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末日的前期 (二)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2 01:50 am


中共在「摸底」期間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夠及早「爭取」過來，成為「黨」的傳聲筒，說出「黨」不便啟齒的話。不用說，教授自然是最先「爭取」的對象……

另外兩位「民主人士」的講話也各有特色。王芸生是《大公報》的名記者，早在抗戰時期便已非常靠近共產黨了。他的講演一味強調他曾怎樣英勇地和國民黨展開的鬥爭，還特別描述《中央日報》的主持人陶希聖怎樣對他進行「圍剿」的種種事蹟。這是一次自我表彰的談話，從政治教育的觀點說，意義不大。

在四位外來講者之中，儲安平給我留下的印象最好。他主編的《觀察》雜誌是我在1949年以前的主要課外讀物，所以對他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但講話的內容我現在只記得下面這一點：他宣布最近接受了《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務，歡迎燕大同學投稿。他特別強調編輯的宗旨是同時向前面提到的四個「階級」開放的；《光明日報》並不為四個階級各設專欄，但對這四種不同的觀點一定兼容並包。他說話的神態十分真誠懇切，這是我對他發生好感的主要原因。今天回想起來，他其實是表示：他編《光明日報》仍然繼續《觀察》的一貫立場，也就是自由主義的立場。這在當時痛斥「民主個人主義」的一片叫囂聲中未嘗不是一種諷刺，因為「自由主義」和「民主個人主義」不過是同實而異名而已。儲安平在1957年逃不過「大右派」的劫數，於此已見端倪。但這是事後諸葛亮，聽講時我當然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

其次，我要談一談燕大教學的情況。這一學期我選修了四門課程。除了趙蘿蕤教授的大二英文外，我在歷史系選了三門課：中國近代史、史學理論與方法、歐洲史導讀。英文課讀的是英、美短篇小說和散文，只重語文訓練，尚未涉及思想問題。《孤琴》作者兩年後講授英國文學史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時還沒有出現。我記得有一位思想「進步」的學生曾試著用階級觀點解釋一篇小說。趙教授不但未加稱讚，而且還表示與小說的主題全不相干，可見她還沒有感到「思想」的壓力。主持歐洲史導讀的是一位女講師，可惜我已忘記了她的名字。她指導學生讀了一些史學名著的選樣，包括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但她是一位受過正統訓練的學人，根本未為歷史唯物論所動，因此也沒有觸及馬克思主義。但另外兩門歷史課則不能完全避免政治的干擾了。

講授中國近代史的是聶崇岐先生，也就是〈燕京末日〉所提到的「歷史系著名的聶教授」，因「態度惡劣，對抗運動」而受到「隔離反省，交代問題」的懲罰。他是宋史名家，我本來希望能吸收一點他的專長。大概由於系中教學的需要，這一學期他改授近代史。這是中共很重視的一門課程，他指定的教科書是范文瀾以「武波」筆名所編寫的一本《中國近代史》。但是他並不要求學生細讀范書，僅僅用之為講授的提綱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課的講稿都是自己根據原始史料另行編定，而且專講客觀史實，條分縷析，儘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斷。范書痛罵帝國主義，又斥曾國藩為「漢奸、劊子手」等等，他在堂上則從不用這一類的情緒語言。我當時只知道他是一位很耿直的山東學者，多年後才從洪業老先生處瞭解到他的高潔人格。最近讀到鄧之誠《日記》散篇，我對於他「態度惡劣，抗拒運動」的情況略知一二，但是他落網如此之快，則是萬萬想不到的。

最後，我要提到翁獨健先生的「史學理論與方法」一課。翁先生是燕京繼齊思和先生之後，保送到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第二人。他的專業是蒙古文和元史，但知識面很廣，思想也很靈活。那時他和共產黨之間大概已取得互信，所以學期之末他被任命為北京文教局局長。他所指定的課本是普列哈諾夫的《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中譯本（英譯為George V. Plekhanor, A Contribu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ic View of History）。但是他在講堂上並不宣傳歷史唯物論，更未提及史達林的「五階段論」。可見他仍然守住了專業史學家的崗位。他指導我們讀普氏的著作，重點放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背景上面。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學生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其理由是羅氏此書也強調哲學的社會與政治的關係。這門課是較小的討論班，以期終論文代替考試。我寫的是〈墨學衰微考〉，是一個傳統考證的題目；他同意了我的選擇，沒有任何指示，要我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

