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李清志／文】 2009.03.16 02:41 am
一座政治強權影響下的城市，基本上喜歡採用巴洛克的軸線系統，在都市中建立紀念性的空間架構，筆直寬廣的大道、對稱高聳的紀念塔，或是道路軸線圓環上，做為視覺焦點的紀念性銅像。特別是強權領導者，更喜歡大量製作政治人物銅像，做為都市空間中的宣傳圖騰，並兼具統御空間的權力表徵。
銅像麻木症候群
台灣地區過去在軍政統治的影響下，銅像數量之多，曾經是世界上銅像密度僅次於北韓的國家，其中以國父孫中山先生與總統蔣公的銅像占大多數。不過在解嚴後，許多地方的銅像相繼遭拆除，有人甚至提議將所有被拆除的蔣公銅像，送至鳳山陸軍官校，成立一座「中正園」，可見其數量之多。不過這項提議卻也同時顯示，國人對於拆除過去政治人物銅像時，心中的尷尬矛盾與無形恐懼。
台北市敦化南北路曾經是外國友人由松山國際機場入境後，必經的重要大道。因此整條敦化南北路上，便出現過三座大型圓環，圓環上也都站立著黨國元老的銅像，分別是位於南京東路口的吳稚暉銅像、八德路口的蔣中正銅像，以及仁愛路的于右任銅像。隨著台北市區的交通不斷成長，南京東路圓環與八德路圓環先後被拆除，連帶地吳稚暉銅像及蔣中正銅像也遭拆除（吳稚暉銅像被移至現在的至善公園內），只剩下仁愛路上的于右任銅像。
當年一份調查報告發現，許多每天經過仁愛圓環的人，其實根本不知道銅像到底是誰，這個現象顯示許多市民患了「銅像麻木症候群」，他們對於生活空間中的銅像抱持著視而不見的態度，覺得這些銅像跟他們的城市生活，沒有關連，也沒有任何意義。後來于右任銅像也被拆除，銅像最後淪落到國父紀念館外的空地上，只有每天早上放著卡拉OK、跳著土風舞的歐巴桑陪伴著他。
改朝換代，銅像換人
日據時代的台北，也曾樹立許多的銅像（多為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或後藤新平等人的銅像）。當年的銅像製作精良，特別是銅像底座，不論是材質與形式，都十分精緻典雅。因此台灣光復之後，這些銅像被拆毀，但是底座卻被保留使用，台北市中山堂前的孫中山銅像底座，便是沿用祝辰巳的；而介壽公園內的林森銅像，則是沿用日本樺山資紀總督銅像底座；二二八公園內有一座至聖先師孔子塑像，底座豪華宏偉，塑像卻粗糙無比，肯定不是同一時期的作品。
很多人相信，銅像其實具有鎮邪的作用。台北市中山區的十四、十五號公園，原址在日據時代是日本人的公墓，埋葬許多日人的屍骨，光復後來台老兵，無處居住，就占據墓園、搭蓋違建，甚至以日人墓碑做為桌底支撐，或墊高床板的底座，當時的老兵想：打日本鬼子都打了八年，還怕這些日本鬼子嗎！
違建後來遭到拆除，闢建公園，地裡還挖出許多古老的日本人墳墓，甚至有石頭製的鳥居建築，人們才發現原來此地的人們「人鬼雜居」已有好一陣子了；如今綠地公園成為市區少有的優質空間，是台北市民休閒的好去處，公園角落豎立著岳飛騎馬雕像，底座上刻著「還我河山」的字樣，似乎是具有宣示主權以及鎮邪的作用。
小鎮洋人銅像
在民主時代中，銅像的設置考慮不再是歌頌政治功德或商業私利宣傳，而是去思考這座銅像與市民的日常生活、傳統記憶，甚至鄉土社區榮耀等之間的關係，才能讓市民免除心理上的政治侵犯與商業騷擾，真正感受到「這是個市民的城市」的歸屬感。
台北縣淡水鎮在道路安全島上設立了一座紀念人像，這座人像既不是孫中山，亦非任何政治人物，更沒有帶著任何商業色彩，而是一位留著鬍子的外國人──馬偕博士。雖然如此，這座紀念像卻遠比任何政治及商業銅像更受人歡迎，因為這位外國人的一生與淡水地區居民的歷史記憶息息相關，他的一生傳奇，其實也等於是淡水歷史的一部分。
從馬偕頭像向馬偕街望去，可以看見偕醫館建築以及淡水長老教會的歌德式尖塔，沿著路徑走下去，可以來一趟馬偕歷史之旅。最近淡水鎮又在淡水河邊為馬偕博士設置了一座銅像，銅像設置地點正是馬偕博士當年登陸的地方，當時馬偕博士上岸後，便屈膝跪在地上，雙手合十禱告上帝，展開了他在台灣不可思議的奉獻人生。
變裝銅像放輕鬆
銅像過去在台北市區總是顯得十分嚴肅，給人有政治壓力或畏懼的感覺，不過年輕一代對銅像已經有不同的看法，沒有了歷史的包袱與沉重心理，使得他們可以更輕鬆的看待銅像。
前一陣子，培養中學師資的師範大學校園，原本大門口矗立的蔣公銅像，竟然變裝成一位運動員，手持火把、頭綁頭巾，黝黑的膚色，令人聯想到歐巴馬先生，而路過的人竟然很少認出這個運動員就是蔣公銅像變裝而來的！師範學校竟然可以有如此大膽創意的舉動，的確令人刮目相看，同時也證明年輕一代已經沒有過去的戒嚴恐懼，而能以一種平常心來看待這些銅像。
漫步台北街頭，勘查銅像的蹤跡與源流，是一種趣味的城市觀察與偵探遊戲。從銅像身上，我們可以發現城市的歷史與身世，同時也可以讓我們重新省思我們到底居住在什麼樣的城市裡？值得你也去試試看。
●「台北學」系列講座：程文宗主講〈台北老屋與巷弄文化〉，3月18日晚上七時於實踐大學（台北市大直街70號）A401教室舉行。
【2009/03/16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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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學系列4》創意城市 台北
偽台北學 一種「野史」式的野
所有一切都將成為未來的廢墟
16 March 2009
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 (下)
【聯合報╱李渝】 2009.03.16 02:41 am
中國人漫長曲折的尋覓路
每一件失落的文物都是一個有機的個體，如同一個人，都在訴說著一個分離和漂流的故事。人間各種離散莫非都有得已和不得已的原因，「家」的定義有時是曖昧的，追根究柢，是否每件離走了的文物都必須回「家」才能產生意義？這可真是一道不容易解答的問題。
把索歸攏總綁在某種國族、民族、族群的大原則上，容易混淆局面、拖累主要訴求，招惹不必要的反感。一切都已經發生了，就事論事，個案處理，經由外交性的協商、斡旋等所謂軟身段來進行交涉，看來是比較能成事的，因為，「正義」在法律上並沒有版權，強權掠奪文物也未必百分百都是罪惡。
圓明園被掠的千萬件珍寶中，銅獸首的文化、政治意義固然飽滿，傳東晉顧愷之的唐摹本〈女史箴圖〉才是藝術的瑰寶。〈女史箴圖〉現藏大英博物館，是該館的驕藏，卻也是中國的心痛。中國會不會追討〈女史箴圖〉？目前似乎並無跡象。在要求文物回歸的聲浪越高，案件越多，輿論越偏向於原屬國的今日，如果英博人士晚上開始輾轉不能眠，此畫想必也是忡忡的憂心之一吧。只是從另一種角度看，圓明園自外來暴徒撤離後，落入本地人手中，無論是否因為戰亂貧窮無知等原因而不得已，就以在地繼續摧殘它的方式和程度來測度，〈女史箴圖〉卷軸留在原鄉，恐怕不是用來打狗就是已經生火燒飯不見了。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獸首開始出現在藝術交易市場以來，比如看見失散多年的子女在渺茫的世間突然再現，中國人走上了漫長曲折的尋覓路，逐步找回了牛、猴、虎、豬、馬五首。走過的路固然頗輾轉，未來面臨的只會更顛簸；國際間，現在每一件索歸案子出現，無不涉及國情、民心、歷史、文化、藝術、政治、經濟等，要在各種場地取得優勢，真像走鋼絲一樣難。美術館方面的交涉需要專業學識，而藝術交易市場更是只講法律和價碼，場上節節都是戰役，雖不見血，殺機一樣四伏，只是武器更精妙，方法更細膩，過程更迷離。
藝術唯創作和理論的純情時代早已經過去了。依附於藝術的各種運作早已具有自己的能動力，這藝術的延伸體今日已是巨獸一般龐大孔武，無人能等閑視之。包括了博物館學、藝術市場經營、藝術法律學等等，早已是文化先進地區的學院專修科目。如果能夠轉移一些熱情，和經濟能力，努力於專業焙煉，在危機意識還不夠，現有、現做的都還遠不足的華人國度，也許是更急迫的志業。
（下）【2009/03/16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上）
中國人漫長曲折的尋覓路
每一件失落的文物都是一個有機的個體，如同一個人，都在訴說著一個分離和漂流的故事。人間各種離散莫非都有得已和不得已的原因，「家」的定義有時是曖昧的，追根究柢，是否每件離走了的文物都必須回「家」才能產生意義？這可真是一道不容易解答的問題。
把索歸攏總綁在某種國族、民族、族群的大原則上，容易混淆局面、拖累主要訴求，招惹不必要的反感。一切都已經發生了，就事論事，個案處理，經由外交性的協商、斡旋等所謂軟身段來進行交涉，看來是比較能成事的，因為，「正義」在法律上並沒有版權，強權掠奪文物也未必百分百都是罪惡。
圓明園被掠的千萬件珍寶中，銅獸首的文化、政治意義固然飽滿，傳東晉顧愷之的唐摹本〈女史箴圖〉才是藝術的瑰寶。〈女史箴圖〉現藏大英博物館，是該館的驕藏，卻也是中國的心痛。中國會不會追討〈女史箴圖〉？目前似乎並無跡象。在要求文物回歸的聲浪越高，案件越多，輿論越偏向於原屬國的今日，如果英博人士晚上開始輾轉不能眠，此畫想必也是忡忡的憂心之一吧。只是從另一種角度看，圓明園自外來暴徒撤離後，落入本地人手中，無論是否因為戰亂貧窮無知等原因而不得已，就以在地繼續摧殘它的方式和程度來測度，〈女史箴圖〉卷軸留在原鄉，恐怕不是用來打狗就是已經生火燒飯不見了。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獸首開始出現在藝術交易市場以來，比如看見失散多年的子女在渺茫的世間突然再現，中國人走上了漫長曲折的尋覓路，逐步找回了牛、猴、虎、豬、馬五首。走過的路固然頗輾轉，未來面臨的只會更顛簸；國際間，現在每一件索歸案子出現，無不涉及國情、民心、歷史、文化、藝術、政治、經濟等，要在各種場地取得優勢，真像走鋼絲一樣難。美術館方面的交涉需要專業學識，而藝術交易市場更是只講法律和價碼，場上節節都是戰役，雖不見血，殺機一樣四伏，只是武器更精妙，方法更細膩，過程更迷離。
藝術唯創作和理論的純情時代早已經過去了。依附於藝術的各種運作早已具有自己的能動力，這藝術的延伸體今日已是巨獸一般龐大孔武，無人能等閑視之。包括了博物館學、藝術市場經營、藝術法律學等等，早已是文化先進地區的學院專修科目。如果能夠轉移一些熱情，和經濟能力，努力於專業焙煉，在危機意識還不夠，現有、現做的都還遠不足的華人國度，也許是更急迫的志業。
（下）【2009/03/16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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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上）
14 March 2009
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上）
【聯合報╱李渝】 2009.03.15 01:13 am
圓明園銅兔、鼠二首索歸事件
十二銅像的離散象徵了華夏的解體，這一巨大的歷史情結使獸首蘊生出豐滿的歷史和國族意義……
2008年十月，佳士得公司宣布將在法國巴黎拍賣圓明園十二生肖銅獸首中的兔、鼠二首，中國方面要求歸還被劫文物不得，正式訴之於公眾情緒和法律。從中方勸阻佳士得停止招拍被拒，到律師團向法方提出訴訟而失敗，中國商人高價得標卻聲稱不會付款以為抗議，到中、法之間發生國家級的齟齬，種種經過由媒體持續報導，各方熱烈反應，事情已經變成2009年國際藝術、政治的觸目事件。
「西洋樓」由郎世寧主持設計
圓明園，如今只存在在歷史記憶裡的園林建築，原址在北京西郊，園名源自佛教《愣嚴經》中的「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取一切圓滿光明的意思。康熙46年（公元1709年）前後開始興建，經過乾隆和雍正二朝的修葺和擴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英法聯軍合手搶劫、焚燒、摧毀以前，是一座集中國和西歐園林建築藝術之大成，被當時外籍人士驚讚為「萬園之園」的壯麗庭園。
圓明園本有三園──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十二銅獸首原來放在長春園的「西洋樓」園區。「西洋樓」由一組仿歐洲巴洛克風格的殿宇組成，乾隆12年（1747）開建，受命設計的是清季名畫家郎世寧。
