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末日的前期（三）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3 04:15 am


最後，讀了《孤琴》第三輯感舊錄的部分〈忍看朋輩成新鬼〉，引起我關於中國知識人在中共統治下的宿命的反思，現在想借此機會略抒所見。

作者懷舊的對象多數是我不認識的，或雖聞名而未曾見過面。但是其中有兩位前輩我在「文革」後也略有交往，即沈從文和錢鍾書。1978年和1979年，連續兩年我都有機會和錢先生交談，但都在官式接觸的場合。他逝世後我曾寫過一篇文字，追記其事，這裡便不再重複了。（此文和巫先生在《孤琴》所收者篇名相同——〈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見《余英時文集》第五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這裡我要從不同的角度補記一個有趣的插曲。在北京俞平伯先生寓所第一次晤談中，不記得話題由何引起，他忽然提到馬克思的一段婚外情，雖僅一二語匆匆帶過，神情則頗帶幾分淘氣。這當然是指馬克思與家中女傭（Lenchen）生了私生子的事，在西方雖早成公開的祕密，但在1978年的中國大陸恐怕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一方面佩服他的博覽，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些詫異：他為什麼會講起這個故事呢？最後我猜想他也許是借此向海外訪客暗示：他並不是馬克思的虔誠信徒吧！一兩年後我在美國和史華滋（Benjamin I. Schwartz）閒談，涉及馬克思的思想與生活，順便提到這個趣事，他也忍俊不禁，並同意我的推測。為了怕給他帶來困擾，我再也沒向別人提過。現在事隔三十年，錢先生也已過世十年，我披露了這個小插曲應該無傷大雅了。這個趣事更使我相信，他在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能完整地保持了自己原有的價值和思想，絲毫未為官方意識形態所撼動。正因為他沒有失去精神的自我，他才能憑著深厚的學識和無比的機智，在驚濤駭浪中明哲保身，最後完成了《管錐編》的寫作。

沈從文先生夫婦1980年末至1981年初在耶魯大學附近住了一兩個月；他們的東道主人是傅漢思教授和張充和女士。由於這層友誼的關係，我和沈先生曾有過多次聚談的機會，都是在輕鬆的氛圍中進行的。我知道他在1949年以後受盡了折磨，精神上且一度陷於崩潰狀態，因此我從來沒有問起他個人的遭遇，以免觸動他的傷痛。在談話中他大體以憶往懷舊為主，但所說多數是舊友的事，譬如關於顧頡剛先生在中共統治下的生存狀態，我是從他口中才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我感受最深的是他雖歷盡劫難，卻心平氣和，沒有流露出半點怨憤的情緒，更沒有責罵過任何人，我當時不禁聯想到阮籍為「天下之至慎，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以及「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後來讀到《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98年），我才認識到1949年以後他在思想和情緒上波動之大、困惑之深。但無論如何，1980年時他確已恢復了內心的寧靜，也找回了原有的價值系統。

巫寧坤先生對於沈、錢兩先生的認識自然遠比我為親切，《孤琴》所收兩篇生動的素描可以為證。大體而言，巫先生的素描和我的一般觀察是可以互相印證的。

我必須著重地指出，沈、錢兩先生是例外中的例外；他們的出身和背景各有不同，但在萬劫千難之後卻同能收拾精神，重整故我。但以絕大多數同輩的知識人而言，他們的心靈多已陷於支離破碎的狀態。1949年以前在文、史、哲諸領域中曾各領風騷的人物，文革以後都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我親見親聞的實例便不可勝數。如果與前蘇聯的情況作一比較，中國知識人的命運顯然悲慘得多。俄國著名的史學家古列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蘇聯解體後曾對文、史兩界的情況作了一個簡要的比較。他說，十月革命以後俄國文學傳統仍然是有生命的。作家如巴斯特納克（《齊瓦哥醫生》）、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詩人如阿赫瑪托娃等，後來沒有停止過創作。即使在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時期，這些人也不肯在意識形態上作出任何妥協。所以八十年代中葉所謂「開放」（glasnost）來臨時，這些異議作家的作品便大量出現在文學刊物上。當時俄國讀者很驚異地發現，原來在精神和藝術領域中，他們竟擁有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豐富資源！相對而言，史學由於受意識形態的直接控制，除了史料彙編一類的成績之外，極少值得一讀的著作。雖然如此，1956年清算史達林以後，史學界仍然有所鬆動，史達林時代的武斷教條大體上已被拋棄，至少也受到質疑；史學家也可以提出新的假說和構想。因此六十年代史學家確有破冰之功，為後來史學上的自由分析奠定了初步的準備工作。（見古氏原文'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 ed. Francois Bedarida, Providence: Bergham Books, 1994, pp. 67-69.）

