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全球失序與失衡（上）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2008-09-03

“70年代初之後的多年裏，就大宗商品、貨幣、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波動，金融危機的頻繁程度和嚴重性而言，是一段史無前例的時期。”羅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

“回顧起來，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很可能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痛苦的階段。”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金融時報》，2008年3月16日

“無論何時何處，通貨膨脹都是一種貨幣政策現象。”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

兩場風暴在同時衝擊著世界經濟，一是通脹效應的大宗商品價格風暴，二是通縮效應的金融風暴。如何解釋美國發生的“信貸緊縮”與世界各地不斷飆升的大宗商品價格和通脹率這一組合？這些是互不相關的事件，抑或都是一個更大格局中的組成部分？

我認為，答案是後者：它們互相關聯。它們尤其是通過兩種現象相互關聯——全球儲蓄過剩和全球“失衡”，即經常帳戶盈餘和赤字的分佈模式，它們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功能失調所導致的。

此外，我認為，這些失衡現象是一種“赤字恐慌”導致的結果。這本身就是全球貨幣政策及金融體系未能成功將資金安全轉移至新興經濟體的後果。

通脹抬頭

通脹是價格水準的持續上升：過多的貨幣（或者過剩的購買力）追求過少的商品或服務所導致的結果。大宗商品價格一次性跳升，當然不能算是通貨膨脹。這種跳升也未必導致通脹。然而，大宗商品相對價格的持續上漲，卻是通脹過程的一個徵兆。無論何時出現過剩需求，最先漲價的是一些具有靈活價格的貨物，其中大宗商品是主要例子。大宗商品價格於是成為一個壓力錶。如果我們查看一下近年來發生的情況，該壓力錶指標已指向紅色。

自2007年初以來，高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已經翻倍。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已持續六年多。看起來似乎確實是因為太多額外需求，正對全球增加供應的能力不足施壓。

通脹是過多需求追逐過少商品和服務而造成的結果：簡言之，以當今的科技和資源，世界經濟增長速度這些年來超出可持續水準。當然，擴大供應的能力是一種真實現象。能源供應是所有真實經濟現象中最重要的一種。畢竟，我們的工業文明完全基於化石燃料之上。

自2001年末以來，石油的實際價格已上升約6倍。今天，該價格已經高於上個世紀初以來任何時期的價格。正如世界銀行在其《2008年全球發展金融》(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8)中所指出的，全球石油供應量在2007年停滯不前。報告說，這“加劇了2007年下半年庫存大量減少和價格陡增”*。這些價格增長可能最終證明是短暫現象，就像1970年漲價後的情形，也可能是永久現象，而最糟糕的是，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現象。對此我們還不知道。

需求對供應的壓力所導致的結果是，整體通脹上揚幅度之大出人意料：2008年世界消費物價通脹率共識已從2007年2月預測的2.4%升至2008年6月預測的4.3%。在食品在總消費中佔據較大權重的新興經濟體，2008年預計通脹率漲幅還遠高於這一漲幅。

然而，當美國經濟及其他重要高收入國家經濟發展減緩時，我們又怎麼會遭遇全球通脹進程初現端倪的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後者目前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前了。最根本的解釋可以在推動全球供需的驅動力中找到。

失衡的角色

對於供應，就我剛才所講，我沒有進一步的補充。然而，對於全球需求，兩件大事正在發生：一是融合，二是失衡的後果。融合帶來加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失衡帶來旨在維持競爭力的貨幣市場干預。

倫敦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理斯·杜馬斯(Charles Dumas)指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正常年份，中國目前產生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四分之一以上，而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一起共產生70%。就算是按照市場匯率，在兩個國家的正常年份，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量與美國等同。

這是世界經濟平衡中的一種根本轉型。新興國家也處於保持增長的有利地位，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擁有如此強勁的對外收支盈餘。這一因素對全球通脹之所以重要，原因是雙重的：首先，這些經濟體的增長模式是極其資源密集型的——舉例來說，中國的能源使用量幾乎和美國同樣多，儘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其經濟規模只有美國的一半，按市場匯率計算則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其次，這些經濟體正持續快速增長，儘管美國及（在較小程度上）其他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在減速。