身為義大利耶穌會教士的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年輕時在米蘭學習繪畫與建築，1715年來到中土，被康熙召進宮中，不能傳教，卻成為受寵遇的宮廷畫師，奉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達五十二年之久。郎世寧帶來歐洲的精密寫實主義，減除中國人不喜歡的陰陽明暗法，代之以中國界畫和工筆花鳥的嚴謹精緻的線描和填色，形成一種繁複、整齊、華美、勻淨的風格，留下了不少宮宇、出巡、駿馬、肖像、花卉、翎毛圖等，台北故宮收藏的〈八駿圖〉、〈百駿圖〉、〈聚瑞圖〉、〈乾隆皇帝大閱圖〉等都是精美的代表作。
十八世紀中國繪畫的主流是「揚州八怪」，文人畫傳統越發走向寫意和市民趣味，例如金農、羅聘、鄭燮等，追求的是筆墨的不羈，日常題材的樸素情趣，標揚與權勢和體制對立的狷逸氣質、在野精神。郎世寧細筆寫實，在中國人眼中，頗為拘謹呆板，雖然擬真，與文人畫的「以物寓志」、「借景抒情」的美學理念難得搭邊，又是宮廷御用畫家，作品多屬實用和裝飾，因此不被畫界重視，域外畫法雖然奇異，並沒有造成影響。他和數學家年希堯（？-1739）合著的《視學》是中國第一本視覺幾何專書，也沒引起古今多少注意。從出身到風格，郎世寧都屬於異類──另一個「漂流藝術家」的例子吧，但是在十八世紀中國和世界的接觸上，他具有時空意義，為皇室畫肖像和描繪宮廷生活，在沒有紀錄片的時代，也留下了珍貴有趣的史錄。古典中國繪畫史對這位外來者／異鄉人頗有禮數，給予了特殊的歷史地位和中肯的評價。
十二個時辰的水力鐘
郎世寧和其他宮廷畫家合作繪製，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詠》中，有一幅描畫「西洋樓」海晏堂，可看見，畫中在巴洛克式的宮殿樓門前的正中階下，有一座大型噴水池，池中央有噴水台，兩旁有二條石台，呈「八」字形向上展開，在這八字形的石台上，正是明白坐落著十二生肖獸首人身雕像──左邊（北側）一排有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雞、亥豬；右邊（南側）一排有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戌狗。都是每座底下蹲著穿袍的石質人身，上頭是紅銅質的獸首。
既是給皇帝造園林，材料自然屬頂級。紅銅是冶煉手續複雜的合金銅，內含多種貴重金屬，專家們說獸首，「外表色澤深沉、內蘊精光，歷經百年而不鏽蝕」，從佳士得圖片來看，所言不虛，百五十年後，座首並無鏽損模樣，依舊銅面滑潤，曖曖含光。有人說這些不過是水龍頭而已。水龍頭做得這樣好，還是能當藝術品的。
雕塑在古典中國從來沒能發展出類似繪畫的奧妙精深。兩個高峰時期，商周青銅和魏晉佛雕，前者是為禮儀，後者是為宗教，包括以後的瓷器在內，原型一旦訂立，往往一再重複，講究的是精工，涉及創新的地方很有限。既然是用作出水口，十二銅獸首自然也是實用功能性為多，屬於工藝作品。就工藝水平來說，它們的歐式設計比傳統中國設計的抽象形式化要更接近生物的生理體態，模樣有一種詼諧趣味，比如其中的馬首、猴首和鼠首，視覺效果頗可愛可親，鼠首還有點像今日動畫造型，倒也是傳統中國雕塑沒有的，這應該是郎世寧的功勞。
郎世寧主持設計，法國人蔣友仁（R. Michel.Benoist, 1715-1744）監修，清宮巧匠們建造，費時十二年而在乾隆24年（1759）「西洋樓」園區完成。據說十二生肖組成了有十二個時辰的水力鐘，每一時辰到時，負責的那一獸就會從口中噴出水來，正午時十二獸首一齊噴水，鐘聲共鳴。
那會是怎樣奇妙又壯麗的景象呢？
連在遙遠的法國，文豪雨果的遐思都給挑動了。
大文豪雨果曾呼籲歸還戰利品
1861年11月25日，雨果給剛戰勝回來的巴特勒上尉寫了一封信，抒寫了他想像中的圓明園：
在世界的一方曾有個奇蹟，它的名字叫圓明園。藝術有兩種原則：一種是理念，產生了歐洲藝術，另一種是幻想，產生了東方藝術。如同巴特農神廟是理念藝術的代表，圓明園是幻想藝術的代表，薈萃了一個民族幾乎超越人類想像力所能創作的全部成果。和巴特農不同的是，圓明園不但是一個絕無僅有、舉世無雙的傑作，而且堪稱夢幻藝術的崇高典範。請設想一種大家不知其妙、而又無法形容的建築，恍如月宮的建築吧，這就是圓明園了。請您用大理石、玉石、青銅，用瓷器，建造一個夢，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給它綴滿寶石，披上綢緞，這兒蓋神殿，那兒建後宮，造城樓，裡面放上神像、異獸，飾以琉璃、琺瑯、黃金、脂粉。請詩人出身的建築師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個夢，再添上一座座花園，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噴泉，加上成群的天鵝、朱鷺和孔雀。總而言之，請設想人類幻想的某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廟、是宮殿，那就是這座名園了。……人們常說：希臘有巴特農神廟，埃及有金字塔，羅馬有鬥獸場，巴黎有聖母院，而東方有圓明園。儘管有人不曾目擊，卻都在夢中見過它。這是一個驚撼而不知名的傑作，就像在朦朧的晨曦中，從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恍惚而遙遠地看見了亞洲文明的倩影。
只有雨果的文字力道才能把圓明園寫得如此如夢似幻吧。可是這封信近日被北京追索獸首有關人士引用，而且在中文網路上廣為流傳，更在於接下來的另二段文字：
一天，兩個強盜闖入圓明園，一個掠奪，一個縱火。似乎獲得勝利就可以當強盜了；兩個勝利者把大肆掠奪圓明園的所得對半分贓。……從前對巴特農神廟怎麼幹，現在對圓明園也怎麼幹，只是更徹底，更漂亮，以至於蕩然無存。……
在歷史面前，一個強盜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但是我抗議。我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申明：統治者所犯的罪行並不是被統治者的錯誤；政府有時是強盜，但人民永遠不會作強盜。
信結束處，雨果為被掠奪的華夏文明呼喚正義：
法蘭西帝國吞下了這次勝利的一半贓物，今天，帝國居然還天真地以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圓明園的富麗堂皇拿來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乾乾淨淨的法蘭西會把這份戰利品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
列強拆散十二生肖獸首，瓜分了中國，十二銅像的離散象徵了華夏的解體，這一巨大的歷史情結使獸首蘊生出豐滿的歷史和國族意義，中國人一心要使十二獸首團聚的激情應該是可以理解的。能誕生《馬賽曲》，和孕育雨果的法蘭西人，也是國族意識極為強烈的民族，這回怎麼像蒙頑了點，還是忘記了什麼似的呢？
越過百五十年的時光，雨果的信件為我們更新1860年的歷史記憶。典麗的散文，耿直的氣節，都是今日失落的美德，讀來依舊光輝燦爛，動人心弦。
埃及、烏克蘭還在搏鬥中
就像雨果信中所提，十八至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劫掠他國文物是國際性的；今日埃及、希臘、土耳其、印度等世界古文明地區，都在提舉類似追回圓明園獸首的案子。最近印度之父甘地的隨身物件如眼鏡、懷錶、鞋子等出現紐約市場，也引起索歸爭端，終究是由印籍商人買下送回印度而了結。諸多被索歸的文物中，如今高居國際公認第一名的是埃及美后娜芙緹緹頭像（Nefartiti），這是紀元前十四世紀的作品，造型、品質之美令人止觀屏息，就像蒙娜麗莎是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的代言人，娜芙緹緹也是埃及古藝術的代言人。這埃及國族的驕傲，1912年被德國考古學家發覺，蒙混運出埃及，存放在德國柏林埃及美術館。埃及官方由最高階層文化專家主持，盡全力索歸多年，今日還在搏鬥中。德方不但堅持所有權合法，連埃及要求借展也不答應，深怕一去不返。
還有2001年5月19日以色列強力剉走烏克蘭某公寓牆上留有的猶裔波蘭文作家／畫家舒茲（Bruno Schulz, 1892-1942）的壁畫，在波蘭、烏克蘭、以色列之間也造成了轟動國際的衝突，至今還在被討論著。這事我曾在〈夢的共和國──舒茲壁畫事件〉（《聯合報》2003-1-3／《世界日報》2002-1-23）裡介說過，這裡也就不再重複。2008年2月28日，爭執多年後，終於烏克蘭和以色列官方達成協議，正式簽訂合約，同意壁畫所有權歸屬烏克蘭，被剉走的部分現在借給耶路撒冷的雅法伸見證屠殺猶太人文物館展出二十年，期限到後，合約每五年自動更新一次。協議條件之一，是雅法伸為烏克蘭在卓荷比（舒茲故鄉）建立舒茲紀念館提供經協。二獸首事件發生的同時，正好《紐約時報》刊出壁畫展廊圖片。本來被淹沒在公寓廚房的壁畫，現在精工修整，慎重展出，萬人景仰，應該可算是一種差強人意的「快樂結局」（happy ending）吧。至於作品到底是留在故鄉卓荷比好呢，還是放到耶路撒冷好？恐怕只有請天上的舒茲來說話了。
（上）【2009/03/15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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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銅兔、鼠二首索歸事件
十二銅像的離散象徵了華夏的解體，這一巨大的歷史情結使獸首蘊生出豐滿的歷史和國族意義……
2008年十月，佳士得公司宣布將在法國巴黎拍賣圓明園十二生肖銅獸首中的兔、鼠二首，中國方面要求歸還被劫文物不得，正式訴之於公眾情緒和法律。從中方勸阻佳士得停止招拍被拒，到律師團向法方提出訴訟而失敗，中國商人高價得標卻聲稱不會付款以為抗議，到中、法之間發生國家級的齟齬，種種經過由媒體持續報導，各方熱烈反應，事情已經變成2009年國際藝術、政治的觸目事件。
「西洋樓」由郎世寧主持設計
圓明園，如今只存在在歷史記憶裡的園林建築，原址在北京西郊，園名源自佛教《愣嚴經》中的「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取一切圓滿光明的意思。康熙46年（公元1709年）前後開始興建，經過乾隆和雍正二朝的修葺和擴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英法聯軍合手搶劫、焚燒、摧毀以前，是一座集中國和西歐園林建築藝術之大成，被當時外籍人士驚讚為「萬園之園」的壯麗庭園。
圓明園本有三園──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十二銅獸首原來放在長春園的「西洋樓」園區。「西洋樓」由一組仿歐洲巴洛克風格的殿宇組成，乾隆12年（1747）開建，受命設計的是清季名畫家郎世寧。
身為義大利耶穌會教士的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年輕時在米蘭學習繪畫與建築，1715年來到中土，被康熙召進宮中，不能傳教，卻成為受寵遇的宮廷畫師，奉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達五十二年之久。郎世寧帶來歐洲的精密寫實主義，減除中國人不喜歡的陰陽明暗法，代之以中國界畫和工筆花鳥的嚴謹精緻的線描和填色，形成一種繁複、整齊、華美、勻淨的風格，留下了不少宮宇、出巡、駿馬、肖像、花卉、翎毛圖等，台北故宮收藏的〈八駿圖〉、〈百駿圖〉、〈聚瑞圖〉、〈乾隆皇帝大閱圖〉等都是精美的代表作。
