的知音；當然，歐陽子是先勇更早的知音，一本《王謝堂前的燕子》，探索研析白先勇的經典小說《台北人》，把小說中隱藏著的倒影梳理得讓人無限讚嘆。

全書編輯過程中，我不時地像進入時光隧道，讀先勇早期的作品，還會談到藍天咖啡廳，「藍天」應當是在中山北路嘉新水泥大樓的頂樓，和後來開在附近、設有旋轉餐廳的中央酒店（之後又改名富都酒店），都是台北人的記憶；現在的中山北路，成了台北市最有名的婚紗店，知道當年還有「美而廉」和「藍天咖啡廳」的顯然不多了。

讀〈花蓮風土人物誌〉一文，最不可思議的是張愛玲因王禎和來到了台灣，他們一行人包括殷張蘭熙、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戴天和白先勇一同在西門町的「石家飯店」用餐，「石家飯店」是當時知名的生生皮鞋店老闆娘妹妹開的餐廳，也是當時媽媽最想去吃飯的地方，但價位高，可不是一般人能常去的餐廳，餐廳附近的白熊冰淇淋，也是當時有錢人才進得去的店。

而荊棘、三毛和白先勇當年都住在松江路還未開拓的亂石泥徑間（今六福客棧、長春戲院附近），隔著一道牆，卻都成為後來《現代文學》雜誌的創辦人和撰稿人，隔了數十年謎底揭曉，原來如此，真是一段文壇佳話。

這真是一本讓我編得忙碌又快樂的書，只是為了尋找書中的一些封面書影和資料，我的辦公室和家裡的書房，都被我翻得像戰後或劫後似的凌亂不堪。年紀畢竟大了，記憶到底比不過真少年，為了尋找當年三家出版社的負責人和先勇一起簽的合約，竟然就整整找了一個晚上，最後總算讓我找出來了，找得我口乾舌燥，還好冰箱裡有一個不小的西瓜，居然一個人就吃完了它！

讀先勇和我自己寫的回憶文字，我發現我們的記憶都出了差錯，譬如先勇說我是仙人掌的股東，不，我只是金字塔的股東，出了一萬元，但我從未踏進過金字塔的辦公室一步，他們出了一批書就倒了，而倒閉的原因是仙人掌債款的拖累，說得更白是沒有錢的兩個人──林秉欽和郭震唐，竟然是兩家出版社的負責人，如今真相揭曉，原來林和郭眼看仙人掌快撐不下去，於是另外尋找新股東成立金字塔，希望以金字塔的股金來養住仙人掌，偏偏黃海和我，都是窮小子，能拿出來的錢都微乎其微，小水救不了大火，結果只好把一倉庫書給了住在國外不明就裡的先勇，先勇和先敬將錯就錯，成立了晨鐘出版社，辦出版社是每一個文人的夢，有誰抵抗得了？

其次，和先勇第一次見面，我們兩人的說法也不同，總有一人記憶有誤，說不定兩人的說法都不對，因為在林先生林海音的客廳裡，有照片為證，我們早在六○年代末就一起合影。作家和作家，隔了三、五十年，要說得準確彼此在何時何地初次見面，還真不容易。

本書能順利出版，還要感謝景翔、陳文發、應鳳凰、小竇和遠流出版公司負責人王榮文。

【2008/07/11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21479.shtml

【北愛爾蘭】 Derry - 市中心的幾個景

市中心的一景

攤開Derry當地促進觀光的介紹，裡面已經幫你圈了一些可以逛的景點，都還蠻集中的。下面就很簡單的貼一些照片吧:

1. The Guildhall

1890年落成，經歷了火災和戰爭，內部和外觀都有嚴重的損壞。最近一次的破壞是在1972年，在小心的重建下，1978年再度開放。現在除了作為市政府的行政用途外，還是市民的文化中心，舉行展覽和表演。

前方的廣場是許多歷史和衝突的見證，上面有許多紀念的碑。







2. Emigration

18/19 世紀的時候，面向大西洋的Derry 港口成了重要的移民港口，在愛爾蘭飢荒(Irish Famine - late 1840s)的時候，人數達到了最高峰。移民的地方除了美國和加拿大以外，還包括澳洲，甚至英格蘭。

