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末日的前期 (一)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1 03:02 am

1949年秋季

1949年秋季開學，燕京的「末日」便開始了。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創辦的大學怎樣處理雖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奪權之初，為了收攬和穩定學術和教育界的人心，暫時不動聲色……

1

巫寧坤先生繼《一滴淚》之後，將他多年來所寫的散篇文章集結成《孤琴》一書。這兩部書恰好經緯相錯，交織成文。《一滴淚》是「經」，提供了一個連續不斷的完整敘事；《孤琴》是「緯」，將敘事中某些極重要但只能一掃而過的快速鏡頭加以放大，使我們可以觀賞其中的一切曲折。作者在《孤琴》中建造了許多通幽的曲徑，每一條都把讀者帶向《一滴淚》世界的深處。

我曾為《一滴淚》寫了一篇長序──〈國家不幸詩家幸〉，這篇序當然也完全適用於《孤琴》。不過現在特別為《孤琴》寫序，我卻不願重彈舊調。《孤琴》勾起了我的一些記憶和感想，我想借此機會寫出來，與作者的經驗互相印證。但首先我要作一點為此書「解題」的工作。

此書為什麼以「孤琴」命名？作者在〈前言〉中已作了明確的解說。但作為〈前言〉的〈孤琴〉原是作者1991年的一篇英文散文，現在收入本書的則是別人的譯文。1990-91學年作者在母校曼徹斯特學院（Manchester college）從事寫作。這是美國印第安那州的一個「沉悶的小城」，作者在這裡過了一年十分孤獨的生活，基本上完成了《一滴淚》的初稿。但孤獨並沒有讓作者「發瘋」，如朋友們誇張的預測所云。相反的，他的精神獲得一次最高的昇華，所以他說：

我的孤獨再也不是一座初露端倪的瘋人院，而是一個別具一格的美麗新世界，一個燭照的透明新天地。

他又借用濟慈的詩句描述這個新發現的孤獨世界。

於是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天象觀察者，

突然一個新星游入他的視野，

寂然無聲，在達里恩一個山頂上。

這裡我們看到作者精神昇華所達到的高度。在常人眼中，這也許便是一種「瘋狂」。但這是蘇格拉底所說的「神的瘋狂」（divine madness），而且在四類「神的瘋狂」中居於最高的位置。因為「愛神」（Aphrodite）恰好是這一「瘋狂」的主宰。（見Plato’s “Phaedrus”）試看作者自己對於「孤琴」兩字的解題：

孤琴！原來這就叫孤琴。我立即發現這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一個人在冬眠中找到的孤獨只是在逃避世界和作為社會動物的自身。真正重要的是達到這樣的心態：身在「眾生要承受的萬千劫難」之中，仍能彈奏孤琴。

精神昇華使作者的孤獨化為一個「神奇的宇宙」，一切文字和藝術作品都頓時在他的心中活了起來。如果僅僅為了自我解脫，他大可長駐其中，從此遠離塵囂。然而不然，他嚮往的卻是回到承受著萬千劫難的「眾生」之中去「彈奏孤琴」。恰好說明為什麼他對「孤琴」之喻，情有獨鍾。我必須提醒讀者，這是作者全心全力投入《一滴淚》的撰述期間。他以彈奏中的「孤琴」自喻，因為他正在發出動人心弦的琴音。但是他的「孤琴」之奏不是為了自己賞音，而是出於愛「眾生」之一念，讓他們在艱難之餘，共享他所能發現的「神奇的宇宙」。上面提到最高一層的「神的瘋狂」在這裡得到了印證。

這裡讓我為「孤琴」的意象下一轉語，作者的專業雖是西方文學，但畢竟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孤琴」所表達的在骨子裡即是中國人的一種共同嚮往：個人不應僅僅滿足於自己「得道」，而必須同時幫助一切人「得道」，至少也要把一己所得之「道」原原本本地傳布給世人。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是這一精神的最早呈露。後來大乘佛教的「菩薩行」傳入，因為和中國原有的精神取向相同，很快便融合無間。所謂「菩薩行」即指未度己，先度人，願為眾生承受一切苦難。王安石便因為讀到禪宗大師一句話，才毅然接受宰相任命而致力於改革的，這句話是：「這老子嘗為眾生作什麼？」大乘佛教和原始儒教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孔子不是也強調「汎愛眾」嗎？作者寫《一滴淚》和這本《孤琴》文集也和當年王安石出山的心態完全一樣，是要為「眾生」做點什麼事。《華嚴經》的〈回向品〉特別提倡「回向眾生」的觀念，意思是在修成正果之後，再回過頭來把自己所修功德施與「一切眾生」。1922年胡適寫了一首〈回向〉詩，用現代人的意境和情感重新闡釋了這個觀念。我覺得這首詩和〈孤琴〉一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卻把〈孤琴〉末節「告別冬眠」的隱義充分發揮出來了。所以我要把全詩引在這裡，供讀者參考：