十八世紀中國繪畫的主流是「揚州八怪」，文人畫傳統越發走向寫意和市民趣味，例如金農、羅聘、鄭燮等，追求的是筆墨的不羈，日常題材的樸素情趣，標揚與權勢和體制對立的狷逸氣質、在野精神。郎世寧細筆寫實，在中國人眼中，頗為拘謹呆板，雖然擬真，與文人畫的「以物寓志」、「借景抒情」的美學理念難得搭邊，又是宮廷御用畫家，作品多屬實用和裝飾，因此不被畫界重視，域外畫法雖然奇異，並沒有造成影響。他和數學家年希堯（？-1739）合著的《視學》是中國第一本視覺幾何專書，也沒引起古今多少注意。從出身到風格，郎世寧都屬於異類──另一個「漂流藝術家」的例子吧，但是在十八世紀中國和世界的接觸上，他具有時空意義，為皇室畫肖像和描繪宮廷生活，在沒有紀錄片的時代，也留下了珍貴有趣的史錄。古典中國繪畫史對這位外來者／異鄉人頗有禮數，給予了特殊的歷史地位和中肯的評價。
十二個時辰的水力鐘
郎世寧和其他宮廷畫家合作繪製，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詠》中，有一幅描畫「西洋樓」海晏堂，可看見，畫中在巴洛克式的宮殿樓門前的正中階下，有一座大型噴水池，池中央有噴水台，兩旁有二條石台，呈「八」字形向上展開，在這八字形的石台上，正是明白坐落著十二生肖獸首人身雕像──左邊（北側）一排有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雞、亥豬；右邊（南側）一排有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戌狗。都是每座底下蹲著穿袍的石質人身，上頭是紅銅質的獸首。
既是給皇帝造園林，材料自然屬頂級。紅銅是冶煉手續複雜的合金銅，內含多種貴重金屬，專家們說獸首，「外表色澤深沉、內蘊精光，歷經百年而不鏽蝕」，從佳士得圖片來看，所言不虛，百五十年後，座首並無鏽損模樣，依舊銅面滑潤，曖曖含光。有人說這些不過是水龍頭而已。水龍頭做得這樣好，還是能當藝術品的。
雕塑在古典中國從來沒能發展出類似繪畫的奧妙精深。兩個高峰時期，商周青銅和魏晉佛雕，前者是為禮儀，後者是為宗教，包括以後的瓷器在內，原型一旦訂立，往往一再重複，講究的是精工，涉及創新的地方很有限。既然是用作出水口，十二銅獸首自然也是實用功能性為多，屬於工藝作品。就工藝水平來說，它們的歐式設計比傳統中國設計的抽象形式化要更接近生物的生理體態，模樣有一種詼諧趣味，比如其中的馬首、猴首和鼠首，視覺效果頗可愛可親，鼠首還有點像今日動畫造型，倒也是傳統中國雕塑沒有的，這應該是郎世寧的功勞。
郎世寧主持設計，法國人蔣友仁（R. Michel.Benoist, 1715-1744）監修，清宮巧匠們建造，費時十二年而在乾隆24年（1759）「西洋樓」園區完成。據說十二生肖組成了有十二個時辰的水力鐘，每一時辰到時，負責的那一獸就會從口中噴出水來，正午時十二獸首一齊噴水，鐘聲共鳴。
那會是怎樣奇妙又壯麗的景象呢？
連在遙遠的法國，文豪雨果的遐思都給挑動了。
大文豪雨果曾呼籲歸還戰利品
1861年11月25日，雨果給剛戰勝回來的巴特勒上尉寫了一封信，抒寫了他想像中的圓明園：
在世界的一方曾有個奇蹟，它的名字叫圓明園。藝術有兩種原則：一種是理念，產生了歐洲藝術，另一種是幻想，產生了東方藝術。如同巴特農神廟是理念藝術的代表，圓明園是幻想藝術的代表，薈萃了一個民族幾乎超越人類想像力所能創作的全部成果。和巴特農不同的是，圓明園不但是一個絕無僅有、舉世無雙的傑作，而且堪稱夢幻藝術的崇高典範。請設想一種大家不知其妙、而又無法形容的建築，恍如月宮的建築吧，這就是圓明園了。請您用大理石、玉石、青銅，用瓷器，建造一個夢，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給它綴滿寶石，披上綢緞，這兒蓋神殿，那兒建後宮，造城樓，裡面放上神像、異獸，飾以琉璃、琺瑯、黃金、脂粉。請詩人出身的建築師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個夢，再添上一座座花園，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噴泉，加上成群的天鵝、朱鷺和孔雀。總而言之，請設想人類幻想的某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廟、是宮殿，那就是這座名園了。……人們常說：希臘有巴特農神廟，埃及有金字塔，羅馬有鬥獸場，巴黎有聖母院，而東方有圓明園。儘管有人不曾目擊，卻都在夢中見過它。這是一個驚撼而不知名的傑作，就像在朦朧的晨曦中，從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恍惚而遙遠地看見了亞洲文明的倩影。
只有雨果的文字力道才能把圓明園寫得如此如夢似幻吧。可是這封信近日被北京追索獸首有關人士引用，而且在中文網路上廣為流傳，更在於接下來的另二段文字：
一天，兩個強盜闖入圓明園，一個掠奪，一個縱火。似乎獲得勝利就可以當強盜了；兩個勝利者把大肆掠奪圓明園的所得對半分贓。……從前對巴特農神廟怎麼幹，現在對圓明園也怎麼幹，只是更徹底，更漂亮，以至於蕩然無存。……
在歷史面前，一個強盜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但是我抗議。我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申明：統治者所犯的罪行並不是被統治者的錯誤；政府有時是強盜，但人民永遠不會作強盜。
信結束處，雨果為被掠奪的華夏文明呼喚正義：
法蘭西帝國吞下了這次勝利的一半贓物，今天，帝國居然還天真地以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圓明園的富麗堂皇拿來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乾乾淨淨的法蘭西會把這份戰利品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
列強拆散十二生肖獸首，瓜分了中國，十二銅像的離散象徵了華夏的解體，這一巨大的歷史情結使獸首蘊生出豐滿的歷史和國族意義，中國人一心要使十二獸首團聚的激情應該是可以理解的。能誕生《馬賽曲》，和孕育雨果的法蘭西人，也是國族意識極為強烈的民族，這回怎麼像蒙頑了點，還是忘記了什麼似的呢？
越過百五十年的時光，雨果的信件為我們更新1860年的歷史記憶。典麗的散文，耿直的氣節，都是今日失落的美德，讀來依舊光輝燦爛，動人心弦。
埃及、烏克蘭還在搏鬥中
就像雨果信中所提，十八至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劫掠他國文物是國際性的；今日埃及、希臘、土耳其、印度等世界古文明地區，都在提舉類似追回圓明園獸首的案子。最近印度之父甘地的隨身物件如眼鏡、懷錶、鞋子等出現紐約市場，也引起索歸爭端，終究是由印籍商人買下送回印度而了結。諸多被索歸的文物中，如今高居國際公認第一名的是埃及美后娜芙緹緹頭像（Nefartiti），這是紀元前十四世紀的作品，造型、品質之美令人止觀屏息，就像蒙娜麗莎是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的代言人，娜芙緹緹也是埃及古藝術的代言人。這埃及國族的驕傲，1912年被德國考古學家發覺，蒙混運出埃及，存放在德國柏林埃及美術館。埃及官方由最高階層文化專家主持，盡全力索歸多年，今日還在搏鬥中。德方不但堅持所有權合法，連埃及要求借展也不答應，深怕一去不返。
還有2001年5月19日以色列強力剉走烏克蘭某公寓牆上留有的猶裔波蘭文作家／畫家舒茲（Bruno Schulz, 1892-1942）的壁畫，在波蘭、烏克蘭、以色列之間也造成了轟動國際的衝突，至今還在被討論著。這事我曾在〈夢的共和國──舒茲壁畫事件〉（《聯合報》2003-1-3／《世界日報》2002-1-23）裡介說過，這裡也就不再重複。2008年2月28日，爭執多年後，終於烏克蘭和以色列官方達成協議，正式簽訂合約，同意壁畫所有權歸屬烏克蘭，被剉走的部分現在借給耶路撒冷的雅法伸見證屠殺猶太人文物館展出二十年，期限到後，合約每五年自動更新一次。協議條件之一，是雅法伸為烏克蘭在卓荷比（舒茲故鄉）建立舒茲紀念館提供經協。二獸首事件發生的同時，正好《紐約時報》刊出壁畫展廊圖片。本來被淹沒在公寓廚房的壁畫，現在精工修整，慎重展出，萬人景仰，應該可算是一種差強人意的「快樂結局」（happy ending）吧。至於作品到底是留在故鄉卓荷比好呢，還是放到耶路撒冷好？恐怕只有請天上的舒茲來說話了。
（上）【2009/03/15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身邊事．天下事》離散和團圓 (下)
12 March 2009
貧民窟的印度神燈（下）
【聯合報╱李黎】 2009.03.12 03:16 am
種姓制度依舊存在
電影裡對乞丐兒童集團的描述令人毛骨悚然，卻不幸是真實的。我在印度旅行，時時刻刻被導遊警告：絕對不可以給乞丐錢，因為只要給一個，就沒完沒了。有一次我實在是忍不住了，一個抱著嬰孩的瘦小女孩，她哀傷的眼睛跟我的眼光接觸，我無法再硬著心腸了。才給了她錢，頃刻間不計其數的乞丐眼看就要如洪水般湧上來，還好我就站在車子旁邊，導遊火速把我推進車裡，關上車門還直抱怨我不聽話。車子開動以後，窗外還是擠滿乞丐，尤其是爛眼折臂的，朝我展示著他們可怕的傷殘的肢體，並且用手指不斷點觸著嘴唇──那是無言的乞求：「給我一口吃的！」
另一個令我無法釋懷的是印度的種姓制度。這個牢不可破的階級顯然依舊存在，雖然他們不願承認，但並不表示已經滅絕了。記得我遊覽阿格拉的紅堡時，不得已去上那裡的廁所，居然出乎意外的乾淨。用完後出來，我看見角落裡蹲著一個黝黑的女子，瘦小得看不出年齡，我想一定就是她把廁所打掃得這麼乾淨的，很自然的朝她點頭致意，她卻畏怯地往後一縮，看得出是一種非常本能的反應。我隨即明白她必是所謂的untouchable──不可接觸的「賤民」。好幾年過去了，我始終忘不了那個女子往後一縮的那一剎那反應。一個社會還有這樣的階級制度，就絕對不能稱之為現代化的社會，無論它的大城市裡高樓大廈建得多高多密，電腦造得多精多快，它還是個可恥的落後的社會。
全世界的經濟蕭條也影響到貧民窟的求生之道，連貧窮線的標準也越來越高不可攀了。《紐約客》裡的文章，用生動而冷靜的筆觸，詳細描述這名叫Sunil的男孩撿拾破爛的營生。無論他多麼努力，近來收入卻幾乎減半，只好在夜晚到工地裡偷竊建材。被逮到的下場很慘──他的同伴就被工地警衛抓到，殺雞儆猴，那孩子被凌虐得慘不忍睹的屍體給扔了出來，卻沒有人去報案，因為司法單位是不會追究一個貧民窟小孩的死活的。
貧富之隔的那道高牆
對於印度為數百萬、千萬的失學兒童，尤其是住在貧民窟裡的，要像電影裡那樣能上電視有獎問答，無異於撿到阿拉丁的神燈了──如果世上真有那樣的神燈的話。就算要能夠像那個主角在登上龍門之前，做到辦公室裡送茶水的小弟，可能性也很渺茫；因為第一要會英語，第二膚色不能太黑。這兩個條件，都是貧民窟的居民很難具備的。
遠在這部電影拍攝之前，西方世界已經開始注意到印度的貧民窟，因為它們驚人的龐大，集中，觸手可及的接近──如此真實，卻又如此悲慘到難以想像和接受，就弔詭得像個幻境了。尤其是不遠處就是另一個世界，一個對西方人來說才是真實的世界：十分鐘路程之外的五星級大飯店，一個晚上的房價，可以是一個貧民窟小孩不斷工作三五年的收入──如果他運氣夠好，每天賺得上二十盧比的話。而住在那些飯店裡的外來遊客們，現在有個新的旅遊節目，就是參觀貧民窟：只要付八百盧比，就可以體驗四小時的實地觀光。
所謂貧富，在印度往往只是一牆之隔。那道高牆，有的通電、有的設鐵絲網、有的頂上插著銳利的玻璃片，總之就是不要讓兩個世界互通往來。住得起幾百美元一天的旅館、可以參加好萊塢電影首映會的人，和貧民窟裡被稱為slumdog「貧民窟之狗」的人，雖然都是人，可就是不一樣的人，而且幾乎永無互換的可能。電影《貧民百萬富翁》裡的那個主角，卻又不是任何一邊的一般人，因為他是一個極富娛樂性的、天方夜譚式的故事裡的虛構角色，他其實是個幸運到只有在童話故事裡才會存在的阿拉丁：貧民窟裡的孩子，在過著連狗都不如的生活中，竟然可以學到知識，而這些知識──真是天大的巧合，竟然不多不少，正好在有獎問答秀裡每一個都用得上；而且還是按照他從小到大的遭遇，井井有條排列好的。當然，運氣好最重要，最後一個他完全不知道的答案，竟然用猜的就可以猜對！
還有，這名幸運兒要會聽能講一口流利的英文，皮膚夠白長相夠帥氣質夠好到看不出是貧民窟裡鑽出來的……不過既然他是幸運的阿拉丁，生具這些條件自然不在話下了。
虛幻的希望對絕望者是加倍的殘酷