這帶出了我的第二個論點，儲蓄過剩和失衡的角色。我已在即將出版的《理順全球財務》（Fixing Global Finance）一書中對此作出詳細討論。我們要明白兩件已經發生的事。首先，就如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正確指出的那樣，過去十年中，全球性儲蓄過剩出現了。這種過剩的最佳單一指標，就是在全球經濟快速增長之際，實際利率卻很低。

這種過剩背後隱藏著三種現象——儲蓄盈餘，更確切的說，發達國家企業部門留存利潤高於投資，造成過剩；一些成熟經濟體持續存在的儲蓄盈餘，尤其是日本和後統一時代的德國；最後但同樣也很重要的一點是，新興經濟體轉而擁有空前多的經常帳戶盈餘。後者又具有三個要素：受危機打擊的新興國家由赤字轉而變為盈餘，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崛起為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儘管它同時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近期還有石油出口國的盈餘。中國的經常帳戶盈餘相當於德國和日本的總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今年20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的經常帳戶盈餘共計約1.7萬億美元。據我的粗略計算，這些盈餘相當於約七分之一的世界總儲蓄，接近這些資本盈餘國本身儲蓄份額的兩倍：這些資本流動是巨大的。

儲蓄過剩如此集中出現在相對較少的國家，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我將只討論兩點。

首先，不用說，世界收支平衡或儲蓄盈餘赤字模式加起來應該為零。這個事實往往被遺忘，甚至被一些經濟學家所遺忘，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節儉引以為傲，並譴責有些國家肆意揮霍，花掉別國公民節儉下來的積蓄。

在實踐中，這些數字在過去10年加起來的結果是符合理論的，它們是相對少數高收入國家的家庭儲蓄和支出反應靈敏的後果，其中美國是最重要的國家。房價快速上升又進一步刺激了這些支出，而房價快速上升則由低實際利率、低通脹和低名義利率，以及彈性非常高的信貸供應所造成的。長時期的經濟成功——再加上“大穩健時期”(great moderation)，催生了巨額過剩。低實際利率和金融創新刺激了彈性信貸，使美國家庭部門（也包括英國家庭部門）在多年期間保持空前巨大的財務赤字。結果是，我們已經知道，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金融危機。

誠如哈佛大學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所認為，這只是另一場新興市場危機，只不過這一次新興市場就在美國境內。它也再次提醒人們，為什麼大額淨資本流動已被證明是這麼大的不穩定因素：只有在借款人所做的投資可以支付貸款利息時，資本流動才管用。不管借款人在美國國內，還是在新興經濟體，這都一樣真實。這一次，與上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同的是，沒有匯率危機。但外部資本流動的國內對應部門存在著危機。

同時，資本提供國的情況又如何呢？在新興經濟體中，答案是它們一直在以龐大規模干預其貨幣市場。在截至2008年3月的過去7年中，全球外匯儲備跳增4.9萬億美元，其中僅中國的外匯儲備就上升了1.5萬億美元。幾乎所有的這些增長都發生在新興國家，這些國家參加了肯定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自我保險”計畫。的確，今天70%的儲備是在上述這段時間內積累起來的。

它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羅奈爾得·麥金農(Ronald McKinnon)會認為，政府在推行一項合理的匯率政策，以此作為一個貨幣錨定手段，而國際收支盈餘過剩完全是儲蓄過剩的結果。但很多新興經濟體大規模干預貨幣市場，主要是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和大額經常帳戶盈餘（或者壓低經常帳戶赤字）。“永遠不要第二次，”80年代和90年代遭受金融危機打擊的新興國家說道。“一次都不要，”中國表示。

（待續）

*羅伯特•艾力伯和查理斯•金德爾伯格，《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帕爾格雷夫，2005）。

譯者/紅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755

【港龍+德航】台北-香港-法蘭克福-曼徹斯特 27/12/2007 (下)

前餐

華道夫沙拉配櫻桃番茄和紅葉生菜
小麵包和黃油

正餐
鲁汁雞肉配檸檬汁，胡蘿蔔花和蒸米飯

甜品
芒果布丁

我誠心的覺得德航的食物和我很久以前坐的時候相比，下降許多，即使這餐比從德國出發的要好吃許多...