〈回向〉

他從大風雨裡過來，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壓迫人的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著山腳下，

想著他風雨中的同伴，

那密雲遮著的村子裡，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捨不得離開他們，

又討厭那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呢，」

他在山頂上自言自語。


瞧啊，他下山來了，

向那密雲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2

《孤琴》第一輯首篇〈燕京末日〉寫的是燕京大學，其中提到「歷史系著名的聶教授」當時正在「隔離審查，交代問題」。這是指宋史專家聶崇岐先生，我曾上過他一學期的「中國近代史」。作者的回憶把我帶回了六十年前的燕園。但是這裡不是我寫自己回憶錄的地方，我只想就「燕京末日」這一論題，補充一點作者見聞以外的情況。我是1949年八月底住進燕京學生宿舍的，十二月底離開，比作者早了兩年。因此我所見到的是「末日」的開始，恰可與作者所見的「末日」的終結互相參照。

燕京是教會大學，經費主要由美國各教會捐募而來。它不可能在中共政權下繼續存在下去已是先天注定的命運。所以1949年秋季開學，它的「末日」便開始了。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創辦的大學怎樣處理雖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奪權之初，為了收攬和穩定學術和教育界的人心，暫時不動聲色。中共對國立大學如清華，開始是維持原狀，其次是接而不管，最後才是全面接管。（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1984年，頁131～132）燕京是私立教會大學，情形自然又當別論。至少我在燕京一學期中，學校表面上仍未改變，估計是處在「接而不管」的階段。但「接而不管」只是一種假象，中共在它權力所及之處絕不可能有真正「不管」的時候。在「不管」階段，它在背後的布置——包括所謂「摻沙子」、「挖牆腳」之類——則正在積極地進行中，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在中共的通俗政治語言中，這叫做「摸底」，不但「摸」整個學校結構的「底」，同時也「摸」每一個教職人員的「底」。等到時機成熟了，「黨」便可以一舉而消滅「階級敵人」。不用說，這個理解在當時是不可能有的，必須通過六十年來的經驗才能完全看得清楚。所以在我入學時，燕京大學從校長到教職員大概都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學校仍可以照舊辦下去。甚至遲至1951年，趙蘿蕤教授依然抱此幻想，因此才有電聘作者之舉。這和同一時期（1951年1月26日）成都華西大學文學院長羅忠恕函聘吳宓前往英文系任教，如出一轍。總之，我在燕京恰好趕上了暴風雨之前的一個短暫的寧靜時期。

1949年燕大校園的政治動向已完全控制在中共手中，黨團員無所不在，不過還沒有展開大規模的鬥爭「運動」而已。最顯著的，學生都必須上政治大課，主持人是法學院院長趙承信；他是政治系教授，向黨靠攏得很緊。大課並不是主持人獨自講授，而是分別請校外的人來作報告。我現在記得的有四個人，即錢俊瑞、艾思奇、王芸生和儲安平。錢當時是教育部副部長，講得很長，至少兩、三小時。艾則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早年所寫的《大眾哲學》曾在青年中流行一時。這兩位黨人的長篇大論說些什麼，六十年後已無從追憶，但其中涉及三個問題至今還留有一點印象：第一、對於二戰後蘇聯軍隊在中國東北姦淫搶擄的暴行極力否認，堅持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第二、當時美國《白皮書》剛剛出版，對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有所期待。毛澤東立即寫文章痛斥。因此辱罵「民主個人主義者」也是他們講話中的一個重點。第三、中共的五星旗剛剛出爐，一顆大星代表共產黨，四顆小星則分別代表工人、農人、民族資本家、小資產者四個階級，都屬於「人民」的範疇。他們借五星旗的象徵，向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進行「統戰」。

就我記憶所及，他們兩人的「洗腦」工作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首先，1946-47年我在瀋陽住過兩年，對於蘇軍的暴行早已耳熟能詳，而且直接得之於民間，「謠言」之說不足以服人。燕大同學中來自東北的更無法接受這一解釋。至於「民主個人主義者」和階級劃分，我們當時既不甚了了，也不知其確指何在。艾思奇尤其使我們失望，他雜引史事說明他的論點，竟說「岳飛是一千多年前的民族英雄」，把岳飛的時代推前了三百年以上。聽眾雖不敢譁然，但暗中搖頭的則大有人在。這樣缺乏歷史常識的話大大減弱了他的說服力。（一）

【2008/07/21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34452.shtml

延伸閱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二)
燕京末日的前期（三）
燕京末日的前期 (四) (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