很多觀眾認為這部電影振奮人心，能夠讓苦難中的孤兒對前途產生希望。真是這樣嗎？不必經由正規的求知途徑而獲得知識，便足以輕鬆贏得有獎問答，而且每道題目都像是按照他的人生經歷規畫好的？正是這樣童話故事般的情節，更足以說明循正規途徑的遙不可求。這些孩子是沒有選擇地被生在那樣的地方，電影傳遞的訊息卻是：他們不公平的悲慘生活，竟然是成為百萬富翁的助力，所以，貧民窟似乎並不那麼一無可取嘛！
虛幻的希望，對於絕望中的人其實是加倍的殘酷。如果那裡的孩子們真的抱著這份希望，以為這樣悲慘的生活可以作為一張車票，載他們到達那個神話國度，那麼他們最好不要懷抱任何一絲這樣的幻想。他們已經夠悲慘了，不能再用幻象誤導他們了。要掙扎出貧民窟的泥沼和牢籠，靠的絕非這種完全不切實際的童話故事──沒有教育，沒有知識，沒有教養，沒有語言能力，一無所有的他們如何走出貧民窟？除非有一個巨大的、具體的根本改變，否則他們只有像他們的父祖輩一樣，生於斯傳宗接代於斯老於斯死於斯。如此無望的循環，如此令人不寒而慄的真實故事，相信沒有一個夢工廠會把它拍成電影的。
好在大概他們也無從得知《貧民百萬富翁》這部電影說了些什麼。電影拍的是他們，卻是拍給貧民窟以外的人看的，因為看電影也不是他們享受得起的奢侈。垃圾堆裡撿不到神燈，貧民窟裡出不了神話，孩子們陷在裡面就難以掙扎出來，除非奇蹟般的救贖出現──有人寄望於印度經濟繼續起飛，有人等待社會制度徹底改變，有人期盼更多「德瑞莎修女」降臨行善……這些也許都是救贖的可能。反正，絕對不會是靠一場百萬大獎的電視猜謎秀。
（下）【2009/03/12 聯合報】
延伸閱讀:
貧民窟的印度神燈（上）
種姓制度依舊存在
電影裡對乞丐兒童集團的描述令人毛骨悚然，卻不幸是真實的。我在印度旅行，時時刻刻被導遊警告：絕對不可以給乞丐錢，因為只要給一個，就沒完沒了。有一次我實在是忍不住了，一個抱著嬰孩的瘦小女孩，她哀傷的眼睛跟我的眼光接觸，我無法再硬著心腸了。才給了她錢，頃刻間不計其數的乞丐眼看就要如洪水般湧上來，還好我就站在車子旁邊，導遊火速把我推進車裡，關上車門還直抱怨我不聽話。車子開動以後，窗外還是擠滿乞丐，尤其是爛眼折臂的，朝我展示著他們可怕的傷殘的肢體，並且用手指不斷點觸著嘴唇──那是無言的乞求：「給我一口吃的！」
另一個令我無法釋懷的是印度的種姓制度。這個牢不可破的階級顯然依舊存在，雖然他們不願承認，但並不表示已經滅絕了。記得我遊覽阿格拉的紅堡時，不得已去上那裡的廁所，居然出乎意外的乾淨。用完後出來，我看見角落裡蹲著一個黝黑的女子，瘦小得看不出年齡，我想一定就是她把廁所打掃得這麼乾淨的，很自然的朝她點頭致意，她卻畏怯地往後一縮，看得出是一種非常本能的反應。我隨即明白她必是所謂的untouchable──不可接觸的「賤民」。好幾年過去了，我始終忘不了那個女子往後一縮的那一剎那反應。一個社會還有這樣的階級制度，就絕對不能稱之為現代化的社會，無論它的大城市裡高樓大廈建得多高多密，電腦造得多精多快，它還是個可恥的落後的社會。
全世界的經濟蕭條也影響到貧民窟的求生之道，連貧窮線的標準也越來越高不可攀了。《紐約客》裡的文章，用生動而冷靜的筆觸，詳細描述這名叫Sunil的男孩撿拾破爛的營生。無論他多麼努力，近來收入卻幾乎減半，只好在夜晚到工地裡偷竊建材。被逮到的下場很慘──他的同伴就被工地警衛抓到，殺雞儆猴，那孩子被凌虐得慘不忍睹的屍體給扔了出來，卻沒有人去報案，因為司法單位是不會追究一個貧民窟小孩的死活的。
貧富之隔的那道高牆
對於印度為數百萬、千萬的失學兒童，尤其是住在貧民窟裡的，要像電影裡那樣能上電視有獎問答，無異於撿到阿拉丁的神燈了──如果世上真有那樣的神燈的話。就算要能夠像那個主角在登上龍門之前，做到辦公室裡送茶水的小弟，可能性也很渺茫；因為第一要會英語，第二膚色不能太黑。這兩個條件，都是貧民窟的居民很難具備的。
遠在這部電影拍攝之前，西方世界已經開始注意到印度的貧民窟，因為它們驚人的龐大，集中，觸手可及的接近──如此真實，卻又如此悲慘到難以想像和接受，就弔詭得像個幻境了。尤其是不遠處就是另一個世界，一個對西方人來說才是真實的世界：十分鐘路程之外的五星級大飯店，一個晚上的房價，可以是一個貧民窟小孩不斷工作三五年的收入──如果他運氣夠好，每天賺得上二十盧比的話。而住在那些飯店裡的外來遊客們，現在有個新的旅遊節目，就是參觀貧民窟：只要付八百盧比，就可以體驗四小時的實地觀光。
所謂貧富，在印度往往只是一牆之隔。那道高牆，有的通電、有的設鐵絲網、有的頂上插著銳利的玻璃片，總之就是不要讓兩個世界互通往來。住得起幾百美元一天的旅館、可以參加好萊塢電影首映會的人，和貧民窟裡被稱為slumdog「貧民窟之狗」的人，雖然都是人，可就是不一樣的人，而且幾乎永無互換的可能。電影《貧民百萬富翁》裡的那個主角，卻又不是任何一邊的一般人，因為他是一個極富娛樂性的、天方夜譚式的故事裡的虛構角色，他其實是個幸運到只有在童話故事裡才會存在的阿拉丁：貧民窟裡的孩子，在過著連狗都不如的生活中，竟然可以學到知識，而這些知識──真是天大的巧合，竟然不多不少，正好在有獎問答秀裡每一個都用得上；而且還是按照他從小到大的遭遇，井井有條排列好的。當然，運氣好最重要，最後一個他完全不知道的答案，竟然用猜的就可以猜對！
還有，這名幸運兒要會聽能講一口流利的英文，皮膚夠白長相夠帥氣質夠好到看不出是貧民窟裡鑽出來的……不過既然他是幸運的阿拉丁，生具這些條件自然不在話下了。
虛幻的希望對絕望者是加倍的殘酷
很多觀眾認為這部電影振奮人心，能夠讓苦難中的孤兒對前途產生希望。真是這樣嗎？不必經由正規的求知途徑而獲得知識，便足以輕鬆贏得有獎問答，而且每道題目都像是按照他的人生經歷規畫好的？正是這樣童話故事般的情節，更足以說明循正規途徑的遙不可求。這些孩子是沒有選擇地被生在那樣的地方，電影傳遞的訊息卻是：他們不公平的悲慘生活，竟然是成為百萬富翁的助力，所以，貧民窟似乎並不那麼一無可取嘛！
虛幻的希望，對於絕望中的人其實是加倍的殘酷。如果那裡的孩子們真的抱著這份希望，以為這樣悲慘的生活可以作為一張車票，載他們到達那個神話國度，那麼他們最好不要懷抱任何一絲這樣的幻想。他們已經夠悲慘了，不能再用幻象誤導他們了。要掙扎出貧民窟的泥沼和牢籠，靠的絕非這種完全不切實際的童話故事──沒有教育，沒有知識，沒有教養，沒有語言能力，一無所有的他們如何走出貧民窟？除非有一個巨大的、具體的根本改變，否則他們只有像他們的父祖輩一樣，生於斯傳宗接代於斯老於斯死於斯。如此無望的循環，如此令人不寒而慄的真實故事，相信沒有一個夢工廠會把它拍成電影的。
好在大概他們也無從得知《貧民百萬富翁》這部電影說了些什麼。電影拍的是他們，卻是拍給貧民窟以外的人看的，因為看電影也不是他們享受得起的奢侈。垃圾堆裡撿不到神燈，貧民窟裡出不了神話，孩子們陷在裡面就難以掙扎出來，除非奇蹟般的救贖出現──有人寄望於印度經濟繼續起飛，有人等待社會制度徹底改變，有人期盼更多「德瑞莎修女」降臨行善……這些也許都是救贖的可能。反正，絕對不會是靠一場百萬大獎的電視猜謎秀。
（下）【2009/03/12 聯合報】
延伸閱讀:
貧民窟的印度神燈（上）
11 March 2009
貧民窟的印度神燈（上）
【聯合報╱李黎】 2009.03.11 04:39 am
貧民窟裡的孩子，對於他們的生活環境竟成為世人的娛樂焦點，可能並無所知，更無從想像。他只是像每天一樣，依然忙碌的做著一天十四個小時、半撿半偷垃圾的苦工──因為他要生存……
也是一部「寶萊塢」電影
來自貧民窟的窮孩子想變成百萬富翁，可有妙方捷徑嗎？嗯……也許有吧──至少有一家「夢工廠」播放出一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憑著你吃過的苦頭得到的常識，可以幫助你走上那條捷徑。不過，更重要的是：還需要一些其他的條件，比方說，一盞阿拉丁的神燈。
一位英國導演拍的電影《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沒有令許多影評人跌破眼鏡，果然不負眾望贏得了八項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影片、導演、改編劇本、攝影、音樂等主要大獎。這部影片從去年十一月在美國首映之後就口碑甚佳，在奧斯卡之前已經獲得幾項影展的獎座了。由於題材獨特──講述一個生長在印度孟買貧民窟的孤兒，靠著參加《百萬有獎問答》電視秀而成為富翁的故事，讓許多人覺得這是一部令人感動、給人希望的勵志電影，因而廣受好評。
我是在頒獎前一個星期才去看的。已經上演了兩、三個月的所謂「藝術電影」，居然影院裡還坐了五六成滿的觀眾，在這不景氣的年初，可以算是很難得的，也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然而看完以後，我卻怎樣也無法感受到許多觀眾表現的那種感動，甚至覺得這也是一部可以被歸類為「寶萊塢」的電影──只不過是西方人拍的。
所謂「寶萊塢」（Bollywood）電影，是西方給世界最大的電影工業──印度孟買生產的電影的綽號。「寶萊塢」電影的特色，簡而言之，不外是俊男美女，排除萬難（一般公式是三道難關，太辛苦複雜的話觀眾會受不了），終以溫暖和振奮人心的大團圓收場，並且少不了熱鬧華麗的載歌載舞場面。
當然，「寶萊塢」是不會去拍孟買的貧民窟的，那樣的場景太不愉快了。只有日漸對印度貧民窟產生興趣的西方人──尤其是曾為印度殖民地主的英國人，會想到把一名駐英國的印度外交官2005年出版的虛構小說《Q&A》（《問‧答》，現已改為與電影片名一致了），講一個貧民窟少年的奇遇，改編出來拍成電影，正好投合了西方對印度從未消退的好奇與獵奇的關注。
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貧窮景觀
《貧民百萬富翁》在印度孟買的首映那天，恰巧也是好萊塢公布它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同一天。雖然電影的取材是貧民窟，首映之夜卻是時髦富裕的印度上流社會的一樁盛會，場地和貴賓可是跟貧民窟一點也沾不上邊。最近一期的《紐約客》雜誌有一篇文章就叫〈首映夜〉，寫的卻不是首映會上紳士淑女衣香鬢影的盛況，而是住在不遠之外的貧民窟裡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在首映之夜那晚的生活──其實也是他的過去和未來生活的寫照。
那個貧民窟裡的孩子，對於他們的生活環境竟成為世人的娛樂焦點，可能並無所知，更無從想像。他只是像每天一樣，依然忙碌的做著一天十四個小時、半撿半偷垃圾的苦工──因為他要生存。
據印度政府自己的統計，全印度至少有四分之一的都市人口，也就是六千五百萬人，住在城市的貧民窟裡。其中尤其以孟買的貧民窟最有名、最壯觀。全孟買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也就是七百萬人，住在貧民窟裡。這真是個驚人的數字。
貧民窟就是最簡陋的違章建築群，小的僅數千人，大的如2007年五月號《國家地理雜誌》報導的dharawi ，便有一百萬人之多。這個百萬赤貧大軍擠在孟買城中心一塊三平方公里的地上，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貧窮景觀。貧民窟住屋的建材都是簡單的鐵皮、塑膠板、布篷之類，居民以撿垃圾回收、行乞，甚至偷竊維生。十坪不到的空間住著起碼十五個人，以及無數猖獗橫行的老鼠。老鼠咬傷甚至咬死小孩已經不是新聞了。傳染病──尤其是最為流行的肺結核病，在這樣的空間裡是無從消弭的。多半的貧民窟裡沒有水電，就算有，也把持在所謂「水霸」、「電霸」黑道流氓手中。一到雨季（monsoon，往往長達半年之久），淤積的汙水可以及膝。雖然是城市，這裡的嬰兒死亡率跟貧瘠落後的鄉村不相上下。
四千多萬學齡兒童沒有上學
孟買是印度近十年來經濟起飛的櫥窗，但貧民窟並未減少，甚至由於都市繁榮，吸引了更多從鄉下來的人，加上被拐騙或販賣過來形同奴隸的兒童，以至於都市貧窮人口有增無減。印度政府在1980年代曾做過大規模的貸款補助，但只減少了一成的貧民窟；而後來貧民窟的成長速度超過了城市都市化的速度，以致孟買──現名Mumbai，原名Bombay，得了個「 Slumbay」的綽號。多數貧民窟已有三、四代人的歷史，子子孫孫陷在裡面，不知幾時才有出頭天。
世界銀行對貧窮線的標準，在印度的城市裡是二十二盧比一天。五十盧比才值一美元，所以二十二盧比是不到五毛錢美金──在美國，五毛錢連一杯最便宜的咖啡都喝不上。即使是用這麼低的標準，印度仍然擁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窮人。住在垃圾牢籠般的貧民窟裡生養孩子，他們的下一代翻身的希望在哪裡？