以前飛機上供應的也不是華人會很喜歡的食物(很典型的德國人冷冷的食物)，不過和現在比起來，豐富許多。

不過從香港做德航到德國還是有令人期待的驚喜，就是會經過喜馬拉雅山脈的上空。通常這時候，機長就會廣播，叫乘客向外看，感受一下令人震懾的自然美景。

廣播後，你就會看到大家都擠到窗戶旁，照瘋了...(像我就是)...連空服員也不例外。

27號回去，飛機上沒有什麼人，我一個人做三個人的位子 - 整排都是我的!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拍的，機外的風景很明顯的不同，紫色的冰冷美

坐沒有小電視的航空公司，真是窮極無聊的一件事。還好這趟旁邊都沒有人，所以我可以躺著睡，不然德航 747 前後椅距真的很小，我坐著膝蓋都會頂到前面的座椅，痛苦不堪。 不知道飛慕尼黑的A340，會不會好一點。

早餐-早餐!

主菜
新加坡炒麵配烤肉和炒蛋

甜品

新鮮水果

我從來都沒想過，我會在德航的飛機上吃到星洲炒米...(有趣的是，我做新航那麼多次，反而沒有在他們的機上吃過星洲炒米)。

雖然看起來有點糟，不過說真的，還蠻好吃的；只是早餐吃這種東西，好油膩。

法蘭克福機場

法蘭克福機場的內部可以說是相當的"德國"，簡而言之就是很工業的設計，相當的金屬和明亮，呈現簡單實用的風格。

不過和我90年代左右來的時候比起來，已經呈現疲態，沒有當時的那種嶄新感，還有點髒亂。

我登機門的等候區

LH 4858 飛往 Manchester

法蘭克福飛曼城的飛機是德航旗下的Lufthansa Cityline，負責飛航的是嶄新的CRJ機隊，不過年代已久，我已經記不起是CRJ的哪一種機型。內裝都使用皮椅，位子相當的開闊，和747的狹隘座位比起來，真有天堂和地獄的差別。

吃的點心也不錯，以今天歐洲區間線割喉戰的標準來看，算是很用心了，沒派完剩下的還會很貼心的詢問客人要不要晚上回去當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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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台北-香港-倫敦 25/09/2008 (上)

【國泰】台北-香港-倫敦 25/09/2008 (下)

【新航】曼徹斯特-新加坡-台北 28-29/08/2008 (上)

【新航】曼徹斯特-新加坡-台北 28-29/08/2008 (下)

【新航 A380】倫敦-新加坡 26/03/2009 (上)

【新航 A380】倫敦-新加坡 26/03/2009 (下)

【新航】台北-新加坡-曼徹斯特 09-10/04/2009 (上)

【新航】台北-新加坡-曼徹斯特 09-10/04/2009 (下)

【港龍+德航】台北-香港-法蘭克福-曼徹斯特 27/12/2007 (中)

一定要拍的飛航數字

從台北出發的時候永遠都是最好吃的，這次從台北飛香港的港龍就是如此(其實連新航也是這樣)。他們叫作「豬肉麵」(空服員邊發的時候邊唸的)，其實就是我們講的炸醬麵。好吃。不過有點油。

怎麼可以沒有杯水

其實香港機場的設計真的是很棒，應該是航迷的天堂。大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各式的飛機在外面滑行，可以在登機門和登機門之前任你暢行的行動，所以可以很容易的獵取飛機的照片。