在市中心的 Waterloo Place 的這個雕像，就是紀念這個城市這一段不太一樣的歷史。



3. McDonalds...?

以前總是嫌在我旁邊吵著要吃麥當勞早餐的人很孩子氣，哈，不過我竟然這次也跑去吃了麥當勞早餐。

和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樣，距離這一次的上一次，是在倫敦附近的一個城市吃的。記得那次買了一大盒，裡面還有pancake...是我的記憶有問題嗎? (最近常常question自己這個)

總之就是上面沒看到就是了，所以我點了香腸堡。不是那種一條一條的...就是英國sausage裡面的餡，然後弄得像漢堡肉一樣，和蛋以及cheese夾在一起。


相關網站:
Derry Visitor (裡面有 Visitor Guide 2008和地圖 可供下載)
Visit Derry (可以找到 2007 年的 Guide，不太一樣，但是裡面有些內容比 2008 還好用)

相關閱讀:
【北愛爾蘭】 Derry Murals (2) Bogside Murals
【北愛爾蘭】 Derry Murals (1) 前言
【北愛爾蘭】 住在 Derry
【北愛爾蘭】 到達Derry
【北愛爾蘭】 Londonderry的正名
【北愛爾蘭】 出發去Derry
【北愛爾蘭】 Derry Intro. - Ryanair 機票的秘密

茱莉．泰摩 橫跨表演藝術界的女獅王—《獅子王》台前幕後大解密

PAR表演藝術雜誌 2008/06/26

要能成為一位橫跨偶戲、莎士比亞、歌劇、音樂劇、電影的女性導演，茱莉．泰摩的確是個奇葩，她的命運就跟《獅子王》裡的辛巴一樣，也經歷了一段流浪的旅程，才到主流市場，奪回她的王位。

【文／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講師)】

在製作《獅子王》期間，有人問導演茱莉．泰摩（Julie Taymor）說：「觀眾能接受一面看真人，一面看面具嗎？難道他們不會混淆嗎？」「在劇院裡，你可以對觀眾有更多期待，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在看戲啊！」她如此說道。沒錯，劇場不是電影，京戲裡騎馬也是一根馬鞭就夠了，如果真的去拖了一匹馬擺在舞台上，可能會適得其反，剝奪了觀眾想像的樂趣。泰摩深悟此道。《獅子王》的迷人之處，就在於導演刻意將操偶人與機關完全暴露在觀眾眼前，她說：「讓我們拋掉偽裝，因為你一旦拋棄它，就可以看到操作機關，整體效果會更富有魔力。這就是劇場可以超越電影與電視的地方。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看到一個不知如何產生的幻覺，而是因為我們完全明白它是如何發生的。」

面具、符號學與偶戲，造就導演創意

要能成為一位橫跨偶戲、莎士比亞、歌劇、音樂劇、電影的女性導演，茱莉．泰摩的確是個奇葩，她的命運就跟《獅子王》裡的辛巴一樣，也經歷了一段流浪的旅程，才到主流市場，奪回她的王位。當然，我們都知道辛巴有兩個好朋友——彭彭與丁滿，泰摩也在三位奇貌不揚友人的協助下，讓她成為劇場界的女獅王，這三個好友分別是——面具、符號學與偶戲。

早在高中畢業之前，她就一人前往巴黎的賈克．樂寇（Jacques Lecoq）默劇學校就讀，在樂寇的訓練體系裡，面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訓練過程。泰摩說：「面具的使用，以及如何使身體成為面具，讓我有極大的好奇。樂寇學校使肢體獲得訓練，這裡不僅僅有默劇，還有如何使用中性面具、角色面具與抽象面具……你應該有能力改變自己的身體，而樂寇這些知識使我驚嘆不已。」樂寇學校的訓練，讓泰摩體會到面具演出的魔力。從早期在印尼製作的《雪路》 Tirai（1974-75）、與猶太教相關的《哈迦達》Haggadah（1980）、改編自托瑪斯．曼（Thomas Mann）小說的《移位的頭》The Transposed Heads（1984），一直到《獅子王》，面具長期以來都是茱莉．泰摩的創作特色。