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統計，印度有四千多萬學齡兒童沒有上學──他們在做工：童工。而印度的小孩，體重未達標準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十個印度小孩裡有兩個沒有上到小學五年級。政府不是沒有提供義務教育，貧民窟的孩子也可以去上學，可是拿到書包和鉛筆盒之後，他們多半隨即賣掉這些文具，然後回到從早到晚的「工作」去：拾荒、偷竊、乞討，或者更低賤更危險的行當。唯有從事一天十幾小時的「工作」，才能換到十幾二十盧比，供自己生存。上學，對他們是太奢侈的事。
（上）【2009/03/11 聯合報】
延伸閱讀:
貧民窟的印度神燈（下）
貧民窟裡的孩子，對於他們的生活環境竟成為世人的娛樂焦點，可能並無所知，更無從想像。他只是像每天一樣，依然忙碌的做著一天十四個小時、半撿半偷垃圾的苦工──因為他要生存……
也是一部「寶萊塢」電影
來自貧民窟的窮孩子想變成百萬富翁，可有妙方捷徑嗎？嗯……也許有吧──至少有一家「夢工廠」播放出一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憑著你吃過的苦頭得到的常識，可以幫助你走上那條捷徑。不過，更重要的是：還需要一些其他的條件，比方說，一盞阿拉丁的神燈。
一位英國導演拍的電影《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沒有令許多影評人跌破眼鏡，果然不負眾望贏得了八項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影片、導演、改編劇本、攝影、音樂等主要大獎。這部影片從去年十一月在美國首映之後就口碑甚佳，在奧斯卡之前已經獲得幾項影展的獎座了。由於題材獨特──講述一個生長在印度孟買貧民窟的孤兒，靠著參加《百萬有獎問答》電視秀而成為富翁的故事，讓許多人覺得這是一部令人感動、給人希望的勵志電影，因而廣受好評。
我是在頒獎前一個星期才去看的。已經上演了兩、三個月的所謂「藝術電影」，居然影院裡還坐了五六成滿的觀眾，在這不景氣的年初，可以算是很難得的，也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然而看完以後，我卻怎樣也無法感受到許多觀眾表現的那種感動，甚至覺得這也是一部可以被歸類為「寶萊塢」的電影──只不過是西方人拍的。
所謂「寶萊塢」（Bollywood）電影，是西方給世界最大的電影工業──印度孟買生產的電影的綽號。「寶萊塢」電影的特色，簡而言之，不外是俊男美女，排除萬難（一般公式是三道難關，太辛苦複雜的話觀眾會受不了），終以溫暖和振奮人心的大團圓收場，並且少不了熱鬧華麗的載歌載舞場面。
當然，「寶萊塢」是不會去拍孟買的貧民窟的，那樣的場景太不愉快了。只有日漸對印度貧民窟產生興趣的西方人──尤其是曾為印度殖民地主的英國人，會想到把一名駐英國的印度外交官2005年出版的虛構小說《Q&A》（《問‧答》，現已改為與電影片名一致了），講一個貧民窟少年的奇遇，改編出來拍成電影，正好投合了西方對印度從未消退的好奇與獵奇的關注。
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貧窮景觀
《貧民百萬富翁》在印度孟買的首映那天，恰巧也是好萊塢公布它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同一天。雖然電影的取材是貧民窟，首映之夜卻是時髦富裕的印度上流社會的一樁盛會，場地和貴賓可是跟貧民窟一點也沾不上邊。最近一期的《紐約客》雜誌有一篇文章就叫〈首映夜〉，寫的卻不是首映會上紳士淑女衣香鬢影的盛況，而是住在不遠之外的貧民窟裡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在首映之夜那晚的生活──其實也是他的過去和未來生活的寫照。
那個貧民窟裡的孩子，對於他們的生活環境竟成為世人的娛樂焦點，可能並無所知，更無從想像。他只是像每天一樣，依然忙碌的做著一天十四個小時、半撿半偷垃圾的苦工──因為他要生存。
據印度政府自己的統計，全印度至少有四分之一的都市人口，也就是六千五百萬人，住在城市的貧民窟裡。其中尤其以孟買的貧民窟最有名、最壯觀。全孟買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也就是七百萬人，住在貧民窟裡。這真是個驚人的數字。
貧民窟就是最簡陋的違章建築群，小的僅數千人，大的如2007年五月號《國家地理雜誌》報導的dharawi ，便有一百萬人之多。這個百萬赤貧大軍擠在孟買城中心一塊三平方公里的地上，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貧窮景觀。貧民窟住屋的建材都是簡單的鐵皮、塑膠板、布篷之類，居民以撿垃圾回收、行乞，甚至偷竊維生。十坪不到的空間住著起碼十五個人，以及無數猖獗橫行的老鼠。老鼠咬傷甚至咬死小孩已經不是新聞了。傳染病──尤其是最為流行的肺結核病，在這樣的空間裡是無從消弭的。多半的貧民窟裡沒有水電，就算有，也把持在所謂「水霸」、「電霸」黑道流氓手中。一到雨季（monsoon，往往長達半年之久），淤積的汙水可以及膝。雖然是城市，這裡的嬰兒死亡率跟貧瘠落後的鄉村不相上下。
四千多萬學齡兒童沒有上學
孟買是印度近十年來經濟起飛的櫥窗，但貧民窟並未減少，甚至由於都市繁榮，吸引了更多從鄉下來的人，加上被拐騙或販賣過來形同奴隸的兒童，以至於都市貧窮人口有增無減。印度政府在1980年代曾做過大規模的貸款補助，但只減少了一成的貧民窟；而後來貧民窟的成長速度超過了城市都市化的速度，以致孟買──現名Mumbai，原名Bombay，得了個「 Slumbay」的綽號。多數貧民窟已有三、四代人的歷史，子子孫孫陷在裡面，不知幾時才有出頭天。
世界銀行對貧窮線的標準，在印度的城市裡是二十二盧比一天。五十盧比才值一美元，所以二十二盧比是不到五毛錢美金──在美國，五毛錢連一杯最便宜的咖啡都喝不上。即使是用這麼低的標準，印度仍然擁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窮人。住在垃圾牢籠般的貧民窟裡生養孩子，他們的下一代翻身的希望在哪裡？
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統計，印度有四千多萬學齡兒童沒有上學──他們在做工：童工。而印度的小孩，體重未達標準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十個印度小孩裡有兩個沒有上到小學五年級。政府不是沒有提供義務教育，貧民窟的孩子也可以去上學，可是拿到書包和鉛筆盒之後，他們多半隨即賣掉這些文具，然後回到從早到晚的「工作」去：拾荒、偷竊、乞討，或者更低賤更危險的行當。唯有從事一天十幾小時的「工作」，才能換到十幾二十盧比，供自己生存。上學，對他們是太奢侈的事。
（上）【2009/03/11 聯合報】
延伸閱讀:
貧民窟的印度神燈（下）
8 March 2009
【FT】向法國取經
作者：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院長霍華德•大衛斯爵士(Sir Howard Davies)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這場痛苦的金融危機挑戰了所有發達國家政府的正統經濟學說。對平衡預算的長期信念遭到拋棄。在歐洲，穩定與增長協定已從視線中消失。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黃金法則已被熔化掉，與祖傳銀器一道賣出。
但西方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府的政治計畫遇到了更大的挑戰。在經濟領域，他們能夠回過頭去求助於凱恩斯(Keynes)，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新財政現實主義尋求智力支撐。從政治角度而言，解釋政府的新作用更為困難。政府應在哪個領域進行干預，如何干預？公有制在短期內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最後會如何？目前的狀況是否失常，或長期而言，我們是否需要考慮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建立新的社會契約？在英國，我們是否正見證著柴契爾-布雷爾主義(Thatcher-Blairism)的臨終痛苦，如果是這樣，是什麼野獸正蹣跚走向威斯敏斯特去投胎？
當然，其他國家也面臨著類似問題，但環境不同，其後果對現有秩序的威脅也沒有那麼大。華盛頓出現了一種名為“變化”的新意識形態。它可能需要充實內容，但已徹底脫離了布希(Bush)學說。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不需要像布朗不得不做的那樣，努力協調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與過去的做法。無論如何，美國人民對意識形態不那麼感興趣。
在歐洲其他國家，政府轉向關於政府角色的新說辭要更為容易。法國總統尼古拉斯•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更像是一個實幹家，而非哲學王。確實如此。但在他的背後和周圍，以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為首的政府官員正在構建新的說法。對於菲永而言，這場危機是創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義戴高樂主義(Gaullism)的一個機會。在今年1月在巴黎發表的一次吸引人的演講中，他將其稱為“經濟效率、資本主義和社會公正的綜合體”；接著他用戴高樂將軍應該會喜歡的辭彙，將其稱為“對面對歷史簡化和破壞力量的人類狀況的一種看法”。巴黎的宴會上永遠少不了關於人類狀況和命運力量的辯論。
但菲永的戴高樂主義也具有實用性。他對“政府的回歸”和採取重大經濟決策的必要性進行了渲染，回顧了前戴高樂派政府在核能和高速列車領域做出的戰略選擇。因此政府在經濟中的新角色非常適合他。
德國人的掙扎更痛苦。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政府很難認同有必要出臺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但與英國保守黨相比，承諾共決權（工人擁有董事會席位）和社會對話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更能適應干預的角色。上周，德國內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發表了一次發人深省的演講。他描述了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弗裏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與聯邦及地區政府持續的、帶有強烈地方主義和多樣性色彩的正面角色之間的和諧共處。例如，公共部門應培育致力於小企業和零售客戶的地方銀行。
在英國，保守黨和工黨都在努力重新定義其對政府和市場的態度。關於監管的各種論調（更多監管、更少監管、放鬆監管、輕度監管），均無實質內容。兩黨都不喜歡國有化這個字眼，實際上多數選民也不喜歡。法國和德國能夠回憶成功的國有企業，但我們很難記起政府涉足工業或金融何時是一個解決方案，而非問題。
