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

【聯合報╱龍應台】 2009.08.17 06:20 am

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今年二月，聯副曾製作一系列《1949六十年：我們的時代》專輯，回顧那一頁悲愴的歷史。而華文世界極重要的一支筆，龍應台，在醞釀十年、耗時380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等地後，寫下了十五萬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聯副特刊精彩章節，回望這段流亡遷徙、生死離散的大時代。 （編者）

正確答案是C

長達五十年沒見過中國軍隊的台灣人，擠在基隆碼頭上和台北的街頭。知道國軍會搭火車從基隆開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鐵路的兩旁。還有很多人，從南部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等待這歷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灣亞熱帶的濕熱烘得汗流浹背的七十軍，暈頭轉向地走下了小鮑布的坦克登陸艦，投降的日軍代表也被安排在碼頭上向勝利者的軍隊敬禮。勝利者卻氣急敗壞、自顧不暇。在貨物和輜重的磕磕絆絆、擠來撞去下，一團混亂上了火車，駛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還熱，街頭人山人海，人體的汗氣和體溫交揉，人堆擠成背貼著背的肉牆，在肉牆中，人們仍舊踮起腳尖、伸長了脖子張望；父母們讓孩童跨腿騎在自己肩上，熱切而緊張。

作家吳濁流的小說讓台灣少女「玉蘭」的眼睛，就這樣第一眼看見了「祖國」：

滿街滿巷都是擁擠的男女老幼，真個是萬眾歡騰，熱鬧異常。長官公署前面馬路兩邊，日人中學生、女學生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們長長地排在那邊肅靜地站著。玉蘭看見這種情形心裡受了很大的感動，以前瞧不起人，口口聲聲譏笑著「支那兵，支那兵」神氣活現的這些人，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

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玉蘭有點兒覺得詫異，但馬上抹去了這種感覺，她認為這是沒有看慣的緣故。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在幼年時看見過台灣戲班換場所時的行列，剛好有那樣的感覺。她內心非常難受……(吳濁流，《波茨坦科長》)

大概在同樣一個時候，二十二歲的彭明敏也正從日本的海軍基地佐世保駛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鮑布那艘登陸艦。

戰前彭明敏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政治學，不願意被日軍徵召上戰場，所以離開東京想到長崎去投靠兄長，卻在半途遭遇美軍轟炸，一顆炸彈在身邊炸開，他從此失去了一條手臂。日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觸祖國，覺得不可思議：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占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見的七十軍可厭可惡，那麼楊逸舟眼中的七十軍，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

從寧波來到基隆的七十軍，就以這樣一個幾近卡通化、臉譜化的「經典」定型圖像，堂堂走進了台灣的當代史。六十多年之後，台灣一所私立高中的歷史考卷出現這樣一個考題：

台灣有一段時局的形勢描寫如下：……「第七十軍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襤褸，軍紀渙散，草鞋、布鞋亂七八糟，且有手拿雨傘，背著鍋子，趕著豬子的，無奇不有。」

這是台灣歷史上哪個時期？

（A）日本治台時期

（B）國民政府時期

（C）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D）省政府時期（海星中學考卷）

正確答案，當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它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任何一個定了型、簡單化了的臉譜後面，都藏著拒絕被簡單化的東西。

我在想：當初來接收的七十軍，一定還有人活著，他們怎不說話呢？流氓軍、叫化子軍的後面，藏著的歷史脈絡究竟是什麼？他們從寧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內來到一個陌生的海島，踏上碼頭的那一刻，想的是什麼？

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七十軍的老兵。

這樣想的時候，國軍將領劉玉章的回憶錄，射進來一道光。

日本投降後，劉玉章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率領五十二軍參與越北的接收。按照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命令，「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及北緯16°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本將領及所有陸、海、空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國國軍。

時間，幾乎與七十軍跨海接收台灣是同步的，五十二軍在接收越南之後，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艦艇從越南海防港出發，穿過台灣海峽，趕往秦皇島去接收東北。

和七十軍肩負同樣的任務，走過同樣的八年血戰、南奔北走，穿著同樣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樣在橫空巨浪裡翻越險惡的台灣海峽，五十二軍的士兵，卻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劉玉章的回憶錄裡：

船過台灣海峽時，風急浪大，官兵多數暈船，甚至有暈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師祈禱，舉行海葬禮……

憶前在越南接收時，因戰爭影響，工廠關閉，無數工人失業，無以維生，曾有數百人投效本師。是以越南終年炎熱，人民從未受過嚴寒之苦。本師開往東北，時已入冬，禦寒服裝未備，又在日益寒冷之前進途中，致越籍兵士，凍死者竟達十數人之多，心中雖感不忍，亦只徒喚奈何。（劉玉章〈東北戡亂戰爭親歷記〉《傳記文學》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劉玉章充滿不忍的文字告訴我的是，啊，原來習慣在陸地上作戰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數會暈船，而且暈船嚴重時，也許併發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來一個一個的士兵，各自來自東西南北，水土不服，嚴寒酷暑，都可能將他們折磨到死。