1986年秋天翁先生到美國訪問，他的女婿和女兒還特別開車繞道耶魯，在我家中盤桓了一個下午。這是我在離開燕京後唯一重晤的老師，他依然保持著一位學人的風範。

總之，在「燕京末日」剛剛開始的第一學期，無論是外文系或歷史系的教授們，大體上還能勉強維持著相對的學術尊嚴；至於大多數的學生，在政治上採取了不即不離的觀望態度，在學術上則仍然信任本系的教授。以歷史系而言，當時學生們並沒有覺得：教授都是「資產階級」學者，未經馬列洗禮，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後」或者「反動」。這種看法至少在當時還沒有廣泛流行。相反的，以史學而言，我們對「新史學家」如范文瀾、翦伯贊之流並沒有多少敬意。翦伯贊那時已在燕京，但並不屬於歷史系，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巫寧坤先生在《一滴淚》和〈燕京末日〉中都稱他為「新燕京攝政王」，因此我現在才能斷定，他大概是以「軍代表」的身分進入燕園的，大致相當於吳在清華的地位。（中共接管各大學都是由「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文管會」派代表駐進校園，簡稱「軍代表」。）1949年秋季翦還沒有「攝政王」的稱號，不過卻有一個關於他的故事在史學系流傳。他當時正在大張旗鼓主編庚子（1900年）義和團史料，開了一張書目要燕大圖書館為他收集有關文獻，其中之一是孫承澤《庚子消夏記》。這是一部清初關於書畫著錄的名作，寫成於順治17年庚子（1660年），稍有書畫史常識的人無不知之。這種疏失如果出在一個初出茅廬的史學工作者身上，是可以原諒的。但他當時是和范文瀾並列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導人，氣焰正自不可一世。這就難免招人輕視了。（這部材料書即是《義和團》，列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九種，1951年出版，前面有他的〈序言〉，自署「1950年12月6日於燕京大學」。 ）馬列派後來所取得的史學「霸權」並非建立在學術基礎之上，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

但是中共在「摸底」期間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夠及早「爭取」過來，成為「黨」的傳聲筒，說出「黨」不便啟齒的話。不用說，教授自然是最先「爭取」的對象，因為他們畢竟擁有更大的號召力。另一方面，以中國知識人在過去改朝換代的一般表現而言，教授中願意積極迎合「爭取」的也不乏其人。這也不必詫異。不過我在燕京的那段時期，這樣的人還是極少數。上面提到的法學院院長趙承信可以算是一位出類拔萃者。他在政治大課上常常鼓勵我們去建立工、農的階級觀點和感情。他最愛舉下面這個例子：工、農一見到毛主席好像便情不自禁地發生「熱愛」，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另外一位是《一滴淚》中所提到的「地理系侯教授」，去「接受毛主席檢閱」時「精神抖擻，嗓音嘹亮，指揮若定」，這位侯教授名仁之，因為思想進步的緣故，和學生們很接近。大概他是政治課小組討論的一個主持人，而我恰好分在他的一組，因此和他很熟。他那時剛剛從英國留學歸來，一再對我們強調他的幸運，居然還「趕上了革命的最後一次列車」。現身說法之後，他接著便要我們也珍惜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和他同在一輛車上。我們這些學生當時都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趙、侯兩位先生的論調也未曾引起我們的強烈反應。但是翻來覆去聽得太多了，又不大相信這是由衷之言，膩煩和肉麻之感確是免不了的。

〈燕京末日〉所記1951年以來「思想改造」、「三反」等等「運動」，令人驚心動魄。我最早從香港報紙上讀到關於燕大鬥爭大會的詳細報導，包括校長陸志韋的女兒怎樣「大義滅親」的熱烈表演。我稍一回憶，立刻領悟到：中共的布置早在1949年秋季便已展開了。經過兩年來處心積慮的安排，「進步教授」和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已布滿全校，只要「黨」略略示意，鬥爭大會開得轟轟烈烈是完全可以保證的。所以我特別寫了一篇小文，分析了這一事件，題目是〈吳用把眼視眾人〉（此文刊在香港《自由陣線》雜誌，大約在1951年底），這是借用《水滸傳》第67回的故事：宋江推讓盧俊義坐第一把交椅，吳用發言反對之時「已把眼視眾人」，李逵、武松、劉唐、魯智深等便一個接著一個大聲鼓噪起來。毛澤東熟讀《水滸》，這一套手法早在黨內外鬥爭中運用過無數次，此時拿來對付一些毫無「鬥爭」經驗的教育界人士，那真是莊子所謂「以無厚入有間」，游刃而有餘了。

我和巫寧坤先生恰好分別參與了「燕京末日」的始點和終點。所以我特別將我的記憶部分寫出來，略補巫先生見聞之所未及。（二）

【2008/07/22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35970.shtml

延伸閱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一)
燕京末日的前期（三）
燕京末日的前期 (四) (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