從巴黎回來之後，泰摩參加了戲劇學者兼導演赫柏特．布勞（Herbert Blau）所組成的劇團。布勞對戲劇符號學研究與應用，尤其是表意符號（ideograph）的觀念（像象形文字就是表意符號），對泰摩的舞台視覺與設計風格有很大的影響。一九九九年，泰摩在接受知名美國戲劇學者理察．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的訪問時，就承認：「我確定表意符號這個東西很早就在我的生命中存在。它一直伴隨者我。」例如泰摩在執導《暴風雨》（1986）時，她替卡利班這個角色，設計了外表如一顆石頭般的面具，這個面具包住演員的整個頭，只挖了五個小孔代表眼睛、嘴巴與耳朵。這個石頭面具不但代表著卡利班是來自地下，也象徵他的頑冥不化。此外，在斯特拉溫斯基的歌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1992）中，演員本身就是偶。歌劇女伶潔西．諾曼（Jessye Norman）不但頭上頂著偶的面具（這個做法後來也出現在《獅子王》的獅子造型上），手部還裝上特大的木偶手掌，而且是一個固定的彎曲手勢，代表著她是養育的母親。

在東方劇場裡，找回感動觀眾的儀式力量

泰摩的偶戲風格並非只有來自傳統（她在大學時代就對峇里島的偶戲頗有研究），實驗性的當代偶戲對她影響頗大，像麵包與傀儡劇團（Bread and Puppet Theatre）就是一例。大學畢業後在前往日本學習文樂偶戲前，泰摩於途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看到亨克．波爾溫科爾（Henk Boerwinkel）的成人偶戲，其前衛的殘酷與戲謔效果，讓她很快地體會到，可以將偶戲所蘊含的操控內涵，與現代戲劇的象徵意義結合在一起。例如在《暴風雨》中，她將一個面具結上一條絲帶，透過黑衣人的手部操作，就創造出精靈愛麗兒所需的靈動特色。當演出最後，島主普洛斯斐洛要釋放愛麗兒時，他是將黑衣人的頭罩拿掉。於是我們看到這位真正的演員獲得自由，他在眾目睽睽之下，從舞台走到觀眾席，然後打開門出去。

總之，不論是面具或是偶戲，都具有表意符號的特色，能將心理狀態或意義轉化成視覺符號。不過，能將這三者揉為一股創作力量的，還是泰摩在待在印尼學習戲劇與組團的經驗（1974-78），讓她在東方劇場裡找回感動觀眾的儀式力量。如同她後來承認的，印尼孕育了她的創造力，讓她回到美國之後可以一展長才。

早在一九八九年，當茱莉．泰摩獲得第一屆朵羅希．錢德勒表演藝術獎（Dorothy Chandler Performing Arts Award）的戲劇獎時，頒獎人是百老匯舉足輕重的導演哈洛．普林斯（Harold Prince）。這位執導《歌劇魅影》與《瘋狂理髮師》的東尼獎常客在典禮上說：「當你在劇場之路上長途跋涉了三十五年之後，你一定會希望會遇見能將我們帶入新境界的天才。」普林斯果然是視途老馬，不到十年，茱莉．泰摩就以《獅子王》一炮而紅，揚名立萬，成為表演藝術界的叢林之王。接下來的電影《戰士終結者》Titus（1999）、《揮灑烈愛》Frida（2002）、《愛是唯一》Across the Universe（2007）等，甚至是目前尚在製作的音樂劇《蜘蛛人》（由U2主唱Bono作曲）等，都證明了茱莉．泰摩能以持續的優異創作，穩住她的寶座，將觀眾收得服服貼貼的。

把《獅子王》的動物王國搬上舞台

當泰摩一開始構想《獅子王》的舞台意象時，浮現在她腦海的是一個圓圈的意象。這多少也跟電影主題曲〈Circle of Life〉有關，這齣戲就是要表達生命是一個循環，一個關於誕生死亡與再生的成長史。所以泰摩在舞台設計師理查．哈德遜（Richard Hudson）的協助下，設計了開場時從舞台下方慢慢升起的螺旋圓台，小獅王就是第一次在這裡介紹給叢林裡的動物居民（這個圓形的榮耀岩，就是一個表意符號）

不過，《獅子王》裡最特殊的舞台設計，還在於如何將動畫電影中，各種鏡頭的變化，化為舞台奇觀的一部分。例如有一場在羚羊在草原奔跑的景象，泰摩就將三個由大至小的巨型滾筒排在舞台後方，然後上面又分別裝上由小至大的羚羊模型。於是當滾筒在滾動，然後又有人在前面原地奔跑時，看起來就會像是電影的廣角鏡頭般宏偉。