因此，在意識形態的真空裏，我們的政治目前已筋疲力盡。這可能很危險：這是在邀請極左和極右勢力兜售他們帶騙人的確定性。我們聽說在政府內部，兩派人正在進行辯論，一派人希望從令人遺憾的短期必要性的角度來論證政府的新角色，另一派則認為需要從長期、積極的角度重新定義。最近還出現了第三條路，英國商務大臣曼德爾森爵士(Lord Mandelson)沒有發表的書面演講中對此進行了闡述：在當前環境下，選民對新的政治願景不感興趣。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隨時準備收拾衰退的殘局。
我懷疑這是否可行，我認為，工黨和保守黨必須找到一種新方式來談論政府在陷入困境的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根據菲永有利於自由貿易的定義，英國版本的戴高樂主義可能會讓人樂於接受。英國保守黨領袖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可能認為，前財政大臣肯•克拉克(Ken Clarke)的拉夫堡選區就相當於英國的科隆貝雙教堂(Colombey-les-deux-Eglises)——上世紀50年代，戴高樂就在此等待著重返政壇的召喚。布朗認為也許是布魯塞爾，因此把曼德爾森爵士從那裏召回。然而，迄今為止，任何一位回歸的英雄都沒有提出新的哲學。
我們可能需要更為明確地從法國人那裏借用經驗。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理們都不會堅持很長時間，特別是在他們成功且受歡迎的情況下。菲永的妻子是威爾士人，他在英國有強大的人脈。在英吉利海峽的這一邊，第二份工作可能正等著他。
本文作者是倫敦經濟學院院長
譯者/梁豔裳
這場痛苦的金融危機挑戰了所有發達國家政府的正統經濟學說。對平衡預算的長期信念遭到拋棄。在歐洲，穩定與增長協定已從視線中消失。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黃金法則已被熔化掉，與祖傳銀器一道賣出。
但西方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府的政治計畫遇到了更大的挑戰。在經濟領域，他們能夠回過頭去求助於凱恩斯(Keynes)，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新財政現實主義尋求智力支撐。從政治角度而言，解釋政府的新作用更為困難。政府應在哪個領域進行干預，如何干預？公有制在短期內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最後會如何？目前的狀況是否失常，或長期而言，我們是否需要考慮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建立新的社會契約？在英國，我們是否正見證著柴契爾-布雷爾主義(Thatcher-Blairism)的臨終痛苦，如果是這樣，是什麼野獸正蹣跚走向威斯敏斯特去投胎？
當然，其他國家也面臨著類似問題，但環境不同，其後果對現有秩序的威脅也沒有那麼大。華盛頓出現了一種名為“變化”的新意識形態。它可能需要充實內容，但已徹底脫離了布希(Bush)學說。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不需要像布朗不得不做的那樣，努力協調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與過去的做法。無論如何，美國人民對意識形態不那麼感興趣。
在歐洲其他國家，政府轉向關於政府角色的新說辭要更為容易。法國總統尼古拉斯•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更像是一個實幹家，而非哲學王。確實如此。但在他的背後和周圍，以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為首的政府官員正在構建新的說法。對於菲永而言，這場危機是創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義戴高樂主義(Gaullism)的一個機會。在今年1月在巴黎發表的一次吸引人的演講中，他將其稱為“經濟效率、資本主義和社會公正的綜合體”；接著他用戴高樂將軍應該會喜歡的辭彙，將其稱為“對面對歷史簡化和破壞力量的人類狀況的一種看法”。巴黎的宴會上永遠少不了關於人類狀況和命運力量的辯論。
但菲永的戴高樂主義也具有實用性。他對“政府的回歸”和採取重大經濟決策的必要性進行了渲染，回顧了前戴高樂派政府在核能和高速列車領域做出的戰略選擇。因此政府在經濟中的新角色非常適合他。
德國人的掙扎更痛苦。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政府很難認同有必要出臺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但與英國保守黨相比，承諾共決權（工人擁有董事會席位）和社會對話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更能適應干預的角色。上周，德國內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發表了一次發人深省的演講。他描述了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弗裏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與聯邦及地區政府持續的、帶有強烈地方主義和多樣性色彩的正面角色之間的和諧共處。例如，公共部門應培育致力於小企業和零售客戶的地方銀行。
在英國，保守黨和工黨都在努力重新定義其對政府和市場的態度。關於監管的各種論調（更多監管、更少監管、放鬆監管、輕度監管），均無實質內容。兩黨都不喜歡國有化這個字眼，實際上多數選民也不喜歡。法國和德國能夠回憶成功的國有企業，但我們很難記起政府涉足工業或金融何時是一個解決方案，而非問題。
因此，在意識形態的真空裏，我們的政治目前已筋疲力盡。這可能很危險：這是在邀請極左和極右勢力兜售他們帶騙人的確定性。我們聽說在政府內部，兩派人正在進行辯論，一派人希望從令人遺憾的短期必要性的角度來論證政府的新角色，另一派則認為需要從長期、積極的角度重新定義。最近還出現了第三條路，英國商務大臣曼德爾森爵士(Lord Mandelson)沒有發表的書面演講中對此進行了闡述：在當前環境下，選民對新的政治願景不感興趣。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隨時準備收拾衰退的殘局。
我懷疑這是否可行，我認為，工黨和保守黨必須找到一種新方式來談論政府在陷入困境的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根據菲永有利於自由貿易的定義，英國版本的戴高樂主義可能會讓人樂於接受。英國保守黨領袖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可能認為，前財政大臣肯•克拉克(Ken Clarke)的拉夫堡選區就相當於英國的科隆貝雙教堂(Colombey-les-deux-Eglises)——上世紀50年代，戴高樂就在此等待著重返政壇的召喚。布朗認為也許是布魯塞爾，因此把曼德爾森爵士從那裏召回。然而，迄今為止，任何一位回歸的英雄都沒有提出新的哲學。
我們可能需要更為明確地從法國人那裏借用經驗。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理們都不會堅持很長時間，特別是在他們成功且受歡迎的情況下。菲永的妻子是威爾士人，他在英國有強大的人脈。在英吉利海峽的這一邊，第二份工作可能正等著他。
本文作者是倫敦經濟學院院長
譯者/梁豔裳
3 March 2009
偽台北學 一種「野史」式的野
【聯合報╱顏忠賢】 2009.03.03 04:08 am
我始終想寫又始終逃避去寫台北。
面對這三十多年我所看到的台北，總覺得自己沒有發育足夠新的器官來寫這個每年都在分泌新東西的城市。
但面對寫的過程所找到史料裡關於三百多年來我所沒看到的台北，我又覺得自己也沒有足夠老的感覺來寫這個年年都在忘記舊東西的城市。
因此，在這裡，我必然避免嘗試將台北用一種自不量力的「系統化」的說法來總結，或者強制推銷任何方便、連貫、簡略的意義、理論、學說來消化這個城市。
因為「台北學」這個說法，不只受到爭論，也具有一種內在的衝突和矛盾。但在這裡，我的說法是一種「暗示」。那就是，如果我不得不使用「台北學」這個字眼，也只是在重述這些內在的矛盾，並展示討論這個城市的觀點上必然的不一致和兩難。
「台北學」不只不是一種我們可以一勞永逸地界定，然後心安理得地去使用的東西，甚至，極可能只是某種過時的、不流行的熱情之下，進行一種強制性附和而護短地對思考一個自己城市過程的修辭技巧所產生的字眼。
一、台北學不是一種太自信而不自覺愚蠢的「風格」上的概念
這不應該被詮釋成一種風格的描述，一種視覺的、文化的風格、運動的說明，在這裡，我提出了一個因為「我」的介入而動搖，但仍不免涉及的城市史式的接近這個城的方式（我稱其為「偽」城市史），我的顧慮是每一種城市史的歷史劃分的觀念都往往會引起爭議，所有的獨立而最自以為是的「正宗」文本，總是不免涉及到某種其不自覺引用或另一種某不自覺壓抑的「被害」理論假設，而這些假設往往可能傾向於抹除差異，傾向於將這個城市視為一種巨大的「樣子」，一種美學史的某風格或某幾類風格的「代言人」式的舞台。
二、台北學也不只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
我並不是用一個盆地（台北盆地）幾座山（大屯山、觀音山……）三條河（淡水河、大漢溪、基隆河）……來描述這個城市的從沼澤荒野變成國際都會的變遷，或用中小學地理課甚至也迂迴繞道某種我較熟悉而不願多著墨的建築史，或台灣古代至近代、現代建築史式的樣式風格移轉考證講究的老地理學式麻煩，卻反而是以一種更私密更模糊的我的「到此一遊」式的參與方式來找尋。
三、將台北學當成一種「歷史」 的概念
我刻意用一種馬克思在不同背景下所說的「惡夢般壓在活人的腦海上」那般地小心來提醒：「台北學」在不同地區發展出來的不那麼直線式的歷史（那麼從被殖民前後時期劃分觀念）的令人爭議，或是「階段」論簡化成一府二鹿三艋舺式的以諺語來說經濟決定城市興亡論的令人爭議，或是反共抗俄復興基地或大東亞共榮圈支那分部或亞太文化中心之類不同任務取向式的令人爭議。
這些困難是在承認：「台北的過去已是一個外國。」因此台北學必然冒著這種恐懼，或許，更可能的也只是一種「偽」的保有解放性的揭發，一種「野史」式的野。
我其實想到了「台北學」的更根本的問題。
１．台北並沒有在地理上，產生了放乎全球獨特到可以成為「最」或「唯一」的令人矚目（當然這並不是某種落後國家打少棒、做生意要面子衝業績式要爭全世界第一的好強）。
２．台北也並沒有在歷史上，發展出更有全世界性影響力的階段角色。
我至今仍然為此耿耿於懷……好像身世來自一個較寒傖較不安的邊緣島國。因此，台北學是否只是一種荒涼的侷促的「地方誌」式的登錄，是否有可能成為即使放諸全球仍是某種較不同的城市經驗？（從一個所謂第三世界國家變成所謂新興工業國家變成所謂高科技代工國家變成所謂古文明新人類國家的代言人式首都的得意洋洋算嗎？）
我想說的是，這裡所面對、所寫就的這個城「殘餘」和「新興」內容的相互對照，是重新建構「台北學」的源起情境的一種方式。這些最初的內容，將被視為整個過去台北客觀的真實：「前」台北悲慘的移民，貧苦的被殖民過程，經濟上的最殘酷、飽受威脅的即使至今仍是原始（瘟疫）、邊緣化的城市經驗的奇特「殘餘」事實上是變了，變得如此模糊，相對於在這個城同樣奇特的「新興」的崛起變遷。因此，我嘗試在「後」台北的新的理解過程或在「我」的更個人的更野的參與過程去找尋，找尋某種雖然無法怪到全世界僅有的矚目，但卻保有某種自己的土生土長的更深入的耿耿於懷在面對這個城市所有「殘餘」和「新興」過程的我的格格不入。
2000年那年，我參加一次由名為「亞洲藝術網路」主辦的藝術活動，由十四個最重要城市（包含北京、香港、東京、漢城、曼谷、馬尼拉……）各派出一個藝術家，並要求其在展覽中作一個裝置藝術與一個獨人劇場表演作品，主題就是呈現自己的城市，而我也正就是「台北」的代表……
那時，我陷入了一種很深的困擾，一方面是類似國家代表隊壓力的求「好」求「切題」的心切，另一方面更裡頭的擔心則是：「台北」到底是什麼？這個我很害怕去面對、去回答的問題終於找上門來了，但我一直在合作的過程，想著台北到底和亞洲其他這些最重要城市有何相異或有何相同？
