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末日的前期 (四) (末)

燕京末日的前期 (四)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4 02:23 am

1949年秋季

但1949年以後，楊先生雖「九死不悔」地爭取入黨，卻始終被擋在門外，直到1986年才如願以償，這時他已年逾古稀了。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觀察：「楊憲益要求入黨並非圖升官發財，而是書生氣十足，一廂情願，要與一個心嚮往之的『理想』認同，忠心耿耿，歷久彌堅。」「六四」屠殺以後，我在電視上親眼看到楊先生「拍案而起」的一幕；他的凜凜風骨至今仍留在我的腦際。所以楊先生的「戀黨情結」出於最真純的「理想」認同，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這裡我們必須追問：共產黨何以竟能取得這一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使許多知識人爭先恐後，趨附惟恐不及？這是一個極複雜的大問題，當然無法展開討論。下面我只提示幾條主要的線索。

首先必須指出，共產黨人從馬克思開始，便採取了搶占精神制高點的策略。這一策略包含兩個互相關涉的方面：一是「科學真理」，一是「道德熱情」。所謂「科學真理」指「歷史規律」；資本主義必將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無產階級通過階級鬥爭最後必然消滅資產階級，這是馬克思所發現的「歷史規律」，已經「科學地」建立了起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所謂「道德熱情」則指共產黨人必須投注全部熱情為無產階級的勝利而奮鬥，這是「先鋒隊」的歷史任務。道德是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如旭日東升，體現了最新最無私的道德；腐朽的資產階級所宣揚的道德價值，如公平、自由、平等、博愛之類，則是「遮羞布」，掩飾它維護資本主義統治和剝削無產階級的本質而已。因此共產黨人一方面鄙棄一切自古至今社會上共同接受的道德規範，另一方面卻全力以赴地鼓動群眾的道德熱情，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鬥爭。這樣一來，他們在進行顛覆現存秩序的革命過程中既占領了道德高地，又完全不受任何既存道德規範的約束。正因如此，共產黨雖不知道德為何物，卻具有極大的道德號召力。普蘭尼（Michael Polanyi）稱它為「無道德的道德力量」（the moral force of immorality）可以說是一針見血。（見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227-233）

通過有組織、有計畫的大規模的宣傳（特別是在第三國際時期，1919-1943），許多西方知識人都深信「真相」與「道德」已「辯證地」統一了起來，而體現在共產黨的組織之中。英、美不少著名的科學家、文化人等長期為蘇聯作地下情報工作而心安理得，便是基於這一信念；他們自認為是在為人類的光明遠景而獻身。（四）

【2008/07/24 聯合報】@ http://udn.com/



燕京末日的前期(完)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5 01:47 am

第三國際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組織，自然將占據精神制高點的策略也同時搬運了過來。但中國的實際情形與西方不同，既沒有一個合格的「資產階級」，更沒有一支壯大的「無產階級」隊伍（1920年代中國產業工人大概僅在二百萬左右）。如果僅僅高舉「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鬥爭」的旗幟，中國知識人的道德激情是不容易被調動起來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必須另找適合中國特殊需要的據點，以建立它的絕對精神權威。

中共在知識界發生深入而廣泛的影響應該從1930年代算起，那正是日本侵華越逼越緊的時刻。為了脫出被圍剿的困境，中共通過地下黨組織開始在全國各大學發動「抗日」運動。抗拒外敵的民族主義激情一向是中國的道德高地之一，上起南宋、中歷晚明、下及近代，久已注入知識人的血液之中。中共搶到了這一高地，即初步樹立了它在中國知識界的精神權威。楊憲益先生在抗戰時期傾倒於延安，即其顯證。

中共在中國將革命重點放在貧苦農民的解放上面，因此在西方甚至獲得「農業改革者」的稱號。這又是它搶占道德高地的另一傑作。古代的「士」自漢以來便反對豪強兼併，為「貧無立錐」的農民請命，這一號召自然最能打動現代知識人的心弦。所以沈從文先生1951年十一月在四川內江也為此而感動，並為「毛主席關心窮人」的說法作「宣傳」。（見《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98年，頁167）。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都將「階級鬥爭」意圖掩藏了起來，而以「民主」、「自由」、「多黨合作」等口號進行「統戰」。這不但見於重慶《新華日報》的言論，而且有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可證。許多原來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知識人便是在這一「統戰」策略下逐漸左轉。聞一多如此，楊憲益也是如此，李慎之晚年的無數反思文字更是現身說法。

總之，中共的長期宣傳成功地將自己扮成一個古今無二的完美形象，不但是民族獨立的唯一希望所在，而且也承擔著中國人所追求的一切現代價值。1949年奪權成功更增添了無窮的威勢，似乎已完全證實了「黨」的「光榮、偉大、正確」。「黨」的絕對精神權威便從此在絕大多數知識人心中牢牢地建立起來了。連處於政治邊緣的沈從文先生在「反右」期間也老實地遵守著下面這個絕對原則：「凡對黨有好處就做，有損害處絕不幹。」其餘的人更可想而知了。（見《家書》，頁276~277）

中共的精神權威今天已基本破產了，但是它還擁有一件宣傳武器，不容輕視，那便是民族主義的激情。這是它起家的主要本錢，現在依然想靠它來凝聚向心力。但在無「敵國外患」的情況下，玩弄民族激情有如玩火，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便是前車之鑑。然而我們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卻不能不密切注視這一危險的動向。

4

去年六月間，美國東西兩岸都召開了「反右」五十年討論會，香港《明報月刊》也出版了紀念專輯。我寫了四首七絕，表達我對於「五七」的整體看法。這四首詩剛剛被朋友們放在網路上，我便接到巫寧坤先生的電話，稱許我的理解大致不差。現在我把這四首詩鈔在後面，作為這篇文章的一個尾聲：

右袒香肩夢未成，負心此夕淚縱橫。世間多少癡兒女，枉托深情誤一生。未名湖水泛輕漚，池淺龜多一網收。獨坐釣臺君不見，休將劫數怨陽謀。橫掃斯文百萬家，更無私議起喧嘩。九儒十丐成新讖，何處青門許種瓜。辱沒冤沉五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人亡家破無窮恨，莫叩重閽更乞憐。（全文完）

【2008/07/25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4441426.shtml

延伸閱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一)
燕京末日的前期 (二)
燕京末日的前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