茱莉．泰摩非常明白《獅子王》的挑戰所在，她說：「人們認為無法將地理景觀搬上舞台。這是一個動物王國，是個關於人生的動物寓言。但它仍必須由真人來演。」所以偶與面具的設計，向來都是本劇的看頭所在。泰摩找來麥可．柯瑞（Michael Curry）合作，兩人一起合作設計偶與面具。在《愚人之火》Fool’s Fire（1992）、《伊底帕斯王》與《魔笛》Magic Flute（1993）時，即擔任木偶的設計，和泰摩合作無間。所以在《獅子王》裡的分工，是泰摩負責偶與面具的造型與美術設計，麥可．柯瑞負責操作方面的機制設計。不論是踩著高蹺的長頸鹿、手執的羚羊、四人組成四隻大腿的大象、枝杖控制的小獅子、偶人合一的丁滿與彭彭，琳琅滿目的操作方式，就像是動物奇觀本身，令人目不暇給。

對於如何將人、偶、故事、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而不會令人感到雜亂，茱莉．泰摩也有她的一套。例如她就對舞台設計說：「你是個極簡主義者，真是太棒了。因為木偶會設計得很豐富，所以需要一個極簡的背景。」

總是能在傳統中找到創新的可能性

到了二十一世紀，，即使面對各種聲光媒體甚至是電玩的虎視眈眈，泰摩依舊對舞台、對偶戲、對演員充滿了信心，相信可以讓觀眾繼續走入劇院，因為她總是能在傳統中找到創新的可能性。例如在執導莎劇《泰特斯》Titus Andronicus（1994）時，泰摩就將操偶人與面具擺在半透明的玻璃帷幕後面，透燈光效果，從而製造出一種別出心裁的皮影戲趣味。

茱莉．泰摩說：「觀眾絕對不是被寵壞的絕對現實，他們會來看戲，並和你一起下結論。」這就是自信的女獅王會說的話。

【PAR表演藝術雜誌 2008年6月號】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ART_ID=130093

溫布頓球場上的Fred Perry和Andy Murray

只要在打網球，就會穿著Fred Perry(**)的Andy Murray，無疑的，是這個品牌最正確的代言人。

優雅，簡單，又不失流行，我一直很喜歡這個英國牌子的衣服，可惜，他們的S對我來說都很大件，連有些XS都是，所以我沒有很多他們的東西。

我想在昨天Andy Murray連丟兩局，再連贏三局刺激的比賽後，他在溫布頓上穿著的純白的網球上衣和短褲，詢問度一定會很高。(連我自己都很想問哪裡可以買到...)

在Tim Henman退休後，Andy Murray就成了British No.1，而他到目前都還沒讓英國人失望。2006的溫布頓他就已經進入到第四個round，當時的他還不到20歲，身形單薄，不過引起英國人的注意；今年的他，在一群physical trainers得訓練和幫助下(雖然身型在男子網球選手中還是相當的單薄，不過肌肉很明顯的大很多也更fit)，在第三輪中打敗了法國選手(不管什麼東西打敗法國人總是會讓英國人特別的開心)再度進入第四個round，他無疑再度激起了英國對於網球的熱情。

和較內斂謙遜的Tim Henman不一樣，蘇格蘭人Murray更喜歡熱情的指揮著觀眾一起替他喝采，面對媒體時總是很自信的說他覺得他會贏得冠軍；在場上的他對於每一球都棄而不捨，並且能夠很精采的打出一些令觀眾無法想像到的好球...看起來應該得分的球他會失誤，看起來沒救的球他卻打的到...

打了將近四個小時，前兩局很難看(幾乎沒有什麼來回)，第三局開始每一球都開始趨近於白熱化，最後我和我室友都叫到瘋掉了...這應該可以說是到目前為止，溫布頓最棒的一場球賽。 最後一個小時，總共有一千多萬的英國人盯住BBC One替Murray加油。

難怪BBC One願意中停所有其他的節目，繼續轉播這場比賽到將近十點。

影片:

第三局，tiebreak，Andy Murray用這個不可思議的球贏得了第三局；看他進了以後揮舞著雙臂的神情，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如何擄獲全英國人的心...
http://news.bbc.co.uk/sport1/hi/tennis/7482478.stm

**我很訝異很多人不知道Fred Perry其實是一位1930年代偉大的英國網球選手，總共贏過八個大滿貫，其中有三個是溫布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