那些因橫跨台灣海峽而暈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親人如何得知他們最後的消息？在那樣的亂世裡，屍體丟到海裡去以後，會通知家人嗎？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上）

【2009/08/17 聯合報】@ http://udn.com/


延伸閱讀: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下）

俄羅斯狂吸遊客 文化滄桑說不完

【聯合報╱本報記者何定照】2009.08.16 04:00 am

契訶夫藝術節甫落幕，俄羅斯再度成為全球戲劇界矚目焦點。這個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至今神秘的國家，在蘇聯解體後，靠著其豐富的文化資產，每年都能引來近400萬名觀光客。

襯著藍天，莫斯科紅場上16世紀建成的聖瓦西里教堂，總讓人覺得如夢似幻：它由九座大小高低各異的塔構成，形體突梯不規則、色澤五彩繽紛，彷彿一塊可口糕點，又如一個鮮麗童話，無論從哪一面看，都有不同的風景。

藝文建設紛湧入

俄羅斯的文化，也像這座著名教堂一般多元複雜，在蘇聯解體後，終對世人暴現多面魅力。

俄羅斯腹地橫跨歐亞洲，從10世紀在佛拉迪米爾一世命令下改信拜占庭帝國傳承的東正教後，深受拜占庭藝術影響；18世紀起，又在彼得大帝以聖彼得堡為中心發展下，增添濃濃西歐風；20世紀初蘇聯成立，無數藝文建設毀於戰亂，又漸次重建；蘇聯解體後，更有歐美主流文化湧入……如今的俄羅斯，處處是各類文化交融痕跡。

洋蔥頭屋頂吸睛

種種珍貴文化中，最明顯可見的便是建築，其中又以東正教教堂的洋蔥頭屋頂，最具傳統俄羅斯特色，這也來自文化匯合：它原仿照伊斯坦堡的索菲亞大教堂（建於拜占庭帝國初期）寬扁圓頂，但因俄國冬雪不斷，於是將圓頂抽長、下腹縮束，好讓屋頂不易積雪，乃至在12世紀催生獨特洋蔥頭形狀。

800年歷史的莫斯科常見的洋蔥頭，在300年歷史的聖彼得堡顯然變少，取而代之的是來自文化模仿的各式歐風建築。

1712年，積極向歐看齊的彼得大帝將首都由莫斯科遷至聖彼得堡，從歐洲各國請來建築師，打造當時流行歐洲的巴洛克主義、新古典主義等建築，甚至要求樓高不得高過街道寬度，以求均衡美感，成就全俄最具歐風的聖城。

拜占庭藝術極致

俄羅斯美術也顯見文化傳播。一說俄羅斯當年改信東正教，是受其華麗的宗教儀式與藝術吸引，這可以古城塞爾吉耶夫的聖塞爾吉烏斯修道院的精緻壁畫、聖彼得堡浴血教堂的馬賽克鑲嵌畫為代表，塞爾吉耶夫博物館、特雷亞可夫美術館金碧輝煌的聖像藝術，也呈現拜占庭藝術的極致。

近、現代藝術，則見原創力量。不論是寫實風景的列維坦、超現實主義的夏卡爾、抽象畫派的康丁斯基及羅斯科，都創下經典地位。至於全球第三大美術館的聖彼得堡冬宮，可說見證帝國威力，囊括各國近300萬件藝術品，所收林布蘭畫作質量都不輸畫家出生地荷蘭，還藏有達文西兩件真跡。

俄羅斯表演藝術發達，與歷史關係密切。留俄人士認為，由於蘇聯時期對外封閉、政治保守，俄人只好專注藝文創作與欣賞，乃至化為生活一部分。如今莫斯科、聖彼得堡兩大城各約有200個表演場所，甚至分眾化到有專屬喜劇院，許多俄人下了班便直奔劇院、音樂廳，文化參與率為許多先進大國不及。

芭蕾舞世人共鳴

眾多表演藝術中，至今仍以芭蕾最得世人共鳴。正如俄羅斯許多文化特色源於他國，源於義大利、盛於法國的芭蕾，也是在俄烙下最鮮明的印記：柴可夫斯基譜曲的「天鵝湖」，是公認芭蕾翹楚；始於該劇的芭蕾短蓬裙，更成為眾人的芭蕾第一印象。