擁有特殊塗裝的泰航

(已經換了很久的)新圖裝的聯合

待會要搭的德航 747，飛往法蘭克福

41號登機門

其實香港機場還蠻好逛的，裡面服務的人員和當時啟德機場相比，更是進步了一大截。鋪地毯真的讓機場看起來高級，也安靜許多，真希望台灣的機場也能夠用地毯取代冷冰冰的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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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台北-香港-倫敦 25/09/200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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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曼徹斯特-新加坡-台北 28-29/08/200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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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 A380】倫敦-新加坡 26/03/2009 (上)

【新航 A380】倫敦-新加坡 26/03/2009 (下)

【新航】台北-新加坡-曼徹斯特 09-10/04/200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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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ardian】Liverpool gets its Rattle back

Liverpool gets its Rattle back

Ed Vulliamy The Observer, Sunday August 31 2008

Liverpool gets its Rattle backs a plump and socially awkward young boy Simon Rattle, age 10, would slip into rehearsals at Liverpool's Philharmonic Hall and be transfixed by the passion and excitement of music. Now, on the eve of a return to his home city as conductor of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orchestras, he talks to Ed Vulliamy about his childhood, politics, football - and why The Sopranos is 'the most astonishing piece of TV'

【港龍+德航】台北-香港-法蘭克福-曼徹斯特 27/12/2007 (上)

Thursday 27 December 2007

Dragonair KA 0489
Taipei TPE - Hong Kong HKG (Seat 28C)
08.00 - 09.50

Lufthansa LH 0739
Hong Kong HKG - Frankfurt FRA (Seat 50C)
13.30 - 18.45

Lufthansa LH 4858
Frankfurt FRA - Manchester MAN (Seat 15C)
21.30 - 22.10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無聊的興趣...不過這應該是每個航迷都會做的事情。第一次坐那麼早的飛機，(今年應該會有機會做第二次)，感覺真的是隨時都快要掛的感覺。

出境的第二航廈有「蝴蝶蘭展示區」，好像是為了行銷台灣農業做的。的確吸引了不少人在這個地方駐足，還有人詢問我可不可以幫他們一起拍照。說真的，台灣的機場(尤其是第二航廈)太過空曠冰冷，很不符合台灣吵雜的形像，如果能夠把蝴蝶蘭散開分布在航廈之間，效果應該會更好。








看完以後就準備登機，還蠻無聊的，我記得那時候隨身帶的書是葛林斯潘的書...不敢說沉悶，但是有點太嚴肅了。如果帶小說的話，我又會很快就看完，真希望機場能夠提供多一點筆電的插頭..

一架一架沉睡的飛機

待會要搭到香港的班機，港龍的 A330

太陽準備升起

說真的，我要大肆抱怨一下港龍航空，從香港飛回台北的時候，我已經對空服員每桌每桌用扔的，一聲一聲砰砰響的方式發餐已經很不滿，想不到這次回去更糟糕。不知道這一批組員是不是剛好是都非香港籍的，很多人似乎不會說也太懂中文，連英文都不是說的很好，亂七八糟的。我很訝異一個香港航空公司的空服員竟然聽不懂中文。

這樣也就算了，服務我區域的幾個空服員，趾氣高揚的，用囂張兩個字來形容都略顯謙虛，我要一杯水，就把我當成奧客一樣，態度差到不行; 我隔壁坐的台灣人更可憐，他聽不懂英文，空服員聽不懂中文也就算了，還一臉不耐心(正確的說應該是不爽)的樣子，真是替他冒冷汗。

我真的是希望我很倒楣，連續遇到兩個例外的；話雖這樣說，這家已經被我列入拒絕往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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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下）

【聯合報╱齊邦媛】 2008.08.31 04:02 am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並不難懂了。