但在同一時期之內，曠古未有的厄運卻已降臨在中國知識人的身上。1955年「清算胡風」和1957年「反右運動」徹底斷絕了創作和研究的自由。與俄國不同，「五四」以後才出現的新文學家群並未形成一個超越政治而受普遍尊崇的精神力量。相反的，1949年以後，只有「左翼」人士才能在文藝界活躍，而他們早已為「黨」所收編。即使是胡風的爭取創作「自由」，也自以為是真誠地向「黨」效忠；至少在主觀認知上，他是與宗派主義作鬥爭，而不是挑戰「黨」的無上權威。

在「引蛇出洞」的「陽謀」期間，不少「民主人士」和青年學生確曾一度「大鳴大放」；這是因為他們誤信中共會實踐以前關於「新民主」的承諾。從「鳴放」的言論看，當時中國仍有不少知識人繼承著「五四」的精神，並持之以恆與「黨」的權威分庭抗禮。但「鳴放」一夜之間變成了「反右」之後，中國知識人立即進入「萬馬齊喑」的狀態。無論是「心服口服」還是「口服心不服」，總之他們從此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再也不能發出一絲一毫異議的聲音了。

毫無可疑，知識人在毛澤東統治下所受到的凌辱和摧殘遠比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為嚴酷。（關於這一比較，可看Leszek Kolakowsk ,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 New York: W. W. Norton, 2005, pp. 1197-1199.）但是這裡有一個異常的現象：中國知識人儘管受盡了迫害和侮弄，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卻始終在共產黨的精神枷鎖的籠罩之下，不但擺脫不掉，甚至失去了擺脫的意志。所謂「精神枷鎖」是指知識人，無論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已接受了下面這個事實，即「黨」是決定他們的存在價值的唯一精神權威。每一個知識人的評價及其正或負的程度最後都完全由「黨」的一句話來決定。如果「黨」給他「定性」為「反革命」、「右派」或「資產階級」，他首先便會自覺罪該萬死，羞愧無地；如果「黨」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頂「帽子」，他又立即如獲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說，如果他竟能批准「入黨」，那更是人生最大的榮耀，不但家人親戚為之歡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別是帶有「帽子」的，也都不禁要「彈冠相慶」。近年來我讀了不少老一輩學人的日記、書信之類，對於這一點感受最深。過去儒家傳統說，孔子《春秋》的「褒貶」有無窮威力：「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但這不過是文字上的誇張，在歷史上並不能證實，而中國共產黨卻在最初幾十年中掌握了這樣的精神權威。它之所以能奪取政權並且將史達林體制有效地強加於中國人的身上，這一精神權威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精神枷鎖的問題呢？這完全是由巫先生關於「戀黨情結」的話題引出來的。《孤琴》第四輯有一篇〈銀翹集──楊憲益從入黨到出黨的傳奇〉，是評介楊憲益舊體詩集之作，寫得非常生動感人。作者告訴我們：

楊詩人的半生坎坷是和他的「戀黨情結」分不開的。他出身於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家族，高中畢業後就自費遊學牛津大學達六年之久……當時正值抗日烽火連天，他學成之後立即兼程回國，與祖國人民共命運。及至身臨大後方，耳聞目睹的卻是當道窳敗，國勢危殆。報國無門。不少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都寄望於中共，或奔赴延安鬧革命，或「身在曹營心在漢」，暗中為「地下黨」奔走效命。楊氏交遊中不乏文化界「進步人士」，按「近朱者赤」的常理，他也和「地下黨」結成了患難之交。

這裡敘述的雖是楊憲益的個案，然而卻具有高度典型性；我們可以說，多數傾向於共產黨的中國知識人最初都是被這一心理狀態推動的。　（三）

【2008/07/23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37442.shtml

延伸閱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二)
燕京末日的前期 (四) (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