俄羅斯當然不只有古老文化。誕生基洛夫芭蕾舞團的馬林斯基劇院，至今是聖彼得堡第一劇院，除了上演芭蕾、音樂會，也將歌劇現代化，例如莫札特「唐‧喬望尼」新版就一演8年：幕一拉起，只見舞台立著巨大裸女布幕，不但具女體遭輕瀆的象徵意涵，也是場景，時而掀開一角、時而分裂四散，演員穿梭其中，創造驚人視覺效果。

古典樂眾星雲集

古典音樂界也眾星雲集。柴可夫斯基、拉赫曼尼諾夫、普羅高菲夫等作曲家已是地標，霍洛維茲、羅斯托波維奇等演奏家也是傳奇，葛濟夫率領的基洛夫管弦樂團、泰密卡諾夫的聖彼得堡愛樂管弦樂團及普雷特涅夫的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更坐穩全球20大交響樂團名單，總有各地樂迷來尋古今大師足跡。

更別忘了普希金、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以及成為國際重大戲劇節名目的契訶夫，書迷總執迷於到其出生地、居處、書中地點朝聖；電影大導塔可夫斯基在偏遠郊區的博物館，也有影迷甘願跋涉前去。

然而最不能忘的，其實是文化伴隨的歷史。正如聖瓦西里的堂皇外觀，其實建立於殘酷史實：16世紀恐怖依凡大帝在該教堂完工後，竟弄瞎建築師雙眼，以防出現類似建築；教堂所在的紅場，蘇聯時期更幾經殺戮，同樣地，俄羅斯眾多文化遺產背後，也有說不完的滄桑。想了解更多俄羅斯？一定得看到文化深處去。

景點樣貌變 辛酸故事多

俄羅斯許多景點，都有辛酸故事。例如聖彼得堡凱薩琳宮，其實在二戰時慘遭炸光，如今樣貌，都是蘇聯政府在1950年代依照資料照片新建，內藏珍品則據說三成是真、七成仿製。不過如此新建，為俄羅斯帶來巨大觀光產值，或可說是蘇聯意外「政績」。

莫斯科當今地標之一救世主基督大教堂，實體建物雖僅14年，背後歷史則近兩世紀。

19世紀初，沙皇為紀念拿破崙戰役犧牲者，欲建教堂，卻在錯誤連連下，至19世紀末才完工。1931年，史達林爆破教堂，改建「蘇維埃宮殿」，卻屢試屢敗，被認遭到詛咒，最後只好將地基改建成超大游泳池，直到蘇聯解體，泳池才重建成教堂。

此外，蘇聯政府因主張無神論，對教堂不屑一顧，包括浴血教堂等古蹟都拿來辦公、放雜物，直到蘇聯解體才又珍存。

基洛夫芭蕾舞團倒意外留下蘇聯時期名字。該舞團隸屬馬林斯基劇院，1935年蘇聯政府為紀念共黨書記基洛夫，下令馬林斯基相關團體都改名基洛夫，並以此名帶舞團赴外巡演。蘇聯解體後，劇院雖恢復原名，但國外只認得「基洛夫」舞團，因此舞團仍用此名。

【2009/08/16 聯合報】

做一部不只是電影的台灣電影

【聯合報╱張鐵志／文】 2009.08.14 04:08 pm

專訪國片《不能沒有你》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

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前陣子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的國片《不能沒有你》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影片種類與風格。這故事取材自一個真實的社會新聞事件，講述處於社會底層的一對父女，如何在官僚體制的迷宮中，在喜歡把新聞鬧劇化的媒體前，辛苦地緊握彼此的手。

要了解《不能沒有你》，必須先掌握這部電影背後兩個靈魂的碰撞。

這篇文章名稱寫「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是很不準確的，因為他們兩人也合掛監製、編劇。陳文彬本身也是導演，這部片最早是他要給公視人生劇展的大綱，但戴立忍看到後認為這個題材很適合拍成電影，所以有了這個合作。

陳文彬長期關注社運、從事過政治工作，也是影像工作者。而戴立忍除了是眾人眼中台灣最好的演員外，他所導演的電影《兩個夏天》也曾獲得台北電影節首獎。並且，他也長期關心社會現實。但相對於陳文彬，他更熟悉主流電影的語言，更懂得如何去說一個好故事。

所以，有了這部關懷弱勢的嚴肅題材，但所有人看了都會流淚說好看的電影，《不能沒有你》。

尋找現在政府沒在做的事

張鐵志：哪一個國外導演對你影響比較大？

戴立忍：念書時黃建業問過我最喜歡的導演是誰，我回答「盧貝松」。他的第一個回應是「那是商業導演耶」。

我看盧貝松是從《最後的決戰》開始。沒有台詞的電影通常會很悶，但盧貝松很會講故事。以前比較喜歡商業片，藝術片是硬看的。後來盧貝松《碧海藍天》給我更大震撼，因為它介於這兩者之間，這是我看過最多次的電影，大概看過八次。