但我也不想因此而迫切地尋找一個烏托邦式的補償，來為台北杜撰出不同於其他亞洲首都或全球城市的某種寫得更體面的某種「學說」。
因為事實上，我在越涉入台北的地理與歷史之後，就越覺得：我那自以為很深其實是很有限的懷舊，其實是如此瑣碎而徒然。
但這「臨床性」遭遇的找法，或許正可以闡明我的瑣碎而徒然的努力，不過也只是一種，面對那個城市更龐大的真實背景困難病因的診斷過程。
我稱它是「病理學式的找」，不只是關乎台北的描述，而且是更關乎台北作為一種自己的舊病般的自我療傷過程，但，就在這種療傷式的「寫」的過程裡，我發現了某種關於「後」台北的更根本的變化，彷彿在走向「後」的發病症候出現之中，所有的情緒、情感和感覺都從新的台北中逝去（我更大的困擾是，我發現這十多年來，這些道地的在新的台北成長的更新一代台北人對這個城市的過去、未來，甚至只是現在的毫不在乎的漠然……好像台北本來就是這樣，也一直就會這樣下去……）
他們的對台北情感的消褪令我困擾，而在這種困擾持續越久狀態越嚴重時，或許我更該問的，反而是「我的」情感為什麼不消褪，而且一再地回來糾纏，像馬克斯的「惡夢」般地……舊病不斷復發。
但，或許這種情感的消褪不過是一種奇異的、補償性的、裝飾性的這個「後」的時代的典型興奮，或許只是因為「台北」這個標題已指出來我對城市那種眷戀的重病垂危式的迴光返照，一種「偽」的台北學所辯護不了的一種「偽」的情感。
●「台北學」系列講座：黃威融主講《在台北生活》，3月4日晚上七時於實踐大學（台北市大直街70號）L401階梯教室舉行。
【2009/03/03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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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一切都將成為未來的廢墟
我始終想寫又始終逃避去寫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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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對寫的過程所找到史料裡關於三百多年來我所沒看到的台北，我又覺得自己也沒有足夠老的感覺來寫這個年年都在忘記舊東西的城市。
因此，在這裡，我必然避免嘗試將台北用一種自不量力的「系統化」的說法來總結，或者強制推銷任何方便、連貫、簡略的意義、理論、學說來消化這個城市。
因為「台北學」這個說法，不只受到爭論，也具有一種內在的衝突和矛盾。但在這裡，我的說法是一種「暗示」。那就是，如果我不得不使用「台北學」這個字眼，也只是在重述這些內在的矛盾，並展示討論這個城市的觀點上必然的不一致和兩難。
「台北學」不只不是一種我們可以一勞永逸地界定，然後心安理得地去使用的東西，甚至，極可能只是某種過時的、不流行的熱情之下，進行一種強制性附和而護短地對思考一個自己城市過程的修辭技巧所產生的字眼。
一、台北學不是一種太自信而不自覺愚蠢的「風格」上的概念
這不應該被詮釋成一種風格的描述，一種視覺的、文化的風格、運動的說明，在這裡，我提出了一個因為「我」的介入而動搖，但仍不免涉及的城市史式的接近這個城的方式（我稱其為「偽」城市史），我的顧慮是每一種城市史的歷史劃分的觀念都往往會引起爭議，所有的獨立而最自以為是的「正宗」文本，總是不免涉及到某種其不自覺引用或另一種某不自覺壓抑的「被害」理論假設，而這些假設往往可能傾向於抹除差異，傾向於將這個城市視為一種巨大的「樣子」，一種美學史的某風格或某幾類風格的「代言人」式的舞台。
二、台北學也不只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
我並不是用一個盆地（台北盆地）幾座山（大屯山、觀音山……）三條河（淡水河、大漢溪、基隆河）……來描述這個城市的從沼澤荒野變成國際都會的變遷，或用中小學地理課甚至也迂迴繞道某種我較熟悉而不願多著墨的建築史，或台灣古代至近代、現代建築史式的樣式風格移轉考證講究的老地理學式麻煩，卻反而是以一種更私密更模糊的我的「到此一遊」式的參與方式來找尋。
三、將台北學當成一種「歷史」 的概念
我刻意用一種馬克思在不同背景下所說的「惡夢般壓在活人的腦海上」那般地小心來提醒：「台北學」在不同地區發展出來的不那麼直線式的歷史（那麼從被殖民前後時期劃分觀念）的令人爭議，或是「階段」論簡化成一府二鹿三艋舺式的以諺語來說經濟決定城市興亡論的令人爭議，或是反共抗俄復興基地或大東亞共榮圈支那分部或亞太文化中心之類不同任務取向式的令人爭議。
這些困難是在承認：「台北的過去已是一個外國。」因此台北學必然冒著這種恐懼，或許，更可能的也只是一種「偽」的保有解放性的揭發，一種「野史」式的野。
我其實想到了「台北學」的更根本的問題。
１．台北並沒有在地理上，產生了放乎全球獨特到可以成為「最」或「唯一」的令人矚目（當然這並不是某種落後國家打少棒、做生意要面子衝業績式要爭全世界第一的好強）。
２．台北也並沒有在歷史上，發展出更有全世界性影響力的階段角色。
我至今仍然為此耿耿於懷……好像身世來自一個較寒傖較不安的邊緣島國。因此，台北學是否只是一種荒涼的侷促的「地方誌」式的登錄，是否有可能成為即使放諸全球仍是某種較不同的城市經驗？（從一個所謂第三世界國家變成所謂新興工業國家變成所謂高科技代工國家變成所謂古文明新人類國家的代言人式首都的得意洋洋算嗎？）
我想說的是，這裡所面對、所寫就的這個城「殘餘」和「新興」內容的相互對照，是重新建構「台北學」的源起情境的一種方式。這些最初的內容，將被視為整個過去台北客觀的真實：「前」台北悲慘的移民，貧苦的被殖民過程，經濟上的最殘酷、飽受威脅的即使至今仍是原始（瘟疫）、邊緣化的城市經驗的奇特「殘餘」事實上是變了，變得如此模糊，相對於在這個城同樣奇特的「新興」的崛起變遷。因此，我嘗試在「後」台北的新的理解過程或在「我」的更個人的更野的參與過程去找尋，找尋某種雖然無法怪到全世界僅有的矚目，但卻保有某種自己的土生土長的更深入的耿耿於懷在面對這個城市所有「殘餘」和「新興」過程的我的格格不入。
2000年那年，我參加一次由名為「亞洲藝術網路」主辦的藝術活動，由十四個最重要城市（包含北京、香港、東京、漢城、曼谷、馬尼拉……）各派出一個藝術家，並要求其在展覽中作一個裝置藝術與一個獨人劇場表演作品，主題就是呈現自己的城市，而我也正就是「台北」的代表……
那時，我陷入了一種很深的困擾，一方面是類似國家代表隊壓力的求「好」求「切題」的心切，另一方面更裡頭的擔心則是：「台北」到底是什麼？這個我很害怕去面對、去回答的問題終於找上門來了，但我一直在合作的過程，想著台北到底和亞洲其他這些最重要城市有何相異或有何相同？
但我也不想因此而迫切地尋找一個烏托邦式的補償，來為台北杜撰出不同於其他亞洲首都或全球城市的某種寫得更體面的某種「學說」。
因為事實上，我在越涉入台北的地理與歷史之後，就越覺得：我那自以為很深其實是很有限的懷舊，其實是如此瑣碎而徒然。
但這「臨床性」遭遇的找法，或許正可以闡明我的瑣碎而徒然的努力，不過也只是一種，面對那個城市更龐大的真實背景困難病因的診斷過程。
我稱它是「病理學式的找」，不只是關乎台北的描述，而且是更關乎台北作為一種自己的舊病般的自我療傷過程，但，就在這種療傷式的「寫」的過程裡，我發現了某種關於「後」台北的更根本的變化，彷彿在走向「後」的發病症候出現之中，所有的情緒、情感和感覺都從新的台北中逝去（我更大的困擾是，我發現這十多年來，這些道地的在新的台北成長的更新一代台北人對這個城市的過去、未來，甚至只是現在的毫不在乎的漠然……好像台北本來就是這樣，也一直就會這樣下去……）
他們的對台北情感的消褪令我困擾，而在這種困擾持續越久狀態越嚴重時，或許我更該問的，反而是「我的」情感為什麼不消褪，而且一再地回來糾纏，像馬克斯的「惡夢」般地……舊病不斷復發。
但，或許這種情感的消褪不過是一種奇異的、補償性的、裝飾性的這個「後」的時代的典型興奮，或許只是因為「台北」這個標題已指出來我對城市那種眷戀的重病垂危式的迴光返照，一種「偽」的台北學所辯護不了的一種「偽」的情感。
●「台北學」系列講座：黃威融主講《在台北生活》，3月4日晚上七時於實踐大學（台北市大直街70號）L401階梯教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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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一切都將成為未來的廢墟
【葡萄牙】Porto (5) 晚上的 Porto
葡萄牙的糕點雖然英國的餅乾和蛋糕皆很美味，但是像葡萄牙這種一間一間，隨處可見獨立的糕餅店真的是相當難尋找。
這間店在我們旅館的正對面，我們傍晚一出來就看到一間偌亮的店熱鬧不已，於是前往一探究竟。想不到是一間當地的糕餅店，生意相當的好。
看到最前面一排堆著大又多餡的葡式蛋塔，真的很難讓人抵抗誘惑。除了吃蛋塔以外，各式各樣都會讓我想試一種。
我只記得在這幾天當中，我們總共試了大概五到八種，都相當美味。
這間店在我們旅館的正對面，我們傍晚一出來就看到一間偌亮的店熱鬧不已，於是前往一探究竟。想不到是一間當地的糕餅店，生意相當的好。
看到最前面一排堆著大又多餡的葡式蛋塔，真的很難讓人抵抗誘惑。除了吃蛋塔以外，各式各樣都會讓我想試一種。
我只記得在這幾天當中，我們總共試了大概五到八種，都相當美味。
晚上的 Porto 不算是特別的熱鬧。兩個人走在街上，只差點沒冷死。
去的時候正逢是耶誕節，路上有許多耶誕的燈飾，甚至在山上還設立了會發亮的字，慶祝耶誕快樂。
我們從山上望向山下，如何看都想不出下山的方法。只能看著山下的夜景，欣賞。手上的相機怎麼拍也拍不起來那個情景。
從那個時候就想著要買一台 DSLR ，只是到現在都還沒有買。
去的時候正逢是耶誕節，路上有許多耶誕的燈飾，甚至在山上還設立了會發亮的字，慶祝耶誕快樂。
我們從山上望向山下，如何看都想不出下山的方法。只能看著山下的夜景，欣賞。手上的相機怎麼拍也拍不起來那個情景。
從那個時候就想著要買一台 DSLR ，只是到現在都還沒有買。
後方是 Uni of Porto
São Bento 火車站，內觀相當特別
1 March 2009
【FT】蘇格蘭皇家銀行是怎麼隕落的？（下）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彼得•塔爾•拉森(Peter Thal Larsen) 2009-02-27
儘管如此，一些股東懷疑，湯姆爵士的職位主要歸功於他的蘇格蘭血統。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股價沒有改善。對該銀行非常瞭解的一位人士表示：“弗雷德爵士有些沮喪。他聽說，機構們比較滿意了，但評級卻沒有變化。”
隨著蘇格蘭皇家銀行試圖在不進行並購的情況下保持其增長率，因此投行業務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該銀行成為為私人股本收購融資的領袖，並針對商業地產交易大舉放貸。在美國， Greenwich 開始將證券捆綁成被稱為債務抵押證券(CDO)的結構性證券。與其他投行不同，蘇格蘭皇家銀行繼續向高管支付巨額現金獎金。而其他投行給高管們的獎勵則是大量限制性股票。
截至2007年6月的3年裏，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大一倍，至逾1萬億英鎊。然而，強勁的信用評級和英美的巨額存款基礎意味著，人們幾乎不擔心該銀行的增長融資問題。如果確實有什麼擔心的話，那就是人們認為蘇格蘭皇家銀行正落後于巴克萊(Barclays)等競爭對手。2006年6月，在新總部召開的一個戰略會議上，一些董事會成員質疑該銀行的理想是否足夠遠大。“投資者或非執行董事們都沒有說過‘放慢速度'，”一位元高管回憶道，“他們說過的只有‘加快速度'。”
致命錯誤：收購荷蘭銀行