我記得後來一次談到文革紅衛兵對師長和文化人的摧殘，待這批人長大，統治中國，他們的暴戾人性會將中國帶到何處去？我深以為憂。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後，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裡泛舟，或村裡漫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於1951年出版《莊子纂箋》，序文說，「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戰氛殆不可速了，遂發意注莊子。……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天地之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至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這種沉痛和抗戰初起著《國史大綱》時充滿奮鬥救國的心情多麼不同。1949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195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傑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1967年錢先生遷居台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十二年後，2002年三月，台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後，在後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輓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輓聯來象徵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後的關懷。「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分，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於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絢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遊，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後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簸聚散的感歎：「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久　錢穆　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牆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麼願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於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台灣後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恆君等協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史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由雲南去香港，來台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鬥中「坦白」的尊嚴。到台灣後應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並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捲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1990年8月31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下)

【2008/08/31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上）

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上）

【聯合報╱齊邦媛】 2008.08.30 03:50 am

錢穆先生在台灣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國」時已七十四歲，住在台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塊小土坡上，他居住的小樓名為「素書樓」，紀念家鄉與母親。他以為從此可以安居終老，在房子四周種花植樹。沿著進門的二十多級石階，種了兩排槭樹。

我第一次俯身去撿拾階旁紅葉，是去素書樓拜望他的第十四個秋天了。以前怎麼沒有注意到那麼「正統」的紅葉呢？最初幾年，也許樹還太小，落不出那麼熟透、美麗的葉子。實際上，我每次去都匆匆衝上石階，多數的時候手裡提著書或禮物，身心都在緊張狀態，想著進了門要說些什麼。鞠躬走出紗門，總是暮色已深。

最緊張的登階記憶是1972年深秋，當時我剛到國立編譯館工作三個月，原以為是個純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卻幾乎全是政治問題，報紙的報導、社論和專欄最熱門的題目是罵部編本的教科書。1969年老蔣總統下了一道手諭，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初級中學改稱「國民中學」，急就章的教科書稱為「暫定本」，三年滿了，要編印出正式的「部定本」。全台三十多萬國中生，還有老師、家長和社會都等著看國立編譯館能編出什麼樣既政治正確又活潑有啟發性的、符合全民需要的新教科書來，尤其是國文、歷史和數學三科，學術界更虎視眈眈地等著。進而對高中國文、中國文化史、大學用書更似全民進入監視期。有人對高中國文選材不滿意，甚至說主編者思想有問題……

突然間，又爆發了「岳飛跋扈說事件」。先是由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著作《中國通史》引起，有人指控書中寫道，岳飛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時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對武聖不敬的言論，亦出現在林教授另一本著作《宋史》中，將由國立編譯館收入「大學叢書」出版。此事立刻成為熱門新聞，每日都有討伐之聲，其中最激烈的有專欄名家誓還（吳延環先生，立法委員）和自稱是岳飛同鄉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脅說，對武聖不敬是動搖國本，危害國家意識，居心叵測。還有一文說：「據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輩。」那時的館長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在中興大學教授中國歷史二十年。除了在報上說明，此為前任留下舊稿，現在並無出版計畫，並派我前往懇請已來台灣定居的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審查該稿，再做決定（當時台灣各校歷史系前輩均已被敦聘為歷史教科書委員會委員）。錢先生在電話上說，他已七十七歲，來台安居，已不再作審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們實已無人可求。館長派我帶《宋史》原稿到素書樓，務請錢先生過目。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形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回到館裡，我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嗎？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分。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在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我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1970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館長指示下，奔走於學者、專家之門，請他們聽我陳述編書的理想。在立法院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

從這一年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槭樹長得很高了。1985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我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不僅帶給他館裡出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譯者陳大安，台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有趣」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實，在1983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當然，1975年後，錢先生面對蔣總統去世前後的種種變局，憶及抗戰前後中國之動盪，以史學家的心情觀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終於失望的是一個安定的中國。《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在該書〈引論〉中他說，「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頁3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了解他為什麼肯在蔣總統邀請下，捨香港而來台灣定居，以為可以安度餘年，因為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而1950後台灣仍是捍衛中國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進入史學範疇，但是對於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局的影響。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上）

【2008/08/30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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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