張鐵志：為什麼是《碧海藍天》？《不能沒有你》也是一部在海邊的電影。這之間有關聯嗎？

戴立忍：我想是有的。我小時候住在台東的太平洋海邊，後來搬到高雄，在高雄港初戀、把妹，當兵在金門是住在料羅灣，後來搬到台北來，又住在關渡淡水河邊。我是出生在夏天的小孩，很喜歡東部和南部的陽光。你看我後來拍《兩個夏天》，就是想拍南部的夏天，像碧海藍天底下的豔陽。

張鐵志：所以從《碧海藍天》到《不能沒有你》都與你的成長背景是有關聯的。那影響阿彬（陳文彬）最深的電影是？

陳文彬：我是真的很喜歡侯孝賢的《戀戀風塵》。因為以前是壞學生，沒在讀書啊，又是放牛班的那種私立學校。我是看了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才發現這個就是電影。

張鐵志：很多人都比喻你們這部電影類似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風格，如《單車失竊記》。你們真的喜歡這樣的類型嗎？

戴立忍：我喜歡《紅氣球與小白馬》。比起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我更喜歡法國新浪潮，因為他們比較好看，像是《斷了氣》或《四百擊》。我比較喜歡運動鏡頭的，喜歡快速剪接的東西。

影響我更大的是巴西電影《無法無天》（City of God），它是處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並讓我發現，電影真的能影響當地社會。因為他們總統看了之後，就召集各部會首長，去貧民窟解決電影當中提到的少年暴力問題。《無法無天》可以說是直接影響了《不能沒有你》。

張鐵志：所以影響你的點，是那部電影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它們超出了電影，回到了現實。

戴立忍：是，我們的概念是，這個題材既然是取之於社會，最後也要還之於社會。我們正在試，也不確定該怎麼做。包括邀請各界人士來看，司改會、社福界、教育界等，我想找到一種方式將電影和社會連結起來，有人寫文章，開始論述。

張鐵志：你想形成怎樣的論述？是一個具體政策關心弱勢？還是對各種體制的檢討？

戴立忍：簡單來說，我們要尋找現在政府都沒在做的事。我們很懷念十幾年前的社會氛圍，那時有一股社會力量在尋找出口，但現在是連這種力量都沒有了，剩下來的都只是針對選舉嘛。

陳文彬：我覺得台灣最美好的時光，大概是八○年代末的那一段時間，那時候還有一點點的壓迫，但是民間的力量已經出來了。現在的狀況是政治人物只問意識形態，沒有力量去好好處理社會問題。

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

戴立忍：回到這部片，我當時看到阿彬寫這個故事，就說你不要只是拍電視，拿來讓我拍電影。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陳文彬：今天這個事情不只發生在台灣，而是發生在全世界各地。我在日本參加影展時，有一個NHK的老攝影師抱著我一直哭，跟我說他看了四遍，說日本政治人物應該來看這部影片。在記者會，我跟大家說，陳菊在看完電影後，回過頭去跟後面一級主管說，這個事情如果再發生在高雄，就是我們的恥辱。結果，主持人一聽也掉淚，說為日本的政治人物感到可恥。

張鐵志：你們怎麼看電影和社會的關係？

戴立忍：我想要嘗試台灣比較少見的社會寫實題材。這種題材在八○年代的台灣其實不少，例如《女王蜂》等，但是因為當時的電影美學，因為技術的緣故，這種類型並沒有什麼突破。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時候，也試著與社會對話，但是他們還是比較屬於作者論的，大多是虛構的，而不是介入真實社會事件。

張鐵志：的確，我總是覺得，相對於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台灣的藝文領域跟現實與歷史對話非常少，電影、文學或音樂也是寥寥可數。在八○年代可能還比較豐富，但到了九○年代全面市場化後，就越來越少。只有劇場好像還維持著對現實的敏銳性。如果照你所說，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

戴立忍：我認為是商業市場的考量。

張鐵志：是大家覺得沒有商業市場？

戴立忍：對，但很多人還是想作，當然他作的方式可能不像《不能沒有你》這麼清楚，這麼直接。

張鐵志：或者有人選擇了用紀錄片的方式。

戴立忍：對，電視也有，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很好，但推不出去。

好的說故事方式就有票房

張鐵志：你一直都有意識到電影跟現實的對話嗎？

戴立忍：我的開關是一直到《無法無天》才被打開。我這輩子就是在做電影這件事。社會意識這部分有但不強，也沒有嘗試過要把兩者連結。《無法無天》讓我知道這類型題材在台灣來講是值得做的，因為獅子座B型就是那種好大喜功的人，我做電影不只想拍一部電影而已，我想要創造一種局面。

張鐵志：是，阿彬之前寫email給我時也說，要做一部不只是電影的台灣電影。

戴立忍：的確，我們不要讓這部電影只是一部電影。以前對於行銷的思考都是回到票房，回到電影，回到知名度，但這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循環。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丟得更遠一點呢？能否把票房、市場、商業等完全斬斷。就像我跟台北沖印調整到後來，我就說我不是要作黑白片，我是要作灰片。

張鐵志：這個很弔詭，因為如果你沒有票房，似乎也很難產生力量？但我知道，你似乎覺得這部片其實並不是沒有商業性？

戴立忍：的確，我相信講故事的技巧就是一切。它是一種糖衣，可以把苦苦的藥包起來，只要口感是好的，就可以把任何東西送進觀眾腦子裡。我一直很注重鍛鍊那種技巧，侯孝賢也說我是一個技巧性的導演。台灣電影十年來問題不在於題材，而是說故事的方式。

但我們要尋找一個打動人的題材。上一波國片的高潮是什麼？是紀錄片如《無米樂》。紀錄片非常有力量，但容易被主流觀眾忽略。所以我們是要把一個紀錄片的題材，用好的說故事方式呈現出來。

希望證明可以開發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

陳文彬：我一直在想，我們得到這麼多的回饋，並不是單純幫助這部電影，而是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可以幫助台灣的一些人事物。

戴立忍：對我來說，其實我在乎的是，這部片可以怎麼幫整個電影環境。講坦白話我從小到大最關心的是這個事情：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對我來說，必須回歸到電影，這個力量才能循環。

張鐵志：你覺得可以幫到台灣電影什麼？

戴立忍：希望證明我們可以開發一個新的題材，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如果我們成功了，接下來馬上會有人跟上來。

張鐵志：我很同意，因為我想一部《不能沒有你》很難馬上解決多少問題。即使很多人來寫文章、寫現實社會中的「不能沒有你」現象，很多NGO（非政府組織）來參與，但社會制度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情。可是，如果越來越多創作者願意透入這些對話，長遠來說就會產生力量。

【2009/08/14 聯合報】@ http://udn.com/

噤啞在四‧六事件的文學（下）

【聯合報╱曾健民】 2009.08.10 03:02 am

4. 在楊逵《人民文學》的園地上

楊逵於1948年8月2日開始主編台中《力行報》（該報創刊於1947年11月12日）《新文藝》副刊，並於8月7日創刊了《台灣文學叢刊》，同時又活躍於《橋》副刊上。楊逵在這些文學園地上，一面論述他的人民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觀，且創作了不少以台灣民謠形式、運用民眾口白台灣方言創作的短詩，諷刺時局和社會不公不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他更積極培養省籍青年新進作家，大多數是《橋》副刊上活躍的青年作家，如銀鈴會的成員，以及葉石濤、金秋等，甚至與他們共宿指導寫作。幾十年後蕭金堆曾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在他家稻草都已露出的榻榻米房間住了一星期，他教導寫作技巧，提倡『用腳寫』。」

楊逵在《力行報‧新文藝》副刊上刊出的徵稿啟事如此寫道：

「沒有內容的空洞美文不要。反映台灣現實，而表現著台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動向的有報告性的文字，特別歡迎。」

淺顯的字句完全表達了楊逵的文學觀。

「四‧六」事件的前二個月，「麥浪」到台中演唱時，從場地到節目的安排全靠楊逵的支援。楊逵還特別舉行了一場「麥浪歡迎座談會」，安排銀鈴會的成員和麥浪的隊員交流討論，座談的主題是「文藝為誰服務」。楊逵發表在《新文藝》副刊上的〈人民的作家〉文中如此寫道：

「人民的作家應該以其智識來整理人民的生活體驗，幫助人民確切地認識其生活環境與出路，而在這當中，也應該把人民的生活體驗來充實自己，追求理論與實踐的配合。」

這就是楊逵的人民文學觀吧！

5. 文學的歌聲噤啞在四月六日的清晨

可見得，台大麥浪所傳播的祖國大地人民的歌聲和廣大民眾的合唱，與楊逵和銀鈴會，甚至於和歌雷《橋》副刊上的無數作家，用文學表現「台灣人民的生活、感情與思想動向」的精神是相通的；雖然，它與「台語戲劇社」用台灣大眾的語言演戲「來啟蒙一般大眾，發揚民主意識」，在藝術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感情和文藝觀卻是相同的。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它與當時處於國共內戰煙硝中的全中國任何一角落的學生運動、文藝運動是處於同一歷史潮流的。他們都是那個時代共同的吶喊。

這些在台灣的緘默和激動交加的時代中，引領高唱民謠、民主歌曲，高聲朗誦人民詩篇的作家們，在1949年4月6日的清晨噤啞了。

1949年一月，三大戰役結束後解放軍兵陳長江北岸，國共內戰形勢逆轉。蔣介石下野、李副總統代任，全國各地掀起和平、民主運動熱潮，要求國共儘速和談。4月1日，在國民政府正式派出和平代表團飛往北平進行和平談判的同時，南京各校學生在「總統府」前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高舉停止內戰、要和平的訴求，卻受到國府軍人、特務的鎮壓，釀成三死近二百人受傷的慘劇，此為「四‧一」事件（或慘案）。這事件迅速影響全國，形成了全國抗議國民政府的學潮，各大學紛紛發起罷教罷課、要求懲兇的示威活動。

省主席兼警總總司令的台灣最高當局陳誠，深恐「四‧一」事件迅速波及台灣。本來從3月20日的「處理違警事件」所引發的台大、師院學生大規模集體抗議活動，已使台灣統治者內心極度不安，遂於4月6日清晨發動了「四‧六」校園大逮捕行動。同時，特別強調從思想上進行反共的重要性，也曾說「尤其思想，其傳播非海洋所能隔絕」的台灣最高當局，為了使台灣成為反共堡壘、復興基地，必須先徹底淨化台灣島內的思想；在他看來，任何傳播大陸人民聲音、反映台灣現實，表現台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的文藝，都是共匪的「第五縱隊」，必須予以徹底清除。4月6日，他悄聲地撲滅了這種聲音和思想。

本來就很微弱的台灣文藝界，台灣光復後經歷二二八的打擊，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前進的道路，然而，不到四年的時間再度噤啞在鋪天蓋地的反共狂潮中。 （下）

【2009/08/10 聯合報】@ http://udn.com/

噤啞在四‧六事件的文學（上）

【聯合報╱曾健民】 2009.08.09 04:12 am

1949年3月20日，台大法學院學生何景岳、師範學院學生李元勳，與一名員警偶發衝突遭到拘押，揭開一連串學生運動。4月6日，軍警包圍台大與師範學院宿舍進行逮捕行動，引發學生激憤反抗；最後軍警衝破包圍逮捕學生。當天共有一百多名學生被捕入獄，其中有七人在獄中被槍斃，不少學生失蹤，是為著名的「四‧六事件」。事隔六十年，本文作者曾健民回顧當時的文藝環境，為「四‧六」對文學、文化的意義重新定位。（編者）

解嚴以來，經過無數人的努力，台灣社會歷史底層中的許多禁忌得以解除，冤屈得以平反，而發生在六十年前的「四‧六」事件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章節。有關這個事件的大量調查、研究、證言以及論述，基本上已重建了事件的原貌，是非曲直也得到平反，這是恰逢事件六十周年的今日，首先要肯定的。

然而，歷史是複雜詭譎的，它只是現實與過去的永恆對話的過程。現實也經常障蔽著我們對歷史的全面認識。

我們對於「四‧六」事件的認識，也是如此。

迄今，對於「四‧六」事件的論述或認識，都把它定位為對校園學生運動的整肅事件，這基本上是對的；然而，卻並非事件的全貌。大眾一直忽略了事件的另一個面向，或者說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另一個面向就是：「四‧六」事件同時也是對文學運動、文化運動的大整肅，這是大家一直沒有注意到的事實。其實，這是當時台灣省最高當局陳誠以整頓學風之名發動「四‧六」事件時，另外一個不欲人知的政治行動。因為單從報紙的報導，很難知道其全貌。可以說，在「四‧六」事件中噤啞的文學，至今仍未解放。

另一波對文化界的大逮捕

下面是在當時的報紙以「政府決心整頓學風」的大標題大幅報導「四‧六」校園大搜捕事件的同時，另外一波分三次對文藝副刊編輯、記者、作者、報社的大逮捕行動。

首先，在4月7日《公論報》的小角落，刊載了這則消息：「《新生報》副刊總編輯史習枚（筆者按：即「歌雷」），昨（6）日晨在懷寧街該報宿舍二樓，突被治安當局派便衣人員拘訊。又《成功日報》記者董佩璜，也於同日早上被捕。」這條消息僅出現在當時堪稱民主報紙的《公論報》上。

事件過了近一星期的4月12日，在《公論報》的一角落又刊載了如下過期的消息。「據《大公報》十一日訊，台中軍憲當局於七日下午二時許，拘捕新生報台中辦事處主任兼台中市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鍾平山，和台灣知名作家楊逵等二人。於七日下午三時乘慢車，由大批軍憲把他們送往台北。」從這報導我們可以知道，楊逵被捕是在「四‧六」的第二天。

相距四‧六事件逾一個月後，在5月11日的《新生報》專欄「藝文短波」上，出現了簡短的報導，內容是：「台中力行報常刊載不正確之新聞，言論荒謬，台省警備總司令部九日飭令停刊。」從這則短訊只可以知道台中的《力行報》被查封勒令停刊，其他一概不知。其實，背後有一次大逮捕行動。在5月9日，《力行報》社長張先生的一位在台中警總擔任警衛團第二團團長的朋友，打了一通電話給他，說有事來指揮部一下，到了指揮部朋友避不見面，卻有人拿出一張警總公文說：「《力行報》有問題，你不能回去了！」下午《力行報》就被關了，後來他被帶到台中警察局，裡面都是《力行報》被捕的同事。這事件除了當事者無人知曉，事隔五十年後經文史調查才知道事實的真相。這件事，楊逵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口述文中也曾提到：自己在四‧六事件被抓時，「《力行報》從社長到工友統統被抓去」，但一直無人知道其具體的內容。

與這三次逮捕行動有關連的，就是在4月6日清晨，一位建國中學三年級學生張光直（後來成為著名人類學家，曾任中研院副院長，張我軍的二公子）也在睡夢中被捕了。因為他的名字被刊入台大、師院學生的十九位黑名單中，所以當時大家並未察覺。為什麼在專對台大、師院學生的4月6日大逮捕中，又另外要單獨出動去帶走一位高中生呢？這只有認識到「四‧六」事件除了是對台灣學生運動的整肅之外，還是對當時的台灣文學、文藝運動的大整肅這二方面的事實，才可瞭解其原因。

當時，歌雷主編的《新生報》《橋》副刊以及楊逵在台中《力行報》主編的《新文藝》副刊，正是以「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為討論主題的文學運動的兩大舞台；由於歌雷和楊逵積極培養年輕作家，鼓勵年輕作家在副刊上發表作品或參與文學討論，所以聚集了許多優秀的新一代青年作家，而高中生張光直是其中的佼佼者。雖然他的作品主要發表在也是歌雷主編的《新生報》的《習作》或《學生世界》副刊上，但他在《橋》副刊上的台灣文學論爭中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是一篇令人刮目相看的宏論。這篇論爭文用「何無感」的筆名，是為了替他的國文老師「駱駝英」（羅鐵英，論爭中發表了〈論「台灣文學」諸論爭〉等重要而深刻的文章，以馬克思文論全面分析檢討了台灣文學論爭）辯護的。當然，張光直在建國中學也是一個相當活躍的文藝青年，曾演過話劇，也辦過油印的同人誌。

歌雷的《橋》副刊

歌雷主編的《橋》副刊創刊於1947年的8月1日，「四‧六」事件後的4月11日出了最後一期（223期）後終刊，前後持續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這期間，台灣社會正處於二二八狂風暴雨後的緘默和國共內戰的激動之中。為了打破緘默，歌雷於1948年三月特別邀請了楊逵，請當時就讀台大的孫達人（後在四‧六黑名單中被捕）翻譯，發表了〈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因此掀起了一場長達一年多的台灣文學論戰。共有五十多篇論爭文章，四十多位作者參與。

歌雷也積極策畫「歡迎本省作家投稿」，為解決本省作家的語言障礙，還請專人特別為本省作家翻譯；他還在北、中、南舉辦作者茶會，這吸引了許多本省青年新進作家熱烈投稿，成為《橋》副刊的重要作者群，譬如中部「銀鈴會」文學社團的重要成員：朱實（朱商彝，因「四‧六」發生時知悉自己名列黑名單而與當時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鄭鴻溪一同逃往大陸，輾轉流亡）、紅夢（張彥勳）、蕭翔文（淡星，本名蕭金堆，「四‧六」中倖免於難，但當年年底卻在白色恐怖狂瀾中被捕）、籟亮（賴裕傳，「四‧六」中倖免於難，但後來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遭處死刑）、亨人（林亨泰）、詹冰（綠炎）等。南部則有葉石濤、邱媽寅、施捨（以上三人皆曾在當年年底開始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中遭捕）、謝哲智、潛生、王溪清等。這些青年作家許多是師院的學生，如朱實、蕭翔文等。

歌雷於1948年末曾在師範學院的文藝座談會上演講，講題是〈台灣文學的方向〉，演講中明白闡述了他的文學觀，他說：

「我們對文學的態度是要求反映現實，反映人民的生活與願望……從這裡出發，我們否定了上述享樂主義及個人主義，同時，個人又與集體不相矛盾，那麼我們便可以與人民站在一起，去反映人民的悲苦哀樂。」

台灣歌謠、台語話劇和大陸歌謠的大合唱


楊雲萍主導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從1948年五月起即著手「提倡鄉土藝術、整理民間文學、徵求本省歌謠曲調」，並於該年11月20日在中山堂舉行了「歌謠演唱大會」。節目有音樂家呂泉生和劇作家陳大禹合作改編的台灣民謠及歌仔戲調，由六、七十人的混聲合唱團演唱，其中〈農村酒家〉更博得喝采。演唱會以台灣民謠為主，大部分以閩南方言演唱。

同時，師院的「台語戲劇社」（擁有近兩百位同學，設有「歌謠研究會」從事本省民間歌謠之蒐研，後來還籌資出版了《龍安文藝》），演出了蔡德本改編自曹禺名劇《日出》的台語話劇《天未亮》，引起了熱烈的反應；這是從1946年宋非我編導的《壁》以來，第二次的台語話劇熱潮。歌雷特別在《橋》上為《天未亮》的演出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出席者除了師院學生朱實、鄭鴻溪等之外，作家龍瑛宗、師院教授鄭嬰也出席並發表了評論。歌雷還刊出了幾篇評論文章，甚至刊出了劇作家陳大禹創作的閩南語劇本《台北酒家》，以及索默創作的閩南語歌劇《綠島小曲》，引起了有關方言文藝、人民文藝的討論熱潮。

師院學生、新進作家蕭金堆發表在《新生報》，介紹台語戲劇社的文章中指出：「雖然一方面我們應該要獎勵大眾學習國語，不過另一方面卻也要利用大眾性的台語，來啟蒙一般大眾，使他們認識祖國文化。」

對於該社團準備下鄉巡迴演出，他指出：「供給（農民）適宜的娛樂為精神食糧，撫慰及應酬其勞苦。而且啟發他們從奴隸的觀念解脫出來，發揚民主意識。」

台大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也在這時走出校園公開演出。先在中山堂連續演出三天的「台大歌謠舞蹈晚會」後，繼續到台中、台南巡迴演出。演出的形式有齊唱、合唱、舞蹈、歌劇、民謠，內容有〈黃河大合唱〉、〈祖國大合唱〉、〈農村曲〉、〈王大娘補缸〉、〈青春舞曲〉等，以及大陸學生運動歌曲如〈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青春戰鬥曲〉、〈光明組曲〉、〈跌倒算什麼〉等等。歌雷主編的《橋》，刊出了幾篇熱烈的回應，〈從「麥浪」引起的〉一文說：「三年多來（按：指台灣光復後），多少人把人民真正的聲音帶到這裡來？」「他們是在傳播、在耕耘，他們想把祖國各地人民真正的聲音，廣大群眾的語言，帶到台灣來。」

〈「麥浪」舞蹈晚會觀後記〉作者更激動地說：「只有學生，只有在這個大時代的學生，才能構結出這樣的歌聲；這歌裡有血，有淚，有骨氣，有明天，相信中國只要有這歌存在，是不會怕任何侵略者來侵犯的。」作者接著憶念起：「兩年前的古城和那一群群為了爭取民主、為了反內戰，不惜一切的北平學生。」

麥浪所傳播的，其實包含著祖國大地上正受著國共內戰戰火煎熬的人民的聲音，以及為了爭民主、要和平、反內戰而走上街頭的學生的歌聲。這在就任第一天就不斷強調台灣的反共鬥爭要注意「思想」問題的台灣最高權力者眼中，不啻是「包容共匪第五縱隊的行為」。四‧六事件所逮捕的台大學生，大部分是麥浪的重要成員，就一點也不足為奇了。因為麥浪把祖國大陸人民的聲音，以及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聲音，越過海峽的隔絕傳播到反共淨土的台灣來。逮捕麥浪的學生，就是扼止了大陸人民的歌聲在台灣的傳播。

（上）

【2009/08/08 聯合報】@ http://udn.com/

台中和壽司 (參次)

第三次來‧肆人

第三次來，這次有四個人，因為有朋友的朋友...我替這家壽司店真的是介紹了不少客人，哈哈。吃的時候，朋友的朋友也稱讚好吃，還特地包了外帶回去給他哥哥吃。

因為已經是第二次在這裡分享(第一次在這邊)，所以就不用介紹太多，比較特別的就是，這次點了蚵仔壽司，還有茶碗蒸，朋友的朋友還點了魚湯和魚頭湯。

蚵仔壽司沒吃(不過他們猛叫好吃)，茶碗蒸也沒有吃(他們也叫好吃)，魚湯我就有喝到了，挺好喝的，很鮮，湯內的魚肉也相當的多。相當的大碗，點的人要有share的心理準備。

先上來的茶碗蒸

大和壽司 - 店家會幫你配的，不過我們上次來吃也是這種配法

和風小菜

鰻魚握壽司和炙干貝

鮭魚握壽司

鮭魚卵壽司‧蚵仔壽司

兩碗魚湯