弗雷德爵士對於該銀行正面臨的越來越大的風險瞭解多少呢？他以前的同事表示，他確立了收入和利潤目標，但對於每項業務佔用了多少資金幾乎一點都不關心。他也沒有對該銀行的全球銀行和市場(GBM)業務進行太多直接控制。一位董事表示：“從操作角度而言，（他）沒有控制GBM。他過於相信該業務的員工了。”2007年，壓力在加大，當時他開始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收購荷蘭銀行。
多年來，弗雷德爵士一直在跟蹤這家荷蘭銀行，當荷蘭銀行宣佈，正與巴克萊進行合併談判時，他已對收購其美國業務表現出興趣。他立即展開行動，與Santander和比利時-荷蘭銀行富通(Fortis)聯手發出了拆分報價。
對於弗雷德爵士而言，這筆交易與收購Natwest類似。多年來，荷蘭銀行一直管理不善。通過發起敵意收購，該財團能夠避免雜亂的管理層妥協，使蘇格蘭皇家銀行得以迅速實行其成本紀律。這筆交易將延伸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本比率，但該銀行的盈利能力意味著這可以迅速恢復。連股東們也似乎支持蘇格蘭皇家銀行。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人們認為，他們沒有拿自己的銀行打賭，而巴克萊卻是如此。”
並非所有人都如此樂觀。儘管董事們一致支援這筆交易，但湯姆爵士——他曾負責阿斯特拉(Astra)和捷利康(Zeneca)的合併——警告稱，跨境交易將更為複雜。Santander對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金儲備表示擔心，敦促弗雷德爵士通過出售該銀行的保險業務來籌資。
在金融市場搖搖欲墜之時，蘇格蘭皇家銀行將接手荷蘭銀行的龐大資產負債表。同時，蘇格蘭皇家銀行幾乎沒有進行盡職調查。一些顧問敦促弗雷德爵士降低出價，但他告訴董事會，任何變動都會引發荷蘭銀行股東的起訴。最終，蘇格蘭皇家銀行94.5%的股東都投票支援這筆交易。
140萬個人資金逆市託盤
當蘇格蘭皇家銀行的會計師們拿到荷蘭銀行的帳簿時，他們面對的是一連串令人不快的意外。與此同時，市場繼續惡化。一位高管回憶道：“我們的融資、資金和管理都出現了緊張。”弗雷德爵士仍然充滿信心：10月17日，他斥資140萬英鎊買入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股票，把自己在該銀行的持股增加了一倍多。
但這種自信顯得越來越魯莽。在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的壓力之下，去年4月，蘇格蘭皇家銀行將其保險業務掛牌出售，並推出120億英鎊的增發計畫，以增強其資金儲備。股東們極為憤怒，他們承認，應該讓弗雷德爵士完成對荷蘭銀行的整合，但之後他就應該下臺。
雷曼兄弟破產後，全球銀行很難發行債券。蘇格蘭皇家銀行在收購荷蘭銀行交易中的當地合作夥伴富通銀行，被荷蘭和比利時政府收歸國有，這引發了外界對於蘇格蘭皇家銀行自身處境的疑問。批發儲戶紛紛撤資，這令該銀行很難為其已擴大至近2萬億英鎊的資產負債表融資。
到了10月10日，很明顯，除非採取激進措施，否則該銀行下週一就無法開門營業。在那個週末，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首席執行官赫克托•桑特(Hector Sants)告訴弗雷德爵士，蘇格蘭皇家銀行還需要200億美元資金。第二天，弗雷德爵士宣佈他將辭職，同時不要任何報酬。
很明顯，對於一個在不到5年前因其對銀行業的貢獻而被授予爵位的人而言，公眾的抗議讓他很難接受。本月當他出現在一議會委員會時，有人向他提問，暗示他是造成蘇格蘭皇家銀行困境的唯一根源。弗雷德爵士對這一問題感到憤怒。他厲聲說：“如果你想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我身上，然後結案，那麼這很快就能完成，但這與導致這一切的原因根本不沾邊。”
這場挫敗了全球許多最大金融機構銳氣的全球銀行業危機的根源，遠遠不是任何一個人。然而弗雷德爵士對增長的大膽追求意味著，當緊縮降臨時，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隕落空間更大。“他試圖做其他所有人的工作”，他以前的一位同事在總結弗雷德爵士的職業生涯時說道，“但他沒有做自己的工作。”
分道揚鑣
1988年，當蘇格蘭皇家銀行與Santander銀行合作時，兩家銀行都是規模較小但志向遠大，處於歐洲市場的邊緣。上世紀90年代，兩家銀行均迅速增長，正是Santander的支持，幫助蘇格蘭皇家銀行在Natwest競購戰中勝出。2007年，它們再次聯手分拆了荷蘭銀行。
然而，這一次，兩家銀行則分道揚鑣。在蘇格蘭皇家銀行增強其投行業務時，Santander銀行則堅持致力於零售銀行業務，在拉美和美國進行擴張。這令Santander較容易同意收購荷蘭銀行，但這也意味著蘇格蘭皇家銀行得到的是荷蘭銀行陷入困境的投行部門。同時，Santander迄今以更好的狀態度過了此次金融危機。
譯者/梁豔裳
延伸閱讀:
蘇格蘭皇家銀行是怎麼隕落的？(上)
儘管如此，一些股東懷疑，湯姆爵士的職位主要歸功於他的蘇格蘭血統。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股價沒有改善。對該銀行非常瞭解的一位人士表示：“弗雷德爵士有些沮喪。他聽說，機構們比較滿意了，但評級卻沒有變化。”
隨著蘇格蘭皇家銀行試圖在不進行並購的情況下保持其增長率，因此投行業務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該銀行成為為私人股本收購融資的領袖，並針對商業地產交易大舉放貸。在美國， Greenwich 開始將證券捆綁成被稱為債務抵押證券(CDO)的結構性證券。與其他投行不同，蘇格蘭皇家銀行繼續向高管支付巨額現金獎金。而其他投行給高管們的獎勵則是大量限制性股票。
截至2007年6月的3年裏，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大一倍，至逾1萬億英鎊。然而，強勁的信用評級和英美的巨額存款基礎意味著，人們幾乎不擔心該銀行的增長融資問題。如果確實有什麼擔心的話，那就是人們認為蘇格蘭皇家銀行正落後于巴克萊(Barclays)等競爭對手。2006年6月，在新總部召開的一個戰略會議上，一些董事會成員質疑該銀行的理想是否足夠遠大。“投資者或非執行董事們都沒有說過‘放慢速度'，”一位元高管回憶道，“他們說過的只有‘加快速度'。”
致命錯誤：收購荷蘭銀行
弗雷德爵士對於該銀行正面臨的越來越大的風險瞭解多少呢？他以前的同事表示，他確立了收入和利潤目標，但對於每項業務佔用了多少資金幾乎一點都不關心。他也沒有對該銀行的全球銀行和市場(GBM)業務進行太多直接控制。一位董事表示：“從操作角度而言，（他）沒有控制GBM。他過於相信該業務的員工了。”2007年，壓力在加大，當時他開始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收購荷蘭銀行。
多年來，弗雷德爵士一直在跟蹤這家荷蘭銀行，當荷蘭銀行宣佈，正與巴克萊進行合併談判時，他已對收購其美國業務表現出興趣。他立即展開行動，與Santander和比利時-荷蘭銀行富通(Fortis)聯手發出了拆分報價。
對於弗雷德爵士而言，這筆交易與收購Natwest類似。多年來，荷蘭銀行一直管理不善。通過發起敵意收購，該財團能夠避免雜亂的管理層妥協，使蘇格蘭皇家銀行得以迅速實行其成本紀律。這筆交易將延伸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本比率，但該銀行的盈利能力意味著這可以迅速恢復。連股東們也似乎支持蘇格蘭皇家銀行。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人們認為，他們沒有拿自己的銀行打賭，而巴克萊卻是如此。”
並非所有人都如此樂觀。儘管董事們一致支援這筆交易，但湯姆爵士——他曾負責阿斯特拉(Astra)和捷利康(Zeneca)的合併——警告稱，跨境交易將更為複雜。Santander對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資金儲備表示擔心，敦促弗雷德爵士通過出售該銀行的保險業務來籌資。
在金融市場搖搖欲墜之時，蘇格蘭皇家銀行將接手荷蘭銀行的龐大資產負債表。同時，蘇格蘭皇家銀行幾乎沒有進行盡職調查。一些顧問敦促弗雷德爵士降低出價，但他告訴董事會，任何變動都會引發荷蘭銀行股東的起訴。最終，蘇格蘭皇家銀行94.5%的股東都投票支援這筆交易。
140萬個人資金逆市託盤
當蘇格蘭皇家銀行的會計師們拿到荷蘭銀行的帳簿時，他們面對的是一連串令人不快的意外。與此同時，市場繼續惡化。一位高管回憶道：“我們的融資、資金和管理都出現了緊張。”弗雷德爵士仍然充滿信心：10月17日，他斥資140萬英鎊買入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股票，把自己在該銀行的持股增加了一倍多。
但這種自信顯得越來越魯莽。在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的壓力之下，去年4月，蘇格蘭皇家銀行將其保險業務掛牌出售，並推出120億英鎊的增發計畫，以增強其資金儲備。股東們極為憤怒，他們承認，應該讓弗雷德爵士完成對荷蘭銀行的整合，但之後他就應該下臺。
雷曼兄弟破產後，全球銀行很難發行債券。蘇格蘭皇家銀行在收購荷蘭銀行交易中的當地合作夥伴富通銀行，被荷蘭和比利時政府收歸國有，這引發了外界對於蘇格蘭皇家銀行自身處境的疑問。批發儲戶紛紛撤資，這令該銀行很難為其已擴大至近2萬億英鎊的資產負債表融資。
到了10月10日，很明顯，除非採取激進措施，否則該銀行下週一就無法開門營業。在那個週末，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首席執行官赫克托•桑特(Hector Sants)告訴弗雷德爵士，蘇格蘭皇家銀行還需要200億美元資金。第二天，弗雷德爵士宣佈他將辭職，同時不要任何報酬。
很明顯，對於一個在不到5年前因其對銀行業的貢獻而被授予爵位的人而言，公眾的抗議讓他很難接受。本月當他出現在一議會委員會時，有人向他提問，暗示他是造成蘇格蘭皇家銀行困境的唯一根源。弗雷德爵士對這一問題感到憤怒。他厲聲說：“如果你想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我身上，然後結案，那麼這很快就能完成，但這與導致這一切的原因根本不沾邊。”
這場挫敗了全球許多最大金融機構銳氣的全球銀行業危機的根源，遠遠不是任何一個人。然而弗雷德爵士對增長的大膽追求意味著，當緊縮降臨時，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隕落空間更大。“他試圖做其他所有人的工作”，他以前的一位同事在總結弗雷德爵士的職業生涯時說道，“但他沒有做自己的工作。”
分道揚鑣
1988年，當蘇格蘭皇家銀行與Santander銀行合作時，兩家銀行都是規模較小但志向遠大，處於歐洲市場的邊緣。上世紀90年代，兩家銀行均迅速增長，正是Santander的支持，幫助蘇格蘭皇家銀行在Natwest競購戰中勝出。2007年，它們再次聯手分拆了荷蘭銀行。
然而，這一次，兩家銀行則分道揚鑣。在蘇格蘭皇家銀行增強其投行業務時，Santander銀行則堅持致力於零售銀行業務，在拉美和美國進行擴張。這令Santander較容易同意收購荷蘭銀行，但這也意味著蘇格蘭皇家銀行得到的是荷蘭銀行陷入困境的投行部門。同時，Santander迄今以更好的狀態度過了此次金融危機。
譯者/梁豔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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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皇家銀行是怎